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際社會學述評

西方國際社會學述評 李 毅 博士 內容提要 西方國際社會學（或稱全球社會學）的蓬勃發展，略遲於西方發展經濟學和發展政治學的發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帕森斯的社會發展理論占統治地位。七十年代，社會現代化理論、依附論、世界體係論，影響廣泛。現在，隻有世界體係論碩果僅存。主要代表人物有頗郎伊、艾森斯塔德、墨爾、佛蘭克、斯卡齊波爾、梯利、傅高義、林茨、蔡斯-丹，而影響最大的是沃勒斯坦。在亞歐非世界大體係中，中國處於核心地位一千多年，歐洲是邊緣。1865年前後，英國產值超過中國；1900年前後，美國產值超過英國；中國成了邊緣。今後幾十年內，中國產值有可能超過美國，並長期保持第一。果如此，則以中國為核心，就是人類世界體係的常態。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was slightly later than that of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cience of development. In 1950s and 1960s, Parsons’ theory was in domination. In 1970s, there wer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 Analysis. Now only World-System Analysis survived. The important figures are Polanyi, Eisenstadt, Moore, Frank, Skocpol, Tilly, Vogel, Linz, Chase-Dun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Wallerstein. In the Afroeurasian world system, China was the core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and Europe was the periphery. British GDP surpassed Chinese GDP around 1865, American GDP surpassed British GDP around 1900, and China became periphery. It is possible that Chinese GDP surpasses that of the U.S. in decades, and keeps number one after that. If it is so, China as the core would be the normality of the world system. 關鍵詞 國際社會學 全球社會學 發展社會學 曆史社會學 比較社會學 世界體係論 全球化研究 正文 國際社會學(International Sociology)，或稱全球社會學（Global Sociology），探索國際社會的結構與國際社會運動、變化、發展的規律，是西方社會學最重要的分支學科之一。國際社會學囊括了全球社會學、發展社會學（Sociology of Development）、曆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比較社會學（comparative sociology）世界體係論（World System Perspective）、全球化(Globalization)研究的主要部分。我認為，全球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個發展階段。摩爾之前是第一階段。摩爾開啟了第二階段。埃文斯與斯蒂芬的總結文章開啟了第三階段。 一. 帕森斯占統治地位的第一階段 頗郎伊 頗郎伊（Karl Polanyi）在1944年出版了《偉大的轉變：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頗郎伊分析了當代世界的起源，一直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蕭條、蘇聯的五年計劃、法西斯的崛起、尚未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認為市場經濟是方向，但有顯著的缺陷；法西斯主義就是對市場社會的缺陷的反動。工人和農民不應成為市場經濟的受害者。人類社會應該走向使工人和農民得益的市場經濟，避免法西斯主義。直到現在，美國大學社會學係一些教授還把這本書作為研究生有關討論課的教材。這本書，可以看作這門學科的起點。 發展經濟學和發展政治學的興起 全球社會學的真正發展，是在發展經濟學和發展政治學興起之後。二戰以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日薄西山。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過去是怎樣發展的，第三世界現在應該怎樣發展，成為當然課題。羅斯托（W. W Rostow）1959年出版的《經濟增長的階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是發展經濟學的力作，指出了經濟發展的五個階段：1）傳統社會，2）起飛前，3）起飛，4）走向成熟，5）大眾消費階段。對每一階段的曆史，可能出現的問題，有關對策，都有精辟的分析。奧甘斯基（Organski, A.F.K）1965年出版了《政治發展的階段》（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指出了政治發展的四個階段：1）初步統一，2）工業化，3）社會福利，4）富裕社會，對每個階段的曆史、問題、對策都有翔實的分析。 即使今天看來，這兩本大作的觀點也是基本正確的。按照羅斯托的經濟發展五階段論，中國社會正處在“起飛階段”的中期。按照奧甘斯基的政治發展四階段論，中國社會正處在 “初步統一階段”的末期和 “工業化階段”的中期。我認為，政治發展階段與經濟發展階段直接相關。確定實現普選的合適時機，必須同時兼顧經濟發展階段和政治發展階段。最佳時機，應該是在經濟 “起飛階段”已經完成，和政治發展的“統一階段”和 “工業化階段”也已完成的時候。搞得太早，比如印度，會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害。搞得太遲，比如蘇聯，可能促成社會分裂。對在中國實現普選的最佳時機必須深思熟慮，決不可操之過急，這樣對中國好，對世界也好。 艾森斯塔德 全球社會學的起步是艾森斯塔德（S.N. Eisenstadt）1963出版的《各大帝國的政治體係》（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這本書比較了中華帝國、埃及帝國、巴比倫帝國、波斯帝國、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印度帝國、阿拉伯帝國、以及歐洲諸帝國，發現這些帝國不僅包含了現代專製的種子，也包含了現代民主的種子。這些種子包括：一個相對統一和集中的國體，科層化的行政管理，精英之間為了獲得有關社會集團的支持而進行的製度化的政治鬥爭。這本書現在很少有人用作教材了。 帕森斯 二戰結束後，近三十年時間，帕森斯（T. Parsons）是美國社會學占壟斷地位的領袖人物。那時候，在某種意義上，學社會學理論就是學帕森斯。帕森斯1966年出版了《各種社會：進化的觀點與比較的觀點》（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把他此前的有關思想集中放在一本書裏。這本小冊子是一本人類社會發展簡史，正文隻有一百頁。反馬克思、反共、反華、反革命、西方中心論，愚昧、狂妄。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康莊大道就是從古希臘到今日美國的曆史。美國社會是人類發展的頂峰（或頂點）。人類社會其他部分的發展（包括中國社會從古到今的發展），都偏離了這個正確的軌道。這本書集中體現了美國打冷戰、打朝鮮戰爭、打越南戰爭的社會思想基礎，沒有什麽學術價值。今天美國的社會學研究生大部分根本就不知道有這本書，更不知道這種社會思想曾被奉為圭臬。美國大學社會學概論教材一般在第一章的後麵列出幾個社會學大師的頭像，以示尊重。我1994年初來美國的時候，幾乎每一本書都列出帕森斯的頭像。現在沒有一本書列出帕森斯的頭像，絕大部分倒是列出馬克思的頭像。美國社會學現在已經完全從冷戰思維中擺脫出來了。但帕森斯社會思想教育出來的那代人，還有不少是精英人物，這些人現在在電視上咒罵中國的語言，其社會思想基礎還是帕森斯的這一套。 其實，在社會學界，當時就有人知道帕森斯這一套在學術上根本不能成立。帕森斯在哈佛曾經是著名社會學家索羅金的學生。我的碩士是在密蘇裏大學主校讀的。係上有個有些名氣的老教授叫班森（Benson）。我親耳聽班森講：班森做研究生的時候，索羅金到班森的學校講學。