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級加薪

剛踏入一九八五年，倒黴的陳湃似乎轉了運，突然“派”起來：工資單的總額上多了五百法郎。我問了幾位同事是否這個月加薪？他們都說剛去年十一月份加了薪，沒有這麽快，要等政府什麽時候公布調整工資，就什麽時候加薪。我想一次加薪也不會加到10%這麽多，可能是弄錯了，因為從一九八五年起，工資單改用電腦記錄，於是去問總務主任。他一見我手上拿著工資單，似乎已知來意，微笑地對我說：“你工作做得好，我們很滿意，是我們請求上級加薪給你的。”我不知如何說好，惟有再三感謝他。

出到走廊，剛好遇見校長，他用手攬著我的肩膀說：“比尼先生有沒有告訴你，你加薪五百。”我故意說是五十嗎，因為CINQUANTE和CINQ CENTS的音差不多。他伸出十隻手指說：“是大五十，是五十的十倍”。我問他是否所有員工都加薪，他馬上搖頭，伸出一隻食指用英語說ONLY ONE，還打趣地說，這回該請我喝香檳酒囉！我一聽到ONLY ONE這個詞，一種勝利的喜悅突然衝上心頭，緊緊握著他的手說：“一定，一定！”

做工人誰不希望加薪？特別是在這萬物騰貴之秋，正所謂一頭收入，百頭支出。但是工人始終是工人，就算幾次特級加薪，也無出頭之日，因為“工”字一出頭，就變成“土”字。做牛做馬一生，到頭來隻能到“入土為安”時，才能得到大解脫，這有什麽值得高興的呢！況且，有些人跪地喂母豬——看錢份上；而我是跪地喂公豬——看工票份上。因為在法國，工票比鈔票更重要，特別是對新移民來說，更是他的第二生命。有了它，可以安享太平，沒有它寸步難行。我所說的勝利的喜悅，是指為中國人爭了一口氣。以前我曾寫了《小聯合國》和《溫暖的小聯合國》兩篇文章，把O·A·A機構屬下的聖菲利孤兒技術學校比作“小聯合國”，我把自己比作駐“小聯合國”的唯一的中國代表。這個代表的工作好與壞，直接影響到中國人的聲譽。所以一年多來，自己在行動上不敢苟且，在工作上兢兢業業，以求在法國人的心目中，對中國人的生活作風、工作態度，有個較客觀的了解。這次的特級加薪，可說是收到一點成效。更聊以自慰的，是取得學校的信任。最近有個黑人同事，因居留問題無法解決，辭去工作。消息一傳出，應征者紛至遝來，其中也有法國人。我一得到消息，馬上去找總管，要推薦一位朋友來做。他問我是什麽人，我說是CHINOIS，他問人品如何？我說人格保證。他說好，明天就叫他來上班。我問他工資多少，他說照最低工資三千六百法郎，我問他能否高些，他說看在你的份上，就依照那位退職員工薪金四千六百法郎吧，還問我滿不滿意？我當然是喜出望外了。

我的工作單位是屬於教會私辦公助的不牟利學校，經費開支是比較困難的。這次特級加薪，學校也無權決定，要由巴黎總部批準，這就更加難能可貴了。我雖然是一位新職工，但經過幾次調整，工資已在幾位老職工之上。這次大幅加薪，可與各部門組長的薪金並駕齊驅了。

常雲：“知足長樂”。我這份工作雖然拿“大筆”，但可能是全校最輕鬆的工作，不用看別人的臉色，更沒有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而且假期較多，全年的總休假日竟達42%。即是說，一百天中有四十二天休息。學校對職工也較仁慈，有事可以遲到早退，請一兩天假也不扣薪，實在是一份較為理想的“鐵飯碗”。我想，學校此次特級加薪，除了鼓勵我之外，還有挽留與捆綁之意，目的就是使我“樂不思蜀”。但事情往往是矛盾的，特級加薪的結果反而使我“樂更思蜀”。因為我來法之目的是想搞些小生意做，希望“積穀防饑”，以備將來落葉歸根之用。如若一帆風順，豬籠入水，要向陳嘉庚、李嘉誠等學習，匯錢回國修橋築路，興辦學校，以澤鄉梓，誠人生一大樂事也！如若計劃無法實現，起碼也找一份直接或間接能為僑社服務的工作。隻要有利於僑社，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中華民族的事，工作苦、時間長、薪金低也樂於接受。若能如此，亦不枉十年寒窗之苦，也對得起列祖列宗。起碼比身居外國，而默默一生地為外國人工作來得強些，有意義些。

 1985年2月下旬作於巴黎 1985年3月14日原載《歐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