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狼之嚎
野狼乃勇猛之獸，喜群居，尚團結。攻則群嚎而起，退則齊喑而下。不求單兵格鬥之高下，不究一時得失之勝負。乃智勇雙全之靈物也！
我曾試圖回憶哪個才是我讀過的第一本小說。我指的是第一部長篇小說，不包括那些連環畫，以及那些故事會等少年簡易讀物。
它不是《水滸傳》，不是《西遊記》，也不是《林海雪原》，而是一本殘缺的《風雷》。
那時我三年級。雖然喜歡看故事書，可對沒有圖畫的厚厚的文字書還沒有感興趣。原因是，那些書看著不吸引人。
那年暑假，我去一個表叔家。那是個風景優美的水鄉。對於喜歡遊泳的我，清涼的河水，綠綠的水草，簡直就是天堂。可惜的是，表叔家那裏沒有和我相同年齡的玩伴，村中有幾個同齡孩童，多數已經輟學在家幫著放牛，有一兩個還在上學的還是女孩子。我在河裏折騰了幾天後，便有些厭倦了，決定第二天回家。
表叔60年代初在鎮上的一個農業技術學校讀過書，後來搞“調整改革充實提高”，那個農業技術學校被砍掉了，變成了普通中學。裏麵的學生都被退回到原籍，表叔隻好回家務農。表叔喜歡讀書，但自己很少買，常從同學和朋友那裏借。
聽說我第二天要走，表叔給了我一本書。外麵用牛皮紙包著，他讓我交給我家附近的他的一位同學。他叮囑我，千萬不要讓別人看見。這個我明白，那時候好看的書都是毒草。
當天晚上下雨，很早我便躺進蚊帳裏。但不知怎麽著就是睡不著。本想起來，可一聽窗外的雨聲，知道無處可去，隻好作罷。折騰了一會兒，忽然有了要看那本毒草的念頭。
打開牛皮紙，那本殘缺的書實在慘不忍睹。沒有封麵，頭幾頁還沒了。好在最後幾頁在，知道書的名字叫風雷，出版日期是1964年。
沒想到，那本書強烈地吸引了我，尤其是開始那段淮北農村小鎮的描寫。書中主角吃狗肉喝燒酒的情節，還有他穿的那個硬底長筒皮鞋以及羊毛軍大衣，給我很多遐想。那個時候， 我對鞋子有某種特殊愛好。連環畫小人書中我常注意畫中人的鞋子。當時我就奇怪，八路軍把日本軍官殺了，為何不把他穿的那個長筒軍靴弄下來自己穿，難道那個靴子不比草鞋布鞋好。
那天晚上我讀了那本書的一小半。回家以後，我便將書交給了表叔的朋友。後來我後悔，沒有將書留幾天讀完才給那人。
從那以後，我便四處找小說看。表叔家裏有幾本，《林海雪原》，《金光大道》，《歐陽海之歌》。後來，有個同學家裏有豎版繁體字的《水滸》和《嶽飛傳》，不過那書不能借回家，隻能到他家裏看。同學父親在信用社工作，他給兒子定下這書不外借的規矩，估計也是怕借出去丟失了。
就這樣通過各種渠道，到初三，我基本完成了各類小說的泛讀，包括很多毒草，如《古今奇觀》，《拍案驚奇》等等，朦朧的性教育似乎也是從中得到的。
盡管我一直有種想法，要把我那第一本小說《風雷》讀全，可幾十年來都沒這機會。慢慢地，《風雷》情結也就淡化了。直到前段時間，偶然看見網上有提到陳登科的文章，忽然讓我想起了《風雷》和表叔家那個濕晾的雨夜。網上一搜，居然將《風雷》的pdf版本找到了。
再次閱讀它的確是很有意思的。 原先那些吸引我的描述已經不那麽神奇了，小說中文學方麵的技巧似乎也很平淡，比網上文章好不到哪裏去。基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小說中的誰窮誰革命，誰富誰混蛋的階級 思維框架很濃烈。按道理，這樣的小說應該和《金光大道》一樣在文革期間得到廣泛追捧才對，怎麽會變成毒草呢？
然後我便看到了作者在再版時的一篇文章。《風雷》之所以被打成毒草，是因為曾經給予作者支持的原安徽省委書記李葆華與劉少奇關係親密。而李葆華代替曾希聖主管安徽的主要政績就是搞了責任田，讓農民由饑荒回到溫飽，被農民稱為“李青天”。
李葆華對陳登科說了這句話：“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曆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
給大家說明一下，上麵提到的“前三年”指的就是大躍進運動造成的三年饑荒。其實陳登科寫的並不是那三年的事情，而是之前的54年左右淮北農村的事情。不過，當你在特殊時期和特殊政治聯係在一起的時候，厄運便來了。
1967年，江青當中宣布，陳登科是“國民黨特務”，於是陳登科便倒了，被關進監獄達5年之久。
接下來對作品的批判便是那些筆杆子們的任務了。我ZT了兩篇當時的批評文章在後麵，大家可以領略一下當時左派的文風。
其實，無論什麽時期，有些文風總是相似的。比如，你現在要是說些李葆華提到的“前三年”的事情，也是會受到謾罵和攻擊的。李葆華那種“把前三年的曆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的願望目前看來仍然是空中樓閣。
曆史上很多事情如果沒人提它，就會被慢慢地遺忘掉，比如文革。當經曆那場浩劫的人（我指受害者）死去以後，誰會去管那場整個民族經曆的痛苦。劉少奇的兒子都不去管到底他老爹是怎麽死的，別人還管什麽呢。
有意思的是，習近平的老爹習重勳倒台也是因為《劉誌丹傳》那一篇小說，那篇小說不是習老爹自己寫的，他隻是像李葆華一樣在小說後麵跟了個帖子說“頂，好文！”然後他便遭殃了。因為老毛不喜歡那小說，偉大領袖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了：“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於是，習重勳就倒了。
當時，對某篇文章某部小說有生殺大權的隻有一人，此人便是老毛。老毛說某個文章好，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起說不好都不成，反之亦然，老毛說某個作品不好，那作品立馬變成毒草不算，作者還得當“國民黨特務”進監獄。
