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汙吏推動政改
近年來，中國總理溫家寶多次談到政治體製改革。今年中國“全國兩會”期間，溫家寶在中外記者會上再次呼籲政改的緊迫性：“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複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3月26日，在中國國務院召開的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直言：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腐敗。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權的性質就可能改變，就會“人亡政息”。
自1980年鄧小平首次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以來，迄今已32年。與經濟體製改革相比，政改並未取得突破性進展。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是什麽？政改時機是否已經到來？如何切實有效推進政改？記者近日專訪中國知名作家、《炎黃春秋》雜誌總編輯吳思。
政改進入艱難的“相持階段”
記者：中國政改已經呼籲了很多年，請您介紹下政改的背景?
吳思：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簡稱“818講話”，提出政改要求，但之後實際推行的主要是經濟體製改革。
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政治體製改革同經濟體製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為此成立了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當時提出“黨政分開”作為政改的突破口。但是，1987年中共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體製改革主要作為原則和口號來提，“黨政分開”也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1989年之後，政改基本不提，卻提出“防和平演變，防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上沒有往前推行，反而往權力更集中的方向走，意識形態方麵全麵左轉。後來鄧小平認為經濟體製改革受到了威脅，於是有了“南巡”講話，大力推進經濟體製改革，之後中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
但政改依然舉步維艱，政改的核心指標如擴大差額選舉、公開政治競爭並由民眾選擇、權力受到製約的程度、公民權利得到落實和保護的程度等，均未取得明顯進展。
目前的現狀是，政府向老百姓說要民主、要憲政、要法治、尊重人權，但實際上還是人治，一把手說了算，以“大包幹”的方式層層維穩，隻要能完成幾項主要指標，即使手段有點出格，也不會丟掉“烏紗帽”，甚至還會得到提拔。控製上訪之類的指標是實的，民主法治和人權是虛的。實際起作用的激勵機製和公開宣稱漂亮話不同。
記者：中國多年來一直在呼籲政改，為什麽一直沒有切實有效的推進，症結在哪？
吳思：從高層來看，溫家寶一直在呼籲政改，但沒有看到其他人呼應和跟進，由此推測，權力中樞恐怕並未形成改革共識。如果不能達成共識，政府主導的政改就難以推行。
為什麽沒有達成共識？如果大家都覺得政改收益高，風險低，利大於弊，就會形成共識。
民間有個流行說法：“不反腐敗就亡國，反腐敗就亡黨”。權力核心自然會考慮政改的成本和風險：政改對黨有什麽風險，對國家有什麽風險，對個人來說有什麽風險。現在腐敗問題很嚴重，從中央到地方都存在這個問題，民怨沸騰，罵官仇官現象很普遍，如果搞政改，讓民眾意願充分表達，政府的命運將會如何？誰願意處在這種受攻擊的地位？看起來，政改的成本和風險不小，但收益在哪裏？政改帶來的好處歸誰？再說，不搞政改是不是就崩潰了？看起來不至於，經濟上還過得去。
總之，不改革好像沒什麽大不了的，而改革對某些既得利益集團來說肯定是不利的。政府的這筆“賬”還沒算通，利大於弊的共識尚未形成，改革自然就很難推行。現在就是一個改不起來的形勢，處於一個說改革實際又不改的僵持局麵。
現代政治製度可解決曆史上的“政息人亡”命題
記者：您剛才說到，目前腐敗現象嚴重，社會矛盾激烈，那麽，政改時機到來了嗎？如果不改革，未來的中國會怎樣？
吳思：政改是否有必要，這要看對誰來說，長期說還是短期說，需要算大賬。
從大局上講肯定有必要，毛澤東講“百代都行秦政製”，秦政製的核心是郡縣製，專製權力向下層層授權，下級隻向上級負責，但每個朝代都免不了最後滅亡的命運。中國古代“大一統”帝國的平均壽命是171年，如果算上三國兩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平均壽命不過66年，到歲數就會壽終正寢。古人有“氣數已盡”的說法，“氣數已盡”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把老百姓逼急了，官逼民反，比例為40%；第二是官家內部失控解體，比例也為40%；第三是外敵入侵，比例為20%。當然，實際是多種因素綜合起作用。
現代政治製度完全有辦法解決這一係列的問題，但中國目前沒解決這個問題。第一，官員權力過大，不受製約，就會用權力撈取好處，掠奪率逐步提高，造成“官逼民反”的趨勢；第二，“政令不出中南海”，各地獨自行事，出現很多問題，從“王立軍事件”和“陳光誠事件”就可以看出，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往往淩駕於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之上。壟斷行業更是獨行其是撈取好處，形成條條塊塊各自為政的格局。這第一和第二點又相互作用，官民矛盾激化，可以導致官場內部矛盾激化。
