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徽州民眾生活及社會變遷(上)

晚清徽州民眾生活及社會變遷——《陶甓公牘》之民俗文化解讀

    （王振忠，安徽大學）

    中文提要：晚清新政時期進行的調查，曾留下一批極具學術價值的史料。其中，徽州知府劉汝驥的《陶甓公牘》，管見所及，是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縣民俗中最為係統、詳盡的一種文獻，對於徽州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史料價值。鑒於以往對晚清徽州社會的研究，一向是“徽州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而且，《陶甓公牘》一書迄今尚未為學界所利用。本文即以該書為基本史料，結合實地考察及新近發現的多種徽州文書，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透視晚清徽州的民眾生活及社會變遷。

    關鍵詞： 《陶甓公牘》 民眾生活 民俗文化 社會變遷

    一、劉汝驥與《陶甓公牘》

    1997年12月由黃山書社影印出版的《官箴書集成》第10冊中，收有《陶甓公牘》12卷。該書係宣統辛亥（即宣統三年，1911年）夏由安徽印刷局校印，作者為“新安守靜海劉汝驥”，“新安守”即徽州知府。關於“靜海劉汝驥”的生平，周駿富輯錄的《清代傳記叢刊》中，僅見有一處簡略的小傳：

    劉汝驥，字仲良，號李青，直隸靜海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安徽徽州府知府。

    “直隸靜海”即今天津市靜海縣。在《清代官員履曆檔案全編·光緒朝》中，對於他的仕宦生平，則有較為詳盡的記載：

    劉汝驥，現年四十歲，係直隸靜海縣人。光緒己醜恩科舉人，乙未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散館，授職編修。二十九年充國史館協修，編書處協修。是年考取禦史，奉旨記名。三十年補江西道監察禦史，署江南道監察禦史。三十一年十二月，截取知府。三十二年二月，由吏部帶領引見，奉旨照例用。四月，轉掌江西道監察禦史，署山東道監察禦史。七月，署河南道監察禦史。十月，署湖廣道監察禦史。十二月，掌遼沈道監察禦史。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奉旨補授安徽徽州府知府。

    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劉汝驥為科舉出身，有著長期的從政經驗，此其一；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出任徽州知府時，劉汝驥正是年富力強的壯年時代。這使得他能有充沛的精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其二。另外，《陶甓公牘》之命名，似乎也相當耐人尋味。“甓”即磚。《晉書·陶侃傳》曰：“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陶侃是東晉廣州刺史，以勤慎吏職而名垂青史。劉汝驥以“陶甓公牘”命名，想來即與此一典故有關。倘若此種推測不誤，則頗可反映劉汝驥出仕為官的誌向。

    劉汝驥在徽州以“循良”的形象出現，致力於教化民眾的諸多工作。譬如，中國傳統社會極為流行的纏足，至清末在全國的不少地區都已受到了衝擊。但在徽州，此種陋俗仍然相當盛行。不纏足的女子，往往被周圍的人看成是下等賤戶，故而一般人家的女童往往都是裹成三寸金蓮。盡管知府手撰告示，並飭令鄉紳學界隨時演說宣傳，但受到感悟的人家，卻不過十之二三。為此，劉汝驥又專門頒布《勸禁纏足示》，指出：自己赴任徽州以來，沿途考察，“聞祁（門）、黟（縣）之俗，同巷相從夜績，一月得四十五日，此風至今未改。歙、休之俗，居鄉者數月不見魚肉，其荊布裙釵，提甕而汲、燒筍而餉者比比也，未嚐不歎其風俗之美、田家之苦。獨纏足一事，尚狃於積習，而不悟其非，甚至三五歲垂髫稚女，無不足曲拳而行跛倚者，本府惻然憫之”。有鑒於此，他現身說法，敘說自己3個女兒均未纏足。其中，長女任四川女學堂總教習，組織懷新學社，成就人才無數，以此證明解除纏足之益處。又如，劉汝驥看到：江南風氣素有佞神媚佛之風，“或舁一木偶出巡，名曰賽會；或懸一畫容供養，名曰建醮。遇有喪祭周誕等事，則窮奢極欲，雖破產亦所不恤。擲脂膏於虛牝，乞冥福於芻靈，耗財廢事，莫此為甚”。此種風氣，徽州也不例外。而且，不僅是在民間，連官府也概莫能外。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俗稱三元會。其中的中元會，一向在府署宜門外，招集僧道多人設壇誦經。劉汝驥到任後，便發布了《破除迷信示》，宣布廢止此種陋例。他還在《禁演淫戲示》中開列戲目，傳諭當地各戲班不準再行上演“淫戲”。

