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閱人間事，讀聖賢書
正文
在中共的領導人中，毛澤東堪稱是最能讀書的一位。毛自己讀書，也經常勸告中共黨員，尤其是領導幹部要讀書，而且還經常給他們開列書單。毛在晚年的時候還向黨內推薦六本書（全部為馬列著作），而毛澤東以身作則，把其中的《共產黨宣言》讀了上百遍。可見毛對其畢生的信仰和事業有多麽的專注和投入。
紅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也酷愛讀書，據說在臨終前仍在精讀《周恩來傳》。趙紫陽在位時沒聽說讀過什麽書，也許是改革改的太忙了，無暇讀書。到是下台後，由於被剝奪了一切公開露麵的機會，反倒有時間讀了很多書，但具體讀了哪些書，喜歡哪些書，小民無從知曉。
江澤民也是個喜歡讀書的人，且涉獵很廣，學貫中西。據說還專門研讀過羅素的《中國的問題》。
朱鎔基是社科院出身，肯定沒少讀書，但他在公開場合推薦的書目除了他自己的書外（朱鎔基出書的稿費據說有上千萬元，但他全部都捐給了基金會），隻推薦過一本《中國農民調查》。不過他推薦這本書並不是看好它，而是因為書中批評了他的分稅製，讓他很惱火，薦書的目的是為自己辯護。最可笑的是，他將此書列為異見分子們喜愛的書，這等於把一本反應農民負擔過重，為農民利益呼籲的書當作了敵對分子的宣傳。後來此書成為禁書，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朱鎔基的定性。看來一向被認為開明的朱總理也是聽不得批評的。
胡錦濤是讀蘇聯革命小說長大的，後來擔任過全國讀書活動辦公室主任。估計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辦公室都搞了些什麽活動，推薦了哪些書。
溫家寶則非常傾心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據他自己說他讀了不下一百遍。他還五次向人推薦過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也許道德情操的學問隻會感動自己和軟化人的性格，以至於重權在握的大國總理卻無能力和狠心去管好自己的家屬。
習近平沒當一把手的時候就向國人推薦一本古書----《弟子規》，當他進入中央後，曾向中共省部級幹部推薦過金一南教授所著的《苦難輝煌》。這本書我還沒讀過，但在當當網和豆瓣讀書上則是好評如潮。
在中共曆屆領導人中，實用主義的鄧小平大概是最不喜歡讀書的，也沒聽他推薦過什麽書，隻知道他是個金庸迷，估計武俠小說沒少讀。看來，讀書對鄧小平隻是一種娛樂，和打橋牌沒什麽分別。
中共領導最近推薦的一本書是王岐山在一次專家座談會上向與會專家推薦的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大革命》。
王岐山推薦這本書時說：“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製度與大革命》。”
坦率地說，我是帶著好奇心去讀這本書的。我想知道為什麽一本寫於兩個世紀前的曆史論著，會成為今天中國高層領導熱讀的書籍，而且政治局常委王岐山還向專家們推薦此書？難道書中的觀點對今天中國有某些特殊的現實意義嗎？難道藏在這本書中的一些思想與王岐山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產生某些共鳴嗎？我想，作為政治局常委之一，王岐山肯定是不希望中國發生革命的。因此可以斷定，王岐山推薦這本書的目的肯定與同樣推薦此書的自由派精英如任誌強、樊綱們不同。後者推崇的是書中的自由主義觀念。
法國大革命是諸多曆史偶然性和法國多年來獨特的社會曆史事件所促成的。也就是說，大革命雖然有必然性，但並不是不可避免的。
大革命為什麽會在法國爆發，而不是在歐洲其它境況不如法國的國家如德國爆發呢？要知道德國的農民和第三階級遠不如法國的農民和第三階級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權利，他們受的壓迫更深。托克維爾正是帶著這個疑問去複原大革命前的曆史，以期在曆史的塵埃中找到問題的答案。