曆代存在的問題現在依然存在，而且還在加劇，同時，新的不穩定因素和力量又出現了，外部環境和觀念體係也改變了，這一體製越來越難以維持各方麵均衡的穩定態勢，更容易陷入崩潰解體的境地。兩千多年的曆史證明，推行政改很有必要，不改不會有好下場。
但是，政改牽一發而動全身，真正推行改革可能會麵臨失控的危險，還需要權衡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權衡既得利益和全民族利益，權衡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這些問題都要擺平，改革的難度自然很大。
可將經改成功經驗引入政改
記者：您剛才說，政改很有必要，但難度很大，如果要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麵入手？
吳思：剛才說政府的“賬”沒算通，如果算通了就能改革了。那麽如何算通呢？
第一，實行有條件的特赦，調動貪官汙吏的積極性
民間普遍認為貪官汙吏太多，仇官情緒嚴重。反向思考，如果我們是貪官汙吏，就會認為改革是自尋死路，老百姓會清算我們，後果很可怕。與虎謀皮，直線推行政改，“賬”自然算不通。這就需要設計一種激勵機製，把貪官汙吏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讓他們主動去搞政改，一旦他們有了積極性，前景就比較樂觀了。
如何調動貪官汙吏的積極性？對於已經發財的貪官汙吏來說，最迫切的不是繼續掙錢，而是既要保住自身安全，又要保住既得利益。把贓款洗白（洗白是指非法來的巨款合法化，即把錢放入正常的經濟和金融活動中循環一回），就是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
如何洗白呢？可以實行有條件的特赦。假定我們在一個特區，比如海南或者深圳，在可承受的範圍內，設定一套政改的指標，如政治人物公開競爭，差額選舉，人大代表專職化，鄉鎮、縣市等級別的直選，司法獨立，媒體開放等等，由獨立的第三方考察驗收。一旦這些指標驗收合格，我們就可以說政改階段性地完成了。
一旦完成，該地區就實行特赦。用古話說，無論輕罪重罪，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案未結案，皆免除之。以前官場的貪汙腐敗、民間的冤假錯案，主要是不良製度造成的問題，製度改良以後，與民更始，鹹與自新，種種罪過一概不予追究。此時貪官汙吏的錢就洗白了。如此懸賞，他們就可能努力爭取特赦早日實現，政改的阻力就會變成動力，在各個領域積極推動政改。特赦換來的是健康、透明的政治製度。如果有了這種激勵機製，“賬”就算通了，政改就有可能啟動。
對老百姓如何交代？我們不妨從曆史中尋找答案。
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第三波》中寫到，威權向民主憲政的轉型，大概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改革，執政黨主導改革；第二種是替代，民眾推翻政權；第三是改替，中間狀態，官民勢均力敵，上下協商改革。第二種替代性轉型伴隨著清算，而第一種改革，政府主導的改革，目前還沒有任何清算的先例。這就是說，在世界曆史上，政府主導的改革全部伴隨著事實上的大赦。在這種類型的轉型中，以前政府方麵的種種罪過，事實上都成了呆賬壞賬，無法討還，轉型國家的民眾也沒有不顧一切地討還。早知如此，何不廢物利用，把這筆呆賬壞賬轉化為政改的激勵因素呢？這樣做，吸取利用了世界曆史上的轉型經驗，也算是一種後發優勢吧。
我們再看中國曆史。曆代之赦極其頻繁，清代我還沒有統計完，從秦朝建立至明朝滅亡，1865年，傳統所謂的正統王朝約有1640赦，平均算下來，1.14年一赦。
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憲法中有大赦和特赦條款，現行憲法取消了大赦，但保留了特赦。1959年9月，建國十周年大慶前夕，經全國人大審議通過，赦免了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和一些戰犯、反革命犯及普通刑事犯。從1959年至於1975年，中國總共實行了七次特赦，平均2.23年一赦。從1975年到現在，37年竟無一赦，自秦漢至今尚無先例，真所謂亙古未有。
古人為什麽要大赦特赦？至少有兩個理由。
一是行仁政，新皇帝登基，與民更始，蕩滌汙穢，給人一個自新的機會，同時還可以平反冤獄。天災造成饑荒，民眾不勝饑寒，冒險犯法，官家既不能賑濟，便不忍心深究。如此仁政廣施，可以籠絡人心，換取眾人的支持。
二是國內矛盾太大，不得不赦。不赦就無法化解矛盾。所謂“國有大患，非赦不解”。例如許多王朝初建，大亂之後，往往赦免嘯聚山林的土匪，換取社會安定。宋高宗在金國滅北宋之後即位，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鹹赦除之，不僅赦免群盜和潰兵，還宣布給金國當兒皇帝的張邦昌及應幹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如果堅持追究呢？脆弱的政權內部不穩定因素增加，四麵皆敵，鞏固就更難了。赦是一種交易，可以“解天下之至結”，成就大業。
大赦特赦的實質，就是統治者與各個方麵的利益交換。中國民眾如果有皇帝一樣的主人心態，用呆賬壞賬換取民眾真正當家作主的製度，以此“解天下之至結”，這筆交易不合算嗎？壞製度可以把好人變壞，好製度可以把壞人變好，追究製度，顯然比追究個人更重要。追究重點的轉化，也包含了對人性弱點的承認和憐憫。
第二，“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回顧經濟體製改革的曆史，總結出堪稱“頂層設計”的三句話：“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
“允許看”，不逼著反對者去改革，你可以看我們的熱鬧，於是穩住了一批反對者；“大膽試”，總有一批人，如萬裏、胡耀邦等人在大膽嚐試，鄧小平擔風險，幹好了提拔上來，幹不好也不上綱上線，於是調動了改革者的積極性；“不爭論”，當時的輿論環境對改革不利，一爭論就問姓“社”姓“資”，於是就擱置爭論。兩個不利因素摁住了，一個有利因素調動起來，經濟體製改革大獲成功。
