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追思會上的發言（轉貼）

2011年12月30日，著名曆史學家高華先生追悼會在南京石子崗殯儀館舉行。國內各地知識界人士、親友家屬、南京大學師生數百人為其送行。

當日下午，高華先生的生前好友，自發組織了民間追思會。蕭功秦、朱學勤、周誌興、楊奎鬆、秦暉、許紀霖、張鳴、梁曉燕、劉擎、江榮生、王曉漁、杜興、景凱旋、範泓、邵建、胡傑等出席了追思會。

以下是部分發言的錄音整理（有所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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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永存史卷》

朱學勤（上海大學曆史係教授）：
　　
我們這一代人在幾個曆史重大問題上，不能交白卷。在眾多答卷中，我以為高華這一份是最為出色者之一
　　
主持人讓我總結高華先生的學術成就，我不合適。還是讓我作為高華的朋友，一個與他交往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從個人的角度來講講高華這個人，講講高華這本書。
　　
高華是我們這一代人中的傑出代表。我們這一代人有兩件事無法回避，一是文革，二是改革，這是我們的生命底色。改革的曆史，我們可以寫，後代人也可以寫，但文革的曆史，必須由我們自己來交這個答卷，在這一重大問題上，我們不能交白卷。
　　
事實上，我們這一代人也通過各種文本、各種方式，陸陸續續地交出了答卷，但在眾多答卷中，我以為高華這一份是最為出色者之一。他深刻挖掘了文革得以形成的老根——中共黨內生活之淵源。文革發生已經有四十多年來，到現在還是一個聚集風雲的話題。在曆史上，它還會和法國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命運一樣，讓多少代人持續不斷地爭論下去。但無論是後麵有多少代人參與討論、爭論、辯論，它繞不過我們這一代文革經曆者所交出的答卷，繞不過高華這個人。
　　
高華讓我最感佩的是，1977年恢複高考、研究生考試，我們這一代人進入曆史係有很多人，但對於黨史專業，基本上是回避或拒絕。高華毅然敲門，破門而入。這是需要勇氣，需要擔當的。20年前，在那個年代選擇曆史專業，進入這個大門以後，再去敲黨史這第二扇門，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他是在怎樣一種曆史環境下來寫那本書的：是收音機裏傳出蘇聯八一九政變的廣播，在一個與鄰居共用的小廚房裏攤開稿子，黑夜奮然命筆。今天的學術氛圍沒有根本的變化，隻是各種各樣的課題費多了，開始是人搶錢，現在是錢搶人，大學已經被各種各樣的課題費其實是人民幣淹沒，能耐住寂寞不申請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謂課題的人幾乎沒有了。2002年我與高華參加夏威夷國際會議，為節省經費，會議安排我們住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學學生宿舍。我們倆人住同一房間，曾為此感慨並預感學術氛圍在表麵繁榮的假象下更為崩壞，80年代最後一年開始形成的“第二學術圈”將逐漸瓦解，被體製內“第一學術圈”分化吸收，我們的日子將更為艱難，隻能相互打氣，文雅的說法叫“共勉”。但高華堅持下來了，我們可以去查高華在南大的學術履曆，在取得如此學術成就、獲得海內外高度讚譽的同時，他是否申請過一個“國家課題”？高華留下的這一成就，對那些動輒以是否取得國家課題來量人度己者是一個有力回擊。
　　
高華當時進入這一行，我一直覺得很驚訝。太難出成果了！有想法，有書稿，怎麽能流傳下來？一輩子鎖在抽屜裏？那實在也於心不甘。高華用他一生的經曆，最好不過地回答了我的困惑，第一，在最不可能出成果的地方，他出成果了；第二，還不是一般的成果，一個大大的成果，一鳴驚人！作為我們這一代人，他沒有交白卷，交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卷。我們今天在追悼會上看到， 餘英時先生也寫了：“讀過高華先生的書，很佩服”。
　　
其次，我們今天在這個民間場合，不能不正麵談談今天上午校方主祭時回避提及的高華這本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的學術成就，上下兩代人，同時交口稱讚，這是不容易的。上麵一代人，我以現在黨內所謂“兩頭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方老先生為例。他最近寫了《黨史筆記》兩本，一而再再二三地引用高華這本書。我與何方老先生有兩次交談，一次在上海交大，一次在北京他寓所，兩次都談到這本書。須知何方先生眼界是非常高的，不用說跟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與他的同代人，他都直言不諱。我就知道他和李慎之通信中，對李慎之先生的一些觀點提出坦率批評，慎公是有傲氣的人，他對他們同代人非常挑剔，但慎公曾對我說過，黨史這一塊，他重視何方的意見。而在談到高華這本書時，何方豎著大拇指，連聲說好。讓一個延安整風的過來人，而且是有高層閱曆的過來人，來承認一個後代人完全靠資料，而且是公開的資料不是什麽秘辛傳聞，寫延安整風，竟是一部信史，靠得住，繞不開，這是不容易的。
　　
下一代人中，我問過，我教過書的，或者有交往的晚輩，黨史這麽多書，你們看過哪些？他們不約而同地都說看過《紅太陽》（編者注：即《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當然，他們更多的是通過複印，不是看的香港原版。一個人的書雖然是在香港出版，但是能夠得到國內年輕讀者這樣廣泛的響應，在我們這一代人，是很罕見的。高華的書雖然是在香港出版，傳播發行都受到限製，但在中國大陸，上中下三代人，該看還是都看到了，讀過了，多少學黨史的後來之輩，都在千百次地引用，僅此一點，作為一個學者，高華就足以自慰，足以傲視體製內那些蠅營狗苟的眾多偽學者。
　　
這本書開辟了毛澤東研究的一個嶄新的空間。說得低調一點，是一個標誌性事件，說得稍微滿一點，在毛澤東研究、延安整風研究，從延安整風到文革的曆史研究，這三塊當中具有裏程碑價值。
　　
在這個意義上，高華選擇12月26日這個特殊的日子走了，他走而無憾，無論是這個人，還是這本書，都永存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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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自由主義精神結合的典範》 

