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朱大可： 身體解放和精神危機
——大眾文化的曆史和現狀
二十年前，有的同學還沒出生，有的同學剛在那年出生。我一直在等你們長大，等到今天，然後到了你們的新校區，看了你們那麽漂亮的校園，我很感慨，你們應該說是上海最漂亮的學校之一，這就像你們的身體，變得越來越美麗起來。
我記得我小時侯看那些四五十年代甚至更早的二三十年代的明星，覺得他們很漂亮。現在再回頭來看，發現都挺醜的，也就是說，你的審美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過在另一個意義上來講，人正在越長越漂亮。其實上海這個地方遍地都是美女，小夥子也長得很俊，為什麽？至少有一個原因——都是看著電視長大的，都有一個母本在那裏。我記得那時看阮玲玉的電影，覺得她非常偉大非常美麗，現在看阮玲玉，一點都不覺得好看，當然她還是一個很有魅力的演員。不僅覺得她不漂亮，而且覺得她麵有死相。什麽意思呢——她的眼神是空的。我最近做教材，把阮玲玉的片子拿來重新放一遍，看了幾部電影，相同的感覺就是她沒有眼神。沒有任何一個著名演員是沒有眼神卻能成名的。西方沒有，隻有在中國，唯一的一個演員——阮玲玉，眼神是完全空的。空是什麽意思呢？你看不到她的眼神！為什麽？實際上，她的靈魂早已離開了這副軀體，她最後的自殺，隻是履行一道肉體的手續而已。另外一個例證，就是演紅樓夢連續劇的那個陳曉旭。她沒有全空，空了一半，結果她沒死，進了寺廟，後來才慢慢走向終局。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現象。我現在還不知道怎麽來解釋，為什麽一個沒有眼神的演員，居然能夠演出這麽好的電影，而且能夠成為中國曆史上最有才華的女演員。在世界電影史上，都沒有過這樣的先例。由此，我想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身體跟靈魂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關係？
今天我的話題是從身體開始講，總的標題是身體解放和精神危機，副標題是大眾文化的曆史和現狀。我要講三個方麵的問題。看有沒有時間把它們講完。第一是大眾文化的曆史演變，第二是大眾文化的曆史圖景，第三是轉型時期也就是當下的文化退行和精神危機。
第一個單元我們又分四個方麵。一個是新中國的大眾時尚，第二是文革時代的革命文化時尚，第三是新時期，也就是1976年之後，大眾文化的解凍，第四是九十年代以來的消費形成和價值轉型。這是給你們簡單介紹一下今天的內容。那麽下麵我們要回到身體的話題上麵。
身體，我們剛才講到了身體、靈魂和身體的關係。這個問題觸發了我們的深思，什麽是我們的身體?身體是靈魂的敵人還是朋友？我在這裏援引一則安徒生的童話，就是《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看過，沒有人不知道這個故事，甚至有的同學可以倒背如流。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這個故事的含義呢？一個皇帝，他沒有穿衣服，所以他注定要被嘲笑。全體人民都在笑他，但是他們隻是竊笑，當這個孩子說他沒有穿衣服的時候，全體人民於是就哄堂大笑。為什麽？因為他沒有穿衣服，因為他直接地把自己的身體呈現在世人麵前，他因此而被宣判有罪。這個罪當然是在道德意義上的，是在我們嘲笑當中產生的，這是審美的罪惡，或者說是道德的罪惡。所以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探求安徒生童話的寓意的時候，你們會看到在古典時代，即安徒生生活的年代，全世界都有這樣一個基本傾向，就是身體始終是靈魂的附庸，它是被嘲笑的。如果你不做適當的處理，用布把它包裝起來的話——還要包裝得很好看、很得體——那麽這個身體就很可能成為民眾嘲笑的對象。這是安徒生的童話告訴我們的另外一個寓意。這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在很長一個曆史時期，身體一直是被壓抑的對象。
當然，在西方中世紀之後，文藝複興已經有一個緩慢的解凍過程。但真正的解凍，一直要到20世紀60年代以後，在西方才完成，才達到一個自我解放的高潮，這個我就不多講了。我在這裏援引的一個例證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一個著名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代表作。在這個裏麵很有意思的是裏麵有個主人公叫薩賓娜。她在自己房間的正中央放了一個很大的大床，可是她隻有一個人居住。她的女朋友問她，你為什麽要在房間的中央放這麽一個大床，薩賓娜回答說，為了翻身。這個話題是意味深長的。為什麽要翻身，翻身對我們有什麽好處呢？
另一個例子，就是去年我在北京開會，某周刊的主編——我的一個朋友——在會上發言說，現在北京有一種時尚，中產階級家裏的床的寬度，已經擴展到兩米四。什麽叫兩米四的寬度呢。毛時代的中國人，一般都睡一米五的雙人床，後來居住環境好了，雙人床擴大到一米八，這在中國的八十年代是最寬的床，在西方叫QUEEN SIZE，就是皇後的尺寸。然後再寬一點，就是兩米的，那叫KING SIZE，就是國王的尺寸。這在全球都算是標準的大尺寸。可現在他們搞到了兩米四，又加了四十公分！如果夫妻倆都睡在床上，而且兩人都靠著床的邊沿睡的話，手還碰不到手。這樣的床可以並排睡上五個人。這意味著什麽呢？為什麽要搞出這麽寬的一張床呢？是炫耀自己的財富麽？不是。他做了一個很簡單的解釋說，我們可以各自翻身，卻又不影響對方。其實他還有一句話沒有說出來，我替他說了——可以合理地“同床異夢”。中產階級一方麵要捍衛他們的家庭價值觀，拒絕離婚。可是夫妻兩個人已經在一起二三十年了，大家都互相審美疲勞了。怎麽辦呢？把床搞寬一點，有一個中間地帶，可以自由地翻身和思想，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西方都沒有出現過這個現象。中國的中產階級，首先發現了床的秘密，發現了床的原理，發現了人性和床的秘密關係，從而加以改造，導致了兩米四床的誕生。這是中國轉型時期的一個重大發明，我看這個應該申請諾貝爾獎。不要小看這個尺度，它再次把翻身這個主題，提到了文化研究的議事日程上來。
我們知道1949年中國人民是唱著翻身走進新中國的。有人做了個統計，當時以翻身作為歌名的歌曲，有一百多首，占了革命歌曲的大半。不是歌名，就是裏麵的歌詞提到了翻身。所以翻身應該是當時革命年代的一個基本訴求，一個最常用的關鍵詞。很多歌曲和詩歌都是這樣。我們看看這幅照片（開國大典)：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還有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站起來，實際上就是翻身的意思。原來的身體是什麽樣的狀態呢？是被三座大山壓著的。好了，它現在被推翻了，於是我們就站起來了，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當時政府給予民眾的最“鼓惑人心”的承諾是什麽呢？對農民來講就是土地。土地意味著糧食，當時打土豪分田地。第一個是獲得土地和房產，第二個還有地主的浮財，什麽叫浮財，就是那些細軟。跟土地無關的那些可以搬走的東西叫浮財。裏麵包括一項，就是地主的小老婆。村子裏麵的那些窮人光棍，可以分到地主的小老婆一名。這個很有意思，像這樣一個現象在中國是很普遍的，在前蘇聯也是很普遍的。把地主和富農的老婆拿過來，尤其是有錢的地主，他們往往有三至四個甚至五個老婆。你們知道中國有一個納妾製度，這在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慣例。但土改之後，馬上就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土地又給收回去了，所以農民的快樂還沒有幾年就煙消雲散了。然後就長期處在痛苦當中。
