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其人zt

【千網高萍 】 大陸有傳說，一九八六年底左派老人逼胡耀邦下台時，就是王震拿著老人們的聯名信威逼鄧小平。「六 四」後更有傳說他親山口指揮了屠城的殺人部隊。 有一個得到了證實的傳說則是：一九八六年在逼迫胡耀邦辭職的黨內生活會上，王震發言給胡耀邦列舉的主要罪行是組織路線上存在嚴重問題，不但對「文革」中的「三種人」徐惟誠等造反派的秀才加以重用，而且拒絕聽取群眾來信的批評反映。 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後，盡量不招惹王震這位鄧小平從來都要讓幾分，地位特殊的政治元老，王震仍然對他一百個看不慣。一九八八年六、七月間，北京廣播影視工作者蘇曉康等人拍攝製作的電視專題片《河殤》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當時正在湖北巡遊的王震無意中在電視上看到其中的片斷，立刻引起階級鬥爭警覺。回到北京後，他下令廣播電影電視部立刻將全片錄影帶及解說詞全文調到「王辦」。看完後立刻要求禁止繼續播映並展開批判，但遭到趙紫陽的拒絕。 一個月後，王震恰好到寧夏參加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的慶祝活動，在當時舉行的座談會上故意把話題引到黃河上，然後便痛批《河殤》是詆設黃河、誣釁中華民族。王震還要求新聞媒體必須刊登他的這番講話，無奈當時的《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並不買賬，不但拒絕刊登他的講話，而且繼續組織對《河殤》的讚賞文章，祗有頂不住壓力的容學夏日選刊登了王震講話內容。 當年十月，黨內連個中央委員職務都已經不是的王震，不但能夠出席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而且居然能夠打斷趙紫陽主持的會議正常議程，突然發難，拍著桌子大喊《河殤》已經讓他「不能容忍」。 |「六 四」事件發生之後，讚揚《河殤》成為趙紫陽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要罪狀之一，而王震目無組織原則，公然大鬧黨的中央全會會場的惡劣行為卻被說成是「民族正義感」、堅持無產階級黨性的大義凜然之舉。 當然，如果不是「六 四」事件的發生，如果還是趙紫陽繼續做共產黨的總書記，王震對《河殤》的發難也已經阻止不了該片在海內外繼續發揮影響，更何況該播出的電視片已經播出，該出版的解說詞已經上市，該發表的讚揚文章已經刊出。 而王震對大陸著名歌手崔健的封殺，則更厲害得多。崔健在剛剛成名的時候，曾經演唱過那首在大陸幾乎人人知道的《南泥灣》，內容是歌頌王震的三五九族如何成為將南泥灣變成「陝北的好江南」。而崔健絕就絕在將這首歌用所謂「氣嗓子」唱出，處理得柔婉綿軟，成了所謂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靡靡之音」。歌聲傳到王震耳朵裏，王震大怒，一聲令下，大陸所有電視台都不能出崔健的鏡頭，更河況播放他的演唱曲目。 正是由於王震這些左的表現，所以外界常常把他排在與鄧小平針鋒相對的陳雲勢力一邊。實際上，如果仔細分析鄧小平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的一貫所做所為，尤其是聯係他一九八九年以後的強硬政治態度就不難發現，王震身上所表現出的那種既要堅持政治上的高壓政策，又要倡導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的態度，正是鄧小平所需要的。 雖然王震如此不得人心，但他在中共高層中卻頗有人望，原因之一就是他性格中有仗義的一麵，所以，他應該屬於毛澤東在其文章中所定義的那種標準的流氓無產者。 鄧榕盛讚「胡子叔叔」 |「文革」中，王震對鄧小平、陳毅等許多挨整的老幹部不但沒有落井下石，甚至還為他們及他們的子女做了一些好事。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回憶文章中，曾盛讚這位「胡子叔叔」在鄧小平落難時不怕毛澤束和「四人幫」開罪，對鄧小平一家關懷有加。正因為這層原因，鄧小平主政後，對王震一直容忍頗多。 一九七二年春，鄧榕從陝西去江西看望父母後，在回陝西的途中繞道北京，想打聽一下林彪死後有什麽新的政治消息。有人見到鄧榕說：王震要見你。 鄧家原來與王震並無多少交往，鄧榕甚至未曾見過這位「胡子叔叔」。四月三十日那天，當鄧榕趕到北京北太平莊王震住處，王震急忙迎了出來，一把握住鄧榕的手，十分熱情地問：「爸爸好嗎？」幾年來受盡委屈的鄧榕忍不住熱淚盈眶。 