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601: 文革三大屠殺案-永遠不應忘記的曆史

不知道算是幸運還是不幸，沒有親曆文革。74年出生，76年就結束的文革不曾留下任何記憶。

看過諸多與文革有關的東西，最早是從文革後的傷痕文學開始，認識了張賢亮、王安憶、馮驥才。還專門找了文革史去讀。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握當時的學生殘忍惡毒對待自己同窗、親友、德高望重的老者、甚至至親時的心態。僅僅因為“階級”？那種仇恨如何在心底醞釀並被激發到那麽無以複加的程度？上山下鄉過程中對此有反思嗎？之後的人生中是否時刻不能忘卻那些悲慘的叫聲和絕望的目光？

下麵這些，慘痛的屠殺，徹頭徹尾的冷血和決絕。當事人多數健在，是否還能聽到那些屈辱靈魂的嗚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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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三大屠殺案

（資料輯錄）

——六六年八月底的北京“大興縣大屠殺”。

——六七年八月至十月的湖南“道縣大屠殺”。

——六八年八月達到最高潮的“廣西大屠殺”。

編者按：

目前揭發出來的文革大屠殺事件並不僅止以上三件。

最近由海外文革研究者宋永毅主編的《文革大屠殺》，就收集了1966～1976文革期間發生的湖南道縣大屠殺、內蒙古的內人黨大血案、廣西四二二剿殺、青海二二三事件、廣西賓陽慘案、北京大興縣慘案、雲南沙甸事件共七宗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前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胡績偉和另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文革專家徐友漁，分別撰寫了序言）。

其實還有許多不為世人所知的大屠殺事件真相有待揭發。僅以一般人印象中文革武鬥相對全國並不算“激烈”的廣東而言，就有“潮汕地區大屠殺”“陽江大屠殺”“海南大剿殺”和廣州“吊勞改犯事件”等規模相當大的屠殺事件，至今幾乎完全不見有任何公開文字記載。

現輯錄分別發生於文革頭三年的典型案件資料供參考。

第一部分：北京大興縣大屠殺

1．北京市大興縣--滅絕性的大屠殺 ——王毅

2．大興屠殺調查——遇羅文

北京市大興縣---滅絕性的大屠殺

王 毅

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

　　野蠻和殘酷既是"文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整整十年間，它以揪鬥、橫掃、酷刑、殺戮、武鬥、流放、鬥私之類數不勝數的花樣到處肆虐，不僅在我們民族幾乎每個成員的身上和心間留下巨大的創傷，而且更無比殘暴地吞噬了成千上萬的生命。與這駭人聽聞的巨大數字同樣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無數血淋淋的場麵，例如１９６６年"紅八月"中，北京市大興縣對當地所謂"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滅絕性的大屠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

　　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１人，挖心肝的５６人，割生殖器的１３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肉都被吃光）的１８人，活割生剖的７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教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

　　本文沒有必要更詳細地舉證"文革"之野蠻和殘酷的無數事例，因為每一個親身經曆過"文革"的中國人都對此有著最深痛的感受。然而了解這類事實並不等於就能夠說明他們發生的原因，相反，今天的人們往往已經對昨天的無數慘劇感到困惑難解了，例如"文革"結束以後編撰的《武宣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中對學生烹食老師事件的記述：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８日，武宣中學（老師）吳樹芳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學校是育人培養人才之場所，出現此種殘忍野蠻，喪失人性的行為，令人費解。

　　也許，今天的"令人費解"與昨天的慘劇有著同樣的殘酷，因為我們的民族在付出了那樣巨大、慘目的代價之後，得到的竟是這樣一片昏瞀的結論，那麽，我們拿什麽去讓千千萬萬"文革"死難者的在天之靈得到安息呢？所以，盡管"文革"的野蠻性和殘酷性令人不堪回首，但是同時，這也恰恰是我們有責任從文化源頭上說明其來龍去脈的理由。

一、野蠻性在原始時代的文化功能-它成為美德的始因

　　野蠻性和殘酷性與原始文化的聯係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要展示出這種必然性以及它在"文革"中全麵複活的原因，就需要具體說明野蠻和殘酷在那時擔負的至關重要的文化功能，說明對於原始文化和後來的"文革"來說，它們何以是須臾不可或缺的。

　　人類本是從較低等的動物和最蒙昧的遠古時代進化而來的，因此在以後的原始社會中，他們尚且一定程度承襲著動物的形貌特征、生活習性就是十分自然的。這種獸性的遺留在圖騰時代有無數例子，比如許多被後世推尊為仁德蓋世的氏族領袖和上天神明，原本反倒是以野獸的形貌而著稱的，《山海經》等書中所記伏羲、女媧、共工、蚩尤、相柳、奢比屍等眾多神祇皆是人麵獸身或人麵蛇身，更著名的是昆侖山上的西王母，她在後世民間傳說中的形象是那樣慈祥仁愛，但真正的出身卻是："有神，人麵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又如據後來的司馬遷說：大禹為人"其仁可親，其言可信"，但是據更早時代留下的線索，"禹長頸鳥喙，麵貌亦惡矣"；他甚至還曾"化為熊"，而這些野獸的形象顯然來源於禹等氏族首領崇奉的動物圖騰。因此從源頭上說，較多地保留和熱烈地崇尚原始、野蠻的獸性，這本是原始時代基本的文化特征。

　　大致說來，野蠻性和殘酷性之所以為原始文化所必需，是由於以下幾項最現實的原因：

　　第一，孱弱的原始先民隻有隨時用盡一切最殘酷的辦法，才能勉強抵禦無數牛鬼蛇神千重萬襲的包圍和無所不在的侵害。

　　原始思維的一項基本綱領，就是認為自己永遠處於各種凶惡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脅之下，原始人把無數自己無法理解而又隨時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門、凶殘無比的惡魔，而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隻能在於用同樣、甚至更凶殘的手段去抗禦這些可怕的威脅，所以哲學家羅素說："宗教基本上是以恐懼為基礎的。……恐懼是殘忍的根源，因此殘忍和宗教攜手並進也便不足為奇了。"關於原始文化和古代巫術認為隻有用最殘酷的手段才能與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如古代巫師慣用油炸、火燒、砸爛、汙穢、對牛鬼蛇神的偶像節解分屍、萬箭齊射等眾多酷刑以驅除惡鬼，而這些方法在後來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種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擬。

