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共產黨“分道揚鑣”
——懷念劉賓雁先生兼與曹長青先生商榷
（一）
賓雁先生走了，我心痛，但無語。那麽多人在說，真情懷念的、虛情標榜的，我想再說也增加不了什麽；又看到善意評價的、惡意潑汙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所以依然無語。直到讀了曹長青先生的《和劉賓雁分道揚鑣》，我才覺得該說點什麽了。
在入題之前，我也先交代幾句我與賓雁先生的一些交往。
我第一次見到賓雁先生，是在文革期間，我嶽母馮蘭瑞家裏。我嶽母是個很有獨立見地的老太太，她同賓雁是熟識的老朋友。她請賓雁來家裏幫忙做一些資料的整理工作。我好奇地注視著這位著名的大右派。康同璧說“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我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右派都是才子，大右派是大才子”。我看到的這位大好人兼大才子是個標準的東北大漢：偉岸的身材，寬闊的方臉，飽經風霜的前額。
後來讀到他寫的《人妖之間》，覺得寫得棒極了。在七九年的時空環境裏，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偉光正”的陰暗麵，把一個人不人、妖不妖的王守信寫得如此栩栩如生，無論是政治含義還是文學意義，都讓人感到震撼。
同賓雁先生真正相知相熟，是在流亡到海外以後。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商量籌組成立民陣，我又見到了先生。在成立民陣倡議書領銜的幾個人當中，賓雁先生和蘇紹智先生是我尊重的長輩，嚴家其先生和吾爾開希則是代表當時知識界和學運領袖的風雲人物。但總得有人跑腿辦事，於是就把我列名其中了。
我們這一代人，完全是在黨文化的教育下成長的。雖說因為六四同共產黨在政治上分道揚鑣了，但一開口、一舉手、一投足，處處是黨文化的印記，所以一開始招來許多口誅筆伐。我在批評聲中慢慢地學、悄悄地改，逐漸體會到民主不僅是一種理念、一種政治製度、而且是一種生活方式。但要徹底同黨文化分道揚鑣，又談何容易。所謂“清山中賊易，除心中賊難”。賓雁先生關於要警惕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的警語（注），道出了根除心中賊的長期和艱難。
嚴家祺先生做完第一任民陣主席後不準備連任，我老老實實地表示理解。我也清楚那不是我的角色。所以我誠心誠意地找過方勵之先生、管惟炎先生，請他們出山，都沒有得到首肯。後來找到賓雁先生。我們談得很晚，他詳詳細細問了許多問題，我懇懇切切作了回答。最後他說還要同朱洪阿姨商量。那晚我就在賓雁先生家睡沙發。第二天一早，他告訴我朱洪阿姨不同意。他動情地說，朱洪阿姨一輩子跟著他曆盡坎坷，到晚年了，不能再讓她擔驚受怕。那時候我還不是很懂。現在，我有點懂了：這是一個真正負責任的男人的回答。
後來賓雁先生和朱洪阿姨到巴黎來，我接待他們。他笑嘻嘻地對我說：“我發現批評你、說你壞話的人，大多數都距離你很遠、甚至是沒見過你的人，距離你越近的人，越說你的好話，看來你這個人壞不到哪裏去”。我想因為我也是在不斷地調整自己，所以身邊的人更能感受到我的變化。賓雁先生後來在許多場合為我講公道話，也因此讓先生招到許多無端的攻訐。這也讓我一直覺得對賓雁先生有所虧欠。對民運隊伍中形形色色的“小毛澤東”，我們大致都有相同的觀感。看到網上有人不懷好意地把先生稱作“民運的良心”，想以此來否定先生是“中國的良心”。我要說，賓雁先生是當之無愧的“中國的良心”，也確確實實是“民運的良心”。我還記得九三年華盛頓會議上麵對“小毛澤東”們的醜陋表演，賓雁先生一聲“天地良心”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了許多善良的心。
每次我途經普林斯頓，都會去拜訪先生。最後一次是先生在病中、手術後。每一次話題總離不開他念茲卻不能在茲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敗、民怨的沸騰、道德的淪喪、三農的困境，那種痛心疾首、那種悲天憫人，每一次都讓人深深感動。
我們也常常談到“小毛澤東”，談到毛式思維、毛式語言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許多朋友到了西方，話語內容變了，話語方式卻依舊。我自己就是這樣。有一次在海外討論新權威主義，我講過諸如“當前，是揚棄還是堅持新權威主義，是區分真假民主派的分水嶺和試金石”之類的昏話。這種典型的毛式語言、這種自以為真理在握的狂妄、這種不知深淺的無知、這種非黑即白的蠻橫，自然引起了許多批評。在批評聲中，我慢慢學到了一種謙卑、學到了對他人的尊重、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
