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三節 中緬邊界談判與邊界條約的簽訂

　　一、邊界談判及簽約

　　I960年1月24日至29日，緬甸總理奈溫將軍應邀訪問北京。這次訪問標誌著中緬邊界交涉出現了根本性的進展，開始了正式談判。1月29日，中緬雙方簽訂了《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與《中緬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前者規定：雙方承認並尊重彼此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保證用和平協商的辦法解決雙方之間的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保證互不侵犯，不參加針對另一方的軍事聯盟。這個條約實現了雙方領導人1957年3月昆明會談的願望。它是亞洲國家間的第一個和平條約，為亞洲人民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促進亞洲和平作出了貢獻。它還保證了中緬雙方隻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兩國間的邊界懸案，而不以武力謀求領土擴張。後者規定了中緬邊界問題舉行正式談判的具體原則與方法。它規定由雙方相等人數組成聯合委員會，商談解決中緬邊界的各項具體問題，起草邊界條約。由於奈溫將軍在緬甸政治中的實力地位及其果敢工作的作用，他的訪華有力地推動了中緬邊界交涉的進程。

　　上述兩個條約，尤其是《中緬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基本上擬定了雙方邊界正式談判中最關鍵問題的解決方案，餘下的細節及實施均由雙方談判代表進行交涉、付諸行動了。1960年6月，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成立。中方首席代表為駐緬大使姚仲明，緬甸首席代表為副總參謀長昂季準將。聯合委員會成立後立即開始工作。在中緬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僅用三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邊界的勘察、劃定以及邊界條約的起草工作。

　　1960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國慶11周年的大典中，作為國慶的獻禮，周恩來總理與吳努總理在北京正式簽署了新的中緬邊界條約。緬甸領導人率領300餘人的龐大代表團來北京表示慶祝。1961年1月4日是緬甸獨立節13周年，中緬雙方在仰光交換了中緬邊界條約批準書。周恩來總理率領九個代表團共400餘人前往慶祝與聯歡。中緬雙方輿論紛紛發表評論讚揚邊界條約的簽訂。

　　中緬邊界條約，根據1957年中國政府提出的關於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原則性建議，以1960年1月《中緬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為基礎，合理地全部劃定了中緬邊界。根據條約，對尖高山至中緬邊境西端終點的未定界，緬甸同意將1905年至1911年期間為英國軍隊所逐步侵占的、屬於中國的片馬、古浪、崗房地區歸還中國，並按照傳統習慣線正式定界。對於猛卯三角地區，雙方認為1897年中英劃界條約規定的“永租”關係不符合目前中緬平等友好關係，決定廢除緬甸對屬於中國的猛卯三角地區所保持的“永租”的關係。中國方麵根據平等互利和互讓的精神，考慮到緬甸方麵的實際需要，同意將這一地區移交給緬甸，成為緬甸聯邦領土的一部分。作為交換，同時為了照顧曆史關係與部落的完整，緬甸方麵同意把按照1941年中英兩國政府換文規定的屬於緬甸的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年線以西的轄區劃歸中國，從而消除這兩個部落被1941年線人為地分割為中緬部分的不合理狀態。此外，中國政府還根據一貫反對外國特權、尊重其他國家主權的政策，正式放棄1941年中英兩國政府換文規定的、中國參加經營緬甸爐房礦產企業的權利。有關邊界的其他問題，也都在條約中得到了公平合理的解決。

　　二、中緬邊界和談解決的意義

　　中緬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是中國外交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勝利，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它使中緬友好睦鄰關係進入了正常的曆史新階段。中國與緬甸山水相連，兩國人民尤其是邊民同文同神同信仰，有著親如一家的“胞波”關係。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挑撥離間，無法阻撓兩國人民的友好。民族的親情關係與“牢固的傳統友誼是締結邊界條約的成功因素之一”。它也將保證中緬睦鄰關係的永久繼續。正如吳努總理在北京慶祝中緬邊界條約簽訂大會上的講話所說：“中緬關係的曆史說明，除去我上麵提到的兩次稀有情況（指元蒙和滿清對緬甸的入侵）以外，我們兩國之間的正常情況是持續的和平與友誼。中國與緬甸的關係，特別是在中國由漢族統治的時候，是非常和睦與親密的”，“鑒於我們兩國幾個世紀以來確實在和平與和諧中相鄰而處的曆史事實，你們——我的朋友們——會同意我的意見：今天有著這樣豐富體現的中緬友誼以及這種友誼的永久繼續，是具有堅固牢靠的基礎的”，“昨天我們簽訂的邊界條約就是一座建築在這個堅固基礎上的偉大和壯麗的共同友誼大廈”。緬甸輿論也熱烈讚揚中緬邊界問題解決。《衛報》說：“長期存在的邊界問題的友好解決，打開了中緬曆史友好關係的新一章，它也肯定將是亞洲相互尊重和平共處時期的先聲。”中緬邊界條約簽訂後，中緬邊境地區出現了睦鄰友好的新氣象。兩國地方官員互相交換意見，處理邊境事務。邊民探親訪友，胞波情誼尤深。自邊界條約簽訂以來近30年的曆史證明、將來的曆史將證明，和平友好邊界的出現，為中緬友誼開辟了廣闊的前景。1984年底至1986年5月，中緬兩國對邊界順利地進行了第一次聯合檢査，修複了損壞的界粧，增設了—些附樁以保證這條友好邊界的代代相傳。