“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這一經驗可以推廣到政改上來。在政改中本來就有人受益，如果再加上大赦，就能調動更多積極性，內部就會形成很強的動力。再授權第一線的改革者見機行事，分散決策，然後以點帶麵，有序推進，改革不會失控，風險很小。
第三，把民間力量引進輿論領域
當年的輿論環境對改革不利，現在的輿論環境是，誰要反對政改，說民主的壞話，民眾就群起而攻之，如果把民間的力量引進意識形態領域，把鄧小平的“不爭論”改成“可討論”，營造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那麽改革的環境就更好，反改革的壓力就更大。
如此算下來，無論對官對民，都是利大於弊，這就可能形成改革共識，政改的操作性其實很強。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憲政
記者：溫家寶多年來一直在呼籲政改，那麽，現在中國政改步伐邁出了多少？
吳思：近年來，政改在國務院係統已有所推行，如壓縮行政審批項目、規範行政行為、推行政務公開、壓縮三公消費、加快財政預算公開等措施，溫家寶的基本思路是“抑官揚民”，調整官民關係。
此外，還有上世紀90年代民政部搞的村級選舉；最近廣東放開了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向公民社會發展；江蘇和四川搞鄉鎮直選試點，是推進基層民主的第一步；還有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實行城鄉“同票同權”……
假如政改有100個台階，目前可能走了不到10個，好像大部分是國務院係統走的。政改要一步一個台階走，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憲政。民主的方向是擴大差額選舉，公開政治競爭並由民眾選擇；憲政的方向是權力製約，彼此監督，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各種權利。
記者：政改何時才能能全麵推行？
吳思：如果政府願意推動改革，現在就有條件推行，三五年就能見效。如果不願意改革，十年也未必動手。在沒有重大危機的條件下，主動改革的回旋餘地比較大，各方都有妥協退讓的空間。在政府不主動改革的情況下，政改也可能不得不搞，但存在很多偶然因素，現在社會矛盾嚴重，是否會遇到危機和失控局麵都不好說。
編者按：自7月4日澳大利亞《大洋日報》發表了對國內知名學者吳思先生的訪談《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汙吏推動政改》後，我們認為吳思先生提出了一個很好的話題：如何切實有效地推動中國政改？遂在第24期雜誌“卷首語”欄目上發表了周兼明的署名文章《“赦免貪官”無法凝聚改革共識》（附後），表達了對該話題的幾點淺見。日前本刊收到吳思先生的回應文章，願再就此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今將吳思先生的文章不刪一字全文刊發，希望能引起社會各界朋友對如何推動中國政改問題的關注，並積極參與討論，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本刊將擷其要點再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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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我對記者談了一種設想：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如果以特赦作為激勵機製，有可能調動貪官汙吏的積極性，至少讓他們保持中立。
具體做法是：在某個特區設定一套政改的指標，例如鄉鎮縣市等級別的直選，差額選舉，政治人物公開競爭，人大代表專職化，司法獨立，媒體開放等等。一旦驗收達標，該地區就實行特赦。官民的政治經濟罪過，無論已發覺未發覺，皆在赦免之列。我認為，某些政改的反對者有錢有權，但缺乏安全感，以特赦為懸賞，將使他們轉變立場。
澳大利亞的《大洋日報》（7月4日）和美國的《僑報》網站發表了這篇訪談，國內的一些網站上也有轉載，標題是：《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汙吏推動政改》。
這筆設想中的政治交易，得到了一些讚揚，諸如現實理性，化腐朽為神奇等，但更多的是批評置疑。8月下旬出版的《鳳凰周刊》（第24期）卷首語的標題就是：“‘赦免貪官’無法凝聚改革共識”。“卷首語”的批評置疑集中在五個問題上：
1、置公平正義與何地？2、置法律於何地？3、民眾將如何反應？4、官員將如何反應？5、政治體製改革的正確途徑是什麽？
我看到的批評置疑大體不出這五個方麵。批評置疑可以激發討論，深化認識，比讚揚更可貴。那麽，我就以《鳳凰周刊》為可貴的對手的代表，依次討論上述問題。
一，公平正義問題
“卷首語”在一連串置疑後的壓軸之問是：赦免貪官，置公平正義於何地？
確實，按照“得其所應得，付其所應付”的正義標準，貪官應該得到懲罰，赦免是不正義的。
但是，第一，我們討論的不是赦免貪官，而是一項政治交易。交易正義與否可以計算出來。第二，正義總是處於特定情境之中，除了正義，還有生命、財產、製度改良、社會穩定等諸多價值，需要綜合考量。
我先介紹兩個曆史案例，第一個赦，第二個不赦。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警察貪汙成風，僅收取“黃賭毒”的賄賂，每年就達十億港元。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直接對總督負責，與政府和警察部門脫鉤，獨立行使職權。廉政公署成立10個月，接到有關貪汙的投訴5958宗，涉及大量警員。1977年9月，廉署對尖沙咀警署重手出擊，不到一個月就逮捕了260餘人，其中高級警務人員22人，幾乎將該警署一鍋端。逮捕行動從尖沙咀開始，向周邊警署擴散。眾多警察意識到，廉政公署不僅斷他們的財路，還威脅他們的人身安全。
1977年10月28日，數千警察到灣仔警察總部請願。遊行至廉署執行處總部，近百名警察闖入鬧事，拆下廉署招牌，砸毀廉署大門，圍毆五名外籍廉署官員。一些警察要求撤消廉政公署。香港警察同聲相應，鬧事可能進一步擴大。
