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胡適
危機驅動轉型的預測框架
我在這個基礎上討論了官家主義的曆史、現狀、弱點和優勢，現在開始進入金字塔模型。
前麵介紹了模型的輪廓，輪廓開頭就是最高權力機構，我們知道權力寶塔尖就那麽幾個人或者二十幾個人，他們決定中國轉型還是不轉型，如果有一個強大的皇帝，比如像秦始皇、毛澤東、鄧小平那樣還好辦，問題是我們沒有這麽強大的一個人說了算。於是最高權力是一個班子，這個班子是“商量著來”，按票多票少來。所有轉型意味著權力的自我限製，是一次重大的利益分配，在新的利益分配中，官家集團利益受損。所以從利益驅動來說沒有足夠的利益讓他們轉型。那推動轉型的力量在哪兒？--在危機和壓力。這是第一層。
我談談危機，也就是第二層。我把中國能夠看得到的危機分為五層：
1.危機級別
一級危機，如辛亥革命、法國大革命、中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以及各種花革命，總而言之民間起來把最高層領導推翻，這是一級危機。前幾天胡德平寫了《破解法國舊製度與大革命之問》，回答王岐山推薦的那本書：為什麽一放鬆管製，一開始改革老百姓倒不滿、造起反了，然後引起了法國大革命，討論大革命問題。
二級危機，沒那麽強大，沒鬧到革命的程度，我覺得代表二級危機的是五四運動或者四五運動以及二十多年前的那場事，鬧起來中心城市動蕩，蔓延全國。一旦出現二級危機就非常危險，很容易引起分裂，二十多年前內部就四分五裂。
三級危機是省級城市動蕩，蔓延全省。比如四川保路運動，去年的烏魯木齊“7·5”事件。
四級危機是市、縣動蕩，比如甕安事件，大連散步，廈門散步，啟東事件。
五級危機是鄉鎮或村以下。烏坎事件一開始是村級事件，後來到縣裏，五級危機升級到四級危機。
五級危機每年數以十萬計，大量因為征地和上訪。四級危機，即縣市動蕩，每年平均有一到兩次，一次左右，有的時候沒有，有的時候一年兩次。三級危機發生的頻率十年左右有一次。二級危機，中國上次出現二級危機是24年前，一代人的時間。一級危機，現在看不出任何一級危機的動蕩。
2.互動常規
這些危機一旦出現會怎樣？會出現內部團體互動，有一個常規--一旦出了一個事，比如烏坎，農民保護自己的土地鬧起來，迅速有知識分子介入，知識分子開始傳播這件事，維權，說這件事的意義在什麽，先指出意義，這個意義通常跟每個人有關，今天發生在別人家，明天可能發生在你的頭上，每個公民的權利受到傷害，任何一個公民不能袖手旁觀。如德國一個牧師所說的，殺猶太人我不說，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殺共產黨人我不說，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最後殺到我這裏，再也沒有任何人為我說話。中國近百年的革命都是知識分子挑起來的，是馬克思那樣的知識分子，是康梁那樣的知識分子或者是孫中山那樣的知識分子，現在在幹同樣的事，這個事與每個人有關，哪兒出事就圍觀，五級危機升級為四級危機，盡可能動員更多人參與，四級危機盡可能往三級走，隻要動員有力、知道夠長，這個危機可能就勝出了。我們知道烏坎事件迅速地往上升，官方處理一旦失當，就打一個滾上去了。一旦工農出事，知識分子介入，官方也介入，官方的態度跟公知的態度相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事沒出——堵，嚴防死守，一旦成了氣候，成為了五級危機或四級危機就立刻讓步，反映非常迅速，比如什邡、甕安、啟東讓步，烏坎不讓步，上麵領導急了，省裏直接派人來指揮讓步：你怎麽那麽不會辦事，把五級危機弄成四級危機還要弄成三級危機嗎？有一個地方難免出事，有人往上調，有人往下壓，這就是危機一旦出現的互動常規。
