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之 854 --- 美國對華經濟協調新經濟政策先天不足

編者的話：從年初紡織品配額取消時國人的歡呼雀躍，到３月份出口量激增遭遇
“特保”後紡織行業的集體愕然；從５月份中歐、中美紡織品貿易戰全麵爆發時的劍
拔弩張，到１１月份中美諒解備忘錄達成後的把酒言歡；紡織品貿易爭端，貫穿２０
０５年，成為改革開放２５年來在中國造成最大社會影響的對外貿易爭端。臨近歲末
，一年來跌宕起伏的衝突似乎都漸漸歸於平靜，但是，結構性的深層矛盾真的消除了
嗎？中國可能馬上就要迎來一個曆史性的貿易順差，我們的外貿形勢，注定依然要風
雨兼程。

　　在各國經濟聯係日趨緊密的世界上，經濟政策溢出效應使得各國有必要開展經濟
政策協調。由於大國經濟政策溢出效應較強，大國之間的經濟協調更為重要。狹義的
經濟政策協調僅指在無爭端狀態下的對話、磋商，廣義的經濟政策協調則還包括協調
各類貿易爭端。

　　也許，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中美之間更複雜的雙邊經貿關係了：它一經起步就發
展迅猛，並且不斷顯示著持續深入發展的潛力，但起步伊始雙方就摩擦頻仍；它讓雙
方都從中受益匪淺，並成為維係雙邊關係的最重要紐帶之一，但雙方卻又相互猜忌。

　　圖謀市場更深開放

　　近２０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使得美國高度重視中國市場的潛力，中國迅速成
長為出口巨人，又使得美國國內的一些利益集團倍感威脅。在美國貿易政策轉向公平
貿易的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隨著中美經貿交往規模的迅速擴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紡
織品、服裝、農產品、反傾銷、知識產權、人民幣匯率安排等諸多領域，美國成為與
中國發生經貿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國家。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自然而然地成為美國壓縮經常項目逆差的重點。而在“美國
貿易逆差根源在於中國不公正貿易行為”的基本前提假定下，貿易保護和壓迫人民幣
升值又被許多美國人視為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靈丹妙藥，以至於紡織品特保爭端成
為近２０年來中國社會反響最大的對外貿易爭端。“人民幣升值論”也從２００２年
下半年至今經久不息。

　　然而，通過貿易保護和壓迫人民幣升值來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思路在理論上站
不住腳，實踐也證明並無效果且副作用很大。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對華經濟協調中開
始部分采取了新路線。其基本前提假設是，承認經常項目收支失衡係有關國家儲蓄—
—投資失衡所致，其基本思路是通過誘導中國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來降低中國的高
額國民儲蓄，進而減輕中美兩國之間的經常項目收支失衡。在誘導中國擴大內需的過
程中，要求中方加快向美國擴大金融服務業市場開放度，通過擴大對華金融服務輸出
，進一步平衡中美經常項目收支失衡。

　　政策協調“期限錯配”

　　與此前思路相比，美國對華經濟協調新路線要合理許多，對中國也是有利的。因
為發展中國家投資資本回報率普遍高於發達國家。當前中國“經常項目順差轉化為外
匯儲備資產＋大規模外商直接投資內流”的結果，本質上不過是中國用海外低收益資
產替換了國內高收益資產。中國為此不僅犧牲了國民當前的消費，也犧牲了回報率更
高的投資機會，而投資效率不高正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投資症結。然而，這條新路線
仍然存在某些重大缺陷，能否有效解決中美經濟協調問題，尚且存疑。