    劉汝驥出任徽州知府的年代，正是清朝政府推行“光宣新政”的時期。光宣新政的主要內容是振興商務，獎勵實業，推行地方自治。從《陶甓公牘》卷首所列《丙午召見恭記》和《丁未召見恭記》中可以看出，劉汝驥似乎頗受慈禧太後的信任，他與後者曾多次論及中外形勢、新政和立憲的諸多問題，並於出任徽州知府之後，就在當地認真推行新政的諸多措施。

    相對於全國來說，徽州是當時全國推行新政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 1909年，憲政編查館奏準將編訂商法作為當年的籌備事宜，派法律館纂修朱汝珍調查各省商事習慣。而徽州府也同樣進行過類似的調查，其成果對於今天研究徽州的民俗文化和社會變遷，彌足珍貴。

    劉汝驥在徽州的調查，其具體做法是先設立統計處，委派一府六縣內“學識兼優，熱心公益”的士紳組織成“統計學會”，分任調查。讓他們將各種法製事項分民情、風俗和紳士辦事習慣等類撰說，並經劉汝驥本人匯核編訂。劉汝驥對於此次調查極為重視，《陶甓公牘》中留有他與各縣鄉紳的諸多往返信函，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從政態度。如他在《複婺（源）紳李冬華》一信中指出：

    法製一科，請即先將民情風俗、紳士、辦事三習慣，逐條撰說寄府，以便編纂，愈確切愈好。披閱各縣報告，多有敷衍繳卷者，此非實事求是意也！

    由於各縣的調查出自眾手，彼此的認真程度不同，故而史料的詳略及其價值也頗有差異。其中，以績溪縣的調查最為詳盡。對此，劉汝驥在《績溪縣職貢生曹作朋稟批》中就曾指出：徽州各縣統計處的成立，以績溪縣為最早，調查報告也以該縣鄉紳最先提出。劉汝驥在察閱法製三冊（附風俗表一冊）後發現，績溪縣的調查報告 “詳明精覈，切實不浮”，統計表也大致不差。隻有農田表似乎是根據官冊照抄，“稍欠精核”。他認為，由此可見績溪鄉紳“辦事實心，確有見地，迥非率爾操觚、敷衍塞責者所能望其肩背”。 相形之下，黟縣的調查所提供之資料最為簡略，而且，多有抄自前代方誌者，這大概便是劉汝驥所謂的“敷衍塞責者”吧。不過，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是徽州府的此次調查，主要是通過當地士紳，采用社會調查的方式，調查有著固定的格式，形成的報告內容也就頗為詳贍、可靠。筆者以為，這是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縣民俗中最為詳盡的一種文獻，因此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光宣新政”舉辦地方自治，對各地民事、商事習慣的調查，目的是為了找到改革或改良的切入點。而作為宗族社會的徽州，似乎為此種契合提供了良好的標本。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祁門知縣夏曾佑曾提及當時的一種說法：“祁門者以族製為俗者也，是故為治易，為不治亦易。” 所謂為“治易”，是指宗族社會本身即具有地方自治的某種特征。無獨有偶，《陶甓公牘》卷十二亦曾指出：祁門一帶聚族而居，恪守朱子家禮遺規，注重宗族製度，“遺書祭器，燦然備陳”。大凡婚姻喪祭，都分別各類子目，著錄於祠規之中。其他的如客民種植山場，也都議立規約；商民賃租店產，則恪守規條，“似有自治之規則焉”。 因此，劉汝驥在《黟縣胡令汝霖稟批》中，也流露出利用徽州現有的宗族社會推行地方自治的念頭。他指出：