我們在互動常規可以看到一個規律：小危機，小讓步；中危機，中讓步；沒危機，不讓步（現場笑）。結論是：危機可以推動製度改革，推動製度變革。如果出現了大量的中小級危機，甚至有可能出現比較大的製度變革。比如取消農業稅。取消農業稅就是由一堆農民抗稅，五級危機堆積起來沒完沒了，最後官方得不償失，幹脆取消了，維穩花的錢比收稅還要多，還收什麽？順著這樣的思路往下推論，如果出現較大危機，如三級危機或二級危機，在那個情況下很可能會出現重大讓步，啟動政治體製改革。20多年前就遇到過這種事，如果有一方見好就收，很可能重大的政治體製改革就開始了，但雙方都沒有掌握好，風險非常大，幸好有鄧小平這樣的強人，否則內部分裂，軍隊內部分裂，沒有強人誰能承受那麽大的壓力？所以非得讓步不可，不讓步會造成內部大分裂，而分裂本身又會啟動改革，要不然發生二級危機，要不然讓步，要不然分裂，分裂後還照樣讓步，因為它會引發新的變革。這是互動的常規，從常規裏能做出一個推測。
討論過程中大家會發現中國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是五層危機怎麽分類，它們互動的常規，每一層有可能帶來什麽結果，每一級危機可能出什麽事。
八種社會行動者的滿與不滿
第三層討論製造危機和平息危機的人。一是官——最強大的社會集團。中國官員集團可以說是世界最強大、規模最龐大、曆史最悠久的一個集團，人才濟濟，不僅有人才還有錢，每年掌握著十幾萬億，今年大概是12萬億財政收入。除了錢之外，還控製著能源、交通、金融、電信領域的世界級壟斷公司，還壟斷了教育、傳媒、醫療行業，什麽地方肥就把什麽地方切下來，既有錢又有人才，這是官的實力。官在幹什麽？他們對全民的承諾是建設小康社會，過十年GDP再翻一番，那時候中國經濟就是老大了，所以各位稍安勿躁，給我們一點時間，把中國經濟搞上去，抓住曆史機遇，讓中國重新重回世界老大的位置上，換取大家的擁護跟我們走。這個條件如何？我估計很多人聽這個條件覺得還行吧，十年還不太長，中國就是世界老大了，也是百年來仁人誌士的想法。所以這是官方開出的條件：以經濟績效、經濟發展換取合法性、換取民心和民眾的支持，這是官方提出的理想。
要實現剛才說的理想，官方的政策是深化改革，而且是深化各種改革，李克強最近小步快走連續推出一係列的改革，馬上要開三中全會了，大家關心會否推出更大力度的改革。但不管怎麽說，這些改革基本發生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會不會改是一個很難說的問題，一直說要搞政治體製改革，十八大文件也說，這話從1987年也就是十三大文件時開始說要搞政治體製改革，但當年說搞就沒搞，實際已經實現了一種均衡，這個均衡從1987年秩序至今，這個均衡就是說改革不做改革，說改革可以讓民眾、國際聽起來得到安撫：要改革了；不做改革可以安撫官員：沒人動你的利益。這是非常好的均衡，兩頭都滿足的均衡，目前我還沒看到有什麽力量能夠打破。所以官方承諾，如果沒有危機，搞政治體製改革還是一個承諾，不會變成事實。
這是官方作為一個政體，它的實力、規模以及手中的牌、承諾還有已經構成的跟民間的均衡。可作為一個整體來說，他們是既得利益集團，但細細分析起來，官家內部有很多不滿。比如前麵說到的人大，人大法院的名義權力是10平方米，實際權力有10平方米嗎？也就是3-5平米，剩下的5-7平米到哪兒去了？被政法委或者更強大的力量悄悄的拿走了，具體辦起案子來、追究冤假錯案還得他們承擔，或者說你就是一個橡皮圖章，罵名也得自己承擔。所以實際權力跟名義權力不符，實際權力跟名義權力遭到剝奪是不滿的來由。同樣的道理我們還可以說政協和檢察院，這些“條條”基本都是名義權力大於實際權力，實際權力小於名義權力，他們都有被剝奪感。衙門中還有“塊塊”地方政府有事權，要幹很多事，但沒有相應的財權，於是跑步前進要錢，求爺爺告奶奶要到錢，這是權責利的不平衡，不公平，不平是不滿的溫床。這是官內部的兩個不滿。
