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財新《中國改革》：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敘述”是怎樣一步步轉化為國家意識形態的？
高華：奪取政權之初，中國共產黨在經濟領域並沒有立即推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是保留了私有經濟，但是，在意識 形態領域，一開始就提出來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所以，在這一時期，雖然政治上有民主黨派和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頭麵人物參政，但是，在意識形態方麵已經打碎 民國時期的思想秩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破”和“建”。
“破”就是嚴禁中國國民黨的黨化報刊雜誌存在，同時對於一些原先持反蔣親共立場或中間派立場的民間報刊雜誌和出版單位，雖名義上允許，但實際上 以各種手段迫使其關閉。最近，我的一位碩士生的畢業論文就是根據原始檔案，研究南京在1949年前後意識形態環境的變化。她發現，對於當時一些民辦報刊， 新政權通過政治、經濟的各種手段，讓其難以為繼，終令其宣告關門。
《文匯報》是當時全國影響非常大的民辦報紙，在1949年以前是反蔣親共的。1949年以後，《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以為迎來了民間報紙的春 天，但是，他錯了。他自己不能編發任何國際通訊以及任何獨家的政治題材的通訊，必須一切聽命於中宣部，隻能轉載新華社的通訊，在出版自由和采訪方麵的限製 比民國時期嚴厲得多。其實，上級領導已經暗示過他，不存在民間報紙的發展空間，必須完全服從黨的領導。徐鑄成後來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
“建”的方麵有很多措施，比如，甫一建國就要修改教科書，請來了葉聖陶、胡愈之、宋雲彬這樣的著名學者，但是，在思想方麵由中宣部指導。中國共 產黨在這方麵有豐富的經驗，在革命根據地時期，都有專人管教育、管出版，有一套經驗，可以直接拿來用，無非是增加幾個新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通過 學習毛澤東的幾篇重要文章，尤以《新民主主義論》為主，對原先在國統區從事文化教育的人士開展初步改造。當時對中小學教師就是采取這種辦法，先接收下來， 夏季舉辦培訓班，全部進行集訓，由負責人來作報告，然後討論，隨後用這些新概念來教書。實際上是將延安時期的話語，通過強大的國家機器，配合解放軍的勝利 進軍而逐步推廣。推廣過程很順利，因為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既然選擇留在這裏，自然就願意配合。
不過，在推廣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接受新概念一開始不是那麽順利，不像幾年之後，無論中央講了什麽話，底下都完全擁護服從。這時的質疑主要 來自幾個方麵，一是對社會發展階段的質疑，就是斯大林講的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論”，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有 些在國統區從事文教工作的人對此不能接受。二是很多人對“向蘇聯一邊倒”有抵觸。三是建國初期雖然沒有立即開始大規模的清理運動，但是已經有所觸動。有些 知識分子就以所謂“資產階級人性論”來對抗當時正在開始的社會改造。這個過程大概持續到了1950年下半年。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然後就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針對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對美國的好感，開始係統批判美國、頌揚蘇聯，這 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蘇聯在1947年至1948年搞的“反世界主義運動”搬到中國來了。這場運動提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學發明都是俄羅斯人做出來的，美國的 科技發明都是假的。但是，當時中國著名大學裏的知識分子有不少曾經留學英美，特別是理工科知識分子，他們對這套宣傳很吃驚，很不以為然，於是，新政權又針 對這些人重點教育，迫使他們接受。