我跟那些主管農業的地方官員說，你們搞社會主義新農村，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的歸屬權不明。直到這次物權法的出台，都沒有做到把土地歸還給農民。你們搞法律的應該弄懂得，這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未來方向。土地應該是屬於每一個農民的，現在把它國有化以後，農民就沒有了生產積極性。當然現在用了變通的辦法，就是聯產承包責任製，把土地長期地承包給你。但是這裏麵還是有物權的後遺症，農村的矛盾就是由於這個問題造成的。這裏沒有時間展開講。
另外還收回了一個很重要的權利，就是翻身的權利。在城市，我們看到大規模的清潔運動，把流氓搞得幹幹淨淨。從1951年到1957年，中國社會有這麽一段時間是比較純潔的，很像是一被實現的烏托邦。很多人在緬懷那段時光。那時幾乎可以說是夜不閉戶，社會的盜竊、犯罪基本上被杜絕。每一個人都好像生活在天堂裏。要求上進，大公無私，有社會責任感。但到1957年反右以後事情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烏托邦突然消失了，沒有了，變成了一場噩夢。這個我們等下有時間再說。我的說的這個清潔運動，不僅包括對流氓的打擊、也包括對妓女的改造。公共的性活動，或者是跟身體有關的一切公共活動，甚至舞廳的業務，都被取締了。跳舞活動就轉入了家庭。性活動的最有代表性的地點，就是南京路。對我們來講，南京路它不隻是一條路，它還是一個文化符號。如果說中國的精神文明是從北京，從五四，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那麽中國的物質文明、身體文明是從上海、從南京路開始的。
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有兩個進程，過去我們隻講一個進程，包括我們的黨史，隻說北京，隻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但實際上還有一條非常重要的，跟它們並駕齊驅的運動——現代化運動，就是從上海的南京路開始的。它是一種日常生活方式，包括以身體為主題的一個生活方式的現代化進程。這兩個進程加起來，才構成二十世紀進步的總潮流。現在我們的學者開始意識到這點，回過頭來重新研究上海到底發生了什麽，它究竟向中國人提供了什麽樣的文化符號？提供了什麽樣的先進的生活方式？這就迫使我們要研究南京路。
這條路，擁有中國最先進的商業營銷模式——百貨大樓。四大百貨公司，大新、新新、永安和先施全部在南京路上。過去那種商鋪式的營銷模式，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被取代了。它們是大規模的分片、分專櫃的百貨公司，而且那種斜的電梯在三十年代就已經出現在上海。冰箱、洗衣機、電話、汽車，所有這些東西，基本都已經出現了，除了沒有空調和電視，但收音機、留聲機這些東西也都有了。電燈和煤氣這些基本設備就不用說了。所以它是一個表現出先進的物質文明的搖籃，當時它的先進程度完全可以和紐約媲美。上海的明星影業公司，設備和拍出來的作品，完全可以跟好萊塢比一比，這是絲毫也不誇張的，這些影片我們現在看到的隻是小小的冰山一角。大部分中國二三十年代的優秀影片，在新中國後全部被付之一炬，被說成是毒草，要全部燒掉。你們知道，電影膠卷是用硝酸或醋酸片基來做的，所以用火一點就燒掉了。上海的商務印書館聚齊了大量古版圖書，還有遠東最大的圖書印刷中心，這兩個機構全部被日本人銷毀了。日本人非常清楚，要滅掉這個民族，必須先滅掉它的靈魂，而它的靈魂就在這兩個地方。
我們看到的南京路，它既是物質的，也是有靈魂的，當然這個靈魂的是建立在強大的物質基礎上的。南京路靜安寺那頭，我們現在稱為南京西路，有一座百樂門——遠東最大的跳舞廳，現在重建恢複了，你們有機會可以去參觀一下。現在靜安區政府要把它打造成上海的甚至是全中國的跳舞中心。白先勇的小說，《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和《永遠的尹雪豔》，裏麵的舞女全都是從百樂門這個地方出去的，到了台北。南京路文明成了戰後華文文化的一個策源地。四九年解放以後，南京路上的人有一部分去了香港，成為香港以後發展的基礎，一部分人去了台北，成為台北發展的基礎。這些人全部來自上海。王家衛在《花樣年華》裏麵所描述的上海社區，香港的中國精英階層大都來自上海。
作為中國文明的最高代表的上海，在四九年以後，就要麵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挑戰，這兩者之間發生了嚴重的衝突。當時毛澤東要求解放軍進城要艱苦樸素。南京路是什麽呢？中央台有一個少兒節目，偶爾會播放一下《霓虹燈下的哨兵》這部片子。我簡單講一下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是以南京路上好八連為原形的。這支部隊駐紮在南京路上，可是南京路上香風毒物，女人都塗著脂粉，渾身冒著香氣。霓虹燈是這種文明的標誌。在茅盾的《子夜》裏，鄉下的老地主吳老太爺進城一段，特別有意思。他兒子好心把他接進城裏，以為從此就能過上現代生活。但他一進城看見霓虹燈就受不了，當場崩潰，送到醫院就死了。南京路成了鄉村文明跟城市文明尖銳衝突的前線。那些來自農村的士兵，無法接受這麽一種場景：女人都是坦胸露背的，燙了頭發的，渾身珠光寶氣，散發脂粉的香氣。這還了得，這是所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成了腐朽糜爛的標誌。他們的任務就是看守這個地方，不讓這些有毒的東西滲透出去。不僅這樣，他們本身也要像鋼鐵一樣拒絕腐蝕。整個電影的主題就是這樣，所以這部電影很好地詮釋了當時的政治思想，就是把南京路作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及其生活方式較量的第一戰場。
這裏麵出現了一個士兵童阿男，他是一個上海人。長在蘇州河邊。你們知道，當時蘇州河邊都是窮人住的。上海的河邊、江邊、鐵路邊，都是當時從蘇北逃難來的難民聚居地。所以他出身很好，可是因為從長在上海，耳濡目染，對現代物質文明不僅沒有抵觸，反而充滿著願望。他找的女朋友就是一個資產階級小姐。然後部隊就堅決反對，這裏麵鬥爭就變得激烈起來。你們這個阿飛（PPT），是國民黨特務，梳了一個很光的頭，穿著花格子襯衫，褲子是包臀的九分褲或七分褲，皮鞋的前端是很尖的。這些在當時就是資產階級的象征。雙方都在爭奪這個士兵。敵人是有陰謀的，要搞恐怖破壞，搞爆炸等等。資產階級小姐體現的情欲的背後，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背後，是國民黨的政治陰謀，這個調子就越唱越高了。這兩種本來是生活方式之間的差異，結果就被擴大成了兩個階級的鬥爭，甚至是兩個政權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是一場被蓄意誇大的戰爭。
這個片子的主題就是教育我們：必須放棄那種所謂的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我們今天已經懂得，所謂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其實就是現代城市生活，就是讓我們的生活過得更舒適、更美好。而所謂無產階級生活方式，就是鄉村裏那種苦難、貧窮和落後的生活方式。這個故事是發生在一九五零年代的早期，但是這個劇本是在六十年代寫出來的，最早是由南京軍區話劇團演出，後來改編成了電影。它是一個六十年代的政治闡述。另外一個六十年代的闡述，就是雷鋒。他是被無產階級敘事推出來的最有名的標兵。
雷鋒榜樣是在什麽樣的情況下被推出來的呢？是在一九五七年大躍進，三麵紅旗之後，地方官員用暴力手段強征農民口糧，以換取兩彈一星的研製經費和原料，由此導致了嚴重的人禍——全國性的大饑荒。根據官方資料的數據，大約有四千萬人死在這場饑荒中，僅四川一省就死了一千萬。其總數超過了二戰全世界死亡的總和。我自己也還是剛剛出生不久，依稀還有點記憶，是沒東西可吃。看我小時的照片，一家三口人都瘦得跟筷子似的戳在那裏。城裏人還好一點，許多地方的農村死整個村莊的死亡。