還有第三個不滿，前麵說到皇帝不滿後，新的最高權力誕生過程就是黨章上很多名義權力莫名其妙消失的過程，這會帶來一些影響。如果有人想競爭這個權力又沒有輪上他可能就特別不滿，他特別不滿可能有人會審他，對抗會很激烈，容易出事。而這在最高權力交接時，一到五、十年就可能出現重大不滿，這也是對官家集團內部來說，最高權力的競爭者、角逐者、多數決定者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第四個不滿是，中央政府還好，地方政府經常是各個大家族的勢力把持著升遷的主要渠道，精英考上公務員幹活，最後發現幹活的是他們，升官的是官二代、三代。這樣的不均衡會造成什麽？你說這樣的小利是什麽感覺？這不就是宋江的感覺嗎？（現場笑）——有可能培育出遍地宋江，他們倒無能也罷了，但沉淪下僚的精英一旦成為宋江類人，能量非常大。
最後是精神危機，他們自己知道很多事做得不大對，口不對心，有時候人的地位高了，成了精英了，對精神生活比較重要，吃飽喝足，醉生夢死，這些人不是真正的精英，真正的精英不是這樣，於是這些不滿掩藏在心，在適當的時候會爆發，一旦爆發可能會出現“竟無一人是男兒”的局麵。
以上是“官”。“商”可以分官商和民商。“士”可以分成大學生和知識分子。
二是農民。中國農民現處於曆史中最好的時期，對生活非常滿意，不交農業稅，建立了合作醫療，種糧不僅不交錢還給補貼，這些都是曆史上所沒有的。1999年前後我到農村去調查，問農民交多少錢，中央三令五申不得超過總收入5%，實際農民經常交到20%-25%，所以農民恨得咬牙切齒。我跟一個村民小組長在田埂上走，我說“聽您這話好像造反似的。”他說“打不過，打得過早反了。”2004年取消農業稅，2009年我到農村調查，農民對黨的感恩戴德之情溢於言表，說中央不好他就跟你急。如果在取消農業稅之前，誰要上井岡上，農民給你通風報信，給你送糧食；2004年之後，誰要上井岡山，農民會把你綁給官府。現在我看不出農民有任何重大的動亂，他們基本不交稅，可他們獲得了基本的社會公共服務。從公共契約角度來說他們賺了，他們付出不多，所得不少。
當然有一部分農民不滿，這部分農民是失地的農民，城市郊區的農民。城市郊區農民一畝地給2、3萬塊錢，政府轉手賣三、五十萬甚至一百萬，這種剝奪對比太強烈，所以這部分農民不滿足。但話說回來，我們的補償標準是什麽？是土地作物30年的收獲，現在種一畝地，一年能掙500塊錢或者一千塊錢，一年掙1000，十年1萬，30年給你3萬，3萬存利息也能掙一千萬，還不如你下去幹活。對農民來說是相對的剝奪，其實這是合算的事，如果隻許種地還不如把這個地讓他們征了，但你這3萬塊錢到他們手裏變成三、五十萬，這是不滿相對剝奪的由來，但這個剝奪隻能在本村內造成影響，所以這種剝奪隻能引起五級危機，最多四級危機。
三是農民工。農民工是城市化和共軛華過程中形成的過渡性群體，農民工分第一代和第二代。
第一代農民工，我到農村調查，問這個世界是否公平，政府如何，農民一連串說好，我們問得非常細，每一個問兩三個小時，他們回答都說好。如果引導出不公平點來：在城裏沒遇到不公平的事？他說有，誰誰給我一撬泥，我給他一撬泥，他不接，不理我，我就跟他打起來了。說的都是他們同級之間誰看不起誰，對誰不滿，在同級之中做對比，就好像我們跟美國人比一樣，農民工也不跟城裏人比，自己跟自己比，所以不滿在第一代農民工裏基本沒有。
第二代農民工就不一樣，發生了重大變化：生在城裏，覺得自己享受的政策是天生的，不再感謝領導們的恩賜，他們經常看到的是憑什麽城裏的孩子享受的我們都沒有，所以第二代農民工不滿。但第二代農民工這些年的工資迅速上漲，所以這個不滿變得有點得到了補償。現在第二代農民工的狀態是拿不出非常強烈的明確的政治經濟主張，過一天是一天，知道未來城裏進不去，家鄉回不了，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兒、未來在哪兒，而怎麽解決不知道，是一種模糊的狀態。如果深究起來，他們很容易發現自己買不起房子的根源是房價的多一半進了政府腰包，實際農民工跟政府追究下去有深層衝突：買不起房、入不了城的核心是有人把房價抬起來了，而房價最大受益者是政府。這個事情在未來是一個炸彈，但現在這個炸彈很平靜，沒有鬧騰。
房價背後的利益分配培育出所有的買房者和政府的矛盾，不僅是農民工，還有新一代的城鎮工人、知識分子、大學畢業生，深究下去都會發現房價是重大的利益不公平的根源，是潛伏的矛盾，但現在沒有爆發的跡象。