這一過程的展開基於兩個重要事實：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這是巨大的現實存在；二是中國共產黨占據了幾個製高點，即統一中國、結束內亂 和關注底層，這讓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覺得中國共產黨可能是更進步的，願意承認自己錯了。這是建國以後“革命敘述”的建構方式，伴隨著批判和政治運動，新話語 得以在全國普及。
財新《中國改革》：這一意識形態到後來是否通過“反右”“文革”等大規模運動不斷強化？
高華：到了“反右”“文革”的時候，意識形態的國家化早已定型了。意識形態國家化的關鍵階段是上世紀50年代初，後來繼續發動大規模運動是因為某些中央領導把意識形態問題看得過於敏感。
建國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效果非常明顯。特別是1955年有一個全國性的“向蘇聯學習”運動，非常深入，以至於劉少奇後來批評說1955年“無 產階級教條主義”占統治地位。當然，黨外知識分子接受新思想可能與外在壓力有關。建國初期，社會改造暴風驟雨，一些有嚴重曆史問題的知識分子甚至身陷囹 圄，這對其他人都是一種震懾。後來，壓力稍有緩和，1956年，中央一度提倡“百花齊放”，一部分知識分子以為春天來了，又開始發出質疑之聲，這些質疑實 際上是對於前幾年他們在外部壓力下噤聲的反彈。1957年的“反右”之後，基本不再有來自黨外知識階層的公開質疑了，以後有個別黨內知識分子，對今天看起 來明顯過“左”的政策提出質疑，但限於黨內範圍。像1958年“大躍進”這種今天看來很荒唐的政策，幾乎沒有黨外知識分子公開質疑，因為說實話的教訓太深 刻了。至於他們是不是心悅誠服，另當別論。
不過，領導者還要繼續開展階級鬥爭，先讓黨外知識分子“交心”，經過考驗和研究，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吸收了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這些人算是自己人了。對於更大多數的黨外知識分子，幹脆給他們戴上一個緊箍，隨時可以念咒。
在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黨外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樣就把知識分子問題徹底解決了。
財新《中國改革》：此前知識分子被定性為什麽階層？
高華：此前知識分子被定性為既可以為反動階級服務、又可以為革命階級服務的中間階層。這主要是看革命需要。 建國初期，將近七成的黨員是文盲，甚至部隊中的一些高幹的文化程度都非常低，所以，建國初期有一個吸收年輕知識分子參軍的熱潮。以後，知識分子參軍需要很 多政治條件，特別是要求家庭出身合格，但是，建國初期隻要家庭不是特別有問題，都可以參軍，基本上都是在部隊做文化教育工作，甚至有些直係親屬在上世紀 50年代初期被鎮壓的知識分子還可以繼續在軍隊做文化教員。
到了1955年和1956年左右，新的“自己人”被培養起來，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就基本上都被清除出去了。以後，中央提出，解放前培養的知識分子是“舊知識分子”，解放後培養的知識分子是“新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知識分子。
不過，那些經曆延安整風、且認同灌輸給他們觀念的黨內知識分子，並不屬於“舊知識分子”。建國後，他們都是各地的“接收大員”，比如各地的文化 廳長、教育廳長、大學校長或者黨委書記等等。原來他們是被批判者，現在，把自己經曆的批判和清理對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再來一次，是批判別人的批判者。這是延 安知識分子的雙重性。
但是，“文革”發動以後，在毛澤東首肯的極“左”思想的主導下，所有知識分子都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
財新《中國改革》：提到改造知識分子，你曾經用“有限革命”“無限革命”加以概括，請問這兩個概念怎麽解釋？
高華：這兩個概念不是我提出的，其他學者也用過這種說法。具體而言，有限革命是以改變政權為目標，而無限革命會螺旋式地不斷向更高層麵發展，比如說，奪取政權以後，還要開展精神和靈魂領域的革命。中國革命就是無限革命。這就涉及你提到的革命與人性改造的問題。
人類曆史上有很多大規模的革命，近代意義上的革命就有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等等。英國的“光榮革命”使各方達成妥 協，有問題以後再逐步改善；美國革命推翻了英國統治取得獨立，革命高潮也就過去了。但是，法國革命不一樣，它普及了“公民”的概念，進入到“鍛造新人”的 階段。