蕭功秦（上海交大政治學教授）：

曆史學需要史才、史學與史識，而史識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悟力。這種能力在高華身上是非常突出的
　　
我可以說是高華的老朋友了，大概與他交往有33年之久。1980年前後，那時我是南京大學的研究生，高華是本科生。從此以後，我們就一直在交往。我和他在台灣待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經常一起去逛重慶南路的書店，幾乎是無話不談。他每一次到上海來，我騎著我的破摩托車，到他那個狹小的閣樓上麵去找他，一談就是三四個小時。然後他把我送到樓底，我就開著摩托車離開。
　　
那麽多年來，我覺得高華的身上，他是把儒家的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精神結合得最完美的一個人。他為人處事，充滿著儒家的那種風度和風範，既內斂又有非常強的責任感，有“天下為公”的精神，同時在思想上又是充滿了寬容。我覺得如果要在中國找一個儒家文明、中國傳統文明，和自由主義理想有如此完美結合的人，他是首選，確實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典範人物。
　　
我要談一下對他的史學地位的評價，我曾經說過，他和在座的很多學者用自己的一生的努力，形成了一種學派。我把它稱為叫“新實證主義”學派。包括楊奎鬆、沈誌華、韓鋼各位，他們是在治史過程中當中逐漸形成的相同的研究風格的。高華曾經也偶然說過這個事，他說，實際上我這個研究可以稱為“新實證主義”。為什麽叫“新實證主義”呢？它反對過度解釋。它一定要從材料當中、從史料當中還原曆史的真實，但是反對對它進行教條化的先入之見的過度解釋。通過對史實的發掘，將真實的曆史呈現出來，用常識的理性去感動人、去說服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高華可以說是這一學派中的佼佼者。
　　
不久以前，我在重慶、成都的一個會議上，做一個長篇的關於中國史學的發言，內容就叫做“新時代需要新史學”。我特別提出了“新實證學派”及其重要意義，特別指出了高華本身的作用。我說，高華的這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實際上是我們這一代曆史學家，留給一百年以後的子孫的一個禮物，讓他們看到我們是怎麽反思曆史的，我們從曆史當中獲得了什麽，我們感悟到了什麽，我們希望什麽。
　　
高華那麽多年的努力，我把它總結成三點，作為我們曆史學者，作為後一代的曆史研究生們、大學生們值得吸取的經驗，或者說可以從那裏得到啟示的。
　　
第一點，我覺得，他的成功在於他具有一種超凡的洞察力，我把它稱為叫“曆史的悟性”。所謂的“悟性”，就是說當你用有限的信息，來還原整體曆史的那種能力。你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你是依靠這種感悟，把整體麵貌還原出來。這種能力在高華身上是非常突出的。他曾經給我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楊尚昆的兒子，讀了高華在《南方周末》上寫的《初讀〈楊尚昆日記〉》一文以後，就專程到南京來找他，對他說，我到南京來，就是我對你發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麽人，你怎麽對我父親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經問過我們家族所有的人，他們沒有一個認識你，但是你寫我的父親確實非常真實，你把我父親內心世界點活了。你把我父親講到點子上去了。你到底是認識我們什麽人？高華說，你們家的人我一個都不認識，我就是看你父親的日記。

