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字軍東征與聖殿騎士團
前麵談到過，教會一直在試圖遏製騎士貴族好戰的傾向，企圖通過上帝的和平與上帝的休戰運動以及禁日禁季，來減少騎士的好戰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性，並不斷耐心地勸說他們應當承擔保護教會、婦女和弱者，執行社會正義等責任。戰爭是騎士最基本的職業，企圖讓騎士放棄從事戰爭，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於是，教會將騎士的草莽之氣，轉向有利於西歐社會的和平和有利於拓展基督信仰的戰爭，這就是十字軍東征（1096—1270）。十字軍東征對騎士的品質的內涵並不是全麵的否定改變，而是進行了重新的詮釋和改造。
總體上講，十字軍東征是西歐基督教會和封建主聯合對東方發動的一場擴張和掠奪的戰爭，也是教會企圖將暴亂成性的騎士引向東方的“禍水東引”。當然，促成十字軍東征的原因並非是單一的政治或經濟動機，而是多方麵的，有政治經濟和信仰等方麵的綜合因素，其影響和後果也是多方麵的。有關十字軍東征的評議和爭論，眾說紛紜，這裏就不再贅述，下麵僅就十字軍東征對騎士精神品質所產生的影響這一主題進行敘述。
首先，基督教所獨創的“正義戰爭”理論是對騎士尚武精神和英勇品質的一個巨大的鼓勵培育和發展。在十字軍東征以前，對於戰爭的態度，基督教會最初是反對一切戰爭的，認為一切戰爭都是有罪的，在羅馬帝國時期，基督徒是拒絕服兵役的，但是在中世紀，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教會需要戰爭來抵禦外部的進犯捍衛自身的安全，為此，教會中就有許多教士直接參加和指揮了戰爭。在西班牙史詩《熙德之歌》中，就講述了堂赫羅尼莫主教參戰的請求，“熙德堂羅德裏戈，您在好時辰佩戴寶劍，今早我為您做了彌撒，求您賜我恩寵吧：請派我上頭陣衝殺！”“注釋1”同樣，在法國史詩《羅蘭之歌》中，當羅蘭挑選後衛部隊時，主教屠賓說，“以我的頭顱為憑，我也要去。”“注釋2”最終屠賓主教同羅蘭並肩與摩爾人作戰，英勇戰死。教士不僅參加了對異教的戰爭，而且也參與了對封建貴族叛亂的鎮壓。11世紀，羅柏特的兒子亨利一世曾對教皇說，主教和主持們不能參加出席理姆斯會議，是因為他需要他們去鎮壓一處叛亂。“注釋3”
從此可以看出，其實教會從本質上講，是並不反對戰爭本身的。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戰運動的反戰傾向，主要是針對危害西歐社會秩序、教會和無武裝人員的戰爭，反對基督徒之間進行戰爭。在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戰運動中，1054年在納博內（Narbonne）的一次會議上，教會就號召騎士貴族宣誓：一個基督徒不應當殺死另一個基督徒，因為殺死一個基督徒毫無疑問就等於是濺基督的血。“注釋4”教會所倡導的這個宣誓暗藏著巨大潛在的寓意，即禁止基督徒之間的戰爭，而讚同反對基督的敵人和同異教的戰爭，以及旨在壓製搶劫和私戰，保護僧侶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和非戰人員，如商人、農民和婦女等利益的戰爭。換句話講，對異教和不信教者以及旨在保護非參戰者、維護捍衛法律而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而同基督徒進行的戰爭，則是“非正義”的。這樣，教會就為戰爭製定了規則，也為它自身對戰爭前後自相矛盾的做法找到了自圓其說的理論，而教會這種正義和非正義戰爭理論，其實不過是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翻版。奧古斯丁認為，世界的曆史就是光明的、善的、完美的上帝之城和罪惡的、撒旦創建的地上之城鬥爭的曆史，是善與惡鬥爭的曆史，是光明世界取代黑暗世界的曆史。因此，所謂的“正義”戰爭自然就是上帝之城的壯舉，而“非正義”戰爭則是撒旦地上之城之作惡。
