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徽州民眾生活及社會變遷(下)

晚清徽州民眾生活及社會變遷——《陶甓公牘》之民俗文化解讀

    （王振忠，安徽大學）

    4、婚姻

    徽州婚姻最顯著的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早婚習俗。如歙縣風俗崇尚早婚，男女嫁娶，年紀都在20歲以內。貧家無力聘娶，以及擇配稍過苛求，一旦到了20 歲開外，社會上便認為是“失時”了。雖然明清以來徽州人早婚是眾多周知的事實，但從清末的調查來看，早婚習俗似乎有著階層上差異。譬如，歙縣富民饒於貲產的，則婚嫁較早，往往就在弱冠之前；而貧者則要遲至二、三十歲不等。 祁門“富厚之家，往往男未及冠，女未及笄，即議婚嫁。筋力未強，疾病叢生，積習相沿，殊難驟化”。婺源鄉俗聯姻，婚嫁年紀以十七、八歲居多，“富貴之家配合尤早”，但貧民因經濟困難，年過30有配偶的，也相當之多。黟縣風俗，男婚女嫁也都在十七、八歲以上。二是婚姻講究門當戶對，計較財禮，一般百姓無力承受，故而引發搶親風俗頗為盛行。《陶甓公牘》中，就有“洪瑞麟糾黨搶捆”一案。在績溪，往往婚期尚未訂定，夫家就遽然糾眾，乘隙將女方搶歸成婚。究其原因，是因為禮物、聘金過於繁重，中等之家，妝奩約需500金甚至千金。開始時是一些無力承擔財禮的人出此下策，後來一些並非經濟困難者，因女家不允婚期，也以搶親的方式來解決。曆久相沿，以致成為風俗，民間絕不為怪，甚至於釀成械鬥巨案。 這種搶親習俗直到解放前夕仍然並不罕見。

    太平天國時期的戰亂，使得徽州人口數量銳減，從而也對當地人的婚嫁觀念產生一定的影響。宣統元年（1909年），績溪紳士朱瑞麒就曾指出，他聽說在太平天國以前，績溪人婚嫁往往是在20歲開外。鹹、同兵燹以後，戶口凋零，家家都希望添丁增口，所以婚嫁年齡較早，久而久之，也就沿襲成為了習慣。為人父母者，隻是希望早早為子女完婚，子孫眾多，“含飴是樂，其願已足”。這種早婚的結果，導致了徽州人中“癆瘵病多，人種日弱。學問牽於愛欲，而程度日低；經濟繁於食齒，而困難日甚”。與此同時，績溪人的生育觀念及對女子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道、鹹年間，績溪民間重男輕女，對於女子，俗有“賠錢貨”之稱。父母“憎而賤之，又以食用之艱，遂不恤害理忍心之舉”。所謂“不恤害理忍心之舉”，應當是指民間的溺女行為。太平天國以後，地方元氣尚未恢複，婚約聘金有增無減，民間於是稍稍看重女子， “冀得多金”，溺女之風遂絕無僅有。 

    5、喪葬：

    明清以來，江南各地素有“生在揚州，玩在蘇州，死在徽州”的俗諺，這反映了徽州人的生活理想，同時也反映出徽州人對於身後之事頗為講究。從墳墓的構造來看，“徽歙治塋堅固，華美較勝於他屬”。 這當然需要相當的資金投入，對此，有許多人難以籌措。根據當時的調查顯示：

    歙多浮棺，久且暴露，半惑於堪輿禍福之說，半為習俗所縛。中人之產，苟遇大故，棺斂之費僅數十金，而僧道之追薦，冥器冥財之焚耗，求神散福之食用，往往數倍於此，否則眾訾之。偶有心知其非者，亦震於物議，不敢居薄待其親之名。

