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初，在洛杉磯的西木區，一代文學女奇才張愛玲在公寓中孤然離去，身邊沒有親友，沒有熟人，甚至連一個生人也沒有。好幾天後，公寓管理員覺得不對勁，這才發現……
張愛玲死後比生前顯赫得多，一時間，傳記、悼文、特寫、回憶錄，溢美之詞充斥中文文壇。奇怪的是，人們隻津津樂道地大談她與“文人”胡蘭成的一段中土姻緣，卻沒有人提及她在美國的另一段洋姻緣。而後一段比前一段要感人，要真情得多。與張愛玲有多年通信關係的美國華人作家司馬新，最近著書披露了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1955年秋天，張愛玲從香港移民美國，就在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說《秧歌》在美出版。年少便成名，一向才高心也高的張愛玲，立誌在英文的文學天空中翱翔。
第二年三月間，她得到著名的麥道偉文藝營的讚助，便去到那裏，專事文學寫作，爭取出版第二部英文小說。
麥道偉文藝營建於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愛德華·麥道偉的遺孀瑪琳·麥道偉所創立。它坐落在新罕布什爾州的群山密林之中，占地420英畝，是由40多棟大小房舍、別墅、工作室、圖書館等構成的建築群，可謂世外桃源。文藝營的設想是，讚助有才華的文學家和藝術家，暫時擺脫世俗的幹擾，在一種寧靜的環境下專門從事創作。在這個美國作家薈萃之地，她邂逅了美國白人作家甫德南·賴雅(Ferdinand Reyher)。
賴雅原是德國移民後裔，年輕時就顯露了耀眼的文學才華，他個性豐富多彩，知識包羅萬象，談吐才氣橫溢，處事豪放灑脫。結過一次婚，有一個女兒。但生性奔放自由的他，很不適應婚姻的束縛，便與女權主義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約。在這以後的歲月裏，他也結交過不少動人的女友，但她們中沒有一個願意也沒有本事與這個男人共結連理，直到他65歲遇到張愛玲。
賴雅由於社會理念和好動的個性使然，再加上生活壓力造成的注意力分散，並未將自己文學的才華施展到登峰造極，也就是說並沒有寫出使自己不朽的作品。
賴雅在30多歲時，衣著入時，風度翩翩，一副帥哥才子的派頭。然而，到了40多歲時，人們一看他，就像一個資產階級的對頭，因為那時的他，變成了一個熱情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並沒有加入共產黨。賴雅本來就疾惡如仇，對被壓迫的人們總懷著一種出於自然的同情心，總替美國的勞工和普通民眾考慮，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一切，當然會與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部分不謀而合。這也正說明了為什麽在他的作品中，常常都是以社會小人物和他們的遭遇為主。過了天命之年，尤其是過了花甲之年的賴雅，在各方麵甚至包括身體似乎都走了下坡路，文學無大建樹、經濟狀況拮據、摔斷了腿並數度中風。為了重振文學雄風，他來到麥道偉文藝營，也正是在這裏，一個中國奇才女子闖入了他的晚年生活，使他真正感到從未遇過的愛的力量，她就是張愛玲。
在優雅浪漫的環境和心境中，也許某一種奇特的感應，36歲的張愛玲與65歲的賴雅產生了忘年之戀，後者的女兒與前者年齡相當，也就是說一個可以當另一個的女兒。
張愛玲現在已經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她真實的晚年卻鮮為人知。她完全封閉自己，孤獨地度過了二十多年的幽居生活。最終一人仙逝於公寓，骨灰飄灑於太平洋。本書作者周芬伶是研究張愛玲的專家，她的《哀與傷----張愛玲評傳》(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為我們了解張愛玲的後半生提供了一把鑰匙。
賴雅日記折射出張愛玲的婚姻生活
一個崇尚社會主義、自由與友情的男作家，為了她變成了居家型的男人。一個因男人封鎖了心門的女作家，為了他勇敢地追求婚姻與愛情，婚後她冠以夫姓，至死無改。
也許有人以為賴雅是張愛玲寫作上的絆腳石，或者他們的婚姻隻是出於現實的結合。然而在感情上，她完全是憑直覺，甚至與現實的考量完全不合。譬如賴雅的年齡與健康，都是她將背負的重擔，她卻甘願往火坑裏跳。