這不免讓我想到習總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來。 當全黨全國的官員們都轟轟烈烈地批評與自我批評，誰來最終判定某件事情的對錯呢？比如，野狼當省長，我批評省委書記某些決策不對，而書記不同意，反過來批評野狼無限上綱，搞人身攻擊。我估計，最後便由政治局來定對錯了。
政治局要是意見一致也沒事，但萬一意見不一致呢？最後可能要習總自己來定。如果之前野狼和那書記已經鬧成水火不相容了，習總的意見便成了野狼政治上的審判了。
也許，省長野狼會因喜歡某本小說《風雷》或《劉誌丹傳》，惹翻有最高審定權的習總，從而像習重勳一樣被打下去。過程自然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習總麾下一定有很多義憤填膺的人士將野狼批評得體無完膚。
大家不要擔心習總自己的安全，因為最高領導人從來就不會被人批評或搞自我批評的，你要是批評他，一定是篡黨奪權搞造反了。
【ZT】兩篇批評《風雷》的文章
一： 徹底砸爛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篡黨複辟的黑碑——批判陳登科的反動小說《風雷》
安學江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指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反動小說《風雷》就是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的罪惡鐵證。
一九六二年，在國內外階級敵人掀起的惡風濁雨中。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赤膊上陣，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猖狂反對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公然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翻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大放厥詞，揚言要象赫魯曉夫“修改”“斯大林寫過的”聯共黨史一樣，“修改”中國的革命曆史，妄圖倒轉曆史的車輪；並且特地指使他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華之流：“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曆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
反動小說《風雷》，就是遵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之命，由披著“工農作家”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陳登科精心炮製的顛倒“前三年的曆史”、詆毀三麵紅旗、攻擊社會主義製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樹碑立傳的一株大毒草。
《風雷》的初稿《尋父記》寫成後，博得了周揚文藝黑線的幹將邵荃麟以及李葆華們的一片喝采聲。在叫好鼓噪之餘，他們又擔心《風雷》的反骨太露，特地向陳登科關照：“寫得太露太實，不好”，要“加些合作化的情節”。陳登科領命照辦，找人在書中加了一些“農業合作化”的詞句。這樣就造成一種假象，似乎這是描寫農業合作化的一本書。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撇開書中時斷時續的“合作化”情節，《風雷》便赤裸裸地現出了它的原形。這一點，陳登科自供不諱：“我寫合作化，就是指責這三年。”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臉：描寫農業合作化是假，篡改“前三年的曆史”是真。
現在，讓我們剝去《風雷》的偽裝，看一看這株大毒草所宣揚的究竟是些什麽貨色?
刮的什麽風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把革命形勢說成漆黑一團．大刮單幹風、翻案鳳，惡毒攻擊黨的三麵紅旗和社會主義製度。陳登科在《風雷》中刮起的黑風，打起的妖雷，正是劉少奇的這一套黑貨。
在小說中，陳登科捏造了一個所謂“特殊落後”的黃泥鄉，把總路線光輝照耀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汙蔑得一塌糊塗。在這裏，“糧食緊張，燒草困難，人口外流”，發生了一起又一起的鬧糧風潮。在這裏，“軍心不振”，“唉聲歎氣”，“失去信心”。這完全是別有用心地給社會主義製度抹黑，給三麵紅旗抹黑！
《風雷》通過對農業集體化的汙蔑，大刮單幹風。在陳登科的筆下，黃泥鄉的廣大幹部和貧下中農群眾，都被災荒壓得“直不開腰”，“自私落後”，留戀單幹，毫無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要組織個副業生產組，得費九牛二虎的力氣；剛剛搞起來，“三朝不到晚，就夭折了！”那些拚死拚活拉到一起的“農業互助組”，稍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散夥了，不幹了”。
在周圍已經開展起互助合作運動的情況下，黃泥鄉仍然一直是“空白點”。老貧農說：“俺莊上的人……你要叫他組織起來……在一起勞動，那就難了。”作為青年積極分子的陸素雲竟然大言不慚地叫喊：“一人領三個孩子，過得比誰都強！”這不是在向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示威嗎?
