第一，要研究，不要寫文章
第二，要思考，不要淺嚐輒止
第三，要創新，不要人雲亦雲。
第四，要堅持，不要輕言妥協。
第五，要動手，不要捉刀代筆。
在第四點，”要堅持，不要輕言妥協“裏提到，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十七大仍有這個目標。起草十八大報告時，覺得這個目標實現不了，建議刪除，但沒有被采納。三年後，在起草十八屆五中全會時，仍建議刪除，被采納了，改為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十九大報告也沒有再提這一目標。楊偉民稱，我們現在的發展水平，說再過三年就基本實現工業化，可能嗎？中國製造業規模世界第一，220種產品產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國產品質量居世界第一有多少啊？哪個是你原創的，擁有自己技術的企業有多少，產業鏈上別人離不開的技術有嗎？別人一斷貨，就休克了，好意思說基本實現工業化了嗎？工業化是質與量的統一，有規模沒質量，不能說完成了工業化的任務。工業化也不能僅看工業，還要看農業，我們的農業還是小農的、傳統的，離工業化國家的差距不是一星半點。
以下為楊偉民的演講全文：
原創： 清華規劃研究中心
起草文稿的“五要、五不要”
——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18年夏季畢業典禮上的講話
楊偉民，2018年7月7日
楊偉民，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原副主任，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兼職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中心主任。
非常榮幸參加這個盛典。對本屆畢業生們圓滿完成學業、對老師們又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表示衷心祝賀。
我過去一直在政府部門工作，大半生幹的就一件事，碼字。成千上萬的漢字，如何組合、如何配置才能有用，才能實現效率最大化呢？我把自己30多年組合文字的體會說給大家聽聽，也許對大家今後會有點用。
第一，要研究，不要寫文章。好的文稿是研究出來的，不是做文章做出來的。寫不出來、寫不好的，肯定是因為沒有想法，沒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夠。我們的研究，不同於研究機構的研究，屬於問題導向型、對策建議型、方案比選型研究。研究方式也不是事先列個課題，拉開架勢寫，很多情況下，研究是貫穿到一篇文稿從拉提綱到成稿的幾十遍的反反複複的修改中的。
要研究，是因為責任重大。我們的研究成果直接體現為總書記的講話、黨中央的文件、全國人大批準的規劃，成為黨中央決策、國家意誌、政府工作重點。如果新詞很多，口號很響，空話套話滿滿，但看了以後，不知道怎麽幹，這樣的文稿，就不是好文稿。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反複研究的結果，不是為了寫文章寫出來的。
2012年第4季度到2015年，經濟運行麵臨“四降一升”，增長速度、財政收入、企業利潤、工業品價格持續下降，金融風險上升。“四降一升”，關鍵點在哪裏？反複研究討論，大家最後認為是價格，是工業品價格連續50多個月的下跌，帶來企業利潤、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的下降。價格為什麽跌，是需求不足，還是產能過剩？是總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是需求側問題，還是供給側問題。當時，鋼鐵、煤炭價格連續兩年下降，但全社會表觀消費量卻在減少，供求規律為什麽失效了？原因不是基建投資規模小、增長速度慢等需求不足的問題，而是鋼鐵、煤炭的產能產量達到了物理性峰值。
所以，“四降一升”是現象，主要矛盾是結構性失衡、主要方麵在供給側，深刻根源是僵屍企業不能及時出清這類要素配置的扭曲。這種情況下，刺激需求，增發貨幣，加大投資，不僅邊際效益遞減，而且會加劇產能過剩和金融風險。習近平總書記及時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告訴大家要幹正確的事，重點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經過近一年的努力，2016年10月價格穩住了，第4季度增長也穩住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我國1998年以來一直奉行的擴大需求政策的顛覆性變革，是宏觀調控的方向性改變。治大國如烹小鮮。沒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比選，是不敢提出這種顛覆性思路的。
第二，要思考，不要淺嚐輒止。對任何問題，都要深入思考，刨根問底，多問自己幾個為什麽，像剝洋蔥一樣，由表及裏，一層層剝，找出最終的病根。這樣形成的看法，肯定是獨特的。
大家都知道北京患病了，而且病得不輕，交通擁堵、汙染嚴重、水資源短缺，房價過高。有的認為是外地人來的太多，千方百計控製人口，但為什麽越控製人越多呢？人是跟著就業崗位走的，農業社會人跟著耕地走，工業社會人跟著功能走，功能來了，就業崗位來了，人就來了。既要建設政治中心、經濟中心、總部基地、工業基地、商貿中心、物流中心、交通樞紐、航運中心，又要成為文化體育中心、教育醫療中心、科技研發中心，所有功能集於一城，就堵不住人口的蜂擁而入、房價的蒸蒸日上，也難免擁擠不堪的交通、頻頻光臨的霧霾。北京的城市病，病根是功能太多，功能走了，人才能走。治療城市病，必須動外科手術，疏解北京功能。疏解到哪裏去呢？重點是天津、河北，這就有了京津冀協同發展，才有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區。
