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故事（43）告狀信

第七章 風雲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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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43）告狀信


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1998年12月28日）

在這場風暴之後，我曾多次感歎在中國做事情的難。我說，想請人畫一幅漫畫，一個人揮汗如雨，埋頭幹活；十個人評頭品足；一大群人圍觀；圈子外麵，還有一個賊眉鼠眼的小人，拿著一封告狀信，上麵貼了八分錢郵票……

1985 年初，有人告我們的狀了。後來我們才知道，告狀的，不是什麽賊眉鼠眼的小人物，而是相貌堂堂的大人物。署名是“科學院部分科研人員”，實際領頭的，是科學院聲學所的所長汪德昭。

汪德昭是我國著名物理學家，中國水聲科學的奠基人。上世紀三十年代，他曾在法國巴黎大學朗之萬實驗室工作。 1956 年回國， 1964 年組建聲學所並出任首任所長。文革受到衝擊。鄧小平在二十年代也曾在法國勤工儉學，也許是因為這種淵源，所以汪德昭給鄧小平寫信。 1979 年，聲學所得以恢複。

這一次，他又是給鄧小平寫信。2009年，張福森主編了一本《中關村改革風雲紀事》，其中親曆其事的孟誌元，在《對中關村四公司的調查》一文中，透露了這封告狀信的內容。我隻列出其中關於四通的部分：

小平同誌，您好！

北京中關村地區開發技術公司林立，有的純屬倒賣、投機取利而牟取暴利。如：

1. 四通公司，專門倒賣科學院所需儀器、器材及汽車等物品，一九八四年分紅利每人達萬元以上，總經理係李昌同誌的女婿，因此什麽物資（包括國內外）都能購進，都能倒賣。

2. 中科……

3. 科海……

4. 京海……

我們隻舉幾個比較典型的例子，要說倒賣公司是太多了，真謂比比皆是。

但表麵都打著開發技術名義，中央不下決心是很難查清的。希望中央應在北京細查，並規定約束國家幹部（包括科研幹部）的法律及辦公司的規章製度，讓這些人不能鑽國家改革的空子。

同時應向領導匯報的還有：即中央文件規定黨政幹部不能辦公司、做買賣，文教衛生、科技幹部另行規定，但實際是沒有規定，因此科研單位的副院長、副秘書長、所長、副所長、處長、研究室主任都參加辦開發公司，搞倒賣，科研工作基本停滯，兩年以後，中央領導就會發現，中國的科研是倒退了。

敬禮！

                                                           科學院部分科研人員

汪德昭告了四家公司，首當其衝的是四通。

1985 年 3 月 2 日 ，中央用“紅頭文件”轉發了這封告狀信。在批文中稱我們為“純屬倒賣、投機而牟取暴利的不法組織”。也就是說，未經調查，中央已經給我們定性了。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清楚其中的凶險。先給你們說兩個當年的實際案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武漢有一位工程師叫韓慶生， 業餘兼職，救活了一家鄉鎮企業，拿了 600 元額外收入，結果被判受賄罪，坐牢 300 天。折合下來，每拿 2 元錢，就要坐一天牢。

韓慶生被認為是科技人員因為下海而坐牢的第一人。

在我們被告狀之前不久，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也被告了狀， 1985 年被判了刑。其實，胡石英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熱血青年，當時著名的開放雜誌《人才》和《醜小鴨》，就是他辦的。胡石英新點子層出不窮，想搞一個什麽函授，在社會上集資。財務上疏於管理，被人告了狀，結果在抄家時從床底下拖出幾麻袋錢來。最後以詐騙罪給判了一年零兩個月，實際關押了兩個月。

據說，這事是犯在胡耀邦手裏了，二胡也因此結怨。

而我們是犯在鄧小平手裏了，他可是有名的鋼鐵公司。當初我們把公司名字定為“四通”（ STONE ，石頭），說是可以成為改革過河時鄧能摸得著的石頭。果不其然，我們讓小平同誌摸到了，結果是被定為“不法組織”，要被“ 清理整頓 ”。

中央的紅頭文件報送“ 小平、耀邦、紫陽、仲勳、啟立同誌”。然後再批轉“ 錫銘、鶴壽、宋健同誌 ”。這陣勢，這動靜，要比前麵說的那兩件事情，大得多了。

1985年3月18日，李玉從外地出差回到北京，當晚接到一個電話，有人把從3月5日至3月12日，從鄧小平的講話到中央和北京市各位大員的層層批示讀給她聽，一道比一道嚴厲。當時她感覺毛骨聳然，緊張得直打哆嗦。

據孟誌元同誌的文章，中央的批示是“由北京市委牽頭，中紀委、國家科委都參加，組成調查組對信中反映的情況進行認真調查，並對有關公司進行清理和整頓。”

根據中央領導的批示，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提出“北京市由市紀委牽頭，請市工商局、市審計局和市科委組成一個聯合調查組，並請中紀委和國家科委派人參加。”

最後，組成了 18 人的聯合調查組，時任北京市紀委副書記的孟誌元擔任組長，以清理整頓的名義，進駐四通、京海、科海和中科四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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