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泰山壓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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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7 ） 查收入 
我和李玉（1985年，圓明園）
在這次 “ 清理整頓 ” 之後，張福森曾召集中關村一條街上的公司開過一次總結會。京海的王洪德在會上說： “ 我們這些民辦企業，就像一個嬰兒，已經從娘胎裏生出來了，想把我們再塞回去，沒門兒！除非把我們掐死 ……”
話說得有點糙，但說出了大家的真實感受。
到 1985 年 5 月底，對我們四家公司的調查有了初步結論，寫出了調查報告。 6 月中，調查報告遞交給中央。孟誌元在文章中說，報告對四家公司是基本肯定的。我相信這是海澱區和北京市的基本態度。但 “ 上麵 ” 確實有人把我們，特別是把四通看成洪水猛獸，想把我們 “ 掐死 ” 。
若幹年後，在趙紫陽公開讚揚四通之後， “ 上麵 ” 還有一位大佬，當我的麵，用威脅的口吻說： “ 要摁死你們，不就像摁死一個螞蟻一樣！ ” 在背後，則蠻橫地說： “ 像四通這樣的公司，要限製！ ”
在 1985 年的 “ 清理整頓 ” 中，我們確實麵臨被 “ 掐死 ” 的危險，是地方政府的力保，也是我們據理力爭，奮力突圍，才渡過了這次難關。
在張福森召集的那次總結會上，我談到了我們被清理整頓的五個方麵。李玉說，那次講話 非常精彩 ，可惜已經找不到文字記錄。現在我隻記得：這五個方麵是指收入、稅收、物價、外匯和信貸。
那一年，我們經曆了過五關的嚴苛考驗。
我們這些民辦公司的薪水高，是引發 “ 紅眼病 ” 、被告狀的一個主要原因。汪德昭在告狀信中，就說四通 “ 一九八四年分紅利每人達萬元以上 ” 。
在調查組給中央的報告中，關於四通，有這樣幾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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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通 ” 即北京四通總公司， 1984 年 5 月成立，是一部分在職科技人員與海澱區四季青鄉合辦的聯營企業。現有 87 人，其中正式調來 9 人，占 10.3% ；知青 26 人，占 29.9% ；其他單位在職人員 52 人，占 59.8% ；其中科技人員 35 人。經營活動主要由總經理萬潤南和副總經理沈國鈞負責。萬潤南同誌原是中國科學院計算中心工程師，今年 3 月正式調離科學院，他是中紀委書記李昌同誌的女婿。沈國鈞同誌原為科學院計劃局工程師，於今年 4 月正式調離科學院。
公司成立時四季青鄉提供資金兩萬元，該公司主要依靠貸款開展經營，先後從海澱信用社貸款 2479 萬元，截止 1985 年 3 月底，尚欠貸款 1539 萬元。去年與持匯單位通過購買、聯營、借用等方式共獲得外匯 475 萬美元。該公司去年主要是經營計算機的外部設備，並開發打印機的漢字應用，截止今年 3 月，營業額 1462 萬元，盈利 198.9 萬元。
關於反映四通、中科和科海有倒賣的問題，調查發現，從國外進口高科技產品銷售給國內的科研機構和國家部委，均是這些公司的主要經營項目，也是正常的經營內容。其中，四通公司經營銷售的進口商品，是通過中國機械進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辦理的進口手續，銷售方向也是營銷給科研單位，不存在倒賣問題，更沒有發現倒賣汽車的問題。