那正是帕森斯如日中天的時候。下課以後，班森等幾個研究生把索羅金拉到酒吧喝啤酒。問索羅金對帕森斯的評價，索羅金不講。喝下幾杯以後再問，索羅金說：帕森斯的東西，百分之五十是胡說八道， 百分之四十五是老生常談， 隻有半分之五是好東西，都是從我這兒偷的。 二. 摩爾開啟了第二階段 摩爾 摩爾（Barrington Moore）1966年出版了《專製與民主的起源：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地主與農民》（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這本書現在美國大學社會學係還普遍用作研究生有關討論課的教材， 所以我把這本書作為第二階段的開端。 這本書五百多頁，一共九章。頭六章篇幅很長，分別分析英國、法國、美國、中國、日本、印度的社會發展道路。後三章很短，做一些總結和分析。為什麽英美走了議會民主的道路，中蘇走了革命的道路，德日走了法西斯的道路，而印度又有所不同？摩爾認為，這要從每個國家前工業社會農村中地主和農民的不同關係中去找原因。他認為，農產品商品化的不同形式是關鍵過程，因為它在提供食物的同時，產生了賦稅的來源。摩爾是哈佛教授，這本書寫了十年，一邊寫，一邊在課堂上給學生講。本來還有德國和蘇聯兩章，寫不完。這本書在資料上下的工夫非常之大。我認真研究了這本書的參考文獻中的中國部分。可以說，當時英文世界能夠找到的有關中國社會的重要資料摩爾全都用了。 這本書的巨大貢獻在於它的方法論意義。它通過研究曆史、確立典型、解剖麻雀，通過分析主要國家的社會發展道路，試圖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這就使得這門學科從帕森斯那種意識形態掛帥的迷霧中解放出來，走上了科學研究的軌道。下麵馬上要討論的斯卡齊波爾和梯利都是摩爾課堂上教出來的學生。 斯卡齊波爾 斯卡齊波爾（Theda Skocpol）1979年出版了《國家與社會革命：法國、俄國、中國的比較分析》（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這是一本關於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這人類三大社會革命的比較研究。與摩爾研究農產品商業化有所不同，斯卡齊波爾直接研究國家與革命，探尋三大社會革命的原因與後果。在摩爾和沃勒斯坦世界體係論的洞見和研究基礎之上，她考察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和世界體係之間的關係，發現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直接源於這三個國家統治階級的無能，源於這三個國家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失敗，源於這三個國家在世界體係中地位的下滑。而三大革命的結果，是出現了三個全新的勵精圖治的統治階級，是這三個國家的國力大為增強，是這三個國家在世界體係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簡言之，革命有理，革命有功。這就把帕森斯的那套反革命理論完全顛覆了。 美國社會學界有些人直到現在還說這本書在處理資料方麵有問題，不夠嚴謹。這本書我認真讀過不止一遍。我認真研究過這本書的參考資料中有關中國的部分，參考資料之全之精不在摩爾之下。有關中國的行文中也沒有明顯的常識性的錯誤。有關解放後的部分，線條的確粗了一些，但這不是她的問題，由於中美長期隔絕，當時能夠找到的資料隻有這些。 這本書是美歐社會學的劃時代著作，一出版就洛陽紙貴，今天還是美國大學社會學係研究生有關討論課的必讀教材。斯卡齊波爾因此成為著名社會學家，但也因此出了一件著名的案子。一般情況下，美國大學講師轉副教授叫做評終身教授，相當一部分人評不上，必須走人。斯卡齊波爾留哈佛任教，有這樣的大作在手，評副教授時居然評不上，被開除了。這顯然是政治報複，但難以回擊。斯卡齊波爾上法院告了哈佛，不說是政治原因，說是性別歧視，打贏了官司，拿到了哈佛終身教授。此事在美國學術界引起了不小的波瀾。美國政治學會還曾把斯卡齊波爾選為會長，明確表示了對美國社會學界有關人士的不滿、反感、抗議。 梯利 梯利（Charles Tilly）也是摩爾的學生，有兩本名著。一本是1984.年出版的《大結構、大過程，大比較》（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這本書現在還是美國大學社會學係研究生方法論討論課的通用教材。這本書正文最後一頁有一個著名的段落，代表了美國社會學目前的共識、境界、水平： 在我們這個時代，很難想象，要對長期的結構變遷建立任何有效分析，我們可以不把這個變遷直接或間接地同兩個相互依賴的巨大過程聯係起來：民族國家的建立，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形成。我們麵對的是把大結構、大趨勢、大比較整合到曆史中去的挑戰。(Tilly, 1984, 147) 梯利的另一本名著是1989年出版的《強製，資本，歐洲國家，990年到1990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這本書研究歐洲主要民族國家是怎樣形成的，用作教材的情況不多。我在美國社會學年會上見過梯利給一、兩千人作報告講這本書。這本書論證了戰爭在歐洲各國建國過程中的顯著作用。一個國家的戰爭行為，無論防禦或進攻，都需要榨取：納貢、租金、現金流通稅、債券和收入，這些都反過來使得國家更加卷入裁定、分配、生產、監督、社會一體化。對中國人來講，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常識，秦以後兩千多年這個統一的中國，就是五百多年春秋戰國打仗打出來的。 這本書還試圖探索古代中國成功建立國家的原因，但他沒有找到正確答案（第127-130頁）。梯利發現，中國與歐洲有重大區別：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和中世紀歐洲的無政府狀態很相似，周期性的造反和邊患威脅到國家的統治。但是，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後，中國大得讓歐洲人無法想象。一個朝代衰落了，另一個朝代起而繼之。然而，羅馬帝國衰落後，再也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擁有同樣的幅員。梯利認為，歐洲自下而上的社會結構相比其自上而下的政府結構，更為完整、連貫、周延，這是試圖在歐洲大陸重建羅馬帝國多次失敗的主要原因。我在拙著《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第二章討論了梯利的這個解釋是不成立的，此不贅述。 《大國的興衰》 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1987年出版了《大國的興衰：1500年到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一經出版，即成經典，成為各國政治、軍事、思想界領導人的案頭書。中文版1989年出版，多次重印，廣為引用，影響很大，故此不贅述。我在美國曾用此書作本科生教材，一些學生反映，生字不少，讀起來不容易，我才明白，為什麽該書在美國沒有普遍用作教材。我認為，在全球社會學、國際社會學、發展社會學、曆史社會學、比較社會學、世界體係論 、全球化研究所有這些領域和學科中，不要說超過，目前還沒有一本書能接近《大國的興衰》的境界和水平。這本書可以成為中國研究生和高年級本科生有關課程的主要教學參考書。 這本書也有不足之處。秦統一之後，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一直是人類文明的頂峰和燈塔，中國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產值占世界三分之一，兩、三百年的羅馬帝國和一、二百年的蒙古帝國隻是曇花一現，直到1865年前後英國產值才超過中國。要講大國興衰的實踐和理論，首先要研究中國這個大國是怎麽興起來的，又怎麽衰下去被英國超過了。下麵要討論，直到最近幾年，這個問題才變成西方社會學的研究課題。 現代化理論與依附論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就當代國際社會的發展規律，主要形成了三種理論：現代化理論，依附論，世界體係論。現在，現代化理論和依附論已經自行退出了曆史舞台，因為這兩種理論存在著嚴重的不足和缺陷。現代化理論把一切事物都分為傳統的和現代的，認為二者可以截然分開，認為隻要勇於拋棄傳統、走向現代，社會就能很快現代化。“現代化理論”中的“現代”和“傳統”這兩個核心概念有致命的失誤。比如，美國有個參議院，古羅馬也有個參議院，日本有個天皇，英國有個女王。參議院、天皇、女王都是“傳統”的，但美國社會、日本社會、英國社會卻都是“現代”社會，可見傳統和現代是無法截然分開的。我們可以找出無數這樣的事例。正是現代化理論在傳統和現代這兩個核心概念上的失誤導致了自身的解體。我們在使用現代化這個詞的時候，必須把它嚴格界定於工業化、城市化、民主化這三個要素，不可以隨意附加任何其他東西。 