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作者王紹光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係，隨即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此書即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整理出的一本文革研究專著。由於作者本人也參與了文革的全過程，雖然不是核心人物，但因為有第一手的感性認知，所以此書給我的感覺確實像一個中國人寫的文革史，而不是外國人那種隔岸觀火的文革史。
本書作者不同於以往的那些僅把關注點集中於毛澤東身上或迫害與被迫害問題上的文革史研究者和回憶者，而是把目光對準文革的主流參與者，即文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身上。作者認為以往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文革研究，是史學界偉人史觀的表現。這種史學研究忽視了文革的主要參與者，以及他們與毛澤東的互動和利益分歧，而這種互動和利益的不交叉是造成文革左右搖擺，起伏波動的主因。文革實際上是一個擁有巨大個人威望的超凡領袖越過官僚階層與基層廣大群眾互動的過程，而這一互動過程並不單單是毛的最高指示和偉大號召的結果，也是由各個群體和階層的利益訴求所驅使的。這些利益訴求和毛澤東的文革訴求是平行的，並沒有交叉。也就是說各有各的目的，隻是表麵上統一在一些政治口號上。“誰也不能否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關鍵作用，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沒有億萬人民的參加文革就不稱其為文革了。我決定將分析重點放在群眾身上，老百姓為什麽會投身文革? 群眾為什麽會分化為水火不容的派係? 大眾參與的行為模式有什麽特點? 這些也是我所關注的問題。”（摘自《超凡領袖的挫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以下凡是沒有注明的引號部分皆為此書的摘錄）
王紹光在前言中也指出一些沒有親身經曆過文革的文革研究者容易犯的毛病，其實這也是所有曆史研究者都值得注意的問題：“很多文革研究者千方百計搜羅文革小報。但後來人恐怕不知道文革小報有個特點。造反派出得多，保守派出的少。原因很簡單，造反派中聚集了當時的知識精英，舞文弄墨，本是他們的拿手好戲。而保守派多為大老粗，不善言辭。Henry L.Stimson說:‘曆史往往不是真實發生的事兒，而是被記錄下來的事 。’可謂一針見血。難怪James Monaco 呼籲說, ‘曆史隻存在於媒介中, 媒介製造者就是曆史的製造者’。如此說來保守派當年的失聲可能使他們在文革史中永遠居下風。作為文革的親曆者，我必須提醒未來的研究者注意這一點。”
但作者同時也並不認為親曆者所記敘的曆史就具有天然的真實性和客觀性（這點我非常認同）。因為人畢竟不是機器人，人是有愛恨情仇的，有愛恨情仇就有片麵性。盡管所講的故事都是真實的，但這些故事並不構成曆史的全部。所以作者認為，文革故事由誰來講，講什麽，如何講都可能造成後人對文革認識的偏差。作者認為文革後的一段時間，文革故事基本被兩類人壟斷了，即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知識分子及其子女組成的“舊精英”集團和軍隊與地方幹部及其子女組成的“新精英”集團。而這兩個集團的人加起來在中國也屬於鳳毛麟角。而億萬普通人的文革史沒人講，當事人也不會講或沒能力講。作者並不認為是這兩類精英是故意歪曲曆史，而是因為參與在曆史中的人們，往往最喜歡敘述的都是自己受迫害的故事，而不是迫害他人的故事。“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各個時期攻擊的對象很不一樣，在一個時期遭受迫害的人，往往會在另一個時期以十倍的瘋狂迫害，報複他人。更重要的是億萬普通人在文革中既沒有遭到迫害也沒有迫害他人。他們的故事幾乎完全被忽略了，他們的故事本應是文革曆史中重要的篇章。” 這基本上反映了事實。曆史不可能不失真，也不可能被完全複原，但隻要參與曆史的每個群體都發聲，都寫出自己的故事，才會讓後人看到最接近真實及全貌的曆史。
很多關於文革的敘事和評論都把參與文革的億萬群眾當作烏合之眾，似乎文革中的廣大群眾都是毛的忠誠、偏執的狂熱信徒，是愚昧和非理性的群氓。作者通過采訪眾多武漢地區文革頭麵人物，收集大量文革前和文革期間的資料，以武漢地區的文革為研究樣本，用馬克思.韋伯的政治學分析方法對這一普遍說法提出異議，並給出自己的分析結果，即：參加文革的群眾絕大多數都是理性的。“我對文革的解釋很簡單。在瘋狂的表象下的文革參與者，實際上是理性的。這個解釋基於文革期間自己的觀察。一個人參加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幾乎是可以預測的。”
這裏要解釋一下作者所言的理性是什麽意思。這裏的理性指的是行為的動機是基於利益，而不是基於超利益的信仰。理性行為具有可預測性和可推理性的特征，而不像感性行為那樣的不可捉摸和預測。
