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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逃離美國

(2008-10-02 05:38:16) 下一個
近來博客更新的間隔拉得越來越長了。老故事已經講完,當下的生活一成不變,似乎也沒有什麽可以與人分享的。回國還是留下,是本虎近來心中想得最多的問題,盡管自己的答案從來到日內瓦第一天到現在並沒有改變過,但不知道怎麽才能證明給所有試圖說服我留下的人們--我的選擇是適合我的。

    為什麽不說“我的選擇是正確的”,那是因為這個世界上的正確與錯誤都是人為界定的也是因人而異的。因此我不想判斷也無需他人為我判斷是非曲直。就像那一年我從美國義無反顧地回到北京。

    那一年是1999年,9月2日是我離開北京赴美的日子。確切地說,從9月1日的晚上我已經開始動搖那份本來就不堅決的赴美之心。也不知道之前是怎麽被說動的,我一向不是個崇洋媚外的人。如果說那時候從未走出過國門,屬於井底之蛙得見識的話;那麽即便是在九年後有了6年海外生活體驗的今天,我依然對西方文化沒有任何親近感。

    當時之所以能動心前往,恐怕是在25歲那樣的年紀,對於夢想還有一些渴望和衝動。那一年去美國的目的是花3年時間學一個傳播學的碩士學位回來,以改變我作一輩子會計的枯燥人生。在準備階段,我還是非常向往的,但我的向往完全是對那個學習領域以及未來全新的工作領域的憧憬,對於出國本身則是一種無奈地接受。到了臨行前的那一晚,飯後專門到長安街再看一遍北京夜景的時候,我已經有一種就此就被扔得遠遠的悲傷情緒。

    帶我同行的是一位已經在美國生活工作多年的阿姨,從機場上小高等幾位同事把我交到她手上,我就開始提前感受地道的美國化。先把我按到一個輪椅上,走殘疾人特殊通道,雖然我承認這種方式的便捷高效,是對殘疾人的一種善意的照顧,但是也提前把我就這樣和祖國人民隔離了,以至於連專程趕來送我的李姐姐都沒能在正常的旅客人群中找到我,我們就這樣被分開了。

    我們前往的城市是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九月份了還是40度左右的高溫。要說有什麽特別感受,那就是街上的汽車種類明顯繁多,而且每一輛在火辣辣的陽光照耀下都像新車一樣鋥亮。90年代末我國的小汽車擁有量還是遠不如美國的,即便如此我也沒有覺得這個熱得不敢出門的地方有什麽優越。

    由於入學事宜還需要一些時間,我先借助在阿姨家裏。那是一個奶奶爸爸媽媽大伯伯兒子和一隻叫Kivi的鸚鵡組成的一個小康之家。從一下飛機,女主人問前來接機的男主人的第一句話:“鳥兒好嗎?”我就感覺到了這鳥兒在家中的特殊地位。怪不得它隨時都會自戀地大叫:“Kivi Kivi pretty bird!”

    最初的幾天,叔叔阿姨上班了,大男孩兒住校,白天的家裏隻有奶奶,鳥兒和我。從奶奶一刻不停地給我講述她和這個家的曆史中,我感受到一個在美國的中國老人的寂寞。我不禁問她道:“您喜歡美國嗎?”她幹脆地回答:“我不喜歡,可我喜歡兒子!”因為深愛兒子,老人在這片她不喜歡的土地上一直走到人生的終點,如果我沒有記錯她還被安葬在了那裏。最近,我越來越經常地想起老人這句話。如果有人問我:“你在瑞士生活六年你喜歡它嗎?”我也想說:“我不喜歡,可我喜歡我爸!”又撤瑞士來了,還是繼續說美國那一段。想家想她再加上老人的話,使我動了馬上回國的念頭,捫心自問我也不喜歡美國,我又沒有任何親人在這裏割舍不下,我為什麽要待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啊?

    我是到美國後的第三天開始向媽媽和阿姨提出我要回國的。所有人都感到很震驚,因為在阿姨幫助過的幾個留學生中,沒有一個不是欣喜若狂,感激涕零地粘在美國的,隻有我不是順毛驢兒,三天就來個下馬威。接下來的幾天,阿姨帶我去附近的各種公園、商店、飯館,想把美國的優越性更充分地展現給我,試圖留住我的心。媽媽打來電話發來長篇的傳真,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並搬李姐姐當救兵,讓她來勸說我能留下。能接到她打來的越洋電話是我那幾天最高興的事兒,聽不聽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周以後見我回國的打算依然那麽堅定,眾人也就偃旗息鼓。阿姨念我已經那麽大老遠地來了,就趁這個機會旅行一下也好。我就被動地加入了一對老夫婦的行列,一同到拉斯維加斯和洛杉磯兩個城市旅行,並從洛杉磯飛回北京。無論是奢華的都城還是刺激的好萊塢影城和充滿童趣的迪斯尼樂園,那樣也不能打動我一分一毫,一路上我隻在心裏算計著還有幾天就能回到北京。那對老夫婦碰到我這樣一個無趣的旅伴一定感到索然無味透了,現在想起這些,我感到很對不起這對伯伯和阿姨,哪怕我裝裝興高采烈的樣子也好啊!但當時最怕的是一旦流露出半點感興趣的深情,又被捉拿回鳳凰城去了。

    登上飛往北京的飛機,我幾乎興奮得手舞足蹈。後來那麽多回長途旅行,也沒有像在從洛杉磯飛回北京的飛機上那麽囂張過。本來是太興奮想喝點小酒兒好能睡會兒覺,誰知我喝了啤酒喝紅酒,不但飛機上一分鍾也沒睡著,還蒙著毯子唱起歌來:“我向你飛,雨溫柔地墜,想你的擁抱把我包圍;我向你飛,多遠都不累,雖然旅途中有過痛和淚!”

    這在多數人眼中或許該算我的一段不光彩的經曆吧。回京以後,直到現在媽媽有時候還會叫我“逃兵”。但九年過去後,我更清晰地認識到這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合適”的選擇。我是那麽依戀親人的一個人,如果當年在美國學習三年,2002年正是爸爸到瑞士工作的開始,那麽我很可能就在美國工作或者回國,不會再到日內瓦來,傳播學專業在日內瓦這個相對沉悶的城市中也不容易找到工作。這就意味著我和爸爸前後會有9年時間不在一起,那要損失多少天倫之樂啊!如今,我們幾乎沒有分離過,媽媽在去年加入了我們,我同樣取得了碩士學位,有了一些海外的工作經曆,人力資源管理這個專業從自身腿不太好的角度看也比要跑新聞的傳播學更適合我。

    那一年,我逃離美國;總有一天,我同樣會頭也不回地離開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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