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須勇。
南方人物周刊8月29日報道多年打拚，胡須勇已是江湖上一塊金字招牌。在這個幫派裏，這樣的元老級大佬僅有兩三個。他甚為愛惜羽毛。香港有3個叫胡須勇的黑幫人物，其中一個是張柏芝的爸爸，他欠過許多賭債，有些被誤算到招牌胡須勇頭上。小弟們氣不過，招來張父，令其改名，強行剃去他的胡子。
20世紀中葉，世界格局發生巨變。南中國一隅的孤島，開始扮演起特殊而意味深長的角色。戰亂後的香港，經濟開始起飛，社會形態也在混亂中急遽變化。大量難民的湧入、政府管理體製的混亂，導致治安廢弛、暴力叢生，為黑幫的瘋狂滋長提供了土壤。
彼時，以國民黨殘軍為主幹、由大陸流亡至港的洪門支流十四K，也迎來其史上最興旺發達的歲月，短短數年，一舉成為全港最聲勢浩大的黑幫團體，成員多達幾十萬之眾。他們敲詐勒索、欺行霸市、組織販毒賣淫、開設賭場、走私……最頂峰時，為維護黨派聲譽，他們公然與港英政府對抗，釀成香港史上最慘重的群體性事件。少年胡須勇正是被吸引到其中的一名小弟。
胡須勇出生於廣東佛山一個地主家庭，1949年隨家人避難逃港，命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作為在香港最底層掙紮成長的少年，加入黑幫之初，他曾追求公平與成功的夢想。經四十多年險惡江湖浴血打拚，他最終成長為十四K教父級人物。
回顧往昔歲月，在他輕描淡寫的敘述中，我們隱約看到香港黑幫這一特殊群體的成長、轉型與運作內幕，看到隱秘江湖的欲望、掙紮與死亡，看到半個世紀以來香港社會以及世道人心的滄海桑田。
1
每當台風刮起，胡須勇總會陷入對往昔的回憶。有時，他會開車到九龍南部的土瓜灣，對著一片住宅區呆上幾分鍾。昨日重現，他覺得一切仍在那裏。
那時，住宅區還是金門酒樓，正對著賣香燭祭品的店鋪。26歲的瘦小青年為爭奪賭檔，將人砍成重傷，連夜逃到這裏。他去酒樓喝茶，幾個跟班遍體紋身，拳頭都打起了老繭。
“你們哪來的？”一名本地青年瞅著他們，他是香燭店老板的兒子。雙方打了起來。瘦小青年打服了本地青年，帶著他們爭地盤、收保護費、搶奪小巴線路……十多年後一個暗夜，本地青年翻越店門口的欄杆時，亂刀襲來。
“那是我第一個被砍死的小弟。”胡須勇說。38年過去了。如今，他是香港黑幫“十四K”的3名掌門人之一。
8月的香港，潮濕、悶熱，我們來到這座國際大都市尋找他的故事。走進有著小噴泉的餐廳，攝影師老方說“找勇哥”。西裝革履的服務生愣怔了半秒，迅速收斂起打量的眼神，畢恭畢敬將我們引到這位聞名香港的黑幫大佬麵前。
身材清瘦，沒有紋身沒有刀疤沒有金項鏈，兩撇胡須溫和地彎著。大佬放下手中的西瓜汁，站起來和我們握手。
“香港治安很好。”似乎是為了打消可能的緊張，他這麽強調。
窗外的尖沙咀東部依傍維多利亞港，滿是星級酒店和購物廣場。每天，來自內地的旅遊大巴停靠於此，運來一撥又一撥大陸客。他們穿梭於廣場，走進免稅店，豪購各類奢侈品。四處洋溢著服務生的標準笑容、清淡的港式普通話。走在街上，紅燈停、綠燈過，秩序井然。盡管擁擠，這座城市仍保留了一些不被消費占據的公共空間，供市民及黨派組織自由集會和表達。至於品目繁多的政治娛樂新聞八卦，則充斥於花花綠綠的報刊。
“香港沒有秘密。”胡須勇感歎。
這天，香港報紙的頭條是：警方打掉一個疑似通過黑幫買票賄選的龐大黑金集團。在這則新聞裏，香港元朗多名鄉委會主席與黑幫和勝和、十四K千絲萬縷的關係被公之於眾。
“這幫家夥被抓，估計是做做樣子。”胡須勇說。盡管黑幫在衰落，可它“就像細菌，就像太極的一極，隻要有人類、有利益，它就永遠不會消失”。官商勾結帶來的利益交換，為黑幫滲入提供了土壤。胡須勇卻態度堅決：“政治高危，我不摻和。”
接下來幾天，我們討論了政經問題、社會變遷，聊起江湖往事、愛恨情仇，最後，還聊到了人生。他做了這麽一個比喻：人類就像一疊從天台灑落到大街上的白紙。馬路上有各種顏色等著它們，空中大風吹，它們隨之飄落，被染成五顏六色。有時可以選擇，有時不可以——左邊是黑，右邊是黑，前邊是黑，後邊還是黑。