　　按照原始文化對生存工具加以神化（例如人們由於必須依賴火、錘子等工具，所以就創造出火神等等）的原理，凶惡殘酷的方法既然是人們抗禦牛鬼蛇神所最必需的方式，那麽這種方式的體現者、象征物、乃至凶惡殘酷本身，也就都逐漸具有了神性。顯著的例證比如，古人認為猛獸能夠吞噬和震懾鬼怪，所以野獸的凶惡形象也就成了一種神器，人們認為自己如果戴上老虎的利爪，也就可以象野獸一樣鎮服惡鬼。從大量漢代壁畫、畫像石中所繪驅鬼之"方相"所戴的凶惡麵具、野獸一樣的利爪，古代陵寢製度中皆以野獸的形象為"辟邪"，以及流傳至今的貴州等儺戲中廣泛使用的凶惡麵具，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是怎樣普遍地崇拜過野獸般的凶殘。更為經典性的例子比如史籍所記堯帝將為禍天下的"四凶"流放到荒蠻之處，讓這些窮凶極惡惡魔為國家戍邊禦鬼（"以禦魑魅"）。在以後的民間宗教信仰中，亦始終保留著這種對凶殘性的原始崇拜，例如民間驅鬼時依然如古代大儺一樣，要由人"化裝成麵目猙獰可怖的魔王，他們身披粽衣，手持長矛，……同時高喊：'打死惡鬼，打死惡鬼！'"又如人們甚至把棍棒（古代稱為"終葵"）之類打殺鬼怪的武器加以神化和人格化，將它們尊奉為具有驅鬼法力的神明"鍾馗"--而今人由古代宗教對棍棒之類凶器的這種神化和崇拜，自然很容易聯想起"文革"時無數的造反派恭誦著"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等"最高指示"而"橫掃牛鬼蛇神"的情景，並且窺破："文革"時對棍棒之驅鬼法力的熱烈崇拜（"大批判"、"上綱上線"被無數受害者形象地稱為"打棍子"；"大批判"專家姚文元亦被世人稱為"姚棍子"；許多紅衛兵、造反團甚至襲用毛澤東的詩意而以"千鈞棒"作為自己組織的神聖名稱），其文化內核實際上是非常原始的。

　　第二，原始時代普遍的巫術信仰充斥著無數神秘而野蠻的準則，它們規定了原始文化隻能依靠血腥的殺戮和各種殘酷的行為，才能獲得最基本的生命活性。如上所述，野蠻性和殘酷性既然是原始人類生存隨時必需的手段，那麽它們當然也就會普遍地滲透到整個文化體係之中，而決不僅是一種單純的、運用範圍有限的方法，這也就是"野蠻"、"蠻性"可以代表原始時代基本文化特征的原因。又因為原始文化充斥著神秘的"巫魅"性，所以其野蠻性也就總是與其神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原始文化的上述特點在殘酷的虐殺犧牲、啖食俘虜、自虐娛神等等血腥而神聖的行為中表現得最為典型。例如"文革"時的挖墳掘墓（比如紅衛兵掘了孔陵、海瑞墓、瞿秋白墓等等），源於自古以來人們相信完整的屍體可以使靈魂得到棲息安撫、而殘屍可致敵人靈魂於死地的巫術觀念，這種古老的信仰所導致的不僅是斬首、腰斬、五馬分屍等令人發指的酷刑，而且更必然伴隨施虐時的莊嚴神聖。例如古籍中經常提到"不聽命則戮於（神）社"；再如春秋時伍子胥率吳師破楚後對楚王陵墓的破壞，是與對楚國宗廟、神器的"橫掃"一並實施的："吳入楚，……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與後來的"文革"時的抄家、造反一樣，所有這些暴行不僅是完全統一配套的，而且帶有強烈的巫魅性和狂熱性。所以我們說：殘酷和野蠻是原始時代一種根本性的文化特質，在這種文化環境和文化機製作用下，一切神聖的事物和神聖的行為必然地沉溺在滿目的血光之中。

　　更能夠說明殘酷野蠻在原始時代之普遍社會意義、也恰恰是與"文革"最為一致的，是這種血腥和殺戮決不僅是極少數劊子手專有的職責，相反，它是全社會幾乎一切成員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文革"時標明這種職責之最廣泛社會性的，諸如無數令人膽寒而又極為神聖的口號："群眾專政萬歲"、"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隻腳"等等）。例如古代墨西哥舉行人祭的同時，也就是"墨西哥一年最大的節日"，這一天，"所有的人聚在廟裏，庭院裏燃起無數的燈籠、蠟燭。……他們不睡覺，整夜在那裏度過，到了午夜，喇叭、笛子、號角吹起莊嚴的音樂，……所以的人都在廟的庭院裏在火把下守夜到天明。天亮了，廟裏的庭院還擠滿了人，……（最後）人群集合起來，祭司莊嚴地給代表女神的女孩熏香；然後他們把她推倒在穀物和種子堆上，割下她的頭，用桶接住噴出的血，把血淋在女神木偶上，……"可見，恪守此類野蠻、殘酷的原始信仰，曾經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的責任。這種普遍性在我國的例子如：舊時雲南一些少數民族不僅每年春播前都要舉行殘酷的獵捕人牲、砍頭祭穀的神聖儀式，而且全部落的每家每戶都要親與其事，並且將此與自己一年的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具體做法是：獵頭祭祀之後，"在人頭上放些火灰，讓火灰同頭血融合落在地上，然後每家分一點，等播種時間同穀種一同撒到地裏。"