依附論源於拉丁美洲研究。一百多年前，拉丁美洲有些國家和美國發達程度差不多，現在差了很遠，為什麽？依附論認為，是因為美國強大以後控製、掠奪拉丁美洲，拉丁美洲被迫依附美國。到了八十年代，用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情況一比較，依附論顯然就有問題了。亞洲四小龍在發展過程中對發達國家的依附程度，並不在拉丁美洲之下，為什麽亞洲四小龍能發展，拉丁美洲就不能發展？顯然，除了外因以外，還要找一找內因，下麵就要討論傅高義關於東亞模式的研究。依附論能否解釋拉丁美洲，可以討論。依附論不能解釋全世界，就不言自明了。 由於這兩個理論自行退出了曆史舞台，世界體係論就自然變成了這門學科的唯一理論。 三. 歸於世界體係論的第三階段 埃文斯與斯蒂芬的“發展與世界經濟” 在介紹這篇文章之前，先介紹一下美國社會學界的出版情況。做學者，做學問，就要搞研究。研究出來一點東西，就要寫文章。研究出來的東西多了，就要出書。和中國一樣，美國大一些的大學都有出版社。和中國不一樣，美國眾多有關社會科學的出版社是私有的出版公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其中有幾個在競爭中成了大的出版公司（集團）。 美國數得上的社會學刊物有一、二十個，大一點的有三個。一個是《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是美國社會學會辦的。一個是《美國社會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係辦的。一個是《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是北卡洛萊納大學社會學係辦的。這三個雜誌的大多數文章，不要說美國老百姓不看，社會學本科生不看，就是大多數社會學研究生和大多數社會學教授一般也不看。原因在於，美國社會學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分科很細，細到隻有很少同行知道你在幹什麽。這些雜誌的多數文章一般隻講一個很小很小的小事情，而且是對調查問卷的統計分析，不僅與社會大眾無關，就是與其他絕大多數社會學家也無關。 在這些雜誌之上，有一個《社會學年鑒》（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每年出一本。美國社會學有幾十個分支領域，每隔五年八年，《社會學年鑒》就請一個人，把這個分支領域近年來的發展寫個總結，介紹一下。這些總結篇幅都不長，但內容都很豐富，因為是幾百部著作、文章的總結。研究生要考試，或者要做學問，教授會介紹你去《社會學年鑒》看你這個領域的總結。幾十年來，美國社會學有關中國的研究，《社會學年鑒》已經發表了四個總結，我在拙著第一章第一節介紹了這四個總結。 在年鑒之上，是《社會學手冊》（Handbook of Sociology）。《社會學手冊》不是一個小手冊，而是一本很大很厚的書。一般有二十多章，每章介紹社會學一個重要分支的總貌。1943年出了第一本，1988年出了第二本，2006年出了第三本。由於在這裏不便討論的原因，第三本的質量和影響力沒有超過第二本。 埃文斯與斯蒂芬（Evans, Peter B and Stephens, John D）的這一章，是1988年出版的第二本《社會學手冊》中關於這門學科的總結，標題是“發展與世界經濟”（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y）。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總結，全麵介紹了發展社會學、全球社會學、國際社會學、曆史社會學、世界體係論從馬克思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發展概貌和主要成就。在《社會學手冊》中給這個學科一章，說明這個學科已趨成熟。這麽好的總結，後來再也沒有見到。所以，我把這篇文章，作為第三階段的開端。 該文總結到，遲發展者“為了動員資本和壓低工資，傾向於喜好專製政府”。國際環境“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製約條件”，對遲發展者尤其如此。“外部壓力強迫各國尋求合適的軍事組織結構，而軍事組織結構又反過來重鑄了國家的內部結構。國家內部權力分配的變化又影響未來的政策和統治方式”(Evans and Stephens, 1988, 744)。 對遲發展者，市場的有效運行常常與強大果斷的國家政權相連，而市場失靈往往源於國家沒有自主權和政府低能……戰後的日本、四小龍和目前中國的強勁崛起，都顯示出國家幹預同市場導向相結合十分有效。有關研究表明果斷的國家機器有助於有效的市場導向政策，同時也表明使私營企業缺乏自主權和政府低能的國家機器必然破壞市場、傷害發展。 國家政策和市場當然不會隻向一個方向運動。政治考量決定了通往工業發展的國家政策，但這些政策反過來對國家的政治基礎產生影響……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增加財富、提高教育水平和識字率、發展大眾傳媒、促進收入平等、擴大中產階級，這些反過來又促進了政治民主化。(同上， 744-752) 中國革命勝利之後的社會發展曆程顯示中國的發展道路符合上述所有方麵，是典型的遲發展者。 傅高義 與美歐相比，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走了一條不同的發展道路。對東亞發展模式的研究，汗牛充棟。但其中公認的經典，則是傅高義（ Ezra F. Vogel）1991年出版的《四小龍：工業化在東亞的伸展》（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傅高義發現，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的東亞發展模式包括五個發展環境要素（第85-91頁）和四個製度文化要素（第92-103頁）。五個發展環境因素是：1）美國的援助；2）舊社會秩序的瓦解；3）社會經濟發展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迫切性；4）一隻渴望工作的、數量龐大的的勞動大軍；5）亞洲四小龍熟悉日本模式。四個製度文化要素是：1）基於學曆和政績選拔出來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式的政府精英；2）統一的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科舉）；3）社會的集體主義；4）自立自強、自我奮進的個人奮鬥。傅高義把這四個製度文化要素合稱為“工業化的新儒家”。 目前，國內外都在探索什麽是中國的發展模式。我以為，如果我們把美援換成中國革命，傅高義總結的這個東亞發展模式就是今日中國成功發展的基本模式。這是毫不足奇的，中國本來就是東亞文明的發源地和主體，台灣和香港根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所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成就，隻不過是作為東亞文明發源地和主體的中國的蓬勃發展和重新崛起的一個前哨戰而已。 林茨和史蒂芬 林茨和史蒂芬(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han) 1996年出版了《民主轉型和鞏固過程中的問題：南歐、南美、蘇東》（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一經出版，該書即刻成為美國大學研究生院有關民主化課程的通用教材。這本書有力批駁了民主化研究中的流行的謬誤，把有關民主化的研究推進到一個係統化、科學化的新階段。這本書是多年研究的結果，林茨作了三十年，史蒂芬作了二十年。該書第二編分析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第三編分析巴西、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第四編分析俄國和東歐諸國。該書的精華是第一編第一章，建立了關於民主的係統的理論。 林茨和史蒂芬這本書是對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93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s Century）的強力批判。亨廷頓這本書是歡呼蘇東劇變的。認為世界各國的民主化可以分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的時候，實現民主要幾十年、上百年時間，到了第三次浪潮，幾周甚至幾天就能實現民主。民主並不難，隻要一搞市場經濟，一普選，民主就實現了。市場經濟加普選的民主化，必將很快席卷全球。“民選的政府可能沒有效率、腐敗、短視、無法采納為人民服務的政策。這些特征使這些政府不理想，但不能說這些政府不民主”（第10頁）。亨廷頓這本《第三次浪潮》，文筆有很強的煽動性，很快翻譯成各種文字，在全球熱賣。 