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四節 “疆獨”理論之解析

　　近年來新疆問題的凸顯，與“東突”勢力直接相關。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東突”分裂勢力繁衍的思想基礎和社會背景，或者說是“東突”的理論來源，即“雙泛”問題——泛伊斯蘭主義以及“泛突厥主義”。

　　“突厥斯坦”一詞最早出現在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著作中，意為“突厥人的地域，”指中亞錫爾河以北及毗連的東部地區。隨著曆史的演進，中亞近代各民族相繼確立，到18世紀，“突厥斯坦”的地理概念已相當模糊，在當時史籍中也已基本無人使用。19世紀初，隨著帝國主義列強在中亞地區殖民擴張的深入，地理名詞“突厥斯坦”重新被提出。1805年，俄國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團出使報告中又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稱，用以從地理上表述中亞及中國新疆南部塔裏木盆地。鑒於兩地曆史、語言、習俗的差異和政治歸屬的不同，他將位於“突厥斯坦”東部的中國新疆塔裏木盆地稱為“東突厥斯坦”，或稱為“中國突厥斯坦”。19世紀中期，俄國先後吞並了中亞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國，在中亞河中地區設立了“突厥斯坦總督區”，於是西方一些人稱中亞河中地區為“西突厥斯坦”，或“俄屬突厥斯坦”，把中國新疆地區稱為“東突厥斯坦”。

　　一、曆史根源：從“泛突厥主義”到“東突厥斯坦”

　　突厥是中國古代漠北的遊牧部族，公元6世紀興起於阿爾泰山西南麓，建立了古突厥汗國，其疆域最廣時東起遼水，西抵裏海，唐末衰敗退出曆史舞台，沒有形成現代民族。實際上，從公元前4世紀的戰國到漢末的500年曆史中，中原與匈奴發生過無數次戰爭，最後終於在漢武帝以後逐漸占了上風。從紀元前1世紀起，匈奴在丟失了他們最富裕的河西走廊甘肅後，不斷分裂，有數支部落先後往西遊牧而去。在中國長達260年的大分裂時代的後期，突厥（Turkic）在公元6世紀時崛起於草原和沙漠，奪取原匈奴的版圖大部而稱雄一時。在隋唐時期又被擊敗，突厥重複早先的匈奴分裂史，數支部落逐漸往西遊牧而去。他們來回遊牧留下來的痕跡便是：今天從中國新疆的最東部往西直到土耳其的最西部，存在一條寬100至數百公裏不等的泛突厥，民族聚集地，被稱之為“突厥走廊”（Turkic Ccmidor）。從這條走廊的最東部——中國新疆，途徑吉爾吉斯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國、土庫曼斯坦國、哈薩克斯坦國、俄國境內的裏海西岸韃吉斯坦省、阿塞拜疆國、伊朗國的阿塞拜疆省、至土耳其，有大約3500公裏的直線距離（實際陸地行程當8000公裏以上）。從地理上看，中亞的費爾幹納盆地為天山山脈和吉薩爾一阿賴山脈的山間凹地，長約300公裏，寬達170公裏，與我國南疆喀什、柯孜勒蘇地區僅一山之隔，“烏伊運”的基地加爾姆、吉爾加塔爾、塔紹爾達拉和1999年發生“人質事件”的巴特肯山區距我國邊境伊爾克什坦也僅有200多公裏。所以中國西部和中亞各國在地理相當接近，就廣義中亞概念而言也包括中國的西北部分地區，從而在中亞產生的伊斯蘭思潮可以很快的傳播到中國的西部。今天通常把講阿爾泰語係突厥語族的民族稱為突厥語族諸民族。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國西北部、中亞五國、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及俄羅斯南部和東歐一些地區。屬於突厥語族的民族語言有維吾爾語、哈薩克爵、柯爾克孜（吉爾吉斯）語、烏孜別克（烏茲刹克）語、塔塔爾（韃靼）語、土庫曼語、阿塞拜疆語、土耳其語、撒拉語、裕固語等。相近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思想，使這片遼闊的土地成了泛突厥主義者生存的沃土。

