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三節 死灰複燃：冷戰後“疆獨”的抬頭與挑戰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隨著全國解放形勢的發展和新疆各族人民革命鬥爭形勢的高漲，國民黨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嶽、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宣布起義，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在王震將軍率領下進駐新疆。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新疆各族人民與全國人民一起，迎來了民族團結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天地。但是，新疆和平解放以來，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中亞民族主義的抬頭，新疆的穩定和發展受到“疆獨”勢力的嚴重挑戰。

　　一、和平解放後新疆問題的演變

　　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給全疆各族人民帶來民族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好機遇。在中蘇關係的友好的20世紀50年代，新疆的穩定有了良好的國際環境。50年代末，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意見分歧，並嚴重影響到了兩國關係。在六七十年代，隨著中蘇兩黨以及兩國關係的惡化，新疆問題立即成為蘇聯當局進行分裂中國與破壞新疆穩定的工具。其分裂活動表現為：策動邊民外逃和支持建立以分裂我國為目的的政黨，進行更為隱蔽的分裂活動。主要案例有：1962年春，蘇聯駐新疆的領事館引誘、煽動、脅迫中國公民逃往蘇聯，製造了“5·29”伊塔事件。其後又不斷挑起邊境事件，在新疆塔城製造軍事衝突，與此同時，蘇聯大量增兵中蘇、中蒙邊境。中亞的阿拉木圖塔什幹電台每天交替使用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對新疆展開反華宣傳，鼓吹維吾爾的祖國是東突厥斯坦，煽動維吾爾民族自決，像蘇聯那樣建立民族共和國。這些反華宣傳和分裂破壞活動給新疆穩定帶來嚴重問題，突出表現在1969的年破獲的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的暴亂事件。1979年，蘇聯悍然出兵阿富汗，對新疆形成包抄之勢。

　　沙俄以來新疆動蕩的曆史經驗與教訓，讓中國政府認為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修正主義。80年代以來，新疆地區反分裂鬥爭呈現更加複雜多變的形勢。主要案例有：1981年5月27日伽師縣反革命武裝暴亂、1981年喀什“10·30”事件、1985年烏魯木齊“12·12”事件等。冷戰結束後，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更是蠹蠢欲動。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疆分裂活動及其新特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解體及其中亞各民族共和國的獨立，與泛突厥主義緊密相連的“東突”勢力受到國際宗教極端勢力複興的鼓噪，為實現建立所謂“東突厥斯坦”的目的，勾結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成為嚴重危害中國各族群眾特別是新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一顆毒瘤。“疆獨”不僅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與邊疆地區的穩定，也對周邊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安全與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境外的“東突”組織現在主要活躍於中亞、歐美和西亞、南亞等地區，且他們有了合流的趨勢。1992年12月，境外“東突”分子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了“東突民族代表大會”，妄圖加強各組織之間的聯合。他們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國際民族聯合委員會，並且確定了所謂“東突厥斯坦”的國名、國旗、國歌和國徽。1998年12月，來自11個國家的“東突”分子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舉行第三屆“東突民族大會”，宣布成立“全世界東突厥斯坦解放組織聯盟”，並自命為境外“疆獨”的“惟一合法代表”，統一領導世界各地的“東突革命組織”，要“全力配合東突境內的民族解放運動”。2000年11月，境外“疆獨”組織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召開了“第三屆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自吹自擂是“全世界維吾爾青年的最高領導機構”。

　　境外“東突”勢力還不斷派遣骨幹分子入境，以加強對境內“東突”勢力的扶持和領導。他們立足中亞這一前沿陣地，利用清真寺的宗教活動進行分裂主義的宣傳，對新疆進行思想滲透；設立專門出版機構，編篡出版煽動獨立的書刊和音像製品，通過各種渠道不斷輸入新疆；設立專門電台，使用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和烏茲別克語對新疆廣播，大肆進行心戰宣傳；召開各種名目的國際研討會、舉辦展覽和發表公開信，叫嚷新疆獨立，尋求國際敵對勢力支持；拉攏、收買、策反我國駐外人員和出國探親、朝聖、留學人員，進行情報搜集、勾聯和顛覆活動。分析90年代以來“疆獨”分裂活動，出現了以下新的特點，對新疆的社會穩定形成了嚴重的挑戰：

