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540:國民黨權貴資產一覽

文化人議政、參政，本來是我國自古以來士大夫階層的傳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民主與科學”精神感召下，這一傳統更加發揚光大，而且賦予了現代政治意義。抗日期間，文化人反腐敗鬥爭的事跡很多，本書僅舉出反對孔祥熙為代表的官僚資本的案例。

抗戰爆發後，蔣介石自兼行政院長（相當於國務總理），孔祥熙為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中國銀行總裁，實際主持日常工作。遷都重慶以後，1938年3月國民政府改組戰時機構，孔祥熙被任命為行政院長，仍兼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不久又兼四行聯合辦事處副主席，成為抗戰時期主管大後方財政經濟的首腦。

由於宋美齡的裙帶關係，連蔣介石本人對大姐夫孔祥熙都有點奈何不得。孔祥熙擔任財政部長之後，獨攬中國財政金融大權達11年之久，其間連蔣介石本人都無從確切得知真正的財政運行狀況，孔氏真可謂權傾一時。

為何蔣介石長期重用孔祥熙主管財政？

蔣介石究竟為什麽如此重用並縱容孔祥熙呢？

說來複雜，但總而言之一句話：蔣介石的連襟和親信孔祥熙善於理財、斂財，切實保障了國民黨官僚資本集團的經濟利益。

抗日戰爭初期，敵強我弱，日本侵略者處於戰略攻勢，華北、東南廣大地區相繼淪陷，占戰前國民政府財政總收入90％以上的關稅、鹽稅、統稅和煙酒稅等稅源大部喪失。孔祥熙具有相當聰敏靈活的理財和斂財能力，采取了一係列辦法，促進大後方的工農業生產，基本上保障了戰時軍政與民生供給，加強了金融管製。孔祥熙采取下列主要的財政措施，倒也確實頗有成效：

改進戰時稅製，建立國庫網

雖然征稅地區減少，稅收總額卻每年增加，工商業和民眾的稅負加重。“公庫法”於1939年10月實施後，政府機關的一切收支，均集中於各級公庫，不得各自為政，從而杜絕了一些地方官吏 “虛偽浮濫、中飽漁侵”的積弊。

田賦征實和產品專賣

1941年，原來分屬各省的財政收入，都統一由中央接管。此舉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國庫收入，並采用統收統支等手段，加強了對地方的控製力。

孔祥熙口頭也大談“國計民生兼顧統籌”，實際上隻顧增加國庫收入而不體恤民眾生活，把殺雞取卵的行徑，視為“理財的良策”。打著“抗戰建設兼顧”的旗號，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橫征暴斂，使國家壟斷資本進一步膨脹，剝削“天府之國”的農業和民族工商業，國民政府的財政來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賴擴大通貨（增印法幣）來支撐。豪門國蠹，世人側目。

所謂孔氏家族，就由孔祥熙和宋靄齡夫妻及其子女合夥經營。對抗日期間“宋氏三姐妹”的表現“宋靄齡愛金錢、宋美齡迷美援、宋慶齡親蘇聯”，此話當真不假。宋靄齡確實對金錢有特別的嗜好，她通常含而不露地在幕後密謀操縱，而老公孔祥熙在前台出色表演。婦唱夫隨，極盡巧取豪奪之能事。

孔祥熙對於撈錢這門本領的心得體會是：“趁手中有權的時候趕快弄！”他當上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後，絕不放過機會。孔祥熙夫妻店最精彩的表演莫過於假借“國家專賣政策”，壟斷煙草、食鹽、火柴、食糖四種日常必需品的經營權，實際上從民族資本家手中強行奪取經營權，形成由孔氏家族壟斷的局麵。這就意味著財源滾滾不斷湧入孔氏家族（以及姻親宋子文）的腰包。

他們直接經營的商業機構主要有

孔祥熙家的慶記紗號、強華公司、大元公司、揚子建業公司、長江公司，祥記汽車行、恒義公司、升和公司等；

宋子文家的中國棉業貿易公司、重慶中國國貨公司、西寧興業公司、孚中公司、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統一貿易公司、金山貿易公司、利泰公司等；

至於宋美齡自己隻在中美實業公司有股份；陳立夫果夫兄弟家隻在棉花運銷公司有股份；由上述實際情況看來，孔祥熙和宋子文這兩家私有的企業很多，而陳氏兄弟主要管黨務，私有的企業非常少；蔣介石則迷戀於抓政權、親英美，他本人名下沒有什麽企業。

