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騎士精神的傳承與永恒
伴隨著中世紀的衰落，騎士製度冰消瓦解，但是騎士精神卻奇跡般地存活下來，而且一直成為文學不斷再創作的母題和一代又一代人追求的精神理想與追求自我完善的動力與源泉。正如赫伊津哈說的，“騎士製度反映出貴族的輕鬆、浪漫和理想主義風度”。“注釋1”“火藥的傳入雖然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紀騎士所體現的並且被理想化的騎士精神卻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它後來逐漸演化為一種多情的個人英雄主義，尤其適合熱情珍惜名譽並且愛向婦女獻殷勤的法國人和西班牙人。”“注釋2”
在15世紀，騎士精神並沒有隨著騎士製度喪鍾的敲響而被埋葬，仍然成為人們追求和向往的崇高精神境界，更是人們期望借以改造社會和拯救社會的正義之象征。1485年，馬洛禮的《亞瑟王之死》這本書問世之時，正值亨利七世（1485—1509）登基之時。本書的出版商柯克士頓之所以選擇在這麽一個時候，出版發行《亞瑟王之死》，就是想借助該書中所蘊涵的騎士那種英勇富有正義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喚醒貴族改造社會的意識，重振騎士精神，這正如柯克士頓自己所說的：“如果國王和王子不具備騎士所擁有的品質，那麽，他們就不配作國王和王子以及貴族。”“注釋3”這不僅是柯克士頓的期望，也正是亨利七世的心願和決心。亨利即位後，就想把當時殺人放火、貪汙腐化、分崩離析的英國，改造成為一個和平統一的國家。為此，他推崇開國元勳亞瑟王，自認為是亞瑟王的後裔，特地為他的兒子取名為亞瑟，而且在溫切斯特的城堡裏，放置一張直徑18尺的圓桌，圓桌正中畫著一朵大紅玫瑰，上麵覆蓋著小朵白玫瑰，在玫瑰的外圈上麵，繪有站立著莊嚴的亞瑟王，四周鐫刻著二十四位騎士的名字。“注釋4”亨利的這種做法，無非是在表明自己就是亞瑟王的降世，是正義的化身和代表，而圓桌騎士和亞瑟王正是騎士精神的典範。
騎士精神不僅受到英國國王亨利七世和柯克士頓的追崇，而且就是在處在文藝複興中的意大利，也是備受青睞的。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中，談了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人們對騎士榮譽癲狂的追求，幾乎成為一種社會弊病。“幾年前，每一個人都看到：所有的勞動人民直到麵包師傅，所有梳毛工人、高利貸者、營錢兌換商和各種各樣的惡棍怎樣變成了騎士。當一個官員去管理一個地方的小城鎮時，他為什麽需要一種騎士身份呢？這個頭銜和任何一般混飯吃的職業有什麽關係呢？不幸的尊嚴你何其頹廢啊！那長長的一係列的騎士職責，我們的這些騎士們盡了哪一項呢？我所說的是使讀者看到：騎士身份已經死了。如果竟至於把榮譽贈給死人，那麽為什麽不贈給木石，不贈給一條牛呢？”“注釋5”盡管這一段是對騎士榮譽稱號泛濫的諷刺挖苦，但是也折射出騎士精神的魅力。騎士的榮譽不僅僅對貴族產生了誘惑，而且也受到平民百姓的膜拜，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就是很好的例證。
美第奇家族雖然是平民出身，血管裏邊沒有高貴的血統，但是他們對比武感興趣的程度，毫不遜色於任何一個宮廷。即使在柯西莫時代（1459）和以後的大彼埃特羅的時代，在佛羅倫薩都舉行過輝煌的比武，小彼埃特羅甚至為了這種消遣而忽視了政務，並且不穿上甲胄就不肯讓人給他畫像。“注釋6”不僅像美第奇家族那樣富有的市民對比武執迷，就是一般的市民也是癡迷的。一位七十歲的公證人騎著一匹從一個染匠那裏賃來的瘦馬，到佩雷托拉參加那裏的比武。某一個愛開玩笑的人把一根荊棘綁在這匹馬的尾巴下，馬一受驚，就跑開了。把這個戴著頭盔的騎手一直帶回城裏，弄得他遍體傷痕，飽嚐驚恐。“注釋7”人們之所以對比武抱有如此的熱情，其實並非僅僅是一時的情趣，而是試圖通過比武的舉動，向人們展示自己是具有像騎士那樣的品質和榮耀。
1520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與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會晤
16世紀的英國不僅僅是承襲了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而且還將它複興。1524年，在格林威治，英國國王亨利八世（1509—1547），創建了名字叫“忠誠城堡”的比武場，從此，比武之風經久不衰，一直延續到伊麗莎白（1558—1603）統治時期。比武是騎士的職業，也是騎士展示和培育其精神品質的場所，比武的複興無疑為騎士精神提供了延續和發展的空間。英國這一時期的達德利（Dudley）家族的好運就全部來源於比武場，他們家族憑借著在比武中所顯露的騎士的品質，從而為自己在宮廷中贏得了顯赫的地位。在亨利八世執政伊始，盡管埃德蒙·達德利（Edmund Dudley）就被鎮壓，但是他的兒子約翰·達德利（John Dudley）卻憑借在比武場上的武藝和騎士風範，賺取了亨利國王的信賴，很快在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1547—1553）晉升為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公爵。愛德華六世死後，瑪利當政，公爵（埃德蒙·達德利）由於叛逆，幾個兒子全都遭監禁，幾經周旋，兒子們一被釋放，就又在比武場像他們的父親一樣，大放異彩。1558年，伊麗莎白上台，在比武場上已小有名氣的羅伯特·達德利（Robert Dudley）立即和兄弟幾人為伊麗莎白護駕，從而被任命為馬房的主管，這樣，他就可以天天與女王親近，以騎士的文雅風範，贏得了女王的寵愛，從此，飛黃騰達。“注釋8”達德利家族發跡的曆史揭示了騎士精神的魅力，而悉尼則是騎士精神的楷模。
菲利普·悉尼（Philip Sidney）是累斯特（Leicester）伯爵的侄兒，戎馬一生，喜好比武和冒險遠征，充分展現了騎士的風範——榮譽尊嚴至上。1579年，菲利普·悉尼在同牛津伯爵就使用網球場地發生爭執時，當即提出決鬥以捍衛自己的榮譽，英國樞密院幹預禁止，但無濟於事，最後伊麗莎白女王親自出麵斡旋，才阻止了他英勇的舉動。“注釋9”1584年，一位無名氏在法國巴黎出版了名為《累斯特的公共財富》（Leicester's Commonwealth）一書，攻擊累斯特伯爵是一位謀殺犯、叛徒、通奸犯等，為此，他寫了《捍衛累斯特伯爵》（Defence of the Earl of Leicester）一書準備發行，並且發出公告：“為了捍衛家族的榮譽，他願意在三個月時間裏，在任何時間地點，同無名的對手決鬥。”“注釋10”菲利普·悉尼決不是那種隻在決鬥上或平日裏虛張聲勢之人，在真正的戰場上，他是當之無愧的英雄。1581年，在遠征尼德蘭中，他英勇衝鋒陷陣，受了重傷。榮譽是騎士精神的核心，菲利普·悉尼兩次與人決鬥，展現了他對榮譽的關注勝過自己的生命，而在這方麵，埃塞克斯（Essex）伯爵羅伯特·德弗羅（Robert Devereux）則是最典範的，“沒有人比他更對榮譽渴望的了，也沒有人像他那樣對其他一切事情無所顧忌。”“注釋11”
埃塞克斯伯爵一生都在追尋著冒險和榮譽的桂冠，從未滿足過。1585年，年僅18歲的埃塞克斯伯爵，自己出巨資一千鎊裝備了七百名紳士和一萬五千名士兵，協同累斯特伯爵遠征尼德蘭。1589年，他又加入了遠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軍事冒險活動。在裏斯本一戰，當英軍都已撤離時，他卻仍然在戰鬥，並衝向裏斯本的城門，向守城的西班牙人挑戰，結果無一人敢出來迎戰，他因此贏得了經久的名聲。1591年，在法國，他單槍匹馬獨闖敵人的控製區。在包圍盧昂（Rouen）時，他又向該城市的市長提出了決鬥。埃塞克斯伯爵屢屢英勇無畏的冒險舉動，遭到了英國樞密院的控告。樞密院指責“他浪費時間和錢財遠征，完全是為了個人的嗜好和榮譽，甚至為了自己所謂的榮譽而將軍隊置於無人管理和指揮的境地。”“注釋12”埃塞克斯伯爵一生追逐冒險遠征來構築自己榮譽的豐碑，除此外，參加比武，比武是他僅次於冒險遠征的癖好。在比武場，他總是第一個出陣，而且總是比武場榮譽的贏家。16世紀的英國有許多像埃塞克斯伯爵一樣對比武鍾情的騎士貴族，如貝德福德（Bedford）伯爵、索桑普頓（Southampton）伯爵、蘇塞克斯（Sussex）伯爵、芒喬伊（Mountjoy）貴族查爾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等，其中坎伯蘭（Cumberland）伯爵喬治·克利福德（George Clifford），對比武的酷愛是僅次於埃塞克斯伯爵，但是隻要有埃塞克斯伯爵參加比武，那麽，他在比武場的榮譽和風采總是被埃塞克斯伯爵所奪走。
16世紀，與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的複興並行的是騎士文學的興盛。埃德蒙·斯賓塞（1552—1599年），浪漫主義騎士傳奇文學的再創者，為騎士文學的振興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斯賓塞寫了一係列的騎士傳奇，如《美頌》、《愛情頌》、《仙後》、《小愛神》等，其中《仙後》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該詩描述了騎士所經曆的種種奇特和驚險的故事，展示和歌頌了騎士的英勇、忠誠、文雅謙遜的品質。除了斯賓塞外，英國作家塞繆爾·丹尼爾（Samuel Daniel）也為騎士文學的繁盛做出了奉獻，1595年他寫的《內戰》、《英格蘭曆史集》等作品，都是對騎士和騎士精神的宣講和讚揚。
歲月流逝，鬥轉星移，騎士精神並沒有湮沒於曆史的大漠塵埃之中，18世紀，騎士和騎士精神再度在英國複興。這次英國中世紀複興主要體現在文學領域的浪漫主義的興起，揭示了近代西歐社會對理性主義的叛逆和不滿，以及對中世紀那種充滿了個性活力和朝氣的浪漫主義回歸的期盼。在這種社會對浪漫氣息渴望和追求中，英國詩人們編構了一係列的騎士傳奇故事，重新塑造了人們的夢想與期盼。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創作了《奧西尼克》（Ossianic），托馬斯·珀西（Thomas Percy）寫下了《古英語詩的遺風》（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托馬斯·查特頓（Thomas Chatterton）構造了《羅利》（Rowley），其中珀西編寫的《古英語詩的遺風》，標誌著中世紀的全麵複活。《古英語詩的遺風》彌漫著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氣息，全詩分為四類：浪漫民歌、英雄民歌、奠定在傳奇故事基礎上的民歌、有關莎士比亞的民歌，其中最為流行的最受歡迎的是浪漫民歌。浪漫民歌以講述中世紀騎士的遊俠愛情和騎士風範而著稱。《考利尼》（Sir Cauline）和《國王埃斯特梅雷》（King Estmere）以及《小孩埃利》（The Child of Elle）是三個最具有代表性的浪漫民歌。《考利尼》是一個十分悲壯浪漫的愛情故事，講述的是年輕勇敢的騎士考利尼暗戀著愛爾蘭國王美麗的女兒克裏斯特貝爾（Christabel），為了贏得她的芳心，他在王宮裏，當眾提出要擊敗勇猛無比的埃爾德裏奇（Eldridge）騎士，於是，兩位騎士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比武，最終考利尼戰勝擊敗了埃爾德裏奇騎士，並相當文雅地以對手至死不準再拿起武器為條件，寬恕了埃爾德裏奇騎士的性命。當考利尼將繳獲的埃爾德裏奇騎士的劍贈送給了他崇拜的克裏斯特貝爾時，他的英勇贏得了她的愛，但是命運的捉弄，當兩位戀人正沉浸在愛河的甜蜜之中時，恰好被國王發現，國王大怒，將他放逐國外。考利尼的離去，令克裏斯特貝爾十分傷心，國王為了安慰他的女兒，舉行了盛大的比武大會。在比武期間，奇怪的是每一天都被一位陌生的騎士贏得最高榮譽。然而，第四天一位巨人索爾丹（Soldan），埃爾德裏奇騎士的堂兄前來複仇，聲稱除非國王把女兒嫁給他，否則如果國王的騎士沒有人願意接受他的挑戰，那麽，他將殺死國王。國王宣布，如果他的圓桌騎士能出來迎戰，將得到他的王國，並娶得他的女兒，然而，所有的騎士都懼怕巨人索爾丹，沒有人敢出來迎戰，正當國王悲傷絕望時，陌生的騎士出現了，他提出要用埃爾德裏奇騎士的劍同巨人決鬥。生死的決鬥開始了，陌生的騎士展示出大無畏的膽量和勇氣，最終殺死了巨人，於是，國王和所有的騎士一片歡呼，而這位大膽陌生騎士由於受了致命的傷而暈倒。當國王的女兒前來救助這位勇敢的騎士時，卻驚喜發現這位陌生的騎士正是自己夜思夢想的考利尼，然而處在奄奄一息的考利尼隻留下了最後一句話，“他願意為了她而死”。“注釋13”
