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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89（2）欽老板
不知道為什麽，欽本立身邊的人都稱呼他為“欽老板”。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樣的叫法並不常見。欽本立是1949年的老黨員，當時在朝陽大學讀法律，因為參加學運被開除。於是到徐鑄成那裏擔任香港《文匯報》駐上海辦事處的主任。
李玉的父母曾經在華東地區工作過，應該是在那個時候和欽老板相識。中共建政以後，《文匯報》一度被解散。50年代毛提出要恢複《文匯報》，找到了創辦人徐鑄成。徐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要把欽本立請回來。於是，欽擔任了《文匯報》的黨組書記兼常務副總編，是實際上的一把手。
在1957年反右時，《文匯報》是重災戶。毛親自撰寫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當時徐鑄成正率領中國新聞代表團在莫斯科訪問，在報社實際主持大鳴大放的是欽本立。結果是徐鑄成代欽受過，被打成全國最大的幾個右派之一。欽本立則被撤掉了所有的職務。
文革當中，他這個“漏網右派”自然是首當其衝，曾被單獨關押了一段時間。據說恢複自由後，連話都不會講了。他的太太是《解放日報》的資深編輯，不幸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結束以後，欽本立到上海社科院擔任世界經濟研究所的黨委書記。他利用這個平台，招募人才，辦起了一份當時膾炙人口的《世界經濟導報》。其視野的開闊、立意的高遠、對普世價值的認同和執著、對改革的推動和堅持，是當時新聞界的一朵奇葩，無人能出其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出現了許多新事物。在我看來，羅校長辦的深圳大學，欽老板辦的《世界經濟導報》，乃是其中的“極品”。如果非要好事成三，那麽，我覺得四通也可以湊一個數。
就像我當年也蹬著三輪平板車去機場提貨一樣，欽老板在辦報初期，還當起了老報童，自己拿了報紙上街去賣。
也許是惺惺相惜吧，欽本立對四通情有獨鍾。他通過“關係”找到我，這個“關係”，就是我的嶽母馮蘭瑞。1987年，欽老板在北京請我嶽母吃飯。席間，他一句話說得老太太眉開眼笑。他說：“你們家怎麽這麽會找女婿？兩個女婿都如此優秀？”
另外一個女婿，是指李玉的姐夫陳清泰，當時我們同為中共十三大代表的考察對象。
老太太很實在，說：“是女兒自己選的，當初我還反對來著。”
回家後，老太太心情大好。而且下了懿旨：要我回請一次欽老板。於是，我作東專門請他吃飯。大家所見略同、心有靈犀、一拍即合。我提議四通和《導報》合辦一個廣告公司，注冊資金10萬元，四通出錢出人，收益四通分文不取，全部用來資助他們辦報。而且，四通的所有廣告都在《導報》做一份，這對他們而言，是一筆不菲的固定收入。
當初，欽老板是從《文匯報》借了兩萬元起家的。恰好，我們四通也是從四季青借了兩萬元起家的。《導報》對他，四通於我，猶如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之間的合作，實際上也是一種聯姻，本來應該有美好的前景。
當1989年的風暴來臨時，麵臨第一個衝擊波，他的《導報》就夭折了。他的心疼，我感同身受。
六四以後，我流亡到海外，他一直被軟禁。半年以後，他被查出來有癌症，然後住院。堅持到1991年的4月15日，恰好是胡耀邦去世兩周年的那一天，欽老板在有關部門的嚴密監控下悄然離世。
張偉國是《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辦事處的主任，他趕到華東醫院的停屍房去送欽老板最後一程。據他說：“當時是整個處於一種戒備狀態，醫院裏裏外外武警都出來了。不但是便衣，就是穿了軍裝的也出來了。”
許多來吊唁的朋友看到華東醫院外這麽多軍警，隻好無奈地繞了幾圈，知難而退，離開了。
“沒有什麽人講話，也沒有人獻花，也沒有花圈，我們也就是在他麵前鞠三個躬。”
欽老板走得很寂寞。不僅寂寞，而且很糾結。
據張偉國說：“欽本立到生命最後期的時候，在4月10日前後，他已經是神智都開始恍惚了，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到他的病床前去宣布對他的黨紀處分。宣布後弄得欽本立受到的打擊相當大。所以我也感覺到很可悲，作為一個共產黨的老幹部、老同誌，最後共產黨用這種方式來給他送終，實在是令人發指。”
如果此事屬實，真他媽缺德，要遭報應的！
向萬老先生致意。
無論是四通還是世界經濟導報，無論是萬潤南還是欽本立，都是我們民族的精英和不能忘卻的英雄。
頂禮，膜拜。
作為一個小小老百姓，一直覺得距英雄很遠，不想，在海外的博客上，卻以最近的距離，觸到了帶有體溫的文字。
Your Writtings will be in history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