因此過去所謂“四大家族”主要是宋家（宋子文）和孔家（孔祥熙）這兩家。

此外還有許多官僚資產階級和軍閥權貴派係，茲不一一列舉。

以孔祥熙為代表的國民黨軍政要員損公利己，富得流油；而廣大百姓、一般公務員和教師等生活壓力越來越重。貧富懸殊，即使在國民黨內也有很多人表示不滿，但也實在無可奈何。

【附注1】

孔祥熙主管財政後的措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當時的財政狀況是：東北淪陷後稅收減少，又因加緊“剿共”而軍費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國庫收入約為1500餘萬銀圓，而每月支出則為2200萬銀圓，其中軍費一項為1800萬銀圓，每月赤字達700萬銀圓，依靠發行公債和向江浙財團借貸暫時維持。麵對巨額財政虧空，當時財政部長宋子文和江浙財團都頗為憂慮。10月29日，蔣批準宋子文的辭呈，以孔祥熙繼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並仍兼中央銀行總裁，長達11年之久。

孔祥熙主管財政後，除繼續采用宋子文在任時所使用的增稅、借債等辦法為蔣籌措軍政費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蔣命是從”，全力以赴地擴展國民黨官僚的壟斷資本。而蔣對孔祥熙則寵信有加，曆久不衰。抗戰前夕采取的主要財政措施有：減輕田賦附加，廢除若幹地方上的苛捐雜稅，創辦直接稅，從財政上增加中央政府對各省的控製力；對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進行增資改組，以財政控製金融；實行法幣政策，壟斷金融，操縱國計民生；整理舊債，恢複“債務信譽”，為舉借新債作準備等。

孔祥熙在擔任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總裁後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憑黨國所有的一家中央銀行的實力，是無法擔當起南京政府的“錢袋”這一任務的。當時，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不過4200萬元，較民族資產階級的中國、交通兩行的發行量少得多；以中央銀行2000萬股本而言，其中1000萬元是由財政部撥給的公債券而非現款，存款雖名目上有2億數千萬，但多為國庫轉賬，亦非現金。中央銀行常常因為不能按期撥款，而引起地方軍政首腦的不滿。孔祥熙接任財政部長後，就積極策劃如何增強中央銀行的實力，並把民族資產階級執金融業牛耳的中國、交通兩行吞並過來。1934年5月，孔祥熙把中央銀行的資本由2000萬元增加到一億元，以雄厚實力。其後又經過多方麵的準備，於1935年3月28日向中國銀行發出財政部訓令，並附一張2000萬元的金融公債預約券，作為向該行增加官股的資本，從而掌握了過半數的股權。

在增資改組中、交兩行的同時，孔祥熙還把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改組為中國農民銀行以加強買辦官僚資本集團，達成了對中、中、交、農四行的充分控製。它為南京政府下一步進行幣製改革、統一發行法幣和控製整個金融業，鋪平了道路。

【附注2】

壟斷金融、操縱國計民生

1933年“廢兩改圓”之後，國內的幣製仍是銀本位，銀行發行的鈔票是一種與銀圓等值的兌換券，國內銀價常因國際市場的漲落而影響幣值的穩定；為此，孔祥熙加緊謀劃改革幣製，最後決定以不兌現的“法幣”來取代銀本位幣，以便壟斷金融、操縱國計民生。

1935年南京政府實施法幣政策前夕，國內金融形勢十分嚴峻。巨額的國際收支逆差，和美國政府把白銀列為“美元發行準備”後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收購白銀，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加上日本人在華北和上海將大量白銀搶運出境，使中國的金融形勢更加險惡。國內公眾對紙幣能否繼續兌現已失去信任，從而出現資金外逃和窖藏白銀的情況，上海、南京等地則發生了提存擠兌。

南京當局迫於形勢，於1935年11月3日發布《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製布告》，同日孔祥熙以財政部長身份發表“關於幣製改革的宣言”。布告規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發行之鈔票定為“法幣”，逐漸收回三行以外的鈔票；將白銀收歸國有，限期以法幣收兌；集中保管法幣準備金；法幣匯價由三行無限製地買賣外匯來加以維持。在國際上，改革幣製雖然遭到日本的反對，但孔祥熙等利用英、美在華利益受到日本威脅這一矛盾，以及法幣在與外匯比價上釘住英鎊和美元之後，英、美表示給予實際支持。