在陳登科的筆下，何老九、陸素雲、萬春芳等“貧下中農”，對鄉裏的領導者大搞複辟資本主義活動，遲遲不開展農業集體化運動，根本無動於衷，從來沒有抵製，倒是極為欣賞地說：“做個老百姓，一能不受地主富農欺壓，二能不受地主富農剝削，三能有個太太平平安定日子過，就是天堂的生活了。”這分明是在宣揚個體經濟的“天堂生活”！
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後，《風雷》仍然大刮單幹風，顯然是在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所推行的“三自一包”、“責任田”招魂!
《風雷》還不斷煽動“出氣”，大刮翻案風。祝永康經常以“青天大人”的麵目出現，打著訪貧問苦的幌子，鬼鬼祟祟，煽動人們訴共產黨之“苦”，出新社會之“氣”。許多人讚揚祝永康，“這一來，把俺肚子裏好幾年的悶氣，一家夥都出完了”，甚至連“解放以來”“還沒有翻過身來”這樣露骨反動的話都冒了出來。劉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華之流，在一九六二年前後，鼓動牛鬼蛇神攻擊三麵紅旗和無產階級專政，不正是在“出氣”的名義下進行的嗎!什麽是“出氣”?就是反革命翻天!書中端出來的汙蔑廣大貧下中農解放後“隻翻半個身”或“根本沒翻身”的黑話，就是劉少奇和李葆華們黑話的翻版。
“祝青天”在他的神秘活動中，發現了一起所謂“冤案”。
書中描寫的任為群，是個“任勞任怨為群眾”的民兵大隊長，“不可多得的好幹部”。可是，僅僅因為他捆打了反動富農黃龍飛，就被罷了官，繳了槍；僅僅因為他查獲了黃龍飛的走私糧食，就險些被開除黨籍。很明顯，這是個受到所謂“過火鬥爭”迫害的典型。由於祝永康的出現，任為群那一夥的怨氣便衝天而出，大肆叫嚷“撤任為群的職就是不該”，“對不平的事，俺就是要講”；任為群“被人趕下了台”，“俺們還咋能好得起來”l為了替任為群平反，祝永康親自主持“出氣”“平反”會，在他的鼓動和支持下，任為群囂張到了極點，大叫“我的心是紅的”，明日張膽地誣蔑我們黨錯打了“好人”。
《風雷》為什麽要大寫特寫“過火鬥爭”?為什麽要一再強調必須為任為群翻案?這個陰謀必須揭穿!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攻擊我們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錯誤的過火的鬥爭”，在安徽大組會上，他還別有用心地把幹部分成“打人的和挨打的”兩類，一筆抹殺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陳登科筆下的任為群，正是為了宣揚劉少奇誹謗黨內鬥爭是“過火鬥爭”而炮製出來的一個“挨打”的典型。“任勞任怨為群眾”而“挨打”，這豈不是“將我罷官理不公”嗎l這是在為什麽人鳴冤叫屈，不是十分清楚了嗎！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風雷》正是從屬於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政治路線的。它所刮起的黑風，就是為劉少奇複辟資本主義製造輿論的。把形勢說得“漆黑一團”，是從輿論上攻擊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無產階級專政，為他們的篡黨複辟活動動員力量；翻案風，從組織上、政治上為建立資產階級專政進行準備；單幹風，從經濟上動搖瓦解社會主義，完成複辟資本主義的任務。劉少奇掀起的這幾股黑風，彼此配合，互相呼應，其目的就是為了篡黨複辟，改變中國的顏色。
走的什麽路
毛主席教導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
《風雷》一開篇，便描寫了主人公祝永康在淮北平原頂著風雪走路，直到全書結尾的最後一句，還是在描寫他頂著“逆風”走路。祝永康在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中間，走的到底是哪一條路呢?
祝永康到黃泥鄉不久，就發現了那裏落後的根源，是由於朱錫坤放棄農業生產，組織人下湖打兔子，走資本主義道路。他要“改變”這種局麵，於是找到了一個竅門，就是大搞編蘆席的副業生產。書中描寫，正是因為祝永康組織了大批的編席互助組，編了大批的蘆席，賺了錢，救了災，才帶動了黃泥鄉走上‘‘組織起來，，的道路。這裏可以看出，編席賺錢，是全書作為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而加以宣揚的。書中的主要人物都圍著這個問題團團轉。
祝永康的“道路”究竟是什麽道路?揭開這批“互助組”的畫皮，便不難看出它的本質。
這批“互助組”組織起來的目的，根本不是為了走社會主義道路，而是為著做“一筆本薄利厚的交易”，使“手頭活泛活泛”。
這批編席組的經營方式，是“自負盈虧”，“各編各的”，“編的多，多賺錢”。為了鼓吹這種經營方式，書中專門安排了祝永康的一大段演說詞，又是講技術，又是講分賬，又是講“各歸各”。說穿了就是一句話：合夥搞單幹！陳登科捧出這樣的貨色冒充“社會主義”，恰好暴露了他們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陰謀。
原來，祝永康組織編蘆席和朱錫坤組織人打兔子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走的一條路：資本主義道路。經過祝永康“改造”了一番的黃泥鄉，資本主義的濁流不是減少了，而是泛濫了，不是隱蔽了，而是公開“合法”化了。
祝永康搞這樣的“集體化”，依靠的是些什麽人呢?他用秘密活動，私察暗訪的方式收羅了一批心腹，掌握了黃泥鄉的領導權。這些人，有的是被罷了官、繳丁槍的“翻案好漢”；有的是思想落後，迷戀單幹的“巾幗英雄”；有的是愛情至上，多愁善感的戀愛迷’還有吃吃喝喝、吹吹捧捧的江湖弟兄。由這些人組成所謂的“領導核心”去搞社會主義，不是活見鬼嗎!