江湖是一條不歸路。他拿起一張餐巾紙：你說它沾上墨水了，還能變回來嗎？
可以洗白？
不可能洗白。
2
潘誌勇是在1949年離開佛山的，他是地主家1歲大的少爺。兵荒馬亂的年月，土地革命中地主命運悲慘的故事不斷從北方傳來，恐慌籠罩著這個南方家庭。這一年，他成了80萬逃港流民中的一員。
彼時的香港，正從港口轉到工業城市型。此後20年，大陸每一次動蕩，都會造成大量人口的湧入，他們成為最低賤廉價的勞動力，澆築起日益龐大的工業巨城。
少年潘誌勇在新界的貧民區長大、入學，父親期冀他有朝一日成為社會精英。他至今念念不忘，小學三年級，他從全班第44名奮鬥到第3名。之後成績持續優秀，還在少年唱詩團擔任團長。
初中二年級，在親戚資助下，他轉到英文學校——在這塊殖民地，一口流利的英語是擠進上層社會必須的門票。在那所學校，從第一天啞巴式的自我介紹開始，他感到強烈的失落。幾乎聽不懂課，也不敢開口講話，“就像透明人，無人嘲笑也無人問津。”他開始用打架的方式喚起他人注意。
很快，經濟爆炸中的香港向他展開另一麵——暴利洶湧，秩序卻尚未健全，那是黑幫廝殺爭奪的叢林。
那時廉政公署尚未成立，黑白勾結，治安廢弛。江湖故事熠熠生輝：60年代吳錫豪隨難民湧入，幾年後成為幫派領袖，一代毒梟；探長呂樂身價5億，足以收購半個九龍……無數像潘誌勇這樣的年輕人，被撩撥得熱血沸騰。短短數年，香港的黑社會成員飆升至三五十萬，活躍著一百多個大大小小的幫派。
十四K是彼時最大的黑社會組織，由國民黨將領葛肇煌創立，1949年遷徙到香港，並在7年後推動了著名的“雙十暴動”，被視為國民黨殘餘向左派工會的瘋狂反撲。周恩來總理強烈要求港英政府鎮壓暴行，署理港督戴維遂下令格殺勿論。駐港英軍槍炮齊開，動用裝甲車，逮捕了一千多暴動人士。“內地移民躲避戰火而來，謀生艱難，經濟狀況不佳，加上政治挫敗感……”多年以後，學者劉蜀永試圖解釋，被拆除的青天白日旗，為何會釀成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群體性事件。
潘誌勇接觸到十四K時，它已經擁有8萬會員。他全然不知它的曆史，隻注意到，十四K的古惑仔“穿的衣服都比較好，去的地方比較繁華”。
潘誌勇並未正式加入十四K，而是跟了一個大佬，行話叫“掛藍燈籠”。他蓄起長發，不久就收到第一個砍人的指令。他帶著4個少年，手持長刀，去搶奪一個賭檔。他還記得，“一路上一直聽到自己強勁的心跳聲，感到它簡直就要跳出來了”。可當舉刀追砍過去，緊張與不安瞬間消失。幾次之後，砍人就是家常便飯了。
也曾收手。17歲有了第一個小孩，他斷斷續續打起工來，撿保齡球，進塑膠廠、製衣廠，最終升到了師傅的職位。然而大師傅間也有勾心鬥角，他所在的派係長年受壓製，上升路途渺茫。
一個晚上，10號台風刮過香港。上完夜班，潘誌勇站在高處望向公園，萬物淒涼，感覺“人生就像草木”，遂作詩一首：“狂風雨過又天晴，眼前景物感凋零。草木難奈縱橫雨，人生何堪冷暖情。”重出江湖。
上世紀70年代，比他大8歲的佛山老鄉李小龍，憑借中國功夫蜚聲海外。潘誌勇備受鼓舞，學起功夫。“我要成為大哥”，成了他的信念。
起初是勒索打劫。有一次，他從地下賭檔搶了十多萬港幣，一出門便被警察重重圍住。他稱對方欠債不還，被放了出來。
打劫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他得發展小弟，打出名聲，樹立“霸氣”。霸氣是江湖人的通行證，先從外表開始。他蓄起胡子，從此江湖人稱“胡須勇”。
3
奔馳汽車在仁仁麻雀館門前停下。“你別拍，我跟兄弟打個招呼先。”胡須勇叮囑老方，走下轎車。片刻，電話掛斷，麻雀館大門打開。店員們列隊兩旁，笑容誇張，齊聲高喊“勇哥”，其中一名遞上了紅包。
這是他結拜兄弟開的場子，客人大多來自大陸，他們麵無表情，沉浸其中。胡須勇向我們介紹，“這是香港最早打大陸牌的麻雀館。”