河南信陽是這方麵的典型，基本都死光了。老作家白樺給我講過他老家的故事，全村人都死光了，隻剩下他的嬸子。他的嬸子之所以能夠留下來，是因為有一天刮大風，一隻小豬突然闖進她家。她把小豬抓住打死了，然後埋在廚房裏，每天晚上起來偷吃一點，沒給家人知道。結果他們家丈夫、老人、孩子，全都死了，就剩下她一個。這是他們村裏唯一留下來的一個活人。像這樣全村滅掉的，還有不少。後來中共中央糾正毛澤東的錯誤路線，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搞三自一包，慢慢恢複了農村的元氣，人口又多了起來。但農村曾經非常凋敝，全中國人民沒有東西可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黨不得不號召人民學習雷鋒，大家都艱苦樸素，共同戰勝大饑荒。雷鋒就是在這樣一個曆史背景中應運而生的。
我們看這幅照片，雷鋒同誌正在縫他的破襪子。這破襪子後來他縫到什麽程度呢，據說有一斤多重一隻。補了又縫，縫了又補，基本上是做秀給媒體看的，光是補襪子的個故事，就拍過很多照。著襪子成了一個很有刺激性的表演道具。可是後來中國青年報披露，雷鋒其實有自己的皮夾克，還有一塊瑞士名表。當時一般的中國人，哪裏見過這種瑞士名表。無法想象，要把襪子補到一斤多重的雷鋒同誌，竟有這麽好的一些器物。還有一張照片是雷鋒穿著皮夾克，開著摩托車在天安門廣場上。那部摩托車不是他的，是他在瞻仰天安門的時候看見人家騎，他心癢了，就要求拿來騎一下，然後拍了一張照。是解放軍畫報把這個照片給拍下來了。這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雷鋒跟我們所有人一樣，渴望生活變得美好，穿上好衣服，戴上好手表，開上好車。這有什麽問題嗎？我看沒有任何問題，這是合情合理的人性的欲望。可是他為什麽要這樣表演呢？你們可以看看（照片），多麽尖銳的諷刺。他的欲望被迫壓抑起來。後來他的戰友告訴他，你再也別穿那個皮夾克了，他沒辦法，隻好收起來，並且向公眾展示這個（照片上的襪子）。在物質上，雷鋒的欲望是被壓抑的，而另一方麵，他的情欲也一樣被嚴重地壓抑了。中國青年報還同時披露了雷鋒當年的情人——王佩玲。這個王佩玲，在三十多年後浮出了曆史的水麵。沈陽的媒體甚至披露了王佩玲的情書。看得見嗎？要不要念？（要！）好我給你們念一下。
親如同胞的弟小雷：
你勇敢聰明，有智慧，有前途，有遠見，思想明朗，看問題全麵，天真活潑，令人可愛，有外在的美給內在的美（應該是“和內在的美”）。對任何同誌都抱著極其信仰（賴）的態度，等等。這一切結合起來，真算得我心愛的弟弟，忠心的朋友。
弟弟你直（值）得人羨幕（慕）的（地方）還多著哩，（你）是青年中少有的，在建設社會主義中是（你會做出）很大貢獻的。
弟弟，幹勁和鑽勁使你勇往直前，希望你在建設共產主義（事業）中把你的光和熱發（傳）遍到全世界，讓人們都知道你的名字，使人們都熱愛你和敬佩你。弟弟，希望你實現姐姐的理想。
祝你愉快！
姐黃麗亂草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７日
你們看看，五十年代的情書就是這樣寫的，大家不妨學著點。政治和愛情進行了巧妙的結合，社會主義的公共理想和個人的情欲也進行了巧妙的結合。盡管錯別字連篇，但是我覺得還是一篇很好的範文。她很謙虛，下麵還“亂草”。你們還草不來呢。很有意思的是，現在有人要拍雷鋒初戀的電視連續劇。雷鋒的戰友就來阻止王佩玲，說你現在這樣說出去對雷鋒的形象會有損害。所以最近有記者來采訪王佩玲，她就改口了，說她從來就沒有和雷鋒談過戀愛。但是所有的這些都是她本人提供的材料，包括這封情書，這是無可否認的。所以不知道媒體下一步會怎樣來對待這個事情。雷鋒當時已經是全國的模範標兵了，而王佩玲隻是一個普通的女人，所以領導堅決反對他們在一起。當時五十年代是這樣的，隻要在政治上比較重要的人物，他的婚姻都是由政府來決定的，全部都是拉郎配，都是先結婚後戀愛的那種。所以雙方的好事就被領導給衝了。他們被迫分手，但是她還是愛著雷鋒的。她把合影帶在身邊，一有空就看他，回憶跟他相處的日子。當時的雷鋒叫雷振興，到了鞍鋼以後改名叫雷鋒。他也向戰友提起過王佩玲，還打聽她的去向，但都沒有結果。一九六三年三月一號，王佩玲無意當中在當天的湖南日報看到了雷鋒的照片，頓時認出來這個偉大的雷鋒，不就是她朝思暮想的雷振興麽。她的心嘭嘭直跳，看完雷鋒的生平事跡和他的犧牲經過，淚水就止不住地留下來了。當天，她滿懷痛苦地寫下一篇日記，然後扯下那一頁，向牆上鏡框裏的雷鋒鞠了三個躬，把這一頁日記燒化在他的麵前。就是這樣一段美好的愛情，在這樣的製度下夭折了。他的情欲也好，他的物欲也好，都被徹底壓抑了。
你們看到的雷鋒的故事，應當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五六十年代由沈陽軍區政治部撰寫的《雷鋒的故事》，還有一個九十年代中國青年報所披露的雷鋒。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雷鋒，哪個更真實呢？當然是後一個！後一個才符合人性的基本邏輯。但是這樣的一種真相，是在中國社會進步後我們才獲得的。當然，在六十年代我們還有其他的道德英雄，包括王進喜、焦裕祿等，層出不窮。他們都是艱苦樸素的、沒有物質欲望的楷模。這場對於身體壓製的運動，在文革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下麵我簡單介紹一下文革的情況。文革一開始有一個“掃四舊”運動。就是北大、清華和中央美院的紅衛兵跑到大街上，對所謂“封資修”器物進行“革命”。當時北京是“封建主義”大本營，比如這個“同仁堂”，還有北京的“協和醫院”。這個字畫，還有這個明代的孔子像上麵寫著頭號大混蛋，先展覽示眾，然後全部砸爛。木頭的就放火燒掉，這場大規模的焚燒，不僅僅是字畫，還有圖書。那時如果被紅衛兵抄家，發現裏麵有一些他們認為屬於“四舊”的圖書，那麽你們家就要倒黴了，不僅要挨批鬥，還可能會關起來。所以我們每一家都開始自查。
什麽叫自查？就是把四大名著之類的封建資產階級的書籍，通通燒掉。怎麽燒呢？這個燒書還不容易啊？其實很難燒。你必須把書一頁一頁地撕下來才能徹底銷毀。把窗關上，簾子拉上，拿個臉盆慢慢燒，你可以想到那個嗆人的場麵。燒了三天三夜啊。燒完以後，用抽水馬桶把灰衝下去，不知道浪費了多少水，後來馬桶都塞住了。燒的時候那個心痛啊。室外的公共的燒書運動，加上室內的，我們現在沒有一個統計數據，究竟燒了多少書。無論如何來講，我們知道，這是個文化大破壞。整個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秦始皇燒書還是有限的。當然秦始皇燒書的後果非常嚴重，因為當時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畢竟有印刷術，一本書可以印幾千冊，多少總有一些留下來的。而秦始皇的時代，那個竹簡，它往往一個版本就隻有一個，燒掉就沒有了。所以秦始皇基本上把先秦文化全部掃滅。直到漢代才搞了一個複興運動，從很多墳墓裏發現了竹簡和帛書，這才開始慢慢地尋找先秦的文獻，怕人看不懂，所以又重新加以注釋。這都是漢代知識分子做的。我們是到八十年代才慢慢地在做文革前文化的清理工作。
書基本上是被燒了，更重要的是大批文化精英、知識精英，被抄家，被掃地出門，被關到牛棚裏去，還有許多自殺的。文革的自殺，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的，而且自殺的方式千奇百怪。上海最獨特的是因為有煤氣，所以出現了許多起煤氣自殺事件。北京是吃安眠藥的多。因為北京多數是高級幹部，他們可以買到安眠藥家，像李立三和陳昌浩，就是吃安眠藥死的。還有就是上吊和還有跳樓的，當然跳井的也有，甚至有一個作家是跳海的。上海徐家匯這一帶，因為有煤氣，所以用煤氣自殺的特別多，像著名的女鋼琴家顧聖嬰一家，就是煤氣自殺。另一位著名的詩人聞捷，父女倆用報紙把窗框全部封死，然後開煤氣自殺。還有許多人是被活活打死的。這個我不在這裏說了。中國文化人和中國文化，都受到了空前的戕害。
那麽是什麽東西興盛起來了呢？一種新的文化，就是一種新的極權主義文化被確立起來了。你們看這個士兵別了毛主席像章，這個還算是比較斯文的。還有更厲害的是當時的像章做得這麽大，越做越大，直接用鋁合金澆鑄，鋁合金比較輕，然後用那個針直接別在自己的肉上。用自虐自殘的方式，表達對領袖的無限忠誠。而新的時尚是什麽，你們可以看到這張照片。這些都是知青，他們穿的是什麽衣服。你們現在穿的是花花綠綠的，沒有一件衣服是相同的，但是當時的人穿的衣服基本上是相同的。發型有兩種，一種就是兩條辮子，還有一種就是齊耳的短發。就是這兩種發型。姿勢還一樣，全部用手拿著毛主席語錄，還要用左手拿不能用右手拿。衣服的款式是中山裝。我的中山裝從小學一直穿到大學，當然不是一件啊。就是說這種款式一直穿到大學。軍裝的顏色就隻有三種，藍色、灰色和草綠。鞋子就是很普通的布鞋、軍用跑鞋。飾物隻有一樣，就是毛主席像章。到文革後期的時候，女孩子開始在教室裏麵用玻璃絲做那個小金魚的鑰匙環，那時候才開始有點小的花式，那是到了文革後期。