賓雁先生走了，但身後並不寂寞。曹長青先生因為“顧忌昔日友情”，又不想惹你生氣，所以在你生前沒有寫什麽。現在你走了，他要同你分道揚鑣了。
（二）
曹長青先生在《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一文中，把他同賓雁先生的分歧歸納為兩大問題：一是“至死眷戀社會主義”；二是“用特權寫報告文學”。我想就這兩個問題，從不同的角度說一點自己的看法，就教於大家，同時也與曹長青先生商榷。
左派社會主義思潮，本來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說賓雁先生對此至死眷戀，這大概沒有錯。問題是“眷戀社會主義”本身不是錯，就像曹長青先生推崇右派保守主義不是錯一樣。我能理解賓雁先生對社會主義的“眷戀”，也能理解曹長青先生對資本主義的“推崇”，但理解不了的是他因此要“痛恨”左翼的《紐約時報》，因此要“和劉賓雁分道揚鑣”。左派與右派、《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是美國文明的組成部分，他們可以各自“揚鑣”，但不應當“分道”，也分不了道。
就我本身的背景和經曆，我可能會更傾向曹長青先生推崇的右派經濟理論。但這不妨礙我去傾聽左派的說法，不影響我與賓雁先生成為好朋友。八九年剛到美國，NYU邀請我去演講，我自己講了些什麽，已全然記不得了，據說這是老年癡呆的初步症狀。但我卻還清楚地記得一位女士的提問。她是NYU的教授，人長得漂亮，問題也提得漂亮。她說：“我完全支持你們反對你們製度的鬥爭，但當你們反對你們製度的時候，千萬不要對我們的製度評價過高”。我想，正是因為還有這種清醒的聲音，所以才讓我們對美國的製度更有信心。
西方社會主義思潮的產生和發展，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完善是相輔相成的。九十年代初，蘇東波之後，歐洲左派社會黨紛紛在大選中敗北。法國社會黨也在議會選舉中失利，又要麵臨新一輪左右共治。在地中海邊的一個小鎮（Ramatuelle），召開了法國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據說那個小鎮是法國社會黨的發祥地。法國朋友邀請我們去參加。他們的全國代表大會與“偉光正”開得完全不一個風格。打個比方吧，在會場裏更像文革中一派內許多不同觀點的戰鬥組聚在一起開串聯會；在會場外則像是Book Show，布滿了各個派別的攤位；攤位上擺滿了宣講各自觀點的出版物。大會演講非常精彩。一位創黨元老回顧了曆史：當年，幾個充滿理想的年輕人，在地中海邊的沙灘上，規劃了法國未來發展的藍圖；然後是一次又一次，在法國政治生活中迭創輝煌。這時候，大會的氣氛，也像大海的浪潮，一波又一波，不斷High到最高點。緊接著，一位年輕人站了起來，我記得好像是法比尤斯，社會黨的領袖之一，給滾熱的大會氣氛澆了一盆涼水。他的聲音略有一些低沉：“今天，我們相聚在這裏，其實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勿庸置疑，左派社會主義思潮，在法國、在歐洲、在全世界，都在退潮……”會場的氣氛，也像退潮的海水，逐漸沉寂下來。他的聲調突然高亢起來：“……但是，我們還是要問：不正是因為有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才成為可接受的？”
麵對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退潮，麵對東歐和前蘇聯社會製度轉型過程中的陣痛，我理解賓雁先生的關切和憂慮。他想到了中國未來的變化將會麵臨同樣的問題。“一邊倒”、“一刀切”，中國有過一次了，代價巨大、損失慘重。難道朝另一個方向再來一次“一邊倒”？賓雁先生的擔心不無道理。
麵對近幾年左派社會主義思潮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抬頭，賓雁先生“有興趣”收集資料、分析研究，何錯之有？難道“痛斥”一番“瘋狂”和“小醜”，美國式的民主就能在後院開花？
在這些問題上，賓雁先生的思考可能更全麵、也更深刻。
