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看來，最直接、最有效的“穩增長”方式可能還是依靠重大項目的帶動作用迅速提高需求。
2009年4萬億投資帶來的最重要問題是，拖延了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產能過剩的問題在今天變得更加嚴峻，也更加難以解決。目前的中國經濟比2009年金融危機剛剛爆發之初，麵臨的內外部困難更大，情況更複雜，這是大家一致承認的。要想實現穩增長，政府投資項目非常可能超過4萬億。
5月23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指出，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要根據形勢加大預調微調力度，強調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並準備啟動一批事關全局、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
這被外界普遍解讀為經濟政策重點由“調結構”向“穩增長”的轉向。
今天的經濟困境是長期積累的矛盾的爆發，2007年開始暴露出來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而是用短期擴大投資的方式把問題往後拖了一下，但是拖的結果是越到後麵問題爆發得越厲害。
記者查閱國家發改委網站發現，今年4月份項目審批核準數量有顯著增加，最引人注目的是5月21日當天，公布審批項目近百個，為平日數量的兩到三倍。“為應對經濟增速下滑，重大基建投資進度明顯加快，所以國家發改委項目審批速度也有所加快。”一位接近國家發改委的人士近日告訴《投資者報》記者。
“小4萬億”投資來襲
在官方看來，最直接、最有效的“穩增長”方式可能還是依靠重大項目的帶動作用迅速提高需求。受訪專家一致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以投資來拉動內需是短期內穩增長有效的辦法，但對於經濟長期的影響則偏於負麵。
魯政委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他並不擔心穩增長能否實現，“政府啟動大型投資項目能夠在短期內迅速拉高增長率，但引發的一係列後遺症難以評估。”
王建也認為，“中國經濟要由外需主導型向依靠內需為主轉變需要長時期的結構調整。”這需要繼續推進城市化，以及推動收入分配改革來實現。“隻有讓有強烈消費意願的中低收入階層有錢可花，才能真正擴大消費。”
近日有媒體報道鐵道部再次獲得2萬億授信。魯政委對此表示，此次“穩增長”的思路基本上跟2009年的4萬億投資是一樣的，力度可能要比2009年小一些。
經濟學家馬光遠5月24日接受《投資者報》采訪時表示，由於今年麵臨的經濟困難的特殊性，要想實現穩增長，政府投資項目非常可能超過4萬億。
他從三個方麵向記者詳細解釋了他近日發明的新概念“4萬億2.0版”。
首先是目前的中國經濟比2009年金融危機剛剛爆發之初，麵臨的內外部困難更大，情況更複雜，這是大家一致承認的。
其次，貨幣政策寬鬆但金融機構授信意願不足，因為經過2009年4萬億投資引發的大規模信貸寬鬆，銀行已經積累了大量隱形的壞賬，很多地方融資平台的貸款現在麵臨展期。
第三，地方政府的融資能力下降，地方財政有近一半依靠土地出讓金收入，但經過這麽多年的土地融資，究竟還剩下多少好地可賣，值得懷疑。2009年麵臨的困難隻是把經濟穩住，現在的困難是要先填補2009年挖下的坑，再進一步穩住增長率的問題。
同時他認為，“負麵效果也將超過上次，負麵效果最遲將在2014年兌現。”
“穩增長不同於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的保增長，應該允許一定程度的經濟下滑，換來結構調整，解決長期問題的空間。”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莊健表示，全年7%至8%的增長率都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政府投資應當僅限於一些公共基礎設施領域，不應該進入競爭性領域，從而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莊健認為，投資拉動應該讓民間資本唱主角，“新36條”細則要盡快出台。
王建認為，今天的經濟困境是長期積累的矛盾的爆發，2007年開始暴露出來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而是用短期擴大投資的方式把問題往後拖了一下，但是拖的結果是越到後麵問題爆發得越厲害。
“對於全行業虧損的鋼鐵業，為什麽還要批準湛江的新建項目呢？”王建質疑道，“根本問題是經濟結構不合理引起的產能過剩，我們越是躲避這個長期的經濟調整，矛盾會更嚴重。刺激消費、擴大投資、放鬆信貸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政府主導式增長存隱憂
“無論7.5%還是8%都隻是一個數據，如果隻考慮把數據做得好看很容易。”馬光遠認為,政府應該關注的不是GDP增長數據,而是解決影響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的一係列製度層麵的問題。
政府大規模投資，加上信貸寬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資產價格泡沫化。馬光遠認為，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就是2009年4萬億救市的直接後果。然而，“穩增長”的嚴峻形勢下，地產調控正在悄然變化。
5月初，江蘇揚州宣布對購買精裝修房進行補貼，在此前類似補貼性新政曾被中央果斷叫停。而此次揚州的舉動卻意外地獲得了官方肯定。住建部住宅產業化促進中心副主任梁小青不久前表示，“揚州新政”並非救市，而是針對住宅產業化進行的積極有益的探索，應當予以支持和肯定。
記者注意到，近期地方樓市微調進入活躍期，這也引起了馬光遠對房地產調控前景很大的憂慮。
數據顯示，在4萬億投資和9.5萬億新增貸款的刺激下，中國經濟在2009年獲得8.7%增長，全年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22.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30.1%，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2.3%。
魯政委認為，由於短期行為的存在，大量投資其實缺乏經濟合理性，包括給缺乏現金流的融資平台投放貸款，引起了嚴重後果，造成今天的後遺症主要集中在 兩個方麵：其一，貨幣投放太多，必然形成資產泡沫和通脹，地方融資平台依靠寬鬆的信貸環境迅速擴張，在經濟下滑時形成壞賬；其二，一部分投資缺乏效益，沒 有現金流，不可持續，形成爛尾工程。
王建則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2009年4萬億投資帶來的最重要問題是，拖延了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產能過剩的問題在今天變得更加嚴峻，也更加難以解決。
“即使沒有金融危機，中國的經濟也到了必須調整的階段了。”王建向記者強調，我們不應該再犯同樣的錯誤。
另一個深層次的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政府投資占比過高，導致資源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由此產生的結果是，與政府投資活動相關的少部分人得益，而普通居民並不能享受到“穩增長”帶來的好處。
魯政委告訴記者，“如果投資消費比例進一步失衡，想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通過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實現經濟轉型，隻能是紙上談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