2003年CEPA簽訂之後，大陸開始了香港自由行。彼時的大陸像一座無處安放的欲望礦山，而香港老板們則是聞到野味的獵狗，他們紛紛用大巴把客人接過來，提供“一條龍服務”。蕭條多年的麻雀館煥發了金燦燦的生命力。
“勇哥慢走。”店員們一路跟隨。一個女人打開店門，嗲著聲音向他道別。胡須勇前腳邁出，順手摸了一把她屁股，開著玩笑，“是不是墊的啊？”女人嬌嗔：“當然是真的啦。”
大門關上。胡須勇輕聲說，“我離開這裏十多年了。”
砵蘭街的夜晚黯淡而冷清。近二十年來，它屢遭強力打擊，色情業漸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朗豪坊，2004年在此落成的大型商場。奠定胡須勇江湖名聲的九龍麻雀館已不複存在，如今變成了停車場。胡須勇站在門口拍照，保安瞅了他一眼，重新投入到手中的報紙。他回想當年……
“你行不行啊？”九龍麻雀館老板打量著27歲的胡須勇。1975年，這裏是全港第二大麻雀館，幾乎是最亂的場子。
胡須勇惴惴不安，他打劫失敗、十賭九輸。他告訴自己，惟有豁出去搏出位，才能找到立足之地，於是對老板說，“裝上電動門，給我買30把砍刀。”老板答應，隻要能鎮住場麵，就給他每月7500港幣薪水，一天一圍台飯、一條香煙。
對手是被稱為“大圈仔”的廣東青年。大陸還處在“文革”的動蕩中，“大圈仔”曆經紅衛兵武鬥洗禮，遊離於上山下鄉潮流之外，成幫結派到香港勒索打劫，跟香港黑幫火並，然後逃返大陸。胡須勇記得，很長一段時間，“大圈仔”是《新知》雜誌裏最凶悍的主角，在九龍麻雀館，他們勒索老板、踢場惹事，本地黑幫也不願招惹他們。
7天之後，和“大圈仔”的戰爭降臨。胡須勇關上電動門，二話不說，帶著小弟亂砍一通，麻雀館的地上血流成河。老板躲在裏屋通過攝像機觀看，出來後滿臉暢快，拿出一疊錢讓他們去桑拿。
胡須勇一戰成名。他靠著一股狠勁，擺平了那些打劫的、踢場的、出千的、欠債不還的……黑幫中人背後議論，胡須勇遲早死無葬身之地。
那幾年，胡須勇幾乎不回家，坐鎮在麻雀館的閣樓裏。他總是一大早起床，把小弟一一拍醒，打沙包、練拳腳，預備著惡戰隨時到來。每隔幾天，他總會接到電話，聽到各種通牒，“我要宰了你！”類似的場景數十次上演：一幫人持刀衝上閣樓，但總被胡須勇自製的機關和狼牙棒擊退。
“每分鍾都可能喪命。”有兩次，在深夜的大街上，幾十號人舉著砍刀衝了上來，他都僥幸逃脫了。他說自己的原則是絕不妥協，隻要砍不死，就會窮追不舍。這個圈子中，利益是零和的，“每個人都想搶到最多的地盤，鞏固地位，並打擊那些也想攤分利益的人”。兩年後，在暴力維持的叢林中，他屹立不倒，爬上了食物鏈的頂端。對手紛紛與他講和、結盟，去對抗另外的入侵者，或是吞食下端的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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砵蘭街這條不起眼的狹長街道地處旺角，曾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風光。1970年代，香港色情行業起步，在此踩下深深的一腳。每當夜幕降臨，霓虹閃爍，亮起的紅黃燈箱釋放出城市的欲望，本港小姐、北姑、俄羅斯女孩，應有盡有，價格不一。姑娘們撲著厚厚的粉底，酥胸半露，各懷心事。黑幫電影中那些老大、混混、妓女、嫖客間的故事，就在這條街上展開。警界著名的“有組織犯罪及三合會調查科(O記)”最初亦誕生於此。
每個色情“架步”背後都有保護他們的幫派。“12點後我話事”，是黑幫的豪言壯語。
幫派各據山頭，時不時上演混戰。胡須勇是砵蘭街當年的霸王，他們穿梭在大街上，對姑娘們評頭論足，看人不順眼，隨時拉到後巷揍一頓。很長一段時間，他享受這種主宰他人的權力的快感。
如今，他坐在五星級酒店，回想砵蘭街往事，看到的是一個無聊青年的形象。不過，他欣賞自己一點，很多大佬靠女孩積累起巨額財富，他卻隻看場子，“沒法接受做一個龜公”。他更喜歡賭博，即便千金散去也不在乎。