幣製改革獲得成功，不僅避免了一場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財政金融危機，它還有利於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和農業生產的恢複；也是其後我國進行八年抗戰，國家財政金融賴以維持的重要支柱之一。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在壟斷了金融、實施“法幣”政策的條件下，才使國家壟斷資本得以加速膨脹。而孔祥熙家族則在借公營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況下，成為全國的豪門首富。

國民黨權貴巨額財產之謎

1949年以前，蔣介石、“四大家族”及國民黨高級官僚掌握了中國主要經濟命脈，他們集權、財於一身，究竟他們的財產是多少，許多研究民國史的學者都在這方麵下了不少工夫。

關於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情況，一向眾說紛紜，論者多謂其有，而且估計其數量較為龐大，並已形成了憑借其資產控製中國經濟與政治的官僚資產階級。

這個說法的由來非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會各界及民間輿論對於國民黨政府官僚的私人財產情況即多有揭露，並有嚴厲的批評。

據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日記所載，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報》曾刊文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係秘密，而就可調查之範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3500萬元，孔祥熙1800萬元，孫科4000萬元，張靜江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雲。

但實情如何，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該校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藏張嘉璈（曾任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總裁）檔案中，發現了一份日本特務機關1939年10月17日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之秘密調查報告，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 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現摘引於下：

蔣介石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809萬美元。下同），

宋美齡3094萬元（377萬美元）

宋子文5230萬元（637萬美元）

孔祥熙5214萬元（635萬美元），

宋靄齡1200萬元（146萬美元），

陳立夫2400萬元（292萬美元），

宋子良550萬元（67萬美元），

張靜江3750萬元（457萬美元），

孫科2832萬元（345萬美元），

張群2750萬元（335萬美元）

何應欽2600萬元（317萬美元）

閻錫山2800萬元（341萬美元），

何鍵2000萬元（244萬美元），

陳濟棠6550萬元（798萬美元）

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匯豐、荷蘭銀行等。列入上項名單的人員，有些是位居國民黨政府最上層的統治人物，如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等；有些是國民黨政府的高級軍政官員，如何應欽、張群、孫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實力派，如閻錫山、何鍵、陳濟棠等；有些是以裙帶關係而享有特權之上層人物，如宋美齡、宋靄齡、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視對國民黨的情報工作，不過因該調查報告尚無其他材料可為佐證，我們一時還無法判斷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有人認為這個“名單”是日本特務機關誇大甚或假造的，情報來源不明，且沒有確鑿的佐證，姑且存疑。但如果證實這個報告調查數字可靠，有所依據的話，則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有大量私產，僅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就相當可觀。以調查當年的1939年為例，中國國內銀行存款總額為法幣605900萬元（不包括淪陷區），政府預算收入為法幣74000萬元，外匯儲備為25000萬美元（1937年）。

上述18人的存款總額為法幣56785萬元（6918萬美元），約相當於國內存款總額的9%，相當於政府預算收入的77%，相當於外匯儲備的28%。用“富可敵國”形容恐不為過。這還僅僅是他們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數，在其他城市和中國以外的外國銀行和華資各銀行中，他們有無存款？如果有，想來也不會是小數目。

第二，過去一般認為，在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財產，而蔣與陳氏兄弟的私人財產則未必很多。但據該調查，不僅陳立夫有不少存款，蔣介石的存款數更是位居榜首。

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婦的存款總數為9733萬元（1186萬美元），約占當年國內存款總額的1.6%，政府預算收入的13%。外匯儲備的4.7%，高居於上述國民黨政府官員私人存款額之首。蔣、宋、孔、陳四家合計存款總數為23777萬元（2896萬美元），約占當年國內存款總額的3.9%，政府預算收入的32%，外匯儲備的12%。他們不僅控製著國民黨的軍政大權，在財產上也不遑讓人，“四大家族”之說，實非捕風捉影。

第三，按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薪俸標準，他們顯然不可能憑工資積聚如此巨額的財產。

根據1933年9月23日公布的《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長及其以上官員）每月薪金為800銀圓，當時的銀圓與幣製改革後的法幣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數，也相當於一個特任級官員573年的薪金；更遑論他人。從1927年國民黨上台至1939年不過短短12年時間，其高級官員居然能夠有如此巨大數額的私人存款，隻能是從非薪金收入渠道而來。一般情況下，這些渠道無非兩條：合法與非法。

如果這些財產來源合法（如經營所得或繼承祖產），外人無可置論。但即便如此，作為政府高級官員，在經營中有無特權，有無下級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對上“報效”，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何況，在當時民眾普遍收入水準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況下，政府官員如此“富裕”，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十分正常的。如果這些財產來源非法，則必與貪汙腐敗相聯係，更兼上行下效，貪汙腐敗之風在國民黨內迅速蔓延，至抗戰勝利後更一發而不可收。國民黨統治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由盛而衰，最終失敗，於此調查或已可窺見其重要原因。