為了標榜祝永康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風雷》中喋喋不休地宣揚，早在一九五四年，祝永康就在黃泥鄉進行了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很明顯，這是《風雷》在炮製過程中，隨著劉少奇形“左”實右黑貸的出籠，而做的精心安排。
這是一場什麽樣的運動呢?按照《風雷》的描寫，“運動”麵臨的情況極其複雜，“內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糾結在一起”，即劉少奇所胡說的“黨內外矛盾交叉”。“運動”的方法是“紮根串連”，“訪貧問苦”。“運動”的鬥爭對象是農村中的“破鞋”和懶漢，而對階級敵人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則千方百計包庇過關。顯然，這個“運動”所推行的是一整套的劉少奇形“左”而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運動中必須充分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狠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祝永康搞的這場“運動”處處都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對抗。黃泥鄉進行的這場“運動”，是地地道道的假四清，真複辟。
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尖銳地指出：“聯係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岜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反動小說《風雷》中祝永康這個人物所作的種種表演，正是劉少奇從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到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這條黑線的圖解。
這一切，充分說明了祝永康走的就是資本主義道路。
尋的什麽“父”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上，惡狠狠地把我國由於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暫時經濟困難，說成是什麽“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汙蔑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反動小說《風雷》完全體現了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惡毒用心，把所有的黨組織都醜化得一塌糊塗，不是由外向裏壞的“垡塊”，就是由裏向外黴的“花生仁子”。黨的領導幹部，不是蛻化變質分子，就是階級異己分子，不是兩麵派、偽君子，就是“老事務”．糊塗蟲。總之，就如同初稿《尋父記》中方豔豔唱《女起解》所暗示的：“洪洞縣裏無好人!”
《風雷》對我們黨的攻擊，特別惡毒地表現在對縣委書記方旭東這個人物的塑造上。方旭東，是“黃泥鄉”這個“困苦淒涼”世界的最高領導者。陳登科把他所捏造的一切災禍的根源，都歸結到方旭東身上。說他“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蹲在“森嚴”的“衙門”裏，忘記了曾經用生命和鮮血救助過自己的人民；說他“主觀臆斷”，”把矛頭對著自己的同誌”，殘害了任為群那樣的“忠良”，包庇，重用了熊彬、朱錫坤那樣的權奸。還借貧農何老九之口，大罵方旭東：“你主觀!”“你忘本！”“黃泥鄉搞成這樣，難道你沒有責任，“
罵，陳登科還覺得不足以發泄他對我們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仇恨，在第五十一章中，又特地設計了方旭東“翻車”的場麵，描寫方旭東把社會主義的“大馬車”陷入了淤塘，方旭東自己也弄成了“滿臉黑”，“好似被人敲了一棒，昏昏沉沉地將頭低下……”。這是反動透頂的政治黑話!陳登科做賊心虛，在《風雷》的第二次印刷本中，偷偷摸摸地把“好似被人敲了一棒”這段話刪掉了，這樣一刪，不是更加暴露了他們一夥的反革命馬腳嗎！反革命分子田漢在大毒草《謝瑤環》中曾經叫囂：“載舟之水也覆舟”，陳登科在這裏也來了一個車陷於塘，人仰馬翻的描寫。一個要“覆舟”，一個要“翻車”，在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及其大小婁羅們看來，無產階級專政之“舟”快要“覆”了，社會主義的“馬車”就要“翻”了，他們篡黨複辟的日子就快到了。這批反動家夥的黃粱夢真是做得美極了！
果然，陳登科在《風雷》中經過精心設計捧出了一個“高大”的形象，這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理想“英雄”——區委第二書記祝永康。
祝永康是在“災荒壓頂”，“軍心不振、士氣渙散”，“糧食緊張”的所謂關鍵時刻，帶著大批“救命”的糧食，從天而降，飄飄飛來的。祝永康的出場，使“陰霾滿天”的黃泥鄉馬上出現了“積雪融化”、“河水解凍，大地回春”的場麵，而且在他那“春雷一般轟鳴”的吼聲之後，一場鬧糧風潮，便立即煙消雲散了。《風雷》中的祝永康儼然是一個力能回天的“救世主”!