公司人員的薪水比較高，按 1984 年共有 47 人計算，月薪人均 352 元，年終分紅人均 1364 元，最高的分紅 4000 元。如公司副總經理沈國鈞，原為科學院計劃局工程師，現在月收入 800 元（包括工資 240 元，獎金 60 元，補貼 500 元），從 6 月至 12 月共發 3615 元，加上年終分紅 4000 元，共 7615 元。 這個年薪水平在當時同科學院的研究人員比起來，收入差距是比較大的。由於收入差距過大，確實對大院、大所科研隊伍的穩定產生了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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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你們是否注意到，在說四通 “ 公司人員的薪水比較高 ” 時，報告舉 “ 副總經理沈國鈞 ” 為例，卻漏掉了 “ 總經理萬潤南 ” 。是故意疏忽嗎？當然不是。有一個可能讓你們難以置信的事實：在我正式辭職、把人事關係轉到海澱區之前，也就是從公司開張，到一九八五年三月，調查組進駐之前，我這個 “ 總經理 ” ，沒有從公司領一分錢薪水！
一開始，我就清楚地說明，辦公司，不是我的人生規劃。我是受人之托、我是幫忙、我是跑腿、我是客串。而且，我也很清楚，將來要出事，就出在拿錢上。我當時就對老沈他們說：隻要我不拿錢，你們拿多少都安全，因為責任可以由我來扛，你們的報酬是我定的。年底分紅時，老沈給我也分了 4000 元（不是汪德昭說的萬元之上），當時我在美國，並不知情。回來後，李玉把這筆錢退回去了。
當這場風暴來臨的時候，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條件可以選擇 “ 全身而退 ” ，但我沒有。相反，我選擇了破釜沉舟、落草為寇，客串串成了真正的主角。所以當時引起的振奮，可想而知。
我相信，調查組也有一分感動。進駐時，趙陸沒有用正眼瞧過我，也沒有和我搭過一句話。現在，他找我談話了。
一開場，他就調侃我： “ 那三個公司的總經理，都是上級任命的。你這個總經理，是誰任命的呀？ ”
我也用輕鬆的口吻： “ 我這個總經理，是我自封的啊！ ”
趙陸相當善意地說： “ 你們，還是很謹慎滴 ……”
我無言以對。他拉高了腔調： “ 但是，你們應當謹慎！ ”
“ 那為什麽呀？ ” 我平靜地反問。
“ 啊！ ” 他聲調又高了八度，幾乎是聲嘶力竭： “ 國營企業要爛，是肉爛在鍋裏；你們要爛，就爛到你們自己的腰包裏啦！ ”
我隻能無語：唉，什麽邏輯 ……
對於外界說四通的個人報酬過高，我並不以為然。我說： “ 首先，我們是泥飯碗，沒有大鍋飯。個人分配必須和企業的經濟效益掛鉤。幹得好才有飯吃，幹不好就得挨餓。吃得好一點，有人來攀比；挨餓的時候，還有人來攀比嗎？ ”
“ 我們民辦企業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退休保障、沒有住房補貼，一切都要靠我們自己。單拿 ‘ 薪水 ’ 這一塊來和國家單位比較，這對我們不公平。 ”
說到 “ 公平 ” ，我說： “ 平等的收入並不公平。不同的勞動，創造了不同的效益，卻不能得到不同的報酬，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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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8 ） 罰稅款 
我和儲忠（1985年，泰山）
高薪，是引來告狀的主要原因，也是這次 “ 清理整頓 ” 的主要內容。這個問題好解決，雖然我們說得理直氣壯，但在心理上，應該顧及左鄰右舍。四通暫時把大家的報酬砍掉了百分之四十。這件事，對公司將來的發展影響不大。也有個別人因此離開，離開就離開，這樣的人早晚會離開，早離開比晚離開好。
其它四個方麵的問題：稅收、物價、外匯、信貸，對我們而言，卻是傷筋動骨的四把刀，而且刀刀見血。
據說， “ 上麵 ” 有人問調查組：四通去年賺了多少？
答：一百多萬。
“ 上麵 ” ：罰他們一百萬，把他們罰光！