高華這種洞察力我覺得是曆史學家最可貴的。人們說。曆史學需要史才、史學與史識，而史識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感悟力。當你讀了二十本書，就能通過悟性得出人家看一百本書才能得出的結論，那就是你的一種悟性。高華身上這種東西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點，我覺得他有一種儒家所具有的那種邊緣化的生活狀態。他沒有進入體製。他雖然在體製裏生活，但是他和體製保持相當的距離。他從來沒有申報過官方的課題。他在這種邊緣狀態當中，自得其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種在邊緣狀態那種自得其樂，就是儒家精神，在他身上體現得非常突出。
　　
第三，他身上表現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不是一種口號，而是通過人生的經驗，通過自己體認，去追求這個社會的真善美，從而寫出他的著作來。
　　
他這種責任感，就是通過他的這種事業表現出來的。那麽多年，可以說，我認為他是我一生當中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當他到上海來開刀的一天，因為是好朋友嘛，我就幹脆把紙捅開了。我說人生來是有限的，也許你可能比我早走，我們很多人比你晚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從生命的曆史長河來說，按照十億年這個生命曆程來說，十年不過就是一秒鍾。我們隻是比你晚走一秒鍾而已。但是你的這本書，卻是有超越一個人的人生生命時間長度的價值。他當時非常感動，他把這句話告訴他的太太。
　　
在他過世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時候，想像著他在天堂裏的樣子。我想像著那是天堂裏一個朦朧的早晨，他一個人，坐在一張長椅子上，有點孤獨。我總覺得我們大概總有一天，會去見他的。我想像著，在這個長椅子上麵，繼續著我們的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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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高華》 

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教授）：
　
他有很儒雅的一麵，有很嚴肅的一麵，但是他確實是很好玩的人
　　
我在（2011年12月）24日，高華先生去世的前三天，有幸能和他在一起。我正好來南京，去見他。上午大概九點半到病房，談到十一點半，聊了很長時間。我對生命有一點敏感，可能是我以前幹過獸醫，對生命非常敏感。今年年初我已經來過一次了，我感覺高華快不行了，生命似乎正在從他的軀體裏離開。那時候我都快控製不住。小劉跟我說你千萬別哭，你跟他聊，聊得開心點。在我的感覺，其實高華對自己的走，有感覺，但是他非常坦然。我們聊的時候，他就說，你現在被“五毛”圍攻，不要理他們。他說過多次，他一直在看我的微博，看我的博客，每天都看，在病床上，就用手機看。他說你做就行了，別管人家怎麽罵。多年以來，我寫博客上微博的時候，我都在想，高華在看，高華要看，所以我每天都更新。

我們也討論了很多學術上的事，現在最新的史料他都知道，學界的事他也都知道。

大家都說好多高華的事，大家對他的評價，我都認同，隻補充一點，高華其實在我眼中，是一個挺好玩的人。他有很儒雅的一麵，有很嚴肅的一麵，但是他確實是很好玩的人。我記得是2008年還是2009年，熊景明組織了一次活動，有秦暉和章詒和等參加。我們在吃飯的時候，高華要拉我表演節目。我說我們唱什麽，他說唱“我們是害蟲”。我說怎麽唱這歌，他說我們現在在某些人眼裏，就是害蟲。我們唱完了，大家都樂死了。他就是特別好玩的人。

我和他交往，其實很晚的，但確實走得很深。我很看重他，他也比較欣賞我。他有非常童真的一麵，他給學生上課也好，講課也好，甚至談學術也好，那是另外一個高華，我看到更多的他是一個小孩的形態，特別好玩。我看秦暉也是這樣。他完全是一個赤子之心。不是一個膽大的人，但卻把天給捅了個窟窿。