林茨和史蒂芬這本書，全麵批判了亨廷頓的觀點。他們直指亨廷頓的觀點是“選舉謬論” （electoralist fallacy ）。他們指出，認定民主化就是“選舉加市場”是有害的，而更有害的是以為民主化可以成為一種“浪潮”。林茲和史蒂芬指出，要實現民主，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和五個重要條件。先決條件是必須先有一個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如果國家認同有問題或有人鬧分裂，民主就搞不成（第7頁）。五個重要條件是：1）一個有結社和通訊自由的公民社會；2）一個有自由和包容性選舉形成的凝聚力的政治社會；3）法製的立憲政體；4）一個有理性和法製的科層規範的國家機關；5）一個有製度化的市場的經濟社會。這五個條件，沒有一個條件是能夠在短時間形成，更不用說完善。 在前言中，林茨和史蒂芬實言相告，該書本來有亞洲一編。在研究了幾個亞洲國家之後，他們發現，西方的這一套關於民主的概念、理論、製度、政策，和亞洲的社會現實有相當大的距離，西方的民主理論和亞洲的民主實踐很難找到連接點，因此他們幹脆把亞洲這一編放棄了。該書還專門提到台灣，說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存在獨統問題，不符合實行民主的先決條件。 “世界體係論” 1995年《社會學年鑒》有一個專章就叫“世界體係論”，由蔡斯-丹和格萊姆斯（Chase-Dunn, C. and P. Grimes）撰寫，全麵介紹了世界體係論。《社會學年鑒》出專章這件事本身就是美國社會學對世界體係論的學術地位的再一次正式確認。世界體係論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74正式創立的。這一年，他出版了多卷本著作的第一卷：《當代世界體係1：十六世紀資本主義農業與歐洲世界經濟的起源》（Modern World-System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世界體係論認為，人類世界由民族國家構成，民族國家可以分為三類：核心國家（core），半邊緣國家（semi-periphery），邊緣國家（periphery）。發達國家是核心國家，發展中國家是邊緣國家。體係一經形成，發展中國家很難通過走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變成發達國家，如同現代化理論倡導的那樣。相反，體係本身傾向於使發展中國家永遠處於邊緣地位。除了個別向上、向下流動的事例以外，核心國家總在核心，邊緣國家總在邊緣。兩者之間是一些半邊緣國家，兼有兩者的特性（第389頁）。與中國或羅馬帝國不用，現代核心國家不是一個國家，而是幾個國家，其中有一個是霸主。與以往的藩屬進貢製度不同，現代世界體係來源於資本主義積累。（第390頁）。 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以往的世界體係是由尊貴商品交換（prestige goods exchange）形成的。由此，亞非歐大陸世界體係的產生，就不止500年曆史，而是5000年曆史，那時候同樣有核心，有邊緣（第391頁）。在那個亞非歐大世界體係中，中國是核心。歐洲是落後的邊緣，向中國出口銀子，換取絲綢和瓷器。這個前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在宋朝的時候，差一點變成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十七世紀歐洲的那些資本主義城市是半邊緣。這種半邊緣狀態，使資本主義便於產生（第394頁）。中國的影響力早就遠達中東，比多數世界史學家們以為的要早得多。直到十八世紀末，歐洲是邊緣，中國是核心。1825年的時候，倫敦要比北京小得多（第395頁）。 在現代世界體係中，相對而言，核心國家是資本密集型產業，邊緣國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自然形成不平等交換，使得核心與邊緣之間的流動非常困難。但也有例外。日本1880年之後從邊緣流動到了核心（第396頁）。美國更是成功地從邊緣流動到半邊緣，到核心（1880），最後成為霸主（1945）。核心和霸主地位源於經濟上和軍事上的不斷創新。一個國家是核心還是邊緣，最終是由這個國家在世界經濟總產值和世界軍事費用中的比重所決定的（第397頁）。 世界體係的演變 蔡斯-丹和霍爾（Chase-Dunn, Christopher and Thomas D Hall）1997年出版了《興起與衰落：比較不同的世界體係》（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Systems）。這部著作分析了公元前500年之前的小世界體係，分析了亞非歐大世界體係怎樣從公元前500到1400年逐步形成，這個世界體係怎樣演變，後來怎樣從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係變成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係。這本書學術價值很高，但文字很晦澀。美國的研究生看起來都很吃力。我以為這些研究生小時候沒有好好學語文，所以看起來吃力。後來，有個老教授給我說，他看起來都很吃力，我才明白這本書的文字真的晦澀。這是一部力作，解決了一些世界學術界多年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 該書直言，直到十八世紀，中國一直是亞非歐世界體係的中心。歐洲長期處於世界體係的落後的邊緣，向中國輸出金銀換取絲綢和瓷器，以滿足歐洲上層階級的需要。對歐洲人來講，尋找能在對華貿易中替代金銀的東西，是個艱苦而漫長的事情。他們最後找到美國西洋參和印度鴉片作為進口替代。“歐洲和西亞都力圖獲得進口替代品，以避免昂貴的對華貿易，並通過賣給臨近的國家賺錢”(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91)。中國在亞非歐世界體係中坐頭把交椅不是依靠軍事力量。“而是主要由於中國經濟和技術的先進性造成的不平等交換……‘技術尋租’是歐洲和中國之間不平等交換的基礎。” (同上，191-192) 。 過去一百多年來，社會學一直麵臨一個難題的挑戰。中國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是什麽？該書詳細研究了這個問題，發現這是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於某種文化上的原因或社會組織上的原因： 資本主義崛起的關鍵不是歐洲封建社會文化上的獨特性和社會組織上的獨特性：既不是歐洲國家之間主權的相互分割，也不是歐洲基督教王國的規範性和諧。不如說，是歐洲封建社會的背景，一個非常分散的、非常脆弱的朝貢製的積累方式，積澱在亞非歐大陸的尊貴商品生產銷售網絡的市場力量之中，使資本主義積累方式最終取代了朝貢製的積累方式。不是東方衰落了，而是西亞和東亞朝貢製的持續強勢阻礙了資本主義在那裏成為主導。歐洲是在合適的地點與合適的時間迎接了資本主義主導的興起。(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89-190) 《白銀資本》和《大分流》 佛蘭克（André Gunder Frank）1998年出版了《重新定位：世界經濟在亞洲時代》（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9年中譯本就出版了，名為《白銀資本》，在國內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故此不贅述。佛蘭克是依附論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也是世界體係論的重要創始人之一， 七十年代就是大家。1957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可能難以想象，他的導師居然是自由主義大師佛裏曼。畢業後先在美國作教授，1962年去南美。1973年尼克鬆、基辛格把智利阿連德政府顛覆在血泊中，佛蘭克不得已逃往歐洲，重新作教授。佛蘭克在南美十年，有時候行蹤清楚，比如在智利作教授。有時候行蹤不清楚，對此所有英文出版物都諱莫如深。一般認為他參加過南美遊擊戰，和中央情報局血拚過，他本人不承認，不否認。他不是一個在書房裏玩學問的小知識分子，而是一個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實踐社會理論的英雄。2005年，英雄辭世，特此向英雄致敬。該書出版後，北京學術界熱情接待過他。正如中譯本讀者所熟知，和上述早一年出版的《興起與衰落》一樣，這本書徹底批判了歐洲中心論的謬誤，還原了中國曾經長期是世界體係中心的曆史真相。這本書雖然在美國學術界有很大反響，但也沒有普遍用作教材，原因也是生字太多，學生不容易讀。 