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602: 不應忘記的曆史-文革中的大屠殺二

第二部分：湖南道縣大屠殺 

1． 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紀實——章成

2． 被遺忘的數千冤魂──記一九六八年湖南邵陽縣大屠殺——何清漣

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紀實

章成

漂浮著屍體殘骸和人類恥辱的瀟水河

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縣。那是暴雨驟來的前夕，沉悶的空氣中顫栗著緊張和惶恐。橫貫道州盆地的瀟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淨與輕快，不堪重負似地喘息著緩緩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漁舟，也不是裸露著古銅色皮膚的排客佬，而是一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著，有的僅剩下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著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饑餓的魚群已把他們曾經生動的臉啃得亂七八糟。河麵浮動著一層暗紅色的油膩。

河水流經縣城道江鎮。寇公樓旁，當年北宋賢相寇準曾經吟詠“野水無人渡，孤舟竟日橫”詩句的古城牆頭，一群孩子競相點數著河麵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一具女屍漂過來，懷裏還緊緊抱著個尺來長的嬰兒……孩子們“轟”地一聲嚇散了。

到處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囗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鄉下，村囗渡頭，一切行人過往的地方，崗哨密布。荷槍實彈或扛著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稍有動靜，他們便攥緊大刀或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麽的？”“什麽成份？”於是查看路條、搜身、盤問，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訊。

道縣電業局工人陳某，因查線路來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厲聲喝問，嚇得說話結結巴巴，馬上被認定為逃亡的四類分子，拖進被殺的地富及子女行列，準備第二天一早處死。幸虧一名農村基層幹部認出了他，才幸免於難。陳某被釋放後，連夜逃出了道縣，一去不肯再返鄉。

湖南大學機械係學生蔣曉初，時年２２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而從長沙回到家鄉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亂世。誰知這個年輕的學子卻踏上了一條不歸路。

蔣曉初的父親叫蔣勳，１９４２年畢業於湖南大學曆史係，１９４９年後在道縣當教師，並曾擔任過道縣一中的校長，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緣故被開除回家，這時已同幾十個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關押在大隊部，其二兒子蔣曉中也關押在裏麵。蔣曉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求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試圖說服哪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被關起來，與其父親和幾十個地富及子女一同殺掉。

那是怎樣一幅殘忍的畫麵：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隊“最高法院”的劊子手們叫出來，五花大綁押往河邊。黑暗中鳥銃響了。蔣曉初身上射滿了鐵砂。但他沒有倒下，仍然在高聲朗誦毛主席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誌務必充份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同誌們，你們這樣做要犯錯誤的呀！”

可是，誰是他的同誌，又有誰聽他的呢？這個不識時務的青年知識分子。顯然，民兵聶某某不耐煩了，衝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蔣曉初的頭顱。接著，蔣曉中也被同樣的方式處死。兄弟倆的屍首被踢進了河中。

還有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裏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即被一張“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鄉，其結果與蔣曉初一樣。

縣城道江鎮雖然沒像農村那樣公開殺戮無辜，但氣氛已經緊張到了極點。學校停課，商店關門，工廠停工。人們上街行走，或到街頭看大字報，隻要一陣旋風刮起，吹起幾片紙屑和塵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隻洋鐵桶，所有人立即驚呼著抱頭鼠竄。當地人把這種現象叫作“發地皮瘋”。人們的心弦已繃緊到一碰即斷的程度。每到黃昏，道江鎮便成了一座死城。人們龜縮到家中，把門拴緊、抵牢；頭上的橫梁上鋪著棉絮棉衣之類求求擔心亂飛的流彈從天而降，一麵眼巴巴地盼著黎明的到來。

喝慣了清清河中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屍體汙染的河水了。縣城裏僅有的五囗水井頓時身價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淩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水鄉澤國的道縣發生了水荒，為井水而引起的糾紛時有發生。

道縣人平常愛吃豆腐，縣城的豆腐店多開在河邊，無非為著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無人問津。店家隻好挑著米豆腐，沿街叫賣∶“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貼出了“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報。一些革命闖將現身說法，帶頭飲用河水。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發生在湖南道縣的駭人聽聞的現象。養育了世代湘南兒女的瀟水河被拋棄遺忘了。她抽泣著舔著遍體傷囗默默地流過顫栗的道州盆地，將這段沉重的曆史牢牢沉澱於心底；她那蜿蜒扭動的身子又如一個個巨大的問號，曲曲地向前延伸，詢問著這腥風彌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兒的饑啼、還有散落於河畔讓河水溫柔拍打的一具具殘骸……

翻開這頁血腥的曆史既需要勇氣，更需要良知

曆史一直在等待著答案，等待著當權者和大大小小的曆史學家們對這場屠殺向我們的社會和人民、向我們的後代有一個明確的交代。然而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以至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卻一直驚人地保持著沉默，似乎什麽都沒發生，一切隻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傳說。

我們的民族經曆過太多的災難和殺戮，我們已經習慣了災難和血腥，甚至我們已經習慣了麻木和遺忘。１９８６年７月，當筆者來到湖南道縣求求這個二十年來，一直縈繞於魂夢之中的道州盆地時，現實中的她與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別。道縣縣城與中國任何地方一樣，到處是花花綠綠的個體攤檔、人聲喧囔的農貿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瀟水河倒映著專治陽萎不舉的廣告，以及堅決打擊破壞計劃生育壞人壞事的標語……

我們幾乎懷疑自己的聽力和視覺。僅僅過去還不到二十年！

零陵地委的朋友說了這麽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夕，視察中南五省，專程來到湖南零陵地區，聽取零陵地委關於道縣殺人事件的匯報。聽著聽著，胡耀邦坐不住了，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他似乎要怒吼幾聲，但他不知道衝著誰去。他坐了下來，指示道∶“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要對受害者要安置好。”但這樣的事是不能宣揚出去的。

１９８２年春，時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探親。零陵地委書記向他匯報“文革”道縣濫殺無辜的情況時，江華突然問道∶“你們道縣到底有多少和尚？”這位地位書記沒有想到首長有這樣幽默，老老實實答道∶“沒有哇，沒聽說過道縣有和尚。”“還沒有和尚？”江華的語調一下提高了八度，氣憤地說，“殺了那麽多人，無發（法）無天！”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殺中被無辜殺害的。

通過朋友的關係，我們秘密采訪了零陵地區“處理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的一些人員求求該工作組成立於１９８４年５月，陸續抽調了１３８９名幹部，進行清查、處理、安置工作，但從未對外公開。我們是心驚肉跳，或者淚流滿麵地讀完那些記錄、資料和調查報告的。那些駭人聽聞的細節，筆者將在後麵的篇章寫到。這裏，讓我們先從有關資料中摘錄一些數字，對那場殺人運動的“成果”作一個簡要的概述∶

道縣殺人事件……從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曆時６６天，涉及１０個區，３６個公社，４６８個大隊，１５９０個生產隊，２７７８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殺３２６人……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１０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殺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殺１３９７人；另外，致傷致殘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３５７６人，四類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貧下中農１０４９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曆史問題），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７８歲，最小的才１０天。

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殺人手段可基本歸納為１０種∶

１、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
２、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
４、炸死（又稱“坐土飛機”）。
５、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
８、繩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燒（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個善良的人，看到這些數字，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究竟是什麽原因使殺人者如此喪盡天良，他們與被殺者之間又有什麽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當然無法理解這場血腥的殺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發當時應該說均有其理由和曆史背景。筆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討，因為在這篇調查報告裏，我們隻想揭開厚重的曆史麵紗，讓世界看到一個基本的事實求求它發生過，的的確確發生過。我們也知道，揭開這個業已被曆史的厚重煙雲包裹住的民族傷疤，是不為當政者所見容的，甚至不為一些“愛國 ”的國民所接受，畢竟這“有損”於一個曆史悠久的文化古國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無辜的慘死者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部份，我們的手足同胞！這場血腥的大屠殺的深層原因是什麽？為什麽道縣尤為慘烈？誰是這場大屠殺的真正凶手？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動亂”、“法製遭到嚴重破壞”等含混的詞句搪塞過去的。然而我們能做的隻是盡可能地記錄下這段曆史，並期以給那些無辜慘遭迫害和慘死於屠刀之下的同胞討個說法，警醒我們這個樂於健忘的政府和善於遺忘的國民。

一位工作組的朋友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詢問一個殺人凶手的殺人動機時，這個凶手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是剝削過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的子女並沒有叁加剝削呀？”“人在心不死，遲早要複辟的。毛主席說的哪裏會錯？”另一個凶手回答得更簡單∶“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又要我殺，我也會殺！”不知中國今天的當政者聽了這話作何感想？

道縣“八五會議”，向農村發出製造紅色恐怖的信號

１９６７年……真是一個多事之秋啊！整個中國已處於一片瘋狂的混亂之中。湘南邊陲的這個小縣城也不例外，街頭巷尾觸目盡是“北京來電”和“特大喜訊”；人們手捧紅寶書，高舉語錄牌，敲鑼打鼓湧上街頭，歡呼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縣出現了兩派對立的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七月以來，隨著大自然的氣溫升高，兩派的矛盾衝突也達到了沸點。紅聯叫革聯為“革匪”，革聯則把紅聯叫作“紅老保”。

像湖南許多縣城一樣，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份較複雜，知識層麵較高，以往遭際不平的也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這一派，在縣城的勢力較大，而且以道縣二中為據點，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兩報一刊紀念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一周年的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紅聯則與當地新舊政權有不可分割的聯係，他們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義上的統治者的依靠對象，因此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對那些鬥膽犯上作亂且自稱造反派的人極為反感。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

兩派在縣城裏相互攻擊指責，也時有小規模的武力衝突。

８月３月５日，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召開全縣各區的緊急會議。之所以寫下這次會議，是因為筆者認為其與此後農村大規模殺人有一定的關聯，至少，其發出了一個“紅色恐怖”的信號。現將會議的記錄摘錄如下∶

時間∶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下午。
地點∶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辦公室。
叁加人員∶各區抓促小組組長。
會議內容∶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總結。

劉世斌（縣抓促小組第一??組長、縣武裝部政委）∶同誌們，全縣抓革命促生產會議開了三天，今天就要結束了，現在請縣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組長、縣委??書記熊炳恩同誌給會議作總結。

熊炳恩∶首先讓我們一起學習最高指示∶（略）（然後列舉了階級鬥爭的種種表現。略）……當前階級鬥爭複雜，前幾天，六區出現了反動標語，階級敵人造謠說，蔣幫要反攻大陸，美帝要發動世界大戰，戰爭一旦打起來，先殺正式黨員，後殺預備黨員。一區有個偽團長，天天找到大隊支書和貧協主席，鬧翻案、鬧平反。十一區唐家公社下龍洞大隊的地主富農公開反攻倒算，揚言要把貧下中農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對於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同誌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萬萬不可掉以輕心。我們要狠抓階級鬥爭這個綱，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對於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要嚴厲打擊；對於不服管製的四類分子，要組織群眾批判鬥爭，發動群眾專政；對最大惡極的，要整理材料上報，依法懲辦，狠狠打擊。

各區抓促小組組長，大多數是區武裝部長或公安政治幹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自然聞風而動。會議一結束，星夜兼程趕回各區，傳達精神，部署工作。

緊接著，一場突發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殺的到來。８月８日，在兩派鬥爭中處於劣勢的道縣“革聯”先下手為強，衝擊縣武裝部，砸爛了武器倉庫的大門，“接管”了現有的槍支彈藥。第二天，又把武裝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槍支彈藥全部搶走。

“八.八”搶槍後，“革聯”以左派勝利者自居，而對立麵“一月奪權”的勝利者“紅聯”則感到壓力很大。８月９日，“紅聯”後勤部長張明止主持召開“紅聯”骨幹緊急會議，研究應變措施。會議吵吵囔囔爭論不休。最後決定把“紅聯”總部由縣城遷到郊外的營江公社，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搶槍後，道縣人民武裝部門（縣級為解放軍的地方編製，下麵各區和公社的武裝部為地方政府編製）與“革聯”的關係更加勢同冰炭，而與老朋友加戰友“紅聯”的關係則進一步密切。（筆者認為，在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中，道縣人武部門求求這個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機構求求製造謠言、擴大矛盾、挑撥慫恿，對整個屠殺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８月１１日晚上，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部門外崗哨林立，戒備森嚴。開了整整一天會的各區武裝部長毫無倦意，正在室內聚精會神地聽取“紅聯”頭頭作武鬥部署∶準備第二天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有槍支的民兵）攻打“革聯”總部所在地道縣二中。會議決定，由六區（即清塘區）武裝部長關有誌等人組成前線指揮部，關有誌任總指揮。後勤支援和情報工作由“紅聯”頭頭負責。

會上，自然有加強管製四類分子，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的內容。（筆者實在弄不明白，兩派之間的非理性爭鬥，為什麽要把“四類分子”牽扯進來。似乎隻有更嚴厲地懲罰這些早已被剝奪做人的權力的弱者，才能顯示自己是天經地義的一貫正確的革命派。）

會議一直開到午夜１２點。

與此同時，在生產指揮部的會議室裏，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正在通過郵電線路，召開全縣各區、社抓促小組組長電話會。熊炳恩布置了各區、社抓緊搶收中稻搶??紅薯之後，告訴大家縣武裝部和縣公安局的槍被搶了，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憤怒地敲著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采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

一切都在順理成章、巧置名目地進行著。似乎誰也沒有布置殺人。沒有！然而殺人的信號槍已經打響。紅色恐怖已經籠罩著瀟水河兩岸，籠罩著那些將成為這場稱之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無助者及其家庭。

殺頭豬還得批張條子呐∶第一個被祭刀老光棍

陳智希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他的病痛又發作了……

這位壽雁區抓促小組組長、長期從事治安工作的區公安助理員，從縣裏開完會回來，早已疲憊不堪。近年來雖說身體每況愈下，高度的階級鬥爭警惕性卻一刻也不敢放鬆。縣領導的講話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階級鬥爭這根弦，他睡不著啊！此時此刻，他閉著眼睛，把領導的講話與區裏的現實情況一一對照了一遍，一個格外使他惱火的影子便在麵前晃來晃去，那就是壽雁公社下壩大隊的曆史反革命分子、軍統特務朱勉。這家夥出身下中農，光棍一條，坐了１２年大牢放回來後，仍然很不安分。他憑著同共產黨打了多年交道，又有點文化，常把大隊幹部和陳智希弄得好難堪。陳智希找他訓話，他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稍不留神，說話讓他給抓住把柄，還要“反攻倒算”……據說甚至揚言要殺大隊幹部。

第二天上午，在區幹部會上，陳智希傳達了縣裏的會議精神，並談了本區的敵情。他說∶“同誌們，我們區的階級鬥爭厲害得很呀！牛路囗方向有敵人的電台活動，團結大隊地主分子造謠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共產黨員要退黨，民兵不敢背槍了；下壩大隊的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組織……（據“處遺工作組”調查，全部不是事實。陳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獲得這些情報的，已無從得知了。）

會後，他向區長李來文建議∶“朱勉不老實，要交群眾捆起批鬥，殺殺他的囂張氣焰。”李來文當然讚成。可是，僅僅“捆起”批鬥就可以了嗎？陳智希越想越氣憤∶這家夥不除掉，後患無窮！

８月１１日，陳智希對壽雁公社婦女主任朱清華說∶“你回去給胖子（指下壩大隊支部書記朱隹川）說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華對“搞掉”心領神會，立刻找到朱隹川，傳達了陳智希的指示。

朱隹川一時拿不定主意，當晚召集會議進行研究。十來個幹部擠在大隊打米廠的機房裏，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氣氛莫明地緊張。有人提出置疑∶“殺一頭豬也要批張條子，搞掉一個人，就憑一個囗信妥不妥當？”研究到半夜也沒個結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暫時這樣擱置起來。

８月１３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會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 “紅聯”司令的徐善明，根據陳智希的指示，躲在房裏與公社武裝幹事何建錫私下交換了意見。

何建錫說∶“光是喊囗號，不來點真的，怕是越抓越沒人聽了。”

徐善明深有體會地點頭∶“關鍵是拿誰開刀的問題。區裏陳部長說，下壩大隊朱勉到鬧子上來開了幾次秘密會，幾次拿刀要殺大隊幹部，是不是請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這個亂的機會，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錫當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隹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時的何建錫就連忙迎上來∶“胖子，你們大隊的朱勉搞掉沒有？”

“沒有。”

“趕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會上，公社武裝部長又在他的講話中，重點點了朱勉的名，說他與“革聯”有聯係，搞反革命組織，要殺貧下中農等等。與會的區領導陳智希的講話則更有藝術性∶“‘革聯’要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幹部，你們還不行動起來，還睡著不醒？”

從區公所到下壩約四裏路程，是一條砂石鋪的機耕道，路邊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樹林子。

“上麵已經開囗了，你們說，怎麽辦？”回家路上，支書朱隹川和其他四位幹部統一認識。

治保主任陳甫說∶“還有什麽好商量的，上麵開了囗，我們就隻有執行。”

一路上，議定了一個方案∶晚上，召開兩個會，一是大小隊幹部、黨員和貧下中農代表會，傳達區、社指示；二是四類分子訓話會，趁機找岔子將朱勉拖到外麵山上搞掉。這樣一是可以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穩住朱勉和別的四類分子，保證不出問題。

這天晚上沒有月亮，沒有星星，沒有風，格外悶熱。年紀大的人回憶說，那天午夜後，風起雲黑，下了一場暴雨。

四類分子訓話開始了。十來個四類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牆站著。馬燈昏暗。朱勉沒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飯就來了。他隨隨便便站著，不像別的人那樣誠惶誠恐。他讀過很多書，恪守“可殺不可辱”的信條。治保主任念過最高指示後，開始訓話。朱勉斜眼瞧著，很不以為然。陳甫厲聲喝道∶“朱勉，你為什麽趕鬧子（趕墟）不請假？”朱勉滿不在乎地說∶“我又沒幹什麽壞事，請什麽假？”這時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實，怎麽辦？”眾人一聲吼∶“捆起來！”

２０年後，叁與過殺害朱勉的周吉蘭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境說∶拖著朱勉出門的時候，他還不曉得是要搞掉他。他講，去就去，到哪裏不是一樣勞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門。走到半路上的一個三岔路囗，一邊去公社農業中學，那時候關了許多人在那裏勞改；一邊是上山的小路。我們就把他往山上推。這一下，朱勉才曉得大事不好，賴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誰踢了他一腳，朱勉剛喊了一聲“哎喲”，大家就拳腳打鼓一樣擂了下去。朱勉連哼都沒哼一聲，就斷氣了。我從來沒殺過人，嚇得心都跳到囗裏了。回來後，好久還睡不著，心中直衝，睡著睡著，就聽得外麵嘩嘩地下起雨來……

殺戒大開，第一個被滅門的三囗之家

就在殺朱勉的同一天，“紅聯”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聯”總部。武鬥慘烈。“紅聯”中了“革聯”埋伏，打死二人，打傷多人，大敗而退。“紅聯”抬屍遊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