我這裏要跟你們講的時尚，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中山裝。它統領了整個中國二十年。現在就開始有時尚的藝人穿中山裝出來演戲，這個是另外一回事情，這個是他的個人選擇。而當時，這不是個人選擇，完全由不得你自己。全體人民隻有一個選擇，就是中山裝。這裏麵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變遷史。這邊是誰啊？魯迅。魯迅穿的是個日本的學生裝。有一個觀點認為中山裝起源於日本的學生裝，是日本學生裝的一種改製。孫中山的中山裝和這個都是。可是有意思的是，看這三個人，（毛澤東、斯大林、金正日）這三位同誌，三兄弟，他們穿得驚人的相似。雖然他們國籍不同，可是因為有共同的信仰，所以他們都穿中山裝。金正日學習中國可以理解，可你怎麽能說斯大林向毛澤東學習呢？著不合邏輯，所以我認為中山裝起源於日本的說法是錯誤的。中山裝隻有一個起源就是斯大林裝，它就是來自於蘇聯，而蘇聯軍服是拷貝了19世紀的德國軍服，所以希特勒的陸軍軍官，也穿這種“中山裝”。中山裝起源說明了一個什麽問題呢？它是一種軍事獨裁國家的製服。可是“製服”既是一個名詞，也是一個動詞。它既表達了我們穿衣服的共同習慣，同時也表達了中國人所麵對的思想和身體的雙重製服。中山裝後來發展成什麽呢？它沿襲了軍裝的細節，就是軍裝在領子這裏扣起來，上麵還要加上一個小鐵鉤，叫風紀扣。後來的中山裝裝上了風紀扣，就把整個喉結死死地鎖在服裝裏麵了。身體完全被製服了，一直到你的喉頭為止。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象征，寓意著所有人的思想必須被統一在同一個思想裏麵。所有的靈魂隻能想一個問題，就是忠於偉大領袖，所有的喉嚨隻能輸出一種語言，就是“毛主席萬歲”。
唯一的差異是江青帶來的。你們看這很有意思的一幅圖片，江青周圍全部是軍人，手裏拿著毛主席語錄。隻有江青有一點點變化——她帶了一個絳紅色的圍巾。江青是中共中央領導人中最有藝術品位的一位。許多人的回憶錄都把江青描繪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女人。當然她有很多性格上的問題，更年期綜合症她非常嚴重。但是你必須承認，還就是因為江青，她有理想，所以她改造了當時的京劇，把交響樂納入了京劇伴奏。你們現在才能看到今天的《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完全不同的，是用交響樂伴奏的。還有她整個樣板戲的打造，雖然也有不成功的地方，但有三部戲好點，所以留了下來，那就是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還有紅燈記。她進行了所謂革命京劇的現代化改造，另外她還進行了交響樂的改造，例如鋼琴協奏曲《黃河》，聽過沒有？雖然演奏者殷誠忠是一個基本不懂音樂的人。
江青的願望是試圖在舊的那一套美學被推翻以後建立一套新的東西，但她沒來得及實現就完蛋了。在一九七四年四人幫下台前兩年，她看到全國人民穿著那麽難看的衣服，實在是覺得有損社會主義國家的形象，於是組織了天津市的一些服裝設計師，搞了一套江青服，就是連衣裙，它的上半身是個圓領，沒有領子。又叫和尚領，來自唐代仕女服，下半身是用了蘇聯的連衣裙，當時又叫布拉吉，俄語裏布拉吉就是連衣裙的意思。把這兩個元素拚接在一起，弄出了一件沒有腰身的連衣裙，在全國強行推廣。問題是，當時全國人民很窮，沒人肯自己掏錢買，第二個是實在太難看了。既沒有腰身，又頂著個男性化的和尚領。
女孩子都在抗拒這種革命美學。她們穿中山裝和軍裝，就自己在家裏用針線把這個腰偷偷地縫起來，弄出個有曲線的腰身來。上海的女孩子自己打毛衣。這個地方（胸前）不能打得很低吧，她就在這個地方（肩部）開，她把領子打成一字領。這樣子從側麵看女孩子有一條脖線，很婉約性感的線條。就那麽一點點，對男孩子來說就已經很夠受用了。我們都是偷窺著女孩子的脖頸上的線條長大的。江青的連衣裙策略失敗了。全國人民都在抵製這個第一夫人的服飾美學，他們在等待，或者用這些小小的策略去改變身體，盡量地把自己的身體的線條顯露出來。
就在那個時候，我們的偉大領袖也做了一件另人震驚的壯舉，七四年，馬克斯夫人，即當時的菲律賓總統夫人——伊梅而達·馬克斯，為了安排自己的丈夫訪華事宜，來到中國。當時副總理李先念接見了她，她要求拜見毛澤東，但毛澤東剛做了白內障切除手術，正在武漢療養，李先念就回絕了她，結果她當場眼淚就下來了。女人一哭男人就沒辦法了，這個是最好的武器嘛，所以馬上就跟主席匯報，毛澤東說，見！於是專機把她送到武漢。所有的報紙，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中央新聞記錄片廠的那個鏡頭全部對著，毛主席她老人家看到馬克斯夫人，他就拿起夫人的玉手吻了一下，行了個西方的吻手禮，這個在現在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你要想想看，在文革時期，把所有的資產階級時尚都當作最反動的東西打倒在地，結果他老人家自己破了全國人民的規矩。第二天報紙全部是頭版頭條，就這個照片。新聞記錄片製片廠拍的記錄片，是在所有的電影前都要放映的，叫“新聞簡報”。這張照片還沒有揭示的秘密是什麽？馬克斯夫人轉過身來你們就可以看到了。在記錄片裏，她後背是全部露出來了，原來是一件露背裝。這個圖片和報道，尤其是這個記錄片播放出來後，全國人民嘩然。我們當時都感到非常震驚，無法用語言來表述——毛主席怎麽了？但是誰也不敢聲響，因為主席所做的，主席說的，永遠是正確的。
有意思的是，就在兩個禮拜之後，上海的五原路——那是一條很小的馬路，可是雲集了資產階級，是他們的一個營壘，全部是過去的有錢人——有一個女孩子穿了一件跟馬克斯夫人一模一樣的衣服走在馬路上。衣服是自己做的。她想，偉大領袖都吻手了，我穿這個衣服應該可以的吧。這是一個天才女孩，就看了那記錄片裏的一點點東西，衣服做得一模一樣。我們家離那個地方哪，大概也就是十分鍾路。我同學跑過來叫：“朱大可快下來呀......！”“幹嘛？”“去看啊......”簡單地給我描述了一下。我們飛奔著去。趕到那裏，氣喘籲籲的，一看，人已經被武裝民兵帶走了，但是馬路上啊，都是那些表情震驚的男女老少。當她出現的時候，據目擊者描述，上千個人跟在她身後，吧整條馬路都堵上了，簡直是傾國傾城啊。完全像看怪物一樣：這個怎麽可能呢，穿露背裝，在當時所有人都穿中山裝扣到這個地方的時候。這個女孩子是個美女，據說很漂亮。她被抓以後的下場有三種說法，其中最血腥的說法她是進去後就被活活打死了，因為進行流氓活動，以流氓罪的名義逮捕的。
當時的武裝民兵許多是很變態的，我的一個同學參加過民兵巡邏的隊伍，後來退出了。當時外灘有一道低的牆叫情人牆，那時候沒地方談戀愛，唯一可以看看的就是外灘和黃浦江，然後一對一對地，都是肩並肩地靠著，排得很長，大概有一千多米，全部站滿了，到晚上就是這樣。民兵們就專門在外灘情人牆把這些人全部抓起來。是一卡車一卡車地抓起來，進去以後，就是拷打，極其變態。用什麽東西打，就是那個武裝的皮帶。皮帶那個帶扣啊，打上去就皮開肉綻。這個成語就是描寫這種場麵的。什麽叫皮開肉綻呢，打下去皮就開裂了，然後整個皮下組織、血、脂肪，肌肉，都翻出來，綻開、爆開、爆裂，非常恐怖。你們沒有辦法想象，電影裏也沒有演示過。電影裏你看革命英雄最多也隻是淌點血，畫上幾道傷痕而已。有一次被打的人居然沒有叫沒有哭，就用眼神直鉤鉤地看著他。他說我一年以後都忘不了這個眼神。他當天晚上就說我不幹了，受不了了，他整個神經都要崩潰了，因為他沒有變態，他還是一個有正常人性的人。在這樣的一種政治氛圍當中，身體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在肆意地摧殘它。所以，那個女孩子被打死，是一個符合革命邏輯的下場。
與此同時，有一種不可抗拒的人性的東西，頑強地在地下萌動，它投射在手抄本中，那就是七十年代流行的《第二次握手》。這是一個知識青年寫的兩個女人與一個男人的三角戀故事，他們都是科學家，其中一個解決了中國核爆炸問題，當然這都是虛構的。這樣一本小說，滿足了當時的知識青年對愛情的渴望。雖然文筆有些粗糙，精神還算比較健康。但張春橋竟下令作為重大反革命案追查。所有抄寫這本書的人，全部打進去，全部抓起來，幾千個人被牽連。作者本人張揚差點被判死刑，是一位審判員覺得可惜，故意拖延時間，說是證據還不充分，一直拖到了一九七七年，把他的命給保下來了。中國青年報接到群眾來信，裏麵就是一本手抄本。記者一看，好書，馬上發現是個典型的文化冤案，立刻到當地查這個案子。後來中國青年報用整版篇幅來幫他平反，把他從監獄裏麵救出來。醫生說如果你晚來一個月他就死定了，肺結核晚期，而且全身都是毛病。這是個很典型的案例。
