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八次危機與軟著陸

我在2012年即將出一本書，書名是《八次危機》，解讀1949年以來中國發展的真實經驗。最近這些年我一直在做區域比較研究，先後做了解讀珠三角、解讀蘇南、解讀重慶，現在還在進一步做不同區域發展經驗解讀。所針對的問題是：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上來就說中國如何，話說得有點大，因為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大陸國家，而且是有著漫長國家史的國家，這點在世界上是很獨特的。大多數世界上以國家為名的國家，其國家史都很短，比如美國，作為外來殖民者的國家史隻有三百年。另外一個典型的是德國，從300多個分散邦國正式演變成一個國家也很晚，是1871年的事。至於意大利，我印象中是1847年才從一個地理概念變成國家，而且真正完成整個意大利半島的全部統一形成完整治理的國家，似乎還得再往後推。所以，成為國家形態的曆史演變，對這些主要歐洲國家來說都比較晚。

當然，人們會說1647年的威斯特利亞條約體係奠定了歐洲構成現代國家的基本政治內涵，這個教科書說法仍然可以成立。但如果我們看1647年歐洲的版圖，相距可以稱之為政治國家的國家還是有一個很大距離的。歐洲國家史最長的算是法國。

大概看下來，今日之世界上，俄國和美國這兩個超級大國都屬於國家史極短的國家。因此，對於中國是什麽這個問題，學者們不做區域比較就說整個中國如何，對於一個有著漫長國家史、並且屬於超大型的大陸國家來說，好像有點話語粗暴。因此，我到這個年紀想做一點細的研究，那就開始做國內的區域比較；同樣，為了說清楚所謂發展到底是怎麽回事，也開始做國際比較。最近一個聯合國支持的項目是"新興七國的比較研究"（emerging seven countries comparative study），試圖推出一個新的交叉學科，叫做"批判政策學"（criticalpolicy studies），是從多學科的角度來理解發展過程的經驗和教訓。

這次想跟大家講一下有關的研究體會。

這個幻燈片講全球資本化製度成本轉嫁，也就是講貧困經濟學。

所謂"貧困經濟學"（economics being poor），其實，貧困本身是相對於發展而言。那麽，什麽是導致貧困的根本原因？我做了多種不同國家的比較，也做了中國國內的區域比較，我的歸納叫做"成本轉嫁論"（cost transferring theory）。

當然，從理論淵源來說，它並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末。應該說繼承了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論"（dependent theory）。再往上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係統論"（the word system theory），然後再到我這進一步演化為成本轉嫁論。如果再精確一點，可以叫"製度成本轉嫁論"（institutional cost transferring theory）。因為，我認為目前世界發展的嚴重不平衡與貧富差別越來越大的重要原因，是製度成本轉嫁給弱勢群體。

這個道理也好解釋。如果看現在的全球危機就會注意到，貧富分化本身並不可能通過西方模式的現代化來化解。

這裏有幾個經驗性的歸納，大家可以注意。

其一，大多數後發國家因本國要進入發展主義的現代化，那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資本要素的絕對稀缺。

西方經濟學是研究要素相對稀缺的條件下要素配置方式的理論，其在理論上推導出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可以自發的配置要素達至最優。而發展中國家的麻煩在於，這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立論前提，與我們的客觀世界差距太大。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存在這種經濟學討論需要確立的要素"相對稀缺"的前提條件，我們麵對的是西方經濟學不討論的前提--資本要素"絕對稀缺"。

在資本要素絕對稀缺時政府會怎麽樣？政府會親資本。我們做的國家比較研究發現，不管是何種主義、何種體製、何種政府，也不管誰當領袖，都有一個共性，隻要遭遇資本絕對稀缺，主流就都會采行親資本的政策體係。如中國50年代獲得蘇東資本，主流是親蘇東的。到70年代又獲得海外西方資本進入，那就在70年代以後，主流就改為親西方。但有一個特例，那也是屬於前提條件改變，就是被封鎖。例如，中國60年代被兩個超級大國封鎖，政府就親不得資本，隻好親勞工、親社會。實際上，當代中國隻有60年代這段時間沒有海外資本、且完全被封鎖，這時候，可以叫做"去依附"（de-dependent）。