    嗚呼！宗法之不講也久矣。自井田既廢以來，其無常業無常居者，舉目皆是，或至比鄰不相識。獨我徽之民聚族而居，家有祠，宗有譜，其鄉社名目，多沿襲晉唐宋之舊稱，此海內所獨也，今稍稍陵夷矣。強宗豪族，或時有結黨糾訟之事，然不數見也。乾隆中葉，江西巡撫輔德致有毀祠追譜之疏，此可謂因噎而廢食。就徽言徽，因勢而利導之，此其時也。由一族而推廣之各族，公舉貴且賢者以為族正，由地方官照會劄付以責成之，戶口以告，田穀以告，學童及學齡而不入學者以告，好訟好賭及非理之行為以告，一切爭訟械鬥之事，固可消弭於無形。即保甲、社倉、團練各善政，皆可由此逐漸施行。地方自治，此其初哉！

    為了更好地了解徽州社會，劉汝驥曾到徽州民間察訪， 做過一些調查。其成果對於我們了解晚清徽州宗族社會下的民眾生活和民俗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絕佳史料。

    二、《陶甓公牘》所見晚清徽州人群之特征

    《陶甓公牘》中有關各縣風俗之習慣調查中，均列有“服飾”、“飲食”、“居處”以及“食用好尚之方針”等門類，比較詳細地記述了徽州一府六縣的民風以及日常生活和風俗習尚。

    （一）徽州民風

    徽州是個地處低山丘陵地區的山村社會，交通不便，人文環境相對比較閉塞，故而許多慣習根深蒂固。宣統元年（1909年）歙縣紳士鮑鴻曾敘及當地人群的性格：“歙民尚氣好勝，遇拂意事，短見輕生者，間亦有之。” 這種“尚氣好勝”之風由來已久，其突出表現反映在徽州人的健訟方麵：

    績（溪）之民情素非刁健，諺有雲“橫打官司直耕田”，即此可見世風之變。口角微嫌本民事也，而架為刑事。錢土細故可遵斷也，而故違判斷。甚至一訴訟事也，有數個目的物之請求；一原被告也，有多數連帶人之牽涉。呈詞則支離閃爍，傳審則躲避宕延。其實由訟棍吏胥，百端煽惑。當事人既隳術中，每有欲罷不能之歎。

    績溪是徽州一府六縣中較為質樸的縣份，民間素有“惟有績溪真老實”的說法， 但健訟之風也同樣相當之盛。而在祁門：

    訟事以山墓、田宅為多，事起渺忽，滋蔓不休。理直者雖居多數，被誣受累者似亦不少。就三十三年而論，田土錢債口角細故等案共五十起，內原直被曲十二，原曲被直六，中息十，原被平十七，注銷二，未結二，兩兩比較，控情實者占十分之二，誣者占十分之一。

    “三十三年”也就是光緒三十三年，即1907年。“田土錢債口角細故等案共五十起”，是指被官府受理的民事訴訟案件之數量。至於民間未被受理者，應當尚有不少，當時人有“徽州健訟之風，本甲皖省”的說法。 

    （二）徽州方言

    方言是一域人群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的一府六縣，方言各不相同，“六邑之語不能相通，而一邑中四鄉又複差別”， 這是徽州鄉土史家許承堯的說法。 對於歙縣的方言，《陶甓公牘》指出：

    歙地多山，方言閱數裏而一變：下西鄉一帶較平曠，故自潭渡、鄭村至岩市、長齡橋以上，迤邐二十餘裏，鄉語略同。上西鄉則懸殊矣。東鄉方言亦不甚相遠。惟南鄉邊境，與北鄉黃山深處，出言竟不易曉。總之，音以近郭為客，去城愈遠，言之相去亦愈遠。紳士及慣旅行之商界中人，往往能說普通官話，然亦有宦遊數十年仍操土音者。

    歙縣是明清徽州府的首縣，歙縣方言原是徽州府的標準方言。根據當代的方言調查，歙縣人一般會說兩套話，一套是當地方言，用於本地人之間的交際；另一套則是近似蕪湖話的“普通話”，用以與外地人交談。 蕪湖是明清以還徽商重點經營的地區，直到晚清，當地還有徽州公學， 對於徽州社會極具影響。