第四，從上述調查所列官員的存款數，可以推論國民黨其他官員的存款亦不在少數。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不少高級官員流亡海外當寓公，在沒有薪金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其生活，或從此調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調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後之繼續研究，但它至少給了研究者們若幹具體數據，可以多少建立一種參照，以使我們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問題不至於完全憑印象或感覺行事。隨著民國史研究的日漸深入，這個問題或終可找到答案。如諺語所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曆史的暗角終會揭開，曆史之謎終會大白。

馬寅初指責國民黨軍政要員“大發國難財”

在國民參政會內，敢於諍言的代表人物有馬寅初、傅斯年、何廉、蕭公權、吳景超、潘光旦、蔣廷黻、翁文灝、張奚若、羅隆基、周炳琳、錢端升等，他們是“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而力主公道的報刊有《大公報》、《文匯報》、《新華日報》、《新民報》、《世紀評論》及重慶《世界日報》和昆明《朝報》等。

經濟學家馬寅初在抗戰爆發前就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兼經濟與財政委員會的委員長。抗戰初期，他以專家身份考察戰時經濟，對國民黨軍政要員大發國難財極為不滿，他將這種情況概括為“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1938年，馬寅初有針對性地提出征收“戰時財產稅”。他說：“政府對發國難財者應從速開辦臨時財產稅，先從大官之中發國難財者入手，令其將用政治勢力所獲得的不義之財全部提出，貢獻於國家，以為其餘發國難財者戒。”這個矛頭直接指向財政部長孔祥熙。

於是就有人奉命前來勸說馬寅初，說可以把重慶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讓他居住；若想購買黃金，隻要他提個數字，可以立即照辦；若要去美國考察，不論長住或短期都行，經費不成問題。馬寅初心裏明白，遂發表“嚴正聲明”：

（1）在此國難當頭，我絕不離開重慶去美國考察；（2）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說話的自由，國民黨政府的立法院沒有多大意思，我絕不去北碚居住，並要逐漸同立法院脫離關係；（3）不搞投機生意，不買一兩黃金，一元美鈔。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讓我說話，這辦不到！

馬寅初1938年於重慶

馬寅初當時為中央大學經濟係主任，兼重慶大學經濟學教授和商學院院長。在高校任職，馬寅初有了抨擊國民黨的更大平台。後來孔祥熙通過馬寅初的友人傳話說，要任命馬寅初為財政部次長。馬寅初一口拒絕：“不做官，不當議員！”利誘不成，有人給馬寅初寄來子彈，但馬寅初仍未退縮，絲毫不為所動。

蔣介石囑咐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陪同馬寅初來見他，蔣對葉元龍說：“我要當麵同他談談，他是長輩，又是同鄉，總要以大局為重！”葉怕碰釘子，就讓侄子去向馬寅初轉達這個消息，可馬寅初回答說：“叫校長陪著我去見他，不去！讓憲兵來陪我吧！”又說：“文職人員不去拜見軍事長官。沒有這個必要！見了麵就要吵嘴，犯不著！再說，從前我給他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應當來看老師，哪有老師去看學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話說，叫他來看我！”

蔣介石雖生氣，也隻好給自己找台階下，對葉元龍說：“我是想同他談談經濟問題。你回去告訴他，以後有時間，隨時可以來找我。”但馬寅初始終不去見蔣介石。（又傳聞此時蔣介石提出三個職務任他挑選：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長、全國禁煙總監。此說未見過硬的證據，不確切。錄此備考。）

國民政府不得不接受了馬寅初的合理建議，（也是出於增加國庫收入的利害關係），對於高收入者增辟稅源，在1938年 1939年先後開征了“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遺產稅”、“財產租賃所得稅”和“財產出賣所得稅”等。

馬寅初又多次在公開演講中要求將孔祥熙、宋子文撤職。1940年他給陸軍大學將官班講抗戰財政問題，他說：“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存亡的嚴重關頭，全國上下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國難。但是現在不是這樣，現在是 下等人 出力， 中等人 出錢， 上等人 則既不出錢，又不出力，囤積居奇，發國難財。還有一種 上上等人 依靠權勢，利用國家經濟機密從事外匯投機，大發超級國難財。”他指名道姓地點出 “這種豬狗不如的 上上等人 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必須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職，把他們不義的家財拿出來充作抗戰經費。”