這條街上，有肉體買賣，有毒品交易，有人經營賭檔，有人販賣棺材……要擺攤開檔，都得向他們交錢。跟一些檔主認識久了，胡須勇就不收保護費了。交換條件是，“打架的時候，你要來幫忙”。他迅速擴張著自己的勢力範圍。在大陸難民不斷湧入的年代，他還去搶荒地、建木屋，以5萬一間的價格租給他們。
他和警察保持著良好的關係。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後，還和他們維持著地下交情。這是他行走江湖的保障。在砵蘭街，我們見到了他的一個小弟，如果不是在2004年被臥底揭穿，他至今還是一名警察。
胡須勇實現了他的“大哥夢”。他時常有英雄般的自我認同，當年的“藍燈籠”成了十四K“毅”字堆的話事人（共有36個分支）。在莊嚴的入會儀式上，斬下雞頭，割指滴血，三百多人頭戴帽子，半跪半站，全身不可攜帶金屬。“撫台”胡須勇穿梭其中，手執大刀，“啪啪”拍過他們的脊背。
他不愛言語，不準底層小弟和他說話。他要提防“壞人”——“表麵上和你是朋友，約你去作案，然後勾結警察把你抓起來”——這樣的事他見得太多。他喪失了安全感、親密感，從不想象明天或是終點。“今天不知明日事”，一切都是未知的、不安的、刺激的。他離了婚，沒有固定的情人，常常是做完愛，就不想另一個人躺在身邊，更不願再要一個孩子，“養很容易，育很難”。江山鞏固後，他才會抽空回家看看4個孩子。
兩個女兒已經長成少女。有一天，他在桌球室發現了她們，大發雷霆，“竟然和一群不三不四的古惑仔混在一起。”他衝上去拉開女兒。“你是誰？”男孩們向他挑釁。他把他們痛打一頓，對著女兒怒吼：“再敢和他們混，連你們也打！”
“我很害怕她們墮落。”胡須勇描述當時心境。
什麽是墮落？
就是做妓女，吸毒。
他總是譴責前妻不好好看管孩子，但自己也停不下來。跟隨他打江山的兄弟也在成長為大佬，當發生利益衝突時，他要撐住他們。四十多歲時，小弟間出現糾紛，他遇上了最強勁的敵人——同門“九指華”。兩人相互追殺三年多，由十多個中間人斡旋講和。
十多年後，“九指華”成了一起碎屍案的主角。他幫人向60歲的同門“差佬文”追舊債，衝突中，刺中“差佬文”心髒，隨後將之煮熟、碎屍。
那是2008年，已經是另一個香港了，涉案者紛紛落網。
“過去隻要抓到一個人就能結案，現在要全部捉拿歸案。”胡須勇這麽描述時代的變化，“如果過分了，肯定逃不過法律的製裁。”
他們要適應新的叢林。暴力狂歡的年代一去不返。金錢是最大的邏輯，而金錢並不總隨暴力而來。這裏有著更複雜隱秘的法則。
5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敏感的胡須勇已經模糊地意識到了變化。
“改革開放”在沿海試驗田裏轟轟烈烈展開。香港的工廠大規模北移，港商們在《內陸》開始新的冒險。阿John是其中一位。70年代，他隨家人從內地遷移到香港，兄弟幾個在旺角廟街擺攤，時常打架，靠著暴力野蠻生存。80年代初，他剛過18歲，便到東莞辦起了工廠。那時他不可能知道，十多年以後，他將再次赤貧，回到香港；他將結識胡須勇，成為幫派新一代的中堅力量。
80年代是香港的流金歲月，它以世界金融中心自居，新貴崛起、秩序重建，黑幫的街頭空間慢慢萎縮。然而商機俯首可拾，他們做起生意，或以服務的方式滲透到各行各業。
胡須勇至今後悔沒有進軍地產業。在房產熱的那些年，黑幫排隊買房的奇觀一度占據著報紙的大幅版麵。
他對九龍麻雀館情有獨鍾。他為之看場而成名，成為小股東，之後是大股東，最後擁有了它。這是他第一份生意，也是多年的夢想。
後來，賭球成了港人更喜歡的賭博方式，97金融風暴的重創使生意更為蕭條，他熬不到未知的2003年，600萬賣了營業牌照。
香港電影起飛的時候，和向氏兄弟一樣，胡須勇也是涉足其中的淘金者，在富藝電影製作公司持有10%的股份。大股東蔡子明曾和胡的小弟一起在國外販毒，兩人通過這名小弟結識。