這樣，教會為戰爭創建了一種規範，即“非參戰者”和“參戰者”、“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而在這之前，西歐社會是不存在關於戰爭規則的，根本無所謂“參戰者”和“非參戰者”、“武裝者”和“非武裝者”之區分，更沒有什麽“正義”與“非正義”的分野。現在，根據教會的戰爭原則，戰爭應該是：武裝者對武裝者，而不能殃及非武裝者；針對異教和暴亂的戰爭是“正義”的。
教會對戰爭所進行的這種界定的目的和意義，是由此可知的，即“使戰爭基督教化，因為需要戰爭來擴張信仰；減少戰爭的恐懼、遏止殘酷的本能並使人類的戰鬥傾向服從行為的準則，因為沒有這種準則，戰鬥隻不過是大屠殺而已。”“注釋5”教會將騎士對戰爭的嗜好即“徒逞一時之氣”的英雄主義，轉向為信仰為基督的聖戰——十字軍東征。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號召騎士進行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就講道，“過去從前是強盜的人，現在可以成為騎士了”。“注釋6”“讓從前同自己兄弟戰鬥的人，現在同野蠻人，上帝的敵人戰鬥。”“注釋7”而教皇格雷戈裏則進一步聲稱，騎士是聖彼得的附庸，為教皇而戰的人，就是基督的騎士。“注釋8”在這裏，教皇格雷戈裏理論的目的就在於將世俗貴族的附庸騎士轉變為教會的附庸、基督的騎士，效忠於教會的騎士，使他們為上帝而戰，為信仰而戰，為“正義”而戰。
教會發動十字軍東征，並不是為了對騎士戰爭職業進行遏製，更不是對騎士殺人進行禁止，而是禁止殺基督徒，禁止西歐基督徒之間進行的戰爭，鼓勵對異教進行殺戮的戰爭，弘揚騎士尚武的精神。過去，教會反對戰爭，反對殺人，認為殺人是一種罪過，那麽，騎士進行戰爭，總是帶著一種罪惡感，良心自責，惟恐死後，靈魂無法得到拯救，為此，他們經常以捐獻來贖罪。現在，殺人不再受到譴責詛咒，相反，受到讚譽和獎賞以及具有極大的榮譽。現在，騎士們在為上帝而戰，為“正義”而戰，戰爭不再是邪惡的，而是上帝的事業，是為了鏟除基督上帝的敵人，掃除世界上的邪惡，戰勝撒旦魔鬼，伸張“正義”，光複“正義”。騎士之所以佩帶十字架標誌，就是以此證明他們是代表了上帝的“正義”，體現上帝的支持和讚揚。第四次十字軍的主要政策計劃的參與者維爾阿杜安（Villehardouin）的回憶錄的編者，在緒論中這樣寫道：“十字軍的純粹宗教因素對他有影響，他被教皇巨大的寬容所感動，他相信這次遠征冒險是正義的，是上帝讚譽的事業。”“注釋9”不僅十字架成了戰爭“正義”性的標誌，而且聖旗也是“正義”的象征和代言。一位名叫比薩（Pisan）的騎士準備進行冒險，從摩爾人手中收複撒丁（Sardinia）時，得到教皇的支持，教皇贈送給了他一麵聖彼得旗子。以後，羅歇·吉斯卡爾（Roger Guiscard）準備光複阿拉伯人占據的西西裏，教皇亞力山大二世贈給他一麵聖旗。教皇格雷戈裏七世也有相同的舉動。“注釋10”聖旗的贈與，就在於要證明戰爭的合法性，是得到教會或上帝認可的“正義”的戰爭，而不是非“正義”的。
正義的戰爭，給騎士們以巨大的勇氣和鬥誌。過去，他們戰鬥受到教會的譴責和猛烈的抨擊，現在，則受到教會的獎勵和鼓舞。對此，教士聖貝爾納·克萊沃（Bernard of Clair-vaux）就曾說過，“既然他們是基督的敵人，對他們殺戮，也就不犯罪過”。“注釋11”對異教的殺戮不僅是不會犯下罪孽的，而且是“正義”的，這更加鼓勵和激發騎士原有的英雄主義，“‘正義’戰爭成為消除良心上罪惡意識的一種方法，因為在戰爭中所遭受的苦難傷害和危險，可刺激一種原來無生氣的和遲鈍的性質，恰好像戰爭有力量來鼓起熱忱，並作出忍耐、勇敢和自我犧牲的奇跡那樣。”“注釋12”同樣，讓·德比埃伊（Jean de Bueil）在《勒茹旺瑟爾》（Le Jouvencel）中描述到，“正義”是對騎士戰鬥激情的巨大的鼓勵：“這是一件快樂的事，是戰鬥，在戰鬥中你如此愛你的夥伴，當你認識到這場戰爭是正義的，你表現得十分好，不禁熱淚盈眶，當你看到你的朋友如此英勇用自己的身軀去貫徹完成上帝的命令時，你的內心不禁充滿了憐憫與巨大的對忠誠的甜蜜。”“注釋13”正是這種“正義”情感和信念的激勵，在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當中，英國國王理查一世表現出大無畏對死亡的蔑視，一次次冒著危險解救他的騎士。第七次十字軍，法國國王麵臨危險時，則表現出無所畏懼的氣概。