　　泛突厥主義是19世紀末在沙俄時期首先萌發於俄國境內的韃靼少數知識分子之中，其初期活動集中於教育和語言的改革，力圖以此把操突厥語族諸民族聯合成一個大突厥帝國。從這一概念當中不難看出，泛突厥主義的一大支柱便是共同的突厥語，而西方學術界很重要的便是從研究突厥語來認識和分析泛突厥主義的。他們大多從語言的角度入手，把凡是說突厥諸族語言的人都歸為古突厥人的後裔，因此將他們都叫做突厥人。突厥語族屬於阿爾泰語係。“原始阿爾泰語”是否存在不論，突厥語族似乎確有單一起源。就泛突厥主義而言，突厥語兩大曆史特點便是其區域的擴張和突厥語的曆史及地理穩定性。近兩千年來，突厥語自長城內外和蒙古高原浩蕩西進，所向披靡，大片原屬印度一伊朗、高加索、閃族、希臘等語言的地理區域被一一蠶食乃至鯨吞，至有“一旦突厥化便永遠突厥”之說（保加利亞的“斯拉夫化”算是近代之前少見的例外）。其中的政治、文化和種族演變錯綜複雜，此處無法深究，但其現實結果，借用前土耳其總統奧紮爾的名言，便是創造了今天從亞得裏亞海直到中國長城的“土耳其利益區”。出現這一局麵的重要因素便是突厥語在這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和廣袤的地理區域裏的極端穩定和保守性：除了少數“孤立”語種，這一大片“土耳其利益區”中的各種突厥語今天仍能彼此大致相通。

　　土耳其可以說是近代泛突厥主義的主要鼓吹者。20世紀初，土耳其帝國哈米德二世是泛伊斯蘭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他在土耳其帝國廣泛宣傳泛突厥主義，他企圖利用土耳其境內各穆斯林民族的宗教信仰，強化土耳其蘇丹的權威，以抵抗英法列強的侵略。1909年哈米德二世被青年土耳其黨人廢黜後，青年土耳其黨人推行泛突厥主義和突厥化，強迫奧斯曼國內的非突厥穆斯林接受突厥語和突厥文化，企圖建立一個從土耳其到中國新疆的龐大的“突厥帝國”。但是，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站在了德國一邊，成為戰敗國。泛突厥主義因此一落千丈。1924年革命後的土耳其實權人物凱末爾廢除了哈裏發製度，這對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均為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泛伊斯蘭主義失去了哈裏發的重大號召力，不得不召開伊斯蘭大會。雖然聖裔侯賽因選稱自己為哈裏發，但是與其有隙的沙特國王對此表示反對。加上因為歐洲為了瓜分奧斯曼帝國遺留的伊斯蘭土地而阻止統一的伊斯蘭機構出現，建立伊斯蘭大會組織的努力失敗了。此後，以哈裏發為名的泛伊斯蘭運動便消失了。

　　泛突厥主義的另一大支柱便是宗教工具——泛伊斯蘭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是19世紀後期出現的一種政治思潮，強調所有穆斯林團結起來共同抵禦歐洲列強的入侵18世紀以後，在來自西方的壓力下，伊斯蘭世界出現了近代泛伊斯蘭主義的聲音。泛伊斯蘭主義的最初倡導者是生於阿富汗的大學者阿富汗尼。他一生遊曆波斯、土耳其、埃及、俄國，晚年效忠於奧斯曼蘇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泛伊斯蘭主義的基本思想是：為什麽近代伊斯蘭國家落後了？為什麽伊斯蘭教徒不斷被異教徒欺壓？那是因為我們偏離了伊斯蘭的真正精神和基本原則。我們必須返回到伊斯蘭精神的原點，才能改變伊斯蘭世界的現狀。20世紀初，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思潮合流，被奧斯曼土耳其統治者所利用，成為他們擴張地盤和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而今，泛伊斯蘭主義再一次助長了泛突厥主義的擴張。從十世紀起，突厥化的中亞開始了自上而下的伊斯蘭化，眾多的突厥部族在酋長的率領下紛紛皈依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是阿拉伯人從西邊帶來的，突厥的伊斯蘭化就意味著在東方屢受重創的突厥人將要把目光進一步投向西方。這一次滾滾西去的是有著統一宗教信仰的草原遊牧民族，它對西方乃至世界曆史的進程都將造成決定性的影響。