那是香港電影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一切欣欣向榮，又在黑暗中掙紮。人們會懷念那些書寫義薄雲天、血色浪漫的黑幫片的輝煌，也難以忘卻被槍指著頭拍戲的劉德華、掌摑梅豔芳又被暗殺的片商黃朗維。一年之後，嫌疑凶手陳耀興被穿過大街的飛彈擊中喪命。
盡管黑幫片是香港電影中最成功的典範，胡須勇卻幾乎不看。
一代英雄偶像小馬哥手持機槍掃蕩而過——浮誇！“藏槍就可以判7年監禁！”
“警察局裏警察最大，黑幫怎麽可能那麽囂張？”——幼稚！“現實中我對他們客氣，他們也對我客氣。但電影裏你坐得直，他們就罵你坐得這麽直，真的很無聊。”
最重要的是，作為超級大佬，胡須勇“不想看小弟戲”。
無論大佬還是小弟，電影隻是生意。和蔡子明合夥的那些年，他們搞掂了李連傑、尊龍、楊紫（微博）瓊等大腕明星。
關於往事的眾多傳說中，有一則是這樣的：蔡子明的一部電影等著劉嘉玲開拍，劉遲遲不來，蔡子明大為光火，於是“派人教訓了她”。最終劉嘉玲演了配角，“很快就在戲裏被人打死了”。12年後，劉嘉玲受虐裸照刊登在《東周刊》，引發演藝圈集體抗議。
1992年初，《家有喜事》的拷貝被蒙麵人劫走。胡須勇說，打劫者叫陳誌明，這人還企圖搶走李連傑。當時，蔡子明在爭奪李連傑的官司中獲勝，可對手嘉禾公司還在上訴。有一天，陳誌明持槍到蔡的公司，威脅員工，聲稱要李連傑為之拍戲。蔡子明也以同樣的方式回敬。接下來，雙方約到香港富豪九龍酒店的大堂咖啡廳談判。
在胡須勇的記憶中，經過是這樣的：
陳誌明稱他有總公司撐腰，蔡子明問其姓名，對方回答“龍的傳人，黃土大地”。
胡須勇怒了，“我們都是龍的傳人啦，不拍又怎樣？”對方威脅：“你給我看著。”
蔡子明踢開桌子：不怕你看著！買單！雙方瞬間都亮出槍支，胡須勇立即大喊：都別動！不許拔槍！
隨後幾天，蔡子明去追殺陳誌明。第四天，蔡死在辦公樓門口。胡須勇看過警方提供的現場照片，“整個頭都爆了”。他說，“兩個假扮成保安的殺手往蔡子明頭上打了9槍，就像電影一樣。”而來曆不清的陳誌明，從此銷聲匿跡。
蔡子明被殺這一天，他和李連傑談了《新龍門客棧》的拍攝計劃。10個小時後，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後來，徐克的《新龍門客棧》成為香港電影史上的經典。蔡子明的故事為這部電影寫下注腳——當下一批客人來到的時候，人們已經忘了他這個匆匆過客。
多年以後，當我向胡須勇提起蔡子明，他正好從富豪酒店地下的夜總會走出來，從窗口看到了當時談判的座位。二十多年不曾提起的記憶倏然複活。
“不該投資不熟悉的領域。”胡須勇歎了口氣。
6
胡須勇最熟悉的領域還是賭場。與香港隔海相望，是全世界最大的賭城之一，澳門。
澳門黑幫大佬“摩頂平”帶著他過境，不需要查證。胡須勇回憶起來，仍是驚歎的口吻。那是1988年的澳門，二十多平方公裏的島城是冒險家、大玩家的極樂之地，財富叢生、群雄爭霸。 “摩頂平”和“街市偉”介紹澳門十四K的“崩牙駒”與他相識，那時這幾個人還未反目。街市偉是香港的通緝犯，在澳門混跡賭場之初，和摩頂平合作無間。
也在這一年，澳門葡京賭場開始了迭碼仔及包廳經營機製。“迭碼”類似中介，介紹人去賭場，轉借高利貸以賺取傭金。這吸引了很多香港黑幫加入，胡須勇也帶著小弟奔赴澳門，開始新的淘金之旅。“當時何鴻燊包了賭廳，差不多是總代理，我們是代理。由何鴻燊定傭金，他定十，我們拿八。”
新的利益催生新的關係，1988年賭場改革涉及龐大的利潤，黑幫大佬們為賭廳承包權，開始明爭暗鬥。一年後，崩牙駒與街市偉聯手趕走摩頂平。崩牙駒出庭指證摩頂平是一起凶殺案主使，摩頂平被迫逃離澳門。再過幾年，崩牙駒和街市偉關係破裂，黑幫混戰，在澳門掀起血雨腥風，上演了機槍掃射新世紀酒店新賭廳大門的瘋狂一幕。
胡須勇不願卷入紛爭，回到香港，仍和這幾派維持著平衡關係。崩牙駒來香港，胡須勇總會和他見麵。崩牙駒個子比他還矮，但氣勢逼人，喜歡豪賭，手氣不好時，牌也不開就大搖大擺走了。
有一年，崩牙駒追求香港一名女星，包下了舞廳。胡須勇到場後，發現所有人興奮過頭，“都沒有了尊嚴”。崩牙駒遞給他一顆藥丸，說是荷蘭產的搖頭丸。胡須勇沒見識過，說，你吃我也吃。崩牙駒把丸子扔進嘴裏，胡須勇也吞下半顆。然而崩牙駒把嘴張開，藥丸還在舌尖下，胡須勇已無法自控，搖晃起來。