他之所以走這條路，真的是驅使於知識分子的良心，這是良知驅使不得不這麽做。他身上的恐懼比我們都要多。這種恐懼我有，但恐懼在他身上的影響，比我們大得多。我感覺到這點。他也後悔過。得病之後，他有一次給我說：哎呀，我還是做古代史好，不接觸這樣慘的材料，不揭露黑暗，可能好一些。我說你已經不可能了。他說，是啊，不可能了，根本不可能去做古代史。

我走到今天，從一個書齋學者變成經常批判現實的人，高華一直在支持我，我隻要出了新書，每次都是他第一個給我掌聲，包括我對史學界的批評，他也讚同。我隻想說，他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所以那天聊完之後，我回去之後，心情非常不好。我當時就感他真的很快就不行了。以前也想過，高華是不是就要徹底走了，但是這一天到了的時候，還真是受不了。

那天，熊景明老師給我說，你手快，能不能代替大家寫一篇祭文。那天晚上，我一宿沒睡，就寫了。

　　祭高華

風起鍾山，哲人其萎，凜凜雪雨，草木凋零。
今我來兮，斯人已去，哭君壯歲，英年早逝，錦繡文章，更待誰書？
哀君事業，中道崩殂，曆史真相，何由得明？
憐君家人，孤孀弱子，大樹摧矣，何枝可依？
傷君門生，痛失良師，庭訓堂聽，寂寂無聲。
憶君，惜君；念君，哀君；思君，痛君；
哀哉高華！惜哉高華！痛哉高華！傷哉高華！高華之後，更無高華！
君去之後，國有難事，誰與相析？我有佳文，誰其擊節？
重九登高，使君不在，遍插茱萸，更少一人。
雪夜圍爐，君其逝矣，促膝晤談，永稀哲音。
君逝之日，天黑如墨，鬼蜮成陣，遍地狼犬，
深巷警笛，文網深密，靡有孑遺。
無良當道，阿諛成風。良士遭難，佞人乘龍。
斯世斯景，君去天堂，我留人境，忍待天明。

天喪英傑兮，上蒼不公。朋輩成鬼兮，怒向刀叢。
欲聆君教兮，天人永隔。斯人其逝兮，再無知音。
長歌當哭兮，泣不成聲。天地慘然兮，共我一哭。
哭天，哭地，哭南大，哭我良朋。
謹以馨香一束，香草幾枝，鮮花數瓣，獻於君前。
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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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更多的高華繼承我們的工作》

楊奎鬆（北京大學教授及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希望的是我們還能有年輕人，來繼承我們未完成和無法完成的工作

我想，高華走了，我們最難受的一點，是跟我同道並且從事同一工作的人，又少了一個。這麽說，其實剛才朱學勤也已經講了，就是我們學曆史的人很多，研究曆史的大家也很多，但是真正從曆史學的方法來比較係統地研究中共史，比較係統地來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人，卻極少極少。到今天為止，我們剩下的人，如果大概計算一下的話，可能也就隻剩下三四個，四五個了。而且，剩下的也基本上都五十多歲，後麵的年輕人基本上還沒有跟上來。多數還隻是在做個案研究，或微觀研究，或比較小的問題的研究。

剛才和李蓓蓓老師還在講，我們現在真是很難寄希望於年輕人跟我們一起來做這樣的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要謀生活，他們要求他們的學位，求他們的職稱，要養他們的家，所以他們很難坐冷板凳，每年必須要想辦法發表幾篇論文，而且還必須要在國內發表，要發表在什麽核心的刊物上，必須申報和完成這樣那樣的課題，必須要在國內出版通過審查的專著。隻有這樣，他們在學術上才能得到認可，才能評職稱，但這樣他們也就首先必須要政治正確。

我們這些人走到今天，現在已經不求這些了，也不怕別人認不認可了，也不擔心生存方麵的問題了，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做。但這並不等於我們真的能夠改變什麽。包括高華先生，我們一直在講，高華整個的經曆，其實和我們在座的同齡人都差不多。我和高華都當過八年工人，也是文革以後上大學的，然後也都一直在做學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高華的書出得不多，文章也出得不多。《紅太陽》這本書是2001年出版的，之前他沒有出版過專著。而且這本書也是在香港出的，在大陸隻是兩三年前才集了一個集子。為什麽他出的書和大部分的文章都出在海外，這說明了一個什麽問題？這說明他研究的那些對象，包括他研究的那些問題，一多半在大陸幾乎不能發表，不能出版。