依附理論研究的是中國為什麽去依附，要我說去依附很簡單，因為遭受兩個互相敵對的西方勢力封鎖，資本趨零、甚至為負值。那就不可能再依附。

因此整個60年代，也勢必是中國最強調自力更生、強調艱苦奮鬥的年代，也是政府大範圍地動員勞動力、以勞動力替代資本延續國家工業化的年代。當我們講什麽是中國的真實經驗時，別忘了那個年代是在資本絕對稀缺到趨零的條件下，中國人隻能用高度集體化和單位製，成規模地組織勞動力去替代稀缺程度為零的資本。在資本趨零的情況下，主流想親資本也親不成了。隻能親勞力、親社會。

我們現在說那段時間是極左路線，而如果以完全客觀的發展的經驗過程來看，談不上對錯、好壞。隻是那時西方資本不要你，蘇東也跟你交惡；國內正在工業化資本增密機製的作用下，卻突然遭遇資本沒了。這麽看，就等於在去意識形態化地了解一個經濟體的整個發展經驗過程，就有點明白了。可見，我們需要客觀地歸納不同的發展經驗。

大家知道1929-1933年大危機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所導致的，整個矛盾就是"生產過剩"。像歐洲這樣一個半島型的"次大陸"，在狹窄地域上發生多個工業化國家都生產過剩的時候，矛盾就無法解決。相對而言，在美洲大陸有羅斯福新政，實質是在物理空間上讓一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暫停。羅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大家都清楚：大危機條件下銀行和企業不可能正常運行，政府啟動基本建設，動員失業勞工去排隊登記，幹一天活拿一天食品券。無外乎就是把過剩勞動力和過剩製造業生產力結合起來，投入國家基本建設。美國這種大陸國家可以幸免於難，但是狹窄次大陸上的分散的歐洲就不可能幸免於難。於是，歐戰爆發。

在二戰之後，幾乎全球的政治家、媒體、學者都在擔心什麽時候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資本主義內生性矛盾沒有解決生產過剩內在矛盾，隻是把過剩生產力摧毀了一遍，然後再搞戰後恢複重建，僅此而已。

那麽，戰後發生什麽改變了嗎？實際上就是原來的列強紛爭改為雙寡頭控製。

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多個工業化國家的列強紛爭可以叫做多次博弈。但戰後造成兩個超級大國，經濟學上看就是雙寡頭壟斷。而雙寡頭壟斷下的地緣控製，就是要重新按雙寡頭的戰爭利益來重新瓜分世界。於是，就形成一個新的戰後發展趨勢--雙寡頭分割勢力範圍，而這個趨勢下又出現"雙雁陣產業轉移"。

二戰後唯一沒有遭到嚴重破壞的經濟體就是美國，而其龐大的製造業生產能力開始對西歐和日本做兩條線的產業轉移，以圖實現對兩個大洋的地緣控製。而這個時候的產業轉移不是後來日本70年代對東南亞的雁陣式轉移，早期兩個超級大國的產業轉移是戰略性的，因此它輸出裝備製造業。

同理，通過戰爭形成龐大的生產能力的蘇聯也是兩條線的裝備製造產業輸出，一條輸出東歐、一條輸出中國和蒙古、朝鮮和越南。當然也包括中線對印度輸出產業。那時，凡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大都得到蘇聯裝備製造業的輸出。

戰後雙寡頭壟斷下的這種兩翼輸出：美國向西歐和日本的輸出；蘇聯向東歐和中蒙的輸出，其輸出過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緣政治格局的形成過程。而這個產業輸出過程因為是戰略性的，所以輸出的是裝備製造業。於是，中國50年代在沒有發展輕工業的條件下，直接進入重工業。這個客觀經驗過程與中國是否主觀采取"趕超"沒有什麽必然聯係。