浪漫民歌《國王埃斯特梅雷》講的也是類似的浪漫愛情傳奇故事。國王埃斯特梅雷（Estmere）是一位十分英勇的騎士，聽說國王阿德蘭德（Adland）的女兒十分美麗，決定娶國王的女兒作為英格蘭的王後，於是，向公主求婚，公主應許。正當他們準備承辦婚事時，西班牙國王布雷默（Bremor）警告國王阿德蘭德，他要娶公主，否則他將以武力搶走公主。埃斯特梅雷得知這消息後，立即裝扮成琴師歌手，前往阿德蘭德國王的王宮，在宮殿中唱歌向公主暗示自己是埃斯特梅雷，並乘機抽劍殺死了西班牙國王布雷默。“注釋14”
同樣，《蓋伊傳奇》（The Legend of Sir Guy）講的是蓋伊（Guy）為了贏得沃裏克（Warwick）伯爵女兒費莉斯（Felice）的愛，進行了一係列冒險的傳奇故事。恰如中世紀典雅愛情的格言那樣，騎士要獲得愛情，必須涉驚曆險，以英勇的品質證明自己是值得愛的，騎士蓋伊先後救了諾曼底皇帝的女兒，在同薩拉森人戰鬥中，又斬殺了索爾丹（Soldan），然後回到英格蘭，他以英勇和顯著的功績贏得了費莉斯的愛，但是他們一同隻度過了40天的蜜月，他就毅然前往聖地去追求更大的冒險和榮譽。在聖地，他擊敗了巨人阿馬拉恩特（Amarant），解救了伯爵喬納斯（Jonas）的兒子。他再度返回英格蘭時，迎戰並殺死丹麥巨人科爾布朗德（Colbrond），以後他又進行了更大的冒險，斬殺了巨大狂暴的野豬和瘋牛以及毒龍，然後，他回到沃裏克（Warwick），隱居起來。每天他都從他的妻子那兒，得到食物，但是他的妻子一直不知道他是誰，直到臨死前，他派人給他的妻子送去一枚戒指，然而，當他的妻子得知真情，趕來時，他已經停止了呼吸。“注釋15”
浪漫主義的騎士精神不僅為英國人所喜聞樂見，而且同樣也受到德國人的青睞，成為鼓舞德國人民鬥誌的有力精神武器。18世紀的德國正處在分裂混亂動蕩之中，普魯士發動的七年戰爭（1756—1762）使民不聊生，德國變成了歐洲列強的角逐場。在這民族危機和內憂外患四伏的情況下，1773年，歌德的《鐵手騎士葛慈·封·勃利欣根》一經問世，不但打破了長期籠罩在德國文壇的沉悶空氣，宣告了狂飆突進時代的到來，而且對昏昏欲睡的處在絕望的德國民眾以振聾發聵。歌德塑造了具有忠誠、善良、堅韌、勇敢、機智品質以及極其富有反抗精神的主人公騎士葛慈，騎士葛慈早年在戰鬥中失去了左手，但裝上了一條鐵打的假臂後繼續冒險生涯，英勇強悍不減當年，曾一度參加過農民起義。扶今思昔，以古喻今，歌德所塑造的騎士葛慈身上集中了狂飆突進的種種理想特征，集中了德國民族種種優秀品質，歌德希望借騎士葛慈的形象重新喚起德國民眾心目中的英雄主義豪情，用他的鐵手擊碎民眾鉛一般沉重的睡眠，使民族精神為之一振。由於《鐵手騎士葛慈·封·勃利欣根》深受德國民眾的喜愛，模仿之作大量湧現，德國掀起了一股編寫騎士劇的熱潮。騎士傳奇故事的風行顯示了中世紀的騎士精神的魅力，誠如晚年的歌德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的，“葛慈的傳記深深感動了我，這位在野蠻而混亂的時代裏強悍而善良的自助的形象，喚起了我最深的同情。”“注釋16”海涅也曾這樣評價道，“《葛慈》不過是一部戲劇體的騎士小說，這類騎士小說當時是受人喜歡的。”“注釋17”由此可見，騎士傳奇故事的盛行，無疑說明了騎士傳奇故事中所蘊涵的騎士精神適應了德國社會的需求和渴望以及時代的召喚。
18世紀充滿騎士的英雄主義和典雅愛情以及自我犧牲精神的浪漫主義文學的興盛，為19世紀中世紀浪漫主義在歐洲的全麵的複興揭開了序幕。
19世紀，英國中世紀浪漫主義的複興是極其富有戲劇性的。1839年，年輕極其富有的埃林頓（Eglinton）伯爵在他的城堡舉行了競技比賽。150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前來應征參加比武。由於實際的費用與可怕的困難，第一天，隻留下30位人，稱得上現代時代的榮譽。而就在競技比賽的那天，上萬人帶著極大的熱情和好奇前來觀看中世紀的奇觀。“注釋18”當然，這僅僅是19世紀整個歐洲對中世紀騎士精神的一次追憶和追崇的複興運動的開始，複興運動是不限於比武這一表象，而是包括了諸多的內容，尤其是在浪漫主義文學藝術方麵。
19世紀浪漫主義再度興起是有著深厚的社會背景的，這就是曾被人們膜拜的理性主義的破產。法國大革命依照盧梭的所謂“生而平等”的狂想，試圖建立一個理想的新世界，但是到頭來，人們發現為啟蒙思想家們所鼓吹的和所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並未真正實現。誠如恩格斯說的，“新製度表明，不論它較之舊製度如何合理，卻絕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破產了”，“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的約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注釋19”因而，在人們對理性主義產生失望之餘，就不禁緬懷中世紀時期令人神情激蕩和神往的騎士精神，期望借助騎士那蓬勃浪漫的情懷，給處於迷茫與沮喪的社會以精神的震蕩和激勵，於是，19世紀席卷整個歐洲的浪漫主義狂飆運動應運而生。
19世紀的英國繼承了18世紀的浪漫傳統，對亞瑟王浪漫傳奇的鍾愛依然不減。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喬治·戈登·拜倫，曾寫下了浪漫主義傳奇詩《東方敘事詩》，塑造刻畫了一係列頑強、高傲、勇敢堅韌的富有騎士精神的人物。作家丁尼生是亞瑟王傳奇忠實的崇拜者，自1833年開始從事亞瑟王的創作，前後耗費了二十五年時間，1862年，印行了《英王牧歌》。1896年，他寫成了《亞瑟王的來臨》、《聖杯》、《伯萊士和艾達娜》以及《亞瑟王逝世》等。詩人莫裏斯在1858年刊行的詩集《為桂乃芬王後答辯及其他》之中，就收集了好幾首諷詠亞瑟王的短詩。作家斯文朋對亞瑟王傳奇也是情有獨鍾，在1882年出版了一本名叫《良納斯城崔思痛》的書。1896年，又取材馬洛禮的著作，印行了一本詩集《巴蘭故事》。“注釋20”
不僅英國刮起了浪漫主義的旋風，而且與英國隔海遙遙相望的歐洲大陸法國，也掀起了浪漫主義風潮。1842年，大仲馬發表了長篇曆史小說《阿芒得騎士》，本來是一次嚐試，結果一舉成功，黃金萬兩。大仲馬的一舉成名，可以說是歸功於他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適應了時代的呼喚和渴求，再創了人們夢想的騎士精神。1844年，他又發表了《三個火槍手》。結果《三個火槍手》一經問世後，便風靡於世界各國。《三個火槍手》的發表，使大仲馬名揚四海，不僅在法國，而且在世界上真正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家。對此，法國著名的文學傳記作家安德烈·莫洛瓦說，“《三個火槍手》風行全世界，而且經久不衰，這說明大仲馬通過自己的英雄人物表現了自己的赤子之心，適應了人們對於戲劇性仁愛的英雄主義的向往，這種向往是不分時代和國界的。”“注釋21”《三個火槍手》並非完全是大仲馬的虛構和幻想，它的原型是庫蒂爾茲的《達爾達揚回憶錄》。大仲馬將庫蒂爾茲那裏玩世不恭的劍客塑造成討人喜歡的使人讚歎不已的、傳奇式的、意誌堅強、風流殷勤的英雄。浪漫騎士文學，既是反映和滿足了人們精神的需求，同時也成為現實生活中催人奮進的精神動力。除了以上兩個作品外，1832年，大仲馬到瑞士，並寫下了《瑞士旅行印象記》。該作品其中的一節叫《阿爾希德·諾裏維》描述了法國旅行推銷員阿爾希德·諾裏維和一位英國紳士決鬥的故事，展示了騎士的榮譽觀念對法國和西歐社會人們的影響。
浪漫主義不僅在西歐得到了複興和蓬勃發展，而且在偏隅的東歐也得到了強烈的回應。19世紀的歐洲先後都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而此時的俄羅斯卻依然處在沙皇專製暴力統治之下。對此，俄羅斯富有革命和戰鬥精神的作家率先在文學藝術領域，通過追尋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向專製沙皇進行挑戰。
俄羅斯的民族英雄普希金無論是在他的作品還是在他所擁有的精神品質上，都真正體現了騎士英勇抗爭和決不屈服的精神。普希金的作品充滿了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他先後創作了《吝嗇騎士》和《青銅騎士》。普希金的作品不僅展示和宣講了騎士精神，而且他自己也正是他所創作的作品的真實寫照。為了正義和捍衛自己的榮譽，普希金不顧沙皇的禁令，毅然拿起武器同玷汙自己名聲和尊嚴的丹特士決鬥，“他不能允許上流社會的謠言把他的妻子的名字跟別人的什麽人的名字聯係在起來。按照當時貴族的觀念，作丈夫的名譽遭到汙辱，隻有用決鬥來洗刷幹淨。”“注釋22”普希金同丹特士的決鬥，不僅僅是為了捍衛妻子和他自己的名譽，同時也是向以沙皇為代表的黑暗勢力的挑戰和蔑視。決鬥是英勇的表現和對榮譽的傾注，而普希金決鬥的事由，也折射出中世紀騎士的典雅愛情思想對歐洲上流社會的影響——對貴婦人的崇拜，“這個漂亮的近衛軍軍官開始出入彼得堡的沙龍，在那裏常常遇見普希金夫婦，並對娜塔麗亞·尼古拉耶芙娜一見鍾情。開頭不過是上流社會流行的對名媛的崇拜，到了1835年秋則變成了熱烈的愛情，不久就贏得了對方的情感。”“注釋23”
雖然普希金為了榮譽而犧牲了，但是他所表現出的堅韌不屈的精神，激勵著人們英勇抗爭，萊蒙托夫（1814—1841年）就是普希金當之無愧的繼承人。誠如高爾基在《俄國文學史》中指出的，“在萊蒙托夫的詩裏，已經開始響亮出一種在普希金的詩裏幾乎聽不到的調子——這種調子就是對事業的熱望，積極參與生活的熱望。”“注釋24”別林斯基則稱萊蒙托夫為“悲涼文學荒漠的金字塔”。萊蒙托夫一生都在期待風暴，期待鬥爭，“希望把每個日子都能夠化作為不朽的時刻”。他的長詩《惡魔》是叛逆精神的交響樂，《童僧》則被譽為英雄主義的歌頌。1838年，他創作的《沙皇伊尼·瓦西裏葉維哥、青年的近衛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講述了，富於鬥爭精神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堅強不屈，為捍衛自己家門的榮譽，與沙皇恩寵的近衛士基裏別葉維奇格鬥而勇敢獻出生命的故事。作品始終滲透著主人公英勇頑強的精神，在他同基裏別葉維奇拳鬥之前，他莊嚴地對弟弟們說：“我的精神受不了這樣的侮辱，勇敢青年的心決不能容忍……我將要同他在決鬥場上拚命；要是他把我打倒，你們要挺身而出，為了神聖的正義不惜犧牲。”“注釋25”在基裏別葉維奇一命嗚呼後，伊凡雷帝勃然大怒，質問卡拉希尼珂夫：“憑你的良心給我據實招供，你打死我那忠實的奴仆，我最好的戰士基裏別葉維奇，是一時誤傷，還是出於有意？”卡拉希尼珂夫隻要昧著良心說一聲“誤傷”，就能讓沙皇息怒，使自己解脫。但是，對於他來講，榮譽與尊嚴重於生命，他高傲地回答伊凡雷帝說：“我打死他，完全出於有意”。
萊蒙托夫不僅在文學中以騎士精神刻畫了許多英雄人物，同時在現實生活中，他也是如此。萊蒙托夫作為一名軍官，在戰鬥中的英勇恰如其詩文一樣，他屢建功勳，受到三次嘉獎，曾兩次與人決鬥。在伯爵夫人拉瓦莉的一次舞會上，法國的巴特蘭和萊蒙托夫發生口角爭執，被激怒的巴特蘭說，如果在自己的祖國，那麽，他會知道這件事該如何了結；對此，萊蒙托夫毫不畏懼地回擊說：“在俄國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樣，同樣遵守榮譽的規則，而且我們並不遜色於別人，會允許某某人加辱於自己而不受懲罰。”“注釋26”當即巴特蘭向萊蒙托夫提出挑戰。盡管萊蒙托夫接受了挑戰，進行決鬥，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表現他是英勇，同樣關注和捍衛自己的榮譽，但是他決不將決鬥視為狹隘的複仇和對對手的屠殺，因此他在決鬥中朝天開槍，展現了文雅大度的英雄氣概。