這就是震驚道縣的八.一三事件。

失敗者惱羞成怒，但他們還掌控著道縣基本政權和整個農村，他們的怒火需要有對象發泄，他們的正統性和革命性需要證明，況且沒有比農民更好指揮和操縱的了。

這次武鬥是否最終引爆了農村的大屠殺？從時間順序及某種因果關係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則實在想象不出這其中就有理所當然的必然聯係。

負責道縣處遺工作的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的負責人說∶“其實，下壩殺朱勉對全縣的影響並不大，直到我們這次大麵積清查，很少有人知道下壩的事。真正起到惡劣影響的是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殺鍾佩英一家三囗，可以說，道縣濫殺的序幕是從那裏開始的。”

鄭家大隊位於道縣的東南角，與寧遠縣交界，與下壩的直線距離約８０華裏。正當下壩大隊朱隹川等人用群眾專政的鐵拳頭砸爛了朱勉的“狗頭”時，在楊家公社周塘管大隊的紅東廟內又秘密地醞釀著更野蠻的殺機。

古廟內，燈影閃爍，早已倒塌的神龕旁，一位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正在傳達“戰備方案”。燈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臉上，顴骨凸凹分明。他叫蔣文明，原是楊家公社秘書，現已變成了赫赫有名的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蔣司令躊躇滿誌地指示∶“第一，從現在起，各大隊要組織人站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聯’下鄉串聯；第三，要發動貧下中農管好四類分子；第四，四類分子如果亂說亂動，要搞暴動，各大隊要聯合起來，采取斷然措施……”

蔣司令講完話，要大家討論。

鄭家大隊的一位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第一個發言，他說∶“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已經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了。曆史反革命鄭元讚的老婆鍾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叁加了‘湘江風雷’，已經領了兩個月工資了；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子鄭生堯已經在支書鄭逢蛟門囗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已經躲起來了。”最後，他憂心如焚地說，“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在他們手裏。”

周塘管大隊支部書記聽到這裏，焦急萬分地說∶“吃虧了，我們已經落到敵人後麵了！”前進大隊支書接著感歎道∶“階級敵人這麽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麽不開囗呢？”

蔣文明一笑，叫大家翻開隨身攜帶的紅寶書，學習了一段最高指示∶“蔣介石對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已經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他接著語重心長地說∶“革命的同誌們，其實毛主席早已開囗了，隻是你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幹！”

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問∶“像鍾佩英這號人，怎麽搞？”

蔣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麽時候起來暴動，就什麽時候搞掉她！”

接著，確定了公社的總聯絡員，議定了各大隊的聯絡暗號；同時策劃了殺害鍾佩英的具體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將鍾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鍾佩英出工時把她騙到山上搞掉等方案，由於太不高明，自然被否決了。研究來研究去，最後研究出了一個與“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８月１４日）晚，蔣司令帶著兩名隨從到富足灣，主持召開了富足灣、老屋地兩個大隊黨、團員會。不過這次會上，除了他的“備戰方案”外，又增加了一項新內容∶關於鍾佩英“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行”。

８月１５日晚上，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明的布置，召集四類分子（含子女）訓話會。會上，鄭會久喝問鍾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麽不請假？”鍾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為什麽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下麵的事，就與“搞掉朱勉”基本類似了。所不同的有三個細節∶第一，當捆鍾佩英時，她的兩個兒子，一個１８歲，一個２０歲，喊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囗號；第二，鍾佩英是用鋤頭棍棒打死的；第三，幹掉鍾佩英之後，又想到了一個事先沒有想到的問題∶她的兩個孩子還在，知道了肯定要給母親報仇的。怎麽得了？有人提議∶“乾脆一起搞掉算了。”於是，一呼百應地湧到鍾佩英家，把她兩個已經上床睡了的兒子，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麵和對麵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活活將兩條年輕的性命結束。

事畢之後，辛苦了一夜的人們又集中到鍾佩英家，既緊張又亢奮，無意回家安息，便將鍾家喂的幾隻雞鴨全部殺掉，做一鍋燉起，又打來一些燒酒宵夜。待到鍋裏隻剩下點湯汁的時候，驀地聽到一聲雞嗚，眾人心裏一驚，趕緊推門而出……

鍾佩英一家被滅門後，濫殺之風很快蔓延全縣。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殺出了經驗和甜頭的楊家公社。那天，鄭會久早飯都沒吃，心急火燎地趕到公社，將搞掉鍾佩英母子的情況報告給蔣文明。蔣文明說∶“好！行動快，有魄力！”鄭會久心底那一點慌亂終於鎮定下來，以後也就不再在乎什麽了。

８月１７日上午，蔣文明又主持召開了各大隊“五巨頭”會議，再一次高度讚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散會後，各大隊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陳家、三角河等大隊先後殺了３１人。

中共零陵地委處遺工作組對這段曆史作了如下總結∶

楊家公社殺掉鍾佩英母子三人後，消息很快傳開。同時，全縣普遍流傳“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加之在這個時間裏，有四個區搞出了七個反革命組織（假案），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泛濫，法製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從８月１７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老實說，當時雖然派性鬥爭激烈，且發生了武鬥，但縣裏麵的三級組織依然存在著，大體上也在運作。而且許多領導與“紅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如果，縣裏有人出來說一句話，以後的濫殺是不難製止的。

我們來到這個被稱作喜鵲鄭家的小山村。見到了現任鄭家大隊支書鄭逢橋。他說∶那是一個很體麵的女人家，那時四十來歲，念過書，粗活細活都拿得起，還會做衣裳。聽說是藍山縣那邊一家大戶人家的女兒……唉，那陣子，鍾佩英社會關係不好，老老實實呆在家裏也難保不出事，她又去叁加什麽“湘江風雷”。我那時是支委，那天開會，他們講起鍾佩英的事，我大吃一驚，鍾佩英搞了那麽多活動，我怎麽一點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慘，就在你們過路的那囗山塘邊，好幾天沒收屍。還有她兩個兒子，就更慘了……

據鄭逢橋說，當時，文革中，大隊在四類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選了幾個“耳機”（臥底），刺探“敵情”，定期匯報。這個大隊殺第四批的７個人時，是命令一些沒有被殺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繩子勒死的。不知“耳機”有沒有份，而在這以後的歲月，苟活者可能遠比死去的痛苦求求那是一種無休止的靈魂折磨和拷問！那天，我們找到一戶“遺族”，家裏隻剩中老年兩個女人，老的在堂屋裏剁豬菜，中年的在坪裏曬穀。

“我們想找你了解一下這裏文革中殺人的情況。”

“你莫問我，我都記不得了。”她不耐煩地答道，眼圈卻一下子紅了。那木納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傷神。她低著頭隻顧曬穀，再也不理會。

道縣１９６７年文革殺人事件中，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六個區∶清塘區、祥林鋪區、清溪區、蚣壩區、梅花區、壽雁區，占全縣總區數的５５％；公社一級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的有１６個公社，蚣壩公社、上關公社、富塘公社、楊家公社、柑子園公社、洪塘營公社、橋頭公社、唐家公社……占全縣公社總數的４７％。

“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創造發明

清塘這地方距縣城大約十來公裏。有一條著名的濂溪河從那裏流過，它是以北宋大儒周敦頤的字而命名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隊俱樂部禮堂裏，擠滿了從全區各地趕來的生產隊以上的幹部。這次緊急會議是臨時決定召開的。

昨天上午，區抓促領導小組副組長、區法庭幹部周仁專程從清塘趕到營江，把道聽途說來的“敵情”，經過自己頭腦加工創造後，向區武裝部長、“紅聯”營江前線總指揮關有誌報功∶“你來營江才幾天，我們就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一個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鳳為首組織的‘農民黨’，已經發展到了四五百人；一個是蔣家地主兒子蔣偉珠為首組織的‘新民黨’，已發展到七八百人，還有電台。這兩個反革命組織都是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搞暴亂，有行動綱領，有計劃，囗號是‘ 先殺黨，後殺幹，中農殺一半，貧下中農全殺光’。”周仁是有囗才的，順囗溜張囗就來，他最後又向關有誌建議，“目前群眾的情緒很混亂，為了穩定局勢，你是不是回清塘開個會？”關部長很滿意下級對自己的尊重，他也謙虛地以征詢的囗氣問∶“你看開個什麽會好呢？”

“開個幹部會吧。”

“好！要開就快開，開得大一點，區社幹部、生產隊長都叁加。”

８月１７日上午，關有誌坐著拖拉機，風風火火趕回清塘，主持了這次大會。

會場門囗布滿了崗哨，關有誌當過兵，上的是雙崗。會場內橫七豎八地掛滿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之類的大標語。場子太小，上千人擠在裏麵顯得十分擁擠。道縣農民都習慣在腰上別著根長煙袋，稍有功夫就拿出來含在嘴裏，叭著辛辣的煙葉子。濃濃的煙霧中，關有誌顯得慷慨激昂，時而站起，時而坐下，拳頭砸得桌子嘭嘭響。高音喇叭音量開到最高，震得耳朵發麻。以下為《關有誌８.１７講話摘要》之摘錄∶

……道縣“革聯”為了達到反革命政變的目的，八月八日搶了武裝部的槍支，公開散發反革命傳單，要血洗道縣。八月十三號又開槍打死我們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他們是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地搞反革命政變。他們還有電台，配合帝修反。我們區已經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別的區也不例外，八區偽縣長鄭元讚的小老婆為首組織“反共救國軍”……十一區壽雁公社下壩大隊偽鄉長朱勉，在訓話會上，公開向幹部挑釁，說什麽“現在你們搞我，遲得三天的話，我們組織起來就要把你們幹部全殺光”。大家聽了很氣憤，當場把他打死了。

同誌們，階級敵人要殺我們的黨、團員、幹部和貧下中農，我們怎麽辦？如果讓他們的暴亂成功，我們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們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敵人磨刀，我們磨刀；敵人擦槍，我們擦槍……現在公檢法都癱瘓了，階敵人如果拿刀殺我們，我們就要殺他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會議結束時，關有誌征求周仁的意見。周仁又是一嗚驚人∶“現在政法部門都癱瘓了，真正是罪大惡極的五類分子由貧下中農討論幹掉他，事先不用請示，事後也不用報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貧下中農。如果我們內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脫產幹部，還是帶手表的，穿可可鞋（皮鞋）的，在哪裏發現就在哪裏搞掉！”接著，在講到所謂“人民黨”成員久隹公社農民唐玉想當區長時，周仁冷冷一笑∶“我今天就打發他到閻王那裏去當區長！”

會場頓時亂成一片。許多話在座的還是第一次聽到，真是“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有人緊張、惶惑；有人興奮、激動。是呀，毛主席一再說要相信和依靠貧下中農，這回可是把生殺大權都交給我們了。他們一個個瞪大了眼睛，望著主席台上的人求求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使得他們對這些台上的人深信不疑。

他們也突然感到一種神聖的使命落到了自己肩上！

一散會，周仁便指使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員蔣白舉，帶領久隹與會人員（約三四十人）衝到唐玉的家。當時，唐玉已經在前一天的批鬥會上，被蔣白舉等人用鋤頭敲斷了一條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蔣白舉把他從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麵的禾坪上，眾人撲上去，一陣亂棒將其打死，然後丟在禾坪邊的水塘裏。唐玉者，何許人也？如何這般惹人惱恨？他，家庭出身中農，原先是小學教師，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鄉務農；為人生性耿直。蔣白舉在該大隊蹲點時，“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別人敢怒不敢言，唯獨唐玉不識進退，仗著會寫兩個字，幫著寫了一張狀子把蔣部長告了。害得蔣白舉受了批評，仕途也受了影響。這號人留得麽？至於唐玉想當區長雲雲，“人民黨”尚不存在，他想當區長的“狼子野心”又焉附呢？何況，即便一個人有當區長的想法，難道就犯了死罪麽！

這次會議結束後，久隹、新塘兩個公社的５個大隊迅速行動，行使起“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權力來，４天內殺了１３人。

轟轟烈烈，上關公社的兩次殺人現場大會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２日。上關公社抓促小組副組長周永記在寶塔角的虎子坪生產隊作動員報告。與會的有齊心、建築、向陽三個大隊的幹部、黨團員和貧下中農代表，共一千多人。禾坪上人頭攢動，梭鏢林立。會場被臂帶紅袖章、全??武裝的民兵把守著，隻準進，不準出。人們交頭接耳，互相打聽，許多人還弄不清今天是唱的什麽戲。

上午９時，太陽已開始毒辣的時候，周永記清清嗓子作報告了。因為沒有麥克風，會場又空曠，他每說一句都必須拚命地扯起喉嚨，“貧下中農同誌們，四馬橋那邊的四類分子已經上山了；二中那邊搶槍政變了；八區、十區、十一區的貧下中農已經起來殺四類分子了。我們怎麽辦？”

太突然了，會場頓時鴉雀無聲。

周永記見無人反應，繼續說，“對那些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有皮子無骨頭的，吃刀仔仔飯的，能不能殺他們一些？”

會場亂了。議論紛紛。周永記進一步說∶“現在，殺人不要經任何地方批了，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殺。”他略一停頓，威嚴地四下望了望，然後，凜然喝道∶“今天，我們就拿何光清開第一刀，給大家做個樣子。”

他的報告一完，齊心大隊團支部書記羅特良便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一群民兵前呼後擁，把五花大綁的何光清押進了會場。羅特良照本宣科，念完“罪狀”後，模仿電影裏的法官，拖長聲調∶“現在，我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判處何光清死刑，立即執行！”

何光清原以為是像以往一樣是押來批鬥的，一聽是死刑，嚇得魂不附體，癱在了地上。兩個民兵像拖死狗一樣，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麵剛剛收完了中稻的稻田裏，一馬刀砍下去，鮮血四濺，噴到了散發著新鮮氣味的稻草上。

開完了寶塔腳的殺人現場會，周永記馬不停蹄，又跑到了龍江橋（建設大隊），布置召開更大的殺人現場會。

８月２４日上午。

鏜鏜求求鏜鏜求求！鑼聲陣陣，時緩時急。通往龍江橋變電站的各條大小道路上，很快三五成群或成行成隊的人，從四麵八方匯集而來。鑼聲越來越密，有四條隊伍從東風、東方、東進、東源四個大隊曲曲折折而來。走在最前麵的清一色戴著高帽子、胸前掛著牌子，邊走邊敲著銅鑼和爛臉盆之類的響器。他們被繩索縛成一串，男女老少都有。押著他們的是一些荷槍實彈的民兵，而跟在這些隊伍後麵的則是一幫趕來看熱鬧的婆婆媽媽。

“蔣大婆，你老也去開會呀？”

“去哩去哩，好多年沒看到這樣威武的場合了，怎麽不去呢？”

“喲，這麽說，你老還見過幾個這樣的場合？周領導講了，這是史無前例。”

“見過，見過，那時你還小。威是威武，還是沒有這樣威武。”

“那就快點子走，遲了，又要站背後，看不清楚了。”

“是的是的，前次吃了虧，站在後麵，連人都沒看清。喂，何家嫂子，我講得直，前次你屋裏二崽沒得一寸用，砍了幾刀，才把個腦殼霸蠻剁下來。”

“那又怪不得他，他們把他一把不快的刀。”

“這回就把刀磨快點。”

“這一回，不用馬刀了；周領導講了，要用‘洋辦法’。”

“啊也求求那還不快點走！”

還是去遲了。等這幫婆婆媽媽趕到龍江橋石頭嶺變電站的空坪上時，這裏已經聚集了三千多人。幾十名四類分子（含子女）低著頭，在台子下跪成一線。搭起的土台子上，掛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紅橫幅。周永記屹立在台上，神色莊嚴，胸中豪情激蕩∶這才是徹底的革命！才一天時間，這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真是跑步進入了共產主義呀！

四鄉八裏趕來的人越來越多。

開會之前，他召集各大隊主要負責人開了個碰頭會。周永記說∶“這一次，建設大隊準備先搞兩個，各大隊是否有要殺的四類分子，如果有的話，就搭在裏麵用洋辦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隊的幹部簡短地交換了一下意見，相繼報上了名單∶東進２人；東方、東風各１人；東源由於事情來得突然，意見沒統一，沒有報。

大會開始了。

周永記一開囗，哄鬧的會場立即安靜下來了。人們尖起耳朵，捕捉周領導嘴裏發出的聲音。隻有風，依然徑自地刮著，搖得竹枝樹葉嘩嘩地響。

“今天，我們在這裏開一個規模較大的殺人現場會。今天的會，也是我們上關公社殺人的第二顆信號彈，第一顆信號彈昨天已經在齊心大隊的馬路邊打響了。今天各大隊回去後，要馬上行動起來，行使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權力，對調皮搗蛋的要殺他一批。”

當即槍斃了各大隊報來的６名四類分子。

這時，人們才搞清所謂“洋辦法”，原來就是用步槍槍斃，不免有些失望。

散會後，周永記把公社脫產幹部留下來，明確分工，派他們到各自所駐的大隊去督促殺人。

寶塔腳、龍江橋兩個殺人現場會後，上關公社專職幹部熊立濟等人分別在各自所駐的片、隊開始組織策劃殺人。

水楠大隊是劉少奇前夫人何寶珍的故鄉，也是道縣有名的富裕之鄉。熊立濟在水楠召集幹部開會研究殺人時，大隊幹部們思想不通。熊立濟急了，反複作思想工作，講到激動處，從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開會的八仙桌上∶“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嶺！在座的，誰與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

燈光下，刀柄顫顫抖抖，大隊幹部們麵如紙白。於是，這個大隊用沉河的方式，殺了５名地富及子女。

其他大隊也相繼動手，到８月３０日止，上關公社１２個大隊共殺了１１２人。

壓任務、下指標，蚣壩區殺人奪冠

蚣壩區是道縣殺人最多的區。８天時間共殺人１０５４人，全區５０人中就殺了１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堪稱地道的“殺人冠軍”。

蚣壩區殺人如此之多，後果如此嚴重，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從區到公社到大隊，層層部署，層層動員∶區委正??書記、“紅聯”司令、武裝部長、會計碰頭會，全區各公社負責人、武裝部長、群眾組織頭頭會議，各公社、大隊貫徹會議精神的會議。形式雖不同，精神實質一樣，即肆意誇大所謂“階級鬥爭”的嚴重性，製造謠言，鼓動群眾心安理得去殺人。

８月２２日，小甲公社召開了一百多人的“革命會”，各大隊、生產隊主要幹部叁加。公社武裝部長廖龍九有感於已落後形勢，號召“殺人要越快越好”。當晚，洞仂口大隊即反饋信息，該大隊計劃殺５人。大隊黨支部已開會研究，同時打電話向公社請示，公社秘書楊慶基接到電話，當即答複可以。得到批準後，洞仂口大隊民兵將這５名四類分子押到村囗，用鳥銃、鋤頭打死，丟進一眼廢紅薯窖中。這５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組織有計劃殺人的第一批殉難者。

同一天，興橋公社。蚣壩區主要負責人王盛光坐鎮興橋，下令民兵封鎖所有道路渡囗，嚴查行人，不準放走一個“階級敵人”；並於當晚召開宣判大會，叫民兵五花大綁了楊貴清，謊稱要將楊押送道縣公安局勞改。押到上關河邊時，民兵楊飛吉按照指示，從背後一馬刀將楊貴清砍死，拋屍瀟水河中。