重工業當然有內生的特點，那就是資本增密、技術增密，而絕對不會是勞動力增密；不僅不會是勞動增密，而且會是排斥勞動。亦即：中國50年代接受海外產業資本的重工業，一定是資本增密的同時排斥勞動。而這個國家太多的人口，剛剛進入"一五計劃"形成重工業，就發生城鄉二元結構對立性矛盾，城市因為是重工業打頭就不需要那麽多農村勞動力。再加上1956-1957年中蘇兩國間發生重大分歧，第二年五年計劃不得不停擺。批評城鄉二元結構不人道也許是正確的，但其客觀形成於另外一個經驗過程--50年代的重工業投入。

 

二戰後兩個超級大國的雙雁陣轉移，有一成一敗。

美國戰後通過當年產業轉移基本完成對兩個大洋的地緣控製。同時，戰後西歐工業複興了，日本也複興了。都在60年代基本上重建了原來被摧毀的工業體係。

但是蘇聯的產業轉移，對東歐的產業轉移和地緣控製相對順暢，因為戰爭中它占領了東歐。麻煩在於對中國，戰後蘇聯在中國隻保留了中長鐵路和大連特區、旅順軍港的控製權--蘇聯的遠東艦隊駐屯於旅順口。那就是說中國在東北並沒有構成完整的國家主權，軍隊、行政都受控於蘇聯。而從蘇聯的角度來說也有道理，為什麽呢？因為蘇聯海軍在太平洋沿岸的不凍港出海口隻有旅順口一個；而旅順口又是二戰中蘇軍打下來的。

剛才提到國家史，中國作為一個有漫長國家史的國家，也許是因為國破家亡的曆史記憶太厚重，中國人格外注重國家主權的完整。當蘇聯在"一五計劃"期間對中國進行戰略援助和投資，我們當然歡迎，那麽也因此而使我們這個打遊擊出身的政黨建立的政權，勢必要按照蘇聯的管理方式來建立政府、學校、科研機構等等。

這裏麵有一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道理，什麽樣的經濟基礎對應形成什麽樣的上層建築。蘇聯投資建立在城市裏的這種工業化經濟基礎，就得建立適合這種城市經濟基礎的政府和意識形態化的上層建築。於是乎，中國當年的上層建築全盤蘇化：蘇聯有什麽部委，我們也得有；為此蘇聯政府得派專家來幫中國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構建政府體製，還得派教師來，一個係一個係的幫助我們建立學校教學科研體製。何況軍隊全部蘇式裝備和蘇式管理。這就叫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全盤蘇化"。

然而，中國人於1955就意識到全盤蘇化對中國的影響。於是1955年年末毛澤東親自主持討論改除全盤蘇化--就在中蘇雖然還處於蜜月期，仍然得到蘇聯大規模援助的時候。

接著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兩黨之間的矛盾開始公開化，同期是1956年中國按照條約收回旅順口、大連特區和中長鐵路控製權。在接收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問題。

當我們參考這些曆史資料的時候，發現在中國要改除全盤蘇化，是非常難的。因為當你的工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基礎及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當蘇聯的教育科研體製被我們的知識分子當成看家本領的時候，即使全盤蘇化對國家主權有潛在威脅，誰能真地去改嗎？

為什麽60年代政治上有一係列的複雜情況。

當人家不再無償投資了，專家和技術資料也撤了，麵對留下這個資本技術密集的工業化攤子怎麽維持？有外資進入的時候政府可以親外資，而60年代突然沒有了，親不著外資了。沒有外資，隻好調整；那是痛苦的，代價巨大。所以，就有複雜的各種各樣的事情發生。

 

其實，我們分析60年代一係列複雜的社會、政治問題發生的時候，還得再往前稍微的加一個前提條件--中國到底是什麽性質的國家？

西方人會說：共產黨國家（communist China），社會主義中國（socialist China）。我一般會答複說：無論如何主義（Whatever-ism）到底什麽是中國（What is China）？