在調查組裏，同情和支持我們的大有人在，他們也看不慣 “ 上麵 ” 的蠻橫和無理。在處理相關問題時，他們悄悄向我們透露了 “ 上麵 ” 的旨意。
罰款需要理由，第一招，就是查稅。當時所有的公司都要繳一種稅：營業稅。稅率是營業額的 3% ，我們一分錢也不會少。 1984 年，在中關村一條街上，惟獨四通還要繳另一種稅：所得稅，因為我們是鄉鎮社隊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很高， 55% ，因為四季青當年蔬菜任務完成得好，政府給予減稅 20% 的優惠，所以四通要按利潤的 35% 繳納所得稅。
將近 30 萬元營業稅，我們繳了；將近 50 萬元所得稅，我們繳了。我當時還對大家說，不要怕貢獻大，這是花錢買安心，花錢買安全。應該說，在照章納稅這一點上，四通做得無可挑剔。
但遇到存心要整你的主兒，雞蛋裏也能挑出骨頭來。
大家還記得，我們前麵講過，四通自己沒有外匯，為了做成生意，要找有外匯額度的單位合作。合作的潛規則是，每使用對方一美元外匯額度，要以 “ 利潤分成 ” 的名義給對方一元人民幣。
問題就出在 “ 利潤分成 ” 這個名義上了。
1984 年，我們使用了中國銀行信托投資公司 123.2 萬美元的外匯額度。按合作協議，我們給對方轉賬了 123.2 萬元人民幣。理所當然，這 123.2 萬元人民幣，對我們來說，是經營成本。
調查組卻說我們不該把這 123.2 萬人民幣攤入成本，因此漏稅 36.96 萬元，必須補繳。
我們爭辯：要納稅，那也是中國銀行信托投資公司的事情。誰得利，誰納稅，天經地義。
他們 “ 歪理 ” 十足：中國銀行信托投資公司是國家單位，罰他們，是把錢從國家的一個口袋裏，轉到另一個口袋裏，那有什麽意義？！隻有罰你們，才能增加國家收入！
我谘詢萬老。他說：當時協議上沒有說清楚利潤分成是稅前或稅後，現在他們要按稅後分成來處理，我們就沒有辦法。於是我們隻好認罰，補交了 36.96 萬元的稅款。
這種一次性的罰款，算花錢買教訓，不至於影響我們的長遠發展。
但 “ 上麵 ” 要再罰我們一百萬，於是，他們又從物價著手，找我們的麻煩。這一回合，非常凶險，如果這一次認了罰，就是斷了我們今後發展的活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
事情是這樣的，調查組在報告中認為： “ 四個公司普遍存在擅自定價違反物價政策的問題。商品一般加價 20% 至 60% ，有的加價還高些。如四通公司去年進口 1300 台 M-2024 打印機，每台 500 美元，加上關稅等費用每台成本合人民幣 1800 餘元，自定銷售價格每台 4100 至 6900 元，已銷出 986 台，盈利 171 萬元。”
和我談物價問題的，是北京市物價局的一位年輕官員。他說：你們在 M-2024 打印機的銷售中違反了國家物價政策，要罰你們一百萬。
我說：同樣的機器，為什麽四機部（即後來的電子工業部）的公司賣 9000 元是合法；而我們賣 不到一半的價錢 卻是非法？更何況，其中還有我們開發的軟件，難道軟件不值錢？
物價局官員：因為他們是部級單位，自己有定價權，所以他們賣多少都是合法的。而你們沒有定價權，商品定價必須由我們北京市物價局來規定。
我：那你們的規定又是什麽？
官員：按照國家一、二級批發站的規定，加費率不能超過 10% 。 M-20 24 打印機的成本是 1800 元人民幣，合法加價不能超過 180 元人民幣。超過部分，即是非法收入，應予罰款沒收。
我：我們每銷售一台打印機，給提供外匯的合作者就要分成 500 元人民幣，加價卻不許超過 180 元，這 500 元還不許攤入成本。而且，我們錢是借來的，房子是租來的，貸款要付利息，房子要付租金。就算我們不吃不喝，做得越多，賠得越多，這讓我們如何生存？
官員：這就不是我們考慮的問題了。
我：如果國家要我們作貢獻，我們可以把賺到的錢都捐給國家；但是非要說我們是非法收入，是罰款，我們絕不同意。我們不能花錢買不光彩。
這位年輕官員動了惻隱之心：萬先生這麽講，我們就不好意思啦。然後悄悄和我說：罰你們 100 萬，是 “ 上麵 ” 的意思，我們隻是 ……