包括《紅太陽》這本書出來，對他影響很大，大家剛才也講了。問題是，它除了帶來了學術上的，或者說研究能力上眾多的稱譽以外，它是不是更多地給他帶來的是壓力，是精神上的困擾，還有各種各樣的麻煩呢？

講到這裏，我不能不說到高華的病。高華是我推介，包括幫助引進到華東師大去的，我做了很多工作，他也確實一度正式在華東師大上班了。但是，我最後悔的也是……也是這件事最後沒辦成。所有都成了，但最後又失敗了。以至於他回去沒多久，就病了……

所以，今天在這裏紀念高華，我個人最希望的是我們還能有年輕人，來繼承我們未完成和無法完成的工作。

謝謝大家。（抽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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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書生的高華》 

許紀霖（華東師大曆史係教授）：

高華本不是一個豪傑，他隻是一介書生，但他內心裏麵有書生的純粹和意誌的韌勁
　　
我認識高華已經二十多年了，1989年之後，在大家最絕望的時候，我們一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撰寫《中國現代化史》高華作為重要的作者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期間，他告訴我，他已經開始在默默搜集資料，要寫一本關於延安整風的書，這就是《紅太陽是怎麽升起的》。這是一本寫給曆史看的書。因為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不知道是否會帶來麻煩。90年代不像今天，已經有了比較成規模的民間社會，有媒體參與，有民間出版，有海外渠道，還有網絡空間，可你寫什麽東西大家都能讀到。高華在動手寫《紅太陽》的時候，是孤身一人、他默默無聞，生活艱辛。他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做一件不知道結果的事情。

高華不是一個無畏無懼的戰士，他從小是在陰影裏麵長大，父親是右派，文革的時候，為了躲避殺身之禍，一度逃亡，家門口貼滿了通緝他父親的通緝令。高華的一生都生活在莫名的恐懼感之中，這種恐懼感籠罩了他的一生的。他有一種天生的自我保護意識。他太懂中國曆史了，在政治上比一般人還要謹慎。他對政治本身沒有興趣，但他有良知，有學術上的擔當，有說真話、揭穿曆史真相的內心衝動。這種衝動超越了功利，不追求任何世俗的回報。

寫《紅太陽》時候的高華，幾乎一貧如洗，隻是一個副教授，在學術界很邊緣，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應該盡快解決職稱、拿幾個課題、賺些小錢。但高華真正關懷的，卻是曆史真相。他明白書出版之後可能會麵對什麽，有過一些猶豫，但最後決定還是要寫。寫的時候不再考慮出版，作好了為抽屜寫作的準備，反而可以秉筆直書。稿子出來之後，在很小的朋友圈中傳閱，大家一看，非常震撼，這就是一個裏程碑式的著作！高華以自己出色的曆史理解和想象力，還原出權力的內在邏輯，這個邏輯對已有的曆史正當性是摧毀性的。我最先推薦給香港的天地圖書公司，天地公司雖然知道是好書，但覺得過於學術化，有點猶豫。書稿到了金觀濤先生這裏，他領導的香港中大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剛剛開始以香港中大出版社的名義出版圖書，雖然經費困難，但馬上拍板決定出版，我至今還記得觀濤當年說的一句話：從此大家會知道誰是高華。

《紅太陽》的出版給高華帶來巨大的榮譽，同時也帶來難以想象的壓力，後來發生的一連串結果，比他想象的還要更嚴峻。他後來的處境，對他最具有殺傷力的，還不是有形的那些被體製邊緣化，而是無形的恐懼感，我覺得他後來的得病是與這種壓力直接相關的。但高華都承受了，他患病以後精神上有一種很大的超越，眼神越來越明亮和堅定，不僅是麵對死神，而且也淡看了人間風雨。高華本不是一個豪傑，他隻是一介書生，但他內心裏麵有書生的純粹和意誌的韌勁。

他走了，看著他遠去的背影，我向這位老朋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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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守和超越》 