中國首先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國家--沒有被外來殖民者徹底統治和改造過。

例如，美國原住民現在是52萬人，占人口總數的不到2%。因此美國是一個外來殖民者形成的國家。今天世界上很多先進國家，特別是從農業角度來說，大農場農業被當成先進的模式，但幾乎沒有哪個大農場國家不是通過殖民地形成的。而整個亞洲，基本上屬於原著民文化，我們亞洲從口太多，作為原住民，沒有來得及在西方大規模推進的殖民化中間被大幅度減少，因為離宗主國太遠、他們過不來。中國就成了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在世界上跑了四五十個國家去做調查研究，總相信眼見為實，一定要到現場。做這種研究會發現像中國這種原住民人口大國，所充滿的矛盾並非當代形成的，而是曆史延續而成的。

其次，中國是世界上小資人口最多的國家。至今亦然。馬克思和毛澤東都否認小資社會能夠建立社會主義，當代學者中隻有崔之元提出"小資社會主義"論述。

1949年，曆經三次土地革命戰爭，又叫獨立戰爭（civil war），中國建立了一個什麽國家？要先看戰爭打的目的是什麽？幾千年曆史上農民的訴求--耕者有其田--政府給占人口88%的農民按人平均分了地，農民成了過度分散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一個具有自覺性的階級。政府進入工業化所遇到最大的挑戰，首先是與小土地所有者之間的交易費用過高。諾斯的交易費用理論說，當交易對象大到一定量的時候，交易無法進行，因為交易成本過高。

這個國家建立了新的政權，要按照侵略者的國家那樣搞工業化才能維護主權，因為他是工業化生產出船堅炮利來打我們，所以我們也要搞工業化。對！但同時又把地全分了，農業資源變成小農所有，政府跟小農怎麽交易？於是，政府推進集體化。

如果政府跟小農說，大家要搞私有化經濟，我們都是為了個人利益最大化......這套宣傳符合今天西方意識形態，但難道能靠這些說法動員小農加入集體化嗎？當然不能。事實上，政府隻能用集體化來解決從農業提取剩餘遭遇的小農經濟高度分散的矛盾。而集體化這個階段用什麽來宣傳？當然就要有一套關於集體的宣傳。從國家工業化的角度看，工業化要和鄉村交換，可麵對四億農民怎麽交換呢？沒法交易，就先搞初級合作社。但初級社隻是農產品與城市的一般消費品交換。接著，當城市接受的蘇聯大工業出了產品--拖拉機生產線生產的是50馬力拖拉機，這些東西怎麽和一般的初級社交換？哪個20戶農民的小社能用得起履帶拖拉機？大規模生產拖拉機的年份是1955年，批量生產沒有農民要買，就得露天放著，也不能摞起來。那不就意味著浪費嘛。各個工業部門紛紛向中央建議搞高級社，隻有以鄉為單位建設拖拉機站才有可能接受拖拉機。於是1956年，中央提出農業現代化，真正內涵是什麽？是集體化加機械化--沒有以鄉單位建立高級社，實行規模經營，就沒有中國機械工業的出路。這就是中國最早提出的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的背景。

要以鄉為單位建立高級社，就要把鄉範圍的幾萬畝土地變成規模經營。這樣就可以在鄉這一級建立拖拉機站，再加上農機修造船和其他配套工業的需求，就實現了工農兩大部類的交換。所以農業集體化本質上是服務於工業化早期的原始積累，服務於工農兩大部類交換的要求，這應該是個很平和的解釋，沒有對錯好壞。隻是這麽一個經濟過程。要還是不要，要說不要，那就拖拉機工廠關門。而拖拉機工廠也是可以生產T50坦克的生產線，那坦克要不要？要不要建立現代國防？這就是個戰略選擇了。