    顯然，喪葬費用的昂貴，使得不少人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在鄉隨俗，以免自己蒙上“薄待其親之名”。與此同時，堪輿觀念之盛行，也使得許多人停棺不葬。如在績溪，“堪輿風水之說興，而孝思轉薄，停棺不葬，厝所累累，有力者惑於吉凶，無力者窘於資斧，棺朽骨露，習不為怪。……至於紙帛、錫箔，焚積如山，歲耗不下十萬金，而婦孺迷信之心固結不解，殆佛氏之說有以中之。” 在筆者寓目的諸多晚清徽商書信中，經常可見討論風水以及從外地（主要是杭州、紹興一帶）購買錫箔的內容。徽州的錫箔商也相當著名，屯溪有“景昌”等號箔商，在清末為籌措中學經費還曾抽取過箔捐。 除了堪輿之風外，還有諸多原因造成了停棺不葬。如在休寧：

    ……例禁久厝，蒿目山丘，浮厝遍地者何故？義塚官山叢葬已滿，凡有柩者，必須買地，一也；買地之難，休寧為最，地主不清，葬後多累，二也；墳地之價，主一冊二，中資推印，費乃不貲，三也；家長之棺，兄弟牽製，一房擅主，眾人為難，四也。

    顯然，地價的高居不下，推收過割中介費之昂貴，地權關係的紛繁複雜，以及家族製度下親屬間的矛盾，均造成了停棺不葬之風的盛行。

    另外，明清以還，徽州是個高移民輸出的地方，許多異鄉遊子客死他方，但葉落歸根，不少人希望將屍首運回徽州安葬。各地都有徽州的會館、公所處理此類善後事宜，而在徽州本土，也設立了一些機構加以接應。如休寧陽湖登善集萬安停槥處，就“以暫安旅櫬為目的”。歙縣王村地方，道光年間即曾創設“六邑厝所”，停寄旅櫬，限期掩埋。 婺源“士商旅外者，有會館以聯鄉誼，善堂以歸旅櫬”。關於這一點，諸多相關的文獻如《新安思安堂征信錄》、《新安篤誼堂》、《新安義園征信錄》中，均有詳細的記載。

    6、 宗教及民間信仰

    晚清時期，徽州的民間信仰受到的外來衝擊較小。歙縣城中雖有英國耶穌堂和法國天主堂，但奉教者較少，“惟犯罪奸民偶借為護符焉”， “近（按：當指晚清）亦斂跡畏法，不敢多事”。 休寧有天主堂2所，耶穌堂1所。祁門天主、耶穌兩教，鹹、同以後入教者甚屬寥寥，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間，教風最盛。翌年以後，“教風漸殺，彼此往來，漸見融洽”。婺源天主教最早是在西鄉董門豎造教堂，一時勢焰極盛，奉教者相當多，其人員多是下層未受教育的民眾，但不久也漸趨衰微。在績溪，“佛教盛於道教，天主盛於耶穌”。績溪縣信奉天主教的在庚子年（1900）計有教民287人。由於他們在民間訴訟時能夠得到保護，故而入教的人日見其多。但後來也逐漸衰微，僅有天主堂和福音堂各1所，信仰者也寥寥無幾。 至於僻遠山鄉的黟縣，“其奉天主、耶穌各教者，蓋不多見”。