第二個案例是《少女之心》，這個書沒有什麽文化價值，它就寫性交過程，還有對生殖器直截了當的描述。但是它比較短小。《第二次握手》差不多有十萬字，抄起來可費勁了。《少女之心》嘛，也就五六千字，抄起來很容易，所以它有好幾百個版本，每個抄寫的人，都會把自己的想象和經驗加入進去，弄出了許多不同的版本。當時我得到這本書的時候，做了一個保護性的包裝，把《毛澤東選集》的塑料封套拆下來，套在它的上麵，結果把它保護下來，沒有被沒收。當時隻要是看這個書的，起碼是處分。嚴重的要拘留，而且你必須交代出它的來源，後果非常嚴重。除了《第二次握手》和《少女之心》，當時還有很多手抄本，像《塔裏的女人》。在人民的階層裏，出現了地下的文化反抗運動。
在毛的時代，身體被視為靈魂和革命的敵人。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嚴重的誤解，這個誤解導致了身體長期受到打壓。直到一九七六年以後進入鄧小平時代，文化終於解凍了。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結束。這張照片是當時的五巨頭，從左到右是華國峰、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當時的“大內總管”汪東興。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也是當時“北京政變”主要的執行者，如果沒有他，這場政變是不可能實行的。推翻了四人幫，逮捕了所有主要毛派成員。但是政治的解決不等於文化上的解決，實際上一九七六年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整個中國還是處在後文革時期，也就是仍然處在中山裝年代。
一直到八一、八二、八三年，文化的解凍緩慢開始了。最早在中國電視上露麵的香港電視連續劇是《上海灘》，在銀幕上露麵的日本電影是《追捕》。這兩部影片有共同的特點，就是它的主人公不再是我們過去所看見的革命英雄形象，而是那種含義更加複雜的流氓英雄。這個許文強本身是一個黑幫成員，可是他是一個有人性的、有愛欲的、有道義感的流氓，所以我們稱之為流氓英雄。他是流氓和英雄的雜交。《追捕》也是，主人公高昌健是被警察追捕的囚犯，同時他又是個正義的好人，所以他身上也有複雜性，更符合人性的本來麵貌。這樣的人物在中國受到了巨大的歡迎，而且特別受到女孩子的青睞。周潤發第一次在大陸受到女粉絲的接納，此後是一個漫長的、經久不息的崇拜運動。而這些流氓英雄的共同特點，就是都有一個道具——墨鏡。於是全中國，從上海開始，掀起了一場全體男青年戴墨鏡的運動。那個年代滿大街全是墨鏡。那墨鏡其實都是鄉鎮企業做的，可是上麵都有一個標簽——MADE IN HONGKONG、MADE IN JAPAN、MADE IN PARIS、MADE IN U.S.A，就是各種各樣的來曆，表明它是一個舶來品。這個商標還不撕掉，一邊一個，貼在鏡片上，看起來就跟白內障似的。這是男人的黑色時尚。
而女人呢，女人流行的是踏腳褲。你們現在看到的踏腳褲（照片），是現在流行的、經過改造的踏腳褲。當時可不是這樣的，當時的踏腳褲材質沒有那麽好，顏色也很單一，是黑色的，還有這個踏腳帶。為什麽要踏腳帶呢，因為它是一種彈力褲，是要強行拉扯後才能把腿型表達出來。身體終於找到了一個最安全的表達自己的方法。什麽是安全，如果你坦胸或露背，當時肯定會作為流氓罪被定罪。唯一的辦法就是這樣，穿著褲子，包得嚴嚴實實，卻能夠充分地展示大腿的線條。當時女孩子特別喜歡穿這個，因為整個線條一出來，就顯得很性感。可是那些中老年婦女，大腿臃腫得很，她們也湊熱鬧穿。
另一方麵，踏腳帶這個東西是一定要被遮蔽起來的，一定要穿中幫以上的靴子把它遮蔽起來，否則露在外麵，跟你赤腳穿皮鞋是一樣的，顯得很粗俗。當時的中國人民還不懂這個，全是穿低幫的鞋子，所以滿街都是踏腳帶。從老到少，不分年長年幼，隻要詩歌女的，全是踏腳褲。這個熱潮從上海開始、從東部沿海地區開始，一直擴展到了像西藏拉薩這種內陸腹地。十幾年經久不衰。我問過我班上的女同學小時候穿過沒有，基本上都舉手了。我猜你們在座的同學，小時候肯定也穿過。這是中國的女性集體卷入的最大規模的時尚運動，但它確實帶來了一場空前的視覺災難。要知道時尚的本質是什麽，就是你穿最適合你的，尋求個性和差異性。而踏腳褲正好相反，它像製服一樣支配了我們的趣味。
還有一種新時尚在當時流行起來。八十年代，中國出現了第一個化妝品品牌——霞飛，上海一家殘疾人工廠生產的，它弄出了“霞飛增白美容霜”。這個創意當時很牛，它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國女孩子要求變白的這麽一個內心欲望，然後在全國推廣，賣得好極了。這是當時風靡全中國唯一產品，此外沒有第二家競爭對手。尤其是在氣候相對寒冷的中國北方。但是，它雖然點燃了增白的欲望，卻達不到增白的效果。就兩三塊錢的東西，增什麽白呀！於是在中國北方，廣大的女性找了一個變通的辦法，就是直接把脂粉塗在自己臉上。所以在八十年代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北部，尤其是在青島以北的，女孩子從冬天到夏天都塗著厚厚的脂粉。這個脂粉塗起來是這樣的，它以這個下巴為線，上麵全是脂粉，下麵一點都沒有，所以就變成一個白黃分明的麵具。當時我去中國北方開會，看過到這種場景，感到非常恐懼。她們很像日本的藝妓。這其實也是一種畸形的時尚。
在時尚解放的初期，我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什麽才是最適合自己的東西。所以大家都互相模仿，最後釀成了白色災難。男性是黑色災難，女性是白色災難。這兩場災難，實際上就是中國大眾走向時尚的代價。但經過這一場災難之後，我們的時尚觀念，我們的大眾的美學理念，逐漸地走向了成熟。
今天我們麵對著小資成長的時代，小資的概念是什麽？用最省的錢穿最好的衣服。這個好不是指它價格昂貴，而是指它能夠最好地表達自己獨特的氣質。現在的女孩子要看見同學跟自己穿一樣的衣服，肯定就不再再穿它了。就是這樣，生怕重複，生怕跟別人雷同。而我那個時候，卻是生怕跟別人不一樣。這是完全顛倒的兩類時尚。
我們現在要回憶一個更重要的突破，身體語言的突破，就是鄧麗君。今天我看了一條新聞，一個昏迷了很久的植物人，家人不斷給他放鄧麗君，結果把他給救醒了。這是個醫學奇跡，反過來說，它證明了鄧麗君歌曲是有治療功能的。治什麽病呢，想一想吧，當時我們的人民是唱著什麽歌走出文革的：全部是革命歌曲、戰鬥歌曲，全部是進行曲，充滿了鬥爭和暴力的色彩，可是突然間走來了鄧麗君，柔柔的，低低的，在你耳邊耳語，用氣聲，用喉音，這些東西都特別地性感，所以整個鋼鐵中國完全被她一個人軟化了。
當然這種軟化在開始時也是很艱難的。當時的行政機構非常保守，誰聽鄧麗君，誰就得倒黴，處分，記過，開始的時候據說還有為此蹲監獄的。最後當然都是不了了之了。因為這個民眾的力量太強大了，法不責眾啊。所以雖然官方到現在為止都沒有正式承認她，可是她在民間的地位已經完全確立了。那些歌廳裏的曲目，保留了大量的鄧麗君歌曲。勢不可擋。鄧麗君治療了當時中國人非常嚴重的心理痼疾，給他們帶來了愛的語言、愛的寬慰，幫助我們完成了人性的治療和康複。
還有一個能跟鄧麗君相提並論的，那就是崔建。他是用另外一種方式歌唱愛情的，即用一種流氓的方式。什麽叫流氓方式？我的流氓概念不是我們的司法概念，千萬不要跟它混淆在一起，我的是廣義的流氓。廣義的流氓就是喪失身份的人。我們從社會身份的理論來推演出一個新的概念，從新定義流氓。喪失身份是八十年代人格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結構本來是非常堅硬的，它卻突然解構了，鄉村和城市突然變得非常鬆動了。農村的人大量湧入城市，城市之間人口互相流動也非常厲害，出現了所謂的盲流。這個詞現在已經不用了，可是在八十年代，盲流是中國的一個主要的文化現象，這些人我們稱之為“流氓”。