港督不能答應這些要求，但警察鬧事將使香港社會陷入混亂。兩難之中，港督麥理浩決定讓步。1977年11月5日，麥理浩發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審問、正被通緝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貪汙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特赦令一出，多數警察安全了。有些警察得寸進尺，要求將反貪部門並入警務係統,市民和輿論則對港督的讓步不滿。麥理浩召開立法局會議，通過了《警察條例》修正案：任何警員，如果拒絕執行命令，將被立即開除，不得上訴。對警察們來說，再鬧下去收益已減，風險大增，於是偃旗息鼓。
赦免個人罪行，換來了社會穩定，保住了製度改良。在後來的歲月裏，廉政公署發揮了重大作用，香港成為全世界最廉潔的地區之一。
第二個是不赦的案例。
公元192年，東漢司徒（近似宰相）王允與呂布合謀，刺殺了把持朝政的大軍閥董卓。董卓死了，部下便有樹倒猢猻散之勢。這支軍隊罪惡累累，曾經在京都大肆搶劫，奸淫婦女，發掘帝王公卿的陵墓，殺良冒功，四出擄掠“所過無複遺類”。民間傳言，朝廷要殺盡他們。呂布果然派兵征討，但出師不利。
這時，董卓舊部由李傕、郭汜等幾位軍級幹部出麵，派人去長安乞求赦免。王允拒絕了。王允為人剛正，滅了董卓，大權在握，難免有些驕傲，不肯妥協變通。
李傕等商量道：京師不赦我，我們隻能拚命。如果攻克長安，就得天下了。如果攻不克，我們在京郊抄掠婦女財物，然後西歸鄉裏，總能多活幾天。眾人讚同，結盟進攻長安。
李傕等一路收拾散兵，到長安時，已成十萬大軍，與董卓舊部樊稠等合圍長安城。八天後，城破，李傕等放兵擄掠，殺人過萬，王允擁著漢獻帝躲到城樓上，大赦天下，拜李傕、郭汜、樊稠等人為將軍。
結局是，李傕殺了王允全家，這幾個軍閥把持朝政，相互攻殺，城中人相食。長安內外本來還有數十萬戶，兩三年後，“關中無複人跡”。
那麽，當初李傕等人求赦，王允拒絕對不對？《後漢書》的作者範曄認為王允這件事辦得“拙”。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批評王允驕傲。柏楊在《讀通鑒·論曆史》中批評得最狠：王允創造了東漢複興的契機，不僅不能把握，反而把東漢王朝拖向穀底，使人民受到更長期的痛苦。在影響上，王允跟董卓相等，都罪大惡極。柏楊曰：一個沒有政治頭腦的人，卻坐在必須有政治頭腦才能坐的板凳上，實在是一種災難。
事關天下興亡和千百萬人的生命財產，一貫講究仁義道德的中國史家，並沒有隻盯著正義。在中國傳統中，這叫識大體、顧大局。
如果一定要在正義的範疇之內討論，也能算出同樣的結論。
我們討論的不是單方麵赦免，而是有得有失的政治交易。赦免罪惡固然不公正，卻可以避免更大的不公正——惡人更加得勢，良民更加受害。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2，可以避免-8。香港警察鬧事平息得早，後果不好評估。李傕叛亂的後果是毀滅性的，若以-10代表最糟，可評為-8。從數學上看，-2-(-8)=6，避免-8而選擇-2的公正值是+6。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說，道德裏總是包含算術的。
從這兩個案例可以看出，正義具有多層次和多側麵。從時間角度看，懲罰貪官是麵向過去的正義，製度改良則是麵向未來的正義。從空間角度來看，懲罰貪官是局部性表層正義，製度改良則是整體性深層正義。從後果角度看，有利害相權的正義，也有兩害相權的正義。根據不同的主體，還可以區分懲罰貪官的懲罰性正義，補償受害者的補償性正義。上述正義往往不可兼得，社會價值也有高有低。放棄某個單項，並不意味著全部放棄正義。
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中描述了各國威權政府向民主憲政轉型的曆史，他發現一種矛盾：追求正義和真相，有時可能威脅民主。因此，他建議民主派遵循這條準則：如果官方主導的轉型過程啟動，不要試圖因為其侵犯人權罪而懲治威權政府的官員。這種努力的政治代價將會超過道德上的收獲（第五章第二節）。
轉型成功後，正義也不能脫離全局考慮。南非轉型後，圖圖大主教主持真相委員會，以真相基礎上的和解，代替了懲罰性正義。他說：“我們不得不在正義、責任、穩定、和平、和解等需求方麵進行平衡。我們完全能夠實現處罰性的正義，但南非將躺在廢墟之中。”（圖圖：《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最後，我還要強調一句：我主張的是一攬子交易，特赦與政改的交易。單講特赦而不提政改是誤解。講特赦時單提官場而不提民間也是誤解。古代皇帝大赦天下，其正麵意義之一，就是糾正民間的冤假錯案。當代冤假錯案，尤其在政治方麵，未必少於古代。這方麵的正義也不能忽略不計。
二，法律問題
“卷首語”置疑的原話是：赦免貪官，置法律於何地？此例一開，這種為了某個政治目標說放棄就可以放棄的法律，還擁有尊嚴嗎？一種無視法治尊嚴、建立在踐踏法律基礎上的“改革”，將把中國帶往何處？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十七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特赦職權。”隻要遵循法定程序，特赦就是合法的。
其次，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正是踐踏著文革時代的法規走過來的。那時候，私人經商屬於投機倒把，大包幹等於破壞集體經濟。
再次，法律尊嚴早已大成問題了。政治體製改革的目的，正是要把人治社會建成法治社會，確立法律的尊嚴。在轉向民主憲政的廣闊進程中，既有守法，也有變法，人治社會常見的“法律服從政治”隻能逐步減少。
最後，我再介紹一個關於法律的案例。
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轉型中發生了種族戰爭，四年間死亡25萬人，其中90%是平民。二百萬人流離失所，三四萬婦女被強奸。1993年2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成立前南斯拉夫國際法庭，負責審判1991年以來嚴重侵犯人權者。1995年10月，經過國際斡旋，交戰各方達成停火協議。