　　第一，多組織共存性。據了解，目前，在境內外的“東突”組織有50餘個。主要有：“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突信息中心”、“東突伊斯蘭真主黨”、“東突伊斯蘭黨”、“東突反對黨”、“東突解放組織”、“東突厥斯坦星火黨”、“東突厥斯坦青年黨”、“東突厥斯坦燎原黨”、“東突厥斯坦獨立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東突厥斯坦民族解放組織”、“東突厥斯坦中央執行委員會”、“天山民主聯盟天山民族拯救者黨”、“星火黨”、“星火聯盟新疆伊斯蘭天山黨”、“探索”及“獨立黨”等。

　　第二，跨境跨國性。“疆獨”恐怖勢力與國際恐怖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在阿富汗、車臣等地參加實戰訓練，然後潛新疆進行暴力恐怖活動。在中亞，西亞、阿富汗等地“疆獨”分裂勢力建立了20餘個觀練基地，訓練恐怖分子。哈薩克境內的“東突厥斯坦委員會”策劃組建一支武裝部隊，多次到中哈邊界騷擾中國邊境地區。“東突”恐怖勢力與國際恐怖大亨本·拉登及其基地恐怖組織的關係更加為人關注。他們派人與拉登國際恐怖分子會麵，協調行動，劃分行動區域，妄圖在從事恐怖活動的資金與技術上得到其援助。早在90年代後期，在中亞、南亞活動的“東突”恐怖組織就得到了本·拉登在經費、物資上的大力支持。先後有來自10個“東突”組織的1000多人前往“基地”組織設在阿富汗坎大哈、馬紮裏沙裏夫、霍斯特、呼蘇提等地的恐怖主義訓練營，接受諸如爆炸、嗜殺、投毒等的係統培訓，成為“基地”恐怖勢力的重要力量。他們中的一些骨幹已經伺機潛入境內，還有一部分民族分裂勢力已經提出要在南疆山區實施“武裝割據”的設想，一旦時機成熟，有可能付諸實施。1999年初，本·拉登會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頭目，在許諾提供資金援助的同時，要求其“一切行動要與‘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解放運動’和塔利班協調。”2001年2月，本·拉登恐怖勢力與塔科班高層人物在坎大哈又商談訓練“東突”恐怖分子的事宜，決定撥巨款幫助訓練“東突”恐怖分子並承諾負擔2001年的活動經費。本·拉登恐怖勢力、塔利班和“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解放運動”還向“東突”恐怖勢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彈藥、交通工具、通訊設備等。塔利班還直接為“東突”恐怖勢力培訓人員。艾山·買合蘇木從境內外物色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宗教極端分子、民族分裂分子到本·拉登恐怖勢力在阿富汗的恐怖主義訓練營地進行調練。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卡爾嘎、馬紮裏沙裏夫、本文斯卡爾帕如克、霍斯特等營地都曾訓練過“東突”恐怖分子。受訓後，一些“東突”恐怖勢力骨於分子被秘密派遣回中國境內，發展恐怖組織，策劃與從事恐怖活動。

　　第三，恐怖活動愈演念烈。“東突”組織公開宣揚要通過恐怖暴力手段達到分裂中國實現“疆獨”的目的。在警方查獲的“東突伊斯蘭黨”、“東突反對黨”等組織的綱領中明確提出，要“走武裝鬥爭道路”、“在人口集中的地區製造各種恐怖活動”。他們編印的小冊子《我們的獨立是否有希望》毫不掩飾地宣稱要不惜代價在幼兒園、醫院、學校等場所製造恐怖氣氛。同世界上大多數恐怖勢力一樣，“東突”恐怖勢力熱衷於借助把矛頭指向無辜平民的爆炸手段，以製造恐怖氣氛、擴大影響。有些“疆獨”分子還參加了中亞的國際恐怖組織。在俄羅斯反擊車臣恐怖勢力的戰爭中就發現有被俘的或戰死的“疆獨”分子。有的則參加在中亞的恐怖活動。1999年8月，“東突”恐怖分子參與了入侵吉爾吉斯斯坦南部劫持四名日本科學家和吉內務部隊高級軍官為人質的恐怖事件；2000年5月，境外“東突解放組織”為了籌集資金，在吉爾吉斯斯坦綁架了一名新疆商人並縱火燒毀了比什凱克中國商品市場；5月25日，恐怖分子策劃襲擊了中國赴吉爾吉斯斯坦處理綁架、縱火案的工作組，造成一人喪生兩人受傷。行凶後，恐怖分子逃往哈薩克斯坦，並於同年9月在阿拉木圖槍殺了3名哈薩克斯坦警察。