為什麽說文革時的群眾是理性的呢？作者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釋：“文革這個案例說明，超凡魅力型領袖的追隨者可以同時是瘋狂的也是理性的。這就需要對韋伯有關超凡魅力領袖的理論稍加修正。我認為個人崇拜有兩個向度，一方麵崇拜者對偶像充滿了信賴，敬畏，甚至有些願意為之獻身的情感; 另一方麵，他們又把偶像作為認知的對象，試圖理解偶像發出的種種信息。處於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同對同一信息的解讀有可能截然相反，解讀過程便是理性發揮作用的過程。”仔細考察文革的反反複複的過程就會發現，文革的成年參與者都是很謹慎的投入到政治運動中的，容易衝動的是年少無知的中學生，但他們也並非沒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如果沒有毛對所謂的“資反路線”的反擊，就不會出現後來的造反派，因為曆史的經驗讓他們對造反充滿恐懼。文革中大多數自發的群眾組織都是在毛澤東癱瘓了地方政權後，基層單位踢開黨委鬧革命，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時才出現的，那個時期對群眾組織來說是最安全、風險最小的時期。
為了證明參與文革的億萬群眾是一種理性的行為，作者對文革前的中國社會做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以說明文革之所以能突然爆發，並非偉大領袖一時興起，廣大群眾就一呼百應，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作者研究了文革前各階層的收入情況，得出的結論是，盡管各階層之間收入存在差異，但差距並不大。收入較高的是公私合營後的少數吃紅利的資本家，再就是少數文化精英和技術精英，他們往往比同級的政治幹部的工資要高很多。比如武漢著名的漢劇女演員陳伯華的工資就比武漢市委書記宋侃夫的工資高出一倍多。劉少奇在一九六六年也說過所謂的資產階級權威一般都比我們黨的高層領導人過得好的話。三年困難時期，中央還專門指示各地政府要給所在地的高級知識分子和技術權威糧油肉的食物補貼，而同單位的黨政幹部不能享受這個特殊待遇。武漢地區就有三千多名高級知識分子享受了這個待遇。這種特殊待遇引起覺悟比較低的黨政幹部和其家屬的不滿和不理解。根據傅彪父親親身經曆改編的電視劇《五湖四海》裏有一個情節，完全可以佐證這種不滿。國民黨被俘人員，後來又投誠的軍醫解放後成了解放軍醫院的院長，抓他和接受他投誠的解放軍幹部解放後成為該醫院的黨委書記。困難時期，院長因為是技術專家得到上級部門一袋花生米的照顧，這引起書記老婆，一個革命老區婦女主任的不滿。按她的話說，憑什麽我們流血犧牲打下的新中國，卻讓這些原先的反動派來享受。這確實代表了當時很大一部分工農幹部的情緒。
其實文革之前的收入不平等和現在比起來真的是微不足道的。資本家雖然吃定息，有的還能收點房租，但他們的資本不能再升值和擴大再生產，而工人階級在解放後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得到很大改善。那時大家都是無產階級，也沒有富二代和嚴重的階級固化問題。領導幹部雖然有點特權，但也變不成錢，更無法向下一代傳遞財富。有些高幹家裏因為人口多，生活也是捉襟見肘。盡管如此，毛澤東還一再要求壓低工資差距，並在自己說的算的軍隊裏率先開始降薪。
“在毛澤東的主導下，一九六五年二月中央軍委做出《軍官減薪決定》，決定指出軍隊現行的工資標準是全國各類工資中較高的一種，他同我軍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優良傳統不相適應。因此，必須降低現行的軍官薪資，這樣有利於保持和發揚我黨我軍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見《毛澤東和文革大起底》）
所以，作者認為雖然有來自工農幹部的一些不滿，但收入差距不是當時的主要社會矛盾。而不平等主要存在於教育領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領域。各階層的不滿也表現在教育領域，尤其是對大學招生體製最為不滿。最不滿的階層就是老幹部的子女，他們可以說是唯分數製的受害者，盡管那時劉少奇和彭真掌管的教育界對工農和幹部子女已經出台很多傾斜性政策。
當年的老紅衛兵劉輝宣，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那時在共產黨幹部中就已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危機感: 他們的子女在學習上遠遠不及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子弟們，那麽將來由誰接班兒呢? 他在六十年代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即接班人的問題。"
在文革之前，中共就在教育領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領域向出身好的學生傾斜，因為五七年的大鳴大放讓中共意識到，家庭出身對一個人的政治傾向和思想意識有很重要的作用。反右運動的經驗是，家庭出身好的學生更可靠。在反右期間，工農幹部和工人階級都扮演了堅定的左派角色。在毛澤東決定反右之前的大鳴大放期間，基層的工農幹部就已經對右派言論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反右本身也是與基層工農幹部和工人階級的利益重合的。