由於萊蒙托夫的作品充滿了戰鬥性，沙皇當局有意想借助決鬥除掉他。於是，利用人們的虛榮心，唆使一個曾被萊蒙托夫的俏皮話觸犯過的年輕軍官利桑涅維奇，向萊蒙托夫挑戰決鬥。說什麽忍受萊蒙托夫的“嘲笑”是與一位軍官的榮譽不相容的，誘勸他“教訓教訓”萊蒙托夫，但是這個20歲的年輕人比起教唆者設想的，更顯得高尚，更有主見。他回答他們說：“你們怎麽啦！要我舉起手對準這樣的人？不，我永遠也不幹這種勾當。”虛榮心雖然在正直高尚的利桑涅維奇身上未起作用，但是卻在滿身的花花公子習氣，重虛榮，愛麵子，喜歡當著女性的麵炫耀自己的馬爾泰諾夫身上生效了。一次，由於萊蒙托夫在女士麵前同馬爾泰諾夫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但是馬爾泰諾夫卻覺得是一個奇恥大辱，惱怒地說，要讓萊蒙托夫知道他所開玩笑的代價。萊蒙托夫是一名槍法很好的軍人，但是他從不想射殺自己的同伴，因此在決鬥中，他聲明他將不向馬爾泰諾夫開槍，但是狹隘愛虛榮的馬爾泰諾夫卻向萊蒙托夫開了槍。
騎士雖然隨著中世紀的衰落而被湮埋在曆史的塵埃中，但是它的陰魂卻不散，時常在歐洲社會遊蕩，決鬥既成為正直的人捍衛正義的壯舉，但也常常成為一些陰謀分子和狹隘之徒進行報複和殘害正義之人的屠刀。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愛決鬥的人》，就是講述了主人公魯契柯夫和基斯吉爾之間決鬥的故事。魯契柯夫是令人可怕的非常粗魯的心胸狹窄的、喜愛決鬥的殺人之徒，而基斯吉爾卻是一個有教養文雅正直善良的但從不怯懦的人。善良的基斯吉爾主動與孤僻的無人願交往的魯契柯夫談心，二人一時成為好朋友，但是最終因為兩個人同時愛上貴族的女兒瑪莎，在戀情中失敗的魯契柯夫認為基斯吉爾在故意捉弄他，於是，借決鬥之機殺死了坦誠正直的基斯吉爾。
代表象征著正義的騎士精神不僅被俄羅斯偉大的藝術家用來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向沙皇進行宣戰，而且也成為處在列強欺淩之中的波蘭富有民族意識的文學藝術家用來拯救民族獨立和尊嚴的精神寄托。19世紀波蘭處在沙皇俄國、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奴役和宰割之下，對此，波蘭作家顯克微支創作了《十字軍騎士》，刻意塑造了勇敢無畏，身強力壯，品德純潔，誠實正直，熱愛祖國，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對待婦女有俠義騎士風度的波蘭年輕騎士茲皮希科這個英雄人物，其用意在於試圖利用波蘭年輕騎士茲皮希科所展示出來的騎士精神，向波蘭人民灌輸不屈不撓和敢於鬥爭的精神，號召波蘭人民鼓起信心和勇氣團結起來進行鬥爭，捍衛波蘭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同所有高尚的騎士一樣，支配茲皮希科行動的生活理想無非是騎士精神——“愛情加榮譽”，對情人的忠貞不渝和對戰鬥榮譽的追求。“注釋27”
尋覓曆史的長河，騎士精神幾乎在每個時代都留下了魅力和閃光的印記，煥發著時代的生機氣息，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去追求社會的正義和理想。騎士精神的光輝不僅照耀在昔日，而且在今天，仍然散發著往日的光芒。騎士精神是每個時代人們所共有的對美好的生活和未來以及對人自身完善的追求和向往。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是人類永恒的話題。
“注釋1”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52頁。
“注釋2”趙林：《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傳統與演進》，第287—288頁。
“注釋3”Arth B。Ferguson，The chivalric tradit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p36.
“注釋4”馬洛禮：《亞瑟上之死》（黃素封譯），第1066頁。
“注釋5”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第358頁。
“注釋6”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第361頁。
“注釋7”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第360頁。
“注釋8”Richard C。Mc Coy，The rite of knighthood：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chivalry，pp29-37.
“注釋9”Richard C。Mc Coy，The rite of knighthood：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chivalry，p58.
“注釋10”Richard C。Mc Coy，The rite of knighthood：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chivalry，p56.
“注釋11”Richard C。Mc Coy，The rite of knighthood：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chivalry，p79.
“注釋12”Richard C。Mc Coy，The rite of knighthood：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chivalry，p81.
“注釋13”R。R。Agawal，The Medieval revival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omantic Movement，pp23-25.
“注釋14”R。R。Agawal，The Medieval revival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omantic Movement，pp26-27.
“注釋15”R。R。Agawal，The Medieval revival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omantic Movement，pp30-31.
“注釋16”轉引自楊武能：《評〈鐵手騎士葛瑟·封·伯利欣根〉》，《外國文學研究》1984年第2期，第105頁。
“注釋17”海涅：《海涅選集》（張書玉編選），第28頁。
“注釋18”Hopkins Andrea，Knight，p187.
“注釋19”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298頁。
“注釋20”馬洛禮：《亞瑟王之死》（黃素封譯），第1067頁。
“注釋21”亨利·克魯阿爾：《文學巨匠大仲馬》（梁啟炎譯），第137頁。
“注釋22”列·格羅斯曼：《普希金傳》（王士燮譯），第522-523頁。
“注釋23”列·格羅斯曼：《普希金傳》（王士燮譯），第515頁。
“注釋24”《俄國文學史》（上海1979年）第273頁，轉引自尼科列瓦：《決鬥的流刑犯——萊蒙托大傳》（劉倫振譯），（湖南文藝社1993年）第1頁。
“注釋25”尼科列瓦：《決鬥的流刑犯——萊蒙托夫傳》（劉倫振譯），第134—136頁。
“注釋26”尼科列瓦：《決鬥的流刑犯——萊蒙托夫傳》（劉倫振譯），第221—223頁。
“注釋27”陳冠商：《〈十字軍騎士〉的思想與藝術》，《上海師大學報》1984年第3期，第33頁。
§§結束語
中世紀騎士精神的發展，經曆了從戰爭、宗教、典雅愛情到文學的演變過程。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騎士精神深受中世紀文化的影響，經受了文明的洗禮和教化，在某種程度上講，騎士精神就是中世紀文化的產物，而且騎士精神伴隨著自身的發展演進，越來越成為一種對騎士的行為舉止產生影響和製約力的文化現象。
從騎士精神的衍生演變的脈絡可以看出，騎士精神萌生於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的日耳曼人，實際上，騎士精神也就是處在軍事民主製時期的日耳曼人所形成特有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而這種思想觀念積澱沉積為一種文化，並通過口述文化或文字記載的方式被傳承進入中世紀，在中世紀社會經過再次不斷重構，從而成為對騎士思想和行為產生重大製約的文化力量。
慷慨這一騎士精神是發端於日耳曼人，也是遊獵社會的必然產物。遊獵生活的動蕩不安，甚至是瞬息萬變的，這種情況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也無法積聚大量財富，從而也就使他們慷慨豪爽，輕視財富，將財富視為身外之物，正如《天神之言》中所宣講的：“曾擁有過土地和羊群，現在卻端起了乞討的飯碗，財富可以在眨眼之間消逝，黃金是人類最虛偽的朋友。”“注釋1”《天神之言》中所言，不僅是反映了日耳曼人的心態，而且對日耳曼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舉止產生了催化和教育的作用，進一步強化了他們淡化財富的意識。在日耳曼人社會中，人們在展露慷慨時，尤為顯得無所顧忌；在相互做東宴請時，人們相互攀比，惟恐自己的慷慨不及別人，主人總是要想使客人對自己的慷慨之舉感到驚訝不已，而客人再做東的時候，其奢華程度不僅不能次於甚至還要超過他被宴請的標準。
日耳曼人仰慕於慷慨是具有實際作用和意義的，並不是為了慷慨而慷慨。在日耳曼人看來，慷慨是一種美德，是他們贏得美好生活和友誼忠誠以及聲譽的必要手段。《天神之言》這樣講道：“慷慨而勇敢的人總是生活美好，很少被煩惱困擾，但是卑鄙之人到處都會遇到鬼怪，守財奴總是為禮物擔憂。”“注釋2”“友善之言無需高價相求，獲得讚美的代價可能並不高昂：用半塊麵包和一隻空杯，我自己找到了一個朋友。……一旦你擁有了足夠的財富，你就不該渴望得到更多，你為朋友節省的財富，也許會被敵人拿走，希望往往會變成謊言。禮物使朋友之間互享快樂，一塊盾牌或一件貴重的外衣，相互饋贈使友誼永存，生活美滿。”“注釋3”在德國史詩《尼伯龍根之歌》中，克琳希德為了為丈夫西格弗裏報仇，散盡自己的財產以贏得更多的忠誠和支持。在日耳曼人社會，慷慨這一觀念，不僅僅被折射於詩文的文本中，同時也作為一種習慣凝固於文本中，作為一種箴言積澱於文本中，對現世和後世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了浸染和教化。
中世紀因襲了古日耳曼人的傳統，封建貴族在展示慷慨時，顯得更加變本加厲，不在乎價錢，大手大腳，花錢如流水，而且對入不敷出滿不在乎。節儉被視為是與貴族騎士階層的美德背道而馳的低劣品質。貴族騎士生活的全部事情幾乎就是吃喝和分送自己的財產，他們在做這些事情時越奢侈越驚人，就越能夠得到人們的讚揚，其社會地位和威望也就會越高。慷慨不僅成為貴族騎士追求的時尚，而且愈來愈成為貴族騎士的標誌和不可推卸的責任。當然，就貴族騎士自身來講，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其一是為了贏得更多的騎士貴族的支持，其二是迫於傳統習慣的壓力，其三是受到吟遊詩人的渲染和所造就的文化氛圍的驅使與壓力。