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托克維爾將政府的墮落和革命的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歸結為政府缺錢。缺錢導致政府墮落，這在任何時代和任何國家似乎都是相同的。美國政府缺錢就開始胡亂印鈔票，胡亂發債券，而不是思考如何改革政府和製度。
讓我們看看托克維爾如何描述法國大革命前，由於政府缺錢而導致的那些可怕的墮落的。
“詳細研究舊製度的行政和財政史，你就能明白，缺錢會讓一個政府墮落到何種程度，不管他看起來多麽溫和。曆史充斥著這樣的案例，國王撕毀契約，糟蹋個人已經取得的權利；國債持有人每逢危機都被犧牲-----王權持續失信於民。” 《舊製度與大革命》中國友誼出版社出版，(P128)
“城市、行會、救濟院都被迫到處借錢，好借給國王。教區不敢建有意義的公共工程，，就怕錢一花，國王看本教區有錢，農業稅就得漲。”
“正是由於國王對金錢的極度需求，加之他們又不願意向三級議會低頭索取，於是發明了賣官的好辦法，舊製度下該現象慢慢變得越來越嚴重，以至於很少能在別的國家找到類似情況。買官賣官就來自這種財政思想。而第三等級的虛榮心也在長達三個世紀的時間裏長盛不衰，第三等級隻有一個念頭，那就是獲得一官半職。民眾心中充滿了對官職的欲望，這種欲望奴役著人心，也成了大革命的源泉之一。國庫越缺錢，新職位就越多，而免稅和特權就是所有新職位的好處。”（P131）
對照中國的現實，會發現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以農村為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最滿意的時期是聯產承包製開始實行的頭十年，而農村最危險的時期是江、朱主政的那些年。由於分稅製，農村基層政府開始缺錢，而與此同時，中央政府關於農村的各種政策花樣卻層出不窮，而這些政策最終都要由農民買單，由基層政府執行。這種缺乏調查研究不負責任的政策不僅極大地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而且加劇了農民與政府的對立。為了向農民征收各種苛捐雜稅以完成紅頭文件規定的各項指標，農村基層政府變成了征稅政府，而為了完成征稅任務農村基層政府自身則變得越來越龐大，有時征稅成本與所征的稅相差無幾。那些年，由於農民不滿負擔過重而產生的抗爭悲劇和群體事件層出不窮。而基層政府的腐敗和對農民的冷漠，更加劇了農村的政治危機。毫不誇張的說，在有些地區，就差當年的共產黨了，革命已經來到大門口。
實事求是地說，我覺得胡溫政府是做了實事和好事的。胡溫政府的最大亮點就是他們的親民路線，這不單單表現在溫家寶總理那些經常被譏諷的親民秀上，而也實實在在體現在他們的關注點和推出的政策上。胡錦濤上台伊始，就特別關心下崗工人和弱勢群體。這與上屆江澤民、朱鎔基政府的關注點有很大不同。記得胡錦濤即將接班之前，曾到沈陽視察，對沈陽正在上馬的渾南開發區進行了批評。質問沈陽的領導們，為什麽放著鐵西老工業區不管，還去開發新的開發區，老工人和下崗工人怎麽辦？
始於江、朱時代的農村稅費改革，在胡溫這屆結出了果實，而且是稅費改革開始時沒有人想到的結果。
2004年3月5日, 在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於全麵推進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宣布：“從今年起，中國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一個百分點以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實際上，隻用了三年，在全國範圍內就取消了在中國實行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
很多人以為取消農業稅隻是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而不明了其對農村的深遠意義。自從中國取消了農業稅後，農民的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這不僅是因為農民的負擔減輕了，而是因為隨著農業稅的取消，農村基層政府的職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基層吃財政飯的人大大精簡。從某種意義說，農業稅的取消與當年小崗村農民搞的聯產承包製一樣，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他不僅重新規範了農村基層政府的職能，而且使幹群關係也發生了變化，官民對立得到了很大緩解。