前麵說了農民（失地農民、一般農民）、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和第二代農民工）。
四是工人。城鎮工人在建立社保體係之前大規模下崗時，城鎮鬧事非常多，但胡溫新政後建立了社保體係，城鎮的群體事件頓時大幅度下降。我們知道城鎮工人有各種就業優先和各種各樣的優惠，最後還能拿到各種補貼，所以中國的城鎮工人在整體上跟農民差不多，對黨的公共交易和公共產品的契約之間、關係之中大體處在占便宜的位置，不是吃虧的位置，這幾年向工農方麵傾斜他們可能有更多的好處，所以工人群體也是穩定的。
過去工人罷工，政府介入站在資方一邊，我們知道東北那邊還打死了人，官方基本站在資方立場，工人罷工，通常收拾工人。但這些年，工人工資迅速上漲，罷工事件減少，矛盾緩和了。若經濟仍然高速運轉，工人群體大體是穩定的，但前提是經濟高速發展，現在經濟出了問題。
五是國營企業老板。這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占有了大約上百萬億的資本。今天中午我問茅芋軾老師：現在官方手裏掌握著國有企業究竟值多少錢？他說大概60萬億。我聽到幾個數，有人說是40萬億、100萬億，你們自己選這個數，反正有一個巨額的人民幣資本，而且享受各種各樣的特權，可以借助行政權力維持、擴展地盤，跟民營企業搶地盤，擠占他們的空間。任何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都可能損害國營企業老板的利益。
六是民營企業老板。民營企業老板現在有多少？去年有1000多萬戶，投資者2000多萬人。辛亥革命時中國的民營資產階級才5萬人，現在已經2000萬了。他們的注冊資本超過了31萬億。民企對就業率的貢獻超過80％。在GDP、稅收和全社會投資中的比例都超過60％。民企全麵超過國企，但國企占有的資源比他們多。還有3900多萬個體戶。
這個群體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因為他們發財了，他們在經濟上占據了優勢地位，但這個群體又存在著普遍的不滿，主要的不滿來自於：第一，壟斷的位置進不進去，被排擠，非公36條（按：《國務院鼓勵支持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出了兩遍，他們還是覺得被排擠；第二，教育成本越來越高，稅費越來越重，還經常遭受敲詐勒索，看官員的吃像越來越難看，這不僅僅是經濟損失，官員吃相難看，被敲詐勒索，還有人格侮辱，看了不舒服，不是拿捕其那些錢，而是受不了那個氣，怎麽辦？他們的基本對策是不敢反抗，因為查你什麽就有什麽事，一抓一個準。我聽一個刑警大隊長跟我說過，怎麽能查，查偷稅漏稅，我們的稅費負擔如此之重，不偷稅簡直活下去，所以查了基本都有事，幾乎誰都有超範圍經營。於是全都不敢反抗更不敢組織。柳傳誌有一句話“毛主席說我們民族資產階級軟弱動搖，我們是軟弱，但我們不動搖，我們毫不動搖地軟弱！”（現場笑）我覺得這話說得真有道理，他們就是這樣，就是軟弱，因為手裏有一大堆他們要養的人，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裏怎敢不低頭。而要說軟弱，曆史事實不支持柳總的說法，辛亥革命之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有5萬人，也是軟弱的，但一革命了，全都堅定著，比如虞洽卿（上海四明銀行老板）帶著人馬上跑到江蘇跟程德全（江蘇都督）說反了。程德全說沒錢，反後誰給我們發獎？張勳也堅決不反，也是虞洽卿把上海的城防大炮給拉來了，對著城牆轟，轟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投降了。民營企業家軟弱嗎？他們算風險和收益。
民營企業家的政治權利與他們的社會地位、經濟貢獻不相稱，他們也有強烈的被剝奪感，他們的方式是個人移民、家庭移民追求安全。以惹不起躲得起的方式來反抗，這是他們目前的策略。但我聽說有一個說法：一旦移民移完了，回來當裸商了，這些人的膽子就特大，可能是因有後路了。所以這個群體反抗的風險、成本發生變化，他們對民主和法治社會的支持可能有高含金量的表達。