　　第三，對異族、異神的仇殺是原始野蠻性的強大動因。對於原始氏族來說，異族及其圖騰往往是最凶惡的敵人，隻有用最殘酷的手段才能抵禦他們的威脅，使本氏族得以生存。所以對於原始人來說，對異族、異神的殘忍非但不是罪惡，反而是最高是美德："愈殺得多愈高興。殺了一個便會剝一個頭皮，鳴一回得意。"由於為原始氏族的生存所必需，故此這種殘酷也就具有了神聖性，例如雲南少數民族舊時到敵寨獵頭以前要舉行莊嚴的宣誓，"誓詞大意是：'我們是最勇敢的人，為了莊稼豐收，保證村寨安全，我們不怕困難，不怕死亡，決心去仇寨獵頭。獵到人頭，無限光榮；獵不到人頭，就象豬一樣懦弱。"相反，如果離開了這種野蠻性，整個氏族或家族就要陷入極大的危險，例如在原始觀念中，人們如果不能為本族的死者複仇而"害死一個或一些巫師並把他們所有親屬都斬盡殺絕"，那麽他們就要受到死者鬼魂的報複，特別是"這報複不僅是對他一個人，而且是對他的親人們和他的整個集體。"所以摩爾根說："蒙昧人和野蠻人自遠古以來的習俗就是殺俘虜以施報複，把俘虜的生命用以供神，這是僧侶製度初步階段的一種崇高觀念。"在這類原始觀念支配下，後人亦往往用最殘酷的手段仇殺敵族，例如在我國曆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次"一日之中，斬首數萬"、"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的種族仇殺。特別是這種原始殘忍性不僅為文明水準較低的少數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顯或隱地為華夏民族所承襲，著名的例子如漢代的韓威揚言要"饑食虜肉，渴飲其血"，於是王莽"壯其言，以（韓）威為將軍。"這句話成了後人表示對敵族仇恨的成語而布在人口，例如婦孺傳唱的嶽飛《滿江紅》中的名句："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以後每當民族矛盾尖銳時，這種發源於原始文化的"集體無意識"就會強烈地爆發出來，這種對異族、異神的複仇心理在"文革"時的典型表現，例如當時街頭、紅衛兵戰報上隨處可見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絞死柯西金"之類口號；人們對"美帝、蘇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來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無"武鬥"、"派仗"時對異己者滅此朝食的瘋狂仇恨，等等。這些類似原始族仇式的心理在巨大社會範圍內的爆發，當然強烈地催動著"文革"之殘酷性和野蠻性的極度膨脹。

　　第四，也是對"文革"影響最為顯著的，是原始文化中（以及後來許多宗教迷狂中）對神明的極度崇拜，規定了人們必須對一切瀆神者、或僅僅是可能的瀆神者給予最殘酷的懲罰，否則就不足以維係神明和神聖事物的無比崇高。因此從本源說，"無限崇拜"的極端殘酷，乃是源於它自身機理的深刻內在規定性，而決不是某種偶然的、僅僅由個別陰謀家陰暗心理引發的外在附加物。

　　原始文化中的圖騰禁忌原則認為：任何偶然和匪夷所思的觸犯（例如極其偶然對神明和酋長的名字、形象不敬），都將對聖物產生致命的危害。所以為了維護神明的崇高，一切可能的瀆神行為都會被以極端神經質的"觸染"方式感知和發掘出來、並給予最嚴厲的懲罰；而這種對觸犯禁忌者的嚴厲懲罰在"文革"時以"上綱上線"的形式籠蓋全國。下麵我們不僅將說明：盡可能殘酷的手段乃是這種懲罰所必需的；而且尤其要說明：正因為這種懲罰手段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神明的崇高，所以它的殘酷和野蠻非但不是罪惡，反而是對神明無限光榮的效忠。

　　在原始文化中，對本圖騰神性的弘揚隻能建立在對異圖騰殘酷剿滅的基礎之上，這本是不言而喻的基本準則。例如在我國上古神話中，共工與高辛爭奪對世界的統治權失敗後"宗族殘滅，繼嗣絕祀"；又如納西族創世神話中，善神"東"戰勝惡神"術"之後，殺盡其部族、燒毀其村寨、汙瀦其土地、毀壞其水源、滅絕其火種，總之，"善神"要把一切最殘酷的方法傾瀉到異族圖騰頭上，類似的例子在世界各民族的創世神話中不勝枚舉。在原始文化中，本圖騰的神性隻有依靠對異圖騰的無情殺戮才能生命永駐，所以在以後千百年中，人們都遵此傳統而用敵酋的鮮血祭祀本族的神明，丁山先生在敘述了春秋時以敵酋為人牲以祭祀本國神祇的風俗之後說："春秋時代用俘虜於社，正是殷商野蠻風俗的遺存。……因此，周官所謂'以血祭祭社稷'的大典，現在揭穿其內幕，是以人血為主。"除了敵酋之外，一切瀆神者也都要受到類似最殘酷的懲罰，而且因為這種殘酷懲罰代表著神意，所以它也就無比莊嚴神聖。例如土蕃巫師要在設壇祭神之後再對瀆神背盟者加以凶殘的詛咒："惟天地神祇，共知爾誌。有負此盟，使爾身體屠裂，同於此牲！"又如《古蘭經》對瀆神者的宣判："真主應許偽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他們將入火獄，並永居其中，……他們將受到永恒的刑罰（王注：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文革"時對牛鬼蛇神的詛咒："打翻在地，踏上億萬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至於悖逆者，他們的歸宿，隻是火獄，每當他們要想逃出，都被攔回去。有聲音對他們說：'你們嚐試以前你們否認的火刑吧！'"

　　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將盡可能殘酷地誅戮和懲罰敵人作為對神明"無限崇拜"最好方法的原始規則，被中國後來許多政治操作者所充分繼承，典型的例子比如：朱元璋借所謂宰相胡惟庸"謀反"案，瘋狂誅殺文武功臣及其家屬達四萬人，而如此巨大規模的屠戮，就一定要以"大祀天地於南郊"的禮神祭祀為開場儀式。　

　　世界宗教史上，其外在的殘酷性及其內在機理都與"文革"極為相近的"運動"，當屬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與"文革"完全一樣，中世紀宗教裁判不僅其最終的目的也是為了維係神明的崇高、禁絕各種可能的異端和瀆神，而且其殘酷性亦是最直接地從"無限崇拜"發源的，所以人們指出：上帝是第一宗教裁判員，"比較而言，後來最殘酷的宗教裁判員也無不比上帝本人還要仁慈得多。"１８世紀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的結論是："上帝生性是大慈大悲的，但非常重要的是：不知不覺地使他變得比魔鬼還凶狠"。與"文革"一樣，以維係"無限崇拜"為基本目的的宗教裁判製度不僅發明了無數令人發指的迫害異端、剿滅"牛鬼蛇神"的酷刑虐法，而且尤其要把這種殘酷的迫害作為全民族最神聖的節日，所以當時就往往要以燒死異端者們的火刑儀式作為慶祝貴族婚禮的盛大典禮。在類似於宗教裁判神聖法典的《巫士的鐵槌》一書中，詳細製定了剿滅異端和所謂"女巫"的一係列殘酷法律和無所不在的天羅地網：

　　凡屬女巫案件，教會法庭、世俗國家法庭都可以審理；……為使被告承認犯巫術罪，可以先口頭威脅，威脅無效，便進行刑訊。輕刑無效可施以重刑，第一天刑訊無效，第二、第三天可繼續進行。……如果被告拒不承認犯巫術罪，最後即便沒有口供，主教與法官也可判她為"不肯改悔的異端分子"（王毅注：這又讓人想起"文革"時最流行的罪名之一即是"死不改悔"），交付國家法庭處死。