問題在於，實現停火，維護和平，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揮官的參與，而這些人正是謀殺、強奸、虐待和種族清洗的直接行動者或慫恿者。有人指出，許諾大赦也許更為妥當，它將對軍事和政治領袖產生強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別達成和平協議，挽救更多的生命。麵對兩難處境，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辦法是：拖延14個月，才任命了特別法庭的總審判官。第一年的特別法庭工作計劃成為一紙空文。而且，特別法庭無權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訴的人犯，國際部隊也不執行捉拿通緝犯的任務。（見安德魯·瑞格比：《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第184、189頁）
在這個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實現了。
三，民眾態度問題
“卷首語”認為，中國民眾將反對特赦交易：“從中國現實的國情來看，除知識分子和部分工商業者將政治改革視為迫切目標外，其他大多數民眾更關心的，是柴米油鹽；更在意的，是反腐、公平、正義。顯然，以‘赦免貪官’為前提的改革方案與民眾這種普遍心態更不咬弦。它要求民眾放棄自己最在意的，獲取自己不迫切的。從民眾對貪腐官員的激烈反應，從反腐已成當下民意的最大公約數看，所謂說服民眾，隻是某些脫離社會現實生活太久的知識分子的一相情願。”
判斷民意，要有嚴謹的民意調查，更可靠的是投票。如果憑印象談感覺，我倒認為中國民眾對腐敗的容忍度頗高。某個能幹的貪官倒台了，常常聽到惋惜之論：貪點就貪點，給我們辦實事就行。這個說法顯示了一種交易心態。倘若交易換來的不僅是幾件實事，而是更加尊重公民權利的製度，民眾是擁護還是反對？倘若爭取正義需要砸爛油壇米罐，甚至流血犧牲，民眾更在意什麽？
從頻頻發生的群體事件看，無論是上街還是上訪，民眾的主要訴求不是反腐，而是維護自身的公民權利，尋求司法公正，參與環保決策，罷免和選舉村官。同時還要求媒體的公正報道。這些正是政治體製改革的內容。把政治體製改革與柴米油鹽及反腐公平正義對立起來，在事實上不對，在邏輯上有誤。
更根本的是：這種政治交易，不必說服民眾。民主社會才必須說服民眾。我在訪談中的用語是“對老百姓如何交代”。交代不過是給個說法。在官強民弱的轉型案例中，例如西班牙，轉型完全由官方主導，民眾參與極弱。
英國考文垂大學寬恕與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魯·瑞格比寫道：“佛朗哥去世之後的西班牙，政治、經濟和軍隊領域內的精英們達成了共識，他們一致主張既往不咎，不再追查獨裁時期違反人權的責任者。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西班牙在沒有障礙和威脅的情況下，轉變成歐洲共同市場內的多元民主的國家。我們還發現，在這個變化的過程中，由於當時的西班牙還處在一個欠發達的市民社會，因而沒有自治社團和自願組織反對政府的大赦和遺忘政策。”
在佛朗哥時代，1936年至1944年的大量處決行動中，民族主義者殺掉了15萬至20萬同胞。1975年佛朗哥去世，官方主導的轉型開始，在安德魯筆下，“西班牙人普遍地認同了集體忘卻。”他把這種現象稱為“忘卻公約”。“在西班牙轉變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妥協與和解的現實主義精神。所有黨派和集團共同製定了忘卻公約，決定實行一種公共大赦的集體性實踐。……他們形成了一種共識，忘記大部分過去的傷痛，采取一種選擇性的記憶缺失的立場，打開西班牙曆史的新的一頁。（第58頁）”
我並不否認民意的重要性，隻是試圖區分：在不同類型的轉型中，在轉型前和轉型後，民意的分量大不一樣。
亨廷頓將轉型分為三類：改革，替代和改替。為了便於量化分析，我們不妨假設轉型需要的力量為十分，這十分有多種組合。官七民三，大體是官方主導的轉型，名曰改革。例如西班牙和台灣。民七官三，大體是民間主導的轉型，名曰替代，即所謂革命。例如東德和阿根廷。民五官五，屬於雙方協商的轉型，名曰改替。例如南非和波蘭。中國的民間力量未必比得上西班牙，更別提波蘭的團結工會和南非的非國大了。
在民間主導和官民協商式轉型中，民意是決定性的。在官方主導的轉型中，民意隻構成背景壓力，官意是決定性的。與這三組力量對比相應，官方主導的改革沒有清算。官民協商的改替，則會圍繞著赦免反複談判，通常以真相代替清算。隻有民間主導的轉型，才有比較認真的清算。
更深入地說，在各國的轉型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間的力量對比決定的。赦免和清算背後的曆史規律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決策者的利害計算決定，利與害又由擁護者和反對者實際力量的對比決定。中國的轉型，恐怕也跳不出這個規律。
轉型完成後，民意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公民社會也逐漸壯大，以前的赦免往往遭到置疑。那時，如果公民組織堅持不懈地追討正義，他們會在精神和物質方麵得到補償性正義。如果他們堅持追討真相，就能找到部分真相。至於懲罰性正義，在政府主導的轉型社會中，目前尚無追討成功的先例。
即使在官民協商的改替式轉型中，追討正義如果危及和平，也會一再受挫。
1985年，烏拉圭軍人政權向民主政權轉型成功，民選總統桑格內蒂提出了一攬子對軍方的大赦計劃。在大赦法的辯論階段，民意調查表明，72%的公眾反對大赦，但立法機關仍然通過了大赦法。反對派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決，四分之一選民簽名。軍方則威脅說，不會默認廢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決，53%的烏拉圭民眾讚成赦免，追討懲罰性正義的人們再次失利。（《第三波》第五章第二節）
各國的常見現象是：時過境遷，過去的恩怨越來越遠，民眾對此越來越淡漠，清算和寬恕之類的話題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
