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前後目擊記》 中國僑民 zt

作者：亨利·莫爾 　　八、劫後餘生 　　 　　北越軍隊於1975年4月30日攻陷西貢以後，很快就統一了越南南方的其它地區，宣布河內為首都，將西貢市改名叫作“胡誌明市”。其後的三年，越共政府除了將全部原越南共和國軍政人員關入監獄或“再教育營”以外，對南方各省的社會經濟結構沒有作任何調整，甚至對在那裏經營的中國、日本、美國及其他外國商人給予了口頭的和書麵的正式許諾。 　　然而，越共政府總理範文同於1978年3月，在他的統治和整肅工作相對穩定一些的時候，突然宣布開展“與資本主義作鬥爭”和取消一切私營企業的運動。 　　由於越南大部分企業和商業是由中國籍居民經營，並且占有大量的財富和不動產，因此他們麵臨著最沉重的打擊。在越南戰爭期間一直支持越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提出了強烈抗議，並削減以至取消了對越共政府的援助。據報道，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大約十六萬中國僑民或祖籍中國的難民被驅趕到了中國境內。 　　那次強製性驅趕中國僑民的運動作為後來大批的越南難民外逃的信號，越共政府對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顯示了越共政府的異常強硬態度。事實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將難民問題歸結為越南戰後的經濟困難以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惡化的觀點是完全悖謬的。因為首先被驅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夠在恢複經濟中起到非常積極作用的，千百年來在那塊土地上進行經營和生產的中國商人。 　　當然，作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個轉折點，驅趕中國僑民的運動也並非無關重要，它如同1955年驅趕、排擠法國僑民一樣，是那個民族特有的極端排外情緒的暴露，但越共政府與吳庭豔政府驅趕外國僑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這次驅趕的並不是自己的敵人，卻是它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曾給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對於中國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後勝利之前要麽是沒有過那種警覺，要麽就是把那種警覺隱藏得更深，因為在當時唯一使美國即使在戰爭升級時也未對北越發動進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共產黨中國。朝鮮戰爭結束以後，美國人不願意與共產黨中國發生正麵衝突，而且擔心戰爭擴大到更多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麽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一再拒絕激烈的阮慶將軍要求對北越發起全麵軍事進攻的根本原因。 　　被驅趕出境的中國僑民對這種強製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們還沒有能夠懂得越共政府為什麽突然大發雷霆的時候，所有的財產已經被身穿綠色軍裝的越南軍人和警察沒收了，大多數中國僑民逃出越南時，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無所有。渡海逃到中國廣西省北海難民營的三十二歲的漁民周蔭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個農村裏。在他攜帶著全家出逃之前三個月，越南警察到他家裏通知他，作為中國血統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國籍），他將遭到逮捕，送到“新經濟區”去。這是對周蔭茂控告越南漁民在他出海捕漁時輪奸了他二十七歲正在懷孕的妻子，並毆打他的三個孩子所得到的報複。那個連續遭到打擊和威脅的漁民在1978年4月驚恐地把妻子與三個孩子帶上一條二十英尺長（6.096米——譯者注）的小船，沿著北部灣的海岸行駛了兩天之後，終於到達了中國北海難民營。 　　“我的父親出生在這裏。”茂對《新聞周刊》記者白裏·卡密說：“所以這幾天就象在我家裏一樣。” 　　中國人把周蔭茂和另外十九名逃難的漁民編成了一個“生產隊”，為他們提供了一條四十英尺長（12.192米——譯者注）的舢板，讓他們在那裏從事捕漁生產。他們每個月的工資是二十五元人民幣，大致是相當於當時一個中國國營農場普通工人的工資。 　　“工資並不多，”茂說：“但是我用七元錢就能買一口豬。不管怎麽說，這比起我在越南掙得多了。” 　　然而，茂一家的遭遇是數十萬出逃越南的難民中較為幸運的。中國雲南省距離越南邊境六十公裏的甘莊林場一千五百多名難民中，三十九歲的郎粲安講述了越共政府殘酷迫害中國僑民的一個更為悲慘的故事。 　　安曾經是越共軍隊的一名軍官，他說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否在中國。當他退役後回到了沿海的家鄉，突然被越共警察逮捕，送往一個叫作“新經濟區”的地方。那個“新經濟區”位於越老邊境的一片原始的熱帶森林裏，既沒有食物，也沒有居住的地方。 　　越南警察把他們送到那兒，告訴他們要麽想辦法活下去，要麽就餓死在那裏。安到達那個“新經濟區”的一個月裏，就有二十名男人和女人死去了。一天深夜，安逃出了那片原始森林，步行穿過邊境逃到了中國雲南省的甘莊林場。 　　“這使林場三年不會得到任何收益。”甘莊林場主任於誌會說。“我們用所有的東西去安置難民了。” 　　然而無論如何，那些逃到中國和香港的難民的境遇要比至今仍停留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的難民營裏難民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8年5月，越共政府宣布已經將一百三十萬城市居民遷移到森林地區居住，並且號召在以後的三十年中將有一千萬居民到那裏。這是越共政府在驅趕中國僑民之後的又一次大規模的清掃運動，而這次運動主要開展在西貢、峴港、芹苴、美荻等南方城市，目的在於“消除各種資產階級的勢力”。 　　那個運動使許多越南人，尤其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於參加過前政府各種組織，剛剛被“再教育營”釋放的人員陷於了極度的恐慌之中。他們相繼以各種方式逃離越南，雖然他們的命運充滿著凶險。一名四十七歲逃到泰國的西貢數學教師阮厚卿說：“假如能夠住進（泰國的）82號難民營，也許有一天我們將被登記而移民到其它國家。你如果曾在西貢住過，你就能明白為什麽這麽多的南方市民要拚命逃跑。即使在82號難民營等上三年，我也是心甘情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