    與外來的西方宗教之寥落情形相比，徽州的本土民間信仰頗為活躍。如在歙縣，通常有保安會，數年開光一次，遊神演戲，科斂丁口。保安會所供奉的，主要有五瘟、大王、小王以及汪公、八、九相公。婦女喜歡崇拜觀音大士，每年的六月二十四日，靈山雷祖會香火最盛，紅男綠女紛至遝來，前後長達數晝夜。九、十月間，各鄉又有“懺香會”，推年老而且在會時間長的人為“香頭”，共同朝拜九華山的地藏王和齊雲山的上帝，“旗鑼誦佛，長途喃喃不休”。歸來後設壇建醮7天，壇前列有數十百柱大香（稱“屋柱香”），花費的金錢多達數百金至千金不等。二月二日，各鋪戶於堂中高懸土地財神衣，爭妍鬥靡。大、小村落之中，土地廟、財神廟和五福廟等隨處可見。在休寧，比較著名的迎神賽會有“黎陽磨豆腐”、“贛幫八月一”、差班的“土地會”、西關廟楊三舍人的“龍燈會”和城隍廟的“演戲賽會”等，當地百姓虔奉巫醫，“就亂（‘亂’疑為‘乩’字之訛）壇以請湯藥，問靈姑以斷疾病”。他們在隆阜建有華佗廟，在華山、馬鞍山為呂祖塑像。“臨溪周宣有靈，則焚紙雞紙傘以報之矣”。牛一發瘟，就請神出遊，“以為牛福”。在陽湖，“人一致癘”，即請神跑馬。此外，城隍廟的扮鬼會，赴齊雲山報父母恩，當地人更是相沿成俗。在婺源，所奉為神道者也相當之多，主要有元帝（即玄帝）、關帝、汪王、周王、觀音和地藏等神庥。民間的朝香、建醮、度孤和齋懺等信仰活動，也相當頻繁。而斂費酬神，如“同年會”、“戲會”、“土地會”、“社會”、“灶會”、“胡帥會”和“李帥會”等，不一而足。其中尤其著名的，如城鄉的“四月八會”，東鄉汪口的“三寶仙會”，北鄉清華的“端陽會”，南鄉中雲的“重陽會”，“演戲至十餘日，縻費至數百金”。祁門人也相當重視地方神道，如嶽帝、祖師、地藏、五顯和土地，無不有會，一般百姓敬畏神明，每遇疾病，誠心禱祀。在當時，迎神賽會已與徽州的歲時民俗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固定的民情風俗。對此，《陶甓公牘》中也有詳盡的記載，以績溪縣為例：

    上元日，各處社土壇神廟張紙燈，或演劇，或扮童戲，馳火馬，舞青獅，遊燭龍，遍巡衢巷，名曰“鬧元宵”。米粉祀灶，謂之“迎灶神”。是日，西北鄉有“太子會”，燈劇尤甚。……

    花朝日，東南鄉十八社按年輪祀汪越國公，張燈演劇，陳設畢備，羅四方珍羞，聚集祭筵，謂之“賽花朝”。

    戊日祀社，春祈秋報，歲凡一舉，裏自為域，獻豜醉酒，尚遺古風。神為男、女二像，龐眉皓首，呼為“社公”、“社姆”。

    閏年六月中，各鄉村卜日致齋造瘟丹，分方隅祀五方神，並祀張睢陽殉難諸神，名曰善會。……

    中元日祀祖，薦新稻，羅列時羞，城隍神巡行縣鄙，宜仗甚盛，扮諸鬼卒，扮無常二人，高與簷齊，滿街放爆竹，謂之“跳無常”。十八日，西北鄉六都有“太子菩薩會”，燒香者以數千計，五都於二十一日，八都於二十五日。……

    二十三日為張睢陽誕辰，坊中分五土之色，製花燈，遍遊三夜，日出瘟車以驅疫癘，近城一帶村坊行之。

    十月後，各鄉立施孤會，召僧設齋，祀無主後之鬼，謂之“放蒙山”，又曰“放覎口”。焚紙箔千萬，因即所設食，分給孤貧者。

    從官方的立場視之，民間信仰活動對於地方社會有著較大的衝擊，這主要表現為：每當迎神賽會，必定要演戲，演戲時又必定要賭博，其結果必然是貽害地方。對於民間的迎神賽會，官府屢次加以禁革。劉汝驥在諸多批文中，均一再指出迎神賽會之荒謬無益：“徽俗之最惡者，曰迷信，曰嗜賭。醵錢迎賽，無村無之。其所演戲出，又多鄙俚不根之事。一屆秋令，其赴九華山、齊雲山燒香還願者絡繹不絕。尤可怪者，七月十五日相沿於府署宜門招僧道多人，作盂蘭道場。” 他曾作有《禁賽燈示》，曰：

    頃聞岩鎮，定期賽燈，哄動愚民，嘯聚飛騰。

    花錢惹禍，是可哀矜，恃眾故違，尤屬不應。

    何人為首，城社是憑，按名提案，盡法嚴懲。

    特再告戒，其各兢兢，姑息養奸，本府不能。

    盡管官府三令五申加以嚴懲，但其效果似乎仍然相當有限。如在婺源，“會場一開，賭局林立，奸人倚為利藪，蕩子因而破家。邑尹懸禁賭之示，而書役巧藉以抽頭，營佐借彈壓為名，而賭棍例有所饋獻”，衙役的包庇縱容，使得賽會賭博更難禁絕，成為民間風俗中的一個頑症。此外，民眾教育程度之低下，也使得破除迷信之路漫長而艱辛。在績溪，當地的“淫祠”甚多，每年的耗費約達萬金。一般百姓中男子崇信者約占十之五六，女子則人人牢不可破。 這主要是民智未開的緣故，故而有識之士主張普及教育，特別是推廣女學。