他的演講，大受歡迎。但孔祥熙的權勢畢竟炙手可熱，豈能放過他。1940年12月初，孔祥熙要求蔣處置馬寅初。蔣給衛戍司令下達手諭，12月6日將馬寅初押解到貴州息烽，美其名曰“休養”。蔣如此目的，無非是想借此嚇阻煽動社會對孔祥熙的不滿情緒，當然也是應付孔祥熙。

師生祝壽為救院長

馬寅初被軟禁後，1941年3月，重慶大學商學院師生以慶祝馬寅初六十壽辰為名，掀起了著名的“祝壽運動”，抗議當局對馬寅初的迫害。

在用教室布置而成的祝壽大會壽堂，正麵高懸“明師永壽”的大壽幛，四壁滿掛各方致送的壽聯，其中有一副是董必武、周恩來、鄧穎超聯名書贈的“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做伴，支床有龜”。這副賀聯由董必武親筆撰寫，上聯讚馬老桃李滿天下，又指出壽堂裏缺了老壽星，下聯頌馬老情操高潔，用“有龜”的諧音希望馬老早日歸來。一語雙關的賀聯在獨缺壽星的祝壽會上，引起轟動。

就在這次祝壽會上，師生們通過了修建寅初亭的倡議，來賓們紛紛捐款。為擴大“寅初亭”的影響，商學院李新邦同學自告奮勇請馮玉祥先生題寫了匾額。在國民黨當局的幹擾下，同學們在校外先把草亭的架子做好，然後運進校園拚裝。一夜之間，寅初亭就修建了起來，之後同學們還自發看守、保護寅初亭。1942年8月，國民黨當局終於迫於壓力釋放了馬寅初。

馬寅初仍然將抨擊的矛頭直接對準了“一個握財政之樞紐，一個執金融之牛耳 ”的兩大貪官身上。強硬態度始終如一：“蔣介石若想做民族英雄，必須做到四個字： 大義滅親 懲辦孔祥熙、宋子文，否則他隻能算是一個 家族英雄 ！”（ 參看楊建業《馬寅初傳》第63頁；鄧加榮《我國經濟學泰鬥 馬寅初》第108頁）。

傅斯年堅持彈劾孔祥熙

1938年傅斯年已經整理了孔祥熙違法亂紀的人證、物證，寫信給蔣介石，認為孔“身兼多職皆不能勝任”，要求罷免孔祥熙（據嶽玉璽《國民參政會期間的兩件事》一文抄錄的兩封致蔣介石的信）。但信到蔣介石那裏，都被擱置。傅斯年在兩年後的1940年8月14日給胡適的信中，提起“先生去年來信，以為我怪先生前年勸我不攻孔之電”，可見1938年胡適曾在電話勸他不要攻孔。

1940年夏，物價飛漲，怨聲載道。眾所周知，隻有懲辦囤積居奇者才足以平抑物價。蔣介石親自下令緝捕，陪都重慶的囤戶最多，然而緝捕之後總是被孔祥熙保釋，“聞者無不歎氣”。在行政院會上，秘書長陳儀向孔祥熙當場拍桌子。但大多數人隻能背後議論。

1940年，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曆數孔祥熙的腐敗行為，接著寫道：“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思無愧於前賢典型，大難不在後來在參政會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鱗也。若說有無效力，誠然可慚，然絕非無影響，去年幾幹掉了，因南寧一役而停頓耳，故維持之者實倭寇也。至少可以說，他以前是個taboo（禁忌），無人敢指名，今則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觸物耳。士人之節，在中國以此維綱常者也。”（參看《胡適來往書信選》）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日趨重要，羅斯福總統連任美國總統，他從反法西斯戰爭全局考慮，為了加強中國抗戰的實力，牽製更多的日寇精銳，減少太平洋美軍的壓力，決定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的巨額借款（按當時的官方匯率折算，合100億元法幣。如以黑市匯率折算就更高了）。這不僅是最多一次對華援助，甚至超過曆次對華借款的總和。對於困坐愁城的蔣介石來說，不啻喜從天降，當即交付孔祥熙策劃。孔祥熙找財政部、中央銀行和四聯總處的負責人，擬訂運用方案，決定以3億美元購買黃金存入花旗銀行，1億美元為美金公債券的準備金，1億美元為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的準備金，規定20元法幣購買1美元儲蓄券，預約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元。儲蓄券和公債券都按照商匯牌價用法幣購買，即法幣20元折合美金1元。