中世紀的吟遊詩人把慷慨行為看作是一種高尚的與吝嗇水火不相容的貴族社會風尚。對於吟遊詩人來講，贈送禮物是最主要的美德，一個人的價值就在於他的慷慨。如果人們不能從分配自己財富中找到樂趣，那麽，這就等於破壞了世界的和諧，因為貪婪是一切罪惡之母，而慷慨則是一切美德的核心。在某種程度上講，騎士倫理體係就是以慷慨為中心的，慷慨這一美德甚至比戰場上的英勇更為重要。一位詩人曾說過，“我不輕視武力和道理，但是我認為禮物可以控製一切。”詩人埃爾·卡德納爾澤則指出，“勇猛告誡我們不要吝惜我們的收入。”“注釋4”在吟遊詩人眼中，富有的吝嗇之人是最殘忍的人，因為他不能掌握住自己所擁有的真正意義。詩人和其文本的宣講，對貴族騎士的行為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麵對貴族騎士的慷慨行為進行了鼓勵和張揚，另一方麵則對貴族騎士施加了巨大的社會壓力，使他們不得不就範於強勢的社會輿論力量，因為詩人們的渲染，造就了社會對貴族騎士慷慨行為的認同和共識，在人們的眼中，似乎慷慨就是貴族騎士的化身和象征，而吝嗇絕對不是貴族騎士所應具有的。慷慨與其說是貴族騎士自己自覺主動培育出來的品質，還不如說是詩人文本的強勢所威逼利誘出來的。
忠誠最初也是古代日耳曼人所崇尚的美德。《天神之言》這樣告誡人們：“人應該一生一世對朋友忠誠，不但忠誠於自己的朋友，而且忠誠於朋友的朋友。”“注釋5”日耳曼人忠誠這一美德，作為一種文化積澱在中世紀得到進一步的弘揚。忠誠是中世紀時期貴族騎士所應具有的最重要一項美德。在宮廷史詩和宮廷傳奇中，忠誠往往成為被宣講的主題，在《羅蘭之歌》中，字裏行間都滲透著對羅蘭誓死忠於查理之壯舉的歌頌和讚揚。在《熙德之歌》中，盡管熙德因遭讒言被國王罷黜國門之外，放逐異國他鄉，但即便是這樣，熙德仍時時刻刻眷戀著他的君主，在每次取得重大勝利後，他都派人將最好的馬匹和最昂貴的禮物送給國王，以表示他的忠誠之心依舊是那麽赤誠，未曾改變。
忠誠這一觀念，不僅在中世紀的文學中受到追捧和宣講，而且也受到基督教會進一步的讚譽。基督教會指出，人類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服務關係。如果一個人忠誠地為上帝服務，並且在任何事情上都服從上帝，那麽，他就會得到自由。隻有那些忠於上帝的、全心全意地信仰上帝的人，才能成為自由人，而那些不肯放棄傲慢，不情願服從和忠誠於上帝意誌的人，至多隻能想象自己是自由的，而實際上他們不是自由的，他們不僅在現世是自己情感的奴隸，而且來世還要在地獄中受折磨。奧古斯丁就曾把“正義”、“和平”和“服從”幾個概念聯係在一起。因此，在神學層次上，可以看到“自由”、“依附”、“忠誠”、“正義”幾個概念在意義上是相似的，而且是相互聯係的。隻有忠誠才能獲得自由，才是正義的，而背叛行為是無法獲得自由的，即使獲得，那也是虛假的，是非正義的。在這裏，基督教會對忠誠觀念進行了理論化的詮釋，並給它蒙上了神聖的光彩。
騎士精神在演變過程中，文化強勢對其催生的作用，在典雅愛情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突出。典雅愛情，並不是從日耳曼人那裏繼承下來的，而是中世紀吟遊詩人虛幻的思想之物。吟遊詩人在文學中構築了理想騎士的風範和品質，並把它打造成騎士努力追求和實現的目標，一種社會時尚，以後甚至成為騎士必須履行的行為準則。吟遊詩人對騎士的愛情進行了詳細的規範，要求騎士以英勇、文雅、忠誠的品質去贏得貴婦人的愛，要求在求愛的過程中，忠心耿耿，經受住種種考驗和磨練，嗬護婦女的聲譽，追求精神戀愛，求得精神的升華等，這些成為重視名譽的騎士必須履行的儀式。這樣，愛情變成了一種繁瑣的哲學，戀愛行為和表達情感的規範形成了一套專門的套路，吟遊詩人通過歌頌某種理想的愛情，並使之儀式化。典雅愛情雖然是詩人的虛幻和吹出的泡影，但是這些虛幻和泡影卻成為對騎士的行為方式產生了實質性巨大影響的實實在在的文化現象，因為它對騎士產生了誘導，成為騎士日後努力按照文學文本中所構造的進行模仿和指導自己行為的準則。
中世紀騎士精神的榮譽觀也是源於古日耳曼人。在古代日耳曼人社會中，榮譽是一切美德的靈魂。慷慨、忠誠和英勇的品質，都是圍繞著榮譽，是以榮譽為中心的。在日耳曼人的觀念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暫時的，瞬間即逝的，而惟有名聲榮譽是永存的，《天神之言》這樣宣講道：“牛早晚要死，種族遲早會滅絕。人類也不能永世長存，惟有人們做了好事留下的名聲，永垂不朽。牛早晚要死，種族遲早會滅絕。人類也不能永世長存，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永遠不會消失：那就是，死者的偉大榮譽。”“注釋6”在中世紀，榮譽觀依然是貴族騎士倫理道德的核心，騎士精神的靈魂。無論是慷慨，還是忠誠、勇敢，都是可以歸結為是為了榮譽，更確切來說，是為了避免恥辱的罪名。騎士在戰場上，追逐英勇的光環，渴望榮譽的獎掖，而騎士之所以這樣做，很大程度上是惟恐吟遊詩人對他們恥辱行為的記錄，從而成為永遠也無法洗刷掉的奇恥。對於騎士準則所列出的複雜的禮節程序，當然這些禮節當中很多是詩人和教士的文本所構造出來的，騎士是絲毫不能違背的，而且必須時刻警惕不要違背這些行為準則，如果哪一位騎士違背了，他就會在其階層的其他成員眼中敗壞自己的名聲，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懼怕在文化曆史的文本中留下永遠可恥的一頁。
伴隨著騎士精神的發展演變，騎士的行為越來越被程序化和符號化，而且貴族騎士身份也越來越被禮儀和符號化。一個在激烈戰鬥中承擔向國王傳遞信息任務的騎士，決不能直接出現在國王麵前，而必須等候國王的召見，即使延誤時間意味著戰場上會出現災難，也要等待，否則就會違背騎士的準則。宮廷史詩在構築和宣講騎士精神方麵是占據主導地位的。詩中所構造的英雄具有勇敢、忠誠和文雅以及重榮譽等完美的品質，雖然這些是被詩人抽象出來的典型而不是真人真事，但是作為一種強勢文化，它卻把虛假虛幻變成了真實，因為的確有一些人受詩的感召而以詩中的人物為榜樣來塑造自己的。
中世紀騎士精神的衍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紀文化，尤其是中世紀騎士文學的產物，同時騎士精神也越來越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尤其是隨著中世紀落入曆史的塵埃，它更成為被後世的文人墨客不斷再造的而且對人們行為產生影響的文化現象。在近現代，乃至當代的曆史中，都可以尋覓到騎士精神的幽靈，19世紀大仲馬的《阿芒得騎士》和顯克微支的《十字軍騎士》，現代的法國作家凱塞爾的《騎士》，當代的法國作家讓·吉奧諾的《屋頂輕騎兵》等，都是在文學領域中再現和重構了騎士精神的幽魂。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給那些在各自的行業做出了巨大成就的且品德高尚的人，都冠以騎士的美稱，有足球騎士，有企業金融巨子騎士，有影帝騎士等等，這正如約翰·赫伊津哈所說的，“中世紀以後很久，騎士頭銜被賦予了高度的倫理價值。一個人獲得了騎士頭銜，他的行為就達到了理想的標準，為之奉獻畢生的事業得到了儀式性的體現和肯定。”“注釋7”而這也無一不體現了騎士精神作為文化現象所閃爍著永恒的魅力。
“注釋1”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73頁。
“注釋2”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56頁。
“注釋3”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55頁。
“注釋4”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88頁。
“注釋5”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55頁。
“注釋6”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74頁。
“注釋7”約翰·赫伊津哈：《中世紀的衰落》（劉軍等譯），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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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書是筆者的博士論文。1999年，我有幸跨入複旦，這座莘莘學子的聖殿，夢往神遊已久的“福地”，開始了我人生新一輪的跋涉與探險。讀博三年，雖然短暫，恰如白駒過隙，但卻也是那麽漫長，濃縮了我人生許許多多的曆程。
在這座全國知名的學府，我學到了許多。導師張廣智教授嚴謹治學的風範，使我受益匪淺，感悟到學術之路是漫長曲折艱辛的，而且是嚴肅的，
在15世紀，騎士精神並沒有隨著騎士製度喪鍾的敲響而被埋葬，仍然成為人們追求和向往的崇高精神境界，更是人們期望借以改造社會和拯救社會的正義之象征。1485年，馬洛禮的《亞瑟王之死》這本書問世之時，正值亨利七世（1485—1509）登基之時。本書的出版商柯克士頓之所以選擇在這麽一個時候，出版發行《亞瑟王之死》，就是想借助該書中所蘊涵的騎士那種英勇富有正義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喚醒貴族改造社會的意識，重振騎士精神，這正如柯克士頓自己所說的：“如果國王和王子不具備騎士所擁有的品質，那麽，他們就不配作國王和王子以及貴族。”“注釋3”這不僅是柯克士頓的期望，也正是亨利七世的心願和決心。亨利即位後，就想把當時殺人放火、貪汙腐化、分崩離析的英國，改造成為一個和平統一的國家。為此，他推崇開國元勳亞瑟王，自認為是亞瑟王的後裔，特地為他的兒子取名為亞瑟，而且在溫切斯特的城堡裏，放置一張直徑18尺的圓桌，圓桌正中畫著一朵大紅玫瑰，上麵覆蓋著小朵白玫瑰，在玫瑰的外圈上麵，繪有站立著莊嚴的亞瑟王，四周鐫刻著二十四位騎士的名字。“注釋4”亨利的這種做法，無非是在表明自己就是亞瑟王的降世，是正義的化身和代表，而圓桌騎士和亞瑟王正是騎士精神的典範。
騎士精神不僅受到英國國王亨利七世和柯克士頓的追崇，而且就是在處在文藝複興中的意大利，也是備受青睞的。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中，談了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人們對騎士榮譽癲狂的追求，幾乎成為一種社會弊病。“幾年前，每一個人都看到：所有的勞動人民直到麵包師傅，所有梳毛工人、高利貸者、營錢兌換商和各種各樣的惡棍怎樣變成了騎士。當一個官員去管理一個地方的小城鎮時，他為什麽需要一種騎士身份呢？這個頭銜和任何一般混飯吃的職業有什麽關係呢？不幸的尊嚴你何其頹廢啊！那長長的一係列的騎士職責，我們的這些騎士們盡了哪一項呢？我所說的是使讀者看到：騎士身份已經死了。如果竟至於把榮譽贈給死人，那麽為什麽不贈給木石，不贈給一條牛呢？”“注釋5”盡管這一段是對騎士榮譽稱號泛濫的諷刺挖苦，但是也折射出騎士精神的魅力。騎士的榮譽不僅僅對貴族產生了誘惑，而且也受到平民百姓的膜拜，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就是很好的例證。
美第奇家族雖然是平民出身，血管裏邊沒有高貴的血統，但是他們對比武感興趣的程度，毫不遜色於任何一個宮廷。即使在柯西莫時代（1459）和以後的大彼埃特羅的時代，在佛羅倫薩都舉行過輝煌的比武，小彼埃特羅甚至為了這種消遣而忽視了政務，並且不穿上甲胄就不肯讓人給他畫像。“注釋6”不僅像美第奇家族那樣富有的市民對比武執迷，就是一般的市民也是癡迷的。一位七十歲的公證人騎著一匹從一個染匠那裏賃來的瘦馬，到佩雷托拉參加那裏的比武。某一個愛開玩笑的人把一根荊棘綁在這匹馬的尾巴下，馬一受驚，就跑開了。把這個戴著頭盔的騎手一直帶回城裏，弄得他遍體傷痕，飽嚐驚恐。“注釋7”人們之所以對比武抱有如此的熱情，其實並非僅僅是一時的情趣，而是試圖通過比武的舉動，向人們展示自己是具有像騎士那樣的品質和榮耀。
1520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與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會晤