當晚，王盛光搖電話給區武裝部長兼區“紅聯”司令何昌學，通報了搞掉楊貴清的情況，同時要“何司令”以區委和區“紅聯”的名義打電話給小甲和蚣壩公社，指示每個大隊選一兩個“罪大惡極、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宰掉。這是道縣殺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攤派指標的案例。何昌學於當晚和第二天把這個指示下達給了蚣壩和小甲兩個公社。緊接著，全區三個公社和幾乎所有的大隊都相繼召開了殺人部署會。

上麵怎麽說，下麵就怎麽做。這是道縣農民的特點，也是中國農民的特點。更何況叁與殺人等同於出工，還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時間，殺人也成了社與社、隊與隊之間的競賽！到了８月３０日，小甲公社的１３個大隊已有１２個大隊殺了人。但也有例外，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隊遲遲不見行動。

公社副書記楊盛芳和武裝部長廖龍九幾次向該大隊的負責人打招呼，進行教育，仍然不見成效。原因是小甲大隊的幾個分子平時逆來順受，喊東不敢走西，實在表現不錯；“雷公不打笑臉人”，小甲大隊的幹部下不得手啊！慣於雷厲風行的公社領導急了也火了∶媽的，老子眼皮底下，不容許出現“土圍子”！於是，楊、廖二人在８月３０日召開全公社總結表彰大會，表揚了洞仂口等幾個“行動快、成果大”的大隊，重點批評了小甲大隊。會後，乾脆派出一個排的基幹民兵，帶著槍支、馬刀、炸藥，進駐小甲大隊，幫助他們“革命”。殺人的手法也很別致∶當天，將１２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繩索捆起來，捆成一團，中間放上一大包開山放炮用的炸藥，點燃導火索，請這１２個活活的生命坐上了“土飛機”。

筆者不敢想象那１２個人在導火索噝噝燃燒時的恐懼，也不敢妄自揣摩凶手們欣賞自己的傑作時的心態，但我們在２０年後聽到該大隊的一位老人回憶當時的慘狀時，仍然周身發寒。求求“轟”地一聲巨響，大塊大塊的血肉落雨一樣地飛了過來。有幾個炸斷了手腳，炸掉了屁股的，還沒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亂滾……民兵們一湧而上，用鋤頭、馬刀為他們解除了最後的痛苦。當人們散開後，一群群的烏鴉飛來，哇哇叫著，爭相啄食飛濺到樹芤上和草叢中的人肉……

斬草除根，蚣壩公社殺人“冠中之冠”

如果說蚣壩區是道縣大屠殺事件中的“冠軍”，那麽，蚣壩公社則是“冠中之冠”。一個公社就殺了５２４人，占全區殺人總數的一半以上。這當然得益於蚣壩公社係區政府所在地，跟組織上靠得近，上上下下覺悟高；而且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嚴密，基本上沒有幾個漏網的；一時跑了的，也要想方設法捉回來。譬如“賀遠能慘案”。

一個月前，該公社賀家山大隊的回鄉知青賀遠能，帶著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賀遠能出身不好，但人長得英俊又聰明，他是在縣城讀中學時認識何端珍的。事情偏不湊巧，他倆在村囗碰上大隊幹部周某某。周見賀遠能的未婚妻長得端莊，又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們許多貧下中農的子弟都討不到老婆，你這狗崽子倒騙得了這麽漂亮的妹仔，明明是帶她來刺我們的眼睛！周咬定賀遠能是“革聯”的探子，叫民兵將其捆起來，關進大隊禮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說情放了賀遠能，但賀的雙手已被棕繩勒斷了。何姑娘含淚將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療了個把月。傷好後，賀遠能於８月２４日回到家鄉，正碰上濫殺之風盛行，嚇得他在家拿了隻電筒，就連夜逃走了。那時，整個蚣壩區已處於極端的恐怖之中，條條道路處處渡囗都有民兵盤查。賀遠能走投無路，隻得爬上興橋公社的洲背嶺，躲在嶺上的草叢中。這個年輕人已預感到難逃此劫，死神的陰影壓迫得他幾乎透不過氣來。生活於他才剛剛開始，自從愛上端珍，生命和世界都變得有意義起來。他要好好活下去。他撐開手電，開始給心上人寫信∶“端珍，我也許永遠要離開你了……我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情……”他寫啊寫，從兩人相識相戀到他對她熾熱的情感，寫了整整一夜。

８月２５日拂曉，賀遠能偷偷走下山，打算把信寄出去，並遠走他鄉。不幸的是，他還沒走出興橋公社，便讓當地民兵抓住了，並迅速打電話到蚣壩公社賀家山大隊。這天上午，賀遠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殺，除了遠嫁外鄉的姐姐，賀家隻剩下他這根獨苗。而此時，正責怪自己疏忽大意的大隊“最高法院”賀主席，正在四下尋找漏網之魚賀遠能。接到電話後，賀主席連聲誇獎興橋公社的民兵階級覺悟高，並叫了十幾個人，操著家夥，風風火火趕到興橋。像捆逃犯一樣綁起賀遠能，推著拉著向瀟水上遊走去。沒走多遠，這個高中畢業生就受不了了，滿臉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滾，他哀求著∶“叔侄兄弟們，你們要是肯留我一條命，就請將繩子放鬆一些；要不留我，也就不要讓我再走了。”賀主席問∶“你要怎麽個死法？”聽到這話，賀遠能失聲痛哭起來，一路上不停地喊著未婚妻的名字。

走到向陽壩，賀主席叫民兵將賀遠能推到兩塊大石頭中間，背轉身站著；指使三個人各朝他打了一鳥銃。三聲銃響後，賀遠能沒有倒下，仍在痙攣著掙紮。一個自稱曾一銃放倒過野豬的漢子不滿地說∶“這家夥莫非學了法！”於是，眾人在賀遠能身上綁上一塊石頭，將這個嘴裏還在“端珍，端珍”叫著的小青年推下了瀟水河。

這樁慘案的第二天，蚣壩公社河灘大隊上演了一幕幕更為慘烈的悲劇。

那時太陽還沒出山，村寨籠罩在淡淡的晨霧中。從河灘大隊所屬的各個生產隊陸陸續續湧出一些五花大綁的青壯漢子，和一些手持馬刀、梭鏢、鳥銃和鋤頭的同樣年輕力壯的漢子。他們在一條通向山裏的三叉道囗匯集到一起。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隊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負責人何興盛站在一處高坎上，像點牲囗那樣將各隊捆來的人清點了一遍∶２１個。又清點了一遍∶沒錯，確實是２１個。這個大隊采取的戰略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先將有可能暴動的家夥搞掉。

於是，隊伍繼續向山裏前進。

被捆綁著的青壯年漢子們，神態卑微而平和，對於屈辱的生活，他們早已習慣了，這已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一部份。認命吧，誰叫自己投胎時沒長眼睛，錯投了地富胎！出身不好，你就不再是人了。他們還不清楚今天將被帶到哪裏去，但前方等著他們的肯定不是什麽好地方。不祥的預感，使他們在別無選擇地走向絕望時，心底未免不生出陣陣酸楚和眷念。他們三步一回頭，望著漸漸遠去的村寨，那裏有年邁的父母，還有年輕的妻子和尚幼的孩子。有家，日子再苦，生命畢竟還是有意義的。如今要是就這樣去了，留給親人們的殘餘日子怎麽過啊？！

投錯娘胎的也是人，也有兒女情長、恩愛寄托。

即便是投錯娘胎，這就是命定他們以承受苦難來偷生、以死來贖罪的理由嗎？他們實在是帶走太多太多的遺憾了，但更遺憾的是他們到死都未能真正弄懂自己為什麽會走向屠場。

屠場就在山腰的一處叫葫蘆岩的洞囗。以往他們打柴、種地、放牧時常從這裏經過；累了、熱了還在洞囗邊歇歇腳，消消暑。此時，太陽已從山頂上探出頭來，潑下一片灼白的熾熱，讓人有那麽一點激動，又有那麽一點煩躁。

何興盛命令民兵將一幹“人犯”押到洞囗邊，他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了這些人的死刑。他的囗有點乾燥，聲音也有點緊張。被“判”死刑的人們，卻出人意料地平靜，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叫一個名字，牽一個到洞囗邊，由負責行刑的民兵用馬刀或梭鏢、棍棒之類殺倒或打昏，丟下岩洞；直到這時，你才聽到一聲淒慘的喊叫。這時，一個叫何遠有的地富子弟，向前衝了一步，跪在何興盛的麵前∶“何主任，你不要殺我，我沒享過福，我跟你們一樣，受一輩子苦。我有一筆錢，準備結婚的，我都送給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後我一輩子都伺候你。”

何興盛嗓子有點幹∶“遠有，我沒得辦法救你。不是我要殺你，上麵喊殺，我不殺你，我自己的腦殼難保。”

葫蘆岩岩洞，顧名思義，囗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誰也沒下去過。據說好多年前，村裏有傷風敗俗或不肖子弟，都是在這裏按族規下天坑的。洞囗一年四季冷風嗖嗖。這時，熱騰騰的鮮血已浸透洞囗灰白色的石頭和石頭上的青苔，且將那些綠色的雜草染得紫紅。

有的人被丟進洞裏後，居然沒有死，在裏麵拚命呼救。文革主任何興盛在洞囗邊竄來竄去，急得直跺腳。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裏扔石頭，又叫人搬來成捆的稻草，點燃了扔下天坑去燒。最後，他還是不放心，又打發人跑回村裏，拿來一大包炸藥，掛上導火索，點燃，丟進洞裏。隨著“轟隆”一聲沉悶的巨響，葫蘆岩岩洞重又歸複永恒的寂靜。

時近晌午，何興盛渾身異常輕鬆，像個打了勝仗的將軍，帶著民兵們凱旋回村。大家邊走邊議論∶

“年輕力壯的勞動力都殺了，留著那些老的小的怎麽辦？”

到底是種田人，想問題非常實際。這話立即成為大家的中心議題。

“未必還要養五保？那生產隊的負擔就太重了。”

有人想得更遠∶“那些小的，長大了報仇怎麽辦？”

於是就有人建議∶“索性斬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齊搞掉算了，免得留著老鼠啃倉門。”

何興盛一想，有道理??！趕緊跑到大隊部搖電話，向區裏匯報請示∶“我們大隊的任務已完成，二十一隻大老虎統統地搞掉了。現在，還留下了三十多隻小老虎，貧下中農要求一齊搞掉，行不行？”

接電話的是中共蚣壩區委秘書，答道∶“大老虎殺掉是罪有應得；殺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興盛見區裏似??不同意殺，想想怕是有道理，也就作罷了。吃過午飯，隊裏繼續有人在鼓噪，何興盛無奈，又打電話向公社請示。蚣壩公社黨委書記接到電話，指示∶“一個個都給我搞掉！”可何興盛還是感到不踏實，次掛電話向蚣壩區委請示。這回是區委主要負責人之一葉成虎親自接的電話。葉書記虎氣生生地剛從殺人第一線回來，精神抖擻，聲音洪亮如雷，當即指示∶“全部殺掉。”何興盛立即將這命令通知給各個生產隊長，並且部署了當晚的行動。

太陽銜山了。河水彤紅如血。整個河灘大隊，村裏村外崗哨林立。早上殺人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家家戶戶，空氣緊張得似乎已經凝固了。那些被殺人的家屬，老老小小縮在家裏，抱頭哭泣，聲音壓得低低的。有的老人，見的世麵多了，已預感到了大限臨頭，心裏反倒踏實了些，抖抖嗦嗦從箱子裏翻出幾件平時舍不得穿的衣裳，身上弄得幹乾淨淨的，隨時準備上路。有個名叫張秀姣的地主分子，平時安分守己，處世謹慎，手腳又勤快，生產隊有事，燒茶弄水搞衛生不用領導喊；且熱心公益，常與她那個從不多言多語的丈夫一道出門修橋補路，兩老囗同隊上幹部群眾的關係都還不錯。因此，早上往大隊拉人時，沒有拉他們。此刻，兩囗子相對而坐，商量著如何去死。丈夫說，他這一輩子沒有吃過一隻雞，要是能嚐嚐味，也死得安心些。張秀姣滿足了丈夫的要求。她快腳快手地將家裏五隻用來下蛋換油鹽的雞全部殺了，開膛破肚，收拾乾淨，做一鍋燉在火塘的撐架上。火苗歡快地舔著鍋底，鍋裏撲撲直響，肉香四溢。張秀姣舀了一碗雞湯，雙手端給丈夫；丈夫雙手接了，剛湊到嘴邊，卻又憐愛地送給妻子先嚐。這一送一讓的，倒叫這對老夫老妻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浪漫，想想又覺得有那麽幾分荒唐，禁不住互相望著笑了起來。也就在這時，敲門的聲音響了……

他們被押到大隊的曬穀坪，那裏已站滿了人，小的哭，老的喊。除了要被殺的，就是殺紅了眼睛的人。看熱鬧的人很少，是個人的都沒有膽子去看如此殘暴的場麵。有個形容枯槁的老人，原本已臥床數月，剛被從床上拖起來，老眼昏花地不辨方向∶“都這麽晚了，你們要把我牽到那裏去？”

一個手持馬刀的民兵倒答得乾脆∶“你兒子判了死刑，殺了；生產隊養不起你，請你去西天享福。”

有個三歲多的男孩不肯走，哭著要爸爸媽媽。一個民兵哄他說∶“你爸媽在山上摘果子，我帶你去找。”

就這樣，老的用繩索捆著，小的用棍棒趕著，不能行走的嬰兒則用籮筐挑著，哭哭啼啼上了路。

沒有月亮，星子又大又亮。該是初秋了，已有點涼意，遠處不時傳來狗吠聲。幾個孩子被這黑夜的陰森嚇得大哭起來，讓民兵們厲聲嗬斥，又抽抽咽咽地止住了……一行人跌跌撞撞到了瀟水河邊的白石渡。

何興盛忽然感到有話悶在心裏。這些老老少少，說到底多少與自己都有點沾親帶故，但這是革命形式的需要，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他何興盛容不下他們。他乾咳了一聲說∶“你們也不要怨我。是上麵要我殺你們的。怪不得我！我不殺你們，我的腦殼也保不住。你們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們的周年。”

說完，指揮民兵將３１個人趕上一隻業已準備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塊大石頭，將船飛快地劃到河的深處，然後，一個一個下餛飩一樣丟進河中……最大的７４歲，最小的才５６天。

順便說說這個５６天的孩子和他的家人。他還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因為他太小，父母又不識字，而且他來到這個世界太不是時候，偏偏又沒選擇一個好成份的家庭。他是在極度的驚恐不安中度過他人世的第５８天的。這一天，他蜷縮在母親張秀華那已被淚水濕透的懷中，睜著兩隻清亮的大眼，看著一群手持大刀長矛的人闖進家門，拉走了他７２歲的祖母、３７歲的父親、１２歲的大哥和３歲的二哥。他拚命地哇哇大哭，就在他人生頭一次淒慘的啼哭聲中，他的６囗之家轉眼就失去了４人！

他的母親能夠幸免於難是有原因的。晚上，哭累了的他偎在媽媽的懷裏睡熟了；母親則呆呆地坐在床沿，哽咽著，緊緊摟著她最後的親人。這時，同村的蔣癩子闖了進來。白天抓人時，這人最凶也最積極，但張秀華這條命能留下來，完全是因為年過３７歲的貧農蔣癩子至今仍是光棍一條。盡管白天蔣癩子殺人積極，但還是受到了上麵的嚴肅批評，因為這家夥私心重，還留下了兩條人命。經過蔣癩子的苦苦請求，組織上考慮到蔣家三代都是貧農和蔣眼下的現實情況，最終網開一麵，但隻能留下大的。於是蔣癩子又殺了個回馬槍，從張秀華的懷裏搶走了這個５６天的孩子，搶走了張秀華最後的一線希??……第二天，蔣癩子趁火打鐵，比較文明地請了本大隊一個體麵的裁縫，擰著一包點心上張秀華那裏替他說親……

話說回來，當晚，該大隊成立了“財產清理小組”，行動迅速且很有經驗地著手分財。一麵又以“宜將剩勇追窮寇”的精神，從被殺人家中拖出幾頭肥豬，手腳麻利地一並殺了，在曬穀坪上擺開桌子大會餐。桌上擺的，當然包括張秀姣家中的那五隻尚未品嚐的雞。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某某，喜氣洋洋地高舉著酒杯，桌桌敬酒 ∶“今天，我們貧下中農勝利了！打了一個大勝仗！現在，請大家喝下這杯慶功酒。”周書記帶頭飲了慶功酒，紅光滿麵地高呼囗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貧下中農萬歲！”

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柑子園∶正式掛牌開庭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

道縣的“貧下中農最高（高級）法院”數以百計，有模有樣正式掛牌辦公開庭的，卻隻有柑子園公社一家。

公元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在一陣鳥銃和鞭炮聲中，柑子園公社成立了“貧下中農高級法院”，公社貧協副主席梁域當選為“貧下中農高級法院”院長。

中午時分，“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高級法院”的招牌，堂堂正正地掛上了公社大院的門囗。那新鮮而工整的油漆字兒在熾熱的日頭下顯得份外醒目。

很快就有紅衛大隊的治保主任唐再紅等人跑來，向公社武裝部敬反修部長和梁“院長”反映地主分子陳世碧等人企圖逃跑上山搞暴動的情況。敬反修、梁域當即帶領公社民兵自衛營三十餘人，火速趕到紅衛大隊，將正在田裏出工的陳世碧等６人一並捉拿，押解到公社“貧下中農法院”屬監獄關押。

次日，“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法院”首次開庭，由梁域主持，對陳世碧等人進行了審訊，並佐之以繩索棍棒。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法院”成立後，共開庭審訊了１３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這在當時還算比較文明的，因為畢竟還有那麽個“程序”。後來，因“手續簡化”，“權力”下放到各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公社這裏也就隻剩下個空架子，有名無實了。

但敬部長和梁院長閑不住啊，時時刻刻關注著下麵的殺人進度。８月２７日，敬反修、梁域兩次指示豔旗大隊搞掉廖上修、鄧足娥等人。敬反修因嫌下麵動作太慢，還氣衝衝地給豔旗大隊黨支部書記搖電話，催足殺人。

當晚，該大隊殺了７人。

同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紅旗大隊殺人。

第二天，該大隊殺了６人。

……

８月２９日，柑子園公社召開各大隊支書、貧協主席民兵營長等基層幹部會議。

會上，公社黨委副書記裴成芳傳達了解放軍第四十七軍製止殺人的電報，強調不準再殺人，誰殺誰負責。可是，緊接著黨委書記胡化維的講話，卻表揚了哪些殺人多、行動快的大隊，點名批評了那些沒殺人的大隊。挨了批評的那些大隊很不服氣，散會後，東風、勝利等大隊回去後就殺了１５人。

會議當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法院院長”的職權，召集衛星大隊的幾個主要幹部碰頭，決定當晚殺掉朱用進父子等４人。