從賴雅的日記看，他們的婚姻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鄉居生活，是小夫妻甜蜜的初婚生活。賴雅的筆調輕鬆恬美，他詳細地記載每個月的生活收支及朋友信件的往來，他稱張愛玲為E，記載下夫妻的生活情趣，如親密的談話，到波士頓去玩，看電影上館子，還有張愛玲寫作上的不順遂，以及自己的幾次中風。他們那時經濟上的來源是《秧歌》的電視劇版權及張愛玲母親留下的古董，大抵來說是溫馨甜蜜的。
第二階段，他們在寫作上更為積極，張愛玲接了許多翻譯及電影劇本的工作，賴雅也租了一個辦公室寫小說《克裏絲汀》和戲劇劇本。也許由於氣候溫和，兩人較少病痛，生活也較多采多姿。張愛玲還交了一個美國朋友愛麗絲，兩人常一起散步互訴心事，張愛玲還告訴她第一個丈夫很懂得欣賞她的寫作及設計服裝的才華，可惜傷透了她的心，那讓她關上心門許久。
這一時期她入了美國籍，膽子變大了，從1959年就開始打聽到香港的機票。賴雅此階段的記錄較為詳細，有頗多對創作者生活的見解，認為作家不應遠離人群，與世隔絕，遂不打算再過文藝營生活。
第三階段是張愛玲離開美國的5個月，那給他們的身心打擊頗巨，之後兩個人輪流生病，直至賴雅癱瘓，花光了所有積蓄。張愛玲不得不丟下賴雅，應征邁阿密大學的駐校作家。賴雅的日記越記越簡略，也越悲觀，直至他倒下去為止。
第一階段:初婚生活
1958年
2月26日
睡得好，節日，巴哈。霏斯的一封好信給我們的。修理兩個古董書桌的抽屜拉軌，然後搬到我房間。修理，覺得自己好像補鍋的人。暖和了，什麽都不想做。才過一會兒，就像有兩個魔咒在我身上，睡了，早些上床。
2月28日
關了烤箱的火。火速派了一個髒兮兮的男人去修，換了一下地下室的保險絲。家長日，一個人。愛玲跟我在下個不停的暴風雪中去找他們，麵包店、雜貨店、圖書館，還有外國資產。經過同意，進口她媽媽的中國凳子。真是很好相處的人。漢堡晚餐。11點以後上床。280美元，是給我的，從英國寄來的。
9月1日星期二
睡得好冷。單人毯子夠兩人蓋，一個人睡的話會冷。9點前把愛玲換到臥室。看來不錯，聲音清楚。溫吞的老咖啡、核果、牛奶加麥片。愛玲起床了，活過來了，幾近快樂。這個月有好的開始。開了張房租支票，再見了房租。氣候溫和舒適，帶點涼意。
6點前10分，背痛得讓我皺眉。買日用品，回家，愛玲不在，走了。又在家，要寄信給哈特福基金會，又忘了。我忘了愛玲，沒有信心。忘了我已試過了，換了衣服，休息，我們兩個，愛玲，湯，我，麥片和咖啡，和愛玲在食物上下了點功夫。多半她喜歡我的小改變和小小嗜好……愛玲幫我搓揉後背，帶著對父親的仰慕，真舒服。上床睡覺，她過會兒也睡了，今晚還是暖和。
結婚初期他們的家是自己油漆，家具大多來自二手市場。賴雅修理壞掉的家具，形容自己像個補鍋的人，這對以前的他是不可思議的。張愛玲的難民情結太嚴重，兩人的生活水準降到最低。
日記中提到張愛玲的母親送給賴雅280美元的“紅包”，這種豪舉，母女倆很相似，黃逸梵不僅是學校迷，還是媒人迷。她自己婚姻不好，專愛給人做媒，為甥女找的女婿，個個大有來頭，給自己找的男朋友，看起來是沒錢，給張愛玲找的更是別提了。但她的母親很特別，還是疼這樣的女婿。母女一個樣，硬骨頭，隻要愛情不要錢。
黃逸梵留給張愛玲不少遺物，除了裝滿古董的大箱子，還有一些家具，可能也有一點錢。這為他們頭兩年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保障，日記上記載賣古董的錢最多一筆是620美元。賴雅對這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女人十分好奇，當箱子被打開時，整個房子充滿悲傷的氣息。賴雅覺得那女士去世後，悲傷仍徘徊不去，尤其是她的照片，嘴唇那樣富於生命力，仿佛還活著一般，賴雅說:“那照片就像一部小說。”
母親去世後，張愛玲傷心地生了場大病，一直到兩個月後才有勇氣整理母親的遺物。
第二階段現世安穩
1961年
1月30日
7點起床，一大壺咖啡，看書，9點後出門，天空灰灰的，氣溫保持幾近完美的狀態。9點20分準備躲起來寫東西，12點出門。
6點到家，8點以後，肉、馬鈴薯、青豆、咖啡，愛玲穿好衣服出門散步去。
長期居住在紐約可以宣告愛玲的成就，這就是她最後的願望，對她來說是中國人的文明病。
愛玲按摩我的腳，我的腳需要看醫生。祝你新年快樂，媽。
2月5日星期三
12點30分出門，回家，吵醒愛玲，多煮些咖啡，吃個小午餐，衝個澡。到Kress買意大利麵食，點了培根，晚上有約。希拉蕊報道了愛玲的《秧歌》。
2點35分躲起來，寫KR花了兩小時，看報直到愛玲從眼科醫院回來。雨中出門，回家，用了茶和蛋糕，愛玲準備好了，一起出門看中國新年遊行，6點45分。
上上下下的人潮擁擠，不管毛毛細雨，好不容易占了個好位置靠近Sacramento，剛好遊行隊伍走近了。剛開始很好，有美國軍人、水手、海軍、海防部隊，還有船，一起遊行，很有精神。不過有一些脫離隊伍演出的團體，整體看來變得有點不夠完整。