　　三、美國的中亞新戰略對新疆安全的影響

　　中亞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資源豐富，成為推動世界經濟支撐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中亞是多種文化交匯和民族宗教衝突的聚焦點，因此，這裏也成為國際關係的是非之地。如果說近代史上俄英對我國新疆地區的陰謀是其對亞洲腹地爭奪的構成部分，那麽在當代，美蘇對中亞的爭奪同樣衝擊到我國新疆的安全與穩定。近幾年來的情況表明，國際恐怖主義重心正由西亞向中亞方向轉移，構成一大一小的雙月牙形的恐怖地帶：車臣—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爾。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侵入中亞的主要攻擊點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分割之地即費爾幹納穀地。蘇聯解體後塔吉克斯坦內戰不斷，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極端宗教勢力與塔利班相勾結，口益囂張。

　　90年代以來，隨著美蘇兩大陣營的瓦解，民族分裂主義特別是中亞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在全球掀起一股惡浪，“疆獨”勢力也迅速膨脹起來。其中，國際反華勢力扮演了重要角色。盡管美國在“9·11”事件後對中東及中亞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予以重擊，並與中國推行國際合作反恐。但是在此之前，美國卻利用“東突”製衡中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1.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副總統戈爾等政要多次秘密會見“疆獨”分子。克林頓甚至在公開場合會晤“東突民族代表大會”執委會主席艾尼瓦爾，接受其所謂新疆維吾爾人遭受人權與宗教迫害的材料和錄像帶。2.美國國會召開新疆問題聽證會，美中央情報局指定專門機構的人員負責培訓“疆獨”分子。3.從1999年起，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國別人權報告》首次就所謂新疆存在違反人權和宗教自由的問題，專門指責中國政府。4.美國的非政府組織開始關注新疆問題《霍普金斯大學中亞—高加索問題研究所和史密斯一裏査德基金會為了調查所謂的新疆問題，專門派人到阿拉木圖，會見駐哈新疆民族分裂組織首領，表現出對新疆民族分裂活動的極大興趣。

　　“9·11”之後，美國確立了“先發製人”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的新戰略。其中就是重點打擊“基地”組織在中亞與中東的國際恐怖網絡。美國在國際反恐活動中急需中國的合作。美中兩國在高層與實際職能部門建立了反恐對話。美中在國際反恐合作堅持平等合作、雙向互利的原則。美國本應重視中國的安全需求，對中國的反恐要求特別是新疆反恐方麵應以積極的回應。在阿富汗及其他地區的反恐行動中對抓獲的恐怖分子進行審訊，發現中國新疆的“東突”勢力與“基地”等恐怖組織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東突”參與國際恐怖活動的事實擺在了美國人麵前。2002年5月，美國國務院公布《2001年全球恐怖主義形勢報告》，其中不得不承認“東突”分子“被發現在阿富汗同基地組織共同作戰。一些曾接受基地組織訓練的中國人返回中國，從事恐怖活動。”美方在報告中還披露，一些伊斯蘭極端分子從“基地”組織、塔利班和阿富汗等，地的其他極端分子那裏接受訓練、設備和精神力量，部分“東突分子同包括車臣在內的前蘇聯境內的穆斯林組織共同訓練和作戰”。在這個年度報告中，美國首次表示對“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黨（ETIP）”和“東土耳其斯坦解放組織（SHAT）”這兩個組織表示關注，說“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黨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初期，宗旨是要建立一個獨立的東土耳其斯坦國，並主張武裝鬥爭。東土耳其斯坦解放組織的成員據報參與策劃了多項炸彈襲擊和槍戰”。