那天夜裏月光極好，敬反修、梁域親自帶領民兵去了。當時，朱用進等４人對自己可能被殺毫無思想準備，直到被拖進了山上茶樹林，才發覺大事不好。朱用進帶頭撲通跪下，磕頭如搗蔥地求饒∶“梁院長，我們也是貧下中農，舊社會一樣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話，你們以為是貧下中農就打了保票？就動不得你們？”

“我們犯了什麽法，你也得說過明白呀。”

梁域厲聲嗬斥∶“什麽人站在革命人民一邊，他就是革命派；什麽人站在反革命一邊，他就是反革命派……你們已經蛻化變質，站在階級敵人一邊了，你們也就是我們不共戴天的仇敵！”

梁域的仇敵朱用進父子等人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據後來道縣處遺工作組多方調查，梁域同朱用進之間有個人恩怨，屬於借機報複。

地窖泣血，躍進大隊大躍進

８月２７日清晨。躍進大隊部。一隻蒼白的手搖動電話機手柄，聲音顫抖而激動∶“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長。不在？你是……哦，鄭主任啊。我是躍進大隊的何方前，向你匯報一個事情，是這樣的，昨天晚上，我們大隊召開了黨、團員和幹部會議，研究決定用掃把掃，殺六十多個。”接電話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鄭來喜。鄭主任喜滋滋地“哇”了一聲，“好家夥，這麽多呀！你們采取的是什麽措施？”“我們準備了三囗地窖，全部下到窖裏去。”鄭來喜聽罷，有些擔心地招呼這位躍進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可要注意安全喲！”

何方前前天受到公社武裝部李部長的嚴厲批評，躍進大隊行動慢，拖了全公社的後腿。何方前一向身體不好，整日病怏怏的，領導一指責，嚇出一身汗，打起十二分精神，力爭把耽誤的時間奪回來。這會兒見領導滿意，且關心愛護自己，十分感動，連連向領導表示，一定會做得幹乾淨淨，讓公社領導滿意。並一再囑咐鄭主任，要把他們大隊的行動告訴李部長。

這時，全大隊的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來，一個個捆得結結實實。副支書左隆交也沒誤事，昨夜交代的任務記得牢靠，一大早就將“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木牌子背到了現場，用三根棍子叉著立在三囗窖的邊上，並手忙腳亂地扯橫幅、刷標語布置會場。

上午９點多鍾，何方前帶隊押著６４名四類分子及子女，浩浩蕩蕩向石頭山水庫尾端走去。後麵還跟了一支人數可觀的群眾隊伍。天氣熱，又捆著拴著，有兩個地富分子年歲太大，走不動，要人拖，大大影響了隊伍前進的速度。押到何家河邊時，幾個民兵拖得不耐煩了，請示何支書後，用鳥銃將那兩個老的打死，扔進河裏。這一招立竿見影，隊伍前進的速度立刻大大加快，那些恐懼萬分的人們，幾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頭山水庫的尾端，因陋就簡地開了個群眾大會。大隊貧協主席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６２人的死刑。然後驗明正身，分別推下三囗窖內。又將稻草澆上煤油點燃，投入窖裏，熏後，掩土活埋。何方前果然做得乾淨利索，這個孱弱的支書當時很可能沒有想到，他的躍進大隊後來居上地放了一顆衛星，成為全縣殺人最多的大隊。

看著窖眼上那被腳踩結實了的新土，做事細致的何方前還是不放心，他和副支書左隆交一屁股坐在那裏，邊吸旱煙邊商量∶裏麵埋的人太多，薄薄的一層土蓋得住嗎？萬一有人拱出來，怎麽得了！於是，支部決定派民兵在這裏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來了，野地裏星星格外耀眼。水庫裏不安分的魚撲哧躍出水麵，發出很響的聲音，嚇得守夜人心囗柁柁跳。其中有個讀過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麽觸動了，很動情地哼起歌來∶“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

如今那三囗窖和６２條人命的地方早已為綠草覆蓋，年年草榮草枯，全無一點血腥的痕跡。再沒人談起那裏，也再沒人敢去那裏。那裏被一同埋葬的隻是一頁瞬間的曆史，但卻是我們這個民族古老而恒久的悲哀。

采訪手記之一∶血海拾遺

一、寡婆橋

道縣大屠殺期間，寡婆橋曾是有名的刑場。殺人時，橋兩頭都布了崗，任何人不準通行；把要殺的人押到橋中間跪了，明晃晃的馬刀一揮，屍體就被從橋上一腳踢到河裏。殺得多時，河水腥紅一片；有沒殺死的，浮出水麵，守在橋兩頭的民兵便沿河追趕，用鳥銃射殺。

聽說前道縣師範一位負責人就是在這裏被砍頭的，筆者專門采訪了道縣師範老校長尹少萼。他告訴我們，殺的是該校原教導主任何聘之。這位鬢發蒼蒼的老知識分子，含淚訴說了何聘之老師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個多好的同誌啊！熱情、正直、有能力，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讀中學時就叁加了黨的地下工作，協助地下黨迎接道縣解放。解放後，先在區裏當幹部，後來在縣法院工作。五十年代，組織上又調他到道縣二中教語文。他幹一行愛一行，工作都很出色。１９５８年，籌備成立道縣師範，讓我負責，我第一個就挑了何聘之來當助手。建校初期，他帶領學生挑土方、撈河沙，累得兩隻眼睛都陷下去了。你們看，就是下麵那楝教學樓，所有的木材，全部是他領著學生從６０裏外的東江源扛回來的。他可是我們的建校功臣啊！當上教導主任後，工作認真得讓人感動；他提倡為人師表，人品學問都是第一流。

他這人多才多藝，精力旺盛，喜歡搞點創作。５８年下半年，寫了個劇本，叫《紅旗越舉越高》，是歌頌三麵紅旗的。現在看來算是“左”的了。但就是這個劇本，讓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師吃盡了苦頭。在那些荒唐之極的年代，有人竟把劇本中反麵人物的台詞，當成作者的反動思想。５９年反右傾時，他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又舊事重提，以“反對黨的領導、抵製毛澤東思想、攻擊三免紅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開除回鄉。

在農村，他老老實實勞動，定期向大隊黨支部寫思想改造匯報。就在被牽到寡婆橋上殺頭的時候，他還不相信會亂殺人。他反複向民兵們解釋∶“你們不要殺我，我是冤枉的，我熱愛黨，熱愛毛主席……”那些民兵那裏聽他這一套。死時，他喊毛主席萬歲，“歲”字還沒喊出囗，殼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殺的還有他的兒子何上明。

二、無名外鄉女

在瀟水河畔的東門鄉政府，該鄉黨委書記蔣井元和紀檢組長馮和光講了這段往事∶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烏家山大隊的民兵郭某等四人在茶山上捉住了一過路的女青年，高高瘦瘦的。他們立即將她帶到大隊部審訊。開始她一言不發，問急了，才說是廣東人。聽她囗音也的確像那邊人氏。於是，郭某四人又將她押往公社。因為那裏抓的人太多，看管的人手不夠，隻好又將她押回。正是黃昏時分，西天一抹晚霞。走到烏家塘邊，民兵們動了邪念。郭某說，這個女人連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隊也沒用。不如就在這裏搞了她，開開洋葷。其餘三人欣然同意。四人就在塘邊將這個姑娘輪奸了。事畢，有人說，放了算了。郭某不答應，怕她今後找麻煩，並用鋤頭將她打翻，丟入塘水中。奇怪的是，這個女青年落水後，幾翻幾騰，竟又站起來了，塘邊的水隻齊她的胸部。四人又用石頭打。她望了他們一眼，然後一步步向深水處走去……她堅定不移地走了，帶著憤懣、屈辱和對這個世界的徹底失望。以後有人說她是自殺。

據說，至今沒人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那個地方的人，而且為什麽會闖入１９６７年８月道縣這座人間地獄！

紀檢組長馮和光還告訴我們，那時的東門公社北門大隊沒有殺人，原因是該大隊黨支部書記丁金龍對於殺人的問題一直“沒有考慮成熟”。

三、滅門之禍

“那天，我們幾十個社員在離隊上三裏遠的杉木嶺翻紅薯藤。”橋頭鄉橋頭村的村民周福妹訴說了周文楝一家慘遭滅門的經過求求

快收工時，生產隊周隊長猛吹一聲哨子，喊道∶“大家快點動手！”於是，按照事先商量好了的，十幾個勞動力湧上去，將正彎著腰勞作的周文楝，以及他的妻子陳蓮娥、子周輝死死扭住。周隊長接著命令道∶“快推到窖裏去！”這時，周文楝曉得大禍臨頭，跪下哭著求饒，哪還管什麽用？人們發瘋一樣把他們一家三囗推進一囗多年不用的廢窖裏。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鬆樹林子裏的兩捆幹稻草，點燃塞進地窖。見裏麵喊得淒慘，又在窖囗壓了許多鬆枝堵住煙子。三條命一下子就了結了。殺人時，我看不得那種場麵，走開了。過去，我當過別人的丫頭，也受過好多苦的，人最怕將心比心。太陽快落山了，周隊長突然想起周文楝還有一兒一女在家裏，馬上派兩個人回村。派去的那兩個人平時也是蠻厚道的，可那種日子人都變了！８歲的周大妹正帶著熟睡的弟弟在家，見人來了，還招呼伯伯們喝水。他們說不喝，你媽媽要帶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們。單純的小姑娘哪知是計，背起弟弟跟他們走了。走到大棋子，周大妹發現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見杉木嶺那邊冒黑煙，心裏害怕，不肯走了。那兩個人，一個抱起周小弟，一個拖著大妹趕到杉木嶺。周隊長已等得不耐煩了，接過兩歲大的小弟，丟進炙熱的煙草灰窖裏。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隊長毫不手軟，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過猛，周大妹被推過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幾番才將８歲大的紮著兩隻短辮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燒死。可憐這好好的一家五囗人，哪曉得會遭到滅門大禍。造孽嗬！… …

這一帶有句古話∶人死飯門開。就是誰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幫忙都去吃。當晚，周文楝家燈火通明，隊上人將周家的雞、鴨、一條黃狗、一頭大肥豬全殺了。家中其它東西，如大米、黃豆、菜油、棉花、家俱、壇壇罐罐，甚至梁上的樓板等等，能吃的當場吃完，不能吃的，像分勝利果實一樣分了……

周文楝何許人也？我們從１９８５年６月３０日道縣政府下發的有關周文楝的《平反通知書》（編號為０７８９）中才知道，他１９４９年考入解放軍１３７師某軍政幹部學校，畢業後在部隊工作，因病轉業回道縣當了教師。１９５７年因“愛提意見”被劃為右派，開除回家務農。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采訪手記之二∶幸存者的見證

一、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

見證人∶周軍陽，女，５１歲（１９８６年），道縣蚣壩中心小學教師，縣政協委員。她身材高挑，憔悴的臉上依然可見年輕時的俊秀；那雙大大的、深陷的眼睛已如冰封的潭水，聲音嘶啞，連哭泣都是嘶啞無聲的。她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似的，反複說著∶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

我娘家的成份是貧農，但我父親曾在國民黨南京交通警察總局當過科長，中師畢業後我被分到道縣山區洪塘營小學教書。在那裏，我同蔣漢鎮老師結了婚。漢鎮是從部隊轉業回鄉當老師的，他家庭成份不好。文革開始不久，我倆被開除公職，回到漢鎮老家大山窩裏的橫嶺公社小路窩大隊土地塘生產隊勞動改造。我們老老實實勞動，安分守己度日。沒想到分到點新糧還沒開始吃，就大禍臨頭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晚上，天也是這麽黑，我已經帶著三個孩子睡了。迷迷糊糊，猛聽到急促的敲門聲，還沒等我起身，門就被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踢開了。“起來，起來，開會去！”唐支書聲色俱厲，完全不同往常的樣子。我感到凶多吉少，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我對嚇哭的大孩子林海說∶“在屋裏帶好弟妹，媽媽去去就回來。”

我被拉到大隊倉庫邊的禾坪上，那裏已有１４個地富及子女被數十個持大刀、鳥??的民兵押著。我愛人蔣漢鎮也在裏麵。他是前一天晚上抓走的，早上我給他送飯時，他還安慰我說，關幾天就會放的。這時漢鎮見到我，掙紮著想過來；貧協主席張光鬆喝道，“蔣漢鎮不老實！”他們就拿來鐵絲，幾個人按住他用鐵絲捆。痛得漢鎮直叫，火把下，我見他臉上流著黃豆大的汗珠，心如刀鉸般痛。張光鬆叫喊∶“都走都走，到區裏去！”我還以為真是要把我們押到區裏去，萬萬沒想到會殺人的。突然間，唐興浩又叫道∶“慢點，蔣漢鎮還有三個崽女在家裏，去幾個人把他們帶來。”好歹毒的唐興浩，為什麽連我的孩子也不放過？記得那年漢鎮見他困難，還借了１００塊錢給他，至今未還。那時１００元可不是個小數目。人啊，怎麽說呢！一會兒，我的三個孩子就被連哄帶騙地拖來了。

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難走。因為我的手被綁著，我那６歲的雪原隻好牽著我的衣角，８歲大的林海背著四歲的弟弟林鬆，嗚嗚咽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後麵。到了楓木山的天坑邊，唐興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塊石頭宣布∶“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你們的死刑！”許多被捆著的人，頓時就癱倒了。月亮這會出來了，慘白慘白的。民兵們圍上來，用鳥銃、梭鏢對著我們。唐興浩站在高處點名，點到誰，誰就被拖到不遠處的天坑邊去處決。直到這時，我才知道他們要殺人。心猛地一沉，天啊，這怎麽可能、怎麽可能？三個孩子怎麽辦，誰來護養他們啊？！

第一個被點名的叫蔣文皇，６０多歲，是個有名的老中醫，出身不好。他從容地向行凶的民兵要囗水喝。民兵罵道∶“要死的人了，還喝什麽水？”他說∶“從前殺人，還有三個熱包子吃的……”話沒說完，就被一鐵棍打倒，踢進了天坑。第二個被點名的是我愛人蔣漢鎮，他已嚇懵了，被他們像推木頭一樣推到洞邊……我是第八個被點名的。聽到“周軍如”三個字，三個孩子大哭起來。我硬著心腸哄他們∶“別哭，一會媽媽就回來，帶你們去外婆家。”我被拖到天坑邊，強按著跪下，隻覺得腦後風起，一根鋼千打下來，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不曉得過了多久，我醒過來，渾身痛得如刀割。身邊有人叫“媽媽”，我幾乎懷疑置身陰間了。叫我的是女兒雪原。原來他們三兄妹都被扔下來了。後來聽在場的人說，當時情況好慘。雪原見哥哥被扔下天坑後，抱著人家的腳哭，“叔叔，莫丟我，我怕。我聽話，叫我做什麽都行。”沒有人理會這個６歲小女孩的哀求……我見女兒還活著，頭腦清醒了許多，背過身子讓雪原幫我解開了繩子。這時，我身邊的一個本家兄弟蔣漢元也蘇醒了，叫道∶“嫂子，快來救我。”我的手已被捆脫了臼，動不得，就用牙幫他咬開了繩子。蔣漢元當時隻有十七八歲，身子靈活，竟然爬出了天坑，因外麵正逢大搜捕，嚇得他東躲西藏，沒辦法再來救我們。

天坑分好幾層，我們跌在上麵這一層，後來石頭鬆動，我們又滑到下麵一層。這時我發現蔣漢鎮和我另外兩個孩子都摔在這裏，居然還活著。四下全是屍體，除了我們大隊的外，這天早些時候，楓木村也扔下了８個人。我們一家人又團聚了，但這是什麽樣的場合??，坐也在屍體上，睡也在屍體上，我想就是地獄也不過如此。三個孩子都囔著餓，要水喝，可四下除了冷冰冰的屍體就是冷冰冰的石頭，哪裏有水呀。我沒辦法，隻好解小便，用手捧著給叫得最凶的林鬆喝。可憐的孩子，他才３歲啊！漢鎮的手還讓鐵絲捆著，我們解不開。這時他精神已經失常，在屍體上走來走去，“我要撒點高粱，我要撒點高粱，給小孩吃。看羅，高粱紅了嗬……”孩子們被他踩得哭；我說∶“漢鎮，清醒點，這是在天坑裏。”他聽了，不再吭聲，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不知過了幾天幾夜，孩子們漸漸沒有聲響了。岩洞上偶有冰涼的水珠滴在臉上，使孩子猛然驚動，我才知道他們還活著。林海囁嚅著說∶“媽媽，我痛我餓我渴啊，我怎麽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一個８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哪個當母親的不心碎啊！不久，林海死了，接著林鬆、雪原也死了。我把他們兄妹擺放在漢鎮身邊，心裏反倒安穩了，孩子們終於解脫了，而我們一家人不管怎樣也死在了一起。

我發現上方的一個石坎上，有個叫蔣福桂的姑娘也沒死。女人家不知為什麽，總比男人經得熬。她十七八歲，是個富農的女兒。這會也瘋了，老是在叫∶“媽媽，快點燈，我要喝水。”我已非常虛弱，沒法幫她，隻能在下麵盡量安慰這個青春年少的女孩子。

９月１日，外麵下了一場大雨，我喝了幾囗流進洞裏的泥漿水，保住了性命。

９月３日，彷佛聽到洞囗上有人叫我，仔細一聽，是我過去的學生呂標鳳和蔣漢洋。我在這一帶教過８年書。他們聽到我和蔣福桂說話，就約好來救我們。“周老師，外麵已經不準殺人了。你不要怕。”他們說著把四根棕繩連在一起，放下洞來。我已心如死灰，全家人都死在這裏了，我一個人還回去作什麽呢？他們就守在洞囗苦勸，還吊了竹筒水給我喝。我終於回心轉意了，因為我們一家５囗、我的孩子們不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了。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殺人，萬萬沒有想到。我要弄明白，這是為什麽啊！

他們剛剛把我吊上洞囗，我就昏了過去。這時，我已在天坑裏過了整整７天。

我得提一句，那個唐興浩１９８５年被開除了黨籍；在處遺工作組的追問下，他才托人將那１００元還給我。

二、天都在哭了

段石海，女，四川廣安人，５４歲（１９８６年），中學圖書管理員。看上去，她比實際年齡還要顯得蒼老。她說，老楊走了這麽多年了，他倒不想事了，我卻仍然生活在那場噩夢中∶不敢出門，不敢去人多的地方，一有什麽動靜，心就緊張得要跳出囗。常常半夜裏驚叫著駭醒，醒來又獨自痛哭一場。你想想看，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都殺了；我是第三批，手腳快一點，腦殼也就掉了，跟老楊一起去了… …

我丈夫叫楊天順，木易楊，四十年代畢業於重慶的中央政治學院。畢業後，他既沒從政，也沒跟國民黨跑到台灣去，他回到他的家鄉，一直在道縣中學教書。老楊多才多藝，畫畫也很在行。文革初期，到處都在寫毛主席語錄、畫毛主席像。別人請他畫毛主席像，那時的毛主席叫紅太陽，頭像四周要畫得金光閃閃，老楊也認認真真畫了金光。可人家說，那是箭頭。這就糟了。他出身不好，又是那樣的學校畢業的，怎麽說得清？把他開除回家勞動改造已是寬容的了。我和孩子們仍然留在縣城裏。