1942年第一季度，美金債券正式發行。當時的國人對美金公債和儲蓄券認識不足，且民眾囊空如洗，心有餘而力不足，買者寥寥。國民政府不得不用配額推銷的辦法，強製向各省攤派，如此一級壓一級，仍是落到百姓手裏，攤買到美金債券的人出於無奈，多願折本脫手，因此美元黑市價格一度由官價20元降到17元左右。

起初這“美金儲蓄券”發行並不順利，但後來行情迅速看好，黑市價已漲到5.5倍 110元法幣兌1美元。在這關頭，作為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的孔祥熙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儲蓄券，由他的部屬利用職權將尚未售出的350萬美元儲蓄券按原價購進，歸入他的私囊；還有799.5萬美元的儲蓄券則由中央銀行其他人員購進私分。

後來，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經飛漲到國幣250元，而國庫局的同人卻可仍以20元的低價購得；其市價達幾億國幣。

這一筆天文數字的巨款就成為孔祥熙等少數貪官汙吏的囊中財富。

（注：關於孔祥熙“美金儲蓄券”舞弊貪汙的總金額，尚未查核到準確資料，估計數字不一，有說3390萬元，有說5000萬元，待考。）

傅斯年教授抓住行政院長孔祥熙貪汙的劣跡窮追不舍，在參政會發言予以抨擊。會後，蔣介石親自出麵宴請傅斯年，席間問：“傅先生信任我嗎？”傅斯年說：“信任。”蔣介石立即回應：“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回答：“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參看屈萬裏《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

“倒孔”運動經久不息

1942年見到過孔祥熙的舒蕪回憶，此人“是地道的老式山西票號商人的味道，胖得一身滾圓，藍緞袍子，套件小坎肩。”有一次，行政院長孔祥熙到中央政治學校，向全體員工講話，內容涉及當時社會上呼聲正高的“公務員要求加薪”問題。孔祥熙無法回避這個現實。但聽他厭煩地回答：“加薪、加薪，加什麽薪呢？！”接著就從口袋裏掏出一張5塊錢的法幣，在大家麵前晃了晃說：“你們看看，我口袋裏這張5 塊法幣，擺了好幾個禮拜了，也沒有用它。真不明白，你們要加那麽多薪，有什麽用？！”（1942年 1944年舒蕪和路翎等在“中央政校”當助教，親耳聽見他就這麽說的。）達官貴人孔祥熙，當然幾個星期也花不掉那5塊錢了。南溫泉那麽大一個孔公館，大片樹林、大片建築金碧輝煌，占據風景最好的地段；家裏侍候他的男仆女傭數不清 他怎麽要花那5塊錢呢？

孔二小姐和飛機洋狗事件

企業家陳調甫回憶，那時要見孔祥熙，都要經過兼秘書的孔二小姐，須送厚禮。

這個“孔二小姐”是個什麽形象呢？

舒蕪說：“最有花邊新聞的，是孔祥熙的寶貝女兒孔二小姐，那完全是個橫行霸道的人物。我（舒蕪）也曾經在南溫泉街上碰到過她 男裝、男式禮帽、金絲墨鏡，嘴上叼支雪茄煙，腰間配支盒子槍，手裏握根馬鞭。屁股後邊跟著一群凶神惡煞般的衛士。冷不防從一個高坡下來，一副刁蠻無忌的模樣，路邊的行人見了直躲。平常在南溫泉街頭，製服上標有 孔衛 二字的家夥時而出現，大家對這些走狗避得遠遠的，很少有人敢惹他們！”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但這並不影響孔祥熙的二小姐每星期都要從重慶乘飛機去香港燙一次頭發。孔二小姐喜歡晚間散步，有一次恰遇一個教授也去散步，由於天黑，教授手中還打著手電筒，手電光無意間照到了孔二小姐的臉上。孔二小姐十分動怒，衝上去打了這個教授一個耳光，說這個教授“調戲良家婦女”。

那時在大後方的街頭巷尾，流傳著很多關於“孔二小姐（孔令偉）”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飛機洋狗事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對日宣戰，日寇進逼香港。滯留香港孤島的不少文化人民主人士如西南聯大教授陳寅恪以及何香凝、茅盾、鄒韜奮、柳亞子等，無法及時撤離。重慶政府派專機去香港搶救那裏的一批元老。飛機返航時，文化人及民主人士的家眷們接到通知都前往機場迎接。誰知機艙一打開，卻走出了孔二小姐（孔令偉）帶著她的寵物洋狗。原來孔祥熙等達官貴人壟斷中央航空公司的班機，專事搶運私家財物，甚至連孔家的洋狗也占了飛機的座艙！