農業稅取消後，提高農民收入剩下的唯一政策手段就是土地使用權製度的改革，即承包土地的流轉權從集體轉為農民個人。這一條可以確保征地補償不被鄉村幹部截留，杜絕村鎮幹部的腐敗，保證農村征地過程的利益平等分配，也可極大緩解農村的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麵，農村生產效率的提高也到了土地需要集中經營的時候，分散的以家庭為單位經營模式已經達到勞動生產率的極限，無法再提高農民的收入。這也是國家工業化的必由之路。總之，農村最終的現代化，其出路已不在農業本身，而是要依賴於國家工業化的成功。
在胡溫政府最後這幾年，由於中央財政的寬鬆，國家開始實行一些對農民和農村的反哺政策，比如：國家投資興建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和鄉村公路，甚至一直將瀝青路鋪到村子裏，結束了農村幾千年的土路泥路曆史。還有一個更讓人振奮的政策是，國家依靠雄厚的財力，擬在農村地區推行勞保和醫保。讓以前隻有城裏人才能享受的國民待遇也惠及到億萬農民身上。
這一係列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本身就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我不知道，如果現在發生革命的話，還能解決什麽實際問題。打倒了共產黨，農民會變得更富裕還是更自由呢？
在托克維爾的筆下，法國大革命前的農村和農民是十分淒慘的，其淒慘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自由，也不是因為經濟有多差（與法國比鄰的德國當時還實行的是農奴製，而法國農民已經享有擁有土地的自由），而是整個農村遭到城市的遺棄，農民遭到上層社會歧視和冷漠。托克維爾是這樣描述大革命前法國農民的境遇的：
“農民和上層階級幾乎完全分離，他們和那些本來可以幫助他們、領導他們的人疏遠。那些人地位越高，越有錢，就越遠離農民。農民好像從整個民族裏被淘汰並丟在一邊。
上層社會和知識精英中充滿著對農民的偏見、歧視和冷漠。最喜歡鼓吹平等的政治經濟學派，卻對普遍存在於農民身上的不平等視而不見。甚至還對農民滿是歧視。” （P151）
農民階級“在一個藝術和科學迅猛發展的年代，他們毫無技術上的進步；在一個知識和智慧閃光的世界，他們卻一直保持蒙昧，遠離文明。”（P160）
好在中共還沒有完全蛻變為一個貴族黨，黨內高層的一些人還時刻關注農民的疾苦，每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農民、農村和農業的。有人說共產黨就是魔鬼，打倒了共產黨中國就清除了邪惡。可我不這麽看，那些貪汙腐敗、欺壓百姓的的確是共產黨幹部，但那些反腐敗的，關心民眾疾苦的也是共產黨幹部。為什麽毛澤東時代有焦裕祿那樣的好幹部，而改革開放後這樣的幹部就沒了呢？除了體製因素之外，是不是也與執政黨的理念和黨的建設有關呢？
人的善與惡和黨派無關，與政治信仰無關，那是永恒存在的基本人性。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中，揭露了很多無視農民疾苦，用敵對和暴力手段欺壓農民的幹部，但也敘述了很多有良心的中共幹部頂著壓力推行農村稅費製度改革的事跡。中共不是鐵板一塊，中共也是由人組成的，而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有善和惡。中國農村麵貌的改善和農民生活的改善首先是農民自己辛勤勞動的結果，但也不能排除中共健康力量順應民意，實事求是進行改革的結果。於是我想，如果法國大革命前，法國有一個關心弱勢群體，代表農民利益的黨，也許法國就不至於爆發帶來人道主義災難的大革命，至少，最具破壞力的農民階層不會加入大革命。
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托克維爾最重要的觀點是：真正的革命在大革命前已經完成，大革命則是一種非理性的盲動，也是一項長期工作的收尾工作。革命本身並沒帶來什麽新的東西。