16世紀的英國不僅僅是承襲了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而且還將它複興。1524年，在格林威治，英國國王亨利八世（1509—1547），創建了名字叫“忠誠城堡”的比武場，從此，比武之風經久不衰，一直延續到伊麗莎白（1558—1603）統治時期。比武是騎士的職業，也是騎士展示和培育其精神品質的場所，比武的複興無疑為騎士精神提供了延續和發展的空間。英國這一時期的達德利（Dudley）家族的好運就全部來源於比武場，他們家族憑借著在比武中所顯露的騎士的品質，從而為自己在宮廷中贏得了顯赫的地位。在亨利八世執政伊始，盡管埃德蒙·達德利（Edmund Dudley）就被鎮壓，但是他的兒子約翰·達德利（John Dudley）卻憑借在比武場上的武藝和騎士風範，賺取了亨利國王的信賴，很快在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1547—1553）晉升為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公爵。愛德華六世死後，瑪利當政，公爵（埃德蒙·達德利）由於叛逆，幾個兒子全都遭監禁，幾經周旋，兒子們一被釋放，就又在比武場像他們的父親一樣，大放異彩。1558年，伊麗莎白上台，在比武場上已小有名氣的羅伯特·達德利（Robert Dudley）立即和兄弟幾人為伊麗莎白護駕，從而被任命為馬房的主管，這樣，他就可以天天與女王親近，以騎士的文雅風範，贏得了女王的寵愛，從此，飛黃騰達。“注釋8”達德利家族發跡的曆史揭示了騎士精神的魅力，而悉尼則是騎士精神的楷模。
菲利普·悉尼（Philip Sidney）是累斯特（Leicester）伯爵的侄兒，戎馬一生，喜好比武和冒險遠征，充分展現了騎士的風範——榮譽尊嚴至上。1579年，菲利普·悉尼在同牛津伯爵就使用網球場地發生爭執時，當即提出決鬥以捍衛自己的榮譽，英國樞密院幹預禁止，但無濟於事，最後伊麗莎白女王親自出麵斡旋，才阻止了他英勇的舉動。“注釋9”1584年，一位無名氏在法國巴黎出版了名為《累斯特的公共財富》（Leicester's Commonwealth）一書，攻擊累斯特伯爵是一位謀殺犯、叛徒、通奸犯等，為此，他寫了《捍衛累斯特伯爵》（Defence of the Earl of Leicester）一書準備發行，並且發出公告：“為了捍衛家族的榮譽，他願意在三個月時間裏，在任何時間地點，同無名的對手決鬥。”“注釋10”菲利普·悉尼決不是那種隻在決鬥上或平日裏虛張聲勢之人，在真正的戰場上，他是當之無愧的英雄。1581年，在遠征尼德蘭中，他英勇衝鋒陷陣，受了重傷。榮譽是騎士精神的核心，菲利普·悉尼兩次與人決鬥，展現了他對榮譽的關注勝過自己的生命，而在這方麵，埃塞克斯（Essex）伯爵羅伯特·德弗羅（Robert Devereux）則是最典範的，“沒有人比他更對榮譽渴望的了，也沒有人像他那樣對其他一切事情無所顧忌。”“注釋11”
埃塞克斯伯爵一生都在追尋著冒險和榮譽的桂冠，從未滿足過。1585年，年僅18歲的埃塞克斯伯爵，自己出巨資一千鎊裝備了七百名紳士和一萬五千名士兵，協同累斯特伯爵遠征尼德蘭。1589年，他又加入了遠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軍事冒險活動。在裏斯本一戰，當英軍都已撤離時，他卻仍然在戰鬥，並衝向裏斯本的城門，向守城的西班牙人挑戰，結果無一人敢出來迎戰，他因此贏得了經久的名聲。1591年，在法國，他單槍匹馬獨闖敵人的控製區。在包圍盧昂（Rouen）時，他又向該城市的市長提出了決鬥。埃塞克斯伯爵屢屢英勇無畏的冒險舉動，遭到了英國樞密院的控告。樞密院指責“他浪費時間和錢財遠征，完全是為了個人的嗜好和榮譽，甚至為了自己所謂的榮譽而將軍隊置於無人管理和指揮的境地。”“注釋12”埃塞克斯伯爵一生追逐冒險遠征來構築自己榮譽的豐碑，除此外，參加比武，比武是他僅次於冒險遠征的癖好。在比武場，他總是第一個出陣，而且總是比武場榮譽的贏家。16世紀的英國有許多像埃塞克斯伯爵一樣對比武鍾情的騎士貴族，如貝德福德（Bedford）伯爵、索桑普頓（Southampton）伯爵、蘇塞克斯（Sussex）伯爵、芒喬伊（Mountjoy）貴族查爾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等，其中坎伯蘭（Cumberland）伯爵喬治·克利福德（George Clifford），對比武的酷愛是僅次於埃塞克斯伯爵，但是隻要有埃塞克斯伯爵參加比武，那麽，他在比武場的榮譽和風采總是被埃塞克斯伯爵所奪走。
16世紀，與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的複興並行的是騎士文學的興盛。埃德蒙·斯賓塞（1552—1599年），浪漫主義騎士傳奇文學的再創者，為騎士文學的振興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斯賓塞寫了一係列的騎士傳奇，如《美頌》、《愛情頌》、《仙後》、《小愛神》等，其中《仙後》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該詩描述了騎士所經曆的種種奇特和驚險的故事，展示和歌頌了騎士的英勇、忠誠、文雅謙遜的品質。除了斯賓塞外，英國作家塞繆爾·丹尼爾（Samuel Daniel）也為騎士文學的繁盛做出了奉獻，1595年他寫的《內戰》、《英格蘭曆史集》等作品，都是對騎士和騎士精神的宣講和讚揚。
歲月流逝，鬥轉星移，騎士精神並沒有湮沒於曆史的大漠塵埃之中，18世紀，騎士和騎士精神再度在英國複興。這次英國中世紀複興主要體現在文學領域的浪漫主義的興起，揭示了近代西歐社會對理性主義的叛逆和不滿，以及對中世紀那種充滿了個性活力和朝氣的浪漫主義回歸的期盼。在這種社會對浪漫氣息渴望和追求中，英國詩人們編構了一係列的騎士傳奇故事，重新塑造了人們的夢想與期盼。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創作了《奧西尼克》（Ossianic），托馬斯·珀西（Thomas Percy）寫下了《古英語詩的遺風》（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托馬斯·查特頓（Thomas Chatterton）構造了《羅利》（Rowley），其中珀西編寫的《古英語詩的遺風》，標誌著中世紀的全麵複活。《古英語詩的遺風》彌漫著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氣息，全詩分為四類：浪漫民歌、英雄民歌、奠定在傳奇故事基礎上的民歌、有關莎士比亞的民歌，其中最為流行的最受歡迎的是浪漫民歌。浪漫民歌以講述中世紀騎士的遊俠愛情和騎士風範而著稱。《考利尼》（Sir Cauline）和《國王埃斯特梅雷》（King Estmere）以及《小孩埃利》（The Child of Elle）是三個最具有代表性的浪漫民歌。《考利尼》是一個十分悲壯浪漫的愛情故事，講述的是年輕勇敢的騎士考利尼暗戀著愛爾蘭國王美麗的女兒克裏斯特貝爾（Christabel），為了贏得她的芳心，他在王宮裏，當眾提出要擊敗勇猛無比的埃爾德裏奇（Eldridge）騎士，於是，兩位騎士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比武，最終考利尼戰勝擊敗了埃爾德裏奇騎士，並相當文雅地以對手至死不準再拿起武器為條件，寬恕了埃爾德裏奇騎士的性命。當考利尼將繳獲的埃爾德裏奇騎士的劍贈送給了他崇拜的克裏斯特貝爾時，他的英勇贏得了她的愛，但是命運的捉弄，當兩位戀人正沉浸在愛河的甜蜜之中時，恰好被國王發現，國王大怒，將他放逐國外。考利尼的離去，令克裏斯特貝爾十分傷心，國王為了安慰他的女兒，舉行了盛大的比武大會。在比武期間，奇怪的是每一天都被一位陌生的騎士贏得最高榮譽。然而，第四天一位巨人索爾丹（Soldan），埃爾德裏奇騎士的堂兄前來複仇，聲稱除非國王把女兒嫁給他，否則如果國王的騎士沒有人願意接受他的挑戰，那麽，他將殺死國王。國王宣布，如果他的圓桌騎士能出來迎戰，將得到他的王國，並娶得他的女兒，然而，所有的騎士都懼怕巨人索爾丹，沒有人敢出來迎戰，正當國王悲傷絕望時，陌生的騎士出現了，他提出要用埃爾德裏奇騎士的劍同巨人決鬥。生死的決鬥開始了，陌生的騎士展示出大無畏的膽量和勇氣，最終殺死了巨人，於是，國王和所有的騎士一片歡呼，而這位大膽陌生騎士由於受了致命的傷而暈倒。當國王的女兒前來救助這位勇敢的騎士時，卻驚喜發現這位陌生的騎士正是自己夜思夢想的考利尼，然而處在奄奄一息的考利尼隻留下了最後一句話，“他願意為了她而死”。“注釋13”
浪漫民歌《國王埃斯特梅雷》講的也是類似的浪漫愛情傳奇故事。國王埃斯特梅雷（Estmere）是一位十分英勇的騎士，聽說國王阿德蘭德（Adland）的女兒十分美麗，決定娶國王的女兒作為英格蘭的王後，於是，向公主求婚，公主應許。正當他們準備承辦婚事時，西班牙國王布雷默（Bremor）警告國王阿德蘭德，他要娶公主，否則他將以武力搶走公主。埃斯特梅雷得知這消息後，立即裝扮成琴師歌手，前往阿德蘭德國王的王宮，在宮殿中唱歌向公主暗示自己是埃斯特梅雷，並乘機抽劍殺死了西班牙國王布雷默。“注釋14”
同樣，《蓋伊傳奇》（The Legend of Sir Guy）講的是蓋伊（Guy）為了贏得沃裏克（Warwick）伯爵女兒費莉斯（Felice）的愛，進行了一係列冒險的傳奇故事。恰如中世紀典雅愛情的格言那樣，騎士要獲得愛情，必須涉驚曆險，以英勇的品質證明自己是值得愛的，騎士蓋伊先後救了諾曼底皇帝的女兒，在同薩拉森人戰鬥中，又斬殺了索爾丹（Soldan），然後回到英格蘭，他以英勇和顯著的功績贏得了費莉斯的愛，但是他們一同隻度過了40天的蜜月，他就毅然前往聖地去追求更大的冒險和榮譽。在聖地，他擊敗了巨人阿馬拉恩特（Amarant），解救了伯爵喬納斯（Jonas）的兒子。他再度返回英格蘭時，迎戰並殺死丹麥巨人科爾布朗德（Colbrond），以後他又進行了更大的冒險，斬殺了巨大狂暴的野豬和瘋牛以及毒龍，然後，他回到沃裏克（Warwick），隱居起來。每天他都從他的妻子那兒，得到食物，但是他的妻子一直不知道他是誰，直到臨死前，他派人給他的妻子送去一枚戒指，然而，當他的妻子得知真情，趕來時，他已經停止了呼吸。“注釋15”
浪漫主義的騎士精神不僅為英國人所喜聞樂見，而且同樣也受到德國人的青睞，成為鼓舞德國人民鬥誌的有力精神武器。18世紀的德國正處在分裂混亂動蕩之中，普魯士發動的七年戰爭（1756—1762）使民不聊生，德國變成了歐洲列強的角逐場。在這民族危機和內憂外患四伏的情況下，1773年，歌德的《鐵手騎士葛慈·封·勃利欣根》一經問世，不但打破了長期籠罩在德國文壇的沉悶空氣，宣告了狂飆突進時代的到來，而且對昏昏欲睡的處在絕望的德國民眾以振聾發聵。歌德塑造了具有忠誠、善良、堅韌、勇敢、機智品質以及極其富有反抗精神的主人公騎士葛慈，騎士葛慈早年在戰鬥中失去了左手，但裝上了一條鐵打的假臂後繼續冒險生涯，英勇強悍不減當年，曾一度參加過農民起義。扶今思昔，以古喻今，歌德所塑造的騎士葛慈身上集中了狂飆突進的種種理想特征，集中了德國民族種種優秀品質，歌德希望借騎士葛慈的形象重新喚起德國民眾心目中的英雄主義豪情，用他的鐵手擊碎民眾鉛一般沉重的睡眠，使民族精神為之一振。由於《鐵手騎士葛慈·封·勃利欣根》深受德國民眾的喜愛，模仿之作大量湧現，德國掀起了一股編寫騎士劇的熱潮。騎士傳奇故事的風行顯示了中世紀的騎士精神的魅力，誠如晚年的歌德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的，“葛慈的傳記深深感動了我，這位在野蠻而混亂的時代裏強悍而善良的自助的形象，喚起了我最深的同情。”“注釋16”海涅也曾這樣評價道，“《葛慈》不過是一部戲劇體的騎士小說，這類騎士小說當時是受人喜歡的。”“注釋17”由此可見，騎士傳奇故事的盛行，無疑說明了騎士傳奇故事中所蘊涵的騎士精神適應了德國社會的需求和渴望以及時代的召喚。
18世紀充滿騎士的英雄主義和典雅愛情以及自我犧牲精神的浪漫主義文學的興盛，為19世紀中世紀浪漫主義在歐洲的全麵的複興揭開了序幕。
