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關於如何看待“大躍進”和“廬山會議”問題，早在七千人大會上就有許多中共大員持保留乃至批評態度（參見本書第29─32節）。
劉少奇在談到“大躍進”錯誤時，一方麵說不是路線性質的，一方麵又說要過五年或十年才能做結論；在談到廬山會議時，一方麵明顯加重對彭德懷個人的批判，一方麵又暗暗降低“廬山會議”本身的意義。他還特別提到，這幾年挫折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就“人禍”方麵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內一些負責同誌嚴重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和黨的民主作風。
朱德在會上講：這幾年“左”的歪風起來了，黨內民主不夠充份，黨內鬥爭過於擴大，致使人們不敢講話。
陳雲會上不講會後大講：一是大講這幾年來黨內生活很不正常，突出表現為不講真話，尤其不講反麵意見；二是大講當前形勢不像毛所說的那樣正在好轉起來，而是十分嚴重，需要經過許多年努力才能恢複過來；三是大講“包產到戶”必要性，一直講到毛麵前，致使龍顏大怒。
據《彭德懷傳》記述，廬山會議後，彭德懷搬出中南海，落戶京西掛甲屯吳家花園。不久，彭真與楊尚昆奉命前來安排彭學習事宜。公事之餘，“彭真不無感憾地和彭德懷談起廬山會議，說：‘廬山會議對你鬥爭過份了一些。’”(10)
從這話裏可以看出，在處理彭德懷問題上，中共高層最初就存有異議，朱德陳雲自不必說，就連出身劉少奇華北局係統的彭真也有不平之音。至於過了數年後，即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說的話大都為事實驗證後，這種異議就更多也更明確了。
彭真在1959年時還隻是私下向彭德懷表示同情，到了1965年底前後就運用手中權力公然阻止將《海瑞罷官》與彭德懷牽扯起來。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強調說：“在真理麵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黨中央的主席也好”。在姚文元文章發表不久後一次會議上，彭聽到有人匯報吳晗因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而很緊張時便大聲說：“什麽來頭不來頭，不用管，隻問真理如何，真理麵前人人平等”。過了半月，他又把吳晗找去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11)
中宣部長陸定一則多次談起斯大林晚年犯錯誤話題(12)，談起這個對於毛澤東來說很敏感很有刺激性的話題。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周小舟與李銳、周惠等人私下議論毛澤東，“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集體領導，隻有個人獨斷專行”。當這些話被捅出來後，“就像一顆炸彈似的，會場頓時嘩然：居然把毛主席比做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13)
這一問題之所以具有如此敏感性和如此爆炸性，就在於斯大林因其生前惡行被揭露而成了一個聲名狼籍的人——雖然中國老百姓還不明真相，但中共高層人士已知許多實情；而在中共黨內也隻有毛澤東一人能與此公相提並論─有著相似的政治身份，也是黨老大，有著相似的執政方式，也愛搞個人專斷；因此，在這個黨裏尤其在這個黨的高層裏大談斯大林的錯誤，也就大有影射毛澤東的嫌疑。
1964年底，劉少奇為說明“四清”運動的性質，曾提出一個“矛盾交叉說”：黨內矛盾與黨外矛盾相互交叉，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相互交叉。（參見本書第47節）
劉這一說法本身是否正確，尚可討論；但若用來狀說批判《海瑞罷官》運動的性質，倒很適合。後一運動所引發出的各種矛盾也是相互“交叉”的。
就所要批判的吳晗這個人來說，既是知識份子、明史專家，又是執政黨高幹、北京市副市長（與中央“一線”有較多聯係）。因此，大張旗鼓地批判此人，就會同時涉及兩方麵問題：一是執政黨究竟應該怎樣對待知識份子的思想言論問題，故容易使人想起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並激起一些中央大員對此所存有的不滿；二是執政黨究竟應該怎樣對待黨內同誌尤其黨內高層同誌的不同意見問題，故又容易使人想起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並觸發一些中央大員對此所積有的怨氣。
就所要批判的由吳晗寫出的那個劇本來看，其間既有所謂“退田”問題，又有所謂“平冤獄”問題。姚文元則把它們與現實中的“單幹風”和“平反風”聯係起來橫加指責，故又觸及到中共高層在“包產到戶”和“甄別平反”等一係列問題上所隱有的分歧。
因此，大肆批判吳晗及其劇本，就會同時激化中共高層本已隱有的許多矛盾，就會產生一種“共振”效應。無論是毛澤東發出的衝擊力，還是中央“一線”作出的反彈力，都是相當劇烈的。
注解
(1)毛澤東《接見古巴黨政代表團的談話（1964.10.1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331─332頁。
(2)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1956.1.14）》，載《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頁。