七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我們經常接觸的就是傳媒知識分子，現在說的就是那些大V們、公知們。如果算權利，名義權利《憲法》35條規定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但實際權利落差極大，而這些權利正是媒體人獲得榮譽和財富的基礎，可這個基礎卻被人剝奪了，於是這種切身利害關係決定傳媒內知識分子的整體傾向是追求民主憲政，不斷地鼓吹憲政和自由主義，因為這兒是他們利益最大化的一種方向。
教師、律師專門領域的專業人士也有比較多的被剝奪感，他們比較了解外部世界，對民主憲政有更多的認可，所以在社會集團中，最了解外部情況、看問題比較深和比較廣的是知識分子——“士”，跟辛亥革命、戊戌變法、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革命一樣，他們是衝在最前頭的人，現在還是衝在最前頭的人，而且衝在最前頭有道理，因為他們覺得被剝奪感最強，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就是由於他們這特征，一旦出事，在各級危機中，知識分子全采用了與官方對抗的策略，官方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知識分子是盡量放大危機的意義，動員更多人群參與，於是被官方看作是麻煩製造者。當了麻煩製造者後，官方和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很難找到緩解辦法，盡管如此之難我們還得佩服：官方人才濟濟，還是找到了一些辦法，通過自己掌握的財力和權力，通過課題費和個人升遷等手段，將大量知識分子的收入門下，跟知識分子建立了契約性的合作關係。
八是沉寂了多年沒有動靜的大學生（現場笑）。五四運動是他們鬧起來的，後來幾乎每次運動都有他們。但最近二十多年來，在嚴密控製和市場就業的引導之下，大學校園基本平靜。2012年在校大學生約有2536萬人，每年600多萬大學生畢業，雖然就業機會不平等，“拚爹”、拚關係，但就業率還沒有低到釀成危機的程度，還活得下去。如果經濟狀況不佳，就業困難，拚爹、拚關係在蛋糕越來越少的情況下，現在這點不滿可能會被拚爹拚關係點燃導火索，將來有可能出大事，平等機會被剝奪的感覺可能會強化，校園在那時候就會不平靜，當然前提條件是就業率嚴重下降，失業率大幅度上升。
上述八個社會行動者有共同滿意的領域，即經濟發展，10%的增長速度讓世界矚目，很少有人說這個不好；同時社會秩序穩定，國家地位、國際地位提高。從公共契約的角度看，官方提供了大體合格的公共物品，而且在社會保障方麵明顯加強，因此官方的表現大體合格。這是滿意的方麵。但八個行動者也有共同的不滿，主要集中在獲得上述公共品的代價方麵。一對環境汙染不滿。二對貪汙腐敗和兩極分化不滿。貪汙腐敗和兩極分化到什麽程度？胡星鬥教授說一般的中等腐敗國家每年貪汙腐敗金額大概占GDP的3%，他算這個賬時是2009年，那一年33萬億GDP，3%的贓款是1萬億，如果積累十年就是10萬億。按照刑法10萬以上可以槍斃一個，但實際很難做到，現在估計上千萬都不會槍斃，這又是一種曆史現象。假定一百萬槍斃一個，10萬億包含了一千萬個死刑。當年國共內戰規模最慘烈，國民黨800萬軍隊，而且沒給們打死，該俘虜就俘虜了，一千萬簡直是種族滅絕，貪汙腐敗的數量來說，10萬億，從任命來說一千萬個死刑。從貪汙腐敗的數量來說10萬億，從人命來說是一千萬個死刑，這都是驚人的規模。三對假話空話和道德淪喪不滿。四是無論官民都感到自身權利得不到可靠的保障，所以像王立軍那樣的人也會倒。由於公民權利不受尊重，官民普遍感覺缺乏安全和尊嚴。這些不滿都能追究到政府的頭上，再追究一步都是政治體製的問題，所以農民征地、工人罷工，隨便一個不滿，經過知識分子一闡釋，矛頭往政府指，都可以指向製度缺陷，引發官民對立，引出政治體製改革的要求。