正是在這樣一個恢複曆史真相的潮流之中，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2000年出版了《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譯本即刻出版，也在國內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故此不贅述。如中譯本讀者所熟知，這本書也批判了歐洲中心論的謬誤。這本書的文字也不容易讀。 韋伯錯了 十多年來，在一些像佛蘭克、蔡斯-丹這樣的名家、名著帶領下，美國社會學界也開始從以往對世界曆史、歐洲曆史、中國曆史的錯誤認識中解放出來。美國社會學的這些錯誤思想有不少來自韋伯。眾所熟知，韋伯認為歐洲先進、中國落後是有原因的。在思想上，儒教落後，新教先進。中國雖然有科層製，但歐洲的更為正式而理性。在法律上，中國法律不理性（rational）、不正式（formal），西方法律正式而理性（formal rational）。韋伯這些思想，都是完全違背曆史事實的，都是錯誤的。如前所述，傅高義就論證了，古代中國的一些思想和製度不僅不阻礙工業化，更是快速工業化的重要條件。 瑪仕（Robert M Marsh）2000年在《美國社會學雜誌》發表了“ 韋伯對傳統中國法律的誤解”（Weber’s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韋伯自己不懂中文，連韋伯自己也承認沒有看到多少中國法律的資料。中國法律要比韋伯想象的係統、正式的多。中國法律的隨意性遠比韋伯想象的小。中國法律專家遠比韋伯想象的多。即使按照韋伯自己的定義，中國法律也比韋伯想象的要“理性”的多。而按照韋伯自己的定義，韋伯時代的歐洲法律的“理性”也很有限。瑪仕的研究成果並非偶然。瑪仕1980年就出版了《中國官員：中國精英的循環，1600-1900》（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 in China,1600-1900）一書，我認為，這是英文世界有關中國古代社會分層的最佳著作。 凱瑟和蔡勇（Edgar Kiser and Yong Cai）2003年在《美國社會學評論》發表了“戰爭與科層製在秦國：對一個反常案例的探索”（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直到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還沒有中央政府。古羅馬也沒有。中國是例外，秦朝就有了（第511頁）。秦朝的政府製度一傳就是兩千多年，直到清朝，一脈相承（第512頁）。秦朝的戰爭最頻繁、最慘烈，秦朝比任何前現代國家都更為科層化。戰爭產生國家（第513頁）。韋伯認為，戰爭促成科層化，不打仗的政府沒有科層化的動力，要打仗就要有更有效的科層化，不能有效科層化的政府就要打敗仗（第514頁）。1450年以前歐洲沒有科層製政府，因為沒人知道科層製政府是個什麽樣子。戰國時代，要打大仗，要有大部隊，大部隊的科層職為文官政府提供了模式（第516頁）。修運河，修馳道，修長城，都要求有一個中央集權製的文官政府。韋伯隻認識到科層製有自我的持續性，實際上，科層製的持續源於科層製保持和提高了通訊、交通、文牘的“技術優勢”（technical superiority）（第517頁）。春秋戰國時期科層製取代貴族封建製的首要原因是戰爭規模巨大。戰役用兵一般十萬至五十萬，戰役傷亡一般一萬到四萬，長平之戰傷亡竟達四十五萬。秦軍最多時帶甲百萬（第520頁）。大型軍隊的規章製度、紀律嚴明、賞罰分明為科層製文官政府的形成提供了模式（第521頁）。科層製取代貴族封建製最先在中國實現，主要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規模超過了1800年之前世界上任何地方（第522-525頁）。和古代中國相比，古羅馬根本就沒有一個領工資的專業政府（第534頁）。 今日世界概論 今日世界是個什麽樣子？是否有一本學術著作向讀者介紹一下當今世界的概貌？沒有，當今英文世界還找不到這樣一本學術著作。如果一定要找，那就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2001出版的《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二十一世紀的外交》（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一出版就碰上九一一，基辛格馬上在重印時加寫了一個序言。該書在美國是暢銷書，也普遍用作輔助教材。該書共七章，以美國為中心分析世界，第一章是美國概論，第二章是歐洲概論，第三章是拉丁美洲概論，第四章是亞洲概論，第五章是中東與非洲概論，第六章討論全球化，第七章討論美國繼續稱霸二十一世紀的理論基礎。語言雋永、典雅、平實，既有恢宏的氣度、充滿智慧，又沒有一絲一毫的學究氣。基辛格是美國現實主義思想流派的大師和領袖。在理論上，他是哈佛年輕教授出身，從政之前就有多本大作。在實踐上，他為確立美國今天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立過赫赫功勞。美國今天能獨步全球，與美國統治階級中有基辛格這樣偉大的思想家和戰略家是分不開的。該書中文版2003年出版，成為國內的暢銷書，故此不贅述。和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樣，這本書可以成為中國大學有關課程的通用教學參考書。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現在最缺的就是這種能夠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把曆史和現實結合起來、能夠寫出以中國為中心、為中國服務的當今世界概論的思想家、學問家。 《當代世界的起源》 九一一之後，在美國成為暢銷大學教材的是麥克斯（Robert B. Marks）2002年出版的《當代世界的起源：一個全球性的和生態學的故事》（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該書是一本不到二百頁的小冊子，全麵介紹了當今世界體係是怎樣從1400年發展過來的。該書在序言中開宗明義，說九一一之後，美國人民想了解世界，想知道為什麽有人這麽恨美國，為此就要了解當今世界是從哪裏來的。麥克斯坦陳這本書受到《白銀資本》和《大分流》的很大影響，佛蘭克還幫他校閱過這本書的後半部分。麥克斯直言，這本書就是要把學術界一、二十年來以《白銀資本》和《大分流》為代表的有關成果綜合起來，用作本科生的入門教材。這本書成為近年來美國大學的暢銷教材，決非偶然。蔡斯-丹、佛蘭克、彭慕蘭花幾百頁篇幅、用很艱深語言都不容易說清楚的事情，麥克斯隻用一百多頁，象講故事一樣，說得清清楚楚、生動流暢，實屬不易。這本書2006年重印時，副標題加了幾個字，變為《當代世界的起源：一個從十五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性的和生態學的故事》（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from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建議盡快出版該書中譯本。麥克斯有這樣的成就，並非偶然，他1998年出版的《老虎、大米、絲綢、煤炭：中國帝國晚期的環境與經濟》（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一部力作。 為什麽中國統一、歐洲分裂？ 許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2005年出版了《古代中國與早期現代歐洲的戰爭與國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該書解決了西方學術界這個多年來沒有解決的難題，一經出版，立即榮獲美國政治學會年度最佳圖書獎。這本書的基本結論是：中國統一、歐洲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命定的，都是偶然的、人為的。 戰國七雄中，秦本是弱國，秦滅六國，是以弱勝強（第65頁）。六國的戰略是合縱，秦國的戰略是連橫（第67頁）。連橫最後戰勝了合縱，為什麽？因為六國之間也是爭鬥關係，難以真正合縱。等到不真正合縱就要滅亡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第74-79頁）。商鞅變法，獎勵耕戰，富國強兵（第80-84頁）。秦國得以富強的製度政策，六國也可以學，但他們學得太慢、太遲，最後學也來不及了（第85頁）。秦善於不戰而屈人之兵，善於坐山觀虎鬥、坐收漁人之利，慎戰，輕易不出手（第88頁）。非打不可的時候，也善於以少擊多，分而殲之。但到了非集全部國力一決雌雄的時候，秦國從不手軟，例如長平之戰和滅楚之戰（第89-90頁）。歐洲分裂、中國統一，與地理無關。歐洲多有一馬平川，中國多有高山大河、天塹屏障。黃河與幾個險關隘要，曾經是秦國東進的天然屏障（第90-91頁）。秦滅六國，以弱勝強，不是逞一時之勇，而是七代君王，花了135年時間，打了57場戰爭，殊為不易（第96-97頁）。采用郡縣製使秦的擴張更為便利（第97-99頁）。秦最後終於一統天下，主觀條件決不可忽略。