    綜上所述，晚清徽州民間信仰大部分沿自明清時代，人們的諸神崇拜，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及性別上有所不同。在士大夫階層，對朱子理學的崇拜頗為虔誠。如在婺源，“紫陽夫子（按：指朱熹）遺澤，士夫信道甚篤，絕不為奇邪所淆亂。所謂佛與道者，其徒黨甚希”；歙縣為程朱闕裏，“士大夫類能受孔子戒，衛道嚴而信道篤，卓然不惑於異端”。而佛道信仰則多是下層民眾的信仰，尤其是佛教，以婦女信仰者居多。如在歙縣，“談佛法者惟婦女居多，間有茹素誦經者”；在黟縣，士大夫“奉孔教為宗，信佛者多愚夫愚婦”。 

    （四）徽州生活方式的地理差異

    明清時期，徽州是個高移民輸出的社會。例如，休寧人多外出貿易，這一點，早在明人金聲的筆下就已屢屢提及。就晚清的情況而言，休寧北鄉的龍源、北山，東鄉的十一、六、八都，南鄉的臨溪、汊口，以及高梘以上，諸族大半在漢口一帶經商。或隔年一歸，或隔二三年一歸，視水陸之遠近而定。至於蘇、杭、滬、甬等地，由於水路的便利，前往經商的人更是相當之多。在黟縣，由於山多田瘠，農民終歲勞作卻供不給求，所以“商重於農”蔚成風尚。男子自髻齡時即出外務工從商，他們到各埠經商的人，“頗能占優勝地位”。祁門縣近城的一都地方，居民大半前往贛、浙、滬、漢各地經商。東鄉人也多在外營商及遊宦，北鄉農家原先隻知稼穡，不務詩書，及至晚清，也有不避險阻、外出謀生者。

    在大批移民外出的背景下，留守家鄉的不少徽州人，主要是依靠外出各埠經商的家人之接濟為活，故而其生活方式也明顯地受到外出移民的極大影響。

    《婺源民情之習慣》從人文地理的角度，分析了婺源人之外徙：

    （婺源）住居之流動、固定，有二原因：一在地理，一在生計。山居之民多固定，澤居之民多流動——此原於地理者也。沃土之民以懷安而生係累則固定多，瘠土之民以困乏而思進取則流動多——此原於生計者也。婺源山嶺重疊，無大川流，就地理論，民情宜固定，迫於生計，遂不得不流動。流動者之經營，以木、墨、茶三種實業為多。流動者之分數，東北鄉居多，童子垂髻，有離父母從鄉人走千裏外自營生活者——此商界特色也。

    由於東、北鄉的商人居多，使得婺源的民俗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東、北多富商，尚奢靡；西、南較儉陋。” 東、北鄉的民俗與城鄉相等。而西、南鄉則與江西樂平接壤，民風較為淳樸。以婦女生活為例，“婺之女紅，西、南鄉間有能紡績者；東、北婦女治蔬圃、操井臼及針刺等事，亦多不能”。對此，《婺源鄉土誌》第73課，更進一步對婺源四鄉的風氣，作了進一步的分析：

    四鄉風氣不齊。東、北鄉人多服賈於長江一帶，輸入蘇、杭俗尚，稍事華靡。西、南鄉則率安樸質，然界近浮梁，性頗剛猛，勇於私鬥。

    婺源的例子，實際上是整個徽州社會的一個縮影。譬如，從職業上來看，歙縣外出的人口比例相當之大：“歙俗十室九空，中人之家，子弟逾十齡，輒學賈於外。比長，則數歲一歸以為常。” 歙縣西鄉原是鹽商輩出的地方，但隨著太平天國以後徽州鹽商巨賈的衰落，歙縣在徽州的地位有所下降：