　　首先，美國上述對華經濟協調新路線是不對稱的，它片麵要求中國承擔調整國內
儲蓄——投資模式的責任，卻沒有要求美國承擔對應的責任。然而，穩定的國際經濟
環境、持續增長的經濟產出是國際社會的“公共產品”，各國為此承擔的協調成本類
似稅收，因此分擔協調成本時也應當符合衡量稅收公平的標準，即受益原則和負擔能
力原則。前者要求受益多者多承受負擔，後者要求實力強者多承受負擔。根據這兩項
標準衡量，盡管中國應當而且必定會為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做出自己的貢獻，但片麵要
求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最大發達國家的經濟調整“買單”，堪稱荒謬，美國自
己必須做出相應的努力來提高本國國民儲蓄。鑒於２０００年以來美國國民儲蓄下降
主要源於政府財政從盈餘轉為空前的赤字，這種努力主要應當是降低財政赤字。按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與提高東亞（中國內地除外）投資率、促進日本和歐元區
經濟增長等其他候選方案相比，這是解決全球儲蓄——投資失衡及其相應經常項目收
支失衡的最優途徑。美國國民儲蓄率如能提高１個百分點，其經常項目赤字將減少相
當於０．５％ＧＤＰ的數額，效果最為顯著。不幸的是，在西方代議製民主政體下，
諉過於人的做法天然比令自身無比痛苦的財政緊縮方案更有吸引力，盡管後一種方案
效果更好。

　　其次，通過金融自由化、擴大向美國開放金融服務業市場來降低中國儲蓄率未必
合理，而且存在較大潛在風險。上述路徑源於以下思路：中國居民和企業之所以表現
出較高的儲蓄傾向，原因是金融部門欠發達且自由化程度不足。倘若開放金融服務市
場，容許效率更高的美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提供更廣泛的服務，便利中國企業和
居民的融資，他們將無需積累過高的儲蓄以備不時之需。其實，中國居民高儲蓄傾向
的最主要根源並非消費融資不便，而是另外兩大原因。其一為收入分配極度失衡，大
多數消費者支付能力有限；其二為社會保障缺位，大多數國民在惡劣預期下不得不提
高儲蓄。金融自由化非但對解決上述問題無能為力，相反，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金融
機構存在強烈的“挑奶皮”（ｃｒｅａｍｓｋｉｍｍｉｎｇ）傾向，即逃避社會普遍
服務責任，單純集中於高收益業務。

　　第三，任何國家在與美國的經濟協調中，最大的確定性就是美方執行和結果中的
不確定性極高。在以擴大中國內需為導向的中美經濟協調中，這種不確定性主要來自
以下兩個方麵：

　　１．美國對外政策具有濃烈的“競選導向”，追求短期“政績”色彩。而中國向
內需主導經濟增長模式轉變需要時間，中美兩國在此問題上的政策協調麵臨“期限錯
配”。

　　２．實施上述策略時美方可能會遇到一定範圍、一定程度的政策目標衝突，亦即
中方為實施上述調整所要采取的某些政策，可能與美方在其他方麵的一些要求相抵觸
。在中美經濟、政治交往中，這種由美方自己造成的政策目標衝突早已屢見不鮮。未
來為了改善國內收入分配格局、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且不提中國要采取的
某些政策措施必定會與美方的說教發生衝突，就是一些“純粹”的經濟政策取向，勢
必也與美方某些短期經濟目標相悖。美國農產品貿易與製成品貿易目標之間的潛在衝
突就是一個典型範例。從以往的經驗來看，由於美國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國際社會的一
個平等成員，明確奉行國內法高於國際法的原則，盲目追求單方麵強加於人，因此容
易在國內利益集團壓力下奉行自相矛盾的政策。

　　大事記

　　２００５年４月４日，美國自主啟動了對中國三種紡織品的“特保”程序。

　　４月２８日，歐委會正式批準了貿易委員曼德爾森的請求，決定對中國九類紡織
品發起“特保”調查。

　　５月２０日，我國政府主動宣布，從６月１日起大幅提高７４種紡織品的出口關
稅，其中多數產品的稅率比原來提高了４倍。

　　５月３１日，我國政府決定，自６月１日起取消８１項紡織品出口關稅。

　　６月１１日零點，上海西郊賓館七號樓紡織品談判室外，中歐紡織品貿易爭端在
“三贏”的美譽聲中謝幕。

　　１１月８日，倫敦，《中美關於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諒解備忘錄》正式簽署。前
後７輪的“拉鋸戰”，終於以一個“雙贏”的結果謝幕

 

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