俄國革命也是具有創造性的，這場革命具有一種“救世情懷”。“十月革命”之後，俄國文化曾經一度出現多元局麵，在音樂、電影、美術、文學等領域 都有所體現，但上世紀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期就被“黨文化”給平麵化了。上世紀30年代以後，俄國革命進入文化革命階段。到了1934年，斯大林在某 些人的幫助下，創造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術語，在文藝領域一統天下，實現斯大林主義的絕對主導地位。
以後，一個新概念就順理成章提了出來：“蘇維埃人”，或者說“新人”。特點是具備全新的思想，無限忠於領袖，用階級鬥爭的眼光看待一切，自己的 父母很可能就是敵人，要大義滅親。1932年，蘇聯樹立了一個不到13歲的少年帕夫利克•莫羅佐夫作為全國學習的英雄模範，到處都有他的塑像。他的事跡就 是向蘇聯政治保衛局（即以後的克格勃）揭發了他的身為村蘇維埃主席的父親如何同情富農，語涉反動言論，等等，其父隨即被捕，最終死於勞改營中。據蘇聯官方 宣布，莫羅佐夫被其祖父和舅舅在森林中殺害了，然後政府處決了他的祖父、祖母和舅舅，然後號召全國向他學習。這就是典型的“蘇維埃人”。學習他的浪潮直到 上世紀80年代才慢慢消退。我的一個博士生的論文，就是考察中國的英模製度，結論是中國的英模製度一部分來自蘇聯，其中就專門寫到了莫羅佐夫的個案。
所以，要培養新型的人，而不僅僅是一種新的製度。1958年，陳伯達奉毛澤東之命去人民公社的發祥地——河南的“嵖岈山人民公社”考察，他回來 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紅旗》雜誌上，題為《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這就是改造人性。這種對人性的改造就是“無限革命”——不斷改造，靈魂深處爆發革 命，鬥私批修，以至於最後心中除了偉大領袖的教導之外別無雜念。
財新《中國改革》：為什麽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能接受改造？
高華：早在“五四”之前，梁啟超、魯迅等知識分子就覺得中國的國民性存在嚴重問題，應當“改造國民性”。從魯迅的“改造國民性”到中國共產黨的“改造思想”，過渡並不困難。
首先，中國知識分子自從“五四”以來，基本上都是愛國主義者，生長在這個環境下，感受到外敵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壓，痛徹心脾。到了 1949年中國共產黨結束內戰，雖然許多知識分子對“向蘇聯一邊倒”有看法，卻基本認同統一的局麵。他們的思想本身產生了變化，就像費孝通說的，“我們的 時代已經過去了。”
其次，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從“五四”以來，基本上都有民粹傾向，就像“五四”之後魯迅寫於1919年11月的《一件小事》，為自己坐黃包車感到慚 愧，心裏同情窮人。類似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知識分子不知道能否具體幫助窮人，但是對底層人民的困苦是有感覺的。1949年以後，大多數知識分子覺得共產黨 是代表窮人的黨，使窮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很多人反而覺得自己什麽都不是，這就打開了思想改造的大門。
共產黨主要是靠事實——結束內戰、統一中國，改善窮人地位，這些使大多數知識分子開始懷疑自己對社會建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從而開始接受共產黨的若幹新解釋。再加上諸如周恩來這樣的人現身說法，講述自己的改造經曆。連周恩來這樣的人都要思想改造，那他們還能不改造嗎？
財新《中國改革》：你先前曾經提到，延安整風對於中國共產黨奪取國家政權大有助力。那麽，建國之後的這種改造思想的鬥爭，又起到了怎樣的實際作用呢？
高華：它首先是對黨起作用，把黨變成一個具有高度戰鬥性、紀律性的嚴密組織。另外，它提供了一個整合社會、 特別是整合人的思想的基本方法。關鍵是，它鍛造了兼具忠誠和戰鬥性的革命者，一方麵無限忠於領袖，聽組織的話；另一方麵又站穩階級立場，對敵鬥爭勇敢，敢 於衝破傳統倫理秩序，做大義滅親的革命先鋒。
當然，也有很多很現實的因素，不單純是為了主義和理論，很多時候也是出自權力、利益的考慮，強調師出有名，什麽事情都要先搞一個概念。這次是 “右傾”、下次是“左傾”，再下次是“小腳女人”“形左實右”“反黨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者”“黑幫”“走資派”“犯了走資派錯誤”“右傾翻案風”“投 降派”等等……永遠有概念。當然，這也有解釋，諸如“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等等，從此“階級鬥爭”就可給任何鬥爭找到合理性的 解釋了。
同時，不可否認，執政者也是極其成熟、老練的政治家，如果局麵走向極端，也知道要回頭。比如到了“文革”後期，老百姓已經對無休止的“鬥爭”產生厭倦，就提出“安定團結”的口號，甚至還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當然，轉折點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