    休寧是徽州一府六縣中僅次於歙縣的重要縣份，休東與歙西均是徽州鹽、典巨商輩出之地。關於當地的方言，《陶甓公牘》記載道：

    居山之人唇舌多厚，出音多鈍。休寧麵積多山，故方言未能普通，率二三十裏而一變。流口以上一口音也，小（石丙）以上一口音也，龍灣以上一口音也，與婺、祁近，而祁人之鼻音，與婺人之唇音，皆潛滋浸潤於其間。岩腳以上一口音也，休城以上一口音也，與黟太近，而黟人之牙音，太人之喉音，胥依稀影響於其際。屯溪以上一口音也，草市以上一口音也，下與歙邑毗連，歙音和平，故屯溪以下略似之。最難解者，屯溪一帶水間泛宅浮家，欸乃相語，即世居屯溪者，聞而不知所謂。

    這裏指出了休寧方言及與周遭各縣方言的關係。晚清徽州文書抄件《杭州上水路程歌》中有：“篁墩草市對溪東，咫尺鄉音大不同。” “篁墩”位於歙縣西南部，“草市”（今有上草市，下草市）與之僅一河之隔，但方言卻大不相同，與此處的記載恰相吻合。在清代，新安江流域生活著“九姓漁戶”（又名九姓漁船，俗稱“江山船”），船上人講的都是江山話， 故而休寧人覺得屯溪一帶浮家泛宅者的語言頗難曉解。

    至於徽州其他四縣方言的複雜程度，較前二者似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婺源境內層巒疊嶂，溪澗迂回，百姓大多深居簡出，當地方言相當複雜，“言語不通，五鄉各異。有同邑之人，相語不辨誰何者”，隻有往來於各大商埠的人才能說些官話。故而由江鏡芙起草的《婺源風俗之習慣》指出：一些教育家要在學堂內添設官話一門，讓兒童從小操習，以便於將來與外界之人交涉應對，這實在是當務之急。迄至今日，婺源等地留下的不少鄉音字典， 均可作為當日徽州民間官話教育的一種物證。類似於婺源的情形，也見於祁門、黟縣和績溪各縣。

    （三）徽州生活方式

    晚清徽州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承襲此前的傳統，但在外界的衝擊下，也顯露出了不少時代的特征。

    外界對徽州的衝擊，主要是來自外出經商的徽商和受新思潮影響的學生和紳士。徽商的足跡幾乎是遍及海內，在長年的奔波中，他們開闊了眼界；徽州子弟的外出求學，更帶回了新的思想。而外地報刊影響的逐漸擴大，也在徽州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如在歙縣，晚清時期，學堂、商會以及城鎮紳商都喜歡閱讀報紙。特別是隨著郵局在徽州各地的開辦，此種外界的影響愈來愈大。在績溪，未設郵局以前，閱報者寥寥無幾。希望了解時局的人，往往要想方設法才能看到報紙。而在郵局開設之後，閱報者逐漸增多。根據清末調查的報紙銷數，約在百份以上。當然，訂閱者絕大多數集中在城內學界，鄉間除了一些學堂和派銷的官報之外，看報的人仍然相當有限。在休寧，官方係統派銷的報紙，如《政治報》、《學部報》和《南洋報》，由縣署轉發各界；《蕪湖報》、《漢口報》，商界偶然可以讀到；上海的《神州》、《時報》、《中外》、《申報》、《新聞》、《輿論》和《女報》等，通過屯溪民局（即民信局）寄送的約有10份左右，由郵局寄送的約在50份左右；此外，紳、學、商各界訂閱的《東方雜誌》、《教育雜誌》、《衛生報》、《醫報》和《國粹報》，也有大約10份。