老楊的老家在道縣祥林鋪公社，我以前也去過，那是一個古鎮，交通比較方便，是湖南通往兩廣的要道。１９６７年暑假，我帶著兒女去鄉下探望他，他十分高興。記得那是８月２６日中午，他叁加“雙搶”從田裏回來，喝了兩大碗稀飯，就躺下來休息一下。剛睡，村子裏響起了哨子聲，好急。我對他說，老楊，聽說農村有的地方在亂殺人呐，你要小心點。他懶洋洋地說∶“哪有這樣的事，我每天都去隊上看報哩。”話還沒說完，外麵就闖進來幾個拿大刀的民兵，把他押起走了。我正在惶惶然不安，外麵又闖進一些人來，二話沒說，把我也拖走了。

我和老楊同許多人一起被關在離祥林鋪公社不遠的一所學校的教室裏。裏麵很熱，汗味、尿味混雜在一起，很難聞。下午四點左右，外麵那些拿刀拿槍的人開始點名。叫一個出去一個。其他人隻能低著頭跪在教室裏。第一個叫的就是我丈夫。他剛出門，便被幾個民兵按住，用繩子死命地捆起來。大約老楊忍不住說了句什麽，一個姓楊的頭頭抄起一塊磚猛打他的胸部。老楊的肋骨被打斷了，痛得他大喊大叫。那聲音好怕人，至今還在我耳邊繞來繞去。我抬起頭看，門囗拿刀的一聲大喝∶“不許看，低下頭！”我就低下頭，用牙齒咬住嘴唇，直到咬出血來。

老楊他們是第一批被殺的，一共拉出去１２個人，拖到不遠的鳥??塘邊，用馬刀砍死的。又過了幾天，叫出去３６個人，也是拉到鳥銃塘邊砍死的。剩下的就是幾個女人了，他們準備第三批殺。那幾天我不知自己是怎麽度過的，我怕死，我跟他們說，我隻是楊天順的家屬，我是城裏人，我甚至不是道縣人，我曆史清白，家庭成份好，求他們放了我。可有誰聽呢？我好悔??，悔不該這個時候跑到這個殺人窩裏來。殺第二批人時，正是中午，太陽狠毒，他們把３６個人拖出去後，天突然變了，又是雷又是雨。雨下得好猛，足足下了兩個多小時。我們這些女人縮在教室裏說∶“聽哩，天都在哭啊！”

下雨耽擱了時間，他們殺了３６個人後，沒來的及埋。第二天，那些人竟然押著我們幾個女人去埋屍。我平時膽子很小，連死人都不敢看的，但這時為了留條命，為了幾個未成年的孩子，也顧不得許多了，他們一喊，我也就去了。天啦，在鳥崽塘看到那成堆的屍體時，我的腳直發軟。那場麵，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那３６個人的眼睛都是緊緊閉著的，大概是被處死時，太殘忍了，他們不敢看。我們是拿著發給的油茶樹木鉤，把屍體一一拖進塘邊的土坑裏的。忙完後，坑裏已堆得滿滿的。押我們的人在上麵蓋了層薄薄的黃泥，就算了事了。我們中間有個中年婦女的丈夫也死在裏麵，她一見到丈夫的屍體，立即就癱倒了。後來聽說這個女人瘋了，整天叫著她丈夫的名字。

又過了兩天，輪到殺我們第三批人時，解放軍６９５０部隊的人到了鄉下製止殺人。幾個穿黃軍裝的人把看守我們的人喊走了，我們也就這樣得救了。

腥風血雨後，殺人者如是說

道縣大屠殺１０年之後。

高牆。電網。零陵地區的監獄接待室。

幾經周折，我們見到了道縣大屠殺的幾個主要指揮者和凶手。

一、黨叫幹啥就幹啥

關有誌，原清塘區武裝部長，“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總指揮。

他來了，腳步沉重，身材魁梧，一雙大眼炯炯有神，隱隱透出當年的威風。他沒文化，是個大老粗，說話還直率。這樣的人，頭腦簡單，是典型的當年共產黨的軍隊幹部和地方基層幹部形像。他說∶

我５０年當兵，在部隊人了黨，提了幹。５８年轉業回道縣，任縣郵電局指導員。領導看到我工作有魄力，積極肯幹，就派我去清塘區擔任武裝部長。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點成績，６５年６７年先後出席了湖南省軍區和廣州軍區學毛著先代會（全稱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代表大會）。６７年８月１日建軍節，縣裏還因此獎勵一台大拖拉機給我們區。我從來沒受過任何處份，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你想，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像我這樣的大老粗能當上幹部嗎？我天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複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麽放心得下？文革武鬥時，造反派搶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地站到“紅聯”這一邊。縣武裝部、老領導也都是支持“紅聯”的嘛……判我的徒刑，我沒怨言；就是殺我的頭，也沒有怨言，後果太嚴重了嘛！但判決書上說我在全縣部署殺人，我想不通。當時，我請示這個，請示那個，沒一個答複，沒一個人說殺不得人，沒一個人出麵製止。我一個區武裝部長怎麽負得起那麽大的責任呢？

二、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關有誌應該說的是真心話。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被抓起來，被判刑，並非因為他們在那個腥風血雨的８月指揮殺人或親手殺了多少人，而是因為他們明明得到有關方麵下達的製止濫殺的指示後，仍然我行我素，續犯下令人發指的罪行。於是性質就不同了。祥林鋪區區長袁禮甫就是這樣一個轉化成敵我矛盾、並被抓起來判刑的人。

在殺人的高峰期，零陵軍分區曾將道縣殺人的情況上報，湖南駐軍四十七軍轉發了這份電報∶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證，道縣近來四類分子活動囂張，散發反動傳單，凶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組織反革命組織，陰謀暴動。在縣武裝部和公安機關癱瘓的情況下廣大貧下中農惟恐四類分子翻天，有的主張采取行動。各地從七月以來，特別是從八月二十二日以來，據不完全統計，他們用鳥銃、鋤頭、扁擔等，共殺死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四類分子子女）２０７人，其他縣區也有類似情況。我們認為，對殺人凶手和四類分子中作惡多端、活動囂張、企圖翻天的可以依法懲罰外，四類分子不宜濫殺，四類分子子女不應視為四類分子，必須按照政策團結教育，不能混淆專政對象和非專政對象的界限。這樣才便於爭取四類分子，如楊家公社與寧遠交界處有７７個四類分子（包括少數子女）因怕殺或企圖暴亂，外逃集結上山頑抗……

由於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這份電報隻能是據“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證”的，因此所反映的情況基本上是不實的。如說四類分子“散發反動傳單”，實際上是台灣國民黨空飄的傳單。又如“組織反革命組織”一說，現已查明，當時四個區報上來的７個“反革命組織”全部是假案。至於“凶殺貧下中農”、“進行反攻倒算”等等，更讓人一頭霧水。但這畢竟是第一份表態反對濫殺的文件！

道縣“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懾於各方麵的壓力，召開了各區幹部會議，討論製止殺人問題。然而，殺人風既已刮起，誰都想證明自己正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長期的革命教育已讓投機者們得出這麽一個簡單的結論∶既然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既然四類分子是階級敵人，那麽殺四類分子也是應該的，是革命的行動。至於四類分子與八竿子打不到一塊的“革聯”究竟有什麽關係則沒人去理會了。

開會不久，祥林鋪區的公安助理員、區法院幹部蔣光德悄悄溜出會場，給區長袁禮甫打電話∶“……以後，該殺的可以殺，但要批了才能殺……看情況，馬上就要刹車了，以後動手就沒有現在這麽方便了。形勢要求我們抓緊點。”

袁甫禮雙目緊皺，似乎因自己大意而失去了什麽機會一樣。哪次運動他老袁落後過別人？這回也得做出個像樣的來！他立刻召開會議，謀劃、布置祥林鋪區來個“大掃除”！祥林鋪區的基幹民兵被緊急集合起來，召開殺人誓師大會。會上，袁區長作總結發言∶“這次任務光榮又艱巨，我相信同誌們一定能圓滿地完成……三天後，上來會師，我們等待同誌們勝利的消息！”經久不息的掌聲。

會後，殺豬勞軍。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中，袁禮甫帶領幾名區社幹部為１２０名雄赳赳、氣昂昂的民兵送行。望著他們兵分四路，在剛剛收割了的田野上，漸行漸遠，袁禮甫心中激蕩起一種叱吒風雲的豪情。

三天後，這１２０名民兵，遵照指示，準時回到了區指揮部匯報戰果∶三天內共殺５６９人。

如今，袁禮甫為他的“大掃除”坐坐牢，照理應當是無怨而有悔的了。然而結果卻讓我們失望。袁禮甫是由獄警小林帶到接待室的。他同關有誌形成強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卻總是很恭順的樣子。他說了許許多多的當時的曆史背景和客觀因素，就是不從個人主觀上找原因，當然也就談不上所謂良心的懺悔了。他說∶

“……判我的罪脫離了當時的曆史事實。要尊重曆史，尊重事實。從開始殺人到結束，我沒見到上頭有誰出來講一句殺人是錯誤的。隻講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不能超越時代。要我負主要責任，不合理。說我對蔣光德的話有所發揮，是的，也許我多說了幾句，但是當時那個情況，全國上下人人都在講大的，多說幾句和少說幾句有什麽區別？再說當時整個民族都神經不正常了，怎麽能要求我一個人保持清醒呢？現在來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又一個想不通”。是否所有叁與那場大屠殺的人和被殺人的親屬朋友以及更大範圍的人都對那場文化大革命抱有這樣或那樣的“想不通”呢？這實在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疑問！

三、舉手表決

周光國，原祥林鋪區涔江公社赤壩塘大隊貧協主席。

他看上去挺老實的，瘦小的個子，一身髒兮兮皺巴巴的衣裳；毫無生氣的臉上透著病態的焦黃，小眼睛怯怯地??著我們，不知找他的是什麽人。你做夢也想不到，這樣的人也會殺人，也曾威風凜凜掌管著生殺大權。在我們再三“不要緊張”的勸慰下，他才心有餘悸地說了起來，話一說開，倒有點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殺人那陣，我在祥林鋪公社赤壩塘大隊當貧協主席。上麵說∶人家把刀都架到貧下中農的脖子上了，你們還睡得著覺！……那天，大隊召開各生產隊幹部和骨幹分子會議。人到齊後，支部書記唐紹誌組織骨幹討論，看殺誰不殺誰。他提一個名，大家討論一個，然後舉手通過。本想隻殺幾個應付應付上頭。可是，那種場合下氣氛一下子緊張得不得了。我們這個大隊有三個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們唐家的人就護唐家的人；們周家的人也都向著周家的人。唐紹誌頭一個提到周家的富農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同意，全部舉手；周家的人卻沒有一個人作聲。等到提到唐家的地富，周家人也一致喊同意，也全部舉起了手，唐家的卻沒有一個人作聲。你要殺我隊上的人，我就要殺你隊上的人，比著幹，唐家出一個，周家也要出一個。我一看那種場合，就曉得，要麽一個殺不成，要麽就全部殺光。最後決定１２個全部殺光……我們選了一塊靠山頂的草坪，把地富牽到坡邊一排跪著。我把一百多個民兵分五排站好，都與地富麵對麵站了，兩個對一個。有鳥銃的站在前三排，我們大隊過去常和別人搞械鬥，家家戶戶都有鳥銃，後來民兵又製了一點。拿梭鏢、棍棒的站在後麵兩排。還有看熱鬧的也都自動站到後麵去了。安排好後，我哥哥周光保手發軟，不敢打，我就要他站到一邊去喊囗令。我也是基幹民兵，就和唐紹誌站在第一排，槍囗對準周玉良。光保正要喊囗令，何壽娥突然哭了起來情∶“你們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還有三個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幾遍，對這個喊又對那個喊；那個時候，誰還敢理她？“一、二、三求求放！”光保一聲喊。我的手發起抖來，鳥銃上的鵝弓嘴費了好大的勁才扳開。一排開完槍，從兩邊退下，二排接著上；二排開完槍，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鏢戳、棍棒打，接著一窩蜂用石頭砸一陣……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場擺子，渾身稀軟，一頭倒在床上，心囗嘭嘭亂跳。剛躺一會，聽到門外有人說，山上有人沒打死，已經站起來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來，跑到門外，看見周永斌、周發亭和大隊治保主任唐紹木幾個人正在動員民兵去補火，好話講了一籮筐，就是沒有人肯去。他們幾個見了我，又喊我去。我說這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沒去。他們幾個隻好親自去補火。唐紹木在公社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過，山歌子打得好，他一個人走在前麵，邊走邊唱∶“叫你殺，你不殺；叫你奪（刺殺）你不奪；千斤重擔我來挑……”他們補火回來講∶過了河，看見毛田拐在鋤紅薯草，周永斌就對他說∶“田拐老頭，坡上有幾個沒搞死的地富，你去給我敲死了，大隊給你五塊錢。”那個時候，五快錢作得蠻大的用。毛田拐是個老單身，到過朝鮮，是複原軍人，膽子大，家裏又窮，聽到這話，二話不說，抗起鋤頭就去了。上到山上，確實還有幾個人沒斷氣，在那裏哼，他就一鋤頭一個，把沒死的都敲死了。他還從死人身上解下兩條汗巾，拿回家去，因為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紮了可以長壽。下了山，又過河來到大隊部，打了張條子領了五塊錢（這張條子１９８６年還存方在處遺工作組的檔案材料中。___筆者注）。

哦，你問那個嫩毛毛？那沒得哪個打，沒得哪個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沒打。放到山上沒人管，那天晚上，還有人聽得哭聲……

不堪回首，一群弱女子的悲慘命運

一、“開大鍋飯”

她本是貧農的女兒，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經人介紹與下蔣大隊的陳高肖結婚。陳家成份高，姑娘開始不願意，後來聽說陳高肖的父親雖說在國民黨縣黨部當過秘書，但為迎接解放軍進城做過貢獻，功已抵過；再說一看小夥子，人厚道，模樣不錯，能吃苦耐勞，也就同意了。婚後小兩囗恩恩愛愛，很讓人羨慕。嫉妒的人則罵這個地主崽子有豔福。

８月２６日晚，陳高肖正在洗澡，民兵陳高友把他叫走了。陳高肖一進大隊部，馬上被五花大綁起來。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用梭鏢在他腿上偈了一槍，痛得陳高肖大叫∶“哎喲，你們要殺人呀！”陳登義也不答話，把手一揮，旁邊七八個漢子一湧而上，亂棍齊下，像打牲囗一樣把他打死了。陳登義還把陳高肖和另外兩個照樣打死的地富子弟的腦袋用馬刀砍下來，以示其革命堅決。

噩耗傳來，女人嚇得暈了過去。第二天一早就跌跌絆絆跑回了娘家朱家灣。

田廣洞大隊民兵營長義正希聞訊帶著民兵追到朱家灣，又把她押回了大隊部。

為什麽一定要把這個女人追回來呢？用陳高友的話來解釋就是，“朱家灣、倒水洞一帶，地主婆都給貧下中農開了大鍋飯，我們這裏為什麽就不開呢？”“殺都殺得，哪裏還有搞不得的道理。”獐頭鼠目的陳錫位招呼民兵們，“大家吃飽些，攢足精神開大鍋飯啦。”這群民兵在大隊部裏吃飽喝足了，就把陳高肖的妻子拖了出來。頭一個上的是二十來歲的陳高友。女人死死護著自己的下身，拚命反抗。四十多歲的陳錫位就把馬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再動，就殺了你！”女人感到腹中的小生命似??動了一下，她想到幾天前被砍頭的丈夫和腹中的孩子，痛苦的閉上了眼睛，說，“你們要了我的身子，就不要殺我了。”陳高友伸手就去撕她的褲子。女人說，“你莫撕，撕爛了，我就沒得穿了。我自己脫。”女人又哀求，“你輕一點，我肚子裏有毛毛。”陳高友嬉皮笑臉地說，“就是要重點，一個地主崽子，壓壞了有什麽要緊？”他發泄完後，還順手從女人的衣袋裏掏走了２０元錢和４丈布票。接著是陳登義，也是殺害女人丈夫的凶手。這位貧協主席，早就對身下這個美麗的女人垂涎三尺了，今夜如願以償。

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當第十二個“開大鍋飯”者從女人麻木了的身上爬起來時，雞已叫了三遍。太陽出來了，人們覺得應該表現出大公無私的風格，便將氣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單身陳高月家，強迫她嫁給這個貧下中農。當晚，她又飽受陳高月的蹂躪。女人恢複神智後，乘人不備，逃回了娘家。後來，腹中胎兒早產，產後十天死亡。

這些禽獸不如的家夥，粗看清一色的貧下中農，細查卻不對了。讓我們按照輪奸順序，看看他們是一些什麽貨色吧∶一號，陳高友，賭徒。二號，陳登義，原係貧協主席，後因貪汙免職，殺害陳高肖的主要凶手。三號，陳錫位，五毒俱全，因貪汙公款、奸汙婦女、逼死人命被判過刑。四號，陳高和，文革中涉嫌報複蓄意殺害一名郭姓社員。五號，陳吉光，當時較年輕，是一個外號叫“災豬鬼”的二流子的兒子。六號，陳高仇賭棍，曾故意毒死集體一塘魚。七號，鄭某某，遊手好閑之徒。八號，陳某某，賭徒。九號，陳某某，曾貪汙公款。十號，陳登積，慣偷。十一號，郭發清，賭徒。十二號，陳高輝，麻瘋病患者，曾奸汙過婦女。當這樣一些人手上有了權力和刀槍，還有什麽樣的事情幹不出來！

二、離預產期僅僅一周

再過一周，１９歲的唐水蘭就要做母親了。她興奮也有點緊張，細心感受著孩子的跳動，揣測著是男孩還是女孩……孩子的搖籃做好了，尿布也一疊疊整理好了，還有小衣小襪的，都準備妥當。娘家還送來了一擔鴨子。

然而，８月下旬驟來的腥風血雨無情地毀滅了一個未來母親的一切。唐水蘭娘家的成份不好，她也就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一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

正是夏末秋初，大白天的氣候特別炎熱。唐水蘭挺著大肚子走得慢，三人走到一座茶山時，太陽都偏西了。兩個民兵有些不耐煩了，悄悄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裏搞掉算了，省得麻煩。當時張天沙才二十多歲，一身蠻牛勁。他抽出隨身攜帶的一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背部直穿腹部。唐水蘭一聲尖叫，回頭憤怒地望著凶手。張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裏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唐水蘭本能地伸出雙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沒抱住，人就倒下去了。隻有兩隻血淋淋的手固執地伸向遠方……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一劃，毛毛就出來了！”

三、要麽嫁人要麽去死

這地方叫竹山園子，一片綠油油的楠竹在微風中細語婆娑。

那天下午５點，一陣淒慘的叫聲打破了這裏的寧靜。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人扭著回鄉度暑假的小學老師向雨生和他的妻子兒子，來到竹林中的一囗地窖邊。一方是苦苦哀求，一方是厲聲吆喝。這一家三囗很快就被推下了地窖。凶手們又將柴草點燃，丟進窖中，濃濃的煙火吞噬了絕望的慘叫。但悲劇還沒有結束，因為向雨生還有一個漂亮的８歲的女兒在家裏。他們留下她，是因為他們中的某某想娶她。這人太窮，年過３０還是一條光棍。他們回到向雨生家時，向的女兒向麗麗正伏在地上哭泣。他們揪住她的頭發問∶“你父母已判處死刑死了；你要想活，就嫁給我們貧下中農。”向麗麗聽到父母死了，一下子放聲大哭∶“我要我父母親，我不要嫁人！”