秦始皇、李斯，雄才大略，氣吞山河，集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破釜沉舟，發起最後一戰，九年時間，蕩平六國，一統天下（第99-101頁）。為什麽秦國能製定聰明的戰略？和六國統治者相比，秦國君臣更為雄才大略、聰明睿智。秦國用人看才能、不看出身。秦王胸懷寬廣、用人不疑、放手讓大臣將帥做事（第101-107頁）。 早期歐洲則完全相反。1495年到1659年，不論法國還是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是走自強的道路，而是自我消弱（第111-120頁）。1661-1715年，英國走向自強，法國則繼續自我消弱（第120-126頁）。直到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拿破侖法國，才接近古代中國的氣度，拿破侖差一點統一歐洲。法國大革命之後，才像古代中國一樣，實行了征兵製，有了職業軍官。拿破侖也像秦國一樣，實行連橫的戰略。在兵敗俄國之前，拿破侖一直走上坡，之後就走下坡了。為什麽？秦國也有過多次大的失敗，但最後成功了，為什麽拿破侖敗了一次就起不來了？秦國是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打仗，這次敗了，回去生聚修養，下次再來。拿破侖是靠歐洲各國的錢和歐洲各國的兵來打仗，一敗就不可收拾。簡言之，和秦國相比，拿破侖自強的製度政策還不夠徹底、不夠有力，國力還很有限，還達不到統一的要求（第127-136頁）。早期歐洲士兵是雇傭兵，軍官是雇傭軍官、貪汙腐化，資本家唯利是圖，容易自我消弱（第139-142頁）。歐洲長期英法相鬥。英國走富國的道路，國富兵不強；法國走強兵的道路，兵強國不富；都沒有找到秦國富國強兵的正確道路。主要由於直接學習中國，後來普魯士最先找到了接近於秦國富國強兵的道路（第142-149頁）。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野以戰，殺人盈野，屍積成山，血流成河，歐洲中國，蓋莫如是。但如果比較戰爭時代的長度，戰爭頻繁的程度，投入兵力的數量，傷亡的數量，戰爭所引起的人口的減少，按人口比例計算戰爭所造成的人口減少，古代中國的戰爭都要比歐洲慘烈的多。春秋戰國打了500年，從100多個國家，打到幾十個國家，打到戰國七雄，最後秦始皇一統天下。歐洲打來打去，並沒有滅掉多少國家，早期歐洲君主實屬無能。拿破侖之後，要想改變多國並存的狀況，為時已晚（第149-156頁）。 春秋戰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臣子經常直諫君主，君主經常從善如流，大家都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不行仁政，從大臣到百姓，都可能棄你而去（第168-179頁）。為了自強，戰國七雄都搞征兵製，都搞中央集權政府，都搞以法治國。商鞅變法後秦國搞得最好，政府按政策和法令辦事，高度合理化，高度理性化，秦律的規定非常詳細，力圖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很接近現代民族國家。這些方麵，歐洲都是在拿破侖之後才逐漸趕上來。秦律雖然嚴苛，但公平。英國稅率比法國高，但法國老是因為征稅鬧事，因為法國不公平。秦國比英國還公平（第178-190頁）。早期歐洲國家，國不像國。沒有常備軍，雇傭兵腐敗。國家向資本家借錢，還不起就要破產。國家自己收不了稅，雇人收稅，弊端叢生。後來瑞典、英國、普魯士、法國都變法改革自強，但都沒有強大到足以統一歐洲（第190-195頁）。古代中國不用雇傭兵，政府手上沒有現款也垮不了。田賦用來支付政府行政費。商業稅收用於宮廷，現款多了，則會重賞有功之士。而歐洲君主離了商業稅收就活不下去。為了富國強兵，春秋戰國秦漢都重農。歐洲則不得不重商。重商把歐洲國家搞弱了（207-214頁）。秦國用民力用得太狠，講法太多，講禮太少，重武輕文。漢承秦製，但總結了這些經驗教訓，糾正了這些錯誤，中國的統一遂成為定勢（第216-223）。 沒有什麽是命定的，秦國的統一，德國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是逆勢上揚，都是秦國、德國、日本變法圖強、自強不息幹出來的。世界曆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未來如何取決於你現在怎麽做。國家的未來取決於國家現在的政策。國際社會將繼續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第三世界國家難以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發達國家不讓他們產生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第235-237頁）。 我花了一頁半來介紹許田波這本書，是因為該書還沒有中譯本。建議盡快出版中譯本，和肯尼迪《大國的興衰》、基辛格《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麥克斯《當代世界的起源》一起，作為國內大學研究生和高年級本科生有關課程的主要教學參考書。 四. 關於全球化的研究 有關全球化的研究，在蘇聯解體之後一下子熱了起來，出了一些奇談怪論。九一一以後，頭腦逐漸冷靜了，奇談怪論逐漸少了。有兩篇總結值得重視。2000年，《國際社會學雜誌》（International Sociology）出了一期有關全球化的專集，邀請十幾位世界各國著名社會學家各寫一篇文章，包括沃勒斯坦。該期的主編是戈侖（Therborn Goran），他在卷首寫了一篇近30頁的長文，“好幾次全球化：方向，曆史浪潮，地區性影響，標準化管理”（Globalizations: Dimensions, Historical Waves, Regional Effects, Normative Governance）。我認為這篇文章是目前關於全球化的最佳研究。 2001年，《社會學年鑒》給全球化出了一個專章。作者是貴棱（Mauro F. Guillen），叫做“全球化是文明的、破壞性的、還是微弱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有關全球化的五個重要問題的爭論”（Is Globalization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A Critique of Five Key Debat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貴棱把幾百個有關全球化的著作和文章，歸入這五個問題。 首先，全球化真的發生了麽？確實發生了，但並非1991年開始的，已有久遠的曆史。世界體係發展演變的過程，同時就是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過去是世界體係的核心。後來美日歐成了核心，中國成了邊緣。現在中國想回到核心。 第二，全球化產生趨同化麽？答案取決於“趨同化”的定義。如果趨同化是指城市化、工業化、民主化，答案是肯定的：中國和全世界都在向這個方向趨同。但是，趨同化並不等於同質化。參議院、天皇、女皇（或者皇帝）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趨同。同樣，中國的社會體製終將保留先秦和秦以後積澱下來的一些中國特色。全球化不會是美國化。 第三，全球化會顛覆民族國家的權威麽？答案是否定的。1991年之後，有些人主張民族國家正在消溶，國界變得模糊了。九一一之後，說這種胡話的人少了。2002年5月12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評論員文章，大標題就叫“地球村愚妄症” (Global Village Idiocy)。批判的這種民族國家正在消亡的胡言亂語是一種 “地球村愚妄症” 。實際情況是，沒有一個主要大國的主權正在消溶，美國的主權一點也沒有消溶，中國也不允許主權消溶。甚至伊拉克的主權也不是那麽容易被消溶的。邊界也不容易模糊，美國現在就已決定花巨資，在美墨邊境修一道小長城。一些第三世界國家認為，所謂民族國家消亡了，邊界模糊了，這是霸權主義國家為幹涉第三世界國家建立理論借口。眾所周知，李登輝、陳水扁搞台獨的基本理論基礎，就是這個倡導主權過時的地球村理論。 第四，全球化與現代性有區別麽？全球化與工業化和民主化一樣，僅僅是現代性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方麵。全球化可以被視為構成現代性這個整體的一個部分。 第五，一種全球文化是否正在形成？美國文化可以分成農業美國文化、工業美國文化和後工業美國文化。中國文化同樣可以這樣劃分。今天的中國文化，像一百年前的美國文化一樣，是一種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文化。一方麵，隨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國工業文化會越來越像美國工業文化。另一方麵，即使都是後工業文化，美國文化、日本文化、德國文化、法國文化之間存在顯著差異。