農業集體化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和平主義者可以說，幹嘛要坦克，全部築劍為犁、化坦克為拖拉機。但那時候的麻煩在於周邊都是敵對勢力，不僅得要坦克，而且恐怕得把坦克的部分成本打到拖拉機裏頭去。那這拖拉機一定是高價的，怎麽讓農民接受呢？各位要是有興趣，可以看一看薄一波在80年代寫的《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回顧》，比較詳細地講了當年的決策過程。他說：要搞工業化就得讓一部分人做出犧牲，那到底怎麽辦呢？中央反複討論，認為隻能讓農民做出犧牲。所謂農民做出犧牲，主要從這個農業集體化開始。可見，集體化並非農業自身的錯誤，而是服務於工業原始積累建立起來的，是有利於工業化提取農業剩餘的組織。那麽，集體化在農業上的不經濟，也是國家為了工業而大量提取剩餘造成的。後來有很多人做學術研究，認為集體化的不經濟是因為缺乏激勵，很好，這些研究都有價值，但大都沒有注意，這不是集體化自身的問題。

農業集體化的衰敗，乃集體化貢獻剩餘過多的結果。

有一個數據是80年代就已經提出，提出者之一是我們院一個已經退休的榮譽教授嚴瑞珍。指出通過集體化向國家貢獻的剩餘大約在7千億元到8千億元人民幣。這個數今天看來不算什麽了。可是，到1978年改革之初，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隻有9600億元，而同時期從農業提取的剩餘約8千億元，這兩個數比到一塊，就知道了農業集體化對於工業有多重要了。

毛澤東在1949年反對民粹主義，提出代表中國人大多數根本利益的共產黨隻有發展出工業化才能保證基本的主權安全，這在50年代是清楚的。要搞工業化就得要原始積累，原始積累就要提取剩餘，剩餘當時主要從農業來。

這就好比說，那個時候大家都窮，沒辦法隻能做個窩窩頭吃，雖然沒吃飽，但總算沒餓死。後來資本原始積累完成了，進入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總之是資本的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擴張。那就是工業化後期，大概是在80年代以後這個階段。資本擴張產生資本溢出效應，於是整個社會收益增加。其實這也是一個很普通的經驗過程。但也就有各種意識形態，說我現在這饅頭多好吃，前麵吃的窩頭就整個是錯誤。不說沒前麵那個窩窩頭墊底，這個饅頭未必吃得飽，甚至吃不上。這就好比今天的社會輿論：現在的饅頭好，前麵的窩頭壞......

要讓我說則是，窩頭沒讓你餓死，饅頭讓你飽了。窩頭重要，饅頭也重要。這樣，也就把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和產業擴張這兩個不同階段，平和地解釋出來了。

雖然窩頭派和饅頭派不必鬥下去了。但往下看就麻煩了，以前人們都說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摸不著了，因為現在前麵是海了。有幾個原因。

第一，越是經濟結構高度現代化的國家，貧富分化程度越嚴重。

經濟現代化不能解決貧困兩極分化。以美國為例，它是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占GDP高達85%以上的國家，基尼係數高於中國。特別是最近四年，不得溫飽的貧困人口從原來不到9%左右，上升到20%左右，這才有了今天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再加上大規模的救市資金湧進了金融資本領域--經濟結構是85%以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所以創造出的新增信用隻能進這85%，而這85%吸納的就業很少，大多數人不會去玩這種泡泡遊戲，於是失業不可能解決，就責怪中國。其實根本原因是不能把新增的貨幣信用、和政府債務信用拿來發展實體經濟，所以就不能更多地吸納就業。盡管奧巴馬希望改變，但現在他沒形成真正的改變。即使進入下一個任期，也難以真正做改變。美國有一批學者給他做谘詢。指出中美兩國製造業的成本差距隻有5%，隻要努把力，美國就能恢複製造業了。我對此表示懷疑。

我一直有個說法，現在叫做"奧巴馬與金正恩難題"--上去了就下不來。朝鮮早在金日成時代，經濟結構、城市化率就都比中國現代化得多。1989年朝鮮就實現了人均糧食產量800多斤，人均國民收入比我們當年還高100美元，並且早就實現了70%的城市化率；農村中完全是規模經濟，擁有6萬套拖拉機，機械化比我們早得多。現代化、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進城，變成了文藝範（人家早就文藝範了，載歌載舞）。但1991蘇聯解體麻煩就來了，1992年經互會取消、換貨體係垮了。原來可以把蘋果、蔬菜送到西伯利亞換石油，正好互補。但，遭遇蘇聯解體，石油不給了。1992年年末就有三分之一的拖拉機動不了，大量耕地拋荒。1993年，糧食收成減少很多人餓死。