據鄧榕回憶：胡子叔叔詳細問了我父親及全家人的情況，他讓我不要再回陝西，回江西去轉告我父親，主席對父親是有區別的，並說他自己要向毛主席及中央上書，讓我父親出來工作。胡子叔叔還留我在他家吃飯住宿。自「文革」以來，從我成人開始，便曆盡那個非常時期的世態炎涼，但此時此刻，在胡子叔叔這裏竟然受到如此的關懷、如此的厚待，實是令我感動萬分。胡子叔叔在那種時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題，挺身出來為我父親說話，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沒齒難忘呢？胡子叔叔這種以正義勇敢、豪情俠膽著稱的品格，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這些告訴父親後，父親也是十分感動的。 由自此，鄧榕逐漸成了王家的常客，也與王震的三個兒子王兵、王軍和王之相熟。一九九三年三月，王震在廣州去世後，鄧榕帶著女兒前往機場迎靈。接著，很快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緬懷胡子叔叔〉的文章。文章中記述，每當王震與兒子們生氣，祗要鄧榕去勸說，王震準會露出笑容。 另外，鄧小平二次出山後，鄧榕還充當了生父與乾爹之間的傳話人，每當王震對中共中央在位領導人的某項決策有意見時，便要求鄧榕轉告鄧小平出麵製止。比如取消所謂「生產建設兵團」的事情，是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作主的。曾經領導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王震聽說此事，如喪考妣。剛巧此時鄧榕與賀平從中共駐美大使館回國休假去看望王震，王震立刻要求鄧榕向鄧小平轉達山自己的意見。就這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被改成建製地保留至今。 如果說王震當初就覺察將來的天下屬於鄧小平，那麽說明這個大老粗的政治眼光敏銳；如果說王震完全是出於拔刀相助，那麽說明他確實有豪情俠膽。但無論如何，這是導致後來王震得寵於鄧小平最重要的原因。 中共高層中流傳著許多關於王震在「文革」中如何利用自己在毛澤東那裏的微妙地位，設法幫助一些正在挨整的老幹部和他們家屬的故事。 比如「四人幫」在整葉劍英的過程中，曾把他的女兒葉向真及其當時的丈夫劉詩昆也投入監獄，同時還把他們的一個上了歲數的保姆也抓了起來。有人找到王震請他救救那位無辜的老太太，於是王震就找毛澤東說自己缺一個保姆，但他看中的這個人現在卻在監獄裏。於是毛澤東果真就批示放人。 一九七四年，胡耀邦從幹校回到北京，因為還沒有被啟用，所以對仍留在幹校的部下伍紹祖（「文革」前的全國學聯主席，胡耀邦的愛將）愛莫能助。於是胡耀邦鼓動伍紹祖的母親熊天荊去找王震想辦法。 熊天荊也是中共元老人物，丈夫伍雲甫六九年病逝後祗能與獨子相依為命，處境頗為淒慘。她找到王震後，王震即給毛澤東寫了封信，言由自己眼下急需一個秘書，而這個秘書既要有文化，又要出身好，所以祗能像伍紹祖這樣的人擔任最合適。於是，伍紹祖果真就回到北京到王震身邊當了秘書。一九七五年王震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後，與積極支持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兩人聯絡頗多。 在一次交談中，王震對鄧小平推薦說：我手下有一個秘書，有德有才，但現在卻不能被重用，一直在我那裏管管文件什麽的。這簡直就是人才浪費。當鄧小平問到此人適合幹什麽的時候，王震信口說道：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的，學的就是科技，當然應該管管科技什麽的。於是，伍紹祖進了國防科工委。 |「文革」中，王震仍然享受著中共高幹的〔特供」待遇。由於各種物資奇缺，對中共高幹的這種「特供」也是要限量的，比如中華煙每月祗限六條。王震本人不抽煙，所以「文革」前這每月六條煙都是他的兒子們享受。但「文革」中王震卻命令兒子們每月省出一條來，給幾位因為被打倒而被中止「特供」的老幹部和「民主人士」，榮毅仁當時就是受益者之」。 從那時起，榮毅仁與王震兩家關係就一直非常密切，這同改革開放以後王震的兒子入主榮毅仁的公司不無關係。 從中共公開的文字材料中看，王震在「文革」時期對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及他們家庭成員所做的幫助甚至是當時位高權重的周恩來所沒有做到的，鄧小平複出後當然對王震十分感恩。