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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改革進程開始逆轉
在改革30年後，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國“十二五”發展規劃的製定，中國開始了事實上的“國進民退”浪潮，改革的進程開始逆轉。
自1978年開啟的中國經濟改革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一方麵，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及經濟高速增長，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選擇越來越多，自由也越來越多；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從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現在的第2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越來越大，G2(兩國集團)成為國際流行詞匯，甚至有“全球領導力東移”的說法。另一方麵，伴隨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也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尖銳，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區差異擴大、官場腐敗嚴重、醫療和教育不公平、生態環境惡化，等等，使得人們的不滿情緒不僅沒有隨生活條件的改善而減少，反而有所上升。
與這兩種現象相對應，在如何評價過去的改革和指導未來的改革上，出現了兩種我不認同的思潮：中國模式論和改革失敗論。“中國模式論”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跡來自獨特的“中國模式”，其基本特點是強大的政府幹預和國有經濟主導，完全不同於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道路，不同於“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自由競爭和私有企業製度。“改革失敗論”者認為，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是市場化導致的，是企業家造成的，30多年市場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錯的。
“中國模式論”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學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得到一些國內學者特別是政府官員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敗論”主要是國內一些左派學者的主張，在普通大眾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個別相當級別的政府官員的認同。
在我看來，這兩種思潮看起來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場的邏輯；迷信政治家的高瞻遠矚，不相信企業家的深謀遠慮；迷信權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國情”和“特色”，不承認普適價值。他們都反對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於：“改革失敗論”者從否定過去的市場化改革開始，主張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回到“文革”時代，由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滅私人企業家，由國有企業統治經濟，或許外加一點空想的大眾的“直接民主參與”；“中國模式論”者否定的是未來的市場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張固化現有體製和權力結構，依靠產業政策領導發展，用國有企業主導經濟。至於他們的主張是基於認識問題還是利益問題，我不敢妄加評論，大概兼而有之吧！
這兩種思潮表麵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但他們對事實的解釋是錯誤的。是的，如果我們把中國與英美發達國家比較，最大的不同是，我們國家的政府對經濟和社會事務幹預多，國有企業的比重大，我們也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歸結於政府幹預和國有企業，如“中國模式論”所主張的那樣，就不符合曆史了。中國的改革從計劃經濟下的全能政府開始。改革進程中我們之所以能有持續的經濟高增長，是因為政府管得越來越少，國有企業的比重越來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國有部門比重大。正是伴隨著政府管製的放鬆，才有了市場價格，才出現了個體戶、鄉鎮企業、私人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國有企業形態，中國經濟才不僅沒有崩潰，而且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還應該指出，中國過去30多年的高增長主要依賴的是西方發達國家過去幾百年所創造積累的技術和管理方式，這些技術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在像中國這樣高度政府幹預和國有部門主導的經濟體中創造出來。
政府高度幹預和國有企業主導不僅不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恰恰相反，它們倒是“改革失敗論”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國社會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現象的原因。政府控製大量的資源和政府對經濟的過分幹預，是官商勾結的直接原因和官員腐敗的主要溫床，嚴重腐蝕了商業文化，破壞了市場的遊戲規則。壟斷性產業國有企業攫取的壟斷利潤使得國有部門職工的待遇遠超出市場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們能早點開放醫療市場，允許民間資本自由進入，而不是保持國有醫院的壟斷地位，“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絕不會如此嚴重；如果允許民間自由辦學校、辦大學，中國的教育質量絕不會如此低；如果我們能樹立憲法和法律的絕對權威，將政府的權力嚴格置於法律之下，絕不可能有那麽多野蠻拆遷事件發生；如果農民真正擁有土地的所有權，絕不可能有那麽多對農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奪；如果做企業是每個人的平等權利而不是政府以審批的形式賦予一部分人的特權，官商勾結絕不會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選舉權和言論出版自由，官員的腐敗行為絕不可能如此肆無忌憚。
因此，無論是為了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是為了解決我們麵臨的種種社會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我們必須繼續堅持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減少政府對資源的控製和對經濟的幹預，建立真正的法治社會和民主政治。
非常遺憾的是，在過去幾年裏，“中國模式論”和“改革失敗論”這兩種思潮並沒有停留在文字和口頭上，而是走向實踐，嚴重影響了政府的政策導向，導致改革停滯，甚至倒退。在過去幾年裏，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態和政策所阻礙，一些傳統計劃經濟的手段在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的名義下複活，本已放開的價格又被重新管製起來，以“民進國退”為主線的所有製結構調整讓位於“國進民退”，政府財政收入連續多年遠超過國民經濟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政府投資開始擠壓民間資本的生存空間，企業家的創業激情被移民熱情所取代。凡此種種，不僅給未來經濟增長埋下了體製赤字，而且使得我們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和諧。
那些問題誰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