12月22日王芸生在《大公報》發表《擁護修明政治案》一文，披露了“飛機洋狗事件”，國人長歎、輿論大嘩。12月24日昆明《朝報》以醒目標題《從修明政治談到飛機運洋狗》介紹了王芸生的文章。由此引發一場“倒孔”運動。

1941年12月底，吳晗教授在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通史》課上，將孔祥熙同南宋的投降派“蟋蟀宰相”賈似道相比，稱孔祥熙為“飛狗院長”。同學們格外憤慨，寫了《孔祥熙用飛機運洋狗的經過》、《鏟除孔賊祥熙》、《重燃五四烈火》以及《告國民黨員書》、《告三青團員書》等文，抄成壁報，大書一個“喊”字作為報頭，次日清晨貼到新校舍牆上。同學們看後，紛紛以某年級或某宿舍的名義貼出“擁護”、“響應”的告示。26名有正義感的三青團員，聯名發表了《討孔宣言》。

1942年1月6日午飯後，西南聯大土木係同學在白色床單上畫了“孔祥熙的肥頭大耳鑽在錢孔裏”的大幅漫畫，懸掛在昆華宿舍樓，聚集了幾百個學生自發組織遊行示威。舉著這幅漫畫，高喊“打倒孔祥熙！”“打倒貪官汙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走上了昆明街頭。途中陸續有雲南大學、中法大學、英語專校及一些中學的學生加入，遊行隊伍擴展到兩三千人，經過省政府門前，雲南當局未加幹預。

此後，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等兄弟院校都起來響應、熱烈聲援，震動了大後方。

“你不艱苦”、“我們不要你的慰問！”

1943年11月1日，孔祥熙兼財政部長十周年，財政部在重慶廣播大廈舉行盛大的慶祝會。而《大公報》王芸生則以“民間報紙發言人”的身份議政，揭露國民黨官員的營私舞弊，他向發國難財者發出請求：“放手吧！饒了國家吧！”他更借助《大公報》的影響發動了“愛恨悔”運動，以望最終實現“神奸巨孽必除，貪官汙吏必滅，奸商必戕，懦夫必有立誌”的目標。（引自王芸生《提供一個行為基準》，載《大公報》1943年11月7日。）

潘光旦是家譜學的權威，孔祥熙曾經托人到他那裏說情，請他證明自己是孔子的後代。潘光旦一口回絕：“山西沒有一家是孔仲尼後人。”弄得來人十分尷尬。

1944年3月，行政院長孔祥熙來到昆明，給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的同學們講話。講到“今天我們大家的生活都很艱苦”時，同學們立即齊聲高呼：“你不艱苦！”接著會場發出一片噓聲，弄得腰纏萬貫的“肥頭大耳”狼狽不堪。孔祥熙表示對大學生們生活困難十分同情，將請求中央政府給予關懷。4月，果然政府撥款40萬元法幣，作為給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的救濟金。

大學生們經過熱烈討論，議決把這筆錢全部捐獻給難民同胞。

孔二小姐代表“長官爸爸”孔祥熙向西南聯大從軍的學生贈送慰問品時，東西被扔在地上，學生齊聲高呼：“我們不要你的慰問！”（引自《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48頁）

孔祥熙最終怎樣下台？

1944年 5月，中國西南實業協會，遷川工廠聯合會、中國全國工業協會等五個工業團體共同擬就《解決當前政治經濟問題方案建議書》，送交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其後，黃炎培等30人發表《民主與勝利獻言》，要求國民黨改弦更張，實行民主政策。抗戰7周年紀念日，各地學生曾紛紛集會，揭露國民黨的腐敗統治，要求改良政治。國民黨內與孔家爭權、爭利、爭寵的各派係也趁機而動，對孔祥熙予以抨擊。隻不過由於蔣介石的庇護和壓製，孔祥熙家貪汙蠹國的醜行一直未受到徹查和懲處。

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會議赴美，以轉移公眾不滿的視線。孔祥熙抵美國後除參加會議外，並以中國政府主席蔣中正私人全權代表身份，向美國政府要求援助，交涉解決美軍在華費用的墊款問題。會談中，因在所墊付法幣折合美元比價問題上和美方意見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對。

孔祥熙去美國的時候，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大潰敗，西南又有大片國土被日本侵略軍占領，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巨大損失，使中外震驚、輿論嘩然。