賓雁先生的《第二種忠誠》及其對共產黨的看法，是讓曹長青先生要“和劉賓雁分道揚鑣”的主要原因之一。曹先生在文章中說：“劉賓雁的‘忠誠論’，不管提出第幾種，最後還是要‘忠誠’共產黨。”這種說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對共產黨來說，隻要不是“第一種忠誠”，就是反黨、叛黨，劉賓雁鼓吹“第二種忠誠”，實際上就是鼓動反黨、叛黨。對此共產黨絕不會手軟。報告文學中的主人公的命運、劉賓雁先生本人的命運，就是明證。在這一點上，鄧小平比曹長青明白。
在七十年代末的時空條件下，讓劉賓雁不要講什麽“第二種忠誠”，而要“像原蘇聯和東歐的知識分子那樣，從整體上否定共產黨，主張結束共產主義”，這可能嗎？同共產黨專製作鬥爭，不是光喊“爽”就行，而要“可能”和“有效”。從鬥爭藝術而言，否定“第一種忠誠”，在當時就對共產黨構成了可能的最大挑戰。在這一點上，劉賓雁比曹長青明白。
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邪惡的 ，不等於共產黨隊伍中的每個人都是邪惡的。這一點，好像曹長青先生也同意。那麽，賓雁先生對其成員作某種區分並寄希望於某一部分人，又錯在哪裏呢？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不都是前蘇聯共產黨人嗎？
共產黨至今還在中國存活，不僅依靠暴力和謊言，而且因為它比其他人、包括反對它的人“聰明”。一個著名的關於開車拐彎的政治笑話：當年齊奧賽斯庫打著左燈往左拐，結果車毀人亡；戈爾巴喬夫打著右燈往右拐，車毀了，人未亡；鄧小平打著左燈往右拐，結果車、人都保住了。八九年之後，麵對蘇東波大潮，鄧小平說了三句話：一是“不爭論”；二是“不當頭”；三是“發展是硬道理”。鄧小平話不多，但能說到點子上。一是政治對策；二是外交對策；三是經濟對策。這三句話幫助共產黨渡過了難關。如今，他們又歸納出一套“卷旗不繳槍”、“讓利不讓權”的應對策略。
反對它的人呢？有像樣的對策和策略嗎？
共產黨有兩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兩手都要硬”。一方麵，“要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另一方麵，又在說什麽“關心社會弱勢群體”、“建設和諧社會”。他們有兩套發動機，左邊陷入泥濘了，上右的一套；右邊陷入泥濘了，上左的一套。
反對它的人卻自己在那裏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嗎？
我提一個假設性的問題：麵對兩個人，一個是“左到如此地步”的劉賓雁；一個是 “右到如此地步”的曹長青，共產黨更怕誰？
依我說，共產黨更害怕劉賓雁。首先，共產黨不害怕曹長青。他推崇的右派經濟政策，共產黨正在做。連比爾蓋茨都稱讚中國搞的是“最好的資本主義”；曹長青寫的那些聲援“台獨”、“藏獨”的文章，共產黨正好拿來做煽動民族主義的反麵教材。對賓雁就不一樣了。你不是說要關心弱勢群體嗎？劉賓雁會真心誠意地去做、去說、去寫。他可是“劉青天”啊。共產黨受得了嗎？所以共產黨聰明，堅決不讓年過八十、身患絕症的老人回去。他們真的怕賓雁，連賓雁先生的骨灰都怕。
和共產黨分道揚鑣，不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還需要足夠的政治智慧。
（三）
從西方的新聞規範來看“報告文學”這種體裁，曹長青先生所言極是。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國，把這種體裁的文章寫得如此精彩、造成的社會影響如此巨大，則是賓雁先生的貢獻。
中國曆來就有“奏本文學”和“狀子文學”。前者如《出師表》；後者如《竇娥冤》。把這兩種文學功能結合起來自成一體的，便是劉賓雁的“報告文學”。這是“在文字獄世界裏創造了一種新的抗爭文體”，蘇曉康先生對此有非常精辟的解讀：“劉賓雁是一個撕開口子的人，他從懷疑細節開始，懷疑整個龐大的烏托邦；他也最先開始講真實的故事，講得全中國如夢初醒；他獨領風騷，撩起一場暴露文學、揭短新聞的風潮，竟無意間賦予記者職業一項‘為民請命’之冕，在沒有法治的中國，曾將傳媒業的社會幹預功能最大化，可謂‘無權者的權力’風光一時。”
如果要說劉賓雁有什麽“特權”，那麽就是這種“無權者的權力”。我想同曹長青先生商榷的是：究竟是劉賓雁通過寫報告文學為自己爭取到了這種“特權”；還是依靠了這種“特權”，劉賓雁才寫出了他的報告文學？
在曹長青看來，顯然是後者。他在《分道揚鑣》一文中質疑劉賓雁：“為什麽到了美國之後，在長達十七年的時間裏，他再也沒寫出任何一篇報告文學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條大概是因為他失去了當年的特權地位。”