四，官員態度問題
“卷首語”置疑說，官員群體除了貪官，還有清官和眾多循規蹈矩的普通官員。此方案一出，原來支持或不反對改革的清官，在不平衡心態下，很可能反過來反對改革。如此，改革就在把一種阻力變成動力的同時，把另一種動力變為了阻力。
清官這個概念涉及操守，支持政改涉及走什麽路，兩者並不是一回事。當然，赦免貪官確實可能讓支持政改的清官和循規蹈矩的官員心理不平衡。尋求平衡，至少有兩種方式：一是反對特赦交易，二是自己也貪。第一種方式，特赦交易是否應該反，前邊已討論過。第二種方式，預測有赦免，於是趕在赦免之前犯罪獲利，在中國曆史上相當常見。皇帝的對策是，在大赦時宣布此類犯罪不在赦免之列。
不用皇帝的老辦法，清官也未必變貪。清官更有良心，更珍惜自己的名譽，法律不追究，不等於良心不追究，不等於名譽不受損。普通官員同樣要考慮名譽風險。轉型後，如果媒體或公民組織堅持追究真相，聲名狼藉的人，還能循規蹈矩繼續當官嗎？
在官員態度問題上，我還看到一種更有力的置疑：貪官會相信赦免承諾嗎？依據中國經驗，很容易想到“坦白從嚴”和引蛇出洞。依據世界經驗，很容易想到阿拉伯之春中某些高官的下場。
“坦白從嚴”確實很常見。但特赦交易並不要求坦白，隻是承諾：轉型成功之後赦免轉型前的罪惡，無論這些罪惡“已發覺未發覺”。換句話說，已發覺的，予以赦免；未發覺的，不予追究。
從中國曆代大赦慣例看來，對未發覺者通常更加寬大。未發覺者仍然在位，有能力阻止政改，於是不得不拿特赦做交易。至於已經服刑的貪官，無力阻止政改，不妨調整赦免力度。不過，如果在改革成功的地區實行大赦，重點追究製度而不是個人，單把貪官排除在外似乎說不順。這涉及到特赦條款的具體設計，可以進一步討論權衡。
阿拉伯之春，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是民眾主導的轉型。如前所述，這種轉型會有清算。在亨廷頓筆下，世界史上的三類轉型與清算的關係非常清晰：官方主導的轉型不會有清算；民間主導的轉型會有清算；官民協商的轉型比較折騰，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這種現象由實力對比及成本收益決定，沉重而堅硬，不以人的好惡為轉移，可稱為“轉型清算律”。承認這條規律，就沒有理由懷疑特赦承諾。
承認這條規律，還能回答為什麽貪官會支持轉型的問題：官方主導的轉型成功了，民間主導的轉型中的清算風險就永遠解除了，連移民或逃亡後的引渡風險都不必承擔。
五，政治體製改革的路徑問題
“卷首語”最後提出了自己的政改設想：與赦免貪官的方向相反，恰恰應該將突破口放在縮減政府及政府官員的權力上，從減少審批權入手，讓政府從現在的“全管部門”轉變為法治意義上的監管部門，把全管和主管者權力該給市場的還給市場，該給社會的還給社會。……隻有這樣，才能搭建起適合現代社會需要的政府、市場和社會關係的框架。
我同意“卷首語”的判斷：隻有縮減政府及官員的權力，從人治變為法治，還權於市場和社會，才能搭建起現代政府的框架。然而，在“隻有”名下開列的這些突破口，都屬於政改目標。我曾經與同事羅列這類政改突破口，幾分鍾就湊出了十六種主張。難題在於如何實現，最後怎樣解開“與虎謀皮”的死結。
卷首語說廣東省政府取消了179項審批權。我們知道這很不容易，這也說明，事在人為，許多局部突破和漸進改良都是可能的，到處都有改革空間。但是，對審批權本身的審批權在誰手裏？控製了這個權力，既可以壓縮審批，也可以恢複審批，還可以新建審批。無論從哪裏入手，政治體製改革最後都要涉及這個層麵。這不是拔幾根虎毛，而是與虎謀皮，不能不做政治交易。用“隻有……才……”的句式表達：“隻有付出特赦的代價，才能獲得和平的轉型”。這是必要條件。世界各國的曆史經驗表明，不管是明是暗，是早是晚，在和平轉型中，赦免這一關是繞不過去的。具備這個條件，不一定有和平轉型；不具備這個條件，肯定沒有和平轉型。用我們熟悉的生活經驗比喻：掏錢，不一定買到東西；不掏錢，肯定買不到東西。為了掏錢肯定能買到東西，我們可以把特赦當作懸賞，將掏錢放在交貨驗收之後。
把赦免看作和平轉型的必要條件，不僅依據其他國家的曆史，也依據中國現實的利害關係。
胡星鬥教授根據中等腐敗國家的腐敗金額通常占GDP的3%推算，2009年中國的腐敗金額約為1萬億。胡教授又據此推算腐敗受到懲罰的概率隻有1%，再根據2010年最高檢工作報告，推算出2009年縣處級官員的腐敗比例為48%，廳局級40%，省部級33%。
推算未必屬實，卻可以勾勒大體輪廓。一年如此，十年是什麽情景？腐敗的比例不好累計，以金額累計，10年就有10萬億元左右。倘若嚴格執法，100萬就夠死刑了，10萬億包含了1000萬個死刑。如此規模的財產和人命，將引發怎樣的對抗？
特赦交易，可以化對抗為合作。拒絕交易，除了鬧革命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麽可行之路。
最後再談談其他方麵的批評置疑。
有人置疑說，曆史上有赦貪官汙吏的嗎？當然。香港的局部特赦令就是。中國曆史上的大赦，偶然有不赦貪官的，偶然也有特地強調赦免貪官的，一般隻說“十惡不赦”。貪汙不在“十惡”之內。另外，赦免的功能是消除轉型阻力，什麽阻力大就要強調什麽。如果連人命都不追討，贓款當然不能排在人命之前。
一位企業家批評說，特赦的說法包含了道德優勢。有些灰色收入，不見得不道德。他說，大家都說新加坡清廉，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工資是怎麽定的？他的工資是新加坡收入最高的前十位CEO的平均數，再加上30%。我們國家主席的工資是多少？省長縣長的工資是多少？縣長每個月5000塊錢，養活一家人，這個收入和他的貢獻相稱嗎？我們的工資製度人為壓低了人力資本的價值。有些灰色收入是對這種不合理現象的部分糾正。
我的看法是，官員的真實合法收入遠超過工資單上的數字。例如各種福利，尤其是福利分房。加上這部分收入，人力資本的價值未必低估。中國官員和政府的消耗遠超世界平均水平。
有人批評說，赦免貪官是一貼老膏藥。以前用過，不靈。還有人批評說，這種辦法，曆史上找不到先例，不靈。
從原理的角度看，交易行為有多老，這副藥就有多老。經濟學家把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看作帕累托改進，即無人受損的多贏格局。特赦交易就是帕累托改進，藥效應該不錯。從用法的角度看，各國的赦免都發生在轉型的最後幾步，作為妥協而不是激勵。懸賞屬於新用法。我的直覺是，這種用法的設計感太強，過於主動超前，沒有主動性極強的人物主持，基本不會實現。最後一拖再拖，恐怕還是在危機中達成交易，浪費這筆巨額激勵資源。
