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汙吏推動政改

　　近年來，中國總理溫家寶多次談到政治體製改革。今年中國“全國兩會”期間，溫家寶在中外記者會上再次呼籲政改的緊迫性：“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複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3月26日，在中國國務院召開的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直言：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腐敗。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權的性質就可能改變，就會“人亡政息”。

　　自1980年鄧小平首次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以來，迄今已32年。與經濟體製改革相比，政改並未取得突破性進展。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是什麽？政改時機是否已經到來？如何切實有效推進政改？記者近日專訪中國知名作家、《炎黃春秋》雜誌總編輯吳思。

　　政改進入艱難的“相持階段”

　　記者：中國政改已經呼籲了很多年，請您介紹下政改的背景?

　　吳思：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簡稱“818講話”，提出政改要求，但之後實際推行的主要是經濟體製改革。

　　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指出：“政治體製改革同經濟體製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為此成立了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當時提出“黨政分開”作為政改的突破口。但是，1987年中共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體製改革主要作為原則和口號來提，“黨政分開”也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1989年之後，政改基本不提，卻提出“防和平演變，防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上沒有往前推行，反而往權力更集中的方向走，意識形態方麵全麵左轉。後來鄧小平認為經濟體製改革受到了威脅，於是有了“南巡”講話，大力推進經濟體製改革，之後中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

　　但政改依然舉步維艱，政改的核心指標如擴大差額選舉、公開政治競爭並由民眾選擇、權力受到製約的程度、公民權利得到落實和保護的程度等，均未取得明顯進展。

　　目前的現狀是，政府向老百姓說要民主、要憲政、要法治、尊重人權，但實際上還是人治，一把手說了算，以“大包幹”的方式層層維穩，隻要能完成幾項主要指標，即使手段有點出格，也不會丟掉“烏紗帽”，甚至還會得到提拔。控製上訪之類的指標是實的，民主法治和人權是虛的。實際起作用的激勵機製和公開宣稱漂亮話不同。

　　記者：中國多年來一直在呼籲政改，為什麽一直沒有切實有效的推進，症結在哪？

　　吳思：從高層來看，溫家寶一直在呼籲政改，但沒有看到其他人呼應和跟進，由此推測，權力中樞恐怕並未形成改革共識。如果不能達成共識，政府主導的政改就難以推行。

　　為什麽沒有達成共識？如果大家都覺得政改收益高，風險低，利大於弊，就會形成共識。

　　民間有個流行說法：“不反腐敗就亡國，反腐敗就亡黨”。權力核心自然會考慮政改的成本和風險：政改對黨有什麽風險，對國家有什麽風險，對個人來說有什麽風險。現在腐敗問題很嚴重，從中央到地方都存在這個問題，民怨沸騰，罵官仇官現象很普遍，如果搞政改，讓民眾意願充分表達，政府的命運將會如何？誰願意處在這種受攻擊的地位？看起來，政改的成本和風險不小，但收益在哪裏？政改帶來的好處歸誰？再說，不搞政改是不是就崩潰了？看起來不至於，經濟上還過得去。

　　總之，不改革好像沒什麽大不了的，而改革對某些既得利益集團來說肯定是不利的。政府的這筆“賬”還沒算通，利大於弊的共識尚未形成，改革自然就很難推行。現在就是一個改不起來的形勢，處於一個說改革實際又不改的僵持局麵。

　　現代政治製度可解決曆史上的“政息人亡”命題

　　記者：您剛才說到，目前腐敗現象嚴重，社會矛盾激烈，那麽，政改時機到來了嗎？如果不改革，未來的中國會怎樣？

　　吳思：政改是否有必要，這要看對誰來說，長期說還是短期說，需要算大賬。

　　從大局上講肯定有必要，毛澤東講“百代都行秦政製”，秦政製的核心是郡縣製，專製權力向下層層授權，下級隻向上級負責，但每個朝代都免不了最後滅亡的命運。中國古代“大一統”帝國的平均壽命是171年，如果算上三國兩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平均壽命不過66年，到歲數就會壽終正寢。古人有“氣數已盡”的說法，“氣數已盡”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把老百姓逼急了，官逼民反，比例為40%；第二是官家內部失控解體，比例也為40%；第三是外敵入侵，比例為20%。當然，實際是多種因素綜合起作用。

