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歲月（08）老海歸故事

   
   這年頭，海歸是一種時髦。我的兒子萬方，也髦得合時，回北京當海歸了。我今天給大家講一個老海歸的故事。不，這個題目太大了，是講他生命中不見經傳的空白期中的一個片段。而我，在他生命的空白期，和他朝夕相處過一年多。
   
   陶葆楷先生，30年代的海歸，中國創立市政和環境工程教育的開山鼻祖，清華當年的一級教授，土建係的主任。如果他今天還在，恰好100歲了。下麵是官方資料上關於他的簡曆：
   
   1906年　生於江蘇省無錫市。
   1926年　畢業於清華學堂。
   1929年　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土木工程學士學位。
   1930年　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獲衛生工程碩士學位。
   1930－1931年　在德國柏林理工大學進行研究工作。
   1931－1936年 任清華大學土木係教授。
   1936－1938年 任南京衛生署高級工程師兼公共衛生工程研究班教務主任。
   1938－1940年　任昆明西南聯大土木係教授。
   1940－1946年　任昆明西南聯大教授兼土木係主任。
   1946－1948年　任清華大學土木係教授、土木係主任並代理工學院院長。
   1948年　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訪問研究半年，任台灣大學土木係教授。
   1949－1950年　任廣州嶺南大學教授。
   1950－1952年　任北京大學工學院土木係教授，兼任衛生工程係主任。
   1952－1954年　任清華大學土木係教授，給水排水教研室主任。
   1954－1956年　任清華大學土木係教授，土木係副主任。
   1957－1959年　任清華大學土木係教授兼係主任。
   1960－1966年　任清華大學土木建築係教授兼係主任。
   
   1981－1983年　任清華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所長。
   1992年2月16日　逝世於北京。
   
   請注意，1966－1980這14年，是他生命中的空白，或者說，是官方職務的空白。為什麽是空白？眾所周知的原因，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今年是文革40周年祭，也是先生的百年祭。要跟現在的年輕人講清楚什麽是文化大革命，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吹響文革第一聲號角的，是《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中首提“破四舊”，就是要破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誰是牛鬼蛇神？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是反動學術權威。根據陶先生的資曆，自然算不折不扣的反動學術權威，屬於被橫掃之列。當年是如何批鬥陶先生的，我已經說不清楚了。一是因為當時我在文藝社團，不在係裏參加運動；二是文革一開始，我就被革命群眾歸類為“小爬蟲”，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機會。
   
   是在文革後期，工宣隊進校之後，才使我這個“小爬蟲”和“老反動權威”有了朝夕相處的機會。我們專業的學生、老師、幹部、實驗員，被集中在給排水實驗室辦學習班，一天早、中、晚三個單位的時間在一起關起門來鬥私批修。根據老毛的宏論：“知識越多越反動”，所以最沒有文化的工人是領導階級；次沒有文化的實驗員是學習班的各級領導。陶先生是最有知識的，所以最反動；我同最大的走資派有瓜葛，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屬需要觸及靈魂的重點批鬥對象。學習班上每天要早請示、晚匯報。那是一種很正規的宗教儀式，要全體起立，右手舉起紅寶書，誇張一點的，還要用左手按著自己的胸膛，嘴裏念念有詞。這一段經曆貽患無窮。後來我到了西方，始終不能得到神的庇護，就是因為到了類似場合，我就會毛骨悚然，把心裏剛萌發出來的一點感恩心，嚇到爪窪國裏去了。
   
   在這種場合，有時候我會悄悄地用眼角掃描周圍的各式人等。用左手按著胸膛的，大多屬於比較不要臉的，但陶先生從來不。他在我們學習班上最年長，站得卻比許多年輕人還要直。陶先生是江蘇無錫人，卻長了那種廣東人才有的前額。往後梳的已經花白的稀發，更顯出額頭的開闊。寬邊的淺色眼鏡，挺直的鼻子，有棱有角的嘴，寬而長的下巴，壯碩的身材完全沒有江南人的纖細。後來在網上看到先生的雕像，形神兼具，是個好作品。在別人念念有詞的時候，陶先生從來都是緊抿著嘴，厚鏡片下那雙深邃的眼，仿佛看著塵世以外的地方。他在琢磨些什麽呢？也許，他正在琢磨如何提出適合國情的雨量計算公式？1975年，陶先生的這一科研成果被用於我國給排水設計的規範。75年，正處在先生官方職務的空白期。職務空白了，但先生對事業的求索並沒有空白，對科研和教學的奉獻並沒有空白。
   
   給排水和公共衛生環境工程，實際得無法做意識形態的文章。對先生的批判，就淪為對人格的詆毀：陶葆楷，你這個反革命兩麵派！我們這裏鐵證如山！所謂鐵證，說的是陶先生自己抽煙，也給實驗員遞煙。先生身上常揣著兩包煙，便宜一點的勞動牌放在外衣口袋裏，貴一點的大前門放在內衣口袋裏。給人遞煙的時候，從外邊掏；自己抽煙時，往裏邊摸。這種小技巧，怎麽能瞞得過革命群眾雪亮的眼睛？於是就成了大批判的素材。
   
   像這類荒謬的大批判，後來我還遇到過一例。摘帽右派李工，有三個孩子，老大李麥，老二李稻，老三小名豆豆。文革中被揪出來批鬥，一位老工人對他的批判義正詞嚴：“李XX，你滿腦袋資產階級臭思想，給孩子取名都是大米、白麵，都是……細糧。”李工很有點幽默感，抬起被強按著的頭，反駁了一句：“我們家老三叫豆豆，大豆可是粗糧。”全場粲然。
   
   今天來說這些荒唐事，已有隔世之感。新海歸們，又絡繹於途了。希望他們一路走好，不會再遇到當年的荒唐，不會再有生命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