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幾乎像曆史上的任何帝國一樣，蒙古也是興於統一，亡於分裂。
蒙古四大汗國在蒙哥時期就開始了內部矛盾，後來矛盾越演越烈。到了忽必烈時期，四大汗國之間就開始內戰和兼並過程，西域的四大汗國實際已經脫離了忽必烈的控製，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蒙古帝國的衰亡業已成不可避免之勢。
四大汗國經過多年戰爭，窩闊台汗國最早滅亡，其國土被欽察汗國和元朝分割，後來帖木兒（Timur）在伊利汗國的基礎上建立起帖木兒帝國，這是蒙古風暴最後一次衝擊世界。帖木兒東征西討，南征北戰，北麵攻打欽察汗國（也即金帳汗國，包括俄羅斯），在南麵征服了印度的德裏汗國，成立莫爾臥汗國。東邊吞並了東察爾汗國，西麵攻打新崛起的奧斯曼帝國。在1402年安卡拉戰役中，帖木兒生擒了奧斯曼帝國的蘇丹，攻陷了奧斯曼帝國首都布爾薩，幾乎全殲了巴耶塞特蘇丹率領的奧斯曼軍隊，隻有少數奧斯曼人逃到希臘境內才幸免於難。帖木兒將奧斯曼帝國趕到了巴爾幹半島上，控製了小亞細亞半島（即今天的土耳其亞洲地區）。
帖木兒擊敗野心勃勃的奧斯曼帝國，對基督教和歐洲意義重大，等於間接保護了基督教和歐洲。當時的奧斯曼帝國風頭正勁，不可一世，正在躊躇滿誌地企圖征服整個歐洲，歐洲各國都陷入惶恐之中，尤其是拜占庭帝國岌岌可危。帖木兒帝國從西麵對奧斯曼帝國的致命一擊，解救了歐洲的危機，延緩了拜占庭帝國的滅亡。對歐洲和基督教來說，這也是意外之喜。半個世紀後，當卷土重來的奧斯曼帝國在默罕穆德二世率領下打下君士坦丁堡時，帖木兒早已病死在東征的路上。帖木兒死後，帖木兒帝國即開啟分崩離析之路。帖木兒的後輩雖然再沒出什麽雄才大略的征服者，但他的一個孫子卻變身為一個著名學者，這個孫子在撒馬爾罕開辦了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以數學和天文學聞名於世。尤其天文觀測成就斐然。當時很多地圖都是以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作為世界中心的。
關於為什麽帖木兒東征西討後，不去進一步西征，卻在垂暮之年不遠萬裏去遠征當時世界第一強國大明，對此曆史學者有很多說法。比較有共識的說法是帖木兒想恢複成吉思汗時期的輝煌和爭奪北元的汗位。可我覺得，帖木兒是人老心倦，他的所謂東征很有可能是他的葉落歸根之旅。帖木兒對大明是既羨又怕，與大明的關係也是時好時壞，但大多數時間他都屬於大明的屬國，每年都給大明進貢。帖木兒時代的西方還沒法和富裕強盛的大明相比，蒙古第二次西征時就已經發現當時的歐洲窮困潦倒，沒什麽值得搶的，反倒是中東地區尚值得用兵。
當時的大明正處在永樂年間，恰逢明朝最為強盛的時期。而歐洲那時就像現在的中東，是兵荒馬亂之地，一堆撮爾小國成天你打我我打你，弄得兵連禍結，民不聊生。如果帖木兒當初不是征東，而是繼續西進，可能就不會有後來的讓歐洲頭疼的奧斯曼帝國，而歐洲在很大程度上也會被重塑。
西班牙有個外交官叫克拉維約的寫過一本介紹帖木兒帝國的專著--《帖木兒時代之自卡提斯至撒馬爾罕遊記》，裏麵記載的一個很有趣的見聞。
1404年，打敗奧斯曼的帖木兒成了歐洲人心目中的傳奇人物，很多歐洲國家紛紛派遣外交官前來拜訪帖木兒，希望與帖木兒聯合對抗奧斯曼。當此書作者作為西班牙使節應邀來到撒馬爾罕的帖木兒王宮參加宮廷宴會時，正巧碰到一個明朝的使團也在那。那時帖木兒帝國對歐洲人來說，猶如大神級的強悍帝國，他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能牛過帖木兒帝國。所以當他們看到七個明朝使節在宴會上以非常強硬的口氣要求帖木兒盡快補繳拖欠的貢品時，頓時驚的目瞪口呆。西班牙外交官做夢也想不到，這個痛扁奧斯曼帝國的帖木兒帝國竟然是另一個遙遠東方帝國的屬國。
過後，經過多方打聽，克拉維約得到一個驚人的信息，原來帖木兒國的宗主國大明是一個超出他們想象的強大國家。這個故事非常生動地描述了當時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