美國政府曾向蔣介石提出強硬要求：由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來全權指揮中國戰區的作戰部隊，以改善軍事局勢，此議經蔣介石、孔祥熙等軟拖硬抗而頂了回去。其後美國總統羅斯福又通過宋子文轉達提議，要求中國政府更換已成眾矢之的軍政部長和財政部長。

1944年11月，蔣介石隻好發布命令：以陳誠接替軍政部長何應欽、俞鴻鈞接替財政部長孔祥熙。

孔祥熙自1933年擔任財政部長到去職，在任長達11年之久，可見受蔣寵信之專。

當年發生的國庫局鯨吞美金公債案，無疑是孔祥熙夫婦貪汙弄權的頂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國民黨內如傅斯年等人不依不饒，繼續窮追猛打。蔣介石也被卷入這事件，甚至到了多日失眠的地步。

1945年春，國庫局幾個知情人正式向國民政府檢舉孔祥熙、呂鹹等人鯨吞美金公債、舞弊貪汙。3月19日，蔣介石日記雲：“研究中央銀行舞弊案。”孔祥熙仗著自己和蔣介石的私人關係，百般抵賴鯨吞美金公債的舞弊貪汙行為，死不認賬。蔣介石聽後深為痛憤。日記雲：“更覺此人之貪劣不可救藥，因之未能午睡。”

孔祥熙辭去財長職後，滯留在美國半年餘，於1945年正式辭去行政院副院長，7月離美返國。7月24日，蔣介石發布命令，準予孔祥熙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一職。孔祥熙同月辭去四聯總處副主席職務，10月辭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職務，至此僅保留了中國銀行董事長的職務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頭銜

《中國權貴十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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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權貴家族更加與時俱進，更加明目張膽，更加肆無忌憚，他們全麵出擊，佔據各行各業，以更加瘋狂的手段掠奪所有資源……本書所列出的中國十大權貴家族，依靠“與生俱來”的權力資本，以資本運作為主，在資產拍賣、企業兼併、募集資金等令人眼花繚亂的騰轉挪移中，巧取豪奪，成為中國權貴階層的金字塔尖。
書名拚音：Zhongguo Shi Da Quangui Jiazu
作者：馬開齡
出版社：明鏡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12
書號ISBN：978-1-935981-09-1
定價：US$27.00 （包含郵雜費）



內容提要

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有目共睹，但更有目共睹的是，每個時代，中國都出現了屬於這個時代、又具有中國特色的權貴家族。

八十年代，鄧家子女全家經商，倒賣批文，四處圈地，壟斷資源，成為中國權貴家族的代表。緊隨其後是王震家族和榮毅仁家族，以國家的名義通過中信集團套取紅色資本。

九十年代，以李鵬家族和江澤民家族為代表新一代權貴家族，迅速崛起，搶佔能源和電信市場，李家成為控製中國電力係統的“老大”，江家變成中國電信領域的“大王”。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新權貴家族更加與時俱進，更加明目張膽，更加肆無忌憚，他們全麵出擊，佔據各行各業，以更加瘋狂的手段掠奪所有資源——

溫家寶家族，夫人是“珠寶女王”，兒子是私募基金的幕後大亨，弟弟早已佔領新能源市場，溫家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國權貴家族首富。曾慶紅家族，兒子大手筆霸佔國企，在海外一擲千金，弟弟操控中國文化產業，在財富和美女間周旋。

還有把持中國金融投資的朱鎔基家族；兩個兒子都投身私募基金的李瑞環家族；還有胡錦濤的兒子棄商從政火箭般升遷；姐姐是房地產大亨，姐夫是電信大亨的習近平家族；兒子和夫人都是幕後資本高手的俞正聲家族……

本書所列出的中國十大權貴家族，依靠“與生俱來”的權力資本，以資本運作為主，在資產拍賣、企業兼併、募集資金等令人眼花繚亂的騰轉挪移中，巧取豪奪，成為中國權貴階層的金字塔尖。


溫家寶家族

為何能在短短幾年變成中國首富

曾慶紅家族

曾偉與央視美女主播

李鵬家族

中紀委較勁，李家明贏暗輸

王震家族

華麗變身的背後是官場商界通吃

江澤民家族

“我父親是我父親，我是我”

朱鎔基家族　

他像父親一樣頑固的自信

李瑞環家族

沒有李振福，諾華中國不會這麽牛　

胡錦濤家族

胡海峰捲入醜聞“相當無辜”？

習近平家族

母親說：你是我們全家的光榮

俞正聲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