不過，這種設計已經表明，如果想推政改的話，民間有動力，官場有動力，甚至在貪官汙吏那裏也能挖出動力。
2012年9月16日
麵對政治改革在當下中國的踟躕難行，一些人士憂心忡忡。最近，吳思先生提出“以特赦促政改”的新思維，在學界和輿論界一石激起千層浪，然而讚揚者稀，指責者眾。
吳先生方案之大意為：政改之難，難在阻力巨大；中國是一個由官方主導的社會，由於改革對主導中國的這群人失大於得（開放政治參與後，可能導致貪腐被揭露、遭清算，而得到的不會比原來多，隻會少），所以他們不願改革，致使政改被擱在沙灘上；隻有以赦免貪官為懸賞，免除後顧之憂，讓其獲得所希望的“安全感”這一額外收益，他們才會支持改革，從改革的阻力變成動力。
應該說，吳先生的方案體現了對人心、人性的精準把握，循此而進，確有可能解決一直困擾中國改革的動力不足問題，使政改得以啟動。那麽，他又為什麽會遭到那麽多的反對與指責？難道指責者都是有著道德潔癖的理想主義者？
根本原因在於，政治改革不同於其他改革，它要解決的首先是政治合法性問題，因此，它同時又是一個重建合法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如果以“赦免貪官”這樣一種違背大多數人道德觀的交易作為起點，這個政權還可能被視為是正當的嗎？如果不能得到民眾的普遍認同，僅僅是自說自話地對民眾“給個交代”，這樣的政權能夠在民選製度下擁有合法性嗎？
在此過程中，吳先生以為可以避免的“引蛇出洞”、過河拆橋等問題，也必然會出現：政改的根本目標是實現主權在民，在政改以前，“民眾如何權衡交易”不重要，因為不須說服，隻須交代；但在政改之後，民意就很重要。如果政治開放後民意普遍反對赦免、要求清算（反正當初作出赦免承諾的不是他們，他們甚至沒有被問及過），而此前作出“特赦”承諾的政權之合法性又已過時，那麽，它要如何來保證承諾的繼續生效，並且還具有可以高於現在主權所有者意誌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呢？
唯一辦法是，其實並不真正地開放政治，而是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上，就保證少數人（原官方特權人士）的支配權力，使多數人的聲音無濟於事。這或許就是吳先生強調，中國政改將由官方主導的原因。這樣一種“政改”，人們並不陌生。在東南亞、中南美以及非洲等所謂“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不乏這種由少數人掌控的“民主”例子——這些人既然有能力保障“特赦”不被推翻，當然也就有能力繼續掌控政治、經濟等利益資源的分配。於是，相對於改革前，其實一切都沒有改變——統治國家的，還是那些人，他們依然是權力足以壓倒社會的龐然大物；唯一有所改變的，隻不過是內部的遊戲規則，以及讓一些“支持改革”的精英能夠有機會躋身於統治者的行列而已。
從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實踐看，即使沒有特赦貪官的承諾，大多數轉型也都被扭曲，淮橘成枳；如果再加上一個保護既得利益的承諾，為了保障這種承諾的有效性，扭曲更成為必然——不知道這種改革，是否就是今天倡言改革者所衷心想要的東西？至少，它與改革者此前向人們描述、許諾的，有著天壤之別。
吳先生的方案，提示了一種和平轉型的可能性。按吳先生設計的方案及其推理看，如此轉型確有可能相對和平地進行（當然，也隻是一種可能性，在實際操作中失控的可能性並不小），但代價是必須讓改革變質，必須扭曲民主，使改革和民主變得不再是大多數人所希望擁有的東西。或許，這才是“特赦”方案遭到普遍反對的原因。有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其實，正如資本主義有好有壞一樣，改革、民主同樣有好有壞。雖然對於某些“改革專業戶”來說，隻要是改革、民主就行；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壞的改革”、“壞的民主”顯然不可取，就像野蠻資本主義不可取一樣。從多個國際組織的排名看，世界上最腐敗和最貧窮的國家，大都是這種“壞民主”的國家。這應該並非大多數今天支持改革的人所樂見的前景，這種狀況絕不會比現狀更好。隻是因為我們身處其中，對現狀中存在的“惡”感受特別強烈，從而可能忽視了它或許壓抑或避免了更大的“惡”和“不善”。
另一方麵，貪官阻力論解釋不了中國政改難行的原因。具體說，它解釋不了鄧小平為什麽擱置政改。從倡導到擱置，鄧小平對政改的不同態度，經曆了利弊權衡、得失計算的轉換。在這種權衡、計算中，他考慮的應該主要是公利而非私利。擱置是因為對轉型的風險、後果之難料的憂慮加深了。鄧與胡耀邦的區別，不是貪官與清官的區別，而是對轉型風險及後果的判斷不同，所導致的不同選擇。外媒曾有報道，鄧的家人說，鄧認為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很幼稚。對於胡，鄧應亦作如是觀。
貪阻論解釋不了鄧，也就至少不能完全解釋鄧的後繼者江、胡。而正是這些人，對中國的走向擁有最大的決定權。是否啟動政改，他們的態度比之泛指的貪官群體，重要得多。可見，貪官未必是啟動改革的最大阻力。反之，人們熟知的一些大貪腐分子，卻是政改的積極有力鼓吹者。
因此，啟動政改並非真正的難題所在。在一種困難而爭議的情勢下，主要領導人一個決心（事業心可能促使其下決心），就可能使民主化一夜之間啟動，隻是後果難料，結果未必好。既得利益的阻力，並非不可逾越，就連戈爾巴喬夫當年也克服了這種阻力。雖然其間發生了政變，但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引蛇出洞”，隻是當時戈氏的判斷和操作均有失誤，火沒有玩好而已。將特赦貪官與政改綁在一起，對改革和改革派也不利。尤其吳先生的方案是要從地方開始試點，麵臨的阻力更大——在“特赦”背景下，誰如果敢於試點，就會被外界普遍視為是大貪官。