　　可見，從遠古到很久以後的時代，圖騰、上帝、大救星等等神明無限崇高的神性，毫無例外都必須依靠對異神、異端的極盡殘暴才能維係："劊子手他永遠是其國家中最好的基督徒和最虔誠的公民。他是僧侶的朋友，信仰的維護者，是對教士和神的事業最有用的人。"

　　對於原始社會以來許多宗教的上述基本原則，費爾巴哈曾經做了詳盡的闡述，他指出："人有獸性在自己之內，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出於對本教之神的無限崇拜而對異端的迫害，則是將這種獸性調動出來、並發揮到極致的強大動力："最大的殘酷是可以同宗教相調和的，……凡是建立在神學地基上的宗教都是與迷信分不開的，而迷信又能做出一切殘酷的非人性的事情。"費爾巴哈深刻地指出了"無限信仰"與殘酷野蠻之間的必然聯係：

　　信仰包含有一個凶惡的本質。基督教式的信仰是基督教式的迫害異端與處決異端者之至高無上的根據。……在信仰看來，一切義務之基礎是對上帝的信仰---信仰是絕對的義務，而那些對人應該盡的義務卻隻是派生的、從屬的義務。這樣，不信者乃是……理應殲滅掉的主體。凡是否定上帝的東西，本身也就必須被否定。最高的犯罪，就是冒犯上帝的尊嚴。在信仰看來，上帝是一位人格式的、最最人格式的、最最不可冒犯、最最有權有勢的存在者。……從而，對最高人格的傷害，就必然是最高的犯罪了。……異端、不信---異端隻是不明確的、有限的不信--乃是褻瀆神明，從而是最高的、最應當懲罰的犯罪。從無數多個例子中隨便舉一個。厄穀朗巴第烏斯給塞爾維托寫到："……在一切別的事情上麵我都將是溫和的，惟獨見到有褻瀆基督我就忍耐不住。"……這種仇恨，起源於無限製的信仰之本質。

　　費爾巴哈還指出，這種由"無限信仰"導致的野蠻殘暴不僅統治著外在的世界，而且更不斷塑造和膨脹著包括偏執、瘋狂、專製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等殘忍的內在心理：

　　信仰在本質上是具有黨派性的。誰不是為了基督，那誰就是反對基督。不是為了我，那就是反對我（王毅注：這立刻讓人聯想起"文革"時流行的"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等等讓人膽寒的口號）。……必然有顛狂跟信仰聯係在一起。……對任何不肯隨和自己的東西，都是不寬容的。如果它竟寬容了，那就對那享有無條件獨占統治權的上帝不寬容了。……信仰要求這樣一個彼世，在那裏，信仰不再有對敵，或者，這個對敵還存在，那至多也隻是為了榮耀高奏凱歌的信仰之自我感。地獄使福樂的信者更體會到歡樂之甜。"他們這些被選者將要出來看看背神者的痛苦，他們並不會因為看到如此而感到悲傷；正相反，當他們看到背神者遭受到難以描述的苦難時，他們就滿懷喜悅地感謝上帝對他們的拯救。"

　　潑但說："一個巫道，即是並沒有帶來什麽損害，……可是，就是因為他拋棄上帝而與魔鬼勾結，也即有損上帝的尊嚴，故而就應當活活地被燒死。"路德說："想殺人並不像不信那麽罪大惡極，因為，殺人是違反第五條誡命，而不信卻是違反第一條，並且是最大一條誡命。"

　　諸如此類在"無限信仰"的虔心驅使下而對異端的摧殘能夠達到何等令人發指的程度，這在西方中世紀宗教史上曾有過無數的例子，比如法國作家雨果的控訴：

　　格爾倫斯島最後一次火燒巫師是在一七四七年。那是在市內一個名叫波達日的廣場上麵舉行的。……通常罪人是認罪的。人們用苦刑幫助他們招供了罪行。波達日廣場對於社會和宗教，還盡了別的義務，他們在那裏也燒死了許多信奉邪教的人。……其中有一個母親和她的兩個女兒，……女兒當中有一個懷了孕，她在柴堆的火炭上麵生產了。據史書記載："她的肚腹爆裂。"一個活生生的孩子從火堆上滾了下來；……著名的執法官、虔誠的天主教徒黑裏頁·哥斯南，叫人把孩子再丟進火堆裏。

　　同樣，這種為信仰至上的神明（及其附屬的一切聖物）而使"所有的愛跟友誼就都消失了"，這種出於"無限信仰"而隻有在剿滅和折磨異端者的殘暴中才能獲得最大快樂和幸福的瘋狂迫害欲，這種憑借偉大神明的名義就可以不需任何理由、任何限製而肆意施暴的極端專橫，這種苦心積慮用盡一切一切辦法必置異端於死地的刻骨仇恨……，所有這些，我們中國人在"文革"中也都最充分地領略到了。於是，對"牛鬼蛇神"的"橫掃"、"專政"、屠殺，同胞、親人之間的"大揭發、大批判"，不計其數的酷刑虐法、詛咒摧殘，對無辜婦孺的株連九族、極盡淩辱，血流成河的"武鬥"、"派仗"等等最野蠻、最原始的暴行，就都無一不是帶著"誓死捍衛"這最神聖的光環而席卷全國的。

　　尤其與"文革"相似的，是中世紀神學對神明的"誓死捍衛"，恰恰是建立在它把一切異端都視為十惡不赦、罪該萬死的惡魔這原始的宗教觀念基礎之上的。把異族、異神視為死仇，這是原始文化狹隘性的特有產物，它與巫術時代的神鬼觀念相結合，使得一切異神、異端都被視為隨時隨地禍亂天下、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這種原始觀念為後人所承襲，例如英國學者羅素說："在基督教歐洲，……那些異教神早已被認為就是基督教魔鬼學中的惡魔"；"聖·奧古斯丁認為：'基督徒所患的一切疾病都是這些惡魔引起的'……要知道在神甫們的著作中，'惡魔'就是指異教神。"與西方中世紀的情況相類似，在我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也長期流行將異教、異端視為魔鬼，以及必須用最殘酷的方法將其剿滅的觀念。比如人們普遍認為白蓮教等民間宗教的教徒都淫邪無比、行如狗彘，所以當其陰謀敗露後對他們義正辭嚴的神聖判決就隻能是：

　　廢其居，火其書，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刳其目，不足以盡其辜！

　　可見，在這種自古以來的信仰體係之中，所有異端既然必定是邪惡萬端的牛鬼蛇神--於是，對他們的一切慘無人道的"橫掃"、"砸爛"、"抄家"、"火燒"等等，就非但不是罪惡，反而是功德無量的聖業。