    歙扃萬山，服飾宜約，按之事實，殊不盡然。通邑以西鄉為最華，當年鹺業大盛，揚州靡俗，遂漸輸入。又與休邑鱗接，自發逆亂平，徽屬商務聚於屯溪，一冠履之時趨，一袍袴之新樣，其自江浙來者，休首承之，次及歙之西鄉。近少婦好效滬妝，年長者猶戴鬏（揚州舊製），此今昔習染之大驗也。最樸質者，為南鄉富家，坐擁厚貲，男則冬不裘，夏不葛，女則不珠翠，不脂粉，與西鄉適成一反例。東、北鄉服禦文野，在西、南之間，是以洋貨之用數，以西鄉為多，土貨之銷場，以南鄉為最。

    從時尚的角度來看，清代前期歙縣人以在揚州從事鹽業者為主。太平天國以後，歙縣 乃至徽州各地均以茶葉最為興盛。 而當時徽州的商務中心集中在屯溪，主要是與上海從事茶業貿易：

    自發逆亂平，徽屬商務聚於屯溪。

    休寧之富在於屯溪，局卡林立，商賈輻輳，

    從本境之職業言之，屯溪、率口、黎陽、陽湖一市茶之區也。朱明節屆，男婦壯幼業此者以數萬計，茶號藉錢莊以貲助之，分茶品為二十餘樣，統名之曰“洋莊”。

    由此可見，隨著徽州茶葉輸出的日趨興盛，屯溪作為徽州府商業中心的地位更為牢固。在這樣的背景下，歙縣的時尚也由摹仿揚州轉而仿效上海。另外，太平天國以後，績溪婦人發式才普遍采用“揚州髻”。而在歙縣，這已成為“揚州舊製”（隻是年長者的頭飾式樣）了。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顯然是因為——績溪為徽州府中較為閉塞的一個小縣，當地除了小本生意的商人之外，很少有巨腹商賈。故而社會時尚的變遷，明顯地較歙縣等地要慢上一拍。   

    三、 陶甓公牘》所見晚清徽州的社會問題

    （一）清徽州的煙賭問題

    劉汝驥在《勸禁纏足示》中指出：中國痼習而為世界所詬病者有二：一曰吸煙，二曰纏足。這在徽州也同樣是如此，他在《徽州府稟地方情形文》中指出：“徽俗不論貧富，吃煙者十人而六七，麵黧骨削，舉目皆是。” 根據當時的調查，產生煙賭問題的原因除了外來移民的影響之外，還與徽州當地失業人數的日益增加有關。許多人無所事事，逐漸淪為癮君子。如以績溪為例：

    生產者約十分之三，不生產者約十分之七，故生計日於貧。父母愛惜男女，視若掌珍，孩提時既無家庭教育，長謀職業，輒廢半途，於是不士不商不工不農之人，無所事事，漸趨於煙、賭兩途。

    其中，上莊村在太平天國後剩餘的丁口不過1200人左右，根據《胡適口述自傳》的記載，這批劫後餘生的人中，竟有200人染有煙癖。“鴉片鬼的墮落，實有甚於一般遊手好閑的懶漢。他們終年耕耘所獲，還不足以償付煙債”。 再如，晚清時期的休寧縣“吸煙懶作之孤壯，無村蔑有”。宣統元年（1909年）婺源縣紳士汪開宗就曾指出：吸食鴉片雖然是中國的通患，但婺源的情況特別嚴重。下層貧民，煙癮相當深重，即使是令其限期戒絕，他們也是“重疾初瘳”，其能力斷難驟長。非休養生息十年，難以恢複元氣。針對這種狀況，地方各界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劉汝驥認為：徽州地處萬山之中，地瘠民貧，“生利者少，分利者多，自當以痛除煙害，為求治入手之辦法”，於是禁煙成了當時的第一要政。 他在上任伊始，就頒布了《冬防告示》：

    丁未冬防，壁壘一新，分段設燈，徹夜梭巡。

    鳴鑼擊柝，曲突徙薪，共處裏椋?贗?嗲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