“專製君主本來可以是危害較小的改革家的。當我考慮到全麵革命摧毀的那些和自由相悖的製度、思想和習慣，革命摧毀的那些自由賴以存在的製度、思想和習慣，這時我就會想，如果改革是由一個專製製度完成的，可能我們更加適宜成為一個自由的國家，比大革命的效果要好一些，雖然法國大革命是以民眾主權的名義由民眾親自發動的。”（P195）
這些話好像是在告誡今天中國的激進改革者和潛在的革命者。中國三十年的改革實踐也的確是托克維爾這些話的最好的注腳。
如今自由派仍然在高喊深化改革，可在我看來，在經濟領域的改革已經到了效益衰減期，底層百姓與上層精英在改革問題上已經沒有共識。阻礙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不是什麽金融效率問題，也不是央企的壟斷和產權不清的問題，而是各行各業，深入骨髓的腐敗，是權力的市場化和新興權貴們對社會財富的野蠻掠奪。
中國社會目前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經濟效率問題，而是經濟成果的再分配問題，而經濟成果的再分配則是典型的政治問題。記得南懷瑾曾說過，一個國家如果社會安定，經濟自然就會好起來。我是十分讚同這句話的。尤其我們中國人，既聰明又勤勞，對掙錢又有著無比的熱情，如果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和心情舒暢的社會氛圍，經濟繁榮會不請自來。在中國，搞好政治比搞好經濟困難的多。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也不是因為經濟不夠繁榮（當時正是法國經濟繁榮的時代），而是政治沒搞好，也即利益分配關係沒搞好。
托克維爾認為，法國舊製度滅亡的根源是愚蠢的稅收製度，即窮人納稅，富人不納稅。但這種情況好像發生在美國，而不是中國。如果說在取消農業稅之前，中國還真有類似的問題，但取消農業稅和提高了個人所得稅上限後，在中國納稅的大都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而且納稅人口大大縮小。如果單從納稅來說，中國似乎沒有爆發革命的可能。但革命的爆發並非一個原因，而是眾多原因導致的一個結果。中國也許不會因為稅收問題爆發革命，卻很可能會因為權貴階層的愚蠢自私、階層的分離和固化、政府權威的軟化和弱化以及執政黨的腐敗無能而爆發革命。
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社會各階級的分離和對立，中產階級與農民和城市底層盡量保持距離，舊貴族和新貴族也相互瞧不起。以前法國貴族對自己領地的農民富有同情心和責任，他們願意幫助農民。法國大革命前，貴族們則不再關心領地的農民，因為他們自己也變成了貧困戶。
法國大革命非理性的一個原因被托克維爾總結為文人成為政治領袖。“法國大革命竟然是文人領導的。他們是大革命的啟蒙者，也是大革命的精神領袖。”他不無諷刺地對法國文人的特質進行了生動地描述：
“他們傾向於蔑視古人的教誨，依賴個人的推理，比普通的思辨性政治作家更加脫離實際。這是那個時代文人共有的愚昧。”（P168）
“不幸的是，同樣的愚昧使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衷心愛戴。”（P168）
“文人不僅向作為革命主體的民眾提供思想，還滲透了自己的情緒和氣質。全體法國人長期經曆這唯一啟蒙老師的熏陶，對實踐一無所知，所以通過閱讀就直接沾染上了文人的直覺、心理特征、品味以及天生的缺陷，所以當法國人終於行動起來的時候，全部的文學原則都搬過來解決政治問題。”（P173）
“文人的美德可能是政治家的罪惡，能讓一本書行文優美的特點，對革命卻可能是致命的。”（P174）
看看今天中國的民間輿論和左右公知們的批評風氣，托克維爾的這些話似乎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懷有一種既愛又恨的複雜和矛盾的心態。在他看來，大革命除了絞死了一個仁慈和開明的國王和一個優雅的王後（路易十六），推翻了王權政府，並沒有改變什麽。法國依然是以前的法國，因為人還是那些人，沒有變化。
從人道主義觀點來講，法國大革命確是一場人道主義災難。實際上曆史上任何暴力革命，不管有著怎樣的美麗動人的口號，有著何等的正義主張和偉大理想，從人道的角度來講，都是一場災難。
1791年－1794年雅各賓派專政期間，巴黎設置斷頭台，三年內被斬首的“反革命份子”，達7萬人之多，但不少並非保皇黨成員，隻是反對雅各賓派的人士。斷頭台遺址即今日的巴黎市中心協和廣場。（見維基百科）