二、原始野蠻性在"文革"中重新爆發的化動因和社會條件

　　上一節說明了野蠻性和殘酷性在原始文化和中世紀文化中的種種文化功能，由此可以知道，野蠻殘酷在那樣的文化環境中何以須臾不可或缺、甚至成為無上美德的原因。很顯然，這種文化機理原本僅僅是與原始文化的特殊性質和特殊需要相契合，而不可能為後來一切比較文明的社會形態所接受。但是由於人類的發展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所以也就出現了在原始社會以後很久，仍然不時有由原始信仰的蠻性遺留引發的暴行。例如近年盧旺達內戰中血腥的部族仇殺、美國"人民聖殿教"教徒的集體自殺等等。然而，盡管現代世界還不可能完全杜絕這類悲劇事件，但是卻有足夠的力量遏製它們的流行，因此像"文革"那樣充滿了"蠻性遺留"而又能夠在現代的整整十年間統治了近十億人民的龐大"運動"，它的順利生成和席卷天下就更顯得似乎不可思議。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規模的向原始野蠻狀態的"返祖"狂潮呢？

　　我們說，這種籠蓋整個社會的原始野蠻性的再現，需要以基本社會環境和社會心理的全麵"返祖"為前提，大致說來，這些必然的社會原因和深刻的心理條件主要包括：

　　第一，與原始文化極為相似，整個社會完全淪入"牛鬼蛇神"千重萬襲的包圍、壓迫之下，在這種萬分可怕的世界之中，人們隻有用盡一切最野蠻殘酷的手段，才能抗禦牛鬼蛇神的威脅而獲得生存的希望。

　　早在１９５９年，毛澤東在自己的《讀報詩》中就無比明確地宣稱中國大地充斥著無數牛鬼蛇神："惡煞腐心興鼓吹，凶神張口吐煙霞。神州豈止千重惡，赤縣原藏萬種邪！"而在"文革"中，當這一基本判斷被膨脹為全社會至高無上的準則（即與牛鬼蛇神的"階級鬥爭處處都有"、"七八年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和吞噬一切的警號時，整個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也就充滿了對這種虛幻威脅的極度恐懼，人們如同在原始時代和中世紀宗教裁判法庭中一樣，極盡想象地描述牛鬼蛇神的"醜惡嘴臉"、"蛇蠍心腸"，賦予他們最狡詐、最狠毒和"死不改悔"的本性，用他們得逞之後"千百萬人頭落地"這最恐怖血腥的圖畫日夜不停地恐嚇自己和周圍的每一個人。在這個巨大的"魔場"之中，億萬人唯一的希望當然就隻能是憑借與牛鬼蛇神的血腥搏鬥而為自己拚得生存的空間，用"文革"中流行的話說就是"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天地"，而這種邏輯就與中外各種上古創世神話中"殺魔創世"、"殺魔救世"的基本模式幾乎一模一樣。所以在"文革"中，這種殘酷野蠻的殺伐成了最光榮、最神聖的行為，例如北京紅衛兵創作的《紅衛兵組歌》開宗明義對之的歌頌：

　　朗誦：戰鼓響，烈火熊，殺聲起，軍旗紅。衝天霹靂泣鬼神，殺出英雄紅衛兵。……黨給一身造反骨，唇槍舌劍殺氣騰。主席親手授戰旗，小將高唱《東方紅》。齊誦：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殺！殺！殺！嘿！！

　　而當"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衝殺"、"殺向帝修反"、"殺上大批判的戰場"等成為億萬人生活之基本內容的時候，極度瘋狂的野蠻和殘酷性對整個社會的籠蓋也就是必然的。

　　上節指出：原始先民把無數嚴酷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人格化為無比凶殘狠毒的牛鬼蛇神，並且認為隻有用同等野蠻、甚至更為殘酷的手段才能抗禦他們的侵害。而原始文化的這一準則同樣成了"文革"時人們的基本思維邏輯，所以人們極盡想象地將一切最惡毒卑劣的稟賦扣在"牛鬼蛇神"頭上，並以此為前提而激發自己去搜覓和發明出無數殘酷野蠻的手段、以置牛鬼蛇神於死地。例如紅衛兵、造反派用各種殘酷的"黑巫術"（人類學將各種降災巫術稱"黑巫術"，比如馬道婆用戕害紙偶的辦法殺人，又比如紅衛兵在人的姓名上打×、"剔鬼頭"、向"黑幫"頭上倒糞水等等）以摧殘和折磨"牛鬼蛇神"，再如紅衛兵戰歌中發誓要對劉少奇抽筋剝皮、揪下腦袋當球踢；以及火燒、油炸、炮打、砸爛、橫掃等等無數野蠻詛咒和施暴的鋪天蓋地。在"文革"中，"對階級敵人的仁慈就是對革命人民的殘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等等竭力激發人們對牛鬼蛇神刻骨仇恨的口號成了最流行的行為準則，不僅一切暴行都在"對牛鬼蛇神實行專政"的旗號下變得神聖無比，而且人們更絞盡腦汁想象著牛鬼蛇神和階級鬥爭的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想象著這些惡魔傾覆天地的滔天大罪。於是，對他們捕風捉影地羅織罪名、挖地三尺地審查圍剿、"無限上綱"、株連九族等等最瘋狂、最怪誕的野蠻行為，也就都成億萬人生存所必需，因為隻有這樣，整個世界才能從"妖霧又重來"的無比可怕威脅中得到拯救，這就象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強調"異端分子可以不予寬容"時陳述的神聖理由一樣：

　　他們罪孽昭彰，因此不但應該把他們逐出教會，而且還應該處以死刑，把他們從世界上消滅掉。……聖傑羅姆（譯注：中世紀教會四大學者之一）說，並且我們也讀到："腐肉必須割掉，染了疫病的羊子必須扔出羊欄；免得整個牲畜棚全波及到，亞裏厄斯（譯注：宣傳上帝不可知和基督為人的學說，被目為異端）不過是亞曆山大城的星星之火，但由於沒有立即把它撲滅，一場大火使整個世界遭到浩劫。"

　　隻有最殘酷地剿滅牛鬼蛇神，整個世界才能免於"浩劫"，同樣神聖而殘酷的邏輯亦成了"文革"的基本理論依據，例如林彪所說：

　　"經過這一個亂，就把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分子，頭目，和四舊，打得狼狽不堪。……不經過這樣的大運動，要想取得這樣的結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夠打倒他們的。運動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們就要公開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整個這一套。……如果不打倒他們，將來還要大流血，他們得了勢，就會要實行大白色恐怖來鎮壓革命群眾，不知道要殺掉多少人就是了，正象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提醒我們的："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為了抗禦如此可怕的威脅，一切暴行和虐殺就都是理所當然的，而任何寬容和理性的法律則是對罪惡的縱容，這就象中世紀"神聖法庭"的無限淫威一樣：