財新《中國改革》：毛澤東對話語的重視是一以貫之的嗎？
高華：是的。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特別關注這個問題。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 話，說自己是毛澤東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巡邏兵。他們高度敏感，一首詩、一本小說、一部戲劇、一篇寓言，都能從政治角度嗅出某種東西。這其實並不是上世紀60 年代初期突然產生的，早在建國以前就是如此。那時，毛澤東提拔了一批他信任的人從事這方麵的工作，比如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陸定一從1945年開始任 中宣部部長，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夕下台，做了20多年，時間不可謂不長。周揚在建國以後擔任中宣部副部長，負責文藝領域。他們都是意識形態專 家。
毛澤東在解放戰爭時期給新華社寫了不少通訊。50年代以後，有關胡風、“反右”的幾篇社論，也都是他寫的。“文革”中不斷傳來的最高指示，諸如 “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吐故納新”“一個人有動脈靜脈”等等，很通俗易懂。直到在床上不能動了，毛澤東都親自看社論、加批語、定調子。
也有前後調子截然相反的情況。比如，建國初期有一個膾炙人口的口號：“向蘇聯一邊倒”，強調中蘇友好。在曆史上，中國人大多對俄國抱有懷疑和警 惕，因為受俄國人欺負太深，但毛澤東就這麽說，那時中國共產黨的威信那麽高，各級黨組織又強力推廣，甚至自上而下建立“中蘇友好協會”，開展大規模的推廣 和宣傳，居然改變了中國人的想法。幾年以後，這個口號又不提了。但誰又會公開質疑為什麽不講“一邊倒”了？再比如，毛澤東先說“鐵托是修正主義”，後來在 1974年、1975年左右又說“鐵托是一塊鐵”，也不做解釋。其他宣傳再跟上，時間過去也就過去了。
毛澤東有兩個理論班子，一個是老一點的，像陳伯達等人，另一個是年輕些的，張春橋、姚文元等。毛澤東更欣賞張、姚，最終導致陳伯達在1970年 廬山會議之後被逐出權力中心，鋃鐺入獄。“文革”開始以後，毛澤東還有一種新傾向，就是選一些“大老粗”來管理這項工作。雖然中央一級是由張春橋等人定調 子，控製《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但是，很多次級部門的意識形態工作開始選用沒有多少文化的幹部，隻要負責傳達就可以了。毛澤東常說“丘八管秀才”，因為 他對黨內的意識形態專家不滿意，覺得這些人跟不上自己的思想，反而更欣賞那些文化不高、工農出身的同誌，隻要能領會、跟著做就行了。他之所以欣賞張春橋， 一個重要原因是張春橋能夠嚴格遵循他的框架而又有所創新，很聰明地總結出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財新《中國改革》：除了詞語之外，圖像也是“革命敘述”中比較重要的部分吧？
高華：對。我曾就張大力的“第二曆史”展覽做過一個發言，專門講圖像之塑造。（藝術家張大力近年來致力於收 集同一張曆史照片的多個版本，展示原版與後期因政治或宣傳需要而修改帶來的差異。——編者）我認為，這是因為近代以來出於建構“英雄創世紀”的新敘述的需 要，因而去不斷修改、完善圖像，也就是為了表現某一種概念、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必須將有關記憶或記敘反複修改或者刪改，使之趨於“完美”。背後的思想邏輯 是一種完美主義的世界觀，一種絕對論。“第二曆史”是國家主義的文字影像再造工程的產物。
財新《中國改革》：除了修改照片，還有一些其他的圖像化的表現，比如懸掛領袖的頭像，這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高華：中國的曆史傳統裏有類似的舉措，比如晚清保路運動的時候，就曾經供奉皇帝、皇太後的牌位來表達某種政 治訴求。但是，將懸掛領袖的頭像作為習慣，主要是從蘇聯來的，是精神動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24年，列寧去世的時候，中國國民黨在廣東召開紀念大 會，就懸掛了列寧的大幅畫像，同時也懸掛了當時還在世的孫中山的照片。這以後就成了慣例。
中國共產黨一開始並不懸掛自己的領導人頭像，都是掛馬恩列斯，或有時是馬恩，有時是馬列。懸掛毛澤東的頭像是到延安以後。但是，在1939年時 的延安，是懸掛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像。當時張聞天對中央宣傳部還有一定影響力，就是在他的倡導下跟蘇聯學習的。蘇聯是雙重製，既懸掛斯大林的頭像， 也在“五一”和“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時候懸掛所有政治局成員的像。
