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粟裕的“原罪”問題 1

作者：本老夫子 兩年前寫過《從來英雄多寂寞——我吊粟裕》一文。當時的想法就一個：就粟裕的才華和功勳來對比，他這後半生太冤屈，一直到死都活得很窩囊。筆者圈子內的探疑心得是：粟裕此生在“人和”上出了問題。這個論斷不尋常，當時也沒有現在這麽多資料和研究可借鑒，所以就自個兒試著去他的戰爭經曆中找論據。琢磨了些他的部將，上司以及他周圍的人事圈圈。文章主要數落了他的“夥計”的不是（這些人的“忠”，“義”將德確實有些問題），對粟出問題時期與其直、間接上司的人事糾葛也有所分析。自以為他結下的“梁子”有這麽幾位：饒漱石、陳毅、鄧小平（其中把饒的水平看低了；陳、鄧沒看錯，隻是他們尚未到該出手時），還有就是那“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周恩來。理論到周的理由主要是我太留意48年春西柏坡定華野司令那情節。你不見毛偉人話鋒一轉，突發“聖諭”，粟裕那節骨眼根本無思考的時間，直接的反應就是推卻或者還感覺到陳司令“有了冤情”。任何有點俠義的人此時絕對要為自己的“拍檔”求情，告免自身也許是最有力的諫辭。周就等著這時刻，迫不及待跳出來就將粟虛抬成“高風亮節”，且順勢引出個“代司令”的職稱，也封堵住劉、朱、任幾大書記勸慰的言路。這個醜表演很不符合周做事的規矩啊！危及自身的風險也很大啊！因為毛的“聖諭”就是中央的決定，能由你這個書記處“正在改正錯誤”的四把手增減一字？起碼也要其時威信更高的少奇同誌出麵相商嘛，因此粟的這個任命非常可疑。文章當時想引申周的偽善來“撩撥”出他於粟案的言行，很想獲得某個網友的實證，惜至今也未得收獲。我的一摯友稱我在做“有罪推定”。 　　 　　限於當時的認識水平筆者沒向粟裕這方麵思考。 　　 　　然而解放後粟裕繼續在“人和”上出問題。根據現在的資料和信聞，粟首先是在做第二副總長期間與任第一副總長的聶榮臻（代總長）為對整軍方案的見解不同而不和，毛澤東揚粟貶聶加劇了彼此間的矛盾。粟俊郎雖然“禦前得票”但從此失去了聶軍門的友誼（這友誼結於48年華野炮縱調聶指揮攻下石門）。爾後粟裕54年秋任總長後就開始和彭、黃起摩擦。彭、粟之爭始於國防部與總參兩個衙門的日常“業務”管轄。談起來好笑，當時不知國防部該幹啥（說是政府擺設不恭敬，但真管不了軍隊）。這當中彭德懷有些意氣用事，頗仗勢欺人（他是軍委副主席）。黃克誠雖名義上是粟的第一副手，可他卻有僭越的“章程”，他兼決策機構——軍委的秘書長。你說粟的這個總參“大堂”怎麽管？下麵依次還有陳賡、王震等七、八個副總長排座次（每人後麵都有一位大帥級的“黑手”），叫誰聽誰？這丫的沒有矛盾才不正常！所以粟裕這個總長幹得內外交困。堅持到58年軍委擴大會，彭德懷氣焰熏天非要將劉（伯承）、粟、蕭（克）拿下。組織了個上千人的反教條主義批判會，整得個粟總長三次檢討都下不了“樓”。這其中陳（毅）、鄧（小平）是先後介入。鄧是奉欽命督戰，不動聲色而雲屯雷也地了結“公案私怨”。陳大炮品位較差，隻是個鞍前馬後，扯旗放炮的角色，但也借機抒發了半腔惡粟的胸臆。粟裕交印遞解到葉參座“喝茶”的所在軍科院後，倒沒聽說有更駭人的迫害，但有“看押”的處理是事實，因為上麵交代其今後不能再下部隊。這輾轉已是60年代初的事了。 60年代是林彪主軍後解放軍的一段鼎盛時期。到了66、67年林那威望“巔峰”時期，中央突來一決定：增補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粟裕四人為中央軍委常委（前三人更兼軍委副主席）。粟裕作為元帥級別之下的軍委常委是開我軍之先河。這個任命對粟本人還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基本推翻了彭德懷等給粟案的定性；二是恢複了粟裕能再返部隊的權利。不管這項決定的意圖或背景是什麽，林彪肯定是粟裕今番“入圍”的主要決策人。不能設想作為當年黨內地位僅次於毛，軍內則是第一人的林副主席不點頭，粟裕能獲破格提拔。聯想到“文革”時期粟裕一直都是中央委員，擔任國防部副部長（有此待遇的也隻有毛那愛將肖勁光）。休說它實權有否，比起當時遍地打翻，抱頭鼠竄的那上級，同僚和戰友，粟裕已是頗得“眷顧”的了。所以筆者一貫認為林帥本人從未有過“謀”粟的念頭，也無任何需要。