朝鮮不像古巴，古巴是在經互會體係中生產糖的，換貨體係沒有之後，古巴也陷入饑餓，一人一天兩片麵包，三根香蕉。幸虧古巴是在熱帶地區，沒有挨凍的問題，再加上氣候多樣性，通過作物多樣性種植，變成了聯合國表彰生物多樣性國家。自然使得古巴恢複多樣性，也因為沒誰給他什麽化肥援助。

誰之罪？領袖們可都是按照現代化的要求，一步步走上了農業高度機械化、人口高度城市化，一旦蘇東國家的經互會物資交換體係坍塌了，石油沒了，石油農業也就完啦。有人認為是製度原因，那改成什麽樣的製度能讓三個農民養七個城裏人呢？靠手工，不可能。於是乎，一些國家出現了先軍政治，指揮大規模城市人返鄉勞動。春天一人發一把掘頭，刨地去，秋天一人發一把鐮刀，割稻子去。但是，上去了下不來，一旦把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還能讓城裏人下鄉勞動嗎？

比如我們這些知青，好不容易下了一回鄉，就寫了多少傷痕文學。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把自己曾經受的一點苦難，恨不得放大成全人類的災難。城裏人都這樣！

我近年來多次強調：現代化是一個高成本的過程，隻有大規模集中資本才能現代化，而資本積聚和風險集中又是同步等量的，多大程度上集中資本，就多大程度集中風險，這是個常識。可為什麽在今天的社會科學裏卻變成反智的理論、反常識的理論占據主導地位？

現在隻有研究製度收益的學問，沒有哪個理論研究製度成本。比如，城市化。

城市化事實上就是資本集中的過程，同時也就是風險集中的過程，於是一定會因風險集中而爆發危機。可見，危機會爆發在城裏。於是，城市和鄉村在二元對立的體製條件下，會出現城市周期性爆發的危機轉嫁代價給農村。如中國這樣的大型國家，是成也二元、敗也二元，沒有什麽對錯好壞。

中國成了工業化大國，憑的是向鄉土社會轉嫁大量城市資本與生俱來的製度代價，因此才有嚴重的三農問題。

當把所謂的工業化、城市化做為現代化的主要涵義，那就意味著要承擔製度代價，這個代價到底是什麽？

第一，三農領域中三要素的長期淨大幅度流出。人們都看到勞動力、土地和資金更多地被產業化和城市化占用。其實，任何經濟領域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都會衰敗。

主流鼓勵農民外出掙現錢，似乎不錯。但從社會角度來看，就意味著城市資本把草尖掐走了，本來長得一簇草挺好，現在把草尖掐了，留下的就是老弱病殘、婦女兒童，現在農村勞動力資本存量最高的年齡段，十六七歲到二十六七歲，被當成草尖掐走了。哪去了？貢獻他們的勞動剩餘給城市資本了。城市人占有了草尖創造的勞動剩餘，給農村草根以回報了嗎？沒有！真正最大的不公平是掐了草尖，又不給點化肥，如果老這樣會把草弄死的。因此，現在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就在於農村三要素的長期淨流出繼續被主流強行推進。

第二，當資本過度集中在城市時，就過度集中風險。風險爆發時就像三農轉嫁。

城市資本風險爆發是必然的；政府要想辦法實現軟著陸。我在《八次危機》中做了經驗性的歸納，發現隻要實現軟著陸，一定是城市資本把代價轉移到鄉村去了。凡是硬著陸，一定是代價轉移不出去，硬著陸砸出來的是什麽呢？以前叫調整，現在叫改革。