非常大膽地扭曲了中國傳統，小孩隊伍、紅包、長長的黑龍跟在後麵，我就是不相信龍這回事的一個人。終於在熱鬧中結束了。我們順著商業街往下走到Kerney，再到Portsmouth，遊行又開始了，吹奏聲、喇叭聲，中國笑話式微了。
肩膀緊縮了，擠在一個可以看到的地點，觀賞夏威夷舞蹈、日本舞蹈和中國魔術，不同時代的中國影子，我終於可以把我的腳抬起來了。
愛玲跟我離開了，一路走回家，我還很訝異才11點呢。原本以為會到1點甚至2點，麥片是我要的，愛玲累壞了，恭－喜－發－財！
賴雅的日記字體本就不易辨認，再加上影印得不清晰，連美國人也看不清楚。這份工作連累了好幾個人，但讀者還是可以從日記中知道，這兩個創作者的婚姻生活充滿情趣和對未來的夢想，雖然賴雅對張愛玲執意定居紐約的想法有些不以為然，但他還是極力地支持她、配合她。張愛玲也盡量體貼溫柔地對待賴雅。賴雅重拾野心，想完成自己的作品，不複結婚初期隻是從旁協助的狀態，他常把一個人在外的時間稱為躲起來，好讓張愛玲可以安心工作和睡覺。除了腳和背有問題，賴雅在西岸身體比在東岸時好，小中風的次數減少許多，日記也較詳盡，可能正在寫作，筆觸較靈敏，字句常是詩句般的跳躍與省略。
看完這些日記，覺得張愛玲夠努力，賴雅也真愛她，但命運對她太苛刻，然而命運之神對誰不苛刻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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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上海灘最紅火的高產作家。解放後，她卻突然去了中國香港和美國，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這究竟是為什麽？
張愛玲注視著解放後的上海，但她始終徘徊在新中國的門檻外。當時曾與張愛玲幾度合作過的龔之方等人約請張愛玲為他們的《亦報》寫稿。
這樣，張愛玲便以“梁京”為筆名，在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的《亦報》上連載了小說《十八春》，這部描述城市中上層舊家庭的小說引起巨大轟動。
1950年七八月間，在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這兩個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國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曆程，但也是距離“她自己”最遠的一個時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尷尬和苦惱的一個時期。
她所看到的“貧窮落後”、“過火鬥爭”與當時要求的“寫英雄”、“歌頌土改”相去甚遠，她在寫、不寫、寫什麽之間困惑不已。有朋友問她：“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麽？”她說：“不會。”她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嚐試。”這就出現了時代要求與自身狀況之間的難以克服的矛盾。於是，她去意萌生。
張愛玲離開上海最直接的動因，是抗戰時期的報紙上曾登過她去日本參加“第三屆大東亞文學家大會”的消息，她說：“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是一年來常常被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未涉及政治，也沒拿過任何津貼。
還有人說她曾和胡蘭成結過婚，和“無二”；《海派》報紙幹脆說她因為窮困做了美國兵的“吉普女郎”……這些議論使張愛玲感到人言的可畏和來自政治方麵的威脅。
夏衍很賞識張愛玲的才華，指名讓她參加了上海市第一屆文代會。別人都穿著列寧裝，隻有她穿著旗袍，很不合群。她感到與新社會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變自己；考慮到寫作和政治上的諸多因素，她唯一的選擇便是“離開”。夏衍曾委托龔之方去勸她留下來，同時婉轉地撮合她與著名導演桑弧的“親密關係”，但張愛玲隻是搖頭，說：“恐怕這兩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決。
她當時對外公布的理由是“繼續因戰事而中斷的學業”。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隻身離開內地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