"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句名言就產生於法國大革命時代。法國大革命是高喊著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進行的，我也相信，那些革命的鼓吹者也是真心抱著這樣的理想追求的。可革命卻是殘酷和血腥的。革命爆發後，自由是有了，平等也達到了，但博愛卻丟失了。等到後來，當人們厭倦了無休止的動亂後，連自由也放棄了。大革命最後換來的是一群在拿破侖統治下的心甘情願的平等的奴隸。
從製度成果來說，法國大革命雖然摧毀了數百年來統治歐洲大陸的封建製度，並用一種更簡單、以各個階級平等為基礎製度取而代之，但這個製度並不是一個更自由、更民主的製度，而是一個權力無限大的更為專製的製度。
從文化成果上看，法國在經曆了一場血與火的洗禮後，最終鳳凰涅磐，讓自由、平等、博愛、寬容的現代精神在法國深入人心，並將這一偉大精神傳遍全世界。曆史有時就是這麽殘酷而又詭異。
這樣的結果，讓我聯想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似乎也有著類似的輪回。
如果看現在網上的一些言論，感覺中國似乎在革命的前夜。各個階層都對政府和社會有嚴重的不滿情緒。但深入現實的生活，則是另一幅圖景。每次回國，我都要與發小和同學們聚會，我發現我的這些同學和發小們，不管窮富，過的都很知足快樂。當然，做小本生意的時不時地會咒罵政府的腐敗。我的大學同學和研究生同學，雖然也有很多牢騷，但他們的生活都過得很滋潤。我也經常下鄉與農民交談，因為我知道，農民很少受社會輿論，尤其是網上輿論的影響，他們對社會和政府的感受主要來自於生活本身。一個快70歲的老農民對我說：現在真是想吃啥有啥了，簡直沒什麽好想的了。對中國老一代農民來說，今天的日子是過去無法想象的。雖然作為一個階層，農民總體的生活水平還是所有階層最低的。
中國的現代化能否成功，不在於我們擁有多少高樓大廈，多麽先進的高鐵和飛往月球的嫦娥、玉兔，而是能否將億萬農民和無權無勢的城市平民帶入小康。記得何清漣在《中國現代化陷阱》一書中，曾對經濟增長優先戰略和權力市場化的分配不公提出質疑和批判。實質上也是對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理論的質疑。如果說何清漣那時的質疑還是一種預警的話，那現在則是到了經濟發展向人類關懷回歸的時候了，而且刻不容緩。將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發展戰略成功的轉變為社會大眾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國能否避免拉美化和底層革命，成功進入現代化的關鍵。這個政治變轉則完全取決於中共是否還具有草根性和人民性。
我之所以對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持肯定態度，不是因為薄熙來這個人如何如何，而是因為我認為重慶模式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是中國社會向公平正義回歸的一個積極嚐試。現在的習李政府其實也是在悄悄地地向這條回歸之路邁進。
托克維爾是以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視角審視和評價那場改變整個歐洲，影響整個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的。但我想，托克維爾的自由主義與現在很多自由派精英所表達的自由主義有很大不同的。看看托克維爾對自由的論述，我們也許會發現差別在哪裏。
“隻有自由可以擺脫獨立的孤獨感，把人們連接起來，為了相互理解，為了共同利益進行相互爭論和相互妥協。隻有自由才能使人們從對金錢的崇拜中解脫出來，從瑣碎的日常煩惱中脫離，讓他們意識到，個人之外，還有一個國家存在於他們之上，存在於他們左右。隻有自由可以喚醒高尚而強烈的情緒，超越享樂可以帶來的快感，可以給人提供比賺錢更高尚的信仰，並且產生光，清晰的照亮人類的美和善到底是什麽樣。”
“專製者本身也承認自由是個好東西，但他們覺得隻有他們自己才能享有自由，聲稱世界上其他人無權享有。所以，自由是好是壞，大家意見一致，分歧在於對人的尊重。所以嚴格來說，一個人越愛專製就越蔑視他的祖國。要讓我蔑視法國，恐怕還得等些日子。”（前言）