所以說調整與改革隻不過是危機在城市硬著陸的結果。這些提法很有挑戰性。

接著，我的書裏還有另外兩個判斷：其一，資本不論國有和私有，都不過是人類在資本主義階段製造的反過來異化於人類自身的異化物。其二，政府也是人類製造的異化物。

一般情況下，政府服務於資本，而在特殊情況下，政府與資本直接結合，政府即資本、資本即政府。在資本內化於政府的時候，就出現"政府公司化"，也就節省了政府和資本間的交易費用。但是，強大政府的權力和資本權力共生時，也強化了對資源做資本化占有的能力。而資源原來在民生之中，隻有內化於政府的資本，才能最順暢地推進資源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並順暢地甩掉製度成本。

這個資本內化於政府的特點要和我原來的經驗歸納相結合，我原來說，發展是資源轉化為資本的過程，而改革是資源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資本化收益如何分配的問題。

這些其實是方法論。如果要做一個研究，就先要重新界定概念，如果不能重新界定概念，照搬概念往往是不適用的。因為原來的概念是在別人的經驗之中提煉的，所以要重新界定概念。在我們原來做的國際項目中，開始就是重新界定概念，否則沒法做研究。所以這裏也得重新界定概念：什麽叫資本？什麽叫政府？什麽叫現代化？什麽叫法律？什麽叫製度變遷？這些概念討論清楚，往下的研究就好做了。

中國經驗的關鍵特點是政府公司化的資源資本化，就是因資本內化於政府，而更順暢的將資源轉化成資本，並且更多甩掉了因資本集中而造成的風險，也就是轉嫁了代價。

關於這個論點，可以注意我的文章。在1960年爆發大危機的時候，中國是把城市中不能就業的過剩勞動力以上山下鄉的形式轉移出去了，城市轉移了一千多萬。於是中國有了第一波上山下鄉運動。1960年之所以有大規模的失業，是因為50年代為了支援城市工業化建議，政府動員了大批青壯年農民進城挖土方、搞基本建設。後來蘇聯投資停了，這兩千多萬被動員進城的農民就送回家鄉。客觀上是鄉土社會的村社經濟，承載了城市危機甩出來不能就業人口的社會代價。那麽，到底有多少呢？至少有幾千萬。

各位不太了解幾千萬的概念，我出去交流，說：我們有過幾次高達數千萬的失業，如果你們國家有數千萬的失業會怎麽樣？一般他們會告訴我：如果我們有幾千萬的失業，那這個國家完了--無論是多先進的製度、多先進的政府，都抗不住大規模失業。

事實上，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鄉運動都是中國遭遇危機的客觀結果。危機來了，政府把城市青年送到農村去，城市的危機就軟著陸了。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上山下鄉停止了。1980年再爆發城市危機的時候，政府就不能再讓失業青年下鄉了，而且為了休養生息，還得讓以前下鄉的回城。1980年城市遭遇到四千萬待業青年的壓力，演化為巨大的社會犯罪浪潮，因其非常嚴重，才有"兩個嚴打"：打擊經濟犯罪，打擊刑事犯罪。後來媒體汙蔑說是勞改犯致富。我們這代回城知青，成千上萬地承擔了危機的代價，還在身份人格上被社會抹黑。我們確實很苦，但也鍛煉出了一批人。現在很多關鍵崗位上仍然屹立不倒、並且拚命幹活的都是這些人。艱苦人生，有悲也有喜。

這個階段出現最大的變化，不是我們這代人的變化，因為危機爆發在城裏，砸出來一個偉大改革--1979年政府推出價格雙軌製和對地方放權讓利。這與知識分子討論的價格雙軌製所謂製度創新沒什麽直接關係。主要是因為中國70年代引進外資設備欠了很多外債，搞價格雙軌製就是讓經濟上有活力的地方走市場一軌得到原材料，同時允許地方外貿自主權，有外匯留成，以及地方經濟計劃自主等等，推出了一批應對債務危機的政策。

這就是改革的開始。隨之，崛起了中國四大沿海發達地區：遼東、膠東、蘇南、浙北。這些地方都是原來國家工業化形成的城市工業帶，這些工業帶借著放權讓利，和價格雙軌製的改革機會，促進城市產業在周邊郊區和近地農村做了重新布局，所以，實際上是物理空間的產業調整。