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隻有人民，孝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最無私，最無畏，最聰明，最勇敢，再大的災荒也能戰勝，再大的困難也動搖不了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陳登科之所以要烘托祝永康這個人物出場，目的就是要醜化人民群眾，吹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攻擊社會主義製度，反對我們偉大的黨。
為了強化祝永康這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回春”之力，陳登科從頭到尾為祝永康安排了一條“尋父”的線素。《風雷》的前身就叫《尋父記》。人們不能不奇怪，為什麽一定要在祝永康這個“共產黨員”身上，安上封建的報恩情節呢?陳登科曾經自供過：“尋父不是一個生活命題，而是一個政治命題。尋父就是尋找黨的真理。”“尋父”，一語泄露了天機，正是揭穿這部小說反動主題的關鍵。
什麽“尋找黨的真理”！在反革命分子陳登科們看來，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沒有“真理”了，這也就是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瘋狂叫囂的“黨的傳統遭到了破壞”、“黨的威信喪失了”、“官越大，真理越少”這種反動謬論的翻版。
真理是有階級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的真理，也就是我們黨的真理。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革命人民進行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方針。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和他的代理人拚命叫嚷要尋找什麽“黨的真理”，他們究竟要尋找哪家的“真理”呢? 且看《風雷》的表白：祝永康走馬上任的全部思想動力，是決心沿著“黨中央領導人”在淮北這塊土地上“留下”的“很深”的“足印”繼續前進。
那個在淮北“足印很深”的人指的究竟是誰呢?查查曆史，明白了這個“足印很深”的人，就是曾經為了逃避抗日鬥爭而躲在這裏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劉少奇，不僅抗日戰爭時期有在這裏當逃兵的“足印”，而且解放後還來淮北轉過三次，留下了篡黨複辟的“足印”。其中很“深”的一次，就是到濉溪縣臥龍公社的臥龍湖。他在這裏滿口謬論，胡說八道，公然亮出自己的黑貨，同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相抗衡，破壞了淮北的水係，給淮北人民帶來了災難。書中寫祝永康在“視察”臥龍湖時與任為群所商訂的“治湖”計劃，同劉少奇“指示”的精神是一路貨。這不是在追尋劉少奇的“足印”又是什麽?!那個祝永康懷戀的是什麽人，尋找的是什麽“父”，不是～清二楚了嗎！
把《風雷》的反動主題揭到底，在資產階級司令部一夥反動分子看來，我們偉大的黨已經“陷車”了；隻有按照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足印”走下去才能“回天”，所以他們要“尋父”。“父”就是劉少奇，他就是資產階級“真理”的化身，就是那一夥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父”，“尋父”就是尋找劉少奇和他那一套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就是要劉少奇篡奪黨中央的領導權，複辟資本主義。這就是《尋父記》——《風雷》的要害所在，也是《風雷》包藏的全部禍心。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叫嚷要立的“碑”，就是這樣一塊篡黨複辟的黑碑!
我們一定要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粉碎《風雷》刮起的複辟資本主義的妖風，摧毀《風雷》宣揚的資本主義道路，打倒他們左尋右找的“父”——劉少奇，徹底砸爛他們妄想“傳給後代”的黑碑!
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我們對反動小說《風雷》的批判，正是這種鬥爭的繼續。《風雷》中尋的“父”，就是代表國民黨反動派利益，代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利益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風雷》的炮製者，就是劉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卵翼下的一夥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這就清楚地表明了我們同他們鬥爭的實質。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奪取全麵勝利的關鍵時刻。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必須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粉碎右傾翻案妖風，堅決把隱藏在革命隊伍裏的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統統挖出來，把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進行到底!
(載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日《人民日報》，後作者略有修改)
二： 不準資本主義借屍還魂
——徹底抵製反動小說《風雷》
安徽大學中文係批判《風雷》小組
反革命分子陳登科的《風雷》是一九六四年炮製出籠的。他曾供認：“我寫合作化，就是指責這三年。”書中所謂“災荒嚴重，糧食緊張，燒草困難，人口外流”“合作就是共產，千的一樣活，吃的是一樣飯，穿的是一樣衣服”。“白天黑夜的幹”，“不要命”，等等，顯然是影射我國三年暫時的經濟困難，惡毒攻擊黨的三麵紅旗。因此，它描寫合作化，隻是個幌子，利用三年暫時經濟困難，配合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猖狂進攻，為劉少奇篡黨複辟大造反革命輿論，才是其真正的罪惡用心。
我國農村，一直存在著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一條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組織起來”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一條是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反對農業集體化，鼓吹發展富農經濟，妄圖實現資本主義複辟。
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就指出：“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可是，劉少奇出於反革命的需要，拚命反對農業集體化，對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十分仇視。他胡說什麽走集體化道路是“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是“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直到一九六二年，他還公開叫嚷：“人民公社辦早了”，“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一點。”《風雷》緊密配合其黑主子的反革命嚎叫，大肆誣蔑農民不願走集體化的道路。
《風雷》中的“老貧農”何老九說：“俺這莊上的人……你叫他一家一戶，各搞各的，那是容易些；你要叫他組織起來……那就難了!”