　　第二，它給中國解決同其他鄰國的邊界問題，建立睦鄰友好關係，突破美國的封鎖，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前麵提到，就是在中緬邊界交涉中，中國政府開始重視邊疆問題，確定解決邊界問題的戰略和政策。它指導了我國後來解決與其他鄰國的邊界問題。再次，它打擊了美國對華遏製封鎖政策，使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了應有的地位。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帝國主義及其他反華勢力，曾大肆利用中緬邊界問題對中國政府進行誣蔑與誹謗，攻擊中國好戰，不要和平，許多不明真相的國家在美國蠱惑下，對中國產生了疑惑和誤解，甚至附和美國攻擊中國。雖然中國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舞台呼籲和平，但仍有一些國家不信任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作為緬甸的強鄰，中國能夠在完全等自願的基礎上解決中細邊界問題，雄辨地證明了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地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睦鄰政策。從而以事實回擊美國為首的反華論調，打擊了美國對華遏製封鎖政策，在世界上樹立起中國的國際形象。正如周恩來所預見的那樣：中緬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對帝國主義的挑撥離間，無疑是釜底抽薪，對緬甸這類不受帝國主義唆使的友好國家，也是一個鼓舞和支持。自中緬邊界條約簽訂之後，中國的外交地位逐步得到了提高。世界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疑惑態度逐漸轉變，那些參加美國拚湊的反華集團的周邊國家開始或明或暗地抵製美國的反華政策。中國在第三世界地位的加強，為中國重返國際舞台打下了基礎。

　　第三，中緬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為現代國際法與國際關係準則的發展作出了新貢獻。中緬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新範例。傳統國際法承認利用強權與戰爭手段，采取“有效占領”的方式擴張領土。現代國際法中承認使用和平手段解決領土爭端，決不承認使用武力威脅獲得任何領土的合法性。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三、四款也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與聯合國宗旨不符合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領土之完整與政治獨立。1970年的《國際法原則宣言》也要求處於爭端各方的國家放棄使用武力，保證隻用和平方式來解決他們之間發生的爭端、分歧與衝突。和平解決爭端成為現代化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然而二戰以來許多國家仍然因為邊界或領土等問題而使雙邊關係劍拔弩張，甚至發生武裝衝突。這樣的例子不少。中緬兩國在解決邊界時，通過簽訂友好互不侵犯條約，保證雙方遵守和平解決爭端的國際關係準則，而不許訴諸武力，最後雙方在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基礎上使邊界問題得以和平解決。這正是其他國家在解決類似的邊界領土爭端時值得借鑒的。平等協商、互諒互讓，是政治解決國際爭端，尤其是領土糾紛的一種新的有效的談判方式。邊界領土問題涉及到國家的榮譽與安全，雙方寸土必爭。談判時隻有照顧到雙方的利益，互有妥協讓步才能達成爭端的和平解決。互諒互讓作為一種新的有效的談判方式。有幾點值得注意：1.互諒互讓能夠疏導談判氣氛。使爭議或敵對雙方抱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誠意，以利澄清事實，統一見解，為爭端的解決鋪平道路。

　　2.互諒互讓能促進談判較為順利的進行。談判雙方采取現實的態度，彼此尊重對方主權，照顧雙方實際困難與正當權益，互有讓步，有助於爭端的公平合理解決。3.互諒互讓要求爭端雙方在談判時有著和平解決，友好協商的務實梢神，不能強辭奪理，以實力壓人。要求平等互利、互有讓步，照顧雙方，一方之所得不能以另一方之所失為基礎。以上諸點是保證談判具有有效性、能夠達成實質性結果的關鍵，中國政府正是抱著互諒互讓的精神，使中緬邊界交涉一直處於友好協商的氣氛中，從而最終達成了合情合理，“為雙方所接受的、科學的、全麵的邊界線”。

　　第四，中緬邊界問題的交涉及其和平解決，使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公認的指導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所謂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是指那些被各國公認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適用於一切國際關係領域的、構成國際關係基礎的指導國家外交行為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並不是一開始就成為各國公認的指導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中緬關係的發展和中緬解決邊界問題的進程，始終以五項原則為基本指導原則，順利地解決了邊界懸案，發展了睦鄰關係，而且有力地擴大了五項原則的影響，使之逐步成為各國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1954年，中、印、緬三國共同倡導五項原則時，它隻不過是中印、中緬兩國總理聯合聲明中的一原則，並未引起世界的關注。中緬兩國在發展睦鄰關係與解決邊界問題時，一直以五項原則為基礎，擴大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自1954年6月29日中緬兩國總理聯合聲明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中緬曆次的首腦聯合聲明，有關的協議條約均要求以五項原則為指導雙邊關係的基礎。在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上，中緬與其他亞非國家一道共同努力，通過了《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共十項原則）。亞非會議宣言的十項原則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伸與發展。亞非會議表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成為指導亞非國家處理國家關係的準則。亞非會議後，中國在與一係列國家的外交文件中進一步肯定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是，50年代末開始的中印邊界爭端，給五項原則提出了嚴重挑戰。中國能否以五項原則為基礎和平解決與鄰國的邊界糾紛呢？中國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不僅在外交文件中而且在外交行為中遵循五項原則。1960年1月簽訂的《中緬友好互不侵犯條約》和《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協定》。首次以條約的形式肯定了五項原則，並要求根據五項原則以和平手段解決邊界問題。1960年10月簽訂的中緬邊界條約再次重申以五項原則指導兩國關係。自中緬邊界條約後，更多的亞非國家步其後塵，以條約形式把五項原則固定下來。70年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超出亞非，走向了發達國家。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明確地承認了五項原則。這樣，五項原則進入了一個曆史新階段，成為全世界公認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指導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