後來，延安不再懸掛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頭像。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為了壯大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的聲勢，加深民眾的認知，共 同懸掛毛澤東和朱德的頭像。以後就以懸掛毛澤東的頭像為主。但是，每逢“五一”“十一”，還是要在天安門廣場懸掛馬恩列斯以及孫中山的頭像。中國在“文 革”期間宣傳毛澤東是中國和第三世界人民的“紅太陽”，但仍然是說“馬恩列斯毛”。
財新《中國改革》：1971年“九一三”事件可以看做是這套話語體係開始放鬆的轉折點嗎？
高華：對，因為它以震撼的方式顛覆了“文革”的合法性。此前“文革”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以後各個概念就很難 互相支持了。盡管我們現在知道林彪在“文革”期間並不過問多少具體工作，但是，“文革”是跟林彪的名字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沒有上世紀60年代他營造的個人 崇拜文化，是難以發動“文革”的。他這麵牆一倒，整個“文革”的大廈就搖搖欲墜了。
所以，1971年以後，“文革”進攻性的態勢弱了，變成以捍衛性為主的運動，提出了“保衛文革成果”“反擊右傾回潮”“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口號，之所以說“就是好”，就是因為有人覺得不好嘛。
當然，如果沒有“九一三事件”，也很難說“文革”可以持續多久。“繼續革命”必須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群眾和領袖持續沸騰的革命熱情，人們的 激情、理想主義始終燃燒到沸點狀態。二是切斷一切中外文化聯係的渠道，比如，1966年8月全國的圖書館就關門了，《人民文學》《中國青年》《中國婦女》 等等很多雜誌也自動宣告停刊。整個的社會信息單一化，信息隻來自一個方向。這樣就可以通過“兩報一刊”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直接發布最新最高指示，實現領 袖對人民的直接引導。而全國各省市的報紙完全是《人民日報》的翻版。
如果出現了異樣文化，就會產生一種潛流。所以，即便對於馬列主義，也必須在正確的指導下學，不能自己瞎學。因為對於馬列主義的個人化的釋讀，有 些是和“文革”新秩序嚴重對立的。比如，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就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當時就被抓了起來。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多次批評“假馬克 思主義者”，說“書讀多了也是壞事”。這種思想影響很大，在正確地反教條主義的同時，又無形中和黨內長期存在的推崇、鼓勵農民文化以及大老粗的思想和作風 融為一體，而“文革”時期人們正是以“我沒文化”“我是大老粗”為榮的。
“九一三”事件發生以後，很多民眾對“文革”有所懷疑和反思。也正是在這一年10月，中國進入聯合國，感覺到有與外界交流的需要。此後把閥門稍微打開了一點點，才有比較多的“內部書籍”出版。“內部書籍”在“文革”前的出版量是較少的。
財新《中國改革》：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是否意味著“革命敘述”的轉型？
高華：我對改革沒有專門研究，但是確實有轉換。把“以階級鬥爭為綱”轉換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實 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肯定是大轉換。從對所有人都要分“左中右”，到現在“以人為本”，這也是一個大轉換。但是，改革開放以後，主政者仍然要掌握 對理論的解釋權，這個基本上沒變。
共產主義中消滅所謂有產者是不人道,但是做為一個政治家,
裏根他的知識是不夠的,因為販賣黑奴和種族屠殺才更醜惡.
因為黑奴和如印第安人才是最無辜的,他們連發表不同意見的機會都沒有,也沒有如部分有產者獲取財富過程中的不義和血腥.
共產主義中的過失是內部解決貧富差距的簡單化,
以上兩者販賣黑奴和種族屠殺是極端的無恥和故意的犯罪 !!
而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國的受害者之多，破壞之烈，流毒之深，則是世所罕見的！
謝謝好文 ！
感謝互聯網打破我黨的黨文化，曆史從此不再是我黨的花瓶，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