　　而在泛伊斯蘭主義的發展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影響尤為突出。“原教旨”一詞來源於基督教，其含義為根本的教義、原初的宗旨，後來用於指宗教領域的複古傾向，如猶太教原教旨主義、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總的說來，原教旨主義是一種引導信徒回到原初教義的宗教複古思潮。事實上穆斯林內部並不使用“原教旨”一詞。所以穆斯林所理解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指嚴格意義上的傳統主義，即試圖追溯到最初的單純的伊斯蘭形態的主張，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的遺訓，恢複《古蘭經》和聖訓的真正精神的宗教神學思潮。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公元九世紀的伊斯蘭教法學派罕百裏學派。當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複興根源是由兩部分組成的·是內部導火線即伊斯蘭教的“自我純潔運動”；二是外部導火線即對抗西方世界非伊斯蘭勢力對於穆斯林世界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其外部導火線是在近代穆斯林人民反對西方列強殖民統治的社會背景之下，西方民族國家的誕生以及近代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的失敗，導致伊斯蘭運動得到發展的後果。近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實際是伴隨著民族主義而複興的。至1920年近代伊斯蘭國家除了土耳其、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和伊朗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獨立，其餘都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西方列強在穆斯林的土地上推行他們的文化價值時，當地穆斯林自然會反抗。而這種反抗是基於文化而不是種族——伊斯蘭不允許有種族的差別白人不比黑人優越，阿拉伯人不比其他民族優越，優越的是有信仰的人。既然西方入試圖把在他們統治下的穆斯林變成和他們一樣的西方人，因此當地穆斯林會盡力去消除殖民者在他們文化生活中的影響，盡力去區別穆斯林人和西方人，於是原教旨主義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文明的衝突”論較好地解釋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產生的背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產生的內因，可以追溯到伊斯蘭教興起之初，即淳樸的伊斯蘭融入外來的波斯、猶太、羅馬和希臘文明之時。當時，“除了信仰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勝過其他民族”的阿拉伯人積極學習其他民族的知識，結果波斯文化及其他外來文化占據了伊斯蘭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古敘利亞文和希臘文的哲學書籍被譯成阿拉伯文，在伊斯蘭的城市裏，各種族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撞擊，在社會和思想領域出現了分歧和差異。不久就出現了遜尼（Sunni）、什葉（Shia）和哈瓦裏（Khawarij）等教派的分歧，伊斯蘭開始分裂。各派的學者以不同的觀點對《古蘭經》和聖訓進檸解釋。而原教旨誕生的初衷就是要消滅滲透到伊斯蘭中的外來因素，而使得穆斯林們副除這些不良影響最終成為真正的穆斯林。

　　二戰之後興起的民族解放運動，急劇加速了中東民族獨立國家的形成。90年代蘇聯瓦解，更多的穆斯林社會獲得了獨立。伊斯蘭教因此出現了複興的浪潮。根據一項統計，在1757—1919年間，大約有92個穆斯林地區由非穆斯林政府統治；到1995年，在這些地區中有69個恢複了穆斯林的統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個獨立國家中占絕對多數。1820—1929年間，50%涉及不同宗教的國家間戰爭是在穆斯林和西方基督教徒之間進行的。這一事實說明了這一時期穆斯林所處的境地。在今天原教旨主義盛行的區域正是當初穆斯林同西方人在文化上爭奪、衝突最激烈的地方。冷戰期間，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出於共產主義的壓力而處於妥協的階段。但是，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在經濟政治上依舊處於西方控製下的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矛盾開始公開化。90年代中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發生的28次文明斷層的衝突中，有19次發生在穆斯林與基督教徒之間；與東正教徒的衝突為11次，與非洲及東南亞國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間的衝突為7次。在這些暴力或者潛在的暴力衝突之中，隻有一次是直接沿著西方和伊斯蘭之間的斷層線發生的，即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之間的衝突。西方領土擴張主義的實際終結，與穆斯林領土擴張主義的尚未開始，在地緣政治上產生了一個交集地區：西方和穆斯林在巴爾幹地區直接接壤。這就是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衝突”。