　　美國的國際反恐合作有利於中國的反恐。但是，在反恐問題上美國也玩弄“雙重標準”。“9·11”後，中國即提出“東突”也是國際恐怖組織，美國開始並不認同。直到2004年4月29日，美國國務院增補被禁恐怖主義組織名單，才正式將“東突厫斯坦伊斯蘭運動”確定為恐怖主義組織。這是美國繼2002年8月首次承認“東突運動”為恐怖組織之後又一次將其正式列人恐怖組織名單。依照美國法律，所有的美國政府或私人機構都不得與這些組織合作或是提供資金支持。美國國務院還公布了2003年“全球恐怖活動模式”報告，其中肯定了中美兩國的反恐合作。但是，美國在遣返中國新疆“東突”恐怖分子問題上，態度暖昧。關押在美軍關塔那摩基地的中國籍囚犯是“東突”恐怖分子。中國政府2002年秋天曾經派遣官員到關塔那摩灣協助美軍審問被關押的中國“東突”恐怖分子。2004年5月13日，美國與中國再次商討如何處置關押在關塔那摩灣的一些中國“東突”分子。中國敦促美國將這些人全部遣返回中國，將根據國內法和國際法審理他們的案子。盡管中美反恐合作正在切實進行，但由於各種因素的幹擾，特別是受到國際人權組織和海外反華勢力施加壓力，美國的態度有所變化。這些人權組織和勢力聲稱中國將粗暴對待被遣返者，而中國的“囚犯待遇”遠遠低於國際人權標準。因此，美國不應將他們移交給中國。2004年7月13日，中美就美軍關押在關塔那摩的“東突”分子問題再次進行磋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東突”恐怖勢力是國際恐怖勢力的一部分，對包括中美在內的國際社會和人民生命財產構成嚴重威脅。美方應從國際反恐合作及雙邊關係大局出發，根據有關國際法準則謹慎行事，不要向“東突”恐怖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中國希望美國盡早遣返這些“東突”分子，但是美國在反恐中仍然堅持“雙重標準”。8月12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接受日本記者聯合采訪時表示，關押在關塔那摩的中國籍恐怖嫌犯將不會被送回中國。鮑威爾說：“這些人是一個複雜問題，我們試圖解決有關關塔那摩所有囚犯的問題。他們將不會被遣返中國，不過要為他們找到合適的地方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此外，美國借口打擊塔利班，覬覦中亞，在中亞石油與政治安全戰略方麵對中國也形成了不利的影響。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除了要報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美國的攻擊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經濟目標，即企圖控製中亞的石油資源。美國的前能源部長曾說：“世界的能源在哪兒，美國的外交政策線就在哪兒。”美國力圖將中亞變成美國21世紀的戰略能源基地。這一點在前麵論述新疆石油問題時已經有所闡述。就美國的中亞新戰略的形成而言，事實上在1997年美國就提出了蘇聯瓦解後填補真空的新構想。其目的就是要加緊爭奪中亞的主導權。在政治上，美國不斷加大在中亞的影響。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總統先後對美國進行了訪問。美國采取的戰略是，強化獨聯體的地緣政治多元化趨勢，阻撓獨聯體國家同俄國聚合，擠壓俄國的戰略活動空間以達到製衡俄羅斯的目的。在經濟上，美國不斷向中亞國家提供援助和貸款。美國每年向中亞地區投資22億美元，其中對哈薩克斯坦的投資已超過20億美元。同時美國的投資也在逐步實現美國對中亞能源資源的控製。在軍事上，近年來美國通過軍界高層互訪、軍事技術交流、提供軍事裝備和舉行軍事演習等各種方式加強與中亞國家的軍事往來，竭力向中亞各國滲透。1994年，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應北約邀請，加入了北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尤其是“9·11”事件以後，美國打著反恐的旗號，軍事力量順利進入中亞，從軍事上保證了美國對中亞的戰略控製，這引起了俄國的不安。而作為緊鄰中亞的我國新疆地區，有可能而臨“前拒狼，後進虎”的困局。從前長期困擾我國西北邊疆安全的蘇聯因素消失了，而美國對中亞的滲透，勢必對新疆安全局勢造成新的潛在威脅。