粟裕另一體麵或光彩的時期是那華、葉主軍的76年後。當時宣讀凡關於軍隊的紅頭文件每每稱道：在座的還有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粟裕同誌。78年鄧小平拿到軍權後，粟裕就開始尷尬了，常常扮演陪同鄧視察（整一個“看座”)的角色。鄧在78年底定下對越自衛反擊戰整體部署時徹底“休”了粟裕。在戰役編成上完全不用原三野建製部隊（此舉也害得許和尚叫苦不迭，無奈隻好調用合他脾氣的戰將；如劉昌毅等），而戰區指揮上免了西線的司令王必成，東線則完全“輸誠”於許世友。你不見這兩人正好一個是粟多年的愛將，一個是粟昔日的對頭，因此就徹底隔斷了粟裕與前線部隊一切可能的維係。鄧小平這般算計，私廢公利使這場戰爭未戰即蒙陰影，他這軍事家對自己的統率能力也忒高看了些。想著在129師跟劉、徐混來的那些招式；想著淮海總前委“領銜”簽署命令的美好時光，今番一個“以大淩小”的戰役態勢，軍權又前所未有的在握，不自主沉浮更待何時？這仗後來也就打成了個隻能實行“三光”政策的爛仗，動用了比首批抗美援朝還強大的戰爭資源卻什麽戰略、戰役目的都未達到（可能也沒有，因就沒看到部隊行動的奮鬥方向），就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軍事翻版。後來有高人點撥鄧其實有“另類”謀略：鄧不過是想借一場戰爭檢驗檢驗他對軍隊的實際控製程度，剛好就“自有那‘同誌加兄弟’送上前”。這說法有點像“文革”中林總為測試自個兒的指揮權那故事，不過“一號命令”的載體僅是一場官民“疏散”，這總設計師卻敢用一場“入侵”做載體，並且不追求什麽效果（因開戰前即宣布20天回撤，示明於敵），政治家對待“安國全軍乃國之大事”的戰爭之氣魄也忒非凡了些。不過細想之，鄧是那種“舉重若輕”，天塌不管的領導，如此“設計”有這可能。如果此論當真的話，碰到這類型統帥，靠以勝仗掙軍功存活的粟裕等輩還能有什麽“市場”？ 　　 　　現在“回頭看”58年的軍擴會，可歎當粟裕受不公正批判之時，原三野參會的上百將領幾乎都作壁上觀，木然地看著自己當年的“掌門”引頸受戮。傳聞當時僅有陶勇上台扛了幾句，無果。而路見不平但具影響力的倒是與粟淵源較遠的肖勁光，其會後出頭向毛偉人進諫了一段為粟“減刑”的忠言。 　　 　　比較而言，那時黨內批判會的“質量”算高，大家都是同行，事件的過來人，純粹捕風捉影的事不會有市場。會議的主持人也不像後來“文革”中的那等下流不堪，發言或批判的領導和同級如彭、陳、聶、黃、葉（飛）等也都還不屬“地道”小人。夠軍委大會級別的參會部將應該都是些千錘百煉的“滾刀肉”，黨內黨外什麽樣的鬥爭沒見過？就那麽怕老彭的淫威？就那麽聽上頭“招呼”，步調一致地無動於衷，噤若寒蟬？你不見前次例會同樣地批判劉伯承，台下的幾百將領就一直在交頭接耳，蠢蠢欲動。最後劉檢討通過“下樓”時，據聞全場將帥一致起立，鼓掌祝賀，當場搞得彭總“王顧左右”，威風乍失。 　　 　　常言“得道多助”。因此就要想粟裕這方可能真的出了問題，或者粟裕確實“不得人心”。粟裕會出什麽樣的問題呢？ 　　 　　根據現在掌握的一些資料，歸納大會發言情況，當年粟總長犯有兩類“錯誤”。一類是所謂軍事建設方向的錯誤，即什麽“正規化”，“規範化”，“部門職責”以及“倡學蘇軍”，“創研戰略”之類的內容性問題；另一類是粟本人的工作作風及思想“品質”錯誤，大致羅織起來有這些：不會團結同誌（如多人發言稱他目中無人）；不尊重上級（如老聶批他：一貫以下犯上）；專行獨立（如張上將稱他：行事詭異，任事多不詢問各副總長的意見）；固持己見（如彭總指責他：總參屁大點事，非要另行上報，幹擾主席）；陽奉陰違（如陳毅揭發：他曆史上表麵擁護“外線出擊”的中央決定，實際暗地裏總堅持內線作戰；彭概括稱：他這是虛偽，陰險）。 　　 　　從曆史進程角度看，粟的前一類所謂內容性錯誤實不足一哂。後來軍隊不用說學蘇軍如何正規化等等的老東西，連美英軍隊的“軍科”最新特點，不論是理念或實戰的都在學習、借鑒。老美發明的“特種戰”不就是普遍看好後引進的麽？因此，粟的這類“錯誤”絕對影響不了他至死也不能解決的“平反”問題，理論不過去呀。那麽貽害他一生的隻能是當年各位“老一輩革命家”給他羅織的第二類“作風、人品”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