    從總體上看，晚清以來，徽州與上海的聯係日益增多。上海是近代徽商麇集鱗聚之區，故而上海新聞界對徽州的影響最為巨大。對此，《祁門民情之習慣》記載：祁門雖然地處山區，但當地人一向喜歡閱讀京報閣鈔。自從滬上報館紛紛開張，購閱者也逐漸增多。據清末調查顯示，除縣、學兩署以及城鄉各學堂之外，城內銷報 14家，東鄉滸溪銷報兩家，南鄉平裏、鱅溪等處銷報六家，西鄉曆口、閃裏等處銷報4家，北鄉善和等處銷報兩家。在黟縣，客居外地的經商者，往往將自己讀過的報紙寄回家鄉，所以當地人也能夠看到外埠出版的不少報紙。與此同時，通過上海郵局直接寄達的報紙也有十數份。迄今，在徽州民間覓得的晚清各類報紙仍然頗為可觀，這些，均是上述背景下的曆史遺存。

    當然，報紙對徽州一府六縣的影響，其程度並不完全相同。其中，似乎是以婺源最為閉塞。直到清末，地僻民貧的婺源，閱報者仍然少得可憐。此前曾經創設閱報社一處，但未經一年便無疾而終。當地郵局又頗不完善，所以婺源四鄉出外經商者，基本上不通過郵局寄送報紙。根據清末的調查，當時通過郵局寄送的報紙，隻有《時報》2份、《神州日報》3份、《匯報》2份、《新聞報》、《中外日報》各1份而已。至於《外交報》以及各種官報，除了縣署之外，沒有其他人購閱。

    然而，不管程度如何，外來傳媒的衝擊，畢竟或多或少地開通了徽州的社會風氣，對於促進社會變遷頗有助益。報紙的廣告，以及外出移民所寄貨物的不斷湧入，使得洋貨的傾銷力度及其影響力迅速加大。

    從總體上看，近代以來，徽州作為內陸山區，西方勢力對它的直接衝擊似乎較弱。天主教、耶穌會並沒有形成很大的影響，民、教之間一般尚能相安無事。但外國商品通過上海、蕪湖等地向徽州各地傾銷，對徽州的衝擊相當之大。如在昔日揚州鹽商巨賈的桑梓故裏——歙縣，其情形有如下述：

    歙處萬山中，習儉樸。乾嘉之世，鹺業盛，富戶多，稍稍趨奢華，書籍字畫、金玉古玩，儲藏最富，一食用之細，日費萬錢者有之。粵匪亂後，內容愈瘠，表麵愈華，好洋貨者多，好土貨者少，外強中乾，識者憂之。

    這種情形，在徽州各地都相當普遍。如在休寧縣，洋油、洋布等日常消費品，鉛筆、藥水等學堂所用的文具，毛氈、鐵櫃等商人用品，幾乎是隨處可見。而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由於土貨未能改良，傳統工藝日趨衰落，更給洋貨乘隙而入創造了機會。在祁門，前代的地方誌說當地人家居儉嗇，“茹淡操作，日再食惟饘粥，客至不為黍，不畜乘馬，不畜鵝鶩，貧窶數月不見魚肉”。而到晚清時期，民風稍變為奢，喜用洋貨，特別是在縣城一帶尤其突出。西、南兩鄉茶業最盛，北鄉雖然沒有大宗的出產品，但好尚亦喜新奇。洋貨對徽州的衝擊，使得徽州的衣食住行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1、服飾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慈禧太後在接見劉汝驥時指出：晚清時期洋布充斥，成為中國的“一大漏卮。” 徽州雖然地處內陸僻遠山鄉，但服飾也受到洋布衝擊的巨大影響。宣統元年（1909年）績溪紳士朱瑞麒作有《績溪風俗之習慣》、《績溪民情之習慣》二文，其中對當地男女服飾之嬗變，有著相當精彩的記述。在前文中，他指出：績溪縣在太平天國以前，服飾皆尚儉樸，主要采用的是當地自製的芙蓉布，麻布、夏布也能運銷外地。及至清末，芙蓉布已經失傳，當地人嫌棄土貨，布帛品類皆喜洋貨。在《績溪民情之習慣》中，朱瑞麒又指出：績溪風俗儉嗇，還保留著古風。道光、鹹豐年間，衣必土布，用必土貨。當地人的好尚，隻是看中那些樸實、堅固的布料。但到太平天國以後，市麵上洋貨充斥，貨美價廉。於是，在殷商顯宦的提倡下，一般士庶亦踵起效仿。後生新進，更是穿洋衣，食洋貨，衣食向著西洋的風俗靠攏。 接著，他又分男女服飾，詳盡地描述了這種變遷的階段特征：