(3)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6.19）》，載《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23─328頁。
(4)周恩來《論知識份子問題（1962.3.2）》，載《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53頁。
(5)引自：同(4)，第366─367頁。
(6)引自：同(3)，第332頁；參見：同(4)，第363頁。
(7)陳毅《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62.3.3）》，載《文藝研究》1979年第2期，第3─26頁。
(8)引自《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9)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3.12）》，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14─418頁。
(10)引自《彭德懷傳》，第652頁。
(11)引自《5.16通知．附件》，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4─13頁。
(12)引自：同(11)。。
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連載（135）
(1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78─179、320─326頁。
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明鏡出版社）
（未完待續）
【多維編者注】毛澤東無疑是給中國二十世紀這段曆史劃出最深痕跡的人物，不僅曾左右過他生前的中國，而且仍影響著他身後的中國。中國大陸學者單少傑，以獨立立場、經數載寒暑寫成《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前毛澤東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和美國華裔史學大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為該書作序（多維網曾經刊出）。單少傑1953年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198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後留本校哲學係任教至今。本書自2000年出版以來，聲譽鵲起，受到海內外廣泛重視。多維網經授權連載該書主要篇章。
劉少奇在談到“大躍進”錯誤時，一方麵說不是路線性質的，一方麵又說要過五年或十年才能做結論；在談到廬山會議時，一方麵明顯加重對彭德懷個人的批判，一方麵又暗暗降低“廬山會議”本身的意義。他還特別提到，這幾年挫折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就“人禍”方麵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內一些負責同誌嚴重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和黨的民主作風。
朱德在會上講：這幾年“左”的歪風起來了，黨內民主不夠充份，黨內鬥爭過於擴大，致使人們不敢講話。
陳雲會上不講會後大講：一是大講這幾年來黨內生活很不正常，突出表現為不講真話，尤其不講反麵意見；二是大講當前形勢不像毛所說的那樣正在好轉起來，而是十分嚴重，需要經過許多年努力才能恢複過來；三是大講“包產到戶”必要性，一直講到毛麵前，致使龍顏大怒。
據《彭德懷傳》記述，廬山會議後，彭德懷搬出中南海，落戶京西掛甲屯吳家花園。不久，彭真與楊尚昆奉命前來安排彭學習事宜。公事之餘，“彭真不無感憾地和彭德懷談起廬山會議，說：‘廬山會議對你鬥爭過份了一些。’”(10)
從這話裏可以看出，在處理彭德懷問題上，中共高層最初就存有異議，朱德陳雲自不必說，就連出身劉少奇華北局係統的彭真也有不平之音。至於過了數年後，即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說的話大都為事實驗證後，這種異議就更多也更明確了。
彭真在1959年時還隻是私下向彭德懷表示同情，到了1965年底前後就運用手中權力公然阻止將《海瑞罷官》與彭德懷牽扯起來。
1965年9月，彭真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強調說：“在真理麵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黨中央的主席也好”。在姚文元文章發表不久後一次會議上，彭聽到有人匯報吳晗因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而很緊張時便大聲說：“什麽來頭不來頭，不用管，隻問真理如何，真理麵前人人平等”。過了半月，他又把吳晗找去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11)
中宣部長陸定一則多次談起斯大林晚年犯錯誤話題(12)，談起這個對於毛澤東來說很敏感很有刺激性的話題。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周小舟與李銳、周惠等人私下議論毛澤東，“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集體領導，隻有個人獨斷專行”。當這些話被捅出來後，“就像一顆炸彈似的，會場頓時嘩然：居然把毛主席比做斯大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13)