　　宗教裁判所……不受民政機關管轄，並享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權力，即作出不容申訴的判決和把反對他們的人送進火堆。……仁慈的上帝對這些人下了判決，想把他們投入油鍋，要他們永遠沉在油鍋深處，以自己的殘狀和號叫，來娛樂上帝。

　　寬容是一種有罪的、與僧侶意願相反的思想方式。熱心不夠的基督徒才可能具有這種思想方式。

　　由上麵的這些神聖審判還可以知道：任何對神明和聖物禁忌性可能的觸犯都是一切異端罪中最嚴重的一種，因此都必須受到極刑的懲罰，例如人們對這些觸犯的聲討和詛咒：

　　彭（真）、劉（仁）反革命政變集團，一貫頑固地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猖狂地反對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徹底肅清舊北京市委的修正主義流毒，斬斷他們伸向各個領域的黑手，……"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一個空前規模的群眾性的大揭露、大批判大鬥爭的新高潮已經來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擂起戰鼓，吹響衝鋒號，向劉、鄧資產階級黑司令部，向彭、劉反革命政變集團發起新的總攻擊！……絞死彭真！槍斃劉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又比如江青的切齒詛咒："劉少奇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凶惡、最狡猾的階級敵人"；"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他應該千刀割、萬刀割！"

　　第二，從古代的民族、宗教、政治仇殺到"文革"，其社會環境完全為凶殘暴戾所籠蓋無餘，從而形成了巨大而瘋狂的"魔場"。在這個"魔場"中，人們所稟賦的一切善良因素都因受到環境因素的最強抑製而急劇萎縮，相反，野蠻的"集體無意識"因素則因為受到"魔場"的狂熱召喚和劇烈共振而猛烈膨脹和爆發出來。

　　前引費爾巴哈對人性的描述："人有獸性在自己之內，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理性和文明的社會所要實現的，是以其富於人性的外在環境抑製和滌除每個成員稟賦中的獸性；而野蠻和非理性社會所從事、甚至所熱衷的，則是完全相反：它強迫人們埋葬自己心靈中善良的人性，同時從中竭力發掘出原始的獸性，並把它們弘揚開來、匯集到全社會的野蠻之海中。

　　在"文革"中，人們在瘋狂的環境誘導和壓迫下把自己變成魔鬼，其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巴金先生在"文革"後仍然經常夢見自己又變成了魔鬼；蕭乾先生所說在"反右"運動中，善良的人也學會了"張牙舞爪"；楊絳女士所記社會科學院家屬中，不知疲倦地日夜對"牛鬼蛇神"們施虐的"極左大娘"。又比如一位紅衛兵敘述他在四川"大串連"時的經曆：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不是我怎樣挨餓受凍，而是我看到一個女紅衛兵把一支點著的鞭炮塞到一位（被）蒙著雙眼、五花大綁的走資派的耳朵裏。鞭炮響了，走資派摔倒地上，哇哇之亂叫。我曾責問這位女紅衛兵，這樣做是不是太狠了點，她說，這是我們的敵人，這樣做是輕的。

　　一位"文革"經曆者回憶：

　　群眾運動中一些獸性的毀滅狂，很令人震驚。例如，平常學生跟老師是很好的，為什麽突然去打老師；為什麽十幾歲的小女孩拿雙槍，毫不膽怯。我認識一個十幾歲的初中男學生，原來品性很純，他在文革中殺死過七個人，還津津樂道的向旁人講述他的殺人業績。很殘酷，怎麽會有這樣的事？那個時候我覺得恐怖，我不敢回學校，隻有整天躺在床上想：這些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業績到底是怎麽回事？內心的困擾無法擺脫，很多問題直到現在仍然不能明白。

　　這類例子說明罪惡的社會氛圍對人類善良天性的可怕戕害和鏟除。而"文革"時的這種戕害之所以比一切古代史實更加令人發指，就是因為"文革"是將"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以實現這種戕害的"大普及"，所以它也就比古往今來任何個人的殘忍心理變態更具罪惡而巨大的魔力。

　　"文革"時隨處都可以看到，"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處處都有"的瘋狂社會環境如何對無數人們相互仇恨心理和相互虐殺行為給予的最大限度激發：

　　學校裏肅靜不下來，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個同學沒事的時候在窗台上寫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下邊"毛澤東思想"沒寫，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後來，不知誰擦了沒擦幹淨。過兩天不知誰又在後麵寫了"當代最大的修正主義"，結果話就連上了。有個女同學見了大驚小怪地叫：唉呀，你們看，這是反（動）標（語）！那時候人人戰戰兢兢呀，已經動用專政機關啦。結果當天下午就把我們那個同學揪出來啦，反革命啊！……全係一個一個開著批判會，那駐軍呢在上麵喊著：嚴重的階級鬥爭已經深入到我們班裏來，搞階級鬥爭就是要六親不認，馬列主義的實質就不能有任何私情。

　　"文革"中一切具體的暴行，其殘酷性最終都是有限的，而唯有"階級鬥爭處處都有"、"搞階級鬥爭就是要六親不認"這統治著全社會的瘋狂信仰及其所產生的無比強大、無處不在的環境壓力，其殘酷性才是無限的；它惡性膨脹的結果，才是能夠吞噬一切人類之愛的最野蠻、最凶殘的"魔場"，才是無邊無際的罪惡之海。

　　與文明和理性社會對人們之間友愛、理解等善意情感的培育和弘揚正好相反，蠻性社會所從事和熱衷的，是鼓勵人們之間的相互仇恨。而當這種環境強大到抑製一切的時候，人們本性中對快感的追求就隻能以"迫害狂"這種罪惡的形式表現出來。隻能在殘暴和施虐中得到快樂，這本是野蠻時代的文化現象，例如上一節所舉原始人對於異族"愈殺得多愈高興，殺了一個便會剝一個頭皮，鳴一回得意"，這後來也成了中世紀宗教裁判懲罰異端時的心態，例如啟蒙主義者所描述的：

　　慈悲的上帝……判處大多數人永遠受罰，以警戒他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犯規行為。上帝以其不可思議的仁慈強使這些行為繼續到永遠，以便有永遠焚燒犯罪者的歡樂。……有些人甚至認為，上帝本來是不會注定任何人到地獄受苦的，他這樣做是為了使自己的妻子（指教會，按《聖經》：上帝與教會的關係是夫妻的關係--譯者）開心。