這是毛澤東去世之後，王震能夠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的重要原因。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掌握中共實際領導權後，提出讓王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徵詢胡耀邦意見時，胡表示王震的個人作風實在令人不敢恭維，考慮到中央決策機構的嚴肅性，此人不宜進決策層。再者，當時在世的許多軍隊元老都比王震軍銜高，好幾個大將都還在世，這樣安排恐怕不太合適。但鄧小平堅持這樣安排，胡耀邦當然被王震恨之入骨。一九八五年，王震在政治局內不再占有位置，又被鄧小平安排了一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八八年，王震同意不在黨內繼續任職，卻向鄧小平伸手要了一個體麵風光的國家副主席職務直到去世。 王震不懂什麽就喜歡什麽 王震其人沒有任何學曆，十四歲即當了鐵路工人，所以自命「老粗」。但中共的宣傳材料大都說，他在「革命隊伍」裏卻對文化人頗為敬重，他本人也由自稱是「知識分子的朋友」。 王震的妻子王季青早年是燕京大學化學係的高材生。中共建政後曾在北京的一所重點中學裏當校長，後來在高教部任職。 王震國共內戰時的秘書郭小川，是大陸後來著名的詩人，此人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後，因為王震做了工作，才沒有被整得更慘。 大陸著名詩人艾青之子，旅居紐約的艾端午曾在」篇文章中寫道：中共保守派軍頭王震，過去一度結交文人，附庸風雅，父親艾青當年被打成右派時，受到王震的照顧。事實上王震結交黨內文人，自稱「知識分子的朋友」，還是出於毛澤東專用三農分子」控製知識分子的需要。在延安的時候，王震在所有「粗人」中，最為關心黨內政治動態，對毛澤東這樣的山溝裏的知識分子與王明那樣的吃過洋麵包的知識分子之間的鬥爭十分敏感，對從大城市投奔延安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則一百個看不慣。四十年代初中共搞所謂的「延安整風」時，正是王震首先在「鳴放」的牆報上看出了王實味的文章有「反黨」氣息並及時向毛澤東報告。 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命令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開展批判，並對其政治曆史問題進行審查。當時此事轟動延安，這對後來整風運動發展成「審幹」運動有直接影響。 據吳江著作中的描述，王震因為挖出了王實味而受到毛澤東的器重，竟被委任為「文藝界整風學習小組組長」。王以自己沒有文化而表示了」番謙虛，毛澤東則意味深長地說：「我就是要你這個文化不高和文化人打交道」。吳江認為，這種現象透露出曆史上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陰暗的一麵，可謂一針見血。 從那以後，王震自己從來沒有什麽理論，卻對共產黨內的理論工作者頗為友好，當然是指鄧力群、胡喬木這樣的理論工作者，他們的思想前提首先必須是無限忠於共產黨，其次要符合王震個人的口味。正因為如此，王震在鄧小平時代成了中共左派理論家（如鄧力群等人）和左派文人（如賀敬之和他的妻子柯岩）最有力的後台。 左派理論家及左派文人們之所以把鄧小平都不放在眼裏，之所以架空了一度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與其說是後麵有陳雲的支持，還不如說是仗著王震在鄧小平那裏的特殊地位。祗要王震保他們，鄧小平就奈何他們不得。 一九九O年六月，賀敬之命令屬下馬畏安在舉國文化藝上向李瑞環發動攻擊，發表了〈全黨應服從中央〉的社論和中央領導關於意識形態的指示，故意不收李瑞環的內容。李瑞環知道後大為光火，在政治局召開的會議上提出文化部有人無法無天，江總書記和李總理均裝傻充楞，沒有個明朗的態度。於是，李瑞環又上報鄧小平處要求討個「公道」。鄧小平十分生氣，說「這是政治性事件」，表示支持李瑞環追查。於是，李瑞環命令賀敬之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將室書麵檢查交出。 賀敬之接到李瑞環的「最後通牒」即找到王震和李先念，尋求支持。王震當即表態：《中國文化報》」點錯沒有，如果誰敢說有錯，「讓他來找我」。李先念則說，沒有他李瑞環的語錄有什麽不行？我李先念還從來沒有發表過語錄呢。 賀敬之取得兩個老人明確表態支持後，更不把李瑞環放在眼裏。李瑞環沒有辦法，祗好再次向鄧小平求救，鄧大人那裏卻沒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