景凱旋（南京大學教授）

捍衛記憶，尋求真相。高華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史識，都是值得感佩的
　　
我和高華認識有27年了，當時他剛剛進入南大曆史係，我也進入南大中文係，讀研究生。那時他還住在上海路那個小房子裏，廚房是公用的，我去他家的時候，孩子還很小，他自己的書桌也非常小。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樓板上全是堆滿了報紙，舊的報紙和書籍。他在《紅太陽》後記中談到的一些經曆，當時他就給我們談了一些。

我覺得，我和他能走得近，可能就是價值觀相同。我們雖然不是一個專業的，但都有一個情結。這個情結就是雖然文革過去了，隨著時間的過去越來越遠了，但是好像永遠都纏繞在我們心頭。就是說這是一筆賬，也是一個金礦，要把它挖出來。那個時候，中國開始傳進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我們有時候在一起談，中國還沒有出現這樣的東西，我們這代人對不起中國這段曆史，也對不起中國十幾億人民。所以他一直做這個，是令人感佩的。我後來心裏也有一個感歎，就是古人說的“察見淵魚者不祥”。他做的這個工作，除了材料的問題，其實是研究一個非常黑暗的東西。他這樣一個善良的人去做這個東西，人格上的衝突和矛盾，我覺得是非常難。我自己就躲避了，讀研究生的時候，讀古代文學去了，逃避了。而他卻能夠直麵這段現實，直麵我們共同經曆的文革曆史。所以我覺得他後來生這個病和這個還是有關係的，長期地研究這些東西，身心會交瘁，我自問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潰的。

所以，他的書出來以後，我覺得就是做了一種，可以稱得上非常偉大的工作。就是捍衛記憶，尋求真相。而這個恰恰是我們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現在這些年輕人，這幾代人應該繼續做下去的工作。

剛才也有老師談到，我們現在社會實際上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盛世時代。需要我們做很多工作，需要我們麵對很多當下的事情。應該說，對年輕人來說，要不斷地積累知識、開闊視野，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應該是把自己長期思考的東西趕快吐出來。

高華我知道他的性格，也能感覺到，剛才許紀霖老師說得好，這個時代過來的人都有一種無端的恐懼感。我和他談話時，能夠感覺到。他如果做別的研究，也會做得很好，但最後，他為了他所鍾愛的事業還是堅持做下去，這仿佛是他的使命，是飛蛾撲火般的運命，實際上他寫出來的東西證明他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本來的那種性格。

最近兩年，我們還偶爾見見麵喝喝茶，他那時候都是對自己的病有信心，實際上是對年輕人有信心。他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史識，都是值得感佩的。對我個人而言，我自己也要抓緊時間做點有意義的事情。

最近又在悼念哈維爾，他們那一代人當時提出來“現代最大的危機是意義的危機。”這是一個意義消失的時代，而知識分子則應當要堅守意義。他們那代人堅守了意義，而且他們看到了成功。所以我相信我們堅守意義，我想幾十年，幾百年，哪怕就是在等待戈多吧，還是會等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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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紀念》 

嚴搏非（上海出版人）

這個工作，希望有人能做下去，把他這部分稿子整理出來。這將是一個對高華最好的紀念
　　
前兩天，就是高華去世的那天早晨，他的學生打電話來。（高華走了）雖然早有預料，但還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我們這一代人，已經開始在走向死亡。最近這兩年，走的人越來越多。這意味著我們的時間不多，我們很快就要走向生命終點。

高華的出現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國近當代曆史領域，尤其是在中共黨史這一塊，會出現像高華、奎鬆、誌華這樣出色的研究群體，出現這樣幾個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和高華也認識很久，有二十來年。最早是在八十年代，高華到上海來，當時上海還有一些朋友也是在做黨史研究，但是這一群人後來真正留下來，一直往前走的，就這麽幾個人。就像剛才奎鬆講的，真的是“空前絕後”。但這樣的工作對於我們是何等重要，它告訴我們從哪裏來，我們今天所生活的這樣一個時代是怎麽來的。如果我們不能夠認識這個問題，我們怎麽能夠往前走？

我記得前兩年，好像是2008年，高華在上海，我們一起吃飯、談事情。那時候他已經確認得病了，他放棄了他的《國史》的寫作。那個《國史》他已經寫了兩萬多字，但是他不準備再進行下去了。他說，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重新修訂《紅太陽》。他說大致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需要改動，已經準備了十幾萬字的材料，而且不僅是簡單的修訂，不僅是增加材料，還包括一部分敘述的改變。但是這件事情，我們知道到今天為止，好像還沒有做。

