績溪與徽學

        績溪縣是一塊人傑地靈的沃土，是古徽州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她與古徽州的歙縣、黟縣、祁門、休寧、婺源一樣，是徽學的重要孕育靈床。

         績溪縣作為古徽州的重要岩邑，早在六千多年前，就有先民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以績溪境內東部的障山設立障郡，並置黟、歙二縣，績溪屬歙縣。漢代稱華陽鎮，仍屬歙縣。梁大同元年（535）置良安縣，唐武德七年（624）廢。唐永泰二年（766）複置縣，因縣治北有乳溪與徽溪相去一裏並流，離而複合，有如績焉，故取名績溪縣。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為徽州，以績溪有徽嶺、徽溪及大徽村而名。由此，“徽州的徽、安徽的徽，均源於績溪之徽嶺、徽溪、大徽村”之說，不脛而走。數千年以來，績溪與徽屬他縣一起，共同經曆了遠古文化時期、山越文化時期、新安文化時期和徽州文化時期。萬山叢中，高台城壘式的徽州地域，“世治，可安耕鑿，雖亂，不罹兵燹”，在曆史上相對戰亂較少，三次中原人氏的大遷徙，促進了古徽州的繁榮與進步，從而人文薈萃代有賢能。現存地麵古文物五千多處，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陸續被大量發現的徽契約文書文獻和原始資料不下20萬件。這些古祠堂、古民居、古牌坊、古橋、古代房地契、商約合同、家族譜牒、方誌圖冊、商務記錄、書信雜件，跨越千年曆史，涵蓋幾乎全部徽州的曆史文化領域，為我們進行徽學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所謂“中華民族曆史傳統文化的縮影”，也就是依靠了這些第一手材料映現出來的。

         唐宋以來，鍾靈毓秀的績溪縣，孕育了大批的傑出人才，汪華、胡舜陟、胡仔、胡宗憲、胡富、胡鬆、胡雪岩、胡開文，“禮學三胡”、胡適、汪靜之、胡炳衡、汪惕予等，為績溪的曆史增添了光輝燦爛的一頁。胡適先生曾說，我們不可隻見那小績溪，而忘了大績溪，績溪人的成功，大多在本土以外，績溪的徽學研究，不僅是對一個績溪縣，而且是對績溪以外的徽州曆史文化的探討研究。對於徽學的研究，元末明初時期的績溪人舒　要算是最早的學者了。此後，績溪人對徽學的研究曆代不乏其人，明清兩代《績溪縣誌》的修撰，乾嘉之際績溪“禮學三胡”的蔚起，伏嶺村邵綺園《徽誌補正》、《大障山辨》、《聞見晚錄》、《廬黃紀遊》等徽學著作的問世，特別是現代孔聖人胡適之對於徽學研究的巨大貢獻，更是無與倫比，他用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論，一改曆代縣誌不言商的封建傳統觀念，特別地強調縣誌修撰應注重徽州人“移徙經商的分布與曆史”，要看到“大績溪，應列‘大績溪’一門”，這是徽學研究史上一個空前的突破，為徽商 ———徽州文化孕育生發，繁榮發達的基礎扶本歸源，正名留史，胡適先生對於徽學的貢獻，功莫大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二十多年，是績溪徽學研究的鼎盛時期，以原省政協常委、省科委主任石原皋先生的《閑話胡適》為發端，績溪和績溪籍的一大批徽學研究愛好者投入了績溪的徽學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邑人胡承業牽頭成立了績溪徽學會，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徽學研究。此後，績溪的徽學研究蔚成風氣，其領域涉及徽州文化的新安教育、新安醫學、新安繪畫、音樂戲劇舞蹈、徽派建築、徽州學術、徽商及徽州經濟、徽州文房四寶、徽菜和徽州飲食文化、徽州人文等等各個方麵。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績溪徽學研究方麵的著作已不下百部。

         績溪的徽學研究，沒有官方的組織，全是民間的自發。他們與老徽州其他的學人觀點一樣，都是在探究古徽州自然資源和人才資源的優化組合，因而使徽州得以充分開發的曆史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目的是古為今用，讓徽學在現代文明中閃光，讓徽學為績溪的經濟發展特別是旅遊經濟發展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