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各國語言不會趨同。中國人還是要說中國話、吃中國菜。 經過認真研究，目前中國思想界對全球化的定義是兩句話：經濟一體化，政治多極化。這是完全正確的。還可以再加上一句話：文化多元化。 五. 沃勒斯坦 2000年，美國社會學會全體會員，投票選舉一名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社會學家，去世的和在世的都可以入選，結果沃勒斯坦以高票勝出，當選為美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學家。是年美國社會學年會專門舉行儀式，慶祝這件事，會場爆滿，地下坐人，牆邊站人，外麵走廊上擠滿人。先是三位大社會學家每人二十分鍾當麵評價沃勒斯坦，然後沃勒斯坦做四十分鍾演講。整個儀式多次被暴風雨般的長時間熱烈鼓掌所打斷。作為一個搞社會學的，身臨其境，與有榮焉。儀式結束後，我握手向沃勒斯坦表示祝賀，問他，“祝賀你！我有兩個問題。第一，你的世界體係論和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大同小異。是毛影響了你，還是你影響了毛，還是互不相幹？。。。” 他直答：“當然是毛影響了我。”（Of cause Mao influenced me.） 關於歐洲崛起、中國落後的原因，沃勒斯坦指出，中國科學技術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競爭。資本主義的興起是與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緊密相連的。但是，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Needham, 1954-2003)告訴我們，古代中國在科學技術上成就斐然。我們還知道古代中國經濟活動的高度密集性和高度商業化。區別不在於有無企業家精神，而在於政治領導人對於革新和技術的態度。與歐洲領導人相比，世界其他地區的領導人對革新和技術的感情複雜，有時候還抱有敵意。那麽，為什麽西歐在十七世紀成為技術革新的中心呢？原因就在於當時歐洲列強爭雄的殘酷現實。碰巧，在十七世紀，技術革新有利於大大提高生產力，從而縮小時間和空間對歐洲列強爭雄的限製 (Wallerstein, 1999, 139-140)。依我之見，簡言之，古代農業中國民族國家的衰落，就是因為兩千年來沒有受到一個更先進的工業化民族國家的挑戰。 沃勒斯坦1999年對世界體係今後五十年的基本格局作了如下預測： 如果我們沿著形勢1的思路發展，假設世界體係現在發生的一切都隻不過是重複霸權衰落早期階段的變種，那麽我們可以期待世界形勢向下列情況發展，我把它們簡單地假設為幾條定理： • 基於前二十年出現的領導科技革命的新產品，一個新的諾卓惕夫階段A將迅速開始。 • 就誰會成為這些新產品的主要生產者，日本、歐盟、美國之間將產生激烈競爭。 • 日本和歐盟之間將同時開始繼承美國霸主地位的競爭。 • 殘酷的競爭通常會使三邊減少到雙邊，最有可能的組合是日本連橫美國對抗歐盟，這種組合受製於雙方的經濟考慮和矛盾的文化考慮。 • 這種雙雄世界格局讓我們回到經典的形勢：一個由前霸主支撐的海空強權，對抗一個大陸強權，從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預示著日本的最終勝利。 • 三邊的每一方都將繼續加強自身同某一特定地區的經濟和政治聯係：美國與美洲、日本與東南亞、歐盟與中東歐和前蘇聯。 • 在這個地緣政治重組中最困難的政治問題是將中國納入日本-美國區域和將俄國納入歐盟區域，但毫無疑問這兩件事情都可以搞定。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預期今後五十年歐盟和東亞之間會相當緊張，而東亞可能取得最後勝利。在那之後，中國能否奪取日本在新結構中的統治地位，就很難說了。(Wallerstein, 1999, 46-47) 從1999年到2006年，經過七年時間，沃勒斯坦對未來世界體係有了全新的看法。從1998年十月一日起，每月一日和每月十五日，每月兩期，沃勒斯坦以近三十種世界主要文字，包括中文，向全球發布“沃勒斯坦評論”，討論有關世界體係的大事，至今已有205期。免費網上閱讀（http://fbc.binghamton.edu/c-scmpg.htm）。2006年第186期全文如下： 評論第186號 2006年6月1日 21世紀是誰的世紀？ 1941年，亨利•盧斯宣布20世紀是美國世紀。從那以後，大多數分析人士都同意他這個看法。當然，20世紀不隻是美國世紀。它是亞洲和非洲非殖民化的世紀。它是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政治運動蓬勃興起的世紀。它也是發生了大衰退和世界經濟二戰後25年空前巨大擴張的世紀。 但是，盡管如此，它仍然是個美國世紀。美國1945-1970年期間成為無庸置疑的霸權大國，它按照自己的好惡塑造了世界體係。美國成為世界體係最大的經濟產出國、主導的政治力量和文化中心。簡言之，美國操縱著事態的發展，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如此。 現在，美國處於顯而易見的衰落之中。越來越多的分析人士願意公開說出這一點，盡管美國體製的官方路線竭力予以否認，正如一些世界左翼也堅持認為美國霸權還在繼續一樣。但是，各方頭腦清醒的現實主義者都承認，美國之星越來越黯淡。這樣，所有認真的預測所提出的問題就是，21世紀是誰的世紀？ 當然，現在還隻是2006年，對這個問題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還為時過早。但盡管如此，世界各地的政治領導人都在這個答案上下賭注，並據此形成自己的政策。假如我們用另一種方式提問題，問問世界在例如2025年將是什麽樣子，我們也許至少能說出一些道理來。 對2025年的世界將是什麽樣子的問題，主要有三種答案。第一個答案說，美國將享受它最後的狂歡即霸權複興，在缺乏任何真正的軍事挑戰者的情況下繼續稱雄。第二種回答是，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第三種回答是，世界將變成一個無政府和相對不可預測的多極化混亂無序的舞台。讓我們分別考察一下這三種預測的可信度。 美國繼續稱霸？有三個理由懷疑這一點。第一個是經濟理由，即美元作為世界經濟唯一儲備貨幣的脆弱性。美元目前依靠日本、中國、韓國和其他國家購買債券的大量資金注入得以維持。這一點將很難繼續下去。當美元急劇下降的時候，暫時可能會擴大製造業產品的銷售，但美國將失去它對世界財富的控製，並喪失其擴大赤字而不立即遭受嚴重懲罰的能力。生活水平將會下降，新的儲備貨幣將會大量湧入，包括歐元和日元。 第二個理由有關軍事。阿富汗以及特別是伊拉克近幾年都表明，光有飛機、軍艦和炸彈是不夠的。一個國家還必須擁有非常龐大的陸軍以便應付當地的抵抗。美國並不擁有這樣一支部隊，並且，由於國內政治原因，將來也不會擁有。所以，它注定要輸掉這類戰爭。 第三個原因是政治上的。世界各國都得出了一個邏輯結論，即它們現在可以在政治上不睬美國。最近的例子是，聯合俄國、中國和4個中亞共和國的上海合作組織正準備擴大，把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和伊朗包括進來。伊朗正是在美國試圖在全世界發起反對該政權運動的當口受到了邀請。《波士頓環球報》正確地稱之為“一個反布什聯盟”和一次“地緣政治的地殼大變動”。 接下來，中國到2025年是否會成為世界第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在經濟上表現相當好，它正在積極擴大自己的軍事力量，它甚至開始在遠離本國邊界的地區發揮重要的政治作用。2025年的中國無疑將比現在強大的多，但中國麵臨三個它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是國內問題。中國在政治上尚未穩定。一黨製結構得到經濟成功力量和民族感情的支持。但它麵臨大約一半人口由於被甩在後麵而產生的不滿，也麵臨另一半人口由於其國內政治自由受到限製而產生的不滿。 中國的第二個問題與世界經濟有關。中國（與印度）消費的極大擴張將讓世界生態和資本積累可能性雙雙付出代價。過多的消費者和過多的生產者將對世界範圍的利潤水平產生嚴重後果。 第三個問題涉及中國的鄰國。假如中國統一了台灣，協助朝鮮半島實現統一，並與日本（在心理和政治上）實現和解，那麽，有可能出現一個能夠獲得霸權地位的統一的東亞地緣政治結構。 這三個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但將是不容易的。中國到2025年能否克服這些困難是不確定的。 最後一種預測是多極化無政府狀態和失控的經濟波動。在無力維持舊霸權、難以建立新霸權以及世界資本積累出現危機的情況下，這第三種前景出現的可能性看來最大。 六. 人類曆史的轉折點 今日世界，美國第一。秦漢以降，兩千多年，中國世界第一，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中國生產總值約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約占世界三分之一，一直是人類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人類科技教育的高峰、人類文明的燈塔。