19世紀，英國中世紀浪漫主義的複興是極其富有戲劇性的。1839年，年輕極其富有的埃林頓（Eglinton）伯爵在他的城堡舉行了競技比賽。150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前來應征參加比武。由於實際的費用與可怕的困難，第一天，隻留下30位人，稱得上現代時代的榮譽。而就在競技比賽的那天，上萬人帶著極大的熱情和好奇前來觀看中世紀的奇觀。“注釋18”當然，這僅僅是19世紀整個歐洲對中世紀騎士精神的一次追憶和追崇的複興運動的開始，複興運動是不限於比武這一表象，而是包括了諸多的內容，尤其是在浪漫主義文學藝術方麵。
19世紀浪漫主義再度興起是有著深厚的社會背景的，這就是曾被人們膜拜的理性主義的破產。法國大革命依照盧梭的所謂“生而平等”的狂想，試圖建立一個理想的新世界，但是到頭來，人們發現為啟蒙思想家們所鼓吹的和所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並未真正實現。誠如恩格斯說的，“新製度表明，不論它較之舊製度如何合理，卻絕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國家破產了”，“和啟蒙學者的華美的約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注釋19”因而，在人們對理性主義產生失望之餘，就不禁緬懷中世紀時期令人神情激蕩和神往的騎士精神，期望借助騎士那蓬勃浪漫的情懷，給處於迷茫與沮喪的社會以精神的震蕩和激勵，於是，19世紀席卷整個歐洲的浪漫主義狂飆運動應運而生。
19世紀的英國繼承了18世紀的浪漫傳統，對亞瑟王浪漫傳奇的鍾愛依然不減。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喬治·戈登·拜倫，曾寫下了浪漫主義傳奇詩《東方敘事詩》，塑造刻畫了一係列頑強、高傲、勇敢堅韌的富有騎士精神的人物。作家丁尼生是亞瑟王傳奇忠實的崇拜者，自1833年開始從事亞瑟王的創作，前後耗費了二十五年時間，1862年，印行了《英王牧歌》。1896年，他寫成了《亞瑟王的來臨》、《聖杯》、《伯萊士和艾達娜》以及《亞瑟王逝世》等。詩人莫裏斯在1858年刊行的詩集《為桂乃芬王後答辯及其他》之中，就收集了好幾首諷詠亞瑟王的短詩。作家斯文朋對亞瑟王傳奇也是情有獨鍾，在1882年出版了一本名叫《良納斯城崔思痛》的書。1896年，又取材馬洛禮的著作，印行了一本詩集《巴蘭故事》。“注釋20”
不僅英國刮起了浪漫主義的旋風，而且與英國隔海遙遙相望的歐洲大陸法國，也掀起了浪漫主義風潮。1842年，大仲馬發表了長篇曆史小說《阿芒得騎士》，本來是一次嚐試，結果一舉成功，黃金萬兩。大仲馬的一舉成名，可以說是歸功於他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適應了時代的呼喚和渴求，再創了人們夢想的騎士精神。1844年，他又發表了《三個火槍手》。結果《三個火槍手》一經問世後，便風靡於世界各國。《三個火槍手》的發表，使大仲馬名揚四海，不僅在法國，而且在世界上真正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家。對此，法國著名的文學傳記作家安德烈·莫洛瓦說，“《三個火槍手》風行全世界，而且經久不衰，這說明大仲馬通過自己的英雄人物表現了自己的赤子之心，適應了人們對於戲劇性仁愛的英雄主義的向往，這種向往是不分時代和國界的。”“注釋21”《三個火槍手》並非完全是大仲馬的虛構和幻想，它的原型是庫蒂爾茲的《達爾達揚回憶錄》。大仲馬將庫蒂爾茲那裏玩世不恭的劍客塑造成討人喜歡的使人讚歎不已的、傳奇式的、意誌堅強、風流殷勤的英雄。浪漫騎士文學，既是反映和滿足了人們精神的需求，同時也成為現實生活中催人奮進的精神動力。除了以上兩個作品外，1832年，大仲馬到瑞士，並寫下了《瑞士旅行印象記》。該作品其中的一節叫《阿爾希德·諾裏維》描述了法國旅行推銷員阿爾希德·諾裏維和一位英國紳士決鬥的故事，展示了騎士的榮譽觀念對法國和西歐社會人們的影響。
浪漫主義不僅在西歐得到了複興和蓬勃發展，而且在偏隅的東歐也得到了強烈的回應。19世紀的歐洲先後都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而此時的俄羅斯卻依然處在沙皇專製暴力統治之下。對此，俄羅斯富有革命和戰鬥精神的作家率先在文學藝術領域，通過追尋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向專製沙皇進行挑戰。
俄羅斯的民族英雄普希金無論是在他的作品還是在他所擁有的精神品質上，都真正體現了騎士英勇抗爭和決不屈服的精神。普希金的作品充滿了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他先後創作了《吝嗇騎士》和《青銅騎士》。普希金的作品不僅展示和宣講了騎士精神，而且他自己也正是他所創作的作品的真實寫照。為了正義和捍衛自己的榮譽，普希金不顧沙皇的禁令，毅然拿起武器同玷汙自己名聲和尊嚴的丹特士決鬥，“他不能允許上流社會的謠言把他的妻子的名字跟別人的什麽人的名字聯係在起來。按照當時貴族的觀念，作丈夫的名譽遭到汙辱，隻有用決鬥來洗刷幹淨。”“注釋22”普希金同丹特士的決鬥，不僅僅是為了捍衛妻子和他自己的名譽，同時也是向以沙皇為代表的黑暗勢力的挑戰和蔑視。決鬥是英勇的表現和對榮譽的傾注，而普希金決鬥的事由，也折射出中世紀騎士的典雅愛情思想對歐洲上流社會的影響——對貴婦人的崇拜，“這個漂亮的近衛軍軍官開始出入彼得堡的沙龍，在那裏常常遇見普希金夫婦，並對娜塔麗亞·尼古拉耶芙娜一見鍾情。開頭不過是上流社會流行的對名媛的崇拜，到了1835年秋則變成了熱烈的愛情，不久就贏得了對方的情感。”“注釋23”
雖然普希金為了榮譽而犧牲了，但是他所表現出的堅韌不屈的精神，激勵著人們英勇抗爭，萊蒙托夫（1814—1841年）就是普希金當之無愧的繼承人。誠如高爾基在《俄國文學史》中指出的，“在萊蒙托夫的詩裏，已經開始響亮出一種在普希金的詩裏幾乎聽不到的調子——這種調子就是對事業的熱望，積極參與生活的熱望。”“注釋24”別林斯基則稱萊蒙托夫為“悲涼文學荒漠的金字塔”。萊蒙托夫一生都在期待風暴，期待鬥爭，“希望把每個日子都能夠化作為不朽的時刻”。他的長詩《惡魔》是叛逆精神的交響樂，《童僧》則被譽為英雄主義的歌頌。1838年，他創作的《沙皇伊尼·瓦西裏葉維哥、青年的近衛士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之歌》講述了，富於鬥爭精神的商人卡拉希尼珂夫堅強不屈，為捍衛自己家門的榮譽，與沙皇恩寵的近衛士基裏別葉維奇格鬥而勇敢獻出生命的故事。作品始終滲透著主人公英勇頑強的精神，在他同基裏別葉維奇拳鬥之前，他莊嚴地對弟弟們說：“我的精神受不了這樣的侮辱，勇敢青年的心決不能容忍……我將要同他在決鬥場上拚命；要是他把我打倒，你們要挺身而出，為了神聖的正義不惜犧牲。”“注釋25”在基裏別葉維奇一命嗚呼後，伊凡雷帝勃然大怒，質問卡拉希尼珂夫：“憑你的良心給我據實招供，你打死我那忠實的奴仆，我最好的戰士基裏別葉維奇，是一時誤傷，還是出於有意？”卡拉希尼珂夫隻要昧著良心說一聲“誤傷”，就能讓沙皇息怒，使自己解脫。但是，對於他來講，榮譽與尊嚴重於生命，他高傲地回答伊凡雷帝說：“我打死他，完全出於有意”。
萊蒙托夫不僅在文學中以騎士精神刻畫了許多英雄人物，同時在現實生活中，他也是如此。萊蒙托夫作為一名軍官，在戰鬥中的英勇恰如其詩文一樣，他屢建功勳，受到三次嘉獎，曾兩次與人決鬥。在伯爵夫人拉瓦莉的一次舞會上，法國的巴特蘭和萊蒙托夫發生口角爭執，被激怒的巴特蘭說，如果在自己的祖國，那麽，他會知道這件事該如何了結；對此，萊蒙托夫毫不畏懼地回擊說：“在俄國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樣，同樣遵守榮譽的規則，而且我們並不遜色於別人，會允許某某人加辱於自己而不受懲罰。”“注釋26”當即巴特蘭向萊蒙托夫提出挑戰。盡管萊蒙托夫接受了挑戰，進行決鬥，他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表現他是英勇，同樣關注和捍衛自己的榮譽，但是他決不將決鬥視為狹隘的複仇和對對手的屠殺，因此他在決鬥中朝天開槍，展現了文雅大度的英雄氣概。
由於萊蒙托夫的作品充滿了戰鬥性，沙皇當局有意想借助決鬥除掉他。於是，利用人們的虛榮心，唆使一個曾被萊蒙托夫的俏皮話觸犯過的年輕軍官利桑涅維奇，向萊蒙托夫挑戰決鬥。說什麽忍受萊蒙托夫的“嘲笑”是與一位軍官的榮譽不相容的，誘勸他“教訓教訓”萊蒙托夫，但是這個20歲的年輕人比起教唆者設想的，更顯得高尚，更有主見。他回答他們說：“你們怎麽啦！要我舉起手對準這樣的人？不，我永遠也不幹這種勾當。”虛榮心雖然在正直高尚的利桑涅維奇身上未起作用，但是卻在滿身的花花公子習氣，重虛榮，愛麵子，喜歡當著女性的麵炫耀自己的馬爾泰諾夫身上生效了。一次，由於萊蒙托夫在女士麵前同馬爾泰諾夫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但是馬爾泰諾夫卻覺得是一個奇恥大辱，惱怒地說，要讓萊蒙托夫知道他所開玩笑的代價。萊蒙托夫是一名槍法很好的軍人，但是他從不想射殺自己的同伴，因此在決鬥中，他聲明他將不向馬爾泰諾夫開槍，但是狹隘愛虛榮的馬爾泰諾夫卻向萊蒙托夫開了槍。
騎士雖然隨著中世紀的衰落而被湮埋在曆史的塵埃中，但是它的陰魂卻不散，時常在歐洲社會遊蕩，決鬥既成為正直的人捍衛正義的壯舉，但也常常成為一些陰謀分子和狹隘之徒進行報複和殘害正義之人的屠刀。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愛決鬥的人》，就是講述了主人公魯契柯夫和基斯吉爾之間決鬥的故事。魯契柯夫是令人可怕的非常粗魯的心胸狹窄的、喜愛決鬥的殺人之徒，而基斯吉爾卻是一個有教養文雅正直善良的但從不怯懦的人。善良的基斯吉爾主動與孤僻的無人願交往的魯契柯夫談心，二人一時成為好朋友，但是最終因為兩個人同時愛上貴族的女兒瑪莎，在戀情中失敗的魯契柯夫認為基斯吉爾在故意捉弄他，於是，借決鬥之機殺死了坦誠正直的基斯吉爾。
代表象征著正義的騎士精神不僅被俄羅斯偉大的藝術家用來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向沙皇進行宣戰，而且也成為處在列強欺淩之中的波蘭富有民族意識的文學藝術家用來拯救民族獨立和尊嚴的精神寄托。19世紀波蘭處在沙皇俄國、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奴役和宰割之下，對此，波蘭作家顯克微支創作了《十字軍騎士》，刻意塑造了勇敢無畏，身強力壯，品德純潔，誠實正直，熱愛祖國，具有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對待婦女有俠義騎士風度的波蘭年輕騎士茲皮希科這個英雄人物，其用意在於試圖利用波蘭年輕騎士茲皮希科所展示出來的騎士精神，向波蘭人民灌輸不屈不撓和敢於鬥爭的精神，號召波蘭人民鼓起信心和勇氣團結起來進行鬥爭，捍衛波蘭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同所有高尚的騎士一樣，支配茲皮希科行動的生活理想無非是騎士精神——“愛情加榮譽”，對情人的忠貞不渝和對戰鬥榮譽的追求。“注釋27”
尋覓曆史的長河，騎士精神幾乎在每個時代都留下了魅力和閃光的印記，煥發著時代的生機氣息，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去追求社會的正義和理想。騎士精神的光輝不僅照耀在昔日，而且在今天，仍然散發著往日的光芒。騎士精神是每個時代人們所共有的對美好的生活和未來以及對人自身完善的追求和向往。浪漫主義和英雄主義是人類永恒的話題。
“注釋1”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52頁。
“注釋2”趙林：《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傳統與演進》，第287—288頁。
“注釋3”Arth B。Ferguson，The chivalric tradit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p36.