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做出兩項總體判斷：第一，無論哪個群體（除了傳媒方麵的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礎被剝奪了，沒有重要群體感到嚴重被剝奪。無論是對農民的強製征地、對民營企業的歧視和敲詐以及第二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礙、大學畢業生就業的不公平、公務員升遷的不公平，其範圍和強度比起他們得到的好處都是次要的，所以一、二級危機發生的概率很低。第二，不滿普遍存在，四五級危機隨時可能發生，在知識分子闡釋和網絡傳播的幫助下，升到三級也有可能。
經濟下行和財政狀況可能引發危機
第四層是影響上述行動者的重要因素。
一是經濟增速下行。一旦經濟增速下行，剛才說的工人就業、農民工就業都會出問題，還有大學生的就業。現在的經濟正在從10%落到7%-8%，正在從一種均衡走向另一種均衡，現在還不知道在這個過程中對工人和農民工會發生什麽樣的影響，影響強烈到什麽程度，也不知道這個台階能站多久，比如能否站10年，10年以後會否再下一個台階？降到3%、4%，那時候3%、4%再加上3%的贓款，基本沒增長。這些事情意味著什麽現在不清楚，但可能對就業率，對工人、農民、大學生、民營企業家有重要影響。等到將來，十年以後，經濟增速降到世界平均水平，用經濟的高增長換來擁戴的承諾那會兒兌現了，也就終止了，那新的承諾是什麽？新的得民心的辦法是什麽？如果不開出新的條件，不打出新的旗幟來，又不開放選舉，那維持穩定、疆域關係就會更難以維持。
二是財政狀況。經濟增速在10％上下，財政收入的增速通常在20％－30％之間。反過來，經濟增速從10%降到7%，財政收入增速也可能下降不止一個台階。經濟增速時，經濟上一個台階，財政上兩三個台階；經濟降時，財政可能降。今年上半年財政狀況非常不好。如果財政出現危機，政府手裏沒錢，就出現3種可能性：
1.壓縮開支。壓縮開支向哪兒壓縮？現在養老金已經有缺口了，如果壓縮社保、醫療等方麵的福利，讓工人、農民得以安定的因素、社保都減少了，給錢容易，不給錢就麻煩了，會出現大規模的動蕩，希臘就是。所以財政危機一旦影響了工人、農民工的福利待遇、社保，四五級危機可能大規模的升級為三級甚至二級。如果不壓縮農民工人社會的開支，壓縮官方自己的開支，就是壯士斷腕，如果不搞政治體製改革，就看不出這個力量在哪兒，怎麽能搞得成。
2.增加稅收。中國稅費負擔已經不輕，30%多，如果加上貪汙腐敗的數字，實際稅費負擔更重，進一步再增加稅收，可能增加中小企業負擔，增加破產，逼走資本，提高失業率。一旦提高失業率，經濟危機引起政治危機的引爆率會降低，危機更加容易爆發，所以稅收也不是好東西。
3.印票子，通貨膨脹。我們知道在1988年、1987年嚴重的通貨膨脹，隔兩年就出大事，所以剝奪全民的通貨膨脹風險也極大。
同時財政危機亦將削弱政府解決環保問題的能力，而往年的四級危機，比如啟東、什邡基本都是環境引起的，如果政府能力下降，可能會引出更多的環境引發的危機。
總而言之，經濟下行和財政危機可能把更多的社會行為主體推入嚴重不滿的陣營，三級、二危危機發生的概率會大幅度提高。
應對社會危機政府有多張王牌
三是政府手裏的牌，即官怎麽平息危機手裏有很多王牌，最大的王牌是，如果經濟下行可以大規模向民營企業開放壟斷領域，比如金融、能源、教育、醫療、電信、基礎建設等，如此一開放肯定會提高競爭、提高效率，增加就業，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這就意味著經濟體製改革動了壟斷集團的奶酪。壟斷集團的奶酪不好動，一動會遭到反抗。但如果發生全麵的危機，這個船要沉了，肯定得揣幾個胖子下去（現場笑）。
4月我到德國講怎麽預測中國未來的理論體係，5月份寫完，幾個月來我非常高興的看到我的預測一項一項實現了，國務院正在小步快走地推，這是政府手裏的一張好牌。