最近這兩年，我跟高華通的電話也不多，每年也就是兩三個電話。我注意到他這兩年，是在努力地把他想說的話講出來。他不斷地有文章出來，盡管還是在談曆史，但是整個關懷全在當下，立場和思想非常清楚。但修訂《紅太陽》這件事卻還沒有做。我相信這個稿子已經在了，盡管不一定完整，這個工作，希望有人能做下去，把他這部分稿子整理出來。這將是一個對高華最好的紀念。

最後我想說，高華的生命，很可能象征著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我們可能被注定了要抱憾終身。但是一代人還是要做一代人的事，對於我們而言，時間緊迫，有想做的事，有想說的話，盡快去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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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曆史的塵埃》 

　熊景明（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助理主任）

高華走了。聖誕假日最後一天早晨，打開郵箱，竟有五封郵件帶來這同一噩耗。他的學生傳來記錄他最後幾天的日記：“高老師今天精神很好，頭發也整整齊齊，也許是便血之後，高熱退掉了，肚子也沒有原來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師旁邊，輕聲讀聖嚴法師《智慧100》中解法句經的一小則文字，經文曰：無樂小樂、小辯小慧，觀求大者，乃獲大安。我對高老師說，高老師一直持大曆史觀，注意曆史的延續性，從大處著眼看透曆史，難怪內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靜堅強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謂‘乃獲大安’。高老師躺在那裏笑了。”
　　
高華在這個與他的研究工作極為相關的日子——12月26日去世，讓人感慨。他1954年出生於南京，“文革”期間做過八年工人，恢複高考後於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曆史係，此後便留校任教。他的著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經八次印刷，2011年還出了簡體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於公開出版的資料，眾多學者公認，這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史學界，對中國近代曆史尤其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反思的一項重大成果。
　　
正如該書封底的提要所概括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20世紀中國曆史進程的重大曆史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曆次政治運動的濫觴。”而高華此書，借他在前言裏麵的說法，誌在於“拂去曆史的塵埃，將延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曆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曆史敘述和解釋”。這本書是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之作，學者陳彥曾撰文稱，“他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來收集、考辨各種殘缺不全的檔案材料和零散的個人回憶，他善於從大量點滴事實中捕捉其間的內在聯係，他的每一重要論據都有來源引證……這種嚴肅、實證的學風為此書奠定了信史的基礎，而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2010年1月，高華的史學隨筆集《革命年代》經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了近年來撰寫的35篇有關民國十年、革命詞語等問題的研究文章。
　　
高華認為，如果隻是把握曆史細節，最多隻是個史料專家，而探索曆史後麵的思想，建立曆史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更有意義的追求。但顯而易見，他對曆史的通達，他對資料的把握，他的天賦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講述一位領導人物最後幾年的書。我請教他對此人的看法，他答，此人臣服於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認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來利用；上司覺得壞到70分，他會以壞到100分來對待。對曆史人物的剖析別具一格，是高華的特長。
　　
和高華聊天就像與曆史對話，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將當代中國的每個曆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弄得清清楚楚，將每個曆史人物還原，並活靈活現地描述出來。一次他在我書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親的詩集，說，此人在山東某縣做官時，給共產黨捐了多少大洋，後來如何如何。這些情節，此書並無記載，都是高華儲存在大腦中用之不竭的曆史素材。
　　
2006年高華到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任訪問教授期間，參加了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頻頻舉辦的午餐研討會。如果題目涉及民國以還的曆史，坐在聽眾席上的高華會提出問題和評論，知識不亞於台上講者，見解則往往更勝一籌。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時期農民造反派的學者來演講，高華與她對話，列舉農民造反派幾個“戰鬥隊”，語驚四座。可貴之處還在於，他十分照顧講者的反應，態度謙卑，善於肯定別人。
　　