“那時的搖頭丸質量真好。”胡須勇感慨。之後，他上癮6年，每到舞廳，12點過後他就特別想嗑上一粒。但除了搖頭丸，他不抽煙也不吸白粉。他曾看到過親哥吸破喉嚨而死。胡須勇說，古惑仔剛入道時，會愛上紋身和吸煙，讓自己顯得更有型，可“吸煙的大多染上了毒癮”。那往往是大佬控製小弟的手段。
據說崩牙駒不吸毒，因為他隨時準備去戰鬥。回歸前的澳門，葡萄牙政府撒手不管，崩牙駒叱吒濠江，還接受了美國的《時代》和《新聞周刊》的專訪。胡須勇勸他低調，否則難逃製裁。果不其然，1998，回歸前一年，崩牙駒被捕，判處13年零10個月的監禁。審判時，澳門發生多處爆炸和縱火案，最終其黨羽紛紛落網。
在香港，黑幫轉型平順許多。
他說不清這是不是一個更好的年代。過去，他們橫行街頭，身體是最大的賭注；如今，要靠“暗算”——胡須勇形容為“陰陰濕濕的”。
2000年，他參股經營的香港“348的士高”，一度旺到了極點。他意氣風發、北上發展，卻铩羽而歸。在深圳，他開了一家舞廳，後來發現營業時間從通宵改成了淩晨兩點前，檢查收費的名目更是繁多。
2002年，珠海“348”開張。試營業首日，千餘賓客跳舞狂歡，幾百名警察突然衝進舞池，給胡須勇扣上手銬，幾支衝鋒槍指著他的腦袋。他被懷疑從事黑社會活動，並藏有毒品。在警方要求下，他脫下外套，當著所有賓客，麵壁蹲著。珠海“348”沒開業便倒閉了，香港“348”也因頻發打架吸毒事件，被終止營業。
經曆了這麽多，他總結出，“人性是共通的，充滿了狡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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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瓜灣的一條小巷入口，胡須勇身著紅色花衫，光腳套著黑皮鞋，在攝影師老方的鏡頭前撇嘴皺眉。旁邊花店裏滿頭銀發的阿伯一邊插花，一邊搭訕，“去巷裏的火鍋店拍啦，《無間道》就在那裏取景。”
這一天，胡須勇向我們展示了他的中國功夫，64歲的人，身手依舊敏捷。拍完照，他又把椅子一張張疊回去。阿John一直跟在身邊，他身材魁梧，掛著粗大的金項鏈，白色緊身衣和格子緊身褲，勾勒出強健的肌肉。聊起黑幫電影，他聳聳肩，覺得演員“缺乏內涵”——“我站出來，比他們有型多了。”
那個去東莞掘金的阿John回來了。十多年裏，工廠一度擴張到擁有2000名工人，後來還開了夜總會和桑拿。他做得風生水起，直到1997年金融危機來臨，一切化為泡影。
回到香港，一切歸零。他先是擺攤賣鞋，後又開出租車。金融風暴重創後的香港滿目瘡痍，阿John重燃起暴力爭奪的念頭。2003年，他挑起“小巴戰”和“的士戰”——誰掌控了線路，從此經過的小巴就得向其繳納幾萬塊的加盟費以及每月幾千的使用費。或者幹脆壟斷路線，自己運營車輛，不許其他人加入。
當時，他的盟友是胡須勇的一名小弟，在該小弟引薦下，阿John拜胡須勇為大哥。當阿John 們和對手談判時，幫派背景是重要的籌碼。
多年打拚，胡須勇已是江湖上一塊金字招牌。真正的老大，名聲往往是江湖和歲月賦予的，在這個有著十多萬會員的幫派裏，胡須勇這樣的元老級大佬僅有兩三個。
2010年，十四K創始人葛肇煌之子葛誌雄去世，幫派中人推選胡須勇為香港十四K“坐館”，以結束幫派鬆散的局麵。“坐館”是組織賦予的掌門人名分，實際利益在於對幫派共同資產的管理權，這些資產往往是賭場、麻雀館或其他營業場所。在香港其他的幫派裏，“坐館”選舉角逐激烈，但剛剛大病初愈的胡須勇不願擔當此任。作為組織並不嚴密的幫派，十四K的坐館位置至今空缺。
對黑幫的低層而言，行走江湖的身份識別更多在於跟隨某個大佬，而非幫派。與此同時，黑幫儀式也在式微，紅棍、白紙扇或是草鞋的等級標簽不再重要。過去，他們每天出門要拜關公；現在，胡須勇會組織主要成員進行一年一拜。拜的必須是穿黑鞋的關公，以區別於警察拜的紅鞋關公。