“共青團員”秦三年說：“互助組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
“婦女積極分子”陸素雲，一聽到要組織互助組，竟然“驚訝”起來，嚇得“臉色發黃”地“哭了”。
其他人呢？一聽說動員參加互助組，“他們都搖頭”“歎氣”，沒有“幾個人讚成的”。
你看，《風雷'竟然把貧下中農誣蔑成這個樣子！他們沒有一個願意走集體化道路的，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這對貧下中農真是喪心病狂的醜化和攻擊。貧下中農是黨在農村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可靠支柱，是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力軍。打擊貧農，就是打擊革命，就是反對社會主義。作者的反革命立場，僅僅在這個問題上，即已暴露無遺。
《風雷》還無恥誹謗我國的合作化運動是死拉活扯湊起來的。群眾參加互助組，隻不過是為了到這棵“白楊樹”蔭下“過夏、乘涼”罷了，夏天一過，他們就會丟開這棵“樹”。“大多數都不相信這種合作能堅持長久”。果然，互助組一個接一個地“散夥了”，“夭求了”，“收攤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謂互助組垮台的“一場風暴”，並不是由於階級敵人的破壞和搗亂，而是由於群眾的不願意參加。
互助組“垮台”之後，作者更加反骨畢露，惡狠狠地借所謂老貧農的口，咒罵走集體化道路“撞得頭破血流”，狂叫要“轉彎”。
這是反動透頂的政治黑話。是對三麵紅旗的惡毒攻擊，是赤裸裸的反革命叫囂！
陳登科要叫貧下中農轉到那裏去呢?人們都還記得，三年困難時期，劉少奇曾叫嚷過：“工業上要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包括包產到戶、單幹！”所謂“轉彎”，那自然是轉向單幹，轉向修正主義，轉向資本主義複辟。
《風雷》就通過所謂的“老貧農”、“積極分子”的嘴赤裸裸地鼓吹單幹。所謂的老貧農萬壽餘說：“種地人，啥叫好，地裏長得好，生活就過得好。”何老九說：“能有個太太平平的安定日子過，就是天堂的生活了。”陸素雲一個人單幹，還要領三個孩子，可是作者說她“日子比誰過得都好”。
這是什麽人的聲音?是富裕農民的聲音，是妄圖複辟資本主義的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的聲音。但作者卻強加到貧下中農身上，用心何其毒也！我國廣大貧下中農都有切身的體會，單幹就意味著“窮的窮，富的富，幫的幫，雇的雇”；單幹就是把社會拉向後轉，叫貧下中農重受二遍苦；單幹就是要讓地富反壞右重新騎在人民的頭上；單幹就是資本主義複辟。書中所謂的“天堂生活”，說穿了就是妄想實現劉少奇發展三馬—一車的富農經濟的美夢。你看何老九等三個“老貧農”，對集體化一向沒有興趣，可是當聽到祝永康要給那個合夥單幹的“編席組”“三匹馬，_輛膠輪車”的時候，他們是多麽欣喜若狂啊，競要把“三剮老骨頭也拿出來彌一稱”，豁出去幹。這正是劉少奇“三馬一車”富農“天堂生活”的藝術寫照。但這隻能是劉少奇等一小撮階階級人的癡心妄想。“想要阻擋潮流的機會主義者雖然幾．乎到處都有，潮流總是阻擋不住的，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地前進，把一切絆腳石拋在自已的後頭。”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革命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國五億農民昂首闊步地奔馳在社會主義康莊大道上，前途無限光明。“撞得頭破血流”的不是革命人民，而正是劉少奇之流及其爪牙陳登科們，這些家夥豈止“撞得頭破血流”，革命的車輪已經把他們碾得粉碎，拋進曆史的垃圾堆。
《風雷》不僅大肆誣蔑貧下中農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且還惡毒地攻擊黨不能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書中左一個“群眾落後”，右一個“幹部無能”。黨的幹部不是被寫成“從裏往外壞”的“花生仁子”，便是“從外向裏浸”的“垡塊”。那個被作者寫成“為人老實，對黨忠心”、“最受群眾擁護”的黃泥鄉鄉長萬壽年，完全是盲目地按走資派朱錫坤的旨意行事，被人稱作“一向是糊裏糊塗，沒有原則的人。”
鄉長如此，鄉黨總支的其他委員呢？
他們都不懂得什麽叫做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在他們領導下的黃泥多，階級敵人那麽猖狂，而他們卻無能為力。合作化在周圍已經搞得熱火朝天，但黃泥鄉卻“從來沒有人提過”。
他們工作靠的不是政治，不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而是在救濟糧上打主意。總支委員黃學書說：“黃泥鄉的工作，一不靠糧食，二不靠錢，應當靠人，這是空話。”
象這樣一個窩窩囊囊、毫無革命朝氣、毫無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的鄉長，及其黨總支委員會，怎麽能領導農民去千社會主義革命呢？當然不能。
毛主席說：“我們必須相信：(一)廣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二)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而《風雷》的作者卻完全與毛主席唱反調。他百般抹煞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積極性，惡毒誣蔑農村廣大幹部無能，並以此說明，在農村，社會主義道路走不通，隻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在《風雷》中，作者把祝永康組織的編席組，讚為“社會主義的種子”，“集體經濟的幼芽”。其實，這完全是假集體，真單幹，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販賣資本主義黑貨。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打著“紅旗”反紅旗，是階級敵人向我們進攻的一個重要特點。因此，我們不能隻看他打的什麽旗號，重要的是要看他的實質；不能隻看他的組織形式，重要的是要看他所包含的內容。斯大林曾經深刻地指出；“問題不僅在於集體農莊這一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本身，而且酋先在於這種形式所包含的內容，——問題首先在於集體農莊由誰主持，集體農莊由誰領導。”現在蘇聯的集體農莊，就是因為被蘇修叛徒集團篡奪了領導權，走上了複辟資本主義的道路；這是血的曆史教訓。祝永康組織的編席組也是這樣。它雖然名義上叫“互助組”，但它的領導權，所執行的路線，經營的方式等等，卻沒有一點無產階級的氣味，而完全是資產階級的黑貨。
把持編席組領導權的祝永康是什麽貨色?是推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黑幹將。此人一到黃泥鄉，就沿著黑主子劉少奇當年在淮北留下的“足印”“另起爐灶”。他按照劉少奇所提倡的“明察暗訪”“紮根串連“，搞反革命的小湊合，紮下複辟資本主義的毒根；他按照劉少奇的“在幹部使用上要依靠甄別幹部”的黑指示，給“被打的幹部”任為群平冤獄，組織複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班底；他貫徹“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熊彬之流過關；他對反動富農，演出了一出“周瑜打黃蓋”式的假鬥爭真投降的醜劇。祝永康如此賣力地推行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由他把持編席組的領導大權，不搞資本主義複辟才怪呢!