受難的基督耶穌
宗教的癲狂和黷武結合，騎士精神的英雄主義融入了宗教情感，便是巨大宗教狂熱。這正如費爾巴哈所說的，“是的！道德與宗教、信仰與愛，是直接相互矛盾的。誰隻要愛上了上帝，誰就不再能夠愛人，他對人間失去了興趣，可是，反之也然。誰要愛上了人，那就不再能夠愛上帝，不再能夠拿自己的熱呼呼的人血徒然地在一個無限的對象性與非現實性之虛空的空間中蒸發掉。”“注釋14”信仰虔誠的結果不僅僅是導致了對人間失去了興趣，而且會導致極端狹隘的仇視，這正如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經驗之種種》一書中指出的，對上帝的過度虔誠，會導致“信奉狂”，把虔奉上帝本身視為理想，把對神的犧牲和獻媚看成美德：“這種心境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為神的尊榮而起的妒忌。信徒表示他的忠誠，怎樣能夠有比由在這方麵的敏感表示他更好的方法呢？聖徒對極微末的對神的侮慢或輕忽憤怒，神的敵人必須受恥辱。在心思過度狹窄並意誌過度活潑的人們，這種憂慮可以變成了他唯一的事業；並且人曾經宣傳要派遣十字軍，曾經煽動大屠殺，隻是為了要消除一個他們幻想別人曾加於他們的對上帝的輕蔑”。“注釋15”
正是這種宗教的狂熱，從而導致了震撼整個西歐世界的耶路撒冷的狂暴大屠殺，但是這一切對於十字軍騎士來說，則被認為完全是為了上帝和“正義”，而對邪惡進行掃除和滌蕩的壯舉。十字軍騎士的這種認識，正如1147年，在裏謝雷謝斯（Richereches），保存的一份有關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契約上所說的：“路易，法國光榮國王，正在籌劃鎮壓基督十字架的敵人。”“注釋16”同樣，1248年，當準備進行第七次十字軍東征時，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也聲稱，“我離開法國，不是為我的父親，也不是為了我所受到的傷害報仇，而是為了我主基督耶穌報仇。”“注釋17”十字軍騎士把對異教徒的屠殺，看成是為耶穌複仇和對十字架的敵人進行滌蕩，看成是“正義”對邪惡掃除之壯舉。“正義”的戰爭，的的確確給騎士注入了戰鬥的激情和勇氣。據《紀堯姆·德奧朗熱》（Guillaume d'Orange）一書中記載，維維安（Vivien）為向聖母瑪利亞祈禱，挽救他自己生命的舉動而感到慚愧，“那是多麽愚蠢，上帝為了將我們從我們致命的敵人解救下來，而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忍受巨大的痛苦，我卻隻想到追求自我的生命。”“注釋18”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正義之形象無疑激起了騎士們巨大的戰鬥熱情和無所畏懼忘我的犧牲精神。
這種宗教癲狂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使十字東征延續了長達兩個世紀之久，前後曆經八次之多，而且使整個西歐上上下下都陷入了這種狂熱。在這種狂熱中，騎士的黷武好戰的精神，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示和發展。
其次，十字軍東征運動，不僅是對騎士英勇品質的培育和發展，而且是騎士虔誠宗教品質的外露，同時也是對騎士的虔誠宗教情感的培育和打造。在基督教中，教徒宗教虔誠情感往往是通過參加洗禮、聖餐、彌撒、懺悔、布道、朝聖等一係列宗教儀式來培養的，而在這些宗教儀禮中，朝聖被看成是對虔誠宗教情感進行表現和培育的最高形式，也是一個基督徒一生的最高追求和理想，以及贖罪的最好的方式。到遙遠的陌生的異國他鄉去朝聖，路途的艱辛和充滿著種種的危險，生死難以預測，都是對信徒的宗教信仰的巨大的考驗和磨練，沒有頑強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和信念，是根本無法進行這項聖事的。中世紀朝聖的人，在準備朝聖之前，大都為自己準備了後事，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著回來。在某種程度上，十字軍東征運動就是西歐騎士的一次集體朝聖。