“新政權決心改變各級教育機構的社會構成。以利於工人和農民。這個目標在較低層次還是比較容易達到的。到1956年為止。工農出身的學生比例已經在小學達到82%，在初中達到66%，在中專達到了64%。在同一年隻有34%的大學生具有"紅色"的階級成分，而這些學生又集中在本地師範類和農業類院校之中。在名牌大學裏他們隻占學生總數的10%-20%。國家可以對生產資料私有製進行社會化改造。但無法社會化由老精英所擁有的人力資本。富裕家庭仍然能成能夠承受讓他們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負擔（直接成本有學費學雜費日常花銷和衣物等，間接成本則視學生如不上大學而去工作所得到的收入）。而且那些擁有稀缺技能和專業訓練的人很有才能，他們的家庭環境，也使其技能和訓練所帶來的有利狀況可以持續下去。新政權於是就麵臨著一個困境，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最有才能的人往往出身於非無產階級家庭，而那些出生於無產階級家庭的人卻一般而言專業水平低、能力差。哪一個集團應當允許接受高等教育？應當采用什麽招生原則？如果把學習成績好壞作為唯一的標準，那麽高等院校將繼續成為老精英的專有領地，相反如果過於推行補償政策，那麽教育質量又會降低。”（P42）
“到60年代中期，中國已普遍接受了平等口號，問題在於老精英及其子女把口號理解為機會的平等，而出身低下的人則把它理解為結果的平等，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某一方麵受到了歧視。緊張關係由此得以發展。推行階級路線使學生們日益成為具有自我意識的集團。”（P46）
文革為什麽從教育界和文化界開始，這對我來說也一直是個迷。在讀了一些文革回憶和研究文章後，尤其是讀了毛澤東文革前與王海容和毛遠新的談話後，我多少明白了文革為什麽能在教育界點火就著，為什麽北京文革開始時最積極、最激烈的是老幹部子弟集中的幾所中學。階級分析和新精英集團的自我意識讓他們具有了危機感和搶奪教育資源的緊迫感，也增強了他們的鬥爭意識。文革初期，血統論在老紅衛兵中的風行和教師的受辱挨打都與新精英的這個自我意識覺醒有密切關係。王紹光收集的文革前的資料裏有一份武漢高中招生委員會出的《初中畢業生的推薦工作的情況反映》，裏麵講到，許多重點學校把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與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等同看待。例如：出身好的同學沒有推薦同班的女生上高中，就是因為這個女生的父親是總工程師，母親是總會計師。她的同學還振振有詞地說：“解放前，她家過的好。現在她家還有一個保姆，所以最好送她到農村去。”這種嫉妒心和公平意識相摻雜的心態被作者認為是文革初期老紅衛兵積極投身文革的原因之一。
在文革之前的六五年初，也許是受毛澤東與毛遠新和王海容談話的影響，北京發生了所謂的“四六八學潮”，即北京四中、六中、八中這幾所幹部子弟集中的學校發生的罷課事件。這些幹部子弟在學潮期間給中央寫《進言書》，批評當時中共以分數為中心的教育方針。認為那些地主、資產階級的子女因為學習成績好，受到老師的讚賞，而革命幹部子弟卻因成績一般而受到冷落。但幹部子弟的飛揚跋扈和學校給予他們的特殊照顧又讓平民子弟和知識分子子弟非常不滿。比如清華附中專門組織“幹部子弟學習小組”，單獨給幹部子弟傳達機密文件，軍訓隊隻招收幹部子弟等，這使兩者的關係更為對立。因此在1964年發生了“婁熊”事件，即平民子弟的孩子婁琦與熊向暉的兒子熊剛打架後，校長萬邦儒明顯偏袒熊剛，把婁琦打架的行為上綱上線為“打幹部子弟”的階級鬥爭問題。結果引起平民子弟的極大不滿，他們把大字報貼的鋪天蓋地。在文革之前，這種兩個階層的矛盾就已經很深了。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組織的創始人卜大華組建紅衛兵後，遇到的最大對手不是當權派和工作組，而是平民子弟的反對。
其實毛澤東反對“分數掛帥”的教育體製並不是為了照顧幹部子女，而是認為這種製度不合理，因為毛澤東從年青時就反對死讀書，讀死書。毛澤東骨子裏就是一個叛逆者和革命者，而且也瞧不起那些循規蹈矩死讀書的人。毛澤東雖然很有學問，但以學位和學曆而論，毛澤東頂多算個小知識分子。可毛澤東這個小知識分子不僅在黨內打倒了死讀書的大知識分子王明，而且戰勝了高學曆，洋博士組成的國民黨政府。在文革前毛澤東與毛遠新的談話裏，毛澤東就批評過這種讀死書的教育方式：“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於緊張狀態。學生成天看書，並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勞動。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辦法。我不讚成，要完全改變。”在與王海容的談話中，毛也說：“要允許學生上課看小說，要允許學生上課打瞌睡，要愛護學生身體。教員要少講，要讓學生多看。”類似的話，毛澤東後來在教育體製改革的會議上也說過。
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教育革命思想是文革的前奏曲，或者說是文革的準備。盡管毛澤東的教育革命與老幹部子女理解的教育革命無論是目的還是內容都是不同的，但老幹部子女願意按自己的意思去解釋毛澤東的教育改革方針，因為這樣最符合他們的切身利益。這種現象也是文革中反複出現的，文革中的兩派對毛澤東的同一句話有著完全不同的解釋和理解，都盡量往對自己有利的一麵解釋。這被本書作者王紹光解釋為是一種理性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