在帖木兒王宮裏的故事發生不久之後，另一個故事也同樣道出了當時東西方的差距。這個故事是英國著名業餘曆史學家孟席斯講的。孟席斯本人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15歲加入英國海軍，走遍世界各地，對海圖非常有研究，也十分有興趣，還喜歡收集和研究古代海圖。因為研究海圖，後來成為了一個著名的業餘曆史學家，寫了一本在曆史學界引起轟動的暢銷書《1421，中國發現世界》。曆史學其實門檻並不高，很多業餘曆史學者其實比專業曆史學專家更有獨到見解，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沒有那麽多條條框框，沒有曆史成見吧。比如另一個著名的曆史學暢銷書《槍炮、細菌和鋼鐵》的作者戴蒙德就是一個生物學家，因為對一個新幾內亞人的問題產生了興趣，才成為一個業餘曆史學者的。正因為他是生物學家，才能跳出一般曆史學家的知識盲點，提出自己獨到的曆史見解。
而孟席斯對曆史產生興趣是因為一次故宮之旅。他說：“15年前，我遊曆故宮時，導遊告訴我，1420年時，這座龐大的宮殿裏充滿了來自世界各國的使節，這裏正舉辦著一個隆重的宴會。”孟席斯說，他忽然想到那一年英國也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英國國王亨利五世與法國公主舉行婚禮。“然而，兩場宴會截然不同，英國宴會上僅有一塊羊排，連盛羊排的盤子都找不出來，而在北京皇宮的史料上記載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豐盛菜肴。我在故宮聽到了很多和1421年有關的故事，我由此產生了解那個時代英國與中國的巨大差距的想法。”
在人類的曆史長河中，蒙古帝國的出現猶如一道閃電，雖然短暫，卻分外耀眼。從偶然性角度觀察，蒙古帝國的橫空出世本身就具有偶然性，其在曆史上也是曇花一現的存在。而這個偶然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直到今天曆史學家們仍然爭論不休。
蒙古西征雖然充滿血腥和殘暴，卻也暢通了東西方的貿易，促進了東西方的交流，並把東方的技術帶進西方。火藥和指南針對歐洲的大航海和成為世界霸主都起到無法估量的作用。另外，蒙古西征改變了歐亞大陸的民族地域和國家的興亡更替，也影響了歐亞大陸人種的變化。據說，俄羅斯大部分人都有蒙古血統，也許俄羅斯就是那個時候被蒙古人植入了戰鬥性格。
蒙古發動的戰爭是殘酷和血腥的，可蒙古人在文化上卻是非常開放的，因為宗教在他們的政治生活中從來沒有處於統治地位，這與整個東亞的文化是共通的。蒙古人雖然野蠻，但他們聽得進勸和善言，這大概也是丘處機拒絕金國和大宋的邀請，而不遠萬裏花了兩年功夫跑到阿富汗和成吉思汗見麵的原因吧。
成吉思汗基本是個文盲，但他很尊重文化人，也沒什麽民族和宗教偏見。長春子丘處機不用說了，他在成吉思汗的眼裏就是神仙。耶律楚材作為一個契丹族的漢化知識分子，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助手和軍師。在攻打花刺子模期間，成吉思汗經常聽穆斯林長老給他講解古蘭經，他還經常點頭表示讚同。成吉思汗手下的戰將不僅來自多個民族，而且也信仰各種不同的宗教。比如郭侃就是漢人出身，耶律楚材是契丹人，而臣下們的宗教信仰就更是五花八門。信佛的，信穆斯林的，信薩滿教的，信基督教的都有。蒙哥的母親就是虔誠的基督徒，第三次西征的前鋒統帥怯的不花則是景教信徒，景教屬於基督教的一個門派。
蒙古軍隊中甚至還有信基督教的英國人。美國曆史學家在其研究著作中曾講過在蒙古第二次西征時發生的一件事：