“誰要獲得更大的獨立自由，誰就必須沉入奴役。”
“很多偏見、特權和錯誤思想都妨礙自由，在很多人心裏都激起了一種獨立精神，甚至反叛的性格，更有甚者，就是不服從的精神。”（P137）
“隻珍視自由帶來哪些好處的人，絕對不能長期擁有自由。”（P196）
“誰為了獲得自由之外的東西而妄稱尋求自由，誰就已經變成了奴隸。（自己欲望的奴隸）”（P197）
在我看來，與其說托克維爾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莫不如說他是一個理性主義者，這在浪漫激情、充滿文人氣質的法國人當中是難能可貴的。托克維爾理想的社會變革是英國那樣的漸進革命，是理性始終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變革。也許這種思想也是王岐山和後毛澤東時代曆屆中共領導人的共識。他們在這一點上與托克維爾有深刻共鳴。
在《舊製度與大革命》一書中，隨處可見托克維爾對英國人理性精神的欣賞。例如，他如此評價英國與法國的不同：“英國人不像法國人，他們有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出來的地方獨立。如果不是這樣，英國的掌權階級早就脫離民眾了，就像法國的掌權階級一樣。隻有自由精神可以使掌權階級與民眾在同一陣線，不離不棄，而當相互理解的需要出現時，他們就能立刻達成一致。”
“英國貴族的天性比法國貴族要傲慢的多，更討厭和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他們的處境促使他們必須收斂這種驕傲。為了維持權力，他們寧願犧牲任何事情。幾個世紀來的英格蘭，所有稅法調整都是有利於貧苦階級的。我請你們注意到，英法本為近鄰，但因為統治原則不同，於是，他們走向了多麽不同的方向。18世紀，英格蘭所有的免稅者都是窮人，法國都是富人。在英格蘭，貴族承擔所有重負，以換取統治權，在法國，貴族一直拒絕繳稅，以補償失去的政治權利。”（P125）
看看今天中國的某些新貴們多麽像當年的法國舊貴族啊，而且比法國貴族更加自私和愚蠢。他們滿身名牌，到處招搖，還大言不慚地將自身的所謂成就當作自己能力和努力的結果，絲毫不認為他們的地位和財富來自於父輩的權力，也因此不覺得他們應對這個社會負擔更大的責任，對弱勢的群體應有真心的關懷和更多的補償。如果中國有一天真的爆發了革命，那一定不是因為底層民眾的愚昧，而是新貴們的愚昧。
法國大革命前的革命領導階級和王權政府有著同樣的愚昧，因為他們都不了解民眾，脫離群眾，脫離了社會。路易十六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仁慈的君主，也誠信誠意的為底層減輕負擔，但他卻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麽，對什麽不滿。同樣，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政策失誤和改革彎路，無不是改革理論家和其路線的執行者們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造成的。比如：牽涉到五千萬國有企業工人就業問題的國企私有化改革，就是在缺乏足夠的調查研究的情況下，草率又一意孤行推行下去的。本來東北地區是國有企業最多的地區，可改革試點卻選在國有企業最少的廣東順德進行，可想而知，這樣的改革試點其實就是為了試驗通過，好急急忙忙推動私有化。在實施私有化的過程中，又不分青紅皂白的一刀切，不考慮各地的不同和各行業企業的不同。最後把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變成了權貴們瓜分國有資產的一場盛宴，倒黴的是那些被下崗的工人。