　　四、“疆獨”活動死灰複燃的國際因素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和經濟體製的改革，引起了各種反蘇反共思潮的泛濫，民族主義意識崛起，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膨脹和非俄羅斯民族主義死灰複燃，民族矛盾口趨尖銳。蘇聯國內的民族問題與國內政治經濟危機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場規模巨大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導致蘇聯解體，中亞五國走上了民族獨立和複興之路。蘇東集團的瓦解和美蘇兩極格局的坍塌，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使過去被兩大陣營對峙掩蓋的眾多國際問題被釋放出來。其中民族宗教問題的抬頭，更是舉世賴目。特別是在中亞地區，民族主義思潮迅速泛起，民族獨立自主意識日益增強，過去潛伏的民族矛盾和問題開始爆發。隨著中亞各國紛紛獨立，伊斯蘭也在中亞地區全麵抬頭。受當代伊斯蘭複興運動的影響，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以及國際恐怖主義在中亞地區肆虐，成為危害地區及其周邊穩定的邪惡勢力。這給新疆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也帶來了直接的威脅。可以說，90年代“疆獨”問題愈演愈烈，是與冷戰結束後中亞伊斯蘭民族主義的複興緊密相連的。近幾年來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的抬頭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亞民族主義複興的影響。

　　第一，原蘇聯中亞五國的獨立，給新疆民族分離主義者找到了“新疆獨立”的借口。他們認為，既然中亞5個“斯坦”國均已獨立，為何新疆不能獨立？流亡在土耳其的新疆分離主義者鼓吹要聯合起來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80年代後期蘇聯解體的過程中，這些人就相繼成立了“維吾爾國際聯盟”、“維吾爾斯坦解放組織”、“東突厥斯坦國際委員會”等組織。蘇聯解體後，他們似乎看到了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希望。中亞穆斯林國家獨立後鼓吹實行民族複興和民族回歸故鄉政策。1992年中亞各國相繼召開了世界哈薩克人大會、世界土庫曼人大會，號召國外的哈薩克人和土庫曼人回歸故鄉。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三國政府為回歸者提供優惠政策。這些做法使中亞與新疆的跨境民族問題複雜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疆的穩定。

　　第二，當代伊斯蘭複興運動對新疆穆斯林的思想衝擊更為嚴重。發生於我國新疆地區的“疆獨”活動，具有全球化時代的基本特點，即民族宗教問題的國際化。中亞民族宗教問題對我國新疆的衝擊，更是如此。本來，伊斯蘭激進勢力在中亞地區具有強烈的曆史和現實社會基礎。中亞各國主體民族和絕大多數非主體民族都信仰伊斯蘭教。由於伊斯蘭教與中亞各民族聯係的密切性，中亞五國在獨立之初，均把弘揚本民族文化傳統、支持伊斯蘭教在本國的發展作為加強民族凝聚力以鞏固新政權的基本舉措，使伊斯蘭教一改蘇聯時期被壓製的地位，其影響迅速滲入包括政治生活在內的各個領域。同時，出於對擺脫大俄羅斯主義的影響，各國紛紛作出對本民族有利的各項政治措施，其中原教旨主義因為堅持消除外來文化對伊斯蘭的“汙染”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會的認同。

　　由於中亞各國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社會秩序混亂，加之政治生活中的腐敗現象，蘇聯解體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及沙特、土耳其、伊朗等外部伊斯蘭勢力乘機擴大對中亞穆斯林的影響等原因，宗教勢力伴隨著伊斯蘭教的複興迅速壯大，在蘇聯解體不到兩年就有一批伊斯蘭極端政治組織紛紛登上中亞各國政治舞台，欲推翻世俗政權，在中亞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中亞各國政府雖然對此采取了一係列打擊措施，但在中亞地區內外因素的影響下，伊斯蘭勢力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定氣候。目前中亞地區伊斯蘭勢力不僅規模大，而且與當地政治反對派、民族分裂勢力、周邊伊斯蘭國家聯係密切，有的以合法政治黨派身份活躍於政壇（如塔吉克斯坦），有的已發展成為具備一定規模的武裝力量，對中亞國家形成嚴重威脅。

