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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大學誕生的年代,正是“讀書無用論”極左思潮統治教育界的年代。因此,華僑大學亦無可避免地受到這種思潮的影響。衝擊最大的是中文係、政治係等文科。特別是一九六四年以後入學的文科學生,真正能安靜地坐在課室內學習基礎課的時間不多,很多時間要到校外搞形式的調查。如下鄉搞“四清運動”,一去就是停課半年。再加上不久就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幾乎把華大這個初生的嬰兒扼殺在搖籃之中。盡管如此,初期的華大仍能出作家。享譽香港的名作家東瑞,就是我們中文係六四年級一班的黃東濤。
黃東濤是印尼歸國僑生,他是和其姐先後從福建集美僑校考入華大的。他個子高大,有些虛胖,可能是少運動之故。他沉默寡言,謙虛憨厚,有點隻專不紅的書呆子味兒,甚少參加自由課的體育活動。他與我同屬一個學習小組,政治學習時他發言不多,若是遇到非發言不可時,他都會事先列好發言提綱,發言時似乎有些緊張吃力,額頭上有時還沁出汗水,但談到文學時他卻津津有味了。有一次,他看見我在黑板上寫的“雷聲烈,神州六億學王傑。學王傑,丹心一顆,獻給偉業”的《憶秦娥》詞時,竟眉飛色舞地大讚好,還為我起了個花名叫“雷聲烈”,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我第一次學寫詩詞,就受到他善意的“打擊”,從此再也不敢動筆寫詩詞了。
黃東濤對上級分配他進華大學習,起初是有些情緒的,他嫌華大新辦,師資缺,怕影響前途。為了這事,他曾偷偷地問我,華大有幾位教授?其實,當時我比他更糊塗,還以為助教比講師大呢!但我還是對他說:“一個人是否能成名成名家,不在於學校質量高低,不在於有多少教授,主要是在於自己能否努力學習,刻苦鑽研。”想不到這句誇誇其談的“偉論”,竟然對他產生作用,隻見他麵有喜色,頻頻點頭稱是。從此,他真的安心在華大學習了。
他學習是很用功的 ,字體寫得很端正、美麗,學習成績優良。然而,在那個年代,專心鑽研功課似乎是一種罪過。為了使他不致被人扣上“隻專不紅”的帽子,傍晚的自由活動課,我喜歡拉他去打籃球。
“文革”前夕,我離開班級去越南參加“援越抗美”戰爭,一年後回國到華大探親,想不到黃東濤的才華在擺脫了人為的束縛後,已充分顯露出來,他和同學合編的《毛澤東詩詞解釋》,有較高的水平。
八十年代初,他已成為香港名作家。一位朋友對我說,他出版了不少著作。但我當時對文學提不起興趣,最有興趣的是倫敦金價、紐約期金。我隻和他通了一次電話,在一次找他不遇後的不久,我就離開香江來巴黎定居了。
黃東濤的作品,是我到巴黎後才有機會真正拜讀到的。他確是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小說寫得生動,引人入勝,散文寫得優美、細膩、如書如詩。不然怎麽能得到散文大師秦牧叔的欣賞並為他的《香港一角》作序呢?東瑞的成就,不但是我班的光榮,同時亦是華大的光榮!
華大從開辦到“文革”後期被關閉學校的第一階段,雖然是短暫的幾年,但造就的人才不下萬千。這些人現在已散布在三湖四海、五洲七洋。到底初期的華大養育出多少作家,多少工程師,多少政治幹部,多少醫學專才,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單憑我們這個小小的班級,據我所知已出了東瑞作家和一個縣長來推論,整個華大肯定是出了不少名人的。
( 1989年5月24日 原載《歐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