他遞過來罰款單，我拒絕簽字。
在物價問題上，我們不能輕易妥協，因為一旦同意他那個 10% 的加費率，把我們罰得傾家蕩產是小事，還意味著今後根本就沒法做生意。明擺著，這是逼你關門。
就這樣僵持著。一直到 1985 年 9 月 25 日上午，我和王安時最後一次去北京市物價局，才談成了妥協方案：今後的物價，由我們自己根據市場情況定價後報備北京市物價局，物價局不提出異議，即為合法。但我們要上繳 50 萬元，作為以前沒有及時向物價局報備的罰款。這就給我們今後的發展留了一條生路。
據說， “ 上麵 ” 對物價局的處理結果大怒： “ 讓你們罰 100 萬，為什麽隻罰 50 萬？ ” 物價局拒絕再找我們的麻煩。於是， “ 上麵 ” 找到外匯管理局，要他們來再罰我們 50 萬元。
本來，我們不是涉外單位，外管局管不著我們。而且，我們已經按稅後利潤分成補繳了稅款。如果要罰，也應該罰那些不當使用外匯的單位。更何況當時的政策是允許留成外匯這樣使用的，後來的政策不允許了，也不應該用現在的政策去規範以前的做法。他們的理由同樣荒謬：你們是民營企業，不罰你們罰誰？是的，在政府眼裏，國營單位是親兒子，民營企業是野孩子。親兒子和野孩子一起犯了錯，當然要責罰野孩子。
問題是，無論是親兒子還是野孩子，當時我們並沒有錯。老沈陪我去應對外管局，他們悄悄告訴老沈，這是 “ 上麵 ” 的意思，他們也沒辦法。
很無奈，我們又繳了 50 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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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49 ） 抽銀根
樓敘坡（1985年，山東曲阜）
雪上加霜的是， “ 上麵 ” 要抽我們的銀根，切斷我們的資金鏈。
一個企業是否健康，關鍵是看它的現金流（ Cash Flow ）。企業現金流的循環，好比人體的血液循環。如果把一個人的血液抽幹，這個人還能活命嗎？同理，如果掐斷了一個企業的現金流，這個企業就隻能關門。查收入、罰稅款、限物價、查外匯，都沒有把四通整垮，這抽銀根，是最厲害的一刀，它砍到我們的命根子上了。
四通的現金流，主要依靠銀行貸款。當時，從國家銀行那裏，我們貸不到一分錢，我們唯一的貸款來源，是一家農村信用社：海澱信用社。崔銘山和信用社的老祁是老交情，他們之間的合作在小崔加盟四通之前就開始了。那時候小崔在科學院發育生物所的勞動服務公司。農村信用社的貸款利率是月息 7.2 厘，要比國家銀行的 6.6 厘高 10% 。四通先後從海澱信用社貸了約 2500 萬元。到 1985 年 4 月調查組進駐時，尚未歸還的，還有 1500 萬元的貸款餘額。
政府出台了新政策：一個企業的貸款額度不能超過其注冊資金的二倍。四通成立注冊時隻有四季青提供的 2 萬元。明擺著，我們不可能再貸到新的資金了。
這 1500 萬元，是四筆半年期的流動資金貸款， 7 月份到期 200 萬元， 8 月份要還 300 萬元， 9 月份和 10 月份各有 500 萬元貸款到期。隻要其中有一筆還不上，政府就可以派人來接管、清理四通的資產。所以，其他公司的調查組先後都撤了，在四通的調查組一直到 1985 年 11 月 7 日才撤，我想，他們是在觀察四通的還貸能力，或者說，在等待取締四通的機會。
結果讓他們失望了，這四筆貸款，我們居然每一筆都如期還上了！但這背後的艱辛，現在回想起來，還是不勝唏噓。
四通超強的行銷能力，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逼出來的。在 1985 年 5 月 6 日 的公司會議上，我曾提出年銷售 目標是 2500 萬元，日銷售額不能低於 9 萬元，就是為了渡過這個難關。結果我們做到了，甚至做得更好， 1985 年我們的年銷售總額，超過了 3000 萬元。
做生意其實很簡單，就兩件事：一是買，二是賣。這是一位哈佛的末等生說的。