劉賓雁有什麽特權地位？一個摘帽右派，通過自己的道德文章帶來的社會影響，使得當權者也不敢怠慢。如果非要說這就是特權，那麽也是先有文章，後有特權。我同意蘇曉康的說法，這是“無權者的權力”。
共產黨對“無權者的權力”很在意。獨裁政權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同他們分享權力，尤其是“為民請命”的話語權。共產黨的天，怎麽能變成“劉青天”？這就是為什麽鄧小平一定要點名整肅劉賓雁，要批判他、放逐他、至死都不讓他返回故土。
曹長青卻能把特權的受害者說成是特權的享有者。
至於後來為什麽賓雁先生“再也沒寫出任何一篇報告文學”，還是蘇曉康的理解到位：“與其說中國不能沒有這顆‘中國的良心’，倒不如說劉賓雁不能沒有中國老百姓。於是放逐他，便是把他從中國的胸膛裏摘除出來”。離開了故土、離開了百姓，一顆從胸膛裏摘除出來的心髒，其存活尚且艱難……
曹長青卻質疑他為什麽不能像原來那樣跳動。
我和曹長青也算是認識多年的朋友。他的文章大多觀點鮮明，有時候甚至“異峰突起”，但還都在常識和常情可理解的範圍之內。隻是這篇《分道揚鑣》，我實在跟不上趟了。有話不吐不快，寫出來向曹長青先生請教，同時也和關心這篇文章的朋友討論。
但願我們在塵世的喧囂不打擾賓雁先生的在天之靈。
（注）關於“小毛澤東”的提法，發明權屬劉賓雁，發揚光大的功勞則屬王若望。我記得是在歡迎王老到舊金山的會上，賓雁說到“人人心中有個小毛澤東”， 王老接茬說他是個資深共產黨員，恐怕小毛澤東比較頑固。後來王若望先生在華盛頓會議重提這段，使得這一精彩比喻廣為人知。
又是什麽文化薰陶出來的 ?!
十分驚訝於這樣的結論。不是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曆史形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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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我完全支持你們反對你們製度的鬥爭，但當你們反對你們製度的時候，千萬不要對我們的製度評價過高”我想，正是因為還有這種清醒的聲音，所以才讓我們對美國的製度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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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另外一個製度的好, 就覺得可以全盤照搬嗎? 當時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時候, 國際共產聯盟空降的領袖全是不切實際, 後來土老冒老毛卻腳踏實地地走上了領導地位. 同樣, 現在的中國發展, 空降的民主是沒有什麽前途的, 必須有來自中國內部的, 結合實際, 作過調查, 進行孕育, 慢慢發展的製度才有可能成功.
老毛當時的成功在於他腳踏實地的基層調查, 那家夥遊曆了多少地方?! 他寫的中國各階層分析是他的實際調查的成果, 也奠定了他實踐,實際調查上升理論, 然後指導實踐的工作方法. 他在抗戰內戰中能夠成功, 完全是這種工作方法的勝利.
反觀現在的民運, 有多少實際調查的工作成績? 你說民主製度好也可以, 去調查調查美國的各階層, 寫一篇調查報告也可以. 因為和大陸的堅決決裂, 導致對大陸的情況越來越不了解, 對大陸的認識到了可笑的地步, 對美國製度的認識也仍舊停留在膚淺的認識當中, 這樣下去, 怎麽可能有影響力呢?
任何一種製度, 都有好和壞兩個方麵, 倘若不能抱著這種態度去認識, 隻是一個全麵接受,另外一個深惡痛絕, 得出來的理解必然是片麵和膚淺的, 用這樣的理解去指導國家, 隻會禍國殃民.
“馬恩發明的邪教的摧毀力是人類史上罕見的，算什麽東西，小巫罷了。所以共產黨其實並不在意，米國或是台灣的主子也就心情好時賞幾塊骨頭讓他吠。
可是89年那麽多鮮活的無辜的生命橫陳長安街，你們的夢中就沒有過一點點猩紅色飄過？彼時他們已經餓得沒有力氣跑去某國大使館（淚）。十幾年前看過一本《領袖們》米國人寫的，他說是曆史和中國人選擇了毛澤東，俺當時毛頭浮躁不甚理解，今日想起驚覺此話極精辟。
6.4已然是曆史，重要的是吸取教訓，那次屠殺毀滅的不隻是生命還有文革後好容易恢複的良心和理智，難道你們這些曾經的領袖比那邪教頭子們好麽？”
舊船票當然不能登上那艘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