這一問題之所以具有如此敏感性和如此爆炸性，就在於斯大林因其生前惡行被揭露而成了一個聲名狼籍的人——雖然中國老百姓還不明真相，但中共高層人士已知許多實情；而在中共黨內也隻有毛澤東一人能與此公相提並論─有著相似的政治身份，也是黨老大，有著相似的執政方式，也愛搞個人專斷；因此，在這個黨裏尤其在這個黨的高層裏大談斯大林的錯誤，也就大有影射毛澤東的嫌疑。
1964年底，劉少奇為說明“四清”運動的性質，曾提出一個“矛盾交叉說”：黨內矛盾與黨外矛盾相互交叉，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相互交叉。（參見本書第47節）
劉這一說法本身是否正確，尚可討論；但若用來狀說批判《海瑞罷官》運動的性質，倒很適合。後一運動所引發出的各種矛盾也是相互“交叉”的。
就所要批判的吳晗這個人來說，既是知識份子、明史專家，又是執政黨高幹、北京市副市長（與中央“一線”有較多聯係）。因此，大張旗鼓地批判此人，就會同時涉及兩方麵問題：一是執政黨究竟應該怎樣對待知識份子的思想言論問題，故容易使人想起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並激起一些中央大員對此所存有的不滿；二是執政黨究竟應該怎樣對待黨內同誌尤其黨內高層同誌的不同意見問題，故又容易使人想起1959年的“反右傾”鬥爭，並觸發一些中央大員對此所積有的怨氣。
就所要批判的由吳晗寫出的那個劇本來看，其間既有所謂“退田”問題，又有所謂“平冤獄”問題。姚文元則把它們與現實中的“單幹風”和“平反風”聯係起來橫加指責，故又觸及到中共高層在“包產到戶”和“甄別平反”等一係列問題上所隱有的分歧。
因此，大肆批判吳晗及其劇本，就會同時激化中共高層本已隱有的許多矛盾，就會產生一種“共振”效應。無論是毛澤東發出的衝擊力，還是中央“一線”作出的反彈力，都是相當劇烈的。
注解
(1)毛澤東《接見古巴黨政代表團的談話（1964.10.1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第331─332頁。
(2)周恩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1956.1.14）》，載《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頁。
(3)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6.19）》，載《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23─328頁。
(4)周恩來《論知識份子問題（1962.3.2）》，載《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53頁。
(5)引自：同(4)，第366─367頁。
(6)引自：同(3)，第332頁；參見：同(4)，第363頁。
(7)陳毅《在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62.3.3）》，載《文藝研究》1979年第2期，第3─26頁。
(8)引自《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9)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3.12）》，載《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14─418頁。
(10)引自《彭德懷傳》，第652頁。
(11)引自《5.16通知．附件》，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5冊，第4─13頁。
(12)引自：同(11)。。
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連載（135）
(1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178─179、320─326頁。
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明鏡出版社）
（未完待續）
【多維編者注】毛澤東無疑是給中國二十世紀這段曆史劃出最深痕跡的人物，不僅曾左右過他生前的中國，而且仍影響著他身後的中國。中國大陸學者單少傑，以獨立立場、經數載寒暑寫成《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前毛澤東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和美國華裔史學大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為該書作序（多維網曾經刊出）。單少傑1953年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198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後留本校哲學係任教至今。本書自2000年出版以來，聲譽鵲起，受到海內外廣泛重視。多維網經授權連載該書主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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