因此我們說，中國的產業調整主要因1979年的政策而在80年代初推開，帶出了沿海地區的先發展。於是小平同誌當時就提出：沿海先發展，先富帶後富，最後實現共同發展。

中央在財政極度緊缺的條件下，進一步推行的是：財政管不了農村了，搞家庭承包吧；同時，把應該國家支付給農村的基本公共開支，如社保、醫療、教育、生老病死這一套轉嫁到土地上，就是說把土地和勞動力還給農民，同時把公共開支負擔也轉移到土地上。這有點類似康熙年間的攤丁入畝，政府把養活基層幹部和本來政府應該承擔的社會開支都轉嫁為按土地麵積分攤的稅費負擔。

隨著1979年財政赤字危機壓力下的放權讓利和財政甩包袱等一係列應對危機的政策安排，農村開始了家庭承包。同時，在城市，國家承受不了對國有企業的投資，把原來國家財政統一撥款給企業搞生產，改成企業從銀行貸款，留利交稅。這樣，本來全民所有製企業的利益就與國家分野，接著企業就要求廠長經理承包製，要求獎金上不封頂、下不保底，企業變成獨立經濟主體的改革要求就增加了。

但另一方麵，國家麵臨巨大的城市失業問題，就要求所有企業打開大門，"五個人的飯十個人吃"。有些企業就業壓力太大，就讓子女上崗頂替老職工下崗。下了崗的老職工去了鄉鎮企業，於是有了技術人才鄉鎮企業就發展起來了。還有一部分幹部子女就業困難，就搞機關打開大門辦"三產"，"官倒"公司就出現了。剛開始時，機關辦三產未必就幹"官倒"，因為那時候群眾監督的壓力還比較大。

80年代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度過了這場危機，這些措施最初就被定義為改革。類似的措施在60年代也被定義過，隻不過那叫調整。所以我才說，危機砸在城裏就會有調整或改革。如果有人把這套危機的對應政策意識形態化地對應為某個領導絕對正確，那也沒意見。總之，早年國企的低效率不是國企自身的問題，是因為政府在80年代讓企業五個人的飯十個人吃。到了90年代，政府又說國企人浮於事沒效率，搞"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反正理都在政府手裏。

但是當改革促使經濟主體多元化，企業開始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會發現當年市場關係高度緊張。因為都想進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生產，就產生了80年代的通貨膨脹，也就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改革方案，在那互相爭論。最後呢，導致領導選擇了價格闖關。這就給剛剛問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創造了曆史性的機會--"官倒"公司撈到了第一桶金。機關當然知道價格闖關意味著市場價格要大幅度上升，因為資金和原材物料都高度緊張，於是80年代機關開門辦三產的時候形成的三產公司開始明目張膽地倒賣批件，直接以公司的名義囤積居奇。這就導致物價飛漲。官倒公司直接搶購把市場搶的高度緊張，1988年物價指數攀升到18.6%。通脹危機之下為了防止老百姓擠兌，政府就提高存款利率，利率猛然上漲就導致企業全麵發生"三角債"，就導致了生產停滯。

總之是1979-1980年的赤字危機導致整個80年代的連續政策調整，這些措施被官方納入改革意識形態。客觀看，危機硬著陸在城市之後的應對政策的後果，是物價飛漲和連帶的生產停滯。如果客觀地把經驗過程梳理下來，就可以了解80年代怎麽回事，為什麽有這麽多的事件。1988-1989年中國發生的是典型的"滯脹"形態的大危機，隨之引發了政治風波；此後，則是1990年代農民負擔越來越重，國企職工的大規模下崗，貧富分化愈演愈烈，社會群體性事件與年俱增......這些，可以算是改革開放的製度代價。

在此我隻是梳理了中國加入全球化之前的部分經驗過程，希望這些梳理對大家能有所啟發。

謝謝！

（本文由王海俠根據2012年5月25日溫鐵軍教授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講演的錄音整理）原載人文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