　　現代政治製度完全有辦法解決這一係列的問題，但中國目前沒解決這個問題。第一，官員權力過大，不受製約，就會用權力撈取好處，掠奪率逐步提高，造成“官逼民反”的趨勢；第二，“政令不出中南海”，各地獨自行事，出現很多問題，從“王立軍事件”和“陳光誠事件”就可以看出，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往往淩駕於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之上。壟斷行業更是獨行其是撈取好處，形成條條塊塊各自為政的格局。這第一和第二點又相互作用，官民矛盾激化，可以導致官場內部矛盾激化。

　　曆代存在的問題現在依然存在，而且還在加劇，同時，新的不穩定因素和力量又出現了，外部環境和觀念體係也改變了，這一體製越來越難以維持各方麵均衡的穩定態勢，更容易陷入崩潰解體的境地。兩千多年的曆史證明，推行政改很有必要，不改不會有好下場。

　　但是，政改牽一發而動全身，真正推行改革可能會麵臨失控的危險，還需要權衡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權衡既得利益和全民族利益，權衡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這些問題都要擺平，改革的難度自然很大。

　　可將經改成功經驗引入政改

　　記者：您剛才說，政改很有必要，但難度很大，如果要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麵入手？

　　吳思：剛才說政府的“賬”沒算通，如果算通了就能改革了。那麽如何算通呢？

　　第一，實行有條件的特赦，調動貪官汙吏的積極性

　　民間普遍認為貪官汙吏太多，仇官情緒嚴重。反向思考，如果我們是貪官汙吏，就會認為改革是自尋死路，老百姓會清算我們，後果很可怕。與虎謀皮，直線推行政改，“賬”自然算不通。這就需要設計一種激勵機製，把貪官汙吏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讓他們主動去搞政改，一旦他們有了積極性，前景就比較樂觀了。

　　如何調動貪官汙吏的積極性？對於已經發財的貪官汙吏來說，最迫切的不是繼續掙錢，而是既要保住自身安全，又要保住既得利益。把贓款洗白（洗白是指非法來的巨款合法化，即把錢放入正常的經濟和金融活動中循環一回），就是其利益最大化的方向。

　　如何洗白呢？可以實行有條件的特赦。假定我們在一個特區，比如海南或者深圳，在可承受的範圍內，設定一套政改的指標，如政治人物公開競爭，差額選舉，人大代表專職化，鄉鎮、縣市等級別的直選，司法獨立，媒體開放等等，由獨立的第三方考察驗收。一旦這些指標驗收合格，我們就可以說政改階段性地完成了。

　　一旦完成，該地區就實行特赦。用古話說，無論輕罪重罪，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案未結案，皆免除之。以前官場的貪汙腐敗、民間的冤假錯案，主要是不良製度造成的問題，製度改良以後，與民更始，鹹與自新，種種罪過一概不予追究。此時貪官汙吏的錢就洗白了。如此懸賞，他們就可能努力爭取特赦早日實現，政改的阻力就會變成動力，在各個領域積極推動政改。特赦換來的是健康、透明的政治製度。如果有了這種激勵機製，“賬”就算通了，政改就有可能啟動。

　　對老百姓如何交代？我們不妨從曆史中尋找答案。

　　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第三波》中寫到，威權向民主憲政的轉型，大概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改革，執政黨主導改革；第二種是替代，民眾推翻政權；第三是改替，中間狀態，官民勢均力敵，上下協商改革。第二種替代性轉型伴隨著清算，而第一種改革，政府主導的改革，目前還沒有任何清算的先例。這就是說，在世界曆史上，政府主導的改革全部伴隨著事實上的大赦。在這種類型的轉型中，以前政府方麵的種種罪過，事實上都成了呆賬壞賬，無法討還，轉型國家的民眾也沒有不顧一切地討還。早知如此，何不廢物利用，把這筆呆賬壞賬轉化為政改的激勵因素呢？這樣做，吸取利用了世界曆史上的轉型經驗，也算是一種後發優勢吧。

　　我們再看中國曆史。曆代之赦極其頻繁，清代我還沒有統計完，從秦朝建立至明朝滅亡，1865年，傳統所謂的正統王朝約有1640赦，平均算下來，1.14年一赦。

　　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憲法中有大赦和特赦條款，現行憲法取消了大赦，但保留了特赦。1959年9月，建國十周年大慶前夕，經全國人大審議通過，赦免了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和一些戰犯、反革命犯及普通刑事犯。從1959年至於1975年，中國總共實行了七次特赦，平均2.23年一赦。從1975年到現在，37年竟無一赦，自秦漢至今尚無先例，真所謂亙古未有。