　　類似的從野蠻和施虐中得到快樂在"文革"中亦多至無數，例如紅衛兵在"抄家"、"破四舊"、"揪鬥"、打砸搶時的歡呼雀躍、爭先恐後；再如在四川成都市的武鬥中，一派工人抓住了另一派工人之後，"用各種刑法折磨他們，有'噴泉'（打破頭顱，血噴湧而出），還有'風景畫'（用刀亂割受害者的臉）。"又如北京某中學一位"幹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老師被打死後，造反派非逼著校長在陽台上抱著死屍跳舞--他幹脆跳了樓。"更普遍的例子比如在數不勝數的"大批判"中，人們總是把"砸爛"、"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層地獄"等等一切極端殘暴的語言傾瀉在受害者頭上，並由此而使自己得到勝利者的滿足，以致於"大批判"競成了許多人樂此不疲的職業。這類施虐快感的產生仍然源於與原始文化和中世紀宗教文化相似的原因，僅以"大批判"中的筆名和各紅衛兵組織名稱這"文革"中極普通的現象為例，這些名稱不僅常常最強烈地宣泄出對牛鬼蛇神的仇恨，而且也使施虐者由此而體會到自己的神聖、強大和異端者的極端卑弱無助，從而獲得最大的光榮和施虐快感。

　　第三，在上述兩項原因作用下，"文革"對其所信仰神明的"無限崇拜"、"誓死捍衛"同曆史上以捍衛本族神明為目的的種族戰爭和宗教戰爭相類似，有效地複活了人類在原始時代對異族和異神的野蠻仇殺。原始時代人們以異族和異神為魔鬼、為死仇，反過來說，也正因為這種敵視和仇殺是建立在人類社會一種曾經具有根本意義的信仰之上，所以其仇恨程度也就是最為深刻的，而這種仇恨的爆發形式也是最為野蠻殘酷的。又因為這種仇恨在人類曆史中具有最深遠、最神聖的原因，所以即使在很久以後，它也仍然以極崇高的麵目而喚起人們的宗教狂熱，並導致幾千年中始終不斷的種族仇殺和宗教仇殺。例如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都要通過神聖的宗教儀式以使其每一部落成員"不忘血淚仇"（"文革"中亦極其頻繁地舉行憶苦會、批判會等神聖儀式以實現類似的目的）：

　　（宗教儀式中，巫師）必須背誦創世紀，講述與外氏族的戰爭，每次戰爭死多少人，應該履行血族複仇的義務，……涼山彝族在打冤家（王毅注：當地把部落之間的血腥仇殺稱為"打冤家"）前夕，必須請巫師講家支曆史，講與敵對家支的仇恨，巫師邊說邊泣，……聽者也隨聲哭泣，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尤其與"文革"相似的是，由於原始崇拜（以及後世許多繼承了其精神傳統的宗教文化）的極端狹隘性，所以這種野蠻的仇殺不僅流行於異神、異族之間，而且同樣流行於同族同教的不同分支之間。西方的例子比如啟蒙主義者對中世紀基督教世界的描述：

　　寬容是一種有罪的、與僧侶意願相反的思維方式。……各教派永遠和到處都是相互仇恨、迫害和殘殺；我們可以相信：這種情況將繼續到世界末日，如果教會存在到那時的話。

　　我們說，"仇恨、迫害和殘殺"之所以是那時整個社會的"死結"，乃是因為它們是原始文化和中世紀宗教文化極端狹隘性之必然的、永遠源源不斷的產物。類似的冤仇日積、永無寧日在中國的例子，比如舊時長期在彝族中流行的詛咒巫術（當地稱為"撮日"），使同族之間的相互仇恨和恐懼等等陰暗心理不斷蔓延和膨脹：

　　作為"黑巫術"的"撮日"……有很大的迷信力量，一般人相信他會給對方帶來災難，甚至死亡。如果對方進行反咒，也會解除，甚至使咒人者自食其果。所以咒人者雖可以因之解恨，也會怕對方反咒而不安。由於"撮日"是公開的，積冤之家往往立即報複，如此又迫使咒人者采取相應的措施，如此一咒一反，若無中人調解，就會連綿不止，不論何方一旦發生不幸之事，就認為是對方詛咒所致，甚至擴大懷疑麵，涉及他人家。本無對立麵的人家遇有不幸之事，也往往認為有人咒他。這樣連鎖反應，會使整個地區一時都陷入巫術恐怖之中。

　　可見，在原始信仰的基礎上，人類之間的相互仇恨永遠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抑製。

　　這類由於信仰的原始狹隘性而導致不可抑製的同族兄弟相鬩以及全社會間的敵視和恐怖，其在"文革"時重演的最典型例子，莫過於瘋狂席卷全國的"派仗"和"武鬥"。"文革"時派仗和武鬥的蔓延當然有許多直接的政治原因，但是如果從宗教文化的層麵來看，則顯然與全社會信仰心理的極端狹隘性、以及由"無限崇拜"、"誓死捍衛"導致的對異端的極度仇恨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在人類曆史上，一切宗教的狂熱必然導致部族、教派之間的誓不兩立和血腥仇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這一通則的原因也就在於：在原始文化中，信仰的極端狹隘性與人類的相互敵視是一對根本的"伴生基因"，因此人們在繼承"無限崇拜"的宗教狂熱的同時，也就隻能無可選擇地將這種伴生基因原封不動地一並繼承下來。所以原始時代部族戰爭、血親複仇的遺毒在後世的"打冤家"、宗教戰爭、宗教恐怖主義等等從古到今的中外曆史中不斷延續。在對我們民族文化影響更為巨大的的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民間宗教史上，這類例子同樣不勝枚舉，例如東晉"五鬥米教"領袖孫恩造反時"宣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北魏時的劉靈助以道教方術為號召而率幽、瀛、滄、冀數州民眾造反，"從之者夜悉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後來典型的例子，比如明清時代白蓮教一直是被朝廷視為邪惡異端並遭其殘酷鎮壓、極力醜化的民間秘密教派，但是白蓮教內部亦同樣相互分裂、彼此敵視："蘇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後（王）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咒召鬼。兩教相仇"；又如白蓮教的分支之一"羅教"在被正統佛教視為異端和"邪教"的同時，反而又將自己從中發源的白蓮教視為死敵："你行白蓮是邪宗，萬剮淩遲不稱心！"---總之，在蒙昧主義和暴民專政的環境中，一切可能的異己者都必然要受到滅絕性屠殺（"諸村共屠之"）、"萬剮淩遲"等等最殘酷的懲罰。也正是因為這種邏輯的一脈相承，所以直到下距"文革"僅６０年的義和團運動時，民間宗教中的這種黨同伐異和教派分支之間的刻骨仇恨，依然按照上述自古以來的規律而又一次強烈爆發出來。