崔建的代表作《一無所有》，這首歌的歌詞裏麵有十八次提到了走啊走、走啊走，就是不停地流走。他在流走當中尋找著自我的價值。這種流走不僅僅是從農村到城市，而且像上海很多青年，跑到深圳，當時深圳是全國是改革開放的前哨，後來又從深圳跑到了海南，海南又代替深圳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前哨，大規模的人才的流動。所以崔健的歌折射了那個時代，暗示了一個動蕩的轉型社會的基本特征。
在這個時期中間文化突然被打斷了。1989年之後有一個知識分子死亡的多米諾骨牌。這個骨牌是從海子開始的，海子在1989年的3月，在秦皇島市的山海關附近的一條慢車道上臥軌自殺。死了以後解剖他的胃，發現裏麵隻有兩枚腐爛的橘子，他好多天沒有吃東西了。然後，五月在天安門廣場上，駱一禾——海子的親密戰友，在那裏突然中風——一個年輕人突然中風，這很奇怪，幾天後在醫院裏去世。然後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一係列死亡，有跳永定河的自殺，叫戈麥，也是北大的，他先焚燒了自己的詩，然後就跳河自殺了。還有一位是顧城，朦朧詩的代表人物，在新西蘭激流島，他用斧頭砍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後在自己家門口的樹上吊死了。整個中國曆史上，除了文革時期，還沒有發生過如此密集的非正常死亡。這個鏈鎖最後一個一環，落在我的朋友身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青年文學評論家——胡和清，他住在戲劇學院後門李鴻章的舊宅裏，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從樓上跳下來，死了以後我們都不知道他是為什麽而死，沒有人知道任何直接的誘因。他生前隻是說了兩個字——“無趣”。為什麽會覺得無趣，跟現在這個娛樂狂歡的年代截然不同。
那是一個萬馬齊喑的年代，一個大眾文化還沒有確立，而精英文化被強行打壓下去的年代。通過這個艱難的轉折點，我們才走到了1993年以後的第二次改革開放。
又一個新的時期出現了，那就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全中國都置身於一個新的文化浪潮之中，但這次的主題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時尚革命。地點跟第一次改革開放也不同，它不是從北京開始，而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當時進行了一個殖民地文化的清理，推出了月份牌。九十年代，上海所有餐館牆上都掛著月份牌。這其實是三十年代的廣告(照片），你們看，它的女主人公都是情欲的象征，能夠集中表達當時男人對女人情欲的投射。右邊這個倒是像個淑女，像一個女學生的裝束，它也是男人對處女的曖昧願望。你們再看看這兩個女孩，都是以阮玲玉為原形的，眼神都是空的。你們看到三十年代的時尚了麽？她正在打高爾夫球，後麵的背景是揚州瘦西湖。為什麽上海女人要放一個揚州背景呢？是因為那裏曾經是中國妓院文化的最高代表。同時瘦西湖的亭台樓閣也是中國民族文化的象征。這些女人背靠民族文化，卻麵向未來世界，充滿著對現代性的憧憬和想象。
這些月份牌女人穿的是什麽呢？旗袍。所有這些繪畫都有一個核心元素，那就是旗袍。讓我們簡單地分析一下旗袍吧。它其實跟旗人沒有任何關係。我們現在說旗袍是滿州人發明的。根本不是那麽回事，滿州人的旗袍跟這個無關。那個也叫旗袍，隻不過是同名而已。那個旗袍是怎麽做的呢？一個大袍子從頭罩，跟鄉村製服沒什麽區別。但是上海人借用了這種名稱，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時裝，用來表達江南女人的身體線條，東方人的線條。這個線條不能太誇張，西方人的線條太誇張，旗袍是不能容納的。它要東方人的那種含蓄的美，而旗袍是最適合表達的。裁縫定做旗袍，要測量三十六個數據，這意味著旗袍非常在乎女人的身體，要對它進行一種史無前例的細致的描述。它就在上海這樣的地方誕生了。它把亞洲女人的身體魅力充分展示了出來。九十年代的那種殖民地懷舊，就是企圖重新找回身體解放的元素，通過記憶把它發掘出來，來改造我們當下的乏味生活，同時也把它當作未來都市的生活樣板。
這場新的翻身運動的結果是什麽呢？中國人往往都喜歡走過頭，走到事物的反麵去。身體不斷解放，自然是一見好事情，但是它最後又解放過度，矯枉過正。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像中國人身體解放到這個驚人的程度。1996年香港報紙的頭版頭條是：《一千萬黃色娘子軍》在大陸崛起。什麽叫“黃色娘子軍”，就是妓女嘛。我們不是有過一個樣板戲叫《紅色娘子軍》嗎？這個詞就是從那裏來的。是一種耐人尋味的反諷。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擁有如此龐大的身體服務的產業群。從歌廳、浴場、洗頭房，一直到洗腳房。我就舉個例子，西安有個區叫鹹陽區，就是秦始皇陵墓的所在地，整個鹹陽區有上千家足療店。這裏麵的服務內容形形色色，非常曖昧。但它的區政府規定，當地警察不準進去查抄，它要保護當地的足療產業。因為這是當地第三產業的基本支柱，掌握了整個城市經濟的命脈。鹹陽隻是很小的一個地方，但它過去曾經是專製帝國的心髒。現在，全中國每個城市都充滿了洗腳房。這就是偉大的中國特色。
剛才我講了一段很簡略的曆史。下麵我來跟同學們簡單描述一下大眾文化的現狀。也就是簡單地描述一下它在四個方麵的變化。下半身的解放，從文化的角度說，首先出現在小說裏，也就是出現在虹影的《英國情人》裏。在這之前，男性作家經常描寫性生活，比如賈平凹的《廢都》、王小波的《黃金時代》都有直接的描寫，男性作家比較皮厚，比較無恥。女性作家一般都比較害羞和含蓄，隻有虹影開了先河，然後她就被告到法庭上去了，當時長春市中級法院宣判她有誹謗罪，說她是以某個名人為原型的，所以名人的後代就來告她。同時還判她有淫穢罪，後來在遼寧省中級法院，這個案子給翻了過來，二審的結果是誹謗罪還在，但把淫穢罪這一條給去掉了。這是非常重要的糾正，誹謗罪隻涉及作家個人，而淫穢罪則會影響到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虹影之後出現了衛慧，一個複旦大學的畢業生，寫了《上海寶貝》。而後又有個女作家寫了《烏鴉》。出版商居然以“妓女作家”和“妓女文學”來炒作她，這一下就把《烏鴉》給毀掉了。其實《烏鴉》比《上海寶貝》的文學價值要高得多，可是她一下子就被釘死在了“妓女作家”和“妓女文學”的恥辱柱上。九十年代末的那種出版社的惡性炒作，給文學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對身體解放做進一步推進的是木子美，博客出現以後，她第一個在上麵寫自己的日記，而且把個人跟男人的性生活隱私公布在博客上，因此引起了軒然大波。到了木子美，大家都想可能已經到頭了，沒想到後麵還有更狠的。那就是竹影青瞳，她是廣州的一位大學教師，她直接把自己的裸照放到網上。但她很聰明地把頭給切掉了，警察無法追究她，她說這不是我的，你憑什麽說這個是我的。這是她聰明的地方。雖然據說竹影青瞳在學校裏被處分了，好像是辭職了，但是據說她沒有受到警察的騷擾。這時大家想，竹影青瞳已經登峰造極了吧，你還能怎麽著？不料又出來一個芙蓉姐姐，她用她的S型造型來描述自己的身體，給她自己的身體下定義：除了貌若天仙之外，還有她豐滿的胸部和美麗的臀部。你們看，所有這些事件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身體，沒有其它別的任何東西。身體是大眾文化的最核心的部分。無論這個身體是美的還是醜的，它都在經受我們的檢驗，由此產生了全民狂歡的效應。
在2005年，湖南衛視推出了超級女生，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跟剛才我講的芙蓉姐姐事件，構成了中國媒體的大轉變。上海有一家報紙，一天之內以八個版的篇幅，來炒作芙蓉姐姐，這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超級女生更是如此。所以我把2005年稱之為娛樂元年，今年則是娛樂三年。在娛樂三年裏出現了什麽新人呢？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那就是娛樂業的徹頭徹尾的犧牲品——楊麗娟。以超級粉絲的身份，狂追劉德華長達十三年。在她15歲之前，還是一個非常好的好學生，品學兼優，可是有一天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劉德華的照片，從此她就變成一個瘋狂的粉絲，變賣家財，進北京六次，香港三次，最後一次他們全家進香港，這次他的老爹受不了了，跳海自殺了，引起了整個華人世界的震動。直到現在，媒體還在大規模地炒作這個案子。這是在身體娛樂化之後，大眾文化的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揭露了娛樂工業背後的殘酷性。