“在與這些蒙古先頭部隊的衝突中，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抓獲了一個蒙古軍官，令基督徒們感到愕然和大為吃驚的是，經證實，那個人是一位有文化的三十歲的英格蘭人，他路經聖地巴勒斯坦，在那裏似乎學會了口說和抄寫蒙古語。可以推測，從他的知識水平和來自英格蘭的事實來看，他可能在1215年參與過力圖迫使英格蘭國王約翰簽署“大憲章”的活動。在逃離英格蘭後，麵對被羅馬天主教會除名的窘境，他決定為更加寬容的蒙古人效命，以了卻餘生。一個歐洲人的出現，一個生活在蒙古軍中的原基督徒的出現，清楚地表明，蒙古人屬於人類，不是一個魔鬼部落；然而，在可以弄清蒙古人屯兵維也納城外的神秘使命之前，飽受驚嚇的基督徒們就殺死了這個叛教的英格蘭人。”見《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修訂版）
在蒙哥時期曾發生一件更為意義非凡的事情，我覺得到今天仍然對世人有所啟迪。雖然大部分蒙古人，包括成吉思汗都信仰薩滿教，但蒙古帝國是個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當時，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信仰的人都聚集在哈拉和林，蒙古人對他們一視同仁。可這些教徒之間，尤其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間經常爆發論戰，相互譏諷挖苦。為了能讓這些不同信仰的人分出個高下，也能清楚地闡述他們各自的信仰和見解，蒙哥在哈刺和林舉行了一次空前絕後的世界三大教的公開辯論。這個辯論會本應載入史冊，可卻被世界史所忽略。
蒙哥從基督教、穆斯林和佛教徒中各選一人作為裁判，組成仲裁小組。辯論會前各方代表都準備了充分的文字資料。辯論的話題除了不能談論死亡的痛苦這個蒙古人忌諱的話題外，啥都可以成為辯論的主題。於是辯論會涉及了廣泛的話題，如：善與惡、上帝的本性、動物的靈魂、輪回轉世、上帝是否創造了不幸、世界的形成等等。按照蒙古人的習俗，辯論累了的時候，三方都停下來喝點小酒，吃點點心，然後繼續辯論。
可這種關乎信仰的辯論是沒法靠邏輯和語言能使對方心悅誠服的。於是辯論會陷入僵局，加上酒精的作用，首先基督徒開始用高唱聖歌來代替辯論，接著穆斯林以大聲朗誦《古蘭經》來應戰，而佛教徒則全體以靜默打坐來結束辯論。
在信仰自由的蒙古帝國首都，教徒們的辯論是文明和溫和的，可與此同時，信仰基督教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正在忙於搜查希伯來文的猶太教書籍，並將它們付之一炬，大約焚毀了一萬兩千份猶太書籍和手稿。演出了一個法國版的焚書鬧劇。為此，路易九世得到教會嘉獎，封他為“聖路易”國王。
其實一神教統治的國家才是最封閉的，中世紀的基督教國家和穆斯林國家都明顯表現出這種封閉性。而像蒙古和中國這樣的東亞世俗國家，沒有歐洲那種宗教束縛，反倒是開明和開放的。自從蒙古風暴席卷歐亞大陸以來，一直到歐洲工業革命，整個歐亞大陸的交流中，東方一直扮演文明輸出國，西方則是吸納國。文藝複興也是得益於東方文明的刺激。當時一些接觸過蒙古人的天主教士們，被東方的世俗文明所震驚，無法想象一個不相信有外來主宰的文明竟然能如此發達和強盛。這是對文藝複興人文主義的一個很強烈的外部刺激。正如美國曆史學家傑克.威澤弗德所說：“1241年的複活節浸潤在硝煙和火藥之中，蒙古人的勝利預示著歐洲封建主義和中世紀的徹底崩潰即將來臨。”
有些人不理解為何我寫歐洲工業革命要從蒙古西征開始寫，那是因為以往的主流世界史都忽略了蒙古西征對歐洲及世界的影響，往往是輕描淡寫地將這一段一筆帶過，好像蒙古的出現隻是偶然出現的一陣風，過後沒有留下痕跡。其實蒙古西征才真正開啟了世界史。以前的阿提拉雖然也被歐洲人稱為上帝的鞭子，但阿提拉與中國是隔絕的，沒給歐洲帶來任何文明。亞曆山大也征服過歐洲和中東，但他的足跡最遠隻到了今天的阿富汗，並沒有與遠在東方的文明古國中國建立起任何聯係。隻有蒙古人開啟了整個歐亞大陸的經濟及文明交流。
而蒙古到了忽必烈時代，其開放性和對中國及世界經濟及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做出的貢獻更是空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