兩、三百年的羅馬帝國，一、兩百年的蒙古帝國，都是曇花一現。直到1830年前後，歐洲產值才超過中國。直到1865年前後，英國產值才超過中國。直到1900年前後，美國產值才超過英國。 2005年 GDP （十億美元） 人均GDP （美元） 世界 44,433 約7，000 1.美國 12,485 42,101 2.日本 4,571 35,787 3.德國 2,497 33,922 4.中國 2,224 1,703 5.英國 2,201 36,599 6.法國 2,105 33,734 7.意大利 1,766 30,450 8.加拿大　 1,130 35,064 9.西班牙 1,126 27,226 10.韓國　 793 16,422 11.巴西 792 4,316 12.印度　 775 714 13.墨西哥　 768 7,298 14. 俄國 766 5,369 http://www.nationmaster.com/encyclopedia/List-of-countries-by-GDP-(nominal) http://www.nationmaster.com/encyclopedia/List-of-countries-by-GDP-%28nominal%29-per-capita 2005年，中國成為世界第四。2007年或2008年，中國可能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如果不出意外，若幹年後，中國產值有可能超過日本。在超過日本若幹年後，中國產值有可能超過美國。中國超過美國之後，有可能長期保持世界第一。 如果中國產值能夠超過美國並長期保持第一，那麽，回過頭來看，幾千年整個人類社會的曆史就是一個基本上中國第一的曆史，1865之後這一百多年，就隻不過是幾千年中國第一的整個人類社會曆史的一個小小的插曲。目前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產值超過美國的時間點，有多種研究結果，時間點從2025年到2050年不等。整個人類社會曆史是不是中國第一的曆史，就看中國產值能不能超過美國並長期保持第一。如果超過了並長期保持第一，那麽，回過頭來看，中國第一，就是整個人類曆史的常態；1865年之後這一百多年，就隻是人類社會曆史的一個變態。我們現在正站在整個人類社會曆史的一個十字路口，一個人類社會曆史的轉折點。人類社會能不能從變態轉回常態，人類社會曆史能不能成為基本上以一個中國第一的曆史，就看今後幾十年中國人怎麽幹。在這個人類曆史的關鍵時刻，在這個人類曆史的轉折點，中國人回顧過去、總結教訓、展望未來、認清障礙、明確戰略，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Polanyi, Karl.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acon Press. Rostow, W. W. 1991 (1959.)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isenstadt, S. N.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Illinois: Free Press. Organski, A.F.K. 1965. 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84.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Sage.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London: Random House. Evans, Peter B and Stephens, John D. 1988.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Handbook of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New York: Sage. Tilly, Charles. 1989.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Blackwell. Vogel, Ezra F. 1991.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se-Dunn, C. and P. Grimes. 1995. “World System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387-417. Linz, Juan J. and Stephan, Alfred.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hase-Dunn, Christopher and Thomas D Hall. 1997. 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 Systems.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Frank, André Gunder. 1998.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llerstein, I. 1999.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rsh, Robert M. 2000 “Weber’s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 (2000): 281-302. Therborn, Goran. 2000. "Globalizations: Dimensions, Historical Waves, Regional Effects, Normative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5, 2: 151-179. Guillen, Mauro F. 2001. “Is Globalization Civilizing, Destructive or Feeble? A Critique of Five Key Debates in th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235-60. Kissinger, Henry. 2001.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Emeryville: Simon & Schuster. Pomeranz, Kenneth. 2001.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ks, Robert B. 2002.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led. Kiser, Edgar and Yong Cai. 2003. “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511-539. Li, Yi. 2005.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Hui, Victoria Tin-Bor.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bber, Vivek. 2006. Locked in Place: State-Building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簡介 李毅，旅美社會學家。中國西北大學文學學士，北京大學社會學係修滿研究生學分，美國密蘇立大學社會學碩士，美國伊利諾大學社會學博士。理論取向為國際社會學、發展社會學、世界體係論。方法論取向為定性社會學、曆史社會學、比較社會學。學科取向為社會發展戰略、社會分層。研究對象取向為中國研究、東亞研究。主要英文著作為美國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出版的《中國社會分層的結構與演變》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990年第489號課題負責人，主編研究生教材《馬克思社會思想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主編本科生教材《社會學概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版第2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