“注釋4”馬洛禮：《亞瑟上之死》（黃素封譯），第1066頁。
“注釋5”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第358頁。
“注釋6”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第361頁。
“注釋7”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第360頁。
“注釋8”Richard C。Mc Coy，The rite of knighthood：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chivalry，pp29-37.
“注釋9”Richard C。Mc Coy，The rite of knighthood：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chivalry，p58.
“注釋10”Richard C。Mc Coy，The rite of knighthood：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chivalry，p56.
“注釋11”Richard C。Mc Coy，The rite of knighthood：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chivalry，p79.
“注釋12”Richard C。Mc Coy，The rite of knighthood：Literature and politics of Elizabethan chivalry，p81.
“注釋13”R。R。Agawal，The Medieval revival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omantic Movement，pp23-25.
“注釋14”R。R。Agawal，The Medieval revival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omantic Movement，pp26-27.
“注釋15”R。R。Agawal，The Medieval revival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Romantic Movement，pp30-31.
“注釋16”轉引自楊武能：《評〈鐵手騎士葛瑟·封·伯利欣根〉》，《外國文學研究》1984年第2期，第105頁。
“注釋17”海涅：《海涅選集》（張書玉編選），第28頁。
“注釋18”Hopkins Andrea，Knight，p187.
“注釋19”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7-298頁。
“注釋20”馬洛禮：《亞瑟王之死》（黃素封譯），第1067頁。
“注釋21”亨利·克魯阿爾：《文學巨匠大仲馬》（梁啟炎譯），第137頁。
“注釋22”列·格羅斯曼：《普希金傳》（王士燮譯），第522-523頁。
“注釋23”列·格羅斯曼：《普希金傳》（王士燮譯），第515頁。
“注釋24”《俄國文學史》（上海1979年）第273頁，轉引自尼科列瓦：《決鬥的流刑犯——萊蒙托大傳》（劉倫振譯），（湖南文藝社1993年）第1頁。
“注釋25”尼科列瓦：《決鬥的流刑犯——萊蒙托夫傳》（劉倫振譯），第134—136頁。
“注釋26”尼科列瓦：《決鬥的流刑犯——萊蒙托夫傳》（劉倫振譯），第221—223頁。
“注釋27”陳冠商：《〈十字軍騎士〉的思想與藝術》，《上海師大學報》1984年第3期，第33頁。
§§結束語
中世紀騎士精神的發展，經曆了從戰爭、宗教、典雅愛情到文學的演變過程。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騎士精神深受中世紀文化的影響，經受了文明的洗禮和教化，在某種程度上講，騎士精神就是中世紀文化的產物，而且騎士精神伴隨著自身的發展演進，越來越成為一種對騎士的行為舉止產生影響和製約力的文化現象。
從騎士精神的衍生演變的脈絡可以看出，騎士精神萌生於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的日耳曼人，實際上，騎士精神也就是處在軍事民主製時期的日耳曼人所形成特有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而這種思想觀念積澱沉積為一種文化，並通過口述文化或文字記載的方式被傳承進入中世紀，在中世紀社會經過再次不斷重構，從而成為對騎士思想和行為產生重大製約的文化力量。
慷慨這一騎士精神是發端於日耳曼人，也是遊獵社會的必然產物。遊獵生活的動蕩不安，甚至是瞬息萬變的，這種情況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也無法積聚大量財富，從而也就使他們慷慨豪爽，輕視財富，將財富視為身外之物，正如《天神之言》中所宣講的：“曾擁有過土地和羊群，現在卻端起了乞討的飯碗，財富可以在眨眼之間消逝，黃金是人類最虛偽的朋友。”“注釋1”《天神之言》中所言，不僅是反映了日耳曼人的心態，而且對日耳曼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舉止產生了催化和教育的作用，進一步強化了他們淡化財富的意識。在日耳曼人社會中，人們在展露慷慨時，尤為顯得無所顧忌；在相互做東宴請時，人們相互攀比，惟恐自己的慷慨不及別人，主人總是要想使客人對自己的慷慨之舉感到驚訝不已，而客人再做東的時候，其奢華程度不僅不能次於甚至還要超過他被宴請的標準。
日耳曼人仰慕於慷慨是具有實際作用和意義的，並不是為了慷慨而慷慨。在日耳曼人看來，慷慨是一種美德，是他們贏得美好生活和友誼忠誠以及聲譽的必要手段。《天神之言》這樣講道：“慷慨而勇敢的人總是生活美好，很少被煩惱困擾，但是卑鄙之人到處都會遇到鬼怪，守財奴總是為禮物擔憂。”“注釋2”“友善之言無需高價相求，獲得讚美的代價可能並不高昂：用半塊麵包和一隻空杯，我自己找到了一個朋友。……一旦你擁有了足夠的財富，你就不該渴望得到更多，你為朋友節省的財富，也許會被敵人拿走，希望往往會變成謊言。禮物使朋友之間互享快樂，一塊盾牌或一件貴重的外衣，相互饋贈使友誼永存，生活美滿。”“注釋3”在德國史詩《尼伯龍根之歌》中，克琳希德為了為丈夫西格弗裏報仇，散盡自己的財產以贏得更多的忠誠和支持。在日耳曼人社會，慷慨這一觀念，不僅僅被折射於詩文的文本中，同時也作為一種習慣凝固於文本中，作為一種箴言積澱於文本中，對現世和後世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了浸染和教化。
中世紀因襲了古日耳曼人的傳統，封建貴族在展示慷慨時，顯得更加變本加厲，不在乎價錢，大手大腳，花錢如流水，而且對入不敷出滿不在乎。節儉被視為是與貴族騎士階層的美德背道而馳的低劣品質。貴族騎士生活的全部事情幾乎就是吃喝和分送自己的財產，他們在做這些事情時越奢侈越驚人，就越能夠得到人們的讚揚，其社會地位和威望也就會越高。慷慨不僅成為貴族騎士追求的時尚，而且愈來愈成為貴族騎士的標誌和不可推卸的責任。當然，就貴族騎士自身來講，他們這樣做的原因其一是為了贏得更多的騎士貴族的支持，其二是迫於傳統習慣的壓力，其三是受到吟遊詩人的渲染和所造就的文化氛圍的驅使與壓力。
中世紀的吟遊詩人把慷慨行為看作是一種高尚的與吝嗇水火不相容的貴族社會風尚。對於吟遊詩人來講，贈送禮物是最主要的美德，一個人的價值就在於他的慷慨。如果人們不能從分配自己財富中找到樂趣，那麽，這就等於破壞了世界的和諧，因為貪婪是一切罪惡之母，而慷慨則是一切美德的核心。在某種程度上講，騎士倫理體係就是以慷慨為中心的，慷慨這一美德甚至比戰場上的英勇更為重要。一位詩人曾說過，“我不輕視武力和道理，但是我認為禮物可以控製一切。”詩人埃爾·卡德納爾澤則指出，“勇猛告誡我們不要吝惜我們的收入。”“注釋4”在吟遊詩人眼中，富有的吝嗇之人是最殘忍的人，因為他不能掌握住自己所擁有的真正意義。詩人和其文本的宣講，對貴族騎士的行為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麵對貴族騎士的慷慨行為進行了鼓勵和張揚，另一方麵則對貴族騎士施加了巨大的社會壓力，使他們不得不就範於強勢的社會輿論力量，因為詩人們的渲染，造就了社會對貴族騎士慷慨行為的認同和共識，在人們的眼中，似乎慷慨就是貴族騎士的化身和象征，而吝嗇絕對不是貴族騎士所應具有的。慷慨與其說是貴族騎士自己自覺主動培育出來的品質，還不如說是詩人文本的強勢所威逼利誘出來的。
忠誠最初也是古代日耳曼人所崇尚的美德。《天神之言》這樣告誡人們：“人應該一生一世對朋友忠誠，不但忠誠於自己的朋友，而且忠誠於朋友的朋友。”“注釋5”日耳曼人忠誠這一美德，作為一種文化積澱在中世紀得到進一步的弘揚。忠誠是中世紀時期貴族騎士所應具有的最重要一項美德。在宮廷史詩和宮廷傳奇中，忠誠往往成為被宣講的主題，在《羅蘭之歌》中，字裏行間都滲透著對羅蘭誓死忠於查理之壯舉的歌頌和讚揚。在《熙德之歌》中，盡管熙德因遭讒言被國王罷黜國門之外，放逐異國他鄉，但即便是這樣，熙德仍時時刻刻眷戀著他的君主，在每次取得重大勝利後，他都派人將最好的馬匹和最昂貴的禮物送給國王，以表示他的忠誠之心依舊是那麽赤誠，未曾改變。
忠誠這一觀念，不僅在中世紀的文學中受到追捧和宣講，而且也受到基督教會進一步的讚譽。基督教會指出，人類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服務關係。如果一個人忠誠地為上帝服務，並且在任何事情上都服從上帝，那麽，他就會得到自由。隻有那些忠於上帝的、全心全意地信仰上帝的人，才能成為自由人，而那些不肯放棄傲慢，不情願服從和忠誠於上帝意誌的人，至多隻能想象自己是自由的，而實際上他們不是自由的，他們不僅在現世是自己情感的奴隸，而且來世還要在地獄中受折磨。奧古斯丁就曾把“正義”、“和平”和“服從”幾個概念聯係在一起。因此，在神學層次上，可以看到“自由”、“依附”、“忠誠”、“正義”幾個概念在意義上是相似的，而且是相互聯係的。隻有忠誠才能獲得自由，才是正義的，而背叛行為是無法獲得自由的，即使獲得，那也是虛假的，是非正義的。在這裏，基督教會對忠誠觀念進行了理論化的詮釋，並給它蒙上了神聖的光彩。
騎士精神在演變過程中，文化強勢對其催生的作用，在典雅愛情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突出。典雅愛情，並不是從日耳曼人那裏繼承下來的，而是中世紀吟遊詩人虛幻的思想之物。吟遊詩人在文學中構築了理想騎士的風範和品質，並把它打造成騎士努力追求和實現的目標，一種社會時尚，以後甚至成為騎士必須履行的行為準則。吟遊詩人對騎士的愛情進行了詳細的規範，要求騎士以英勇、文雅、忠誠的品質去贏得貴婦人的愛，要求在求愛的過程中，忠心耿耿，經受住種種考驗和磨練，嗬護婦女的聲譽，追求精神戀愛，求得精神的升華等，這些成為重視名譽的騎士必須履行的儀式。這樣，愛情變成了一種繁瑣的哲學，戀愛行為和表達情感的規範形成了一套專門的套路，吟遊詩人通過歌頌某種理想的愛情，並使之儀式化。典雅愛情雖然是詩人的虛幻和吹出的泡影，但是這些虛幻和泡影卻成為對騎士的行為方式產生了實質性巨大影響的實實在在的文化現象，因為它對騎士產生了誘導，成為騎士日後努力按照文學文本中所構造的進行模仿和指導自己行為的準則。
中世紀騎士精神的榮譽觀也是源於古日耳曼人。在古代日耳曼人社會中，榮譽是一切美德的靈魂。慷慨、忠誠和英勇的品質，都是圍繞著榮譽，是以榮譽為中心的。在日耳曼人的觀念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暫時的，瞬間即逝的，而惟有名聲榮譽是永存的，《天神之言》這樣宣講道：“牛早晚要死，種族遲早會滅絕。人類也不能永世長存，惟有人們做了好事留下的名聲，永垂不朽。牛早晚要死，種族遲早會滅絕。人類也不能永世長存，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永遠不會消失：那就是，死者的偉大榮譽。”“注釋6”在中世紀，榮譽觀依然是貴族騎士倫理道德的核心，騎士精神的靈魂。無論是慷慨，還是忠誠、勇敢，都是可以歸結為是為了榮譽，更確切來說，是為了避免恥辱的罪名。騎士在戰場上，追逐英勇的光環，渴望榮譽的獎掖，而騎士之所以這樣做，很大程度上是惟恐吟遊詩人對他們恥辱行為的記錄，從而成為永遠也無法洗刷掉的奇恥。對於騎士準則所列出的複雜的禮節程序，當然這些禮節當中很多是詩人和教士的文本所構造出來的，騎士是絲毫不能違背的，而且必須時刻警惕不要違背這些行為準則，如果哪一位騎士違背了，他就會在其階層的其他成員眼中敗壞自己的名聲，但是更為重要的是懼怕在文化曆史的文本中留下永遠可恥的一頁。
伴隨著騎士精神的發展演變，騎士的行為越來越被程序化和符號化，而且貴族騎士身份也越來越被禮儀和符號化。一個在激烈戰鬥中承擔向國王傳遞信息任務的騎士，決不能直接出現在國王麵前，而必須等候國王的召見，即使延誤時間意味著戰場上會出現災難，也要等待，否則就會違背騎士的準則。宮廷史詩在構築和宣講騎士精神方麵是占據主導地位的。詩中所構造的英雄具有勇敢、忠誠和文雅以及重榮譽等完美的品質，雖然這些是被詩人抽象出來的典型而不是真人真事，但是作為一種強勢文化，它卻把虛假虛幻變成了真實，因為的確有一些人受詩的感召而以詩中的人物為榜樣來塑造自己的。
中世紀騎士精神的衍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紀文化，尤其是中世紀騎士文學的產物，同時騎士精神也越來越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尤其是隨著中世紀落入曆史的塵埃，它更成為被後世的文人墨客不斷再造的而且對人們行為產生影響的文化現象。在近現代，乃至當代的曆史中，都可以尋覓到騎士精神的幽靈，19世紀大仲馬的《阿芒得騎士》和顯克微支的《十字軍騎士》，現代的法國作家凱塞爾的《騎士》，當代的法國作家讓·吉奧諾的《屋頂輕騎兵》等，都是在文學領域中再現和重構了騎士精神的幽魂。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給那些在各自的行業做出了巨大成就的且品德高尚的人，都冠以騎士的美稱，有足球騎士，有企業金融巨子騎士，有影帝騎士等等，這正如約翰·赫伊津哈所說的，“中世紀以後很久，騎士頭銜被賦予了高度的倫理價值。一個人獲得了騎士頭銜，他的行為就達到了理想的標準，為之奉獻畢生的事業得到了儀式性的體現和肯定。”“注釋7”而這也無一不體現了騎士精神作為文化現象所閃爍著永恒的魅力。
“注釋1”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73頁。
“注釋2”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56頁。
“注釋3”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55頁。
“注釋4”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88頁。
“注釋5”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55頁。
“注釋6”A·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第274頁。
“注釋7”約翰·赫伊津哈：《中世紀的衰落》（劉軍等譯），第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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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Scaglione，Aldo，Knight at court：courtliness，chivalry of courtesy from Ottonian Germany to the Italian Renaissance，Califor-nia：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1.
48.Selwood，Dominic，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tania，The Boydell Press，1999.