　　在穆斯林世界裏，不論是政治家、官員、學者、商人還是記者，他們會強調其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其文化的優越性，以及抵製西方的猛烈進攻以保持其文化完整的必要性。穆斯林害怕和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他對他們的社會和信仰構成的威脅。他們認為西方文化是物質主義的、腐敗的、頹廢的和不道德的。他們也認為西方文化具有誘惑力，強調抵製西方文化對其生活方式的影響。穆斯林攻擊西方的，不再是信仰上有缺陷的、錯誤的宗教至少還算是“書本上的宗教”，而是越來越激烈地攻擊西方根本不信仰任何宗教。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義的和無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與產生這些現象的西方基督教相比，這些是更大的罪惡。冷戰期間，西方將其對手視為“不信神的共產主義”；在冷戰後的文明衝突中，穆斯林則將對手視為“不信神的西方”。蘇聯的解體在廣大中亞地區形成了權力的真空，對於原教旨主義者而言，這塊曾經為蘇菲派所占據，而後被共產主義無神論者統治的擁有眾多穆斯林人口的土地無疑是最需要他們的地方。

　　二、“東突”的由來及其分裂主張

　　泛突厥主義對我國尤其是在新疆的影響可以追溯到一戰之前。那時奧斯曼帝國“突厥思想宣傳隊”的足跡已經遠及新疆。18至19世紀初，俄國和歐洲的一些人開始將新疆南部稱作東突厥斯坦。1827年俄國人齊姆可夫斯基提議以“中國突厥斯坦”取代東突厥斯坦。1829年俄國人比丘林著文反對此議。而後，這兩個名稱——東突厥斯坦和中國突厥斯坦隻是在俄國和西方作者中經常使用。

　　20世紀初以後，極少數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極端分子，受國際上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思潮的影響，根據老殖民主義者炮製的說法，將不規範的地理名詞“東突厥斯垣”政治化，編造了一套所謂的“東突厥斯坦獨立”的“思想理論體係”。1915年，大突厥主義分子麥斯武德從土耳其留學歸來，他創辦伊斯蘭學校，宣傳泛伊斯蘭主義，鼓吹：“我們的祖先是突厥”，“我們的祖國是土耳其”；“東突厥斯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民族有近萬年曆史，“是人類曆史上最優秀的民族”；所有操突厥語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他還否認中國各民族共同締造偉大祖國的曆史；叫囂“要反對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滅“異教徒”，中國是“東突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敵國”，等等。所謂的“東突”理論形成後，形形色色的分裂分子都打著“東突”的旗號進行活動，企圖實現其建立“東突厥斯坦國”的妄想。

　　可以說“東突”勢力、“東突厥斯坦”是在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影響下產生。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新疆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再加上外國勢力的幹渉，政局混亂，在此期間先後出現過兩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謂“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對下，不到三個月便垮台了。1944年，爆發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作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一部分的“三區革命區”是指當時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個地區），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蘇聯烏茲別克人）竊取了“三區革命”初期的領導權，在伊寧成立了所謂“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自任“主席”。1946年6月，“三區革命”領導人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撤消了艾力汗·吐烈的職務，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改組為伊犁專區參議會，分裂勢力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這就是今天的東突勢力的由來。這兩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和西方的“民族自決”思潮孕育出的怪胎。蘇聯曾深受打著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旗號的巴斯馬其叛亂之苦，在本國嚴禁這兩個主義，但出於搞“雙重外交”製衡中國的需要，肆意縱容和利用這兩股勢力，破壞了新疆的穩定。