    從前男之服飾：績俗向樸，兵燹前俱穿布，衣帛者百不一二。夏穿土葛布、土麻布，穿夏布者少，穿紗綢者更少。冬則穿粗布，如常熟布、餘姚布，富而老者穿棉袍，次穿夾袍，裘不多見。有護膝而無套褲，背心爾外，幅俱有袋，謂之銀衣。幅短少袖狹，冬用氈帽、布鞋，禮服布與羽毛居多。

    晚近男之服飾：兵燹以後，漸效兩湖妝式，寬衣廣幅闊袖，夏穿紗羅，次亦穿夏布、洋布，冬穿輕裘，次亦穿棉袍，布必用細，著綢緞衣服者十有二三，土布罕見，套褲、背心均極趨時。

    現在男之服飾：守舊者仍是晚近形式，然十不二三。趨時者短衣，袖小幅狹，幾如操衣。長衣則袖小幅狹而長。不但粗布不穿，土貨細布亦不願穿，綢緞紗羅亦憎本貨而喜洋貨。鞋喜瓦式、洋式，平時亦喜穿囗操靴，更喜穿革履，每有手戴金戒子，或鑲寶石、鑽石者。

    他所謂的“從前”是指太平天國以前，“晚近”是指太平天國以後，而“現在”則是指清末。其中的“兩湖妝式”，係指鹹同兵燹中因湘軍的崛起而引起的世人對“湖南褂”之模仿 。與此同時，績溪婦女的服飾習尚也有相當大的變化：

    從前女之服飾：頭盤高髻，首飾尚珠釵鉺簪環，金少銀多，其上必飾以珠。式樸古，不取華巧，所戴不過三件。服俱用布，袖狹而幅短，鞋繡花。行禮無外套，穿硃青布褂、硃青布裙，即有各種華衣，亦不肯穿。

    晚近女之服飾：婦人發髻，皆用揚州之髻，處女之髻梳元寶式。寬袖廣幅，綢緞衣不多見，細布、洋布每每皆是鑲銀花草及盤釘闌杆。每一女衣，須縫人數工或數十工。中人之家，均有綢綴外套、百折綢裙。其首飾金珠，並重釵鉺簪環，外如茉莉竿等類，滿頭插遍。

    現在女之服飾：服色向淡素，狹袖，幅亦不廣。城內及開通鄉鎮，則窄袖短狹而長過膝。鑲飾較前為簡，不釘欄杆，用品與男子同習慣。洋貨居多，髻效蘇、杭之圓扁式，首飾重金，珠較少，式取巧素，所戴不過三件。鞋不繡花，喜黑色，十二三歲之女童，穿男衣者日見多數。

    在婺源，民眾原來一向質樸，服飾崇尚樸素。那些往來江淮吳越的富商大賈，一身毛藍土布長衫、紅青土布馬褂和雙梁闊頭粗布鞋，出入於茶寮酒肆、笙歌羅綺之間，雖然被蘇、鬆一帶的人傳為笑話，但也因此對這些穿著土布衫的“婺源朝奉”頗為敬重。婺源女子也都是釵荊裙布，不以金銀珠翠為華。光緒以來，這種風氣逐漸改變——除了那些固守本地的農民以及抱殘守缺的寒儒下士還寬袍大袖，其他人則多沾染外洋習氣，“喜洋貨，嗜新品”。《婺源民情之習慣》認為：以往的婺源富而儉，清末的婺源貧而奢。在祁門，先前的民間風俗一向節儉，男子長衫客布，棉袍多灰色布褂，外套多以青布、天青呢為之。及至清末，“漸見繁華，各色客布、洋布銷售頗多”。