戲仿也是娛樂的一個重要方麵，但是它跟一般的娛樂又不完全一樣。它是一種對既有文化價值的反叛。這方麵的代表作就是胡戈用來戲仿和反諷《無極》的《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當時陳凱歌勃然大怒：人不能這樣無恥。然後這句話就被全體人民所津津樂道。《無極》我不知道大家看過沒有，是一部拍得很糟糕的電影。其實陳凱歌的早期電影還是很不錯的，他拍過《黃土地》、《孩子王》什麽的。他拍的最好的片子當然是《霸王別姬》，還得過1993年的戛納電影節大獎。可是我們萬萬沒想到他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連講故事的基本能力都喪失了，這是非常可惜的。
去年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件，是梨花派和韓寒的口水大戰，一個叫趙麗華的中國作協會員，還是某文學雜誌的副主編，她寫了一些口語詩，結果被網民貼出來，大加諷刺，這就是所謂的“梨花體”。韓寒在他的博客上開罵，這種叫文學？你們的主流文學就這個樣子？所有的八十年代的先鋒詩人都站在趙這邊反擊，還在北京開了一個“保衛詩歌大會”，他們就在那裏朗誦詩歌，挺好玩的。但中間出了一個插曲，有個詩人一激動，上就脫褲子，全身脫光，馬上被人拉下去。拉下去以後媒體就寫文章報道出來，然後韓寒又寫文章開罵。十多天以後警察才回過神來，這個人應該抓起來啊，他犯了流氓罪啊。於是就把他給拘留了，行政拘留了好些天，好在看守他的獄警是他的粉絲，給他送吃送喝，所以沒在裏麵吃什麽苦頭。這當中的故事很有意思，都可以拿來寫小說了，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娛樂性。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今天文化的功能都在不斷趨向於娛樂化，哪怕是文學之間的那種紛爭，也變成了公眾娛樂的焦點，隻要兩個人在打架，大家就起哄架秧子。後來我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哄客理論”，就是我們這個社會，演員隻有一小部分，而絕大部分人扮演的是“哄客”的角色，在一邊大聲起哄。當然，有各種各樣的哄客，有一種是“讚客”，他就在那邊一直讚美，說各種好聽的話，要不久鼓掌，搖旗，晃燈。還有一種是“笑客”，對那些醜角的表演，哈哈一笑，覺得很好玩。第三種是罵客，怒目金剛，在網上開罵，用最髒的、最齷齪的話來進行話語批判，充滿了語言暴力。這些人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匿名的“哄客群體”。這個匿名狀態其實是很有意思的，它本來是言論自由的重要保障，但現在有人提要搞實名製，因為這個亂哪，不實名不行啊。我本人是堅決反對所謂“實名製”的。但是，在另一方麵，匿名狀態下的道德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因為自己匿名，人家不知道你，就在網上亂罵，甚至進行誹謗和造謠。
（此處作了大段刪節）
最後隻能簡單的說一下。在整個轉型時期，大眾文化確實是無限繁榮了，但我們的精英文化，尤其是那種精神型文化，卻出現嚴重退化的跡象。文化的核心被丟失了，它包括道德、教育、個人信念、普世的核心價值等等，它是一種綜合性的危機，我稱之為腦萎縮綜合症。這種綜合症不僅發生在普通民眾身上，也發生在知識界，發生在精英作家身上，它是一個全民性的疾病。
我沒有時間來具體分析，在這裏隻想說一個例子，那就是蘇童，他曾經是中國最好的當代作家之一。他最近寫了一本書叫《碧奴》，是一個全球性的民族神話寫作計劃的一部分，也就是要寫一部可以被全世界讀者閱讀的神話。蘇童選擇了孟薑女哭長城的故事，但這部小說的最大問題是，第一它沒有心靈，第二它沒有真神。裏麵的孟薑女很能哭，不僅眼睛能流眼淚，頭發也能，胳吱窩下，到處都能流淚，整一個淚人兒。這點很有想象力，起初覺得還很不錯，但再看下去，所有地方都在流淚，隻有一個地方是不流淚的，那就是心。心沒有流淚！蘇童忘掉了一個最關鍵的器官。而且在這個神話裏，我們也找不到神的蹤跡。無獨有偶的是，陳凱歌在電影《無極》也偽造了一個“滿神”，那就是他老婆扮演的，顯得很可笑，一看就是個假貨。這兩部作品是有代表性的。它們從反麵暗示著一個民族所嚴重匱乏的東西。我們這個時代是充滿了鬼怪，但是沒有真神，沒有真正的終極信仰。所有的精神性信念都已經崩潰。
解決的方法，是重建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修正大眾文化的方向，扶持精英文化的發展，來探求一個全民族的終極價值的嶄新空間，這裏麵有幾種途徑，但也隻是我個人的方案，其實沒有根本性的作用，隻能在這裏給你們講講而已。最終的方案，取決於製度變革的層麵。文化的問題，最終要在文化以外解決。
知識分子處在一種對文化的焦慮當中。我們在守望文化的最後領地，並且為文化的修複而大聲呼籲，我們能夠感到自己使命的艱難，並且誠懇地邀請你們和我們同行。謝謝大家。
同學提問：
提問1.朱老師您好，我們知道西方的文藝複興是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經碎的複興，那麽現在我們有一句非常響亮的政治口號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拋開這句話的政治性或其他功用，您認為我們中國文化需要一種複興嗎，我們能夠複興的是什麽？我曾經拜讀過您的一篇文章，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您的中心論點是，中國文化的發展其實是個倒退的過程，其實在我們諸子百家時期中國文化已經到達了一個頂峰，那麽現在我們社會上行起了國學熱，請問您認為國學的再興起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倒退，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謝謝！
答：你提了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一下子切入了文化的本質。文藝複興這是我們大家都渴望的。《南方周末》最近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談論這個激動人心的話題。文藝複興的願望是好的，很重要，我也希望它能夠複興，但是今天的時機還沒有到來。我想問的是，文藝複興的種子在什麽地方？它的土壤在什麽地方？誰是推動這場複興的主體？西方的文藝複興需要一個自由的體製來加以推進。現在中國的情況是，連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寫一下五十年代的京劇演員生活，都要被下令查禁。我們還有什麽有什麽文藝複興的基本自由呢？根本沒有這樣的土壤。
而種子又在哪裏？這個種子有兩個意義，一個是我們複興什麽東西？先秦的文化能不能複興？這個種子適合不適合在一個現代性的語境下加以複興？我看非常難。它們之間幾乎是格格不入的，現代性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無限珍惜生命，可是先秦人對生命是極其鄙視的。每一個人都可以隨時向任何人，哪怕是陌生人，獻出自己的生命，輕生是先秦的人性特點。這個特點直到魏晉南北朝才發生根本性的逆轉。魏晉南北朝的人都怕死，那個竹林七賢總是裝瘋賣傻，那是因為怕死。可是在先秦，伍子胥出關的時候舟子渡了他，伍子胥怕他走漏風聲，舟子說你不放心的話我就死給你看，當場就自殺了。又碰到個洗衣服的給他指了一條路，他又擔心人家泄露他的行蹤，結果那個洗衣服的當場就跳河自殺了。這一路來死了好幾個，都是為了義而輕生的。這就是先秦的人文精神，很偉大不是嗎？但你現在要怎麽複興呢？這個種子跟當前的土壤是不接軌的。整個西方的現代性主題，就是愛惜生命，把人的價值，生命的價值，放到最高的地位。