　　古人為什麽要大赦特赦？至少有兩個理由。

　　一是行仁政，新皇帝登基，與民更始，蕩滌汙穢，給人一個自新的機會，同時還可以平反冤獄。天災造成饑荒，民眾不勝饑寒，冒險犯法，官家既不能賑濟，便不忍心深究。如此仁政廣施，可以籠絡人心，換取眾人的支持。

　　二是國內矛盾太大，不得不赦。不赦就無法化解矛盾。所謂“國有大患，非赦不解”。例如許多王朝初建，大亂之後，往往赦免嘯聚山林的土匪，換取社會安定。宋高宗在金國滅北宋之後即位，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鹹赦除之，不僅赦免群盜和潰兵，還宣布給金國當兒皇帝的張邦昌及應幹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如果堅持追究呢？脆弱的政權內部不穩定因素增加，四麵皆敵，鞏固就更難了。赦是一種交易，可以“解天下之至結”，成就大業。

　　大赦特赦的實質，就是統治者與各個方麵的利益交換。中國民眾如果有皇帝一樣的主人心態，用呆賬壞賬換取民眾真正當家作主的製度，以此“解天下之至結”，這筆交易不合算嗎？壞製度可以把好人變壞，好製度可以把壞人變好，追究製度，顯然比追究個人更重要。追究重點的轉化，也包含了對人性弱點的承認和憐憫。

　　第二，“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

　　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回顧經濟體製改革的曆史，總結出堪稱“頂層設計”的三句話：“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

　　“允許看”，不逼著反對者去改革，你可以看我們的熱鬧，於是穩住了一批反對者；“大膽試”，總有一批人，如萬裏、胡耀邦等人在大膽嚐試，鄧小平擔風險，幹好了提拔上來，幹不好也不上綱上線，於是調動了改革者的積極性；“不爭論”，當時的輿論環境對改革不利，一爭論就問姓“社”姓“資”，於是就擱置爭論。兩個不利因素摁住了，一個有利因素調動起來，經濟體製改革大獲成功。

　　“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這一經驗可以推廣到政改上來。在政改中本來就有人受益，如果再加上大赦，就能調動更多積極性，內部就會形成很強的動力。再授權第一線的改革者見機行事，分散決策，然後以點帶麵，有序推進，改革不會失控，風險很小。

　　第三，把民間力量引進輿論領域

　　當年的輿論環境對改革不利，現在的輿論環境是，誰要反對政改，說民主的壞話，民眾就群起而攻之，如果把民間的力量引進意識形態領域，把鄧小平的“不爭論”改成“可討論”，營造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那麽改革的環境就更好，反改革的壓力就更大。

　　如此算下來，無論對官對民，都是利大於弊，這就可能形成改革共識，政改的操作性其實很強。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憲政

　　記者：溫家寶多年來一直在呼籲政改，那麽，現在中國政改步伐邁出了多少？

　　吳思：近年來，政改在國務院係統已有所推行，如壓縮行政審批項目、規範行政行為、推行政務公開、壓縮三公消費、加快財政預算公開等措施，溫家寶的基本思路是“抑官揚民”，調整官民關係。

　　此外，還有上世紀90年代民政部搞的村級選舉；最近廣東放開了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向公民社會發展；江蘇和四川搞鄉鎮直選試點，是推進基層民主的第一步；還有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實行城鄉“同票同權”……

　　假如政改有100個台階，目前可能走了不到10個，好像大部分是國務院係統走的。政改要一步一個台階走，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政改的方向是民主憲政。民主的方向是擴大差額選舉，公開政治競爭並由民眾選擇；憲政的方向是權力製約，彼此監督，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各種權利。

　　記者：政改何時才能能全麵推行？

　　吳思：如果政府願意推動改革，現在就有條件推行，三五年就能見效。如果不願意改革，十年也未必動手。在沒有重大危機的條件下，主動改革的回旋餘地比較大，各方都有妥協退讓的空間。在政府不主動改革的情況下，政改也可能不得不搞，但存在很多偶然因素，現在社會矛盾嚴重，是否會遇到危機和失控局麵都不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