中國到了一個新的重要曆史關口，是在理性光輝照耀下，平穩自然地過度到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還是在偏激的口號中，跌入另一場革命的動亂，從而讓中國的現代化之夢變為泡影。這不僅取決於中共領導人和知識精英是否能審時度勢、實事求是地對待中國的問題，也取決於中共這個黨是否還具有人民性。中共一黨執政的合法性，不是靠經濟發展成果，而是靠這個黨是否還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們在人民普遍對政府不滿的情況下，在世界各地連續爆發顏色革命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卻依然置身事外，沒有爆發革命。有人說，這得益於鄧小平當年對學生運動的鎮壓；也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增長，絕大多數人的日子過得都比以前要好。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卻很少有人提起，那就是因為中國有過文革。人們對動亂的恐懼讓他們對任何色彩的革命都抱有抵觸、不信任和厭惡的心態。而且持有這種心態的最多的人群恰恰是現在擁有話語權的知識精英和權力精英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經曆過文革的那代人。
毛澤東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最重要的政治遺產是以這樣的方式惠及他的後人們的。
如今，中國底層百姓中又出現了毛澤東熱，這股熱潮可以說是革命前的熱身。但願“造反有理”這句口號隻是一個刺激中共領導人不斷進取、不忘自己出身和根本的警鍾，而不會變為現實。
中國不再需要革命，中國也承擔不起再一次革命，中國需要理性的漸進的變革。而變革的方向是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不是一個表麵繁榮，人民怨聲載道的社會。
"不注重事實，且有太多情緒化的不負責任的言論。"
----非常讚同這句話！網上的那些毛左，你給他數據、照片等事實，他就是視而不見、完全不理會，就是固執地認為文革好、老毛功大，隻要你批評老毛就會給你扣上偏執啊！狗漢奸啊！軟骨頭啊！等等各種各樣的帽子！
事實上，老毛也好、文革也好，它們的好與壞並不以讚揚者和批評者的言論或思維方式而決定，真理是由事實決定的。現在罵希特勒、東條英機的人中難道就沒有情緒化的不負責任的言論嗎？但是這能反正希特勒和東條英機不是戰犯、不該評判嗎？
中國人現在沒有文人，隻有有錢人和沒錢人，誰還想那麽多錢以外的事？文革教訓更是沒人吸取，很多行為方式依然很文革，隻不過由精神追求轉為物質至上了。那其實就是文化，文化問題是教育，教育是體製，根子還在體製。
鎮壓六四的借口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全盤西化，可六四後其實是加速了自由化和西化。現在抓了薄熙來，可習近平搞的卻是越來越像是重慶的那套。
何必呢如此折騰呢！
“托克維爾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這個爭議到現在仍然是最大的社會分歧。自由主義在美國立國之初是不錯的，因為那時候幾乎是資源無限、機會無限，隻要努力，人人可以自由開辟一片天地。但時過境遷，現在資源都被把持了，激烈競爭下機會有限，自由主義變得越來越冷酷。社會主義追求平等，不僅是精神上的平等，而且有物質上的保障，這對於有限資源下的社會穩定來說是必要的，同時它也必定要限製部分自由，甚至減緩“發展”。自由和平等是互相製約的兩個目標，任何一個都不是越多越好。 ”
社會主義無自由是斯大林那套鬧的。今後社會主義如果重新回潮，那一定是伴隨著理性的自由一起來的。
中國一係列革命也經受了社會激烈動蕩，有些地方和法國相似可以想見。專製理性主導下的自由化，“靜悄悄的革命”，未始不可。但是政治和經濟特權相互滲透形成的特權利益，使得理性化-用特權來驅除特權-頗為艱難。托克維爾認為文人特質不適合於政治。也許法國文人是過於浪漫了，但是現在的中國根本就是過於實際，連文人也紛紛成為金錢的奴隸。
托克維爾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立，這個爭議到現在仍然是最大的社會分歧。自由主義在美國立國之初是不錯的，因為那時候幾乎是資源無限、機會無限，隻要努力，人人可以自由開辟一片天地。但時過境遷，現在資源都被把持了，激烈競爭下機會有限，自由主義變得越來越冷酷。社會主義追求平等，不僅是精神上的平等，而且有物質上的保障，這對於有限資源下的社會穩定來說是必要的，同時它也必定要限製部分自由，甚至減緩“發展”。自由和平等是互相製約的兩個目標，任何一個都不是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