第三，要創新，不要人雲亦雲。創新是起草文稿的靈魂。解決中國特有的發展難題，既不能全盤照搬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經濟學，必須敢想，敢於突破理論的、體製的條條框框，有創新性思維，超前性意識。
起草十八屆三中全會時，起草組工作班子的領導就要求大家創新，在哪些方麵創新呢？作為改革文件，必須在基礎性製度上創新。中國40年的改革，一直是圍繞兩條主線展開的，一是產權製度或所有製改革，二是市場化改革。最後，反複研究討論，把過去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這種創新，其意義不亞於當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年雖然提出了這一改革方向，但沒有定義清楚什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基本點上留下了尾巴。改為決定性作用，就是要告訴全黨全社會，雖然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共同規律我們必須遵守。
再如，套用西方的基尼係數來衡量我國的區域差距就是正確的嗎？這能成為政策方向嗎？經濟理論需要抽象，可以抽象掉東部地區和青藏高原的海拔，但製定經濟政策如果也抽象掉這種海拔，就會犯曆史性錯誤。區域協調發展，絕不是要縮小青藏高原的GDP差距。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三級，生態極其重要，若為了縮小差距、增加GDP而盲目開發、過度開發，對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將是釜底抽薪式的毀滅性破壞。基於這樣的創新性、超前性思維，我們在2003年提出了主體功能區的概念，各地區應該按照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製開發、禁止開發的主體功能定位推動發展。隨後，又提出了空間均衡、空間發展、空間結構、空間規劃、空間治理、生態產品、開發強度、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等一係列概念，成為中國生態文明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要堅持，不要輕言妥協。真理是堅持下來的。“不唯書、不唯上，隻唯實”應該是文稿起草者的職業準則。對各方麵意見，有些不得不妥協；有些能堅持就堅持，能堅持多久就堅持多久。堅持下來的內容，往往最亮眼的、最有用的。
在編製“十一五”規劃時，我們提出主要汙染物減排10%的約束性指標，盡管有關方麵一直不同意，但我們一直堅持，並請當時的國家發改委主要領導事先向國務院領導小範圍匯報一次，這樣國務院領導事先有了思想準備。第二天國務院全體會討論時，有關方麵剛要提出不同意見，就被國務院領導擋回去了。事後看，二氧化硫和COD減排10%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就看你是不是真幹。十八大報告對生態環境形勢的判斷說得很重的，即“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汙染嚴重、生態係統退化”。當時有的領導認為說過了，但我們堅持不改。十八大一結束，北京就遭遇了嚴重霧霾，後來大家說，幸虧沒有改。
當年提出主體功能區時，國家發改委內部就有不同意見，我們堅持下來了。在中央研究“十一五”規劃建議時，工作班子激烈爭辯，說服了大家，堅持了下來。後來起草組討論時，有的地方領導不同意，說限製開發就是限製發展，當時兩位部級領導堅持了沒有改。
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十七大仍有這個目標。起草十八大報告時，覺得這個目標實現不了，建議刪除，但沒有被采納。三年後，在起草十八屆五中全會時，仍建議刪除，被采納了，改為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十九大報告也沒有再提這一目標。我們現在的發展水平，說再過三年就基本實現工業化，可能嗎？中國製造業規模世界第一，220種產品產量世界第一。但是，中國產品質量居世界第一有多少啊？哪個是你原創的，擁有自己技術的企業有多少，產業鏈上別人離不開的技術有嗎？別人一斷貨，就休克了，好意思說基本實現工業化了嗎？工業化是質與量的統一，有規模沒質量，不能說完成了工業化的任務。工業化也不能僅看工業，還要看農業，我們的農業還是小農的、傳統的，離工業化國家的差距不是一星半點。
第五，要動手，不要捉刀代筆。自1989年進入政府部門後，我的職務在變，從主任科員升到副部，但有一條沒有變，就是堅持自己動手、自己動筆、自己動腦（電腦），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一個標點一個標點地摳。中央財辦就是這樣一種工作方式，領導班子成員都是親自動手，官越大，寫的越多。
要動手，是要把握文稿之魂。各個部分可以分工負責、寫出初稿，但好的文稿，要求主持者按照統一的想法統稿修改，這樣才能有貫穿全篇的思想，一以貫之的邏輯。
要動手，是職責所在。起草文稿也是一種權力，是對決策的影響力。手中這隻筆，重如泰山，自己不動筆，就意味著放棄了權力，更是一種失職。
要動手，也是個人成長的需要。大腦要用，文筆要練。不動腦，就出不了好主意；不動手，就練不出好文筆。沒有好主意、好文筆，就跟不上時代，隨時會被時代“調整”掉。
要動手，是因為把起草文稿當作事業。這樣，就能寫出樂趣、寫出快樂、寫出人生價值。
我給大家說這些，不是讓大家從事這個職業。碼字其實是很苦的，一旦上了車，很難下來，所謂的樂也是不過是苦中求樂。
再次祝賀大家、祝福大家！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