吳先生承認：雖然在一些國家的改革過程中也發生過赦免，但都是發生在轉型的最後幾步，是作為妥協而不是激勵出現的——這就是問題所在：正如在生死時刻，殺人可視為是正當防衛，而為了利益殺人則是犯罪一樣，作為一種內含正當性缺陷的方案，必須有一種特殊情勢賦予它特殊的正當性作為平衡，才有可能成為政治上的可選項。否則，縱然有“主動性極強的人物”出現，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行此不倫之舉——當然，為利益而倒行逆施者除外，反正民眾無須說服，隻須交代。
這樣的改革是否“可欲”，“挪拉出走”以後會怎樣？現在看來，對大多數人來說，“出走”雖能擺脫原來那個過於嚴肅、似乎有點性冷感的丈夫，但等待她們的命運，不是被動接受強奸，就是主動賣淫——麵對這種結局，或許不同的人會作出不同選擇，但是，請千萬不要對她們說：隻要走出去，外麵就是陽光燦爛；迎接她們的，都是鮮花和掌聲，還有白馬王子翩翩而來。
前不久，學者吳思提出以“赦免腐敗”為條件，換取貪官對政治改革的支持，一時引起輿論關注。
這種主張認為：改革之難，阻力主要來自貪官等特殊利益群體。如果承諾改革後赦免貪官，既往不咎，貪官必大力支持改革，這樣，阻力就變成動力。至於民眾，可以進行說服和解釋工作，告訴他們：從中國的現實和他國轉型經驗看，追究貪官很難，成功率很低，在很大意義上，這是一筆已經要不回的“呆賬爛賬”；放棄“呆賬爛賬”，換取貪官對政治改革的支持，民眾收獲的，將是實實在在的政治權利，這種交易劃算。
應該說，這種設想很美好，然而現實很殘酷。因為這種主張建立在對中國大陸社會現狀和民眾心理的誤判之上，其可操作性和實施效果，很可能與設計者的初衷南轅北轍。經曆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社會各階層充分發育和分化，並非可以簡單劃分為貪官和民眾兩個部分。僅就官員群體而言，其中除了貪官、庸官，還有眾多循規蹈矩的普通官員和不貪的清官。如果以“赦免貪官”作為政治改革的交換條件，那麽那些沒有涉足腐敗的官員怎麽辦？按利害轉換立場率預測，此方案一出，原來支持或不反對改革的清官，在不平衡心態下，很可能反過來反對改革。如此，改革就在把一種阻力變成動力的同時，把另一種動力變為了阻力，此其一；其二，憑什麽擔保貪官被赦免了以後，便真的能從此毅然走上支持改革之路呢？
更重要的是，民眾的心態並非同一、簡單。從中國現實的國情來看，除知識分子和部分工商業者將政治改革視為迫切目標外，其他大多數民眾更關心的，是柴米油鹽；更在意的，是反腐、公平、正義。顯然，以“赦免貪官”為前提的改革方案與民眾這種普遍心態更不咬弦。它要求民眾放棄自己最在意的，獲取自己不迫切的。從民眾對貪腐官員的激烈反應，從反腐已成當下民意的最大公約數看，所謂說服民眾，隻是某些脫離社會現實生活太久的知識分子的一相情願。如果“講道理”這麽有用，他們應該早就能夠說服貪官立地成佛了：因為從貪官的所作所為看，並不符合他們這個群體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但是，貪官們就是樂此不疲。可見，“講道理”改變不了人們受現實利益驅動——你不可能一邊給貪官以利益，另一邊卻要求民眾服從“道理”。何況，這種“道理”真的有道理嗎？
赦免貪官，對那些以前已經查處、判刑的怎麽辦？是不是也要赦免？赦免貪官，將置不貪腐的官員於何地？置法律於何地？此例一開，這種為了某個政治目標說放棄就可以放棄的法律，還擁有尊嚴嗎？一種無視法治尊嚴、建立在踐踏法律基礎上的“改革”，將把中國帶往何處？赦免貪官，又將置合法利益被剝奪的民眾於何地？置公平正義於何地？
可見，這種改革設計，所失遠大於所得，將是一場為大多數人所反對的方案。它不但有害於社會秩序的道德根基，更有損於執政黨合法性基礎，其前景不問可知。
綜上所述可知，中國任何意義上的改革方案，不能違背或損害大多數人利益。與赦免貪官的方向相反，恰恰應該將突破口放在縮減政府及政府官員的權力（即減少權力尋租的機會與空間）上，既從根本上遏製腐敗，又在實質上推動改革。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政府不但體係龐大，而且權力驚人。中國屢經改革，吃財稅飯的公務員人數不減反增。究其根源，皆在於中國的各級政府管理了太多事務，控製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甚至直接管理著大量的企業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為有效行使自己龐大的職能，政府必然在縱向上增加層級，在橫向上設立更多部門。這種政府權力的膨脹，既增加了社會負擔，又阻礙了社會自治發育成長，更為腐敗分子提供了權力尋租的溫床，製造了諸多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妨礙了市場經濟正常、健康發展。凡此種種，都是政治改革所要攻克的目標。
因此，政治改革不妨從壓縮和讓渡政府權力開始，讓政府從現在的“全管部門”轉變為法治意義上的監管部門，僅僅扮演市場、社會自治以及學術、教育、專業自治的監管者、仲裁者角色，把全管和主管者權力該給市場的還給市場，該給社會的還給社會。上月，廣東省部署實施了《關於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製度改革的意見》，公布了廣東省政府2012年行政審批製度改革事項的第一批目錄，明確取消行政審批事項179項、向下級政府下放審批權限115項，向社會組織轉移事項55項，全麵啟動市縣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製度改革工作，這就是沿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紮實步伐。
從減少行政審批入手，縮減政府權力，在市場機製能夠有效調節、社會組織可以覆蓋的領域，一律取消行政審批，改為政府製定規範、標準和加強日常監管，具體事務交由社會組織自律管理，或由企業、公民個人自主決定。隻有這樣，才能搭建起適合現代社會需要的政府、市場和社會關係的框架，這既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也是遏製腐敗的關鍵。
想法很好，但不切實際，沒有可操作性。
by Jon S. T. Quah
那不叫政改,那叫更加腐敗!!!!!
政改就是把所有的貪官都送進監獄. 然後建立"立法" "司法" "行政" 獨立的, 民選的多黨的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