    徽州服飾的變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商人和學生的影響。“學、商兩界，喜用洋貨，漸有由儉入奢之勢”。特別是學生，在近代是領導社會風潮的一群人，他們對於時尚的走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根據清末的調查，徽州中學以下學堂多達百所。僅歙縣官立、民立的兩等學堂就有20餘處，舊式家塾及蒙童私塾也有千餘所。特別是在新式學堂，學生接受新式學問，學得諸多外國知識。如在祁門，晚清時期風氣漸開，宦商子弟，“好習英文英語，亦有習東洋語言文字者”。婺源由於“近今（按：當指晚清）新學發明，士人亦翻然有遠誌，負書擔囊，肩背相望，抑間有東渡大和，西赴歐美，以博注新智識者”。這些，都對徽州社會的崇洋風氣以推波助瀾之力。如在休寧，清末城市百姓窄袖緊身，模仿操衣縫製棉襖，呢袍草帽，再配以手表。此風盛於學堂，經商者繼起模仿， 從而逐漸波及於社會的其他階層。

    2、飲食

    飲食方麵，糧食供應曆來是徽州的頭等大事。徽州山多田少，即使是豐年的產米數量，也不足供應當地3個月的口糧。其不足部分，全靠鄰省浙江和江西等地接濟。 特別是江西省的糧食供應，對於徽州的影響最大。有一首竹枝詞這樣寫道：

    山田力薄半無泥，養得爺娘子又啼；

    此地年豐休便喜，須將水旱問江西。

    由於糧食的缺乏，徽州人素以儉嗇著稱於世，這在晚清的調查中也可得到證實。如在歙縣：

    歙山多田少，產米常供不給求。東、西兩鄉猶能輸其羨於鄰境，惟南鄉與北鄉之黃山，家家多種苞蘆以自食。非小康之家，幾不易得米麵為常食。商鋪有定律，月四餐、六餐而已。肉食用豬，食牛羊者絕少，鱗族羽屬亦不多得。寒素家風，以蔬豆為常用品，如新洲之蘿卜，葛塘之白菜，問政山之筍，皆絕美。市中所製豆腐，亦遠勝他處。有毛豆腐者，乃江、浙各屬所未有，惟衛生家不取焉。富有者早起，喜食鹽茶蛋，且用以供客，酒則土釀與購自他省者參半，皆力薄，而性烈無深醇者。

    上述的記載，將歙縣人的日常飲食作了詳細的描述。除了日常飲食外，節日食俗也同樣節嗇。歙縣人宴請客人，肴饌極為儉約，使用魚翅、鴨肉的相當之少。

    在休寧，糧食的供應也同樣相當成問題。由於休寧的土地生產出的糧食不足以供應當地的民食。“市人一日三餐，而苦者減其一”。婺源的情形亦不例外。早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婺源縣浙源鄉嘉福裏慶源村生員詹元相就曾指出：在糧食供應緊張時，婺源當地民家多以豆作飯，其狀頗為艱難困苦。及至晚清，此種情形仍未有所改變：饑饉凶年，婺源人有采蕨薇食用者。城中人都是米食，不喜雜糧；鄉間東北多山，貧民種植玉米作餅食；西南高田種粟麥。

    一般來說，如果我們對照明代的記載，便可看出，盡管時光流逝了數百年，但徽州人的飲食習俗仍然未有多少改變。可以說，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變化最少的是飲食。不過，太平天國時期的兵燹戰亂，在部分地區一定程度上也調節了緊張的人地關係，使得徽州的糧食自給程度有了相當的變化。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例子是績溪縣。與徽州的其他地方相似，績溪也是一個山多田少的地區，道鹹之間，“產米僅敷民食十分之六，雜糧俱作正餐”。太平天國以後，由於戶口尚未恢複到戰前水平，“產米與民食約可相敷”。於是，當地的糧食生產結構也有了一定的變化：“小麥產數不過稻米十分之二三，種雜糧者更少，而荒田尚多”。 這顯然也為績溪人飲食結構的調整提供了一些空間。

    3、聚落

    皖南的徽式民居是長江中下遊地區極具個性特征的一種建築型式，它以粉牆、黛瓦和起伏跌宕的馬頭牆為特色，形成了一種動人心魄的魅力。對於徽派建築，《陶甓公牘》中也有涉及，如歙縣：