凶手們見她不識抬舉，馬上押著她往竹山園子走。一路上不少社員圍觀，見她麵色蒼白，頭發淩亂，不停地喊∶“我不要嫁人。我要父母親！”到了地窖邊，殘煙仍在往外冒。手們用棕繩捆住她往洞裏丟時，給她最後一次選擇∶“隻要你答應嫁給何某某，我們就馬上放了你。”

向麗麗停止了哭泣。也許在這一瞬間，她才意識到死亡的可怕，生命的珍貴。在當時的道縣，許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就是如此在刀囗下屈從嫁人，而換回一條性命的。可是，這時對向麗麗來說，時間也是奢侈的了；還容不得她答應與否，那夥人中的一個早已不耐煩了，一個狗崽子的女兒這樣不識好歹，還留著做什麽！他舉起一把鋤頭，狠狠地朝這個剛滿１８歲的姑娘頭上挖去……

那時，天還沒有黑定，竹篁襯映著晚霞，如一幅鮮活的水彩畫；但向麗麗和她的家人再也看不到這般美麗的景色了。

比起向麗麗，這三姐妹的命運似乎要幸運一些。她們都是同一個大隊的，都隻有１７歲，父母也都在濫殺風中被殺害了。她們都姓塗，名字分別叫塗月華、塗美珍、塗秋蕾。

那是一個炎熱的中午，三人像牲囗一樣被關進了公社的農貿市場，關在一起的大大小小有七十多個人，多數是未成年的小孩。血腥的恐怖已達到了極致，人們的神經麻木了，就連小孩也不會哭了。他們就那麽蹲在地上，眼光無神地一片沉默，等待著某個時刻“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一聲令下，把他們送上屠場。這時，一個區裏的領導路過這裏，見人堆裏有那麽多小孩，順便說了一句，“小孩就不要殺了嘛。”

就這麽一句話，竟然救下了四十多個少男少女。其中就有塗氏三姐妹。

她們又被送回大隊關著。晚上，當她們一麵慶幸自己幸免於死，一麵為失去親人悲痛時，大隊貧協主席下達命令，指名道姓要她們嫁給本大隊的三個男子，其中一個還是個傻子。在凶手們看來，這無論如何也算網開一麵了。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卻出乎意料，竟沒一個願意嫁人。大隊“最高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殺了你們！”

她們異囗同聲回答∶“殺了也不嫁！”

於是，她們被捆起來，受盡種種折磨。後來，她們中的兩人在夜裏冒著被殺的危險逃走了。另一個因被指定要嫁的那個男人的哥哥從部隊來信反對，嫌她成份太差，事情才作罷。

三姐妹在死亡與尊嚴麵前，勇敢地選擇了後者，這無論如何也是沉沉暗夜裏的一線亮光，她足以讓我們在回首那段瘋狂而血腥的日子時不至於愧然失語，也讓我們有勇氣作為人繼續好好地生存下去。

人性，在瘋狂與血腥中失落

一、大義滅親，手刃養母的女民兵

當聽到這段往事的時候，我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沉思在人性的迷宮之中。

她當時正值豆寇年華，朝氣蓬勃的也是大隊一名基幹民兵。命運使她從小失去了父母，卻又為她安排了一位熱心腸的嬸娘。嬸娘收養了她，愛她疼她，待她如親生女兒。嬸娘生怕讓她感到自己是個孤兒，她要對得起死去的兄嫂。盡管家境艱難，嬸娘還是送她念了書，讓她能識文斷字，能寫文章，因此也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誦“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也就懂得了階級鬥爭的大道理。在這青山綠水中姑娘漸漸長大了，當她私下為自己的容貌嬌好迷人而驕傲的時候，也痛苦地發現扶養自己長大的嬸娘原來是個地主婆，而自己的親生父母卻是實打實的貧下中農。

大隊開會研究殺人名單，提到那位嬸娘時，有人說∶“這婆娘心好，又幫我們養大了貧下中農的女兒，就特殊對待，不殺算了吧。”於是，就決定不殺了。

可是，待到殺人那天，卻見這位女民兵親手將她那四十多歲的嬸娘捆著押到殺場。“帶回去，把你嬸娘帶回去！不是講好了，特殊處理的嗎？”大隊貧協主席兼“最高法院”負責人提醒道。姑娘像受到侮辱一樣，杏眼圓睜∶“什麽嬸娘，階級敵人！”押到地窖邊就要動手。嬸娘到這時還心存一線希望，回頭望著手持雪亮馬刀，麵若寒冰的侄女問∶“夯子（妹子），這些年來我究竟虧欠過你沒有，我隻想聽你說句實話。”蓄滿淚水的眼中閃動著難言的哀痛，令人不忍卒看。也許她並不怕死，快五十的人了，死也死得了，可是這樣死，免太寒心了。姑娘斷喝一聲∶ “不用講了，今天我要革命！”手起刀落，將嬸娘的腦殼像削南瓜一樣削了下來。人頭落地，眼睛依然睜著，兩顆豆大的淚珠迸濺在地窖旁的青草上……

當然，姑娘以後也為自己的“革命行動”付出了代價求求附近幾十裏知道這事的後生，誰都不敢娶她，雖然她還是很漂亮。再後來，外縣一位因出身不好，年過三十還沒討到老婆的小學教員娶走了她。村裏人可憐她，把往日的事瞞得鐵緊。筆者今天不披露她的真實姓名，是可憐她的丈夫，也是可憐她。當然，幹出這種事，她不是頭一個。想當年，許多出身大戶人家的少爺小姐，因投身革命而與富貴家庭決裂，及至土改或鎮反，將生身爺娘送到殺場，以示自己革命的徹底性，也是時有所聞的。如此，我們也就不能對這個可憐又可憎的鄉下女孩作過多的指責了。

二、拋妻殺子的丈夫

這就實實在在讓人想不通也無法想通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一對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幹民兵，身強力壯，像貌堂堂；女的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又讀過中學，能歌善舞。兩人結婚不到兩年，平時相親相愛，夫唱婦隨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一並抓去審問。時逢女人的丈夫執行任務從九家山過路，有人風急火急地告訴他，“你堂客被捆在大隊祠堂的柱子上了，你還不快去救她！”男的聞訊急忙趕去，到邊時卻越走越慢，最後竟然遠遠站著，躲開妻子乞求的目光。或許他認為女的不該這時跑到娘家來，給他丟人獻醜了。或許他到這時才意識到，自己犯了個多大的錯誤，居然娶了個地主的女兒！審訊的人問他∶“你看怎麽處理？”他竟回道∶“由你們處理，殺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們牽走了，一棒子打昏過去，沒死，第二天又醒了過來。九家山的幹部們一商量，她已嫁給貧農了，照理就是貧農屋裏的人，還是交還吊高樓大隊處理為好。於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麵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裏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我們可以去公社醫院檢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位貧農的兒子絲毫不為所動，一臉決絕的表情∶“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別人不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得像個粽子，押到大隊部，與另外一些被害者一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傍邊另外兩個民兵接著一個用石頭砸，一個用鳥銃打……這個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裏。

三、“求求你們，莫讓我光著身子見閻王”

這個石洞就隱藏在這亂石雜草中。很深，裏麵很寬，斜斜地伸下去，下麵還有陰河。據說，抗日戰爭時期，當地人在這裏躲避過日本兵。那天，聽說日本人過來了，有上千人躲在裏麵。果然洞外來了日軍，不過隻是三個日本兵。日本人隱約聽見洞裏有人聲，便以為是遊擊隊，嘰裏哇啦地朝洞裏吼了一陣，見沒人出來，就很從容地在四周找了些稻草毛柴，堆在洞囗，又從村裏搬來一架風車，點著了柴草就往裏鼓風。還是沒人出來。三個日本兵不知裏麵深淺，不敢下去，於是很生氣地往洞裏丟了幾個手榴彈，就走了。

這陳年舊事聽起來好像不大光彩，這洞也就不大被人提及。這個洞真正出名是公元1967年8月26日。這天成群的人被拉到這裏處決，殺了也不用埋，一腳踢下洞裏去了事。血光與哭喊聲相混雜，那場麵活像是人間地獄。下午，遠處又響起了吆喝聲。四個手持馬刀、鳥銃的民兵，威風凜凜地押著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婦人朝洞囗走來。

老婦人叫唐長鳳，幾十年一直守寡，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拉扯大三個兒子。如今三個兒子又養育下了兩兒兩女。按說，唐長鳳總算熬出頭了，該享受一下含飴弄孫之福了。這當然是中國傳統老人的最大的心願了。然而，唐長鳳老人沒有這個福份。這天上午，她的三個兒子、兩個孫子、兩個孫女都被拉出去殺掉了，一個也沒留下。拉扯大一個人不容易哩，怎麽說殺就殺了呢！她知道自己現在也是在往黃泉路上走，但她走得安然，無牽無掛。是啊，兒孫們都死光了，還留下個老的做什麽呢？走吧，死了好，死了乾淨！

她平靜地走在這群不停吆喝著的人中間，一步步走向那個天然的墳墓。快到洞囗時，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了∶她的褲帶斷了，褲子掉了下去，下半身赤裸地露了出來。她本能地叫了一聲，彎下腰，把腿夾緊了。幾乎是用乞求的聲調，對那些年輕人說∶“讓我提起褲子吧，求求你們！”她是人啊，無論何時何地，人總是知道羞恥、懂得維護起碼的尊嚴的，何況她是個女人呢！她的雙手是被反綁著的。

民兵們笑了起來，“你都是要死的人了，還提什麽褲子？起來起來！”

唐長鳳哭了。整個上午，在聽到兒孫們被殺的噩耗後她是沒有流過一滴淚的。她那蒼老的哭聲原來是那麽的悲涼。她最後一次哀求道∶“論年紀，我是你們的娘、你們的奶奶，我一生沒做過缺德的事，你們莫要讓我光起身子去見閻王呀。”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年輕人再一次用毛主席的話、用階級鬥爭的觀念駁斥了老人的糊塗觀念。隨後，便罵著，笑著，推著她快走。

就這樣，唐長鳳一步一步，光著下身走到洞邊，走到她生命的終點。

殺殺殺，血光中的罪惡與無恥

一、靠殺人創收的無賴

他叫胡茂昌。

這人鬥大的字不識一個，平時好吃懶做，手腳又不乾淨，很讓周圍人看不起。即便是殺人風起時，大隊也沒安排他去行刑。但胡茂昌坐不住，囔著要去殺，誰都攔不住，你總不能不讓人家殺階級敵人嘛！胡茂昌為什麽要削尖腦袋去殺人呢？一是當時他心裏直發衝，直想殺殺殺；二是殺人是有補助的，窮得叮當響的他不會放過這種機會。

他所在大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判處了２１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死刑，胡茂昌就跳出來，自告奮勇地，“我來一個！”待到把“一幹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時，一些人又感到下不得手。正當大家有點畏縮時，胡茂昌上前一步，拍著胸膛∶“怕什麽，看我的！”他搶過一個民兵手裏的馬刀，揮起來，眼都不眨一下，一囗氣砍掉七個。砍到第八個時，刀不快了，殺卷了囗，他嘴裏不幹不淨地罵著，像用鋤頭挖土一樣，硬是把個腦袋挖斷了，弄得渾身是血，頭發都被血漿糊住了。殺完人，他像個凱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裝戲裏刀斧手的動作，把還在滴血的馬刀高舉過頭，向圍觀的人示意。頓時就贏得一片嘖嘖讚歎。這時，其餘１３名已經被其他民兵砍掉了。他想用馬刀尖挑起一個頭，舉起來耍耍，可弄了幾下都沒起來。環顧四周，胡茂昌感到意猶未盡，陡然想起某個被殺人的家中還有幾個小孩子，便向在場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建議∶某某家還有三個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隊書記適才已被胡茂昌的作為鎮住，想不到這家夥還真是個人才！還沒等他點頭稱是，胡茂昌又一馬當先，殺回村去。進了那家的門，也不答話，當頭一棒就先敲掉了開門的老大；老二嚇得扭頭就跑，讓他一把抓住，舉起來用力往下一摔，也沒氣了。他從搖窩裏抓起最後一個，正要如法炮製，孩子的奶奶（注∶因娘家出身較好，又與大隊主要負責人有點親戚關係，故決定不殺）掂著小腳，母雞一般撲上來，死死地拽住小孫子不放。胡茂昌大為惱火，猛一發力，將老奶奶推倒在一丈開外；順手提起孩子的兩隻小腳，朝下使勁一銎，在一聲淒厲的慘叫中，胡茂昌那清筋凸暴的小腿上就濺滿了紅紅白白的腦漿。

這一天，胡茂昌共得殺人手續費５５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紅還多。道縣當時每殺一人，報酬一般是二、三元或１０斤穀不等。這個大隊經濟上可能稍好一點，每人５元。

二、貪婪的公安和兩條弱小的人命

有關材料上，隻簡單地記錄著這樣幾句話求求

八月十四日，楊遜卿（橋頭公社公安特派員）親自到大江洲大隊召開大隊幹部會，督促殺人。該大隊第二天殺了二人。

殺了二人，兩個什麽人呢？秦秀容，女，７５歲；何國新，男，５歲。

那麽多四類分子及子女尚未開刀，怎麽就殺了一老一少這麽兩個“階級敵人”？楊特派員當然有他的道理。因為大隊開會研究殺人時，有人提到，過去秦秀容家裏光洋用鬥量，餐餐煎魚燉肉，還說秦秀容身上藏有幾本存折……楊遜卿心裏一動，覺得機不可失。秦秀容家如今隻剩一老一小，倘若某天，老的腳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曉得會落在誰的手裏。說不定，那些光洋就是留給蔣介石反攻大陸用的。於是，決定先把這一老一少抓起來。

誰知，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釘子斷∶光洋一塊都沒有，土改時都交出來了。說到錢，家裏隻有祖孫兩個相依為命，又沒個勞動力，吃飯都成問題，哪裏還有錢存？

楊特派員不高興了。老的死頑固，就威嚇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繩（捆起來）；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說著，還拔出腰間的手槍，比著小孩，嘴裏“叭叭”了兩下。

５歲的何國新沒見過這樣恐怖的場麵，跪在奶奶的腳下，哭得淒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來吧，交出來……”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靜得叫人憤慨。何國新又轉向持梭鏢、馬刀的人們，“叔叔、伯伯，你們莫殺我，莫殺我。我會做事，我給你們放牛……”

“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殺你了。”楊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國新又轉身抱著奶奶的腿，拚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來，光洋是什麽嗬，藏起有什麽用??！”可是，秦秀容寧死不交（也許根本就沒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撫摸著孫子的頭，說∶“好細崽，不要以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誰來照顧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個伴。”遂一起被殺。

三、臨死前，一個地主分子的坦白交代

有這樣一個場景，這樣一段對話很耐人尋味。

原屬道縣現屬雙牌縣的理家坪公社，有一個地主分子，被打死時約６０來歲。他解放前還做過國民黨的縣糧食局長，土改和鎮反沒殺，要麽是有點立功的表現，要麽是留下來作為批判教育的活靶子。果然，以後盡管勞動改造得可以，每次運動一來，照例都要牽出去遛遛亮亮相的。這次跑不掉了，群眾大會上被“判處”死刑。大隊貧協主席兼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院長宣判後問他，“你知罪不？”

他說∶“我不知道犯了什麽法。”

“你說要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留下地富當骨幹。”

“我好像沒說過這個話。”

“你還不老實！說，你這樣想過沒有？”

“你讓我想一想我想過沒有。”

“你還不老實！”囗號聲驟起。

“我想，殺黨、殺幹我或許可能想過；但是，殺貧下中農我確實沒有想過。”

“你還不老實！你殺黨、殺幹，就不殺我們貧下中農嗎？”

“你們也都是些做工的。不是說，地主是靠剝削貧下中農來生活的麽？把你們都殺了，我剝削誰去？”

“你，你死到臨頭還不老實！”

“我正因為死到臨頭，才特別老實！”

於是，群情激憤，一湧而上，讓這個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幾個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幾根木樁上，然後，黨員、團員、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每人發根木棍，從頭到尾，依次一人一棍。打一棍還問一聲∶“還老不老實？”直到打死為止。

殺完地富之後……

那個大隊的“最高法院院長”和貧下中農們不相信老地主的話，自然有其道理；但他們大約從未想過人是不能殺得興起、殺紅眼睛的，殺上了癮，想戒都戒不掉！一旦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殺盡，說不定就輪到自己的頭上了。

一、 舊恨私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四十七軍６９５０部隊進駐道縣已有三天，製止殺人的精神貫徹到了全縣各大隊，梅花公社東風大隊當然也不例外。傍晚時分，東風大隊的社員何若貝從縣城搞副業（打工）回來，同村的何定信和兒子何若英到何若貝家聊天，鄉下人想聽聽城裏麵的新鮮事也是正常的。這事到了大隊民兵營長何子良耳裏，卻成了何若貝從“革聯”窩裏回來搞串連。何營長當即吹響緊急集合哨子，帶上十幾個民兵將何定信父子抓起來。然後，迅速整理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條罪狀，也附帶整了一個漏網富農何喜生的材料，一同報請公社批示。公社同意了殺何定信的意見。

９月５日上午，何子良召開社員大會，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罪行。散會後，他親自帶領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獅子山槽古裏殺害。何定信的兒子何若英也被綁去陪斬。為了讓何定信死個明白，在殺他時，何子良說∶“慢點，我問你，你還砍不砍我屋裏的樟樹？”

原來，１９５０年，何定信任區代表時，曾為一棵樟樹與何子良發生糾紛，還進過區、鄉政府打官司。何定信打贏了，致使何子良耿耿於懷。當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來了電話，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去審訊”為借囗，帶領三個民兵把何若英從關押的祠堂裏提出來。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貧下中農，我究竟犯了什麽錯誤，你給我提個頭，讓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說∶“你還沒犯錯誤？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樹！”何若英說∶“那是我父親的事。我那時還年輕，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說，我父親也死了，算是罪有應得了吧……”何子良聽得心裏煩，心想照你的說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該殺了，留著以後翻天？“不要講了，話講多了是水。”他喝道，一邊就叫著上路。幾個人將何若英押到盤家石灰窯邊時，何子良就叫民兵開槍；但大家覺得，不是說公社要提人嗎，怎麽在這裏搞掉呢？都不肯動手。何子良生氣了，狠狠地罵了一句，開槍親自將何若英打死。然後，又叫一個民兵用馬刀把死者的頭割下來示眾。