高華在南京大學十分“賣座”，還因為他是出色的講者。他能將研究和演說能力集於一身，如同會寫劇本也會演戲。開夜課，南大政治、哲學、法律等係的學生，外校的理工文科，從學飛機設計到學服裝設計的各色人物，都有來南大串堂聽課的。我最後一次聽高華演講，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兩岸三地曆史學家聚一堂。高華沒有半點病容，一貫地抑揚頓挫有節，時間把握得恰到好處。大概由於多年教學的習慣，重要的字句他會重複一次。會後，台灣學者陳永發感歎道：大家就是大家。
　　
高華沒有獲得過一分錢的研究經費。他白天看書、構思，晚上寫作，為了不影響入睡的妻兒，每天坐在廚房的一張小桌子前奮筆疾書。桌上不放參考資料或筆記，他說，“這樣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沒暖氣，窗不嚴，一件軍用棉大衣，抵禦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風。深深進入寫作狀態的人，就像舞台上進入角色的演員，凜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體則吃不消。幾個冬天，高華均感冒不愈，之後心髒受損，之後肝髒受損。
　　
他在書出版前，受邀請到香港來，順便做最後校對。要不是約他周末去行山，他說爬高坡走遠路不行，誰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問題。兩年前，他已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療肝癌的醫生見到他說，旁人看到我們倆，一定以為我是病人，你是醫生。
　　
高華太不像病人了。他對待疾病冷靜鎮定，就像對他的曆史研究。肝癌病人平均壽命六個月，但高華這個曆程艱難的“項目”延續了將近五年，令醫生驚訝讚歎。平日打電話如果聊到病情、治療方案，末了，他經常會問：“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靜？”“對，你完全像是和我討論學術問題。”
　　
2010年深秋，高華在上海做手術，切除近一半肝髒。 回到南京，寫成1.6萬字的長文，題為“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且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且談曆史。文中說，“十月下旬，我在上海醫院的病榻上，手術後的傷口疼痛，沒有使我流一滴眼淚，但是當我讀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後一段，我的眼睛充盈著淚水。”這本書“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將她對公平正義的立場和態度，完全無保留地展現在公眾麵前，分量之重，超過了任何宏篇大論”。這其實是高華自己做學問的態度，他從來帶著感情走進曆史，懷著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揭示史實真相。
　　
過去兩年中，高華接受了幾次訪問，最後一次是對《中國改革》記者劉芳的長談。高華以革命話語為線索，將紛雜、生動的曆史事實串起來，清晰地展現了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重要側麵。他分析了黨派之爭中，武力與計謀外決定勝負的民心歸依的可悲的事實，即渴望變革的知識分子如何掉進烏托邦的陷阱，然後不由自主充當了欺騙大眾的角色。他自自然然地將無數曆史細節信手拈來，將觀點分解在冷靜客觀的學術論證之中，思維如此精妙，哪有一點病人的影子？
　　
去世前一周，高華開始便血，他調侃地對太太小劉講史，敘述孫中山抵北京後，在醫院連續出血好幾天，有天突然不出血了，部下都很高興，其實是大崩潰的前兆。六天之後，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貫與他駁嘴的小劉說，“你怎麽讀曆史其他不好好看，卻記住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過順便眼睛掃到了。”學生日記裏說，“很是佩服高老師的鎮定和超然，雖然便血不止，到第六次的時候，還在與兒子高欣和我開玩笑：‘又來了，又來了，還來勢洶洶……嗬嗬！’他精神很好，一邊在床上便血，還一邊就正在播出的《新亮劍》和我們討論東北戰役國軍的失敗，陳辭修的清廉和迂腐。”
　　
兩周前，高華家屬幾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讓告訴朋友。我心裏明白，打電話講講八卦新聞。有時打電話到醫院，高華身邊常常有他的學生，許多特意從外地回到南京來陪伴他，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畢業了。高華對我最後的囑托，是替他一個剛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留意工作。他的學生周孜正在日記提到：“聊天到6時許，高華催我們回去……在南京—無錫的火車上，我總是在想著這18年來那些往事，和高老師一起去買書、看電影、聽講座，曆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複。”
　　
有人預言：高華離去，未來一年，對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氣候。這件事，隻能指望這些多年追隨他的學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華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曆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國學術研究的網上平台C-Pol上，有教授發布消息說：中國最偉大的一位社會科學家高華逝世。
　　
高華的人格魅力在於，他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孝順父母，關心身邊的人，尤其是他的學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須由個人的具體行為、點點滴滴去檢驗，去分辨真偽。高華不是完人，他性急，為人與行文有時過於謹慎（其他缺點得由他太太補充）。有朋友道，高華的學術成就可謂立言立功，而他對待疾病的超強意誌和冷靜，立大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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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個破名想半天]

謝謝轉貼，景仰高華先生的錚錚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