我不是說先秦不好，先秦非常偉大，可是它跟現代性有衝突，這個矛盾到底怎麽解決？不先解決這個種子和土壤的對立關係，我們就無法開始文藝複興的實驗。但這還是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複興的主體嚴重缺席。誰來複興？我們這個民族哪裏去找達芬奇這樣的全能的文藝天才？我們的知識分子群體太弱，連獨立的立場都沒有真正確立，更不要說建立天才性了。對這個問題，我很悲觀。
第二個問題，你問國學的興起，它能不能作為文藝複興的一部分？我認為完全不可能。因為今天的國學是偽國學。在去年和前年興盛的新儒學，要成立儒學院，來代替中國社科院。要成立一個三位一體的權力機構代替人大，法院和政府，甚至還主張成立了一個儒學的遺產委員會，所有寫的跟儒學相關的書出版都要向他們交錢。孔子是一個公共財富，怎麽可以向你一個學術機構來交錢呢？你有什麽資格來收這個錢呢？所以他變成了拿著孔子和儒學的名義來斂財的一種手段。
國學首先名稱就錯了。什麽叫國學？是“國家之學”麽？還是我們以前叫的“漢學”？漢學也不對，因為漢學隻是漢族之學，現在還要加上藏學，都要納入整個國學的範疇，但實際上它講的還隻是漢族之學。這些東西零零總總的加起來，給我們一個什麽樣的印象呢？就是今天的國學隻是一個口號，還處在連文本闡釋的基礎都沒有確立的狀態，更不要說把它的價值加以弘揚。我覺得這個很難，因為最美好的東西，最有價值的東西，通常是最脆弱的。
我舉個例子：古琴。現在很多人也聽古琴，彈古琴。可以到網上去下載那些音樂，包括超市裏買的的古琴唱碟，拿來一聽就暈了，因為全是垃圾。真正的古琴大師基本上都已經死光光了，九十年代初上海音像出版社出版過一套八張的古琴大碟，把所有中國古琴家，一流大師級的東西集合在一起，那都是非常美妙的東西，但是現在沒有了。現在那些彈古琴的人，包括他們的弟子，很少有人真正表達古琴的精神。古琴是中國音樂的最高代表，現在卻要用古箏去代替它。所謂的國樂團在維也納金色大廳那裏作民族樂器合奏，也都是錯誤的複興道路。中國的樂器是單體樂器，就像古琴一樣。如果你弄了一百架古琴在那裏彈，肯定是一場聽覺災難。國樂團就是這樣，中國國樂團在維也納演奏的效果是一團吵鬧，全是噪音。因為中國的樂器定音不準，把位不準，樂器之間的協調性很差。現在我們按西洋樂隊的建製把它們弄在一起，但就是難聽。我有個朋友是搞音樂的，他在維也納金色大廳聽音樂，他說他當時的感受是恨不得地上有個洞可以鑽進去。這樣來弘揚中國文化，隻能是對文化傳統的踐踏。謝謝你的提問。
提問2.我就想問您是如何看待經典作品平民化的現象？謝謝！
答：這個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而且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問過來。這兩位我都很熟。這個我可以回答你。首先，易中天和於丹在中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正因為太少在中國他們才會那麽紅。於丹一個人的書可以買到一百四十萬，完全瘋掉了。這跟那個踏腳褲有什麽區別呢？我認為就是踏腳褲效應。全體人民隻吃一樣東西，隻穿一樣東西，這是一種災難，說明我們可選擇的東西實在太少了。雖然有那麽多的書出版，但是能夠有效解讀中國古典文化的為數太少，所以於丹也好，易中天也好，隻是一個開端，應該有許多這類人出來。這是第一。
第二，也不能排除裏麵有大量的盲從。因為中國人最喜歡跟風了。買了以後不一定看，放在家裏，覺得我占有了它，心裏麵就有了一種安慰。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第三種情況是，對於丹本身來講，她也需要不斷完善。她的觀點有很多需要調整的地方，專家也指出有許多硬傷。舉個例子，“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什麽意思呢？為了把它跟現代性拉近，為了掩飾孔子學說裏的道德難點，就說這個女子和小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據說這裏的小人不是壞人，而是兒童。孔子說女人和兒童難養，意思就是應該好好對待他們，重視他們。你看，這樣一來，儒學的硬傷、走向現代化的最大障礙——歧視婦女的問題，就給輕易解決掉了。但這種解釋完全是錯的。因為在孔子的語匯裏，小人隻有一個解釋，就是道德低下的壞人，而跟兒童毫無關係。更重要的是，歧視婦女恰恰是儒學的重要立場。中國兩千年的曆史，就是建立在歧視女性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的，你不能違背基本的曆史常識。我在中央台作節目的時候跟他們建議，你們應該成立一個於丹小組，找一些專家來幫她寫，把那些硬傷去掉。於丹隻是一個公共形象，她需要學術共同體的支撐。那些著名的電視主持人背後，都有很好的的策劃班子。於丹也需要一個優秀的策劃班子。隻有這樣去做古典名著解讀，百家講壇才能健康的長期的發展下去。
提問3.五四運動在提倡中國應該怎樣弘揚自己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應該怎樣改變。五四以來中國所有大學者都在否定我們的曆史傳統。我們現在大學生感到心裏很迷茫，感到找不到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我就是想問一下你覺得我們每個人，每個階層的人應該為文化複興做點什麽？
答：你的問題太大了。時間有限，我隻能簡單的回答你。第一，文藝複興不是不可能，隻是在當下這個狀態不可能。那麽文化的問題要有什麽來解決呢？不是由文化自身來解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也好，他們都沒有解決文化問題。現在已經有學者提出了，文化的問題必須在文化之外來解決。文化之外是什麽呢？那就是製度，解決了製度的問題，文化就迎刃而解了，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你說中國的文化大師對傳統文化都持否定態度。也不盡然，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些大師。從來都是有兩派，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有兩派。像魯迅，對中國文化，他也是很矛盾的。對中國的國民性它是極度絕望，徹底否認，但是同時他又熱愛中國的精英文化，他對魏晉的風度是非常激賞的。魯迅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更不要說其他的知識分子，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對於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確實需要重新的界定和判斷，但是不管怎樣，他們不是整體一塊的，他們有不同的價值取向。而今天我們文藝複興，雖然不能做大，但是我覺得至少得以做到文藝複蘇，我們不要搞什麽複興了，先複蘇起來再說吧，連複蘇都沒能做到，又談何複興？謝謝你的提問。
（在華東政法大學的演講）
他說阮玲玉，陳曉旭兩眼無神，沒有靈魂，非常欠尊重死者， 他怎麽知道她們沒靈魂，請問朱大可認為的靈魂是什麽樣的？ 滿腹經綸就有靈魂，看破紅塵的就沒靈魂嗎？
阮玲玉，陳曉旭的靈魂是高潔，看過陳曉旭的紅樓夢，覺得它是用靈魂在演紅樓夢，而不是肉體。
我覺得以前的影星很美，現在的影星《太美》而失真了
謝謝
“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是從人性的角度去闡述"女人"的情緒化特點, 和道德低下的人(小人)的趨利避害,不能獨立,沒有做人底線的特點,孔子是說了實話, 作者上升到"歧視"的高度,
以現代人自以為更"文明"來評論古人,很是沒讀懂人性!!
難道孔子的天下大同沒包括女人嗎? 儒家的孝,因為古代男人普遍壽命短於女人,"孝"在
官家和民間大多體現在回報"母親"上,難道不是對女人的尊重嗎?
現在的所謂"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