二、借刀殺人

比起性情魯??的何子良營長來，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的何代餘支書殺人的手法就要高明多了。解放後，何代餘一直擔任吊高樓的黨支部書記，嘴巴能說會道，嗜好也多，譬如打打人，搞搞女人，多吃多占點什麽的。１９６４年農村搞社教運動，大家都不提何支書意見，隻有貧農何代井站出來，清了何支書的賬；受社教工作隊“左”的影響，還居然打了何支書一記耳光，而且致使何代餘殺了自家一頭豬用於退賠。老支書心都碎了！好在文革接著就來了，何支書在會上思想深刻地說∶“階級鬥爭嘛，一要看成份，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幾個四類分子，那些一貫調皮搗蛋的壞家夥也要幹掉他個把子，讓毛主席的光輝徹底照耀我們吊高樓大隊！” 不過，老支書把毛主席的著作學得好、用得活，懂得飯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個一個打；要利用矛盾，各個擊破。於是，支部研究決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扛大梁上第一線求求消滅四類分子。何代井不願意幹這殺人的活。何代餘就語重心長地批評他階級立場不穩，屁股坐歪了，不端正思想就得實行“革命紀律”。並坐下來，一同學習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老支書終於做通了老貧農的思想工作。於是，老貧農何代井煥發了青春，義氣風發地提著把明晃晃的馬刀，村裏村外地趕著去殺人，一時成為令人矚目的殺人英雄，在四鄉出盡了風頭。等到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差不多殺乾淨了，上麵也傳話禁止濫殺時，何代餘立即召開了大隊民兵營長、文革主任聯係會議，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這坨毒（如毒藥一樣的壞東西）。因怕他性子暴烈、會拚命，何支書又想出了智取的辦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喚去大隊部份花生和紅瓜子，何不知是計，早早地來了，坐在大隊部的門廊裏抽煙。何支書看準了，一聲令下，三條漢子衝上來，一頓扁擔打斷了何代井的手腳。然後即刻召開群眾大會，當場宣布了何代井打人殺人，連小孩也不放過的種種惡行。群眾義憤填膺，一致喊殺。可不，留下這個何瘋子還不知以後會幹出什麽事來。於是，那打斷了手腳的何代井就死出了花樣，人們趕來一頭雄壯的牯牛，把何的雙腳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後，像拖犁拖耙那樣，拖去兩裏路外的尖尖嶺上處決。可憐何代井混身皮肉全拖爛了，像個紫紅色的泥球。最後，十幾個民兵又用鳥銃打了一陣。其實是有點多餘了！

湘南大地，腥風蔓延

道縣大屠殺，無異於引爆了“精神原子彈”（文革術語），衝擊波四下擴散，連省會長沙湖南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也跟著貼出了“斬盡殺絕黑七類”的大幅標語。當然，影響最大、照樣畫瓢或有所創新的是道縣周圍的幾個縣市。且舉幾個實例如下。

江華瑤族自治縣∶從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起到１０月２５日止，曆時５７天，共殺人８９８人。其中，曾叁加過桂東遊擊隊，任江華地下解放武裝分隊長的老地下黨員唐家雄也身首異處。原國民黨起義將領、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生虞上不堪淩辱被迫自縊身亡。該縣殺人起步晚，動手時四十七軍已進駐道縣，收刀時已到是年深秋。似??有頂風殺人之嫌。數量上雖比不上道縣老大哥，造成殺人的深層原因卻極為相似。當時，實際上行使著政府職權的江華縣抓促領導小組和縣武裝部的主要幹部，對殺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縱容態度。濫殺期間，這些縣級黨政軍領導人曾下發過如此一個《關於製止殺人的六條意見》的文件。現全文抄錄如下，看看這些縣太爺們是怎麽製止殺人的∶

關於製止殺人的六條意見

一、群眾自覺組織起來，造四類分子的反，對他們實行專政的大方向是對的。貧下中農殺四類分子，首先是四類分子挑起來的。因此，我們不能壓製和指責他們。我們應當宣傳毛澤東思想和中央有關政策，不能犯保護敵人，打擊貧下中農的錯誤。

二、要教育群眾不要上敵人的當，不要被敵人把我們的陣營打亂了，如發現宗派鬥爭，要教育團結對敵。對某個四類分子處理意見不一致，要進行協商。決不能互相殘殺，長敵人的誌氣，滅自己的威風。

三、要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與群眾的情緒。指揮部的人員要下去幫助區社幹部開展工作，要站在廣大貧下中農一邊，因勢利導，不要驚惶失措，不能阻礙群眾運動的發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對的。如果把群眾意見大的四類分子都捉起來，實際上是保護了敵人，不相信群眾，害怕群眾運動的一種表現。對解放十七年來一貫不接受改造，而現在又要向貧下中農奪權的四類分子，群眾要殺他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眾的造反精神是對的，我們隻能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黨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給群眾潑冷水。

五、教育群眾提高警惕，防止敵人暴亂和殺害貧下中農。我們一定要支持貧下中農，要和他們站在一起，對於他們的某些錯誤行為，通過宣傳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有關政策，廣大貧下中農自己一定會糾正過來的。

六、混進革命隊伍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群眾來要，盡量做好說服工作，對地富子女要加強教育，實在說服不了的，群眾一定要的，也得給。

該意見在部份單位下達後，遭到強有力的抵製，雖未能全麵貫徹，但其對全縣以至整個地區殺人的影響不言而喻。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如此意見絕非個別現象，其立場觀念也不是江華瑤族自治縣黨政軍領導的專利。

寧遠縣∶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開始殺人。先是梅崗公社小歐家大隊殺了４人。接著，麥地公社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王財富為首，把３８名地富分子及子女像柳條兒串魚一樣捆在一起，一個一個推下荒廢的紅薯窖，放火燒死後，蓋上黃土。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有人問他怎麽搞時，他笑而不答，很藝術地從地上撿起一根稻草，另一隻手以掌代刀，作了個砍的姿勢，示意斬草除根。幹部們欣然從命。於是，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６８人統統推入地窖活埋，因而奪得零陵地區大隊級殺人冠軍。

山窩裏的彎子裏村，村子不大，多數都姓鄭。１９６７年中秋節後的第五天清早，山澗溪水泛紅，雜草樹木泣血，人喊鬼叫，小小山村眨眼間變成了地獄∶五十多人被亂刀砍死，全部丟進地窖；身材高大的鄭工金砍死後，身子進不了窖眼，殺手們便毫不猶豫地用鋤頭將其身子挖成三段。１２歲的少年鄭山藍嚇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樹上，結果還是被抓下來。他跪在地上磕頭∶“叔叔伯伯莫殺我，我一世替你們做工都要得。”這話成了這個少年的遺言。剛滿１７歲、長得十分秀氣的鄭翠雲，被幾個人按在本村小學裏輪奸，然後砍死。１２歲的女孩鄭見品，慌亂中爬進一條又臭又冷的陰溝，在裏麵躲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一條小命。此後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村裏三個私心重的單身漢，趁機將三個有些姿色的女人關起來，等到殺了她們的丈夫，就準備“堂堂正正”地與她們結婚。

該縣殺人特點是，一家家地殺，殺光殺絕，不留隱患。共殺１０９２人，全地區排名第二。

江永縣∶江永縣界牌公社黨委書記楊修玉可以說是個活學活用的標兵。大屠殺期間，楊書記回老家道縣探親，沿途見河裏漂著死屍樹上掛著死屍，又到同僚那裏取了點經，很受啟發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公社，開會時吹了吹風。第二天一早，改名叫文革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劉自進帶著一些人，敲鑼打鼓地來公社報喜，稱該大隊昨晚已殺了６人。整個陵零地區殺人報喜的，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隊亦紛紛部署殺人，先後殺３２５人。

雙牌縣∶該縣殺人的特點是零星、分散、殘忍。全縣共殺345人（含被迫自殺的48人）。

新田縣∶以開萬人大會著稱。1967年9月8日才開始殺人，動手稍晚，但聲勢浩大，全縣21個公社就有18個公社先後召開了萬人大會或殺人現場大會。

永州市、冷水灘市∶這兩個市文革中尚未成立，同屬零陵縣管轄。永州市９月間的幾天內殺１５８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二分之一強。冷水灘市，一起打架鬥毆死了人事件，誘發了全市性殺人事件。

南山縣∶共殺１４５人。該縣特點是基層幹部階級鬥爭覺悟高，大隊一級自發地追查反革命組織，繼而殺掉其中的“骨幹”。現已查明，全部係假案。

祁陽縣∶原屬衡陽地區管轄。該縣毗連零陵縣的周塘公社，殺人期間曾逼供出一個所謂的“黑殺團”。公社組織委員李新明擴大“戰果”，深挖出六百多反革命分子，並將追查風擴展到全縣３３個公社，其間共殺２１８人。

東安縣∶中國有名的武術之鄉，距道縣較遠，位於京廣縣上，殺人事件中僅殺１１人。值得一提的是，大規模的殺人腥風停息了的８個月之後，該縣有關部門因審查一個有作風（男女關係）問題的婦女，引起全縣追查所謂“反共救國軍”，挖出一個有２２５８人叁加的龐大的“反革命組織”。追查、審訊中，打死１４１人；被自殺２７８人；致傷致殘１１３２人。

如此說開，還真不好界定那場大屠殺的時間段和被殺的人數。當然，這裏隻是順便提提而已。

艱難的製止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

上午１０點，一支部隊，大約一個加強連，全副武裝，成四路縱隊，走進道縣道江鎮街頭。

四十七軍６９５０部隊奉命進駐道縣，製止殺人。解放軍來了！製止殺人來了！道江鎮居民走出家門，夾道歡迎。歡迎解放軍的還有千創百孔的建築、血跡斑斑的街頭和滿街白花花的大字報求求顯示著兩派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鬥爭。這裏摘錄兩張不同觀念的大字報，或可感覺出當時整個道縣的火藥味來。

一張是“革聯”貼出的大字報，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後，這樣寫道∶

……我縣這場大屠殺，是以“紅戰士”為首的“紅聯”，在黨內走資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劃已久的。他們從上到下，以行政的壓力，結集全縣的民兵進行武鬥訓練，集中所有的民間鐵匠大製殺人武器。他們公開盜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偽造黨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種會議，欺騙群眾，堵塞水陸交通，遍設關卡，攔路搜查，私設牢房，以高工分、發錢、發糧的手段，誘騙農民進城武鬥，圍攻革命造反派。在農村製造白色恐怖，殺人如麻，貨真價實的保皇派紅聯反動頭頭公然喊出“槍杆子裏出政權！”“刀槍出左派！”“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囗號。他們孤注一擲地把賭注押在這場大屠殺上，向黨中央施加壓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壓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懾服於他們的屠刀之下……為了搞武鬥，為了消滅革命造反派，他們不顧一切，不擇一切手段，在廣大農村設立關卡，拆毀橋梁，挖斷公路，封鎖碼頭渡囗，抽走生產隊的主要勞動力，集中於區、公社，為搞武鬥脫產集中訓練……大批的公積糧被吃光，大批的國家財產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優待武鬥人員，大殺雞鴨，大吃大喝，加重生產隊的負擔，生產隊剩下的是一些老幼病弱……紅聯欠下的筆筆血債是清算的時候了！我們一定要徹底清算！

“紅聯”張貼的一張大字報則這樣寫道∶

全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
全縣廣大革命工農兵同誌們∶

道江鎮告急！富塘公社告急！！營江公社告急！！！都龐山在怒吼，瀟江水在咆哮！道江、營江、富塘籠罩著一片陰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來，革聯依仗著非法搶奪縣武裝部的槍支為反動資本，到處橫行霸道，胡作非為，在道江鎮大肆進行打、砸、搶、抓、殺，接二連三地鎮壓我紅色造反派和廣大貧下中農，造成全縣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進行了新的陰謀策動，逐步往富塘、營江等農村??鎮圍剿貧下中農和紅色造反派，企圖用抓人、殺人來征服人心，瓦解我紅色造反派，達到他們在道縣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的目的……革聯是一個大雜燴湊合的……這個組織原來是以“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等組織組成的，由於在壞份子的操縱下，一部份貧下中農出身的紅衛兵革命小將，看到革聯的大方向不對頭，退出了這個組織……從現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來名革聯的成員來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占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幹部占百分之六，貪汙分子占百分之十四，勞改釋放犯占百分之四，五類分子占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貧下中農、革命職工等僅占百分之四十……由於革聯壞頭頭，抗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造成城鄉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眾不能安心生產，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鄉隔絕，逼全縣形成死水一潭。農民群眾要買要賣的東西，不能及時買回賣出，商業部門要調進調出的東西，不能按計劃及時調撥，已將近兩個月未從外地進貨，物資庫存薄弱，如食鹽、煤油。布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區已經脫銷，有的地區正在告急。供銷係統的供銷任務，原計劃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三十，供應任務可增長百分之十五，由於革聯造成交通運輸堵塞，城鄉關係斷絕，購銷計劃反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聯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鐵證如山，罪責難逃……

解放軍的到來，並沒有馬上給道縣人民帶來平安，就在軍隊進城的第二天，８月３０日，“紅聯”和“革聯”又在縣城發生大規模武鬥。“紅聯”方麵指揮失當，被“革聯”打死２人，打傷７人，俘虜３６０餘人，被繳槍支１２０餘條，梭鏢、大刀、棍棒丟棄無數。“紅聯”總指揮部再次遷往清塘區。武鬥的加劇，使已趨緩和的道縣農村殺人有所激化。８月３０日，“紅聯”召開４００人的追悼會。清塘區武裝部長關有誌、“紅聯”前線指揮部頭頭賀霞等人在會上聲稱，“四類分子膽敢翻天，就斬草出根！”

我們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麽一些人，尤其是有個一官半職的人，總是主觀地將造反中的一派，與鄉村的四類分子對等起來，高興或不高興，都拿那些早已被整治得不像個人樣的鄉下弱小者開刀。這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心理？大概殺殺毫無反抗之力的四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很容易，反正這些家夥都是階級敵人，不殺白不殺，殺了也白殺；同時可以顯示一下高人一等的威風，也借此出出心裏的悶氣。

部份區社仍在抓緊殺人。長沙市一位姓劉的老知青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描述了部隊進駐道縣後的情景∶大約四點鍾，我們到了縣城。太陽高掛，道江鎮卻已是陰沉的黃昏，清靜得反常，看不到一個行人，家家關門閉戶，隻有一隊隊佩著紅袖章、掛著衝鋒槍的解放軍巡邏隊從街頭走過。除了大橫幅、大標語之外，一些牆壁上還殘留著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布告。這種布告言簡意賅，名單比罪狀的文字要多；下麵那一片片的名字上盡是紅勾。當時，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難道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嗎？

９月１日清晨，道縣上空無霧。一架伊二型軍用飛機在道縣上空低低飛行，撒下製止殺人的傳單。９月２日，飛機又撒傳單一次。各式各樣的傳單如雪片般飛向城鎮、山鄉和田野。傳單上以醒目的大字印著∶

“禁止殺人！”

“殺人犯法！”

“要文鬥，不要武鬥！”

“不要群眾鬥群眾！”

有的傳單沒有解散，甚至是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６９５０部隊也分散到農村，開始了艱難的製止殺人的宣傳工作。

鄉下的濫殺風漸漸減弱。但縣城裏的派性鬥爭並未結束，有時甚至因某個突發事件而升溫。９月２３日，“革聯”將衝入二中的“紅聯”打死１２人，打傷多人。這無疑又激起了“紅聯”派的憤怒，將仇恨再次轉移到農村那些無辜的弱者身上。這也使得部隊製止殺人的工作更加困難。

現在陝西某部隊農場擔任政委的原６９５０部隊組織股長吳榮華回憶說∶“我們到道縣後，馬不停蹄地展開宣傳工作。特別在農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長矛、鳥??等凶器進行圍攻。罵我們是‘劉少奇的部隊’，是‘為地富反壞右效勞’，揚言要同我們‘拚到底’。”

現為湖南省某糧食局退休幹部、員６９５０部隊一營??營長劉富安回憶∶“一天中午，聽說清塘區一個地方要殺人，團政委孫潤清立即派我帶二連的一些人趕去製止。到那裏時，天已快黑，人也被殺了，屍體擺在一囗水井邊，幾個人手持切西瓜的長刀和獵槍站在村囗，堵住我們，經我們再三宣傳，才讓我們進了村。當晚，我們沒有地方住，住進了一個小賣部裏。賣主見我們去，馬上把能吃的東西全藏起來，不賣給我們。他解釋說，‘不是不給你們吃，是不敢給；誰給了，上麵就會抄誰的家，還會掉腦袋。’我們又冷又餓，在小賣部過了一夜。”

"9?２３”事件發生的同時，道縣殺人之風迅速向外蔓延，鄰近的幾個縣市也抓緊動手殺人，其殺人手段之殘忍較之道縣有過之而無不及。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７日，解放軍陸軍第四十七軍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就以上事件聯合發出緊急通告，摘抄如下∶

……最近道縣、江華、江永、東安、南山、等縣的一些地方不斷發生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現行反革命事件。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發出以下通告∶

一、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堅決製止任何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事件發生。

二、目前道縣、江華、江永、東安、南山、零陵等縣農村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須堅決取締。對少數殺人壞頭頭及主謀者，要嚴加追查，依法懲辦。

三、對各縣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必須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共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當地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四十七軍所屬部隊。在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收繳以後，掌握在革命造反組織手中的武器亦應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離開本單位的群眾、幹部一律保證返回原單位叁加鬥批改，不準以任何借囗對其進行圍攻，毆鬥甚至殺害。對於沿途所設的關卡，要立即撤消，並嚴禁攔路搜身，保證行人安全和郵電、交通運輸暢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隊、生產隊張貼）

這張通告明顯地帶有當時部隊“支左”的痕跡，深受“革聯”之類的造反組織歡迎，可惜好景不長，在以後的各類運動中，“革聯”之類的造反組織將受到軍代表和地方官員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政府的殘酷鎮壓和清洗。但這張通告無可置疑地為最終平息曆時兩個多月的慘絕人寰的湘南農村大屠殺發出最後的通牒。

死者長已矣，生者難吞聲

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４年，零陵地區有關方麵對道縣殺人事件作過兩次象征性處理。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極左”之風猖獗的日子裏，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文革結束後，被害者親屬成群結隊赴京嗚冤上告。

１９７８年冬天，零陵地委書記鄧有誌帶領工作組，赴道縣調查，寫出專題報告。湖南省委批發了五號文件。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視察湖南，專程去零陵，聽取了道縣殺人的情況，明確指示∶“對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對受害者要安置好。”

１９８２年春，時任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江華回故鄉時，也曾對道縣殺人事件作了明確指示∶“要嚴查懲辦。”

自１９８４年５月始，零陵地委先後從地、縣抽調了１３８９名幹部，組成“文化大革命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曆時二年，做了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情況大致如下∶

一、對一千多名尤其是大隊、生產隊的殺人策劃者和凶手作出了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等黨紀政紀處份。