第二張大牌，如果財政危機很嚴重，手裏有3萬億美元的巨額的外匯儲備，通過以前的通貨膨脹把這些錢變成自己手裏的資源。一旦鬧大了，哪怕把這3萬億散出去，進口食品給老百姓，3萬億美元是18萬億人民幣，靠這個東西能撐5年。
如果大家覺得這張牌打完了還不行，還有第三張大牌，60萬億國有資產，把這些賣了，補工人、農民種種的不足，能不能安撫下來？60萬億撐5年補沒問題吧，哪怕顆粒無收也能撐5年。
兩張牌下來就有十年時間，隻要政府小心客戶，像胡溫政府，戰戰兢兢、別闖禍，小心嗬護著，維持十年穩定，不出大事，在財政上，這三張牌完全沒有問題。
實在不行還有第四張牌：土地私有化。土地一旦私有化後走向市場可以吸納多少貨幣？即使多印了十萬億人民幣或者多少萬億人民幣，就像進了沙漠被淹沒，又夠你成多年。同時土地一旦私有化，能導致要素流動，效率配置的提高以及房價下降等好處，這是一輪新的增長。
所以政府手裏的好牌很多，這幾張好牌帶來的改革紅利和真金白銀能夠支撐多久，一二級危機就可能延緩多久。
四是官家權力的擴張。我們知道權力不受製約就擴張，直到得不償失為止才不擴張。權力不斷擴張意味著掠奪率不斷提高，現在已經到3%的貪汙腐敗金額，如果權力不擴張掠奪率就會不斷提高，而且可以通過壟斷的方式，不僅搶錢還搶自由、活動空間，這屬於更高級的掠奪，造成這個空間我許幹，別人不許幹，他幹的水平不高，人家幹的水平又很高，中間的差距是壟斷造成的損失，比搶錢的損失還要深刻、影響還要長久，對未來發展所帶來的好處都被掐斷。如果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蛋糕越做越大，權力多切走一些多搶一些尚可忍受。如果經濟發展減速，搶劫率即使不變，引發危機的概率也會大大提高。這個事很難管，權力約束自己主要路子一個是法治一個是民主，如果不從這兩方麵走，基本很難約束自己，權力加速擴張就可能引爆危機。
五是觀念和說法。我們知道這些年人們的觀念不斷地發生變化，公民權利的觀念深入人心。公民權利觀念深入人心後，本來覺得很公平的事現在也不公平了，容易上街也容易製造危機了，而鎮壓者官員如果也認同公民權利的概念、尊重憲法，鎮壓力度、反應敏捷度會大大下降，於是危機上升速度就會加快。所以觀念變化影響深遠，而觀念的變化隨著互聯網的擴張還在加速。過去官方一直努力的在觀念上占據主導位置，樹立一種意識形態，讓大家不那麽具有對抗性，跟黨走，毛澤東時代價值觀的核心就是——“把一些獻給黨”。後來到了鄧小平時代，不能說把“一切獻給黨”，因為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家都去發財了，堅持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現在黨要獲得了一切忠誠的位置，但在重建這個位置，不過重建過程一波三折，很困難。如果黨尊重憲法、憲政，那公民的權利觀念還會進一步擴大；如果黨不尊重，黨的威信也上不去。於是造成矛盾，如果黨的威信上不去，還不斷地說一切獻給黨，可能會造成民間第二文化的發達，把官方主流意識形態架空，所以觀念領域的博弈進行了一輪又一輪，還在過程中，不過大概局麵已基本確認，在國際形勢非常清晰，民主法治國家經過一波二波走到第三波，不斷擴張，蘇聯斯大林模式失敗已經成為曆史定論，在這種情況下製造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跟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那麽強大那麽有力量讓人心服口服，我覺得是“中國夢”（現場笑）。
六是行動組織成本下降。所有群體要活動，要組織起來可通過微博、微信和網絡空間進行，組織成本大幅度下降，風險也下降，組織更加容易，效率更高，動員起來，蔓延全國，危機從五級升到四級或者更高級別比過去容易多，既然容易了就容易去做，動不動就做一把。所以組織成本的下降，通訊技術的發展，對未來這些人的行為成有重大影響，讓他們尋求讓步，而要尋求讓步就要製造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