在《哈佛學不到的學問》一書裏，曾有這樣一則故事：兩位哈佛畢業生，若幹年後在街頭相遇了。一位是當年班上成績最好的優等生，現在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級白領；一位是班上成績最差的末等生，現在是成功的企業家、百萬富翁。優等生問末等生：當年在班上沒看出你有這兩下啊，說說你怎麽做的？
末等生囁嚅道：其實很簡單，就是把 2 元錢買來的東西， 5 元錢賣出去 ……
在四通，這兩方麵，都有超一流人才。王安時會買，崔銘山會賣。進什麽貨、要 2 元錢買得到，需要智商和精準的市場眼光；要 5 元錢賣得出去，需要情商，需要一般人學不了的“行為藝術”。在那段最困難的日子裏，崔銘山立下了赫赫戰功。他不僅抓門市銷售，還駕著大篷車到全國各地搞展銷，不僅把貨賣出去了，還為四通建立遍布全國的銷售網開了先河。
但是，再怎麽會賣，到貨、出貨需要一個周期。資金鏈還是有短缺，當時為了渡過難關，我們到處借錢。萬幸，我們借到了兩筆救命錢。
那時候，我到處尋找可供短期周轉的資金。當時，清華校友沈如槐剛接掌康華公司。康華答應可以為我們銀行貸款作擔保，但要收 1% 的擔保費。擔保費好說，問題是那時候沒有一家銀行能給我們貸款，所謂同意擔保，不過是一個空心湯團。
我和李文俊去找四季青信用社。我至今還記得信用社小林那種帶嘲諷的冷冰冰的目光：“你們這樣的大公司，我們小小的信用社，哪裏配得上給你們貸款？”
氣得文俊黑了臉拉著我轉身就走。是啊，文俊的哥哥李文元，一鄉之長，因為四通的事情，正在做檢討，至今還沒有過關。
熟門熟路的，我們找遍了，沒有借到一分錢。無意中遇到兩位陌生朋友，卻幫了我們大忙。
清華校友葉延紅，是印甫盛和劉菊芬的好朋友，逢年過節，我們三家常在一起聚會。老葉家住在石油大院。葉延紅聽說我們到處在找資金和外匯，給我們提供了一條信息：海洋石油測井公司非常有錢，也有外匯額度，建議我們去找一下公司的段總。
我們結交的第一位陌生朋友，叫 段康，海洋石油測井公司的老總。
1985 年 7 月 9 日，我和李玉去他們那裏談合作，這是我和段總第一次見麵。之前，李玉曾找過他一次。我介紹了四通和準備開發的項目。然後我說：“我們有技術、產品和市場，你們有資金和外匯，兩家組成聯營公司，一定可以大有作為。”
段總表示非常有興趣，希望我們進一步提出可行性分析、市場預測和經濟效益概算。我一口答應。
我說：“合作是一個過程，尤其涉及到外匯，從立項、論證到批準，周期很長。我們可以先從人民幣合作開始，作為將來大項目合作的準備。”
段總說：“人民幣合作簡單，我就可以說了算。你說吧，怎麽合作？”
我非常果斷地抓住了這個機會：“這樣，你們拿 100 萬元人民幣，期限三個月，我們按月息 1.2 分（是銀行借款利率的 2 倍），給你們分利 3.6 萬元。”
段總二話不說，打開抽屜，拿出支票本就簽字蓋章。
當我把 100 萬支票交給萬老時，老頭很激動，這可是雪中送炭啊。四通賬上差不多已經被罰空了，這個月到期的 200 萬還貸，還沒有著落。當月銷售收入估計能有 100 多萬，這天上掉下來的 100 萬，正可解燃眉之急。
很不好意思，我們從段總那裏拿走 100 萬元支票時，連個收條都沒有打。三個月後，段總如數拿到了 103.6 萬元。從此，段總成了我們的鐵杆朋友，每年周年慶典的貴賓，直到 1989 年……
我們遇到的第二位陌生朋友，叫 宗祥厚。他登門到四通來，是要推銷他壓在手裏的一批黃卡其布休閑褲。他可能是樓敘坡介紹來的，這位姑奶奶，常常有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據說，宗是總後一位副主任的女婿，路子很寬。我問宗，能幫了短期融資嗎？他一口答應，還留下了他的聯係電話。當時北京市的電話號碼還是 7 位數。我至今還記得，他家的電話號碼是 8147926 。
不是我的記性多好，而是因為樓敘坡當時開了他一句玩笑：“老宗，你這個電話號碼不好，想辦法換一個。”
他一臉疑惑。姑奶奶說：“你自己聽聽，多不吉利：爸已死，妻走兒溜。你也太慘了吧？”
大家哈哈一笑。他的黃卡其布休閑褲，四通人包了圓。我也和大家一樣，買了好幾條。後來大家都穿它上班，戲稱這是“四通褲”。