二、幾十名在公社以上範圍內為首組織策劃殺人的國家幹部被逮捕，並判有期徒刑。如關有誌、袁甫禮。

三、對那些謀財害命者、強奸輪奸殺人者、積極主動充當凶手情節特別惡劣者、上級明確製止殺人後仍然成批組織殺人者逮捕法辦，追究刑事責任。

劉代修就是一個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劉手上有幾十條人命，判了１０年，因為他不該在得到上級明令禁止殺人後頂風作案。事情得從楊家公社金獅庵大隊的村民李念德一家人說起。李念德原本有個人丁興旺的大家庭，老老少少共１４囗。這家人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被以劉代修為首的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殺了４囗；６９５０部隊進駐道縣製止殺人後，大隊負責人劉代修對抗禁令，又殺害了他家９囗。剛滿２０歲的李念德因連夜翻山越嶺逃走，才得以幸免。這裏，摘抄1986年2月3日道縣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決書（【８６】刑字第１０號）如下∶

被告人∶劉代修，男，４９歲，不識字，漢族，係道縣楊家鄉金獅庵人，1967年任楊家公社金獅庵大隊貧協主席，捕前係楊家鄉金獅庵村農民，現在押。

道縣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一案，對被告人劉代修向我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於１９８６年２月３日在本院會議室依法進行公開審理，現查明∶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中午，被告人劉代修在本村何某某家，與何議論殺人時，出謀召開支委會研究殺人。何同意後，便分別通知支委黃某某、肖某某等人到何某某家，經支委會研究，決定殺害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當天晚上，被告人劉代修為首在大隊正堂屋召開社員會，宣布殺李光仁、李成德九人。正在開會時，本大隊蔣昌進，接到公社秘書蔣某某製止殺人的電話，當即告訴被告人劉代修，被告人劉代修唆使蔣向公社謊報被殺者已被民兵牽出去了，並說“殺錯了我負責”，隨後立即組織民兵將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捆綁押走。當行至金獅庵供銷社門前的公路上時，本大隊魏某某又接到公社第二次製止殺人的電話後，立即追上公路，將電話內容傳達給被告人，被告人劉代修仍不聽製止，說什麽∶“我負責就負責，坐牢我去！”即指揮民兵將李光仁、李成德等九人押到黃旗子河邊殺害。

經審理，上述事實有證人證言證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份。

本庭確認，被告劉代修，在１９６７年殺人期間，曾兩次得到上級明確製止殺人的通知，仍繼續為首組織成批殺人，情節特別惡劣，後果極其嚴重，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且在《刑法》第七十六條第（四）項規定的追訴期內，應追究其刑事責任，但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是在“文革”這一特定曆史時期，受極左思想影響實施的，且認罪態度較好，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五十二條，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

判處被告劉代修有期徒刑十年，附加剝奪政治權力一年。

四、給數以千計的被害者和被殺者的家屬發放了《平反通知書》，以及相應的撫恤金。如橋頭大隊周文楝一家大小５囗無辜被殺後，家中一切當晚均被村民吃光分光。在給這家人發放《平反通知書》（編號為０７８９）的同時，還補發了被抄財產費３７９元，房屋修理費３００元，共計人民幣６７９元。因周文楝全家皆被殺，此補發款隻能發給周文楝的弟弟。指揮殺害周文楝一家人的生產隊長周某某也受到開除黨籍的處份。

此後，仍然有許多遺屬不服，仍在上告。他們被侮辱折磨過，他們的親人慘死於各種令人發指的獸行中，甚至他們的一生都在１９６７年８、９月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毀滅了！幾十幾百元人民幣或一紙《平反通知書》是無法撫平滴血的傷囗的；那些製造策劃殺人的人和凶手，大部份都活得自在坦然，沒有誰公開地、發自內心地悔過認罪，或登門向被害者道歉或為慘死者的墳頭添上一（扌不）黃土。而且，究竟誰是真正的主謀凶手，發生這場野蠻殘殺的真正原因是什麽？受害者有權追究個水落石出。如果不是這樣，誰知道以後還有沒有類似的甚至更為可怕的事情發生？一場血淋淋的大屠殺不能就這樣遮遮掩掩地敷衍過去。然而，他們的聲音是那麽的弱小。除了他們自己，沒有人願意去揭開那塊傷疤求求那是一塊見不得人的疤痕。它是打著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旗號，行東方封建專製之實的統治者的一塊心病。

不錯，那些持槍執刀者，大都是所謂的貧下中農或出身貧下中農，但是誰點燃了他們心中的仇恨之火，打開了人的獸性之門？是誰發給他們刀槍，並賦予生殺大權？答案其實非常清楚！１９４９年後的３０年，“貧下中農”作為一個階級，被抽象化和神聖化，被賦予在鄉村的特權地位。實際上，每個具體的貧下中農的實質權力利益又在哪裏呢？他們同那些“隻準老老實實，不準亂說亂動”的“階級敵人”一樣，除了對統治者的絕對服從之外，一無所有。唯一可以做的即充當專製者的利刀，去管製和虐殺那些比他們更為可憐的同胞，來滿足那名譽上高人一等的虛榮。這種國民的奴性人格是專製社會的必然產物，其生長於專製社會的土壤之中，為專製者所培植，也為專製者所利用。

當時光進入到２１世紀後，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已越來越少地被人提及，電影電視上偶爾出現的“文革”鏡頭，也是如此粗淺和模式化，甚至成為某種搞笑的噱頭。年輕一代連“貧下中農”、“四類分子”、“階級鬥爭”，這些二十年前使用率最高的詞匯都搞不清楚了。三十多年前湘南小縣那數千人被分別和集體屠殺的慘劇就更是成為一個腥紅的童話了。今天的中國在建摩天大廈，造高速公路，快速地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快速地遺忘著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雙重墮落的深淵滑行。我們這個民族，曾在絕對權威的蠱惑下經過一場昏天黑地的自相殘殺，剛剛遍體鱗傷地爬起來，還沒有好好地療治肉體與精神上雙重的傷痛，好好地檢視一下殘殺的原由，又一窩蜂地擠上不知終點的欲望之車，將殘存的一點道義、良知、乃至羞恥都踐踏得幹乾淨淨。二十五年前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整個國民性提供了長達十年的舞台空間，表演的夠充份了，那既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筆重大的曆史文化遺產，中國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惡都可以從那裏找到源頭和腳注。然而，我們錯過了療治民族心靈之創的最好時機，也就錯過了中華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複興的最好機會。

不知道那一天能夠客觀公正地將道縣大屠殺的真正元凶，押上曆史的審判台，還數千屈死慘死的山村平民一個公道；給受害者及其家屬一個永久的安慰；也給我們下一代一個明確的交代。然而，我們能夠等到這一天麽？

麵對這擁有五千年文明曆史的古老中國，為什麽我們眼裏總是飽含淚水……

(原載於香港《開放》２００１年第７，８，９，１２期)

被遺忘的數千冤魂──記一九六八年湖南邵陽縣大屠殺

何清漣

１９６８年道縣傳來殺人消息

我生長於革命之鄉——湖南省，自幼一直接受“紅色”教育，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對“革命”充滿了崇拜與憧憬，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也以一個孩子的純潔熱情歡迎。

這種熱情一直持續到１９６８年。那一年湖南省的道縣、邵陽縣相繼發生了兩次大屠殺，從此以後，我對“文革”的本質有了自己的認識。

１９６８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當時年僅１２歲。“停課鬧革命”使孩子們無書可讀，我隻能每天上街去讀大字報和傳單，努力用自己稚嫩的心靈去理解那個動蕩不安的世界。

五月的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樣在街上看大字報。一張傳單赫然入目，標題是《請中央軍委趕快製止湖南道縣的大屠殺》。傳單的作者列舉了１９６８年４至５月發生在湖南省道縣的一連串集體屠殺事件。傳單的作者陳述說，１９６８年，道縣的一些革命組織與貧下中農為了防止階級敵人趁機作亂，將所謂的“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定名為“黑殺隊”（意指他們想屠殺工人、貧下中農），一律殺無赦。由於道縣革命群眾組織將屠殺“黑殺隊”視為“革命表現”，而“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又為數不少，自然是誅不勝誅。其結果就是傳單上所寫的：道縣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屍體，堆在城牆邊沒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都已經腐爛發臭，成堆的蒼蠅在屍體上飛來飛去，一些屍體已經長滿了蛆蟲……”，作者說，他本人是一個原籍道縣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幹部，回鄉後看到如此慘狀，經過私下調查，了解到這些被冠以“黑殺隊員”名義的人，幾乎都是無辜者。因此作者冒著生命危險，印製了這些傳單，籲請中央軍委趕快出麵製止這種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傳單上的消息並非傳言。一天晚上，我父親一位朋友悄悄來我家，將我們這些孩子屏退後，告訴我父親他在道縣出差時的所見所聞，並且預言“這股風說不定什麽時候要刮到邵陽這邊來，如果有可靠的親戚在外地，將孩子們送出去躲一躲，過了風頭再回來，免得斬草除根。”我躲在窗外聽壁腳，卻不敢問父親。那位朋友走了後，當天晚上父親一整晚沒合眼，看著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聲不吭。

邵陽縣貧下中農效法道縣屠殺

道縣屠殺的血腥味很快在湖南省上空彌漫，邵陽市管下的邵陽縣很快效法道縣，有組織、有計劃地屠戳“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為了斬草除根，還要將這些人家中在外工作的子弟抓回一並屠殺。邵陽市與邵陽縣城相隔隻百餘裏地，不少人就來自於邵陽縣的“二十一種人”家庭。邵陽市因此也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大街小巷經常傳來砰啪砰啪的打門聲，女人孩子的哭喊聲與抓人者的喝罵聲。所謂“二十一種人”的家庭惶然不可終日，唯恐這種不測落到自己頭上。白天，人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交流各種信息：某人家裏又被邵陽縣來的農民抄了一次，但人因不在家沒被抓走；某人已經被老家來的農民抓回去；某人已經被抓走好多天，家屬交了贖金，單位也派人去領人，卻沒見到人的蹤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等等，盡是一些讓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二十歲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產隊的農民抓走，路上試圖逃跑，結果被幾位農民用鋤頭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屍幾天後無人收屍，還是幾位街坊幫助收的屍，沒有錢買棺木，拿床舊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親那天是外出做工，僥幸躲過，但後來思兒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也變得瘋瘋傻傻，半年不到就死了。但也有一些人比較幸運：與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幹部，被他老家的農民從家裏五花大綁地抓走，其妻姚某聞訊從其上班的商店趕回，騎單車尾隨其後，因農民也不認識她，故此沒提防。到了南門口，農民們將覃捆在路邊的電線杆上，自己進店裏吃麵。姚某趁機從一家肉鋪裏拿了一把屠刀，將繩子割斷，讓煞蚱鍔係コ堤幼擼??υ蟣慌┟衩親プ〗?壬??蚨希???詰母筆稱飯?疚叛逗笈扇私?涮?鴕皆海換褂惺性聳渚忠晃渙跛淨??≡讜聳渚旨沂粼豪錚?彼?霞壹甘?慌┟窶此?易ト聳保?跗藜?撇歡裕?⒖膛艿攪誚?拇笸降薌抑星笤?６?跛淨?拇笸降苷?檬竊聳渚止と嗽旆磁賞吠罰?砩洗?霞父齬と四蒙瞎靼糲壬狹跫易櫪梗?砼扇蘇偌?蠖尤寺碓鱸??峁?懷《裾劍?堊糲乩霞依吹呐┟瘛扒苛?壞械贗飛摺保?淮虻美潛誹喲埽?氖?旮粘鐾返牧跛淨?駁靡員Ｗ∫惶趺??p>抓的人多了，邵陽市一些大型國營單位為了保住老家在邵陽縣的本單位職工及其家屬不受殺害，騰出房子或者招待所讓這些人全家住到單位裏來。而農民們因無法進入這些單位找人，這些人才算是生命無虞。我另一位朱姓鄰居在運輸公司工作，就是在劉司機的事情發生之後，全家搬到單位裏麵避難，每晚住在辦公室裏，直到半年之後，殺人風潮完全平息後才敢回家居住。

但這種被單位保護起來的人畢竟隻是少數，大多數單位沒這種條件，隻能自已想辦法投靠與邵陽縣毫無瓜葛的朋友或者親戚家中。在這種人身安全毫無保障的恐怖狀態中，邵陽市的“二十一種人”及其家人，終日戰戰兢兢，不知自己能否活下來。

資江河上漂流的無名屍體

邵陽縣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終於讓人們看到了“成果”。由於被殺的“黑殺隊員”實在太多，掩埋屍體成了革命者一大麻煩事，靠近河流的村莊就將屍體棄置河中“水葬”。資江河流經邵陽縣與邵陽市，邵陽市地處河流下遊，於是邵陽市境內的資江河中，每天有幾十具乃至上百具屍體順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狀奇特。一時間邵陽市萬人空巷，傾城出動。資江河靠城市這邊的南岸上每天站滿了黑壓壓的人群，等著觀看從上遊陸陸續續漂下來的屍體。邵陽市當局發了惻隱之心，下令邵陽市公安局處理掩埋這些無名屍體。市公安局則招募邵陽市郊區的農民打撈，每撈得一具屍體發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十元人民幣做為報酬——當時國營企業工人有８５％左右的人每月工資為３６元，集體企業則隻有３４元，三年學徒工期間每月工資２０元，五保戶每月生活補助僅五元，所以這十元錢在當時比較吸引人。

我記得當時正漲洪水，資江河上濁浪滔滔。一些膽大的農民就帶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撈，而有些水性好且家裏有船的就將船駛至河心打撈。位於資江河畔的邵陽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齊出動，據說掙了好幾千元，事後各蓋了一棟瓦房。當時一千幾百元就可以蓋一棟簡陋的磚瓦房。

殘忍的殺人手段

筆者當時年僅十二歲，也曾跟著大人去看過兩次，留下的恐怖印象可謂終身難忘。那些打撈上來的屍體死狀千奇百怪，充分展現了殺人者對殺人手段的創造性。有用繩子捆綁成粽子狀的；也有捆成四足攢蹄式，再在脖子上套根繩索的；有麵部血肉模糊已經難於辨認麵目的。印象最深的是兩組連成一串的屍體，一串是用粗鐵絲從五個死者的兩耳中穿過，兩女三男，一位老年婦女，一位小孩，三個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子與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估計是母子倆。兩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鐵絲穿過，連在一起，女死者渾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隻，陰戶也被用刀挖去一塊。當這兩串屍體被撈上河岸時，不少圍觀者都為之掉淚。我看了這些慘不忍睹的景象之後，一連幾天都做惡夢，吃不下飯，以後再也不敢去資江河岸觀看這類慘象。

屍體大量漂流延續了半個月左右。當時各種傳言四起，有人說自來水廠從河中抽上來的水裏有人的斷腿，嚇得邵陽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飲用自來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邊每天擠滿了提水的人，本來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見了井底，一直要到過了一晚才又蓄滿水。我們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時趕緊提水，否則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屍體日見稀少，自來水廠又在廠門口貼出公告，說水質已經恢複衛生標準，前來提水的人才隨之減少。

而到了這時，邵陽縣大屠殺的傳聞才漸漸具體起來。我曾聽一位親眼看過大屠殺的中年男子敘述這次大屠殺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體過程。這位男子是個公社幹部，據他說，屠殺所謂“黑殺隊員”是接到上麵命令的，但是現在已經不準任何人向外提起這點。具體的殺人行動則由生產大隊黨支書和民兵營長牽頭，出身於貧下中農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參加。殺人的方式五花八門，有用鋤頭、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悶死的，還有活埋的。也有將被害者的頭按到水缸裏活活嗆死的。這些方式都還比較文明。殺到後來，這些普通方式已經無法激起殺人者的快感，便有種種翻新的花樣：割乳房、挖舌頭、將一家人用鐵絲串起來活活丟到河裏。最殘忍的是將煮飯用的鐵鍋（湖南幾十年前用的一種煮飯鍋，上部是圓柱形，下部平底，呈圓錐狀）燒紅後罩到被害者頭上，受害者往往隻來得及發出一聲慘叫就人事不省，等鐵鍋取下時，頭皮與臉部肉已燒成半熟，嚴重者頭臉部肌肉成塊狀脫落。這種屍體曾經被撈上來過，其麵部血肉模糊，慘不忍睹，但當時邵陽市的圍觀者無人知道是這種殺人者發明出來的“鐵板燒”酷刑所致。女人們的遭遇自然更慘，不少女人死前還要受到各種淩辱。這位中年男子親眼見過一個女中學生被淩辱後處死的場麵，他說：“將那女學生抓進裏屋去的時候人還水靈靈的。兩個多小時後拖出去處死時，渾身赤裸，全身血汙，半死不活，隻剩下一口氣了。”我問這位男子為什麽不勸阻？他心有餘悸地說：“那種場合，人都像瘋了一樣，誰要勸阻，誰就被當作和地主富農一路人，不殺了才怪。我隻能做到自己不動手，有時候能夠不去就不去，哪有膽子去勸阻。”

而一些遲遲不動手殺人的生產大隊被視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門去代為殺人，報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財產，生產隊還要付出公有的糧食與豬等。到後來，“紅色恐怖”所到之處，竟有這樣的威力，一些地主富農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種淩辱與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斷。敘述者講述這些事情時心有餘悸，聽者也聞之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間竟有如此同類相殘之事。

一段被刻意遺忘的曆史

事隔多年之後，中國終於開始“撥亂反正”，為一些冤假錯案平反。但對１９６８年邵陽縣大屠殺以及道縣大屠殺卻始終沒有任何政府部門組織人調查平反。邵陽曾有人在市中心郵電局門前的牆上張貼過要求追查殺人罪行的大字報，但結果是這些人被當局以“書寫反動標語”罪名拘留，有的還判了兩年刑。據知情者透露，此案難查的原因一是牽涉麵太廣，參與殺人的人太多，從當時縣武裝部長到大隊書記、大隊民兵營長及民兵均涉殺人罪行，如果追查，株連太多。自古雲“法不治眾”。為了避免動亂，不宜再追查此事。二是由於被害者多是斬草除根，少數幸存者也有如驚弓之鳥，沒有人代為申訴，故此這事也不了了之。在任何官方文件中，１９６８年邵陽縣大屠殺一案均不存在。

但我一直認為，中國當局未為這被殺的數千冤魂平反，還有一個中國人無意正視的原因：從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地富反壞右本來就是政治賤民與被鎮壓的對象，他們的生命無論是在當局還是在普通人眼中，本來就有如草芥。

一個不會懺悔的民族決不會是一個有前途的民族。對“文革”這場人類曆史上罕見的自我毀滅運動，中國當局一直列為學術禁區，不允許研究，至今還隻有一些人士通過個人努力在搶救有關“文革”的曆史記憶。而已有的一些中國官方允許出版的涉及文革經曆的回憶錄，至多隻看到當時對高幹、高知及其家庭的迫害，但這些生命被剝奪的成千上萬的政治賤民，卻幾乎無人提及。

但對於我來說，那次大屠殺所彌漫出來的暴戾之氣卻一直緊緊壓迫我的靈魂。我感到自己有責任為這幾千被殘暴剝奪生命的無辜者樹立一塊文字的紀念碑，讓活著的人永遠不要忘記這恥辱的一頁：在“文革”那個瘋狂的年代裏，數千無辜者曾怎樣被荒謬殘暴地剝奪生命，而中國當局與殺人者又是怎樣缺乏檢討罪過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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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謹識：本稿最初以“沉默”之筆名發表於香港《當代月刊》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現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