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在曆史的轉折點上

孫立平：在曆史的轉折點上

無論現實會怎麽走，我願意在想象的意義上，把現在看做是一個重要的曆史轉折點：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時代已經結束，現在是新的30年的開端。在這樣的曆史時刻，形成具有建設意義的超越性思維，是極為重要的。

說改革的時代已經結束，不是說改革的任務已經完成。而是說，改革已經無力解決需要它解決的問題。這不僅是源於改革遇到的客觀阻力，也是源於改革本身潛力的有限性。更重要的是，改革已經成了一鍋夾生飯。

說現在是曆史的轉折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原來在中國社會起作用的一些基本邏輯已經在發生變化。比如說，在改革最初的20年中，經濟發展會自然導致社會狀況的改善；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經濟發展雖然已經不能自然導致社會狀況的改善，但至少能起到托底或保底的作用。但現在看，用經濟發展托底或保底已經越來越困難。甚至發展本身製造的問題比它解決的問題還多。當然，這不是說經濟發展不重要，現實是，發展不見得能解決問題，但不發展肯定會造成問題的惡化。

邏輯變化的另一個方麵體現在民心上。我原來曾經用一件事情說明民心的這種變化：1月3日起，昆明長水機場出現大霧天氣，導致當天440個架次航班取消，機場一度陷入混亂。一些乘客甚至開始搶飛機，一看到有登機口開放，一些人就蜂擁而上，喊著“管它飛哪兒，反正我要坐飛機”。“管它飛哪兒，反正我要坐飛機”，現在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的心態。這種心態已經不限於社會的底層，甚至在被人們認作是既得利益者的人們中，都開始有這樣的想法。因為他們也覺得活得不舒服。

現在的現實是，保變兩難。現在社會中將這個問題簡化為：改革還是不改革。並由此形成了基本的分歧和裂痕。但問題是，真正的出路就在分歧中的某一端上嗎？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官民如何互動。有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自下而上啟動的，但我認為這是一種假象。在過去30年間，社會並沒有成為一個足以對中國社會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力量。事情的變化是在最近這幾年。這就是我多次引用裴敏新的話所說的“社會生態已變”。雖然現在還很難樂觀地斷定民眾已經成為直接左右曆史進程的力量，民眾力量的發揮還需要通過對上層政治的影響才能實現，但必須要看到，民眾和社會已經成為影響曆史進程的另一個力量。因此，中國的未來取決於兩種力量的互動。能夠給中國帶來希望的，是兩種力量良性互動關係的形成。

在過去的30多年中，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隻曇花一現地出現過。這就是文革結束到西單民主牆被關閉那短短的三年時間。葉劍英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這一段時間，民眾的呼聲，對於鄧小平出來工作和開啟改革開放的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作用的模式是，體製內與體製外主張改革的力量聯手，克服改革的障礙。但當時最有實力的實際領導人關閉了西單民主牆後，也就在官民之間劃了一條“楚河漢界”，越界尋找支持被視為對“我們”的叛變，從此上下層之間的良性互動過程也就結束了，路子也就越走越窄。六四的實質就是官民惡性互動的極端表現。

現在有沒有打破過去的邏輯，形成官民良性互動的可能性？我認為雖然情況並不樂觀，但不能說完全沒有這種可能性。第一，新班子與上一屆比更有自信，而且相對來說沒有曆史包袱（如果不是自己願意背這個包袱的話）。第二，社會的力量在壯大而且在不斷成熟。第三，新媒體的出現，為官民的良性互動提供了新的平台。第四，現實的機會已經出現，這就是反腐敗。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有足夠的智慧，應當把反腐敗作為形成新的官民共識，進而形成官民良性互動的契機。應當說，這是一個曆史性的機遇，就看能不能抓住。而且鑒於政府公信力的脆弱，這個機會可能稍縱即逝。從官方來說，不管出於何種考慮，腐敗也不能不反了。但反腐敗會遇到體製內頑強的阻力。如果沒有體製外力量的加入，反腐敗半途夭折的概率是很大的。從民眾的角度來說，盡管人們也知道腐敗是結果不是原因，但腐敗天人共憤。反腐敗可以為官方贏得暫時性的認同。如果在這個問題上達成默契，先是在運動式反腐階段以官民合力克服腐敗勢力的阻力，繼而在社會壓力之下推進反腐敗的製度建設。假如可以見到這樣的結果，就可以作為形成官民良性互動的開端。在這個過程中，官民雙方的善意與誠意是重要的。

如果形成了這樣的良性互動，中國社會的走向就不再取決於某一個單邊的力量，而是取決於兩者的互動過程。中國社會的死結，也才能由此解開。否則，結果不堪設想。

[龐士清]

同意此文的觀點，願民促官變、官應民意。讚同侃兄，願國人認識到自身的力量乃國家之真正的力量。

[goldeye]

國師何不建議定習朝元年以標示你的轉折點？

[侃-侃]

先來占個座，借用＜＜霍元甲＞＞裏的歌詞，感歎一句＂這睡獅漸已醒＂。願吾國民是勇敢聰明的獅子，而非逆來順受的群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