　　90年代初中亞五國獨立以來，該地區宗教熱興起。其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1991至1996年，伊斯蘭教全麵複興；從1997年起伴隨著伊斯蘭教進一步發展，宗教極端勢力開始猖狂活動，並同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相勾結，沆瀣一氣，對中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構成嚴重威脅。在第一階段，中亞各國的主要表現是信教人數、宗教設施、宗教組織、宗教派別以及宗教活動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中亞各國伊斯蘭教的外殼都在迅速膨脹：下麵來自哈薩克斯坦的資料，可以說明中亞伊斯蘭複興的一般情況。

　　蘇聯解體以後，中亞各國都不同程度的陷入了經濟危機，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社會秩序混亂，在這種情況下，世界社會主義的運動的重挫，讓更多人開始信仰伊斯蘭教以尋求精神寄托。本來中亞各國伊斯蘭文化傳統根深蒂固，恢複伊斯蘭文化傳統有助於鞏固新獨立的國家政權。

　　第三，從90年代起，中亞宗教極端勢力的抬頭與對新疆的滲透，加劇了新疆的動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鼓吹“政教合一”，向世俗的國家政權提出了挑戰。發生在俄羅斯境內的車臣戰爭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就是其典型。宗教極端主義與民族分離勢力和國際恐怖主義相結合，使中亞的伊斯蘭複興運動更加複雜化，並與以下三股勢力勾結在一起。一是民族分離主義勢力。民族分離主義者堅持認為每個民族都有建立自己的國家的權利，這與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實際上是破壞多民族國家統一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照此推理的話，中國新疆的少數民族分離主義者也可以迮立自己的獨立國家，這與我國維護祖國統一的目標是不相容的。二是宗教極端勢力。一般說，宗教極端主義是打著宗教旗號或以宗教極端主義麵貌出現的極端主義，實際上是屬於政治範疇，其目的是要恢複祌權統治國家和人民。伊斯蘭的宗教極端主義是伊斯蘭教內部的一股極端思潮，旨在建立完全由伊斯蘭教統治的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權，通過鼓吹聖戰或者恐怖主義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們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隻要伊斯蘭”的典型口號。三是恐怖主義勢力。中亞地區的恐怖主義一般具有濃厚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色彩，其基本思想是宣傳聖戰，為了聖戰要有勇氣殺死異教徒和民族敗類。他們要求每個穆斯林不受時間，地點和方式的限製，隨時隨地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為了主道而奮鬥。伊斯蘭在中亞的複興加劇了我國新疆地區的動蕩。據不完全統計，自1990年至2001年，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向境內滲透，在新疆境內製造了至少200餘起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各族群眾、基層幹部、宗教人士等162人喪生，400多人受傷。

　　第四，中亞國家領導人或多或少表現出對伊斯蘭運動同情，對我國新疆局勢的影響不可忽視。在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領導國家的蘇俄時期，蘇聯當局對少數民族推行大俄羅斯主義，壓製宗教自由，在“大肅反時期甚至對某些少數民族進行整個民族的大遷徙。企圖讓其遠離故土，遠離滋生反對俄羅斯的土壤。斯大林一時的壓製似乎維護了聯邦的穩定但是，這隻是暫時維護了國家的穩定。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直接原因就是民族宗教問題引發的。其中，中亞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對伊斯蘭民族主義的天然同情，或對伊斯蘭的複興運動的利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伊斯蘭在中亞的複興，引發了中亞伊斯蘭情感的大擴散，也引起了他們對同樣擁有相當多伊斯蘭教徒的新疆地區的關注。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在關於社會思想的專論中確認，“宗教現已成為社會生活精神的組成部分”，“是實現人類一些共同理想作為其人道主義教義的基礎”。塔吉克斯坦卡裏莫夫總統承認宗教是人類的可靠伴侶，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中亞一些地方出現伊斯蘭複興黨等極端宗教政治組織，公開鼓吹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神權國家。其中塔吉克斯坦伊斯蘭複興黨最為活躍，它積極參加塔吉克斯坦內戰。這場內戰持續了五六年，致使數萬人喪生，幾十萬難民流離失所。進入90年代的後期，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出現的恐怖主義橫行，成為危害許多國家安全和毒化國際關係的嚴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