是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還是資產階級的利潤掛帥，這是區別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分水嶺。祝永康的編席組，不是根據毛主席的教導：“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評資本主義傾向”，而是頑固地站在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一邊，大搞物質刺激。祝永康說：“編的多，多分錢，編的少，就少分。”“老貧農”李學成說：“編蘆席這個交易，倒是本薄利厚。”一群婦女說：“在這春荒當頭，一個錢能當十個錢使。做做蘆席，手頭也活泛些！”“做一張席子要落好幾千塊錢。”左一個錢，右一個錢，祝永康之流，就是想用“錢”字來腐蝕廣大貧下中農。金錢第一，利潤掛帥，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的破爛。其罪惡目的，是妄圖使貧下中農在銅錢眼裏翻跟頭，隻看到眼前利益，忘記走社會主義道路，忘記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這是一顆裹著糖農的炮彈，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
祝永康的編席組的經營方式，不是統一領導，合理分工，互助合作，而是利用組織起來的名義，騙取國家支援，實際上是合夥搞單幹，“各編各的”。單千編席子，沒有資金怎麽辦?祝永康說：“縣裏已答應，隻要我們能組織起來，供銷社可預借一部分錢給各個小組做基金。”單幹編席子沒有銷路，有了編席組這個招牌。產品“不管多少，送到供銷社就是。”由此可見，所謂組織起來是假，騙取國家支援是真。就連跟反動富農勾結在一起搞投機倒把的黃大權，也十分羨羨慕們：“公家出錢買蘆柴，做出蘆席歸自己。”這消息傳出去，別人都不相信。任安才老婆十分驚奇地說：“鬼才信你的。國家電沒有搖錢樹，拿錢出來培養你當地主啊!你財迷哩!”你看怪不怪?世間竟有國家“拿錢出來培養你當地主”的“集體經濟幼芽”!這完全是披著組織起來的外衣，騙取國家支援的資本主義毒芽！
尤為惡毒的是，《風雷》把祝永康領導的編席組，同朱錫坤的“各找門路”對照起來加以描寫，打著“批判”朱錫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幌子，吹捧祝永康的假社會主義。實際上，祝永康同朱錫坤都是一路貨。朱錫坤赤膊上陣，公開宣揚單幹，鼓吹“各找門路”，下湖打兔子“無本求利”；祝永康搞編席組，披著組織起來的外衣，打著社會主義的招牌，搞的是“薄本厚利”的“交易”。他們跟反動富農黃龍飛投機倒把套購國家糧食，要“一本萬利”，三者同樣都是“利”字當頭，有何本質區別！他們都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上的黑瓜，走的都是資本主義的道路。所不同的是，朱錫坤的“各找門路”，是露出毒牙的蛇，易為入們所識破，所警惕；祝永康的編席組，是化成美女的蛇，容易迷惑人，因而毒害就更大。
《風雷》為什麽大肆宣揚冒充社會主義的“編席組”?聯係到三年經濟暫時困難時期，劉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大搞“三自一包”，大刮“單幹風”，積極推行“責任田”，使資本主義在我省一時泛濫成災的曆史事實就明白了。祝永康的編席組實際上就是“責任田”的翻版。一個是打著人民公社的旗號，搞“包產到戶”；一個是掛著互助組的招牌，千“各編各的”。何其相似乃爾!