　　1949新疆和平解放後，“東突”勢力受到沉重打擊，暫時慨旗息鼓。隨著80年代當代伊斯蘭複興運動的抬頭，“東突”開始死灰複燃。1979年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沉重打擊了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土耳其在美國中東戰略所謂橋頭堡地位隨之凸顯，並隨著兩伊戰爭和海灣戰爭的相繼爆發日益鞏固。蘇聯崩潰後，美國拉攏土耳其，表示支持土耳其擴大對高加索和中亞以至新疆各突厥族的影響，成為一個“區域領袖”。泛突厥主義由此進入了它的黃金時期。

　　“東突”勢力以“東突厥斯坦獨立”為目的，以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暴力恐怖主義為思想基礎和手段，企圖將新疆從中國的領土中分離出去。“東突”勢力的反動核心和本質是搞民族分裂。他們還與國際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緊密勾結。國際上的泛伊斯蘭主義組織對於“東突獨立運動”十分熱心。如“伊斯蘭世界聯盟”屬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處”，其負責人熱合木圖拉即是新疆的“東突”分子。1990年，“世界伊斯蘭統一者”會議提出“一定要幫助和支持中國新疆90年代實現獨立”的口號。“東突”分子則為自己壯大聲勢，借機勾結反華勢力。他們認為“要實現獨立的目標，沒有國際支持不行，沒有西方的支持不行，僅有少數國家的支持也不行，因此要打國際牌，使新疆問題國際化”。科索沃戰爭後，“疆獨”分子認識到僅靠暴力難以成功，於是轉而發動“人權”國際攻勢。其主要手段有：在西方國家議會聽證會上作證；舉辦“東突厥斯坦問題”研討會、展覽會；向聯合國、大赦國際等國際組織遞交“控訴”報告，散布中國“在新疆屠殺少數民族、破壞人權”的謊言。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期間，盤踞在哈薩克斯坦的“東突”組織在阿拉木圖舉行遊行集會，宣稱“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維吾爾斯坦的明天”。美國對阿富汗恐怖勢力實施打擊之初，曾有“東突”組織恐嚇中國政府，不要加人國際反恐聯盟，不要向美國提供支持，否則會遭到報複。但是在阿富汗大局已定，塔利班恐怖勢力遭至沉重打擊後，“東突”分子又刻意低調行事，轉入秘密狀態。

　　現在，“東突”勢力及其組織做的是與中國政府和中國各民族人民打持久戰、遊擊戰、恐怖戰的準備，並已初步形成以西亞為大本營、以中亞為橋頭堡、以歐美為國際講壇、以西方敵對勢力為後台、以新疆為主戰場的總體態勢。據披露，在中國大陸境外（主要是在中亞和西亞），“東突”組織就有50多個。新疆境內也存在一批恐怖主義組織。自從1997年伊寧發生騷亂事件以來，新疆的恐怖活動進入了一個活躍期，不但中國西部邊陲的喀什成了“東突”恐怖主義活動的中心，一些恐怖活動甚至蔓延到我駐外機構——在巴基斯坦、阿爾及利亞、也門、越南、俄羅斯、美國等地都曾發生我駐外人員遭綁架等類似事件。“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背後的推動力量，主要是流行於中亞、西亞的“泛突厥主義”運動，事實上，盡管突厥語國家的曆次峰會都把打擊恐怖主義的話掛在嘴邊，但有少數國家總喜歡對“疆獨”分子網開一麵。在境內，“疆獨”分子在1996年10月成立了“伊斯蘭真主黨”。標誌著其開始建立統一的組織。

　　“疆獨”主要宣揚“突厥民族優越論”、“殺漢滅回”。東突厥斯坦解放陣線、中亞維吾爾民族聯盟、維吾爾伊斯蘭獨立運動組織、東突厥斯坦青年協會等恐怖組織，主張用暴力手段完成“東突厥斯坦解放運動”，要在新疆境內開展大規模武裝鬥爭。90年代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開始采取更加殘忍的手段，在新疆製造350多起恐怖事件，越來越暴露出了其恐怖主義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