作為招牌的胡須勇，甚為愛惜自己的羽毛。對那些利用他招牌的人，他的底線是，不能損害他的名聲。香港有3個叫胡須勇的黑幫人物，其中一個是張柏芝的爸爸。最近，他因向地產店潑油漆，被拘捕了。他欠過許多賭債，有些被誤算到招牌胡須勇頭上。小弟們氣不過，招來張父，令其改名，並強行剃去他的胡子。但胡子很快又長了出來。
如今，胡須勇不輕易招收小弟了，他有著更嚴苛的標準——除了能打，還要“聰明，有商業頭腦”。他的勢力遍布尖東，將場子交給小弟打理。大多數事情，他已無需親自出手了。他開始變老，但茁壯成長的小弟們會努力維持他的招牌，並組成鬆散的聯盟。新加盟者也渴望它成為自己的護身符。某種意義上，胡須勇正在把他的資曆變成一種精神，它是幫派成員們利益組合的無形規則——在險惡叢林中，無序不利於利益的鞏固。
阿John說，老大、自己、同門兄弟各做各的生意，業務上沒有交集，但每當需要爭奪、談判，他們就會相互支援。
支援的形式通常隻是“曬碼”——彰顯後盾的實力。與世界發展主流同步，熱戰年代過去了，仍會開發“核武器”，作為生存的保障。“我們不喜歡暴力，在香港，使用暴力必然要付出代價，每個人都會理性衡量，代價是否值得。”
現在，阿John的小巴和的士線路已經穩固，已交給小弟打理。他有了自己的車行，“這是正經公司。”他強調。一路上，電話不斷，他時而講著粵語，時而操著流利的普通話，時而滿口英語。
“時代不一樣了，”胡須勇反複感歎，“過去，‘打’是放在第一位的，現在排到了最後一位。”
對胡須勇這種級別的大佬，生存空間變小，反而讓他們更能維持關係的和平。過去他決不妥協，吃點虧就會氣得睡不著；現在他主張和氣生財，利益分享。漸漸地，大佬們的溝通越來越多，他們對彼此的實力都有大致的掂量和共識。“小弟間的糾紛，通常打個電話就協商解決了。”
夜總會的一個媽咪說，有時大佬們到夜總會談判，鬧得特別凶，拍桌子砸杯，其實事先都溝通好了，各自出多少錢，砸爛幾個杯，請幾個小姐在旁尖叫作驚恐狀。最終講和，歌唱“友誼萬歲”——其實就是演給小弟看的一場戲。
向胡須勇講起這個段子，他笑了，“也沒那麽戲劇化”，但他們都學會了“給對方金樓梯下”。
8
夜裏11點，胡須勇一天的生活才真正開始。轎車穿行在深夜的街道，整座城市安靜下來。購物的旅客早已拉著鼓鼓的箱子，疲憊而滿足地歸去。胡須勇向窗外望去，看到闃寂的大富豪夜總會，一個新的免稅店將取而代之。轎車拐出尖東廣場，每隔幾秒就能看到一個連鎖化妝品店的碩大招牌。他所熟悉的紙醉金迷，或是親切的本港記憶，正在消逝。“那些祖祖輩輩經營下來的小餐館，說沒就沒了，變成了LV包店。”
LV包式的街景似乎是這座城市最耀眼的一麵，而當我們走進333酒吧，香港呈現出它隱秘的一角，仿佛穿越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昏暗的燈光似乎混合著塵土，老舊的皮椅用膠帶封起它的傷口。低矮的舞台上，一部小小的點唱機，播著二十多年前的老歌。人們劃拳喝酒、盡情歌唱，裝扮型男型女，走近看，卻架著老花鏡。都是中老年了。
一周裏，胡須勇有四五個夜晚在這裏度過。盡管自己開了一家中小型夜總會，並且隻用香港小姐坐台——這象征著高檔，但交給女婿打理，他更喜歡來這裏。
“勇哥！勇哥！”小房間裏，幾十個男人湧了進來。正好遇到黑幫大佬們聚會。他們大聲寒暄，輪番敬酒。服務生是一名中年男人，每喝過一輪，他會迅速換上新杯。
每個大佬身邊都跟著幾個沉默而魁梧的手下。一名“坐館”向胡須勇介紹來自法國和日本的幫派人物。之後，一名十四K的中層，恭恭敬敬從公文包裏掏出一份文件和邀請函遞給他。那是一個評選活動，封麵上還有某個大人物的題詞。
“中層”扶好老花鏡，指著簽名說，“勇哥，你是我們的大哥，但他是最大的大哥。”一片哄堂大笑、嘖嘖讚同之聲。一個幫派高層摟著“勇哥”對著我們的相機總結：我們現在不講社團，講集團……
