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高按：退休的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先生來美國開完關於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國際研討會之後，回到北京，給我發來一些資料。以下是其中一篇，對於不了解1958年到1962年大饑荒全貌的讀者，此文提供了重要參考。在他這篇文章之後，我也羅列了相關資料。
楊繼繩（高伐林攝）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
你為什麽寫六十年代大饑荒這本書？
楊繼繩：1958年到1962年，在正常的氣候年景，在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情況下，3600萬人被活活餓死，還少出生了4000萬人。中國古籍有“易子而食”的記載，而在1960年，父母吃親生兒女、兒女吃父母的事情多有發生，人吃人的文字記載超過千起。
餓死的3600萬人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的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麽慘烈的事件，不僅是中國幾千年少有的大事，也是人類曆史上少有的大事。而這麽重大的曆史事件，至今還被人為地掩蓋。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在事件發生20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裏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麵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快五十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
作為一名職業記者，作為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者，如果回避這樣重大的事件，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3600萬饑魂，當然也對不起我從事的職業。何況我的父親也是在這場饑荒中餓死的，我怎能昧著良心對這樣的重大曆史事件視而不見？
你這本書揭露了中國一段黑暗曆史，展現了一段痛心的悲劇，你這樣做是否影響國家形象，是不是有違你的初衷？
楊繼繩：我熱愛我的祖國，熱愛我的民族。愛之深才痛之切。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每一點進步和發展，我總是由衷地高興，對發生在我們國家的人禍、罪惡災難，我更是痛心疾首。
勇敢地麵對本民族發生的災難，揭露自己國家的人禍和罪惡，不能說是有損國家的形象。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沒有人禍和罪惡？
一個不敢麵對曆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製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有可能使民族和國家陷入更深的黑暗。曆史健忘症是國家的不幸，是民族的悲哀。我寫這段曆史，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我這樣做正是一種愛國行為，是和我的初衷一致的。
你是一位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有人說，你這本書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是給中國共產黨抹黑，你怎樣回應這個指摘？
楊繼繩：作為一名有44年黨齡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我是希望我們這個黨真正為民族為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中國共產黨做了很多好事，也犯過很多重大錯誤。這段悲痛的曆史是客觀存在的，把它寫出來，談不上是抹黑。一個有生命力的政黨，一個真心為老百姓謀利益的政黨，就應當主動地承認這些錯誤，坦誠地分析這些錯誤產生的原因，誠懇地做好善後工作。隻有這樣，才能夠逐漸消減這些錯誤在老百姓心中的陰影。曆史真相是掩蓋不住的，越掩蓋，老百姓心中的陰影越強烈。一個人長了瘡，在他身體強壯時，切開膿包，排出毒素，痛苦小，風險也小。趁共產黨政權還比較穩固時，切開曆史的膿包，比到時候算曆史總帳，衝擊力要小得多，風險要小得多。我就是那個切開膿包的人。
去年我在香港時，一家雜誌社的年輕記者問我：楊老師，你為什麽不退黨？我說：我現在每月交黨費，過組織生活，我沒有想到退黨。她說：你不是承認共產黨有不少問題嗎？我說：基督教早年搞宗教法庭，火燒主張日心說的科學家布魯諾，現在基督教不也很可愛嗎？基督教能進步，共產黨也會進步的。中國共產黨內不僅有腐敗，還有一股健康力量。正是健康力最，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今後，這股健康力量會繼續推動中國共產黨前進。承認中國共產黨所犯的曆史錯誤，總經教訓，正是推動中國共產黨進步的一種努力。我認識一些頭腦清醒老黨員，不管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支持和鼓勵我寫這本書。
你這本書出版以後會產生很大的震憾，這種震憾不會是當權者高興的事，你考慮到出這本書的風險嗎？
楊繼繩：我已經充分估計到了寫這本書的政治風險。在選擇這個題目時，我就義無反顧。雖然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明白人支持我、鼓勵我寫這本書，但作為整個組織體係，整個權力結構，還是極力掩蓋曆史真相的。所以，我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說：“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我珍惜生命，但真需要我為正義獻身時，我決不是貪生怕死之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中國要前進，必須有犧牲。作為一名有公共責任的知識分子，如果能夠為中國的社會進步做出犧牲，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曆史舞台上的喜劇，有悲劇。曆史總是偏愛那那些為國家和民族而犧牲的悲劇角色。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沒有英雄的奢求，但是，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先賢們那種英雄氣慨時刻在激勵著我。有了這種氣慨，就不怕任何風險。
有人說“這本書是研究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最真實、最全麵、最權威的一本專著”，你怎麽看這個評價？
楊繼繩：我很感謝這個評價，看過書稿的朋友們也有過這樣的說法。但是，最終能不能獲得這個評價，還得看讀者的態度。不管能不能得到這個評價，我是盡了很大的努力的。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采訪的機會，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僅複印資料的費用就花了兩三萬元（完全是我自己承擔的）。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麵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我想，即使別人學術水平比我高，花的時間比我多，但他們不可能有我作為一名資深新華社記者的方便條件。