宗祥厚果然厚道，三天以後， 8147926 回了電話，說要帶我去見一個人。我如約前去，他帶我到一家部隊辦的公司，好像叫新興公司，公司的老總是張竹橋。張總和我寒暄了幾句，便點點頭，說：“具體事情，你去和小宗談吧……”
我大概天生了一付見了就讓人放心的那種麵相，否則很難解釋段總和我第一次見麵，就肯借 100 萬；張總和我見麵幾分鍾，就答應借我們 300 萬！有人說，這叫“麵善”，相書上說：“相由心生”。應該是“心善”所以“麵善”吧？但也不盡然，後來張竹橋對我說：“其實，我已經在一旁觀察你們很久了……”。
宗祥厚和我談的借款條件不算厚道： 300 萬，借款三個月，利息 30 萬。
我回來和大家商量，連一生謹慎的萬老都認為可以接受。因為 9 、 10 兩個月我們分別要還貸 500 萬，總額 1000 萬，這 300 萬，真可謂大旱時遇到了及時雨。
到年底，四通賬麵上已經相當寬裕，我們非常從容地還了新興公司 330 萬。據說，這次合作，讓宗老兄很有麵子。後來他去了日本，我流亡到巴黎之後，還有過一些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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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 50 ）真小人 
王鶴壽（1909—1999）
四通連闖五關成功、泰山壓頂而不垮，感動了許多人，許多內心光明、心地善良、為人正派的好人，但不包括“小人”。在處理四通問題的過程中，我經常提到的那個蠻橫無理的“上麵”，不是泛指、也不是虛指，而是實指。我一直沒有點穿，現在可以告訴你們了：這個人，是王鶴壽，這是一個典型的“小人”。
王鶴壽是當時中紀委的常務書記，李昌的頂頭上司。他把整四通當作整李昌的機會，用心之惡、出手之狠，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為此，李昌受到了極大的壓力。
在中紀委，李昌經常和王鶴壽意見相左。最激烈的一次爭論，發生在 1983 年。關於是否開除雇工黨員黨籍的問題，在中紀委內部展開了激烈爭論。王鶴壽等多數人堅持要開除這些人的黨籍。唯有李昌不同意：“短短兩三年內，個體私營經濟解決了幾百萬人就業問題，我們不能置廣大老百姓生存而不顧去堅守某些教條。”後來李昌回憶說： “中紀委常委會開了六次，爭論激烈，無法達成統一意見。我雖然陷於孤立，但一直堅持不能開除雇工黨員。由於兩種意見相持不下，中紀委常委決定將不同意見一起上報中央書記處。”
一直吵到鄧小平那裏。鄧小平沒有直接表態支持李昌，而是建議暫緩討論，等兩年再說。
這一緩，救了一大片。後來黃華說：由於李昌的堅持，國內至今還沒有一例企業家黨員因雇工超標而被開除黨籍的事例。
雖然我們通過了嚴苛的“清理整頓”，但在此後中紀委下發的關於“幹部子女違法亂紀”的文件中。我依然榜上有名：“萬潤南：李昌同誌的女婿”；罪名：“經商辦企業”。
1986 年初，兩會期間，李昌因為四通的問題受到與會代表的密集攻擊，他終於病倒了，住進了北京醫院。我和李玉去醫院探病，老人家有點無奈：“唉，你們為什麽要搞得這麽大？”
如果說，在黨員雇工問題上，是因為觀念不同；在四通問題上，是惡意整人；後來在胡耀邦的問題上，王鶴壽無恥告密、賣友求榮，就是典型的小人嘴臉了。
延安時代，胡耀邦、王鶴壽和陶鑄號稱桃源三結義。 1987 年，在逼胡下台的風波中，胡曾對自己當年的的“鐵哥兒們”王鶴壽說了句心裏話： “這兒皇帝，不好當啊……”
結果王鶴壽轉身就到鄧大人那裏去告密，成為促使鄧下決心拿下胡耀邦最關鍵的臨門一腳。
所以，在 GCD 高層，王鶴壽也被公認為是“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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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