這個夜裏，勇哥和幾個女人猜拳鬥酒，不時唱上幾首老歌。一個佛山工廠的老板四處逢迎，他告訴我最近經濟持續低迷，工廠瀕臨倒閉，他想來這裏看看有什麽資源，但沒人理會他的痛苦。另一些人，則在角落裏安靜地打牌，似乎外麵的世界和他們沒什麽關係。
酒吧老板之一是一名退休的反黑警官，退休警察們也喜歡來這裏。無論鬥爭或是合作，他們生命最好的時光都耗在一起。現在，他們正一同老去。另一名老板是張柏芝的大姨媽，混血兒張媽也時常來，她總是用力眨著雙眼，在人群中靜靜地待著。
胡須勇說，他喜歡這裏，總感到特別溫暖，似乎每一天都是賺來的。2005年，他查出了結腸癌三期，兩年後癌細胞擴散到肝。他切了6成肝，經曆了12次化療，每次化療持續五十多個鍾頭。到第7次，他差點從窗口跳出去。最終還是不服輸，這麽多打打殺殺都活過來了，還鬥不過癌症麽？
2007年，他剛從醫院出來，就走進了法庭——他被臥底指證，3年前一次聚會中，他自稱三合會成員。在香港，自稱黑社會，是要定罪的。
隨後，他被關進香港最大的赤柱監獄，黑幫稱之為“大祠堂”，羈押的全是重刑犯。在裏麵，他遇到了1984年手持AK-47步槍打劫珠寶行的葉繼歡，這個1989年越獄後又數度打劫、和警方槍戰下身中彈的悍匪。胡須勇看他坐在輪椅上，狀態衰頹，想著他終將老死在監獄裏。
無所事事的犯人挑戰他，和他切磋功夫。幾天下來，他發現雙腳無力——自己真的老了。他不打了，學起了英語。他和一名前警官進行技能交換，他教前警官功夫，前警官教他英語。出獄後，胡須勇還買了快譯通，堅持看英文書，他對這名獄友說，一天學10句，一個月就300句啦。
現在，他要學回來。他要從那個自卑的節點，重新自我實現。他讀人物傳記、讀勵誌故事，有時會幻想，如果不入黑社會，是不是也能成為成功人士？
不管如何，幾十年過去了。同學會他從未參加，他覺得自己的身份會令人躲避。他最羨慕的是那些幸福的家長。不久前，他和一個朋友見麵，胡須勇從未見他笑得那麽甜蜜，那時他正在說女兒即將大學畢業。每當這種時刻，他就有些後悔。可他又拒絕後悔。畢竟，自己仍是一個幸運的人。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胡須勇再次唱起這首老歌。每年生日他都會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邊唱邊看哪些人缺席了，那往往意味著死亡——死在台北高速公路邊上，頭中兩槍的小弟；出了香港邊境後人間蒸發的小弟；在後巷突遭襲擊的小弟……胡須勇回憶往事，指著身邊的阿John說，這些人他都不認識，他也是聽故事。
阿John知道的是同輩的故事。2009年一個夜晚，“尖東霸王”李泰龍坐在胡須勇的夜總會裏，這名外形出眾的黑幫新星是古惑仔們追捧的偶像。胡須勇摟著他和一個幹兒子合照留影，還念著“左青龍右白虎”。一個多小時候後，泰龍從夜總會走出，開往香格裏拉酒店。當他走下汽車，一輛車將他撞倒，他被仇家砍死在了酒店大門口。
這些死亡故事曾占據著媒體的版麵，也會有幾天，讓圈中人見麵時多了些話題，很快又消逝在麻木中。“100個加入黑社會，99個沒有好生活。”胡須勇總結。一切無法重來。一天，我們路過他當年做工的工廠，發現工廠早已倒閉，四處貼著反拆遷的標語。
胡須勇唱了一首又一首。淩晨4點多，猜拳的人相繼散去，一個胖女人已經在沙發上睡著了。也許他會想起50歲時交往過的那個女人。在他生病的時候，她給他發了許多鼓勵的短信。後來她說自己也得了晚期肺癌，胡須勇當時不以為意。等他從監獄出來，才知道她已經死了，胡須勇大哭一場，從此愛上了言情小說。
自從學會英文，他覺得自己唱歌感情更投入了。輕柔音樂再次響起，他扭動身軀，閉緊雙眼，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on my mind.
有一天夜裏，一個女人走上去跟他合唱。她說，勇哥，三十多年前我很喜歡你，可你愛的是我隔壁那位。他望著這個老去的女人，卻怎麽也想不起當年那些女孩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