《風雷》竭力推銷祝永康的假集體、真單幹的黑貨，就是為“責任田”招魂，就是妄圖從根本上瓦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動搖無產階級專政，從而達到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使廣大貧下中農重受二遍苦。我們必須徹底戳穿和粉碎他們的罪惡陰謀。
三
自由市場和單幹是資本主義的孿生子。單幹的個體經營方式，必然要在自由市場上反映出來，《風雷》用自由市場的“繁榮”來烘托單幹的“優越”，正是出於這樣的反革命目的：在狂熱鼓吹單幹的同時，又大刮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黑風。
偉大領袖毛主席很早就指出：要“克服市場上的盲目性，並同一切投機操縱的分子進行必要的鬥爭。”遵照這一偉大教導，我們必須加強市場管理，狠狠打擊投機倒把分子。可是，劉少奇卻叫嚷：“自由市場還是要搞下去的”。《風雷》的作者緊跟黑主子，為自由市場大唱讚歌，給投機倒把大開綠燈。
反動富農黃龍飛，用銀行貸款套購國庫糧食，放高利貸，一直猖狂地進行投機倒把活動。打擊這種人，對他實行專政是完全應該的。但是當把黃龍飛“交給群眾，監督勞動”之後，祝永康立即感到“不大好”；包庇黃龍飛的熊彬被他稱讚為態度“正確”，敵我“分明”。最後隻好讓黃龍飛來個“金蟬脫殼”而逍遙法外。自由市場的吹鼓手朱錫坤，放了那麽多毒，做了那麽多壞事，當他做了一番假檢討之後，立刻感動了祝永康，連對他僅有的一點輕描淡寫的批評也感到“過火”了。
更為惡毒的是，作者把那些棄農經商的人，寫成受到表揚，“應予效仿”的角色。朱錫坤讚揚杜三春跑一趟生意“能賺幾百萬塊錢”，祝永康聽了之後無動子衷，沒有半句駁斥。“不管什麽生意買賣都讓做”的“十大自由”的“經驗”，竟然在全區鄉幹部大會上介紹，當場受到區委書記熊彬的表揚，並且“推動了全區的工作”。
所有這些資本主義活動，《風雷》給予打擊了嗎?批判了嗎？沒有，統統沒有。作者玩的是假批判的把戲，虛晃一槍，然後就連篇累牘地大頌投機倒把分子如何有能耐，大讚自由市場如何“繁榮”。書中開頭是自由市場，收尾還是自由市場。
你看，“整齊”的“一式草房”，屋簷上掛著“水晶般的珠簾”，“窗前的垂柳”，“街上的人流”，“不管天氣如何陰冷”，人流“還是擠得抬起來”；“買的賣的，擁擠不動，爭搶成交”，“三裏聽見人吵鬧，五裏聽到買賣聲”；“柴米油鹽醬醋茶”，各種各樣的“小攤子”；“百樣俱全”，“一切應有盡有”。必須戳穿，這“一切應有盡有”的“生意”、“買賣”，都是在“私下成交”。“私下成交”一語就道破了這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黑市。
“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風雷》如此繪聲繪色地描寫自由市場的“繁榮”，哪有一點批判的氣味呢?完全是滿懷深情地在作淋漓盡致的宣揚!
《風雷》不僅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大肆宣揚，而且還散布種種謬論為其辯護。什麽這“是增加了社會的財富”啦，賺錢買糧“是向災荒鬥爭的一種手段”啦，“跑個小生意，做個小買賣，搞搞運輸，做做散工，這有啥違犯政策的”啦!等等，不一而足。
“是增加了社會的財富”嗎?胡扯!國家的物資在私人手裏，買來賣去，貨幣和物資逐漸囤積到私人手裏，造成國家金融流通困難，市場供應緊張，嚴重地破壞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如書中的黃龍飛，“買了兩擔小麥，放在糧行裏，二年不到，就滾成十多擔。”很明顯，增加的不是社會主義的財富，而是資本主義的財富，是反動富農黃龍飛之流的財富。
“是向災荒鬥爭的一種手段”嗎?瞎說！災荒臨頭，革命者應該象大寨人那樣，突出政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向大自然鬥爭，向大地要糧，堅定不移地走集體化的道路。這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合作化後的一九五六年，全國遇到的水旱風災比過去幾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國的糧食仍然增產。這是最生動有力的說明。《風雷》卻利用所謂“災荒壓頂”，乘機煽動群眾“各找門路”，“各自謀生”，去走資本主義道路。書中不是有入拿買牛草的錢
去做生意嗎?十分清楚，這根本不是向“災荒作鬥爭的一種手段”，而是地地道道的向社會主義進攻的一種手段。
“跑個小生意，做個小買賣”，“有啥違犯政策的”，完全是一派胡言!“生意”“買賣”是有階級性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的“生意”“買賣”，是為了滿足社會主義建設和廣大人民的生活需要，是統一經營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這樣的“生意”“買賣”，不是什麽“小做”；是要大做特做。而《風雷》裏的“生意”“買賣”，不顧國家與人民的利益，自由經營，“私下成交”，任意抬高市價，到處是賺錢和剝削，大搞投機倒把活動，破壞國家經濟計劃，促使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投機倒把分子黃美溶，整天吃雞魚肉蛋，而一些貧下中農都幾乎要“蓋鍋三天”了。這難道不違犯政策嗎？
偉大的導師列寧尖銳地指出：“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就是投機活動”。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隻有一小撮資產階級分子大搞投機倒把的自由，廣大群眾隻有被盤剝壓榨的“自由”。這樣的“鬧市”，鬧來鬧去，隻能鬧掉社會主義。《風雷》為這種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大力宣揚，大唱讚歌，大肆辯護，其複辟資本主義的惡毒用心，還不昭然若揭了嗎?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已的敵人，敵人還要進攻的。”今天，劉少奇及其爪牙陳登科們，雖然被我們打倒了，但是他們所代表的反動階級的社會基礎仍然存在著，他們所散布的流毒更遠遠沒有肅清。當前在我省某些地方，資本主義傾向不是又有所抬頭嗎?一小撮階級敵人不是又在利用自然災害大刮資本主義妖風嗎?因此，我們絕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麻痹鬆勁情緒，必須以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武裝頭腦，抓緊革命大批判，向階級敵人不停頓地發動進攻，把他們刮起的資本主義妖風打下去，讓我們的社會主義紅旗高高飄揚。
(載一九六九和月二十六日《新安徽報》)
我看的第二本書是楓椽樹。也是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