目前已經出版的關於六十年代大饑荒的著作有以下幾本：一，彭尼·凱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二，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三，丁抒：《人禍》；四，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還有專門研究大饑荒餓死了多少人的專著一本，即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注1）。我很尊重這幾位作者的勞動，但他們都沒有我這樣的寫作條件。
《墓碑》這本書分上下兩冊，共80萬字。上冊展示了十二個省在大饑荒中慘烈的的情況，展示城市居民不同類型人們的的生活狀況，還對各省饑荒程度進行了比較分析。這本書的下冊就與大饑荒相關的若幹重要問題進行民深入的揭示和分析。如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計算，當時的糧食供求情況，社會震動和社會控製，大饑荒年代的國民經濟，“三麵紅旗”的提出和後果，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殘害，廬山會議如何加劇饑荒，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深遠影響等。書中所個紹的每一件事實都有最可靠的原始資料為依據，引用資料的注解有兩三千條。（注2）
高伐林注：
注1：楊繼繩文中提到幾部中外學者撰述的專著，按中文版出版時間順序介紹如下：
彭尼·凱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鄭文鑫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原載上海《社會》雜誌1993年第四、五合期，後由中國大陸團結出版社出版，1993年。網上可讀到：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995
丁抒：《人禍》，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6年。
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英]賈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薑和平譯，明鏡出版社，2005年。
http://www.mirrorbooks.com/?book=6198
《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中文版出版之後，多維社特約季思聰對原作者賈斯帕·貝克和中文版翻譯者薑和平分別進行了專訪。對貝克的專訪《中國大饑荒比“文革”要慘烈得多》，2006年1月22日刊載於多維新聞網，見如下鏈接：
http://archive.dwnews.com/big5/MainNews/Forums/
BackStage/2006/01/22/2006_1_22_18_41_44_786.html
這篇專訪有一篇附錄資料，在大饑荒過去四十多年之後，中共決策層今年（2005年底——高伐林注）終於下令1959年至1962年的檔案解封，但又嚴格規定解封檔案材料一律不作新聞、政論、宣傳用途。根據這些檔案：
◆1959年至1962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622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95萬8千多人。
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萬多人。
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6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萬7千多人。
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萬8千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107萬8千多人。
◆1959年至1962年中國人口增長率
1959年人口增長率為負2.4％；1960年為負4.7％；1961年為負5.2％；1962年為負3.8％。
季思聰對翻譯者薑和平的專訪《為數千萬無名死者立碑》，刊登於《多維月刊》《多維時報》2006年元月。但奇怪的是，我在多維網沒有搜尋到這篇文章。
注2：楊繼繩文章中說“引用資料的注解有兩三千條”，我從另外的來
楊繼繩（高伐林攝）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
你為什麽寫六十年代大饑荒這本書？
楊繼繩：1958年到1962年，在正常的氣候年景，在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情況下，3600萬人被活活餓死，還少出生了4000萬人。中國古籍有“易子而食”的記載，而在1960年，父母吃親生兒女、兒女吃父母的事情多有發生，人吃人的文字記載超過千起。
餓死的3600萬人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的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麽慘烈的事件，不僅是中國幾千年少有的大事，也是人類曆史上少有的大事。而這麽重大的曆史事件，至今還被人為地掩蓋。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在事件發生20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裏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麵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快五十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
作為一名職業記者，作為研究中國當代史的學者，如果回避這樣重大的事件，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3600萬饑魂，當然也對不起我從事的職業。何況我的父親也是在這場饑荒中餓死的，我怎能昧著良心對這樣的重大曆史事件視而不見？
你這本書揭露了中國一段黑暗曆史，展現了一段痛心的悲劇，你這樣做是否影響國家形象，是不是有違你的初衷？
楊繼繩：我熱愛我的祖國，熱愛我的民族。愛之深才痛之切。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每一點進步和發展，我總是由衷地高興，對發生在我們國家的人禍、罪惡災難，我更是痛心疾首。
勇敢地麵對本民族發生的災難，揭露自己國家的人禍和罪惡，不能說是有損國家的形象。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沒有人禍和罪惡？
一個不敢麵對曆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製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有可能使民族和國家陷入更深的黑暗。曆史健忘症是國家的不幸，是民族的悲哀。我寫這段曆史，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我這樣做正是一種愛國行為，是和我的初衷一致的。
你是一位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有人說，你這本書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形象，是給中國共產黨抹黑，你怎樣回應這個指摘？
楊繼繩：作為一名有44年黨齡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我是希望我們這個黨真正為民族為國家做出更多的貢獻。中國共產黨做了很多好事，也犯過很多重大錯誤。這段悲痛的曆史是客觀存在的，把它寫出來，談不上是抹黑。一個有生命力的政黨，一個真心為老百姓謀利益的政黨，就應當主動地承認這些錯誤，坦誠地分析這些錯誤產生的原因，誠懇地做好善後工作。隻有這樣，才能夠逐漸消減這些錯誤在老百姓心中的陰影。曆史真相是掩蓋不住的，越掩蓋，老百姓心中的陰影越強烈。一個人長了瘡，在他身體強壯時，切開膿包，排出毒素，痛苦小，風險也小。趁共產黨政權還比較穩固時，切開曆史的膿包，比到時候算曆史總帳，衝擊力要小得多，風險要小得多。我就是那個切開膿包的人。