    彌望皆瓦屋，他處惟名城巨鎮有之，徽歙則小村落皆然。草房絕少，屋多建樓，大家廳事極宏敞，梁用鬆，柱用杉柏與銀杏，皆本邑產。牆用磚，鋪地以石，或用磚及木板，一門顏雕刻，費輒數十百金。但天井小，少窗，光線黑暗，此其所短。床幾各器，類以堅木為之，傅以漆，亦土產。起居之適，貧富不甚相遠。溪山清麗，居此者如置身畫圖中，故人人有不忍輕去其鄉之意。

    徽歙民居皆瓦屋，這是明清以來徽州的富裕程度使然，也是徽派建築的一大特色。從對徽派建築遺存的調查來看，此種特色應形成於明代以前，而一旦形成為某種個性化的特色，後來的民居往往就以此為範本，逐漸積澱而為縱向傳承和橫向衍播的居住民俗，從而使得徽州一府六縣的聚落，呈現出大同小異的景觀。

    與美輪美奐的徽派建築相輝映，徽州的道路交通也顯現出了與他處不同的景觀。當地紳士稱：“我徽雖僻處山陬，獨橋工之堅致，石路之廣坦，為他郡所未有。” 以歙縣為例，根據民國《歙縣誌》的記載：當地道路都以石頭鋪成，即使是窮鄉僻壤、入山小徑，也都是如此。石頭的種類不一，有青石、紅石、紅麻、白麻和鳳凰麻等石。康、乾以後，更采用了浙江淳安茶源的青石，質美堅固，全縣交通即使是在積雨時節，也不會泥濘不堪。另外，徽州人還設立“橋會”等民間互助組織，保證了橋梁的管理和維修。

    晚清時期，徽州的聚落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太平天國的兵燹戰亂，給徽州的聚落景觀造成了重大的破壞。以婺源為例：

    乾嘉之間，五鄉富庶，樓台拔地，棟宇連雲。兵燹以來，壯麗之居，一朝頹盡，敗垣破瓦，滿目蕭然。承平五十載，元氣卒不可複。生計既極艱難，商賈迥不如前，而十匠九柯，工價又數倍曩昔。居斯室者，但得（鹿瓦）磚作障、莞葭為牆足矣，亦可慨也！。

    其二，徽州建築形式及盛衰程度，隨著商業的盛衰而發生變化。以祁門為例：

    舊建民房天井狹窄，光線黑暗，近年大為改觀，士大夫之家，未有不高大門閭，明窗淨幾者。東鄉雙溪諸村，多名家大族，居處與城闉相似。家藏器具，有留傳至數百年者。南鄉侯潭地近江右，舟楫易通，第宅相連，大有廣廈萬間之象。西鄉曆口近日業茶獲利者，屋宇亦多壯麗。

    其三，在近代西洋文化的衝擊下，徽派建築也發生了諸多的變化。此前，筆者在皖南曾作過十數次的實地考察，據我所見，晚近的徽州建築中，有不少是中西合璧的建築。如績溪上莊製墨名家“胡開文”家族，就遺留有西洋式的門樓。而在黟縣的南屏等地，我也見到諸多西洋式的單體建築。根據東南大學建築係的調查，在婺源豸峰的近代建築中，出現了西洋風格與徽州固有的建築風格相融合的聚落。以涵廬和潘次良宅（又名洋屋）為例，在徽派建築風格中，加入了西洋的梯形窗、拱券門，甚至以英文字母為裝飾。 不僅是形式上發生嬗變，建築材料方麵也有了新的變化。如朱瑞麒在《績溪風俗之習慣》中指出：

    （績溪房屋之材料）梁棟用鬆，柱用杉，或用白果，或用雜木，壁用杉木板，油而不漆，地麵用徑尺方磚，或用三合土築成，上敷以青灰，用白灰畫線。水梘用竹、用木、用磚，近有用洋鐵、洋鉛者，窗嵌玻璃者，城多鄉少。

    顯然，績溪的徽派建築也開始用洋鐵和洋鉛等。而婺源豸峰洋屋，其建築天井兩側，則建有西式跑馬廊，建造時大量運用了當時還很罕見的東洋“洋灰”（即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