　　發源於原始文化的極端狹隘性和無比強烈的黨同伐異、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對於異端的極盡殘暴，既然始終是上古以來一切宗教迷狂的基本屬性，那麽，當"無限崇拜"等等狂潮在"文革"中再度席卷天下的時候，尤其當它是與"群眾運動"的空前普及和空前狂熱一同膨脹時，群眾組織之間的尖銳對立和血腥仇殺就是絕對不可避免。由於兩者內在規律的相通，所以"文革"的武鬥和派仗等等血腥仇殺在許多基本的特質上，都幾乎完全是曆史的重演。例如：這種相互敵視和仇殺的盲目性、幼稚性和狂熱性，參加者的崇高感、犧牲欲和嗜血欲，籠罩整個社會的迫害狂，以及它不可遏製的瘋狂性（不論"文革"的領導者怎樣善意而焦灼地反複號召"要文鬥，不要武鬥"；"要團結大多數"；"無產階級革命派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等等。也正因為這種相互敵視和仇殺具有如此久遠和空前廣泛的社會文化基礎，所以它也才完全有能力讓殘酷和野蠻的毒質統治了社會的幾乎每一個角落。

轉自：www.newmind40.com/01_2/wangyi.htm

大興屠殺調查

作者：遇羅文

一、緣起

遇羅克在66年寫的《出身論》裏，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隻有三個月，報紙也隻出了七期，盡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發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裏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凶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麵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係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慘痛的曆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麽難！

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裏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麽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裏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裏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製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 。“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

即使這麽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隻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

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在那裏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裏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麽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麽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

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裏就出現了充滿封建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曆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紅衛兵”們在學校裏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製”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載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麽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製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幹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鹼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杆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複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裏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凶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匯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裏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裏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采訪老韓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裏的大興縣大辛莊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采訪韓玉春老漢。

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莊村四公裏，大辛莊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

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麽，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莊的慘案發生在66年8月31日夜裏，一夜之間殺了一百餘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裏來人製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

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棗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莊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後，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這天。

大辛莊雖然隻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棗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采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莊、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莊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裏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裏最窮的人，在廟裏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裏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麽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

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麽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裏來人製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 月1 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裏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凶手拚命。”

難以想象，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麽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莊“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麽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幹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

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裏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裏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麽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

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鬥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鬥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麽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

老韓不怎麽多說殘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來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慘死在那天晚上。

老韓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隊，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在上中學。她家還有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雖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韓的姑父叫韓宗信，地主出身。他從小離開家，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55年回鄉，有羅榮桓元帥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掛在屋內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兒保護。

“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了槍，把他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釋放。

8月30日，老韓聽說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們全家的死訊。

改革開放以後“落實政策”，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兒一千八百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

償還如此少的錢，難免讓我感到吃驚，韓夫人卻感慨地說：“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

人總愛有因果報應的善良願望。我禁不住脫口而出：“這些作惡的人，沒有得到報應麽？”

老韓說：“有什麽報應？主謀高福興、胡德福也隻是關了幾年就放了，‘九人小組’裏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到處分。死了的人，連家屬都沒剩，誰替他們喊冤？”

韓夫人說：“反正好幾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莊來棗怕給宰了。”可惜，這種報應未必報到了作惡人的身上。

三、來到大辛莊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

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采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的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複，80年辭去書記職務。

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汙染指數是500，空氣質量是汙染程度非常嚴重的5級。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是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是一個挨一個的攤商。盡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裏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麽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還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

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餘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 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製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1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製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係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麵製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麽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麽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製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讚揚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行為，從49年以來就建立了，59、61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可是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層出不窮。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 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裏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殘忍的。

以殺人最多的黎明為例，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裏，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裏，後來人們管那裏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裏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裏外的馬村到底什麽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傳達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 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

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盡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麵8裏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裏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采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麽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鏟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麽樣。

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複了熱鬧。”

從老李那裏知道極少數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

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 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采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

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已經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隻好中斷。

從他和老伴兒那裏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裏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

幸虧經村裏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裏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裏，還算比較年輕的。

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研究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兒反常，明白自己並沒有處決他人的權力。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到市裏谘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裏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隻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麽殺人不對，一定要到大興縣去過問此事。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況且，他們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當初動員會上，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

老劉說，得到了明確的指示，他們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發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麽就幹什麽。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裏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

北臧公社位於大興縣的西部，那裏的屠殺行動要早於大辛莊，從66年8月27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它們分別是：新立村死53人，馬村死34人，六合莊死11人，共計98人。

98年出版的《那個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場：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裏，有正房5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隻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凶器就會伴隨著嗬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70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隻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裏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隻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兩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發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紮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30多歲的小夥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於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後一找，頂棚裏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牆，均未找到。小夥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於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夥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他們說小夥子是自絕於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到井裏往外撈…… ……他們在村內東、南、西、北四方設四個監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另設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8 月27日夜陸續將“壞人”入獄至9月3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麵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

2000年3月20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的108人的敬意。1966年9月1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衝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複強調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麽辦？”和“要求殺絕，不留後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後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麵。

我很關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裏勾出來，身上紮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麵，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

” 他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他說關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他說，67年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鬥，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地組織部查問，均未得到回音。

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致地調查，而且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49年以前就為共產黨做事，解放後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付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主任。49至63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到了63年以後，由於強調了階級鬥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絕對逃脫不了厄運。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54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東安村叫方俊傑，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於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裏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個劫難，可是家裏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裏擺脫出來。55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66年8月27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遊鬥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幹部把村裏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鬥，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紮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遊鬥校長，並沒有想要他的命。

“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凶的動機，不少都出於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個人的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紮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為的是能不還。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占“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凶的人心態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屍首的時候，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於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幹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還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後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於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隻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凶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無奈地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 結束語

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發生在身邊的醜聞，總是難以克製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凶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凶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定；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

最使我困惑的是，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民族嗎？

在采訪的時候，大辛莊方圓幾十裏的農民都說，大辛莊可是個好地方棗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裏是膠泥地，產糧多；那裏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這麽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麽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裏的人怎麽了？

中國人怎麽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的調查，我們會解開這個迷團。

轉自www.bbslan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