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狼之嚎

野狼乃勇猛之獸,喜群居,尚團結。攻則群嚎而起,退則齊喑而下。不求單兵格鬥之高下,不究一時得失之勝負。乃智勇雙全之靈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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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朱熹和理學

(2017-05-08 09:46:49) 下一個

 

略談朱熹和理學

(此文和上次的關於孔子的一文一樣,是我在微信群裏和朋友之間的討論)

略略地把朱熹的事情整理一下。 為此必須說一下他生活的時代。南宋的時候,社會上層人士是比較憋屈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漢人大本營被人家占了,徽欽兩皇帝被人抓了,客死他鄉。有傳統文化榮譽感的人怎麽也咽不下這口氣。

怎麽辦?兩種選擇:一種是:生活如此美好,該怎麽過就怎麽過,反正老子日子過得比北方那個野蠻金人有情調,更文明,何必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呢。狗咬了我一口,我還能咬狗?第二種是:臥薪嚐膽,光複汴梁,打過長江黃河去,把失去的土地要回來。

第二種生活方式短時間還行,長了就不靈了。就像當初蔣介石去台灣,光複大陸喊30年還能堅持,等到40年50年,大家都繃不住了。所以,第一種生活態度慢慢就占領了主流。

可是,有統一思想的人不會妥協,他們除了自己明誌外,還積極幹預施行第一種生活態度的人。開始還是發發牢騷,比如什麽: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後來看效果不好,這幫人的動作就大了。

在朱熹之前,有這兩個兄弟, 程顥和程頤,是北宋時期著名的儒學大師。他倆開創了個理學,實際上就是個不成熟的哲學思想。 與西方哲學比,即沒有方法論,又沒有嚴格的邏輯推理。把孔子的“仁”弄出來,加上一個“理”,就認為這就是組成世界萬物的本源。 現在你再看看,幼稚得很, 我摘一段:

程顥提出“天者理也”和“隻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的命題,認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便須“以誠敬存之”(同上)。倡導“傳心”說。承認“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

不知所雲吧。 好,不管這兩人了,說朱熹。朱熹的老師恰好是這兩人的徒孫,於是少年朱熹即被引入這個所謂“理學”的傳銷集團裏了。

二程有個東東,叫“存天理,滅人欲”。北宋的時候,國家GDP高得很,自然沒人理睬這個口號。但到了南宋,這個口號立刻有了市場。你想,老祖宗住的地方被人占了,你還“人欲”個屁,都滅了吧。正好,這個旗幟有了個強壯的旗手, 就是朱熹。

朱熹發展了理學。他還把孔孟流傳下來的他認為符合理學的東西整理出來,搞了《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四個冊子,並訂成一本書,叫《四書》, 然後與經典儒家《五經》,統稱為四書五經。

其實從這以後,四書就比五經厲害了,就像文革時期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毛澤東思想永遠比馬列主義牛B。

朱熹做過官,後來被人參了。因為他納了兩個尼姑為妾, 被人說他是偽理學家。本來嗎,你讓別人滅人欲,自己卻和小尼姑睡覺,怎麽能行呢。官不做沒關係,朱熹就到處講學。那時候,南宋經濟非常好,讀書人多,朱教授講課水平一流。於是,朱熹在學術界名氣非常大,他的理學越傳越廣。

朱熹的思想比孔子保守得多,對讀書人要求極端嚴格,號召大家按《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標準要求自己。這種類似學雷鋒的活動,確實影響了不少人,比如後來的文天祥就有這樣的影子。

但也有消極的一麵,他這種要求比孔子的“安分守己”更苦行僧,知識分子開始唯書,唯上。 什麽意思呢,凡是四書上說的,你理解要接受,不理解也得接受,不接受就讓你沒好日子過,這就剝奪了後來文人學術上的懷疑權。另外,對於人的日常行為,朱熹主張不可犯上,要絕對忠誠。 這種類似於林彪“三忠於四無限”的東西不僅用來對朝廷和皇帝,還對任何比你高的人。 看看他的一段文字:

“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淩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這樣的唯上唯書的思想,立刻迎合了蒙古和滿清這個外來政權統治者的需求。 你想,隻要讓所有官員們都唯書唯上,維穩問題基本解決了。所以,後來的科舉就考朱熹的四書五經,文人們都乖乖地按這個教材做八股文。從那時起,中華文化逐漸走入腐朽萎縮。

朱熹為了樹立他這種文化旗幟,還篡編曆史。本來三國時期曹操比劉備厲害多了,連陳壽的三國誌都將曹操算正統。朱熹一看不爽,非把劉備算為正統繼承人。

說說受朱熹和理學影響最深的人。滿清有兩個人,他們完全有能力顛覆清政權的。如果在漢唐,早就改朝換代了。正是由於朱熹這種理教的束縛, 他們最後都退縮了。這兩人一個是曾國藩,一個是李鴻章。 當然了,這種影響不僅對他倆自己,還包括其他人。社會似乎都對這種”犯上“行為有抵觸。

後來還是有個徹底不把朱熹當老師的人掙脫了繩索,此人就是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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