去年我在香港時，一家雜誌社的年輕記者問我：楊老師，你為什麽不退黨？我說：我現在每月交黨費，過組織生活，我沒有想到退黨。她說：你不是承認共產黨有不少問題嗎？我說：基督教早年搞宗教法庭，火燒主張日心說的科學家布魯諾，現在基督教不也很可愛嗎？基督教能進步，共產黨也會進步的。中國共產黨內不僅有腐敗，還有一股健康力量。正是健康力最，推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今後，這股健康力量會繼續推動中國共產黨前進。承認中國共產黨所犯的曆史錯誤，總經教訓，正是推動中國共產黨進步的一種努力。我認識一些頭腦清醒老黨員，不管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支持和鼓勵我寫這本書。
你這本書出版以後會產生很大的震憾，這種震憾不會是當權者高興的事，你考慮到出這本書的風險嗎？
楊繼繩：我已經充分估計到了寫這本書的政治風險。在選擇這個題目時，我就義無反顧。雖然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明白人支持我、鼓勵我寫這本書，但作為整個組織體係，整個權力結構，還是極力掩蓋曆史真相的。所以，我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說：“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我珍惜生命，但真需要我為正義獻身時，我決不是貪生怕死之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中國要前進，必須有犧牲。作為一名有公共責任的知識分子，如果能夠為中國的社會進步做出犧牲，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曆史舞台上的喜劇，有悲劇。曆史總是偏愛那那些為國家和民族而犧牲的悲劇角色。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沒有英雄的奢求，但是，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先賢們那種英雄氣慨時刻在激勵著我。有了這種氣慨，就不怕任何風險。
有人說“這本書是研究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最真實、最全麵、最權威的一本專著”，你怎麽看這個評價？
楊繼繩：我很感謝這個評價，看過書稿的朋友們也有過這樣的說法。但是，最終能不能獲得這個評價，還得看讀者的態度。不管能不能得到這個評價，我是盡了很大的努力的。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采訪的機會，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僅複印資料的費用就花了兩三萬元（完全是我自己承擔的）。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麵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我想，即使別人學術水平比我高，花的時間比我多，但他們不可能有我作為一名資深新華社記者的方便條件。
目前已經出版的關於六十年代大饑荒的著作有以下幾本：一，彭尼·凱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二，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三，丁抒：《人禍》；四，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還有專門研究大饑荒餓死了多少人的專著一本，即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注1）。我很尊重這幾位作者的勞動，但他們都沒有我這樣的寫作條件。
《墓碑》這本書分上下兩冊，共80萬字。上冊展示了十二個省在大饑荒中慘烈的的情況，展示城市居民不同類型人們的的生活狀況，還對各省饑荒程度進行了比較分析。這本書的下冊就與大饑荒相關的若幹重要問題進行民深入的揭示和分析。如對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計算，當時的糧食供求情況，社會震動和社會控製，大饑荒年代的國民經濟，“三麵紅旗”的提出和後果，公共食堂對農民的殘害，廬山會議如何加劇饑荒，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深遠影響等。書中所個紹的每一件事實都有最可靠的原始資料為依據，引用資料的注解有兩三千條。（注2）
高伐林注：
注1：楊繼繩文中提到幾部中外學者撰述的專著，按中文版出版時間順序介紹如下：
彭尼·凱恩（Kane Penny）：《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鄭文鑫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原載上海《社會》雜誌1993年第四、五合期，後由中國大陸團結出版社出版，1993年。網上可讀到：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995
丁抒：《人禍》，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1996年。
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英]賈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薑和平譯，明鏡出版社，2005年。
http://www.mirrorbooks.com/?book=6198
《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中文版出版之後，多維社特約季思聰對原作者賈斯帕·貝克和中文版翻譯者薑和平分別進行了專訪。對貝克的專訪《中國大饑荒比“文革”要慘烈得多》，2006年1月22日刊載於多維新聞網，見如下鏈接：
http://archive.dwnews.com/big5/MainNews/Forums/
BackStage/2006/01/22/2006_1_22_18_41_44_786.html
這篇專訪有一篇附錄資料，在大饑荒過去四十多年之後，中共決策層今年（2005年底——高伐林注）終於下令1959年至1962年的檔案解封，但又嚴格規定解封檔案材料一律不作新聞、政論、宣傳用途。根據這些檔案：
◆1959年至1962年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622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95萬8千多人。
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萬多人。
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6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萬7千多人。
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萬8千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107萬8千多人。
◆1959年至1962年中國人口增長率
1959年人口增長率為負2.4％；1960年為負4.7％；1961年為負5.2％；1962年為負3.8％。
季思聰對翻譯者薑和平的專訪《為數千萬無名死者立碑》，刊登於《多維月刊》《多維時報》2006年元月。但奇怪的是，我在多維網沒有搜尋到這篇文章。
注2：楊繼繩文章中說“引用資料的注解有兩三千條”，我從另外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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