49.Stenton，F。M。，The first century of English Feudalism（1066—1166），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1950.
50.Strickland，Matthevo，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51.The Anglo-Saxon chronicle，translated by The Rev。James Ingram，London：J。M。Dent＆Sons Ltd，1923.
52.The Medieval Nobility：study on the ruling class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from the six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imothy Reuter，Holland：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78.
53.Tuchman，Barbara W。，A distant mirror：The calamitous 14_th
century，New York：Ballantine Book，1979.
54.Villehardouin and Joinville，Memoirs of the Crusades，translated by Sir Frank Marzials，London：J。M。Dent＆Sons Ltd，1957.
55.Warner，Philip，The British Cavalry，London：J M Dent＆Sons Ltd，1984.
56.Wright，Nicholas，Knights and Peasants：the Hundred Years War in the French Countryside，The Boydell Press，1998.
57.Zmora，Hillay，State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二、中文論著
1.阿尼克斯：《英國文學史綱》（戴鎦齡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2.埃裏希·卡勒爾：《德意誌人》（黃正柏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
3.艾黎·福爾：《世界藝術史》（張澤乾等譯），長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
4.艾琳·鮑爾：《女性與上帝》（樂愛國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
5.艾因哈德：《查理大帝傳》（戚國淦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
6.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1卷（羅經國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
7.愛德蒙·斯賓塞：《小愛神》（曹明倫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
8.《貝奧武甫》（馮象譯），三聯書店1992年。
9.貝迪耶：《特利斯當與伊瑟》（羅新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10.布瓦鬆納：《中世紀歐洲生活和勞動》（潘源來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
11.陳冠商：《〈十字軍騎士〉的思想與藝術〉》，《上海師大學報》1984年第3期。
12.陳凱先：《〈從裏斯本的冬天〉到〈波蘭的騎士〉》，《世界文學》1994年第4期。
13.陳振堯：《法國文學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9年。
14.大仲馬：《阿芒得騎士》（李爽秋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
15.但丁：《神曲》（朱維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
16.《法國曆代詩歌》（江夥生譯），武漢大學出版社。
17.馮至：《德國文學簡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18.富士穀子：《女性入門》（張萍譯），中國婦女出版社1986年。
19.格雷戈裏：《法蘭克人史》（壽紀瑜戚國淦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
20.古列維奇：《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21.海斯、穆恩、韋蘭：《世界史》（世界書局編譯所譯），三聯書店1974年。
22.亨利·克魯阿爾：《文學巨匠大仲馬》（梁啟炎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23.漢斯—維爾內·格茨：《歐洲中世紀生活》（王亞平譯），東方出版社2002年。
24.荷馬：《伊利亞特奧德賽》（陳中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
25.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
26.侯建新：《英國的騎士、鄉紳和紳士都不是貴族》，《曆史教學》1988年第3期。
27.侯維瑞：《英國文學通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年。
28.海涅：《海涅選集》（張玉書編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29.黃永林：《中國的武俠小說與西方的騎士文學之比較》，《外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2期。
30.冀桐：《表現主義大師與浪漫主義騎士》，《外國文學研究》1992年第1期。
31.薑守明：《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曆史知識》1985年第3期。
32.《巨艦橫行·北歐海盜》（公元800——1100）（鄧慶平譯，趙世瑜校），山東畫報出版社，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
33.卡勒瓦拉：《芬蘭民族史詩》（侍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
34.凱撒：《高盧戰記》（任炳湘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
35.凱塞爾：《騎士》（郭太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
36.科斯明斯基、斯卡維金：《中世紀史》（朱慶永等譯），三聯書店1957年。
37.科特邁耶：《亞瑟王和他的騎士》（中國人民大學英語教研室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年。
38.李賦寧：《歐洲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
39.麗月塔：《紳士道與武士道——日英比較文化論》（王曉霞、陳守桂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40.梁實秋：《英國文學史》，協誌工業出版社1985年。
41.廖可兌：《西歐戲劇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年。
42.劉建軍：《論歐洲中世紀文學的文化成因及其新質特征》，《東北師大學報》1995年第5期。
43.盧斯達維裏：《虎皮武士》（李霽野譯），外國文學出版社1984年。
44.魯思·本尼迪克：《菊花與刀》（呂萬和等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
45.陸海明：《中世紀西方文學與中古東方文學比較》，《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8年第1期。
46.呂大吉：《宗教學通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47.列·格羅斯曼：《普希金傳》（王士燮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48.《羅蘭之哥》（楊憲益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
49.駱兆倫：《試比較中國“士”、日本“武士”和西方“騎士”》，《重慶師院學報》1988年第1期。
50.馬托雷爾、加爾巴：《騎士蒂朗》（王央樂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
51.馬洛禮：《亞瑟王之死》（黃素封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
52.M·雅洪托娃：《法國文學史》（郭家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86年。
53.孟憲強：《堂吉訶德不是騎士的典型形象》，《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1期。
54.《尼伯龍根之歌》（錢春綺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55.尼科列瓦：《決鬥的流刑犯——萊蒙托夫傳》（劉倫振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年。
56.倪世光許桂敏：《論騎士行為準則的基督教特征》，《河北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
57.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袁誌英譯），三聯書店1999年。
58.皮埃爾·米蓋爾：《法國史》（蔡鴻賓等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
59.《喬叟文集》（方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62年。
60.《騎士時代·中世紀歐洲》（侯樹棟譯），山東畫報出版社，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1年。
61.任曉潤：《俠義之氣與騎士道德》，《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
62.塞萬提斯：《堂吉訶德》（楊絳譯），人民文學1978年。
63.司各特：《最後一個吟遊詩人的歌》（曹明倫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64.沈之興：《中世紀的騎士》，《外國史知識》1986年第3期。
65.塔西陀：《日耳曼尼亞誌》（馬雍傅正元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
66.台奧多爾·史托姆：《白馬騎士》（王克澄譯），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67.湯普遜：《中世紀歐洲社會經濟史》（耿淡如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
68.屠格涅夫：《愛決鬥的人》（林樹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69.王德林：《試論西歐中世紀的騎士的教育》，《河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70.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信仰時代》（台北，幼獅翻譯中心編譯），東方出版社1999年。
71.文雄達：《騎士製度的盛衰》，《外國史知識》1986年第2期。
72.《西班牙詩選》（至17世紀末）（張清瑤譯），重慶出版社1991年。
73.西多羅夫、孔拉德：《世界通史》（第三卷上），三聯書店1961年。
74.《熙德之歌》（趙金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
75.新渡戶稻造：《武士道》（張俊彥譯），商務印書館1993年。
76.玄珠：《騎士文學》，世界書局1929年。
77.雅克·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何新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
78.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的知識分子》（張弘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
79.《亞瑟王的故事》（鄧保中譯），中國民間出版社1984年。
80.《亞瑟王和圓桌騎士》（劉道義譯），人民出版社1981年。
81.楊武能：《評〈鐵手騎士葛慈·封·伯利欣根〉》，《外國文學研究》1984年第2期。
82.楊慧林黃晉凱：《歐洲中世紀文學史》，譯林出版社2001年。
83.伊·巴丹特爾：《男女論》（陳伏保等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
84.《伊戈爾遠征記》（魏荒弩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
85.約瑟夫·凱塞爾：《騎士》（郭太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
86.於偉：《法蘭克騎士製度的建立》，《軍事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87.約翰·赫伊津哈：《中世紀的衰落》（劉軍等譯），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
88.張澤乾：《法國文化史》，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
89.趙立行於偉：《中世紀西歐騎士的典雅愛情》，《世界曆史》2001年第4期。
90.趙林：《神旨的感召—西方文化的傳統與演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
91.《中世紀歐洲》（何炳鬆編譯），商務印書館1929年。
92.仲躋昆：《阿拉伯文學與西歐騎士文學的淵源》，《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3期。
§§後記
本書是筆者的博士論文。1999年，我有幸跨入複旦，這座莘莘學子的聖殿，夢往神遊已久的“福地”，開始了我人生新一輪的跋涉與探險。讀博三年，雖然短暫，恰如白駒過隙，但卻也是那麽漫長，濃縮了我人生許許多多的曆程。
在這座全國知名的學府，我學到了許多。導師張廣智教授嚴謹治學的風範，使我受益匪淺，感悟到學術之路是漫長曲折艱辛的，而且是嚴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