從淵源上講，十字軍東征與古老流行的苦行形式朝聖有著密切的關係。1095年，烏爾班教皇在克勒芒進行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布道後的八個月裏，就有成千的騎士聚集在諸侯的旗幟下。烏爾班教皇的宣傳鼓動之所以在騎士當中引起了那麽大的反響和狂熱，就在於十字軍東征是古老的朝聖贖罪方式的延續和發展。烏爾班宣稱，凡是參加十字軍的人皆可贖罪，在同異教戰鬥中而戰死的人，可以升入天堂。
在中世紀，苦行和贖罪，贖罪和罪惡感，罪惡與上帝懲罰之間是密切相關的，罪惡感和與之相聯係的上帝懲罰，促使人們通過苦行的方式贖罪，以求免遭地獄之懲罰。1248年，著名的騎士理查德·蘇阿爾德（Richard Suard）癱瘓在床上，他懇請上帝讓他通過這種病魔的痛苦折磨，以洗刷他從前的罪過。“注釋19”苦行是中世紀人們贖罪的方式，而朝聖是一項巨大的苦行，因而被看成是贖罪的最有效的方法，騎士貴族貝爾納·格羅（Bernard Gros），1050年就曾到羅馬朝聖以贖他與克呂尼（Cluny）修道院的土地糾紛所犯下的罪過。“注釋20”12世紀，英國威廉·馬歇爾的傳記記載：年輕的王子亨利在臨終之際，說他發過十字軍誓言，但是卻從來沒有啟程到聖地去，因而請求威廉替他實踐他的諾言，到耶路撒冷去朝聖，並送給威廉繡有紅色十字架的十字軍披風。“注釋21”在這裏，年輕亨利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就是想通過威廉的朝聖苦行，來代他向上帝祈求寬恕他生前所犯的罪孽。同樣，1142年，龐斯·卡爾瓦伊拉（Pons Calvai-ra）曾聲稱，他去聖墓朝聖是為了祈求上帝寬恕他兒子所犯下的罪過。“注釋22”
全副武裝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左）與隨其參加第七次十字軍東征的騎士西蒙·德蒙福爾（Simon de Monfort）
朝聖被中世紀人們看成是贖罪的最虔誠的最有效的方式，假如說十字軍之前，朝聖隻是騎士個別的現象或行為，那麽，十字軍東征則使騎士的朝聖成為一種普遍的舉動，十字軍東征激發了騎士們的罪惡感和對贖罪的渴望甚至是狂熱，引發了騎士們大規模的普遍的贖罪行動，騎士們試圖用劍贏得上帝的寬恕，獲得靈魂的拯救。
1148年，就有兩位騎士兄弟聲明了他們參加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目的：“我們兩位兄弟，為了赦免我們的罪惡，渴望赴耶路撒冷，渴望拋棄所有的壞的習慣。”“注釋23”1248年，英國累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 of Leicester），戴上十字架加入了十字軍，以求免除他的罪過，使他的靈魂升入天堂。許多騎士們也出於相同的目的，加入了十字軍。“注釋24”與此同時，處在病中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1226—1270），不顧法國貴族和他母親的譴責和嚴厲的批評、主教的苦苦勸誡，以及法國麵臨著德國的覬覦和英國侵略的威脅，執意要去參加十字軍。“注釋25”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之所以在病中，萌發參加第七次十字軍東征到聖地去的念頭，就是因為所生之病使他想到死亡和死亡相關的末日審判、地獄懲罰的恐懼。許多騎士都是出於罪惡感和對末日審判的恐懼，參加了十字軍。13世紀，第四次十字軍的參加者維爾阿杜安（Villehardouin）指出：“十字軍有純粹的宗教淵源：‘許多人參加十字軍，是因為前往聖地具有巨大的贖罪功能，’”“注釋26”1249年，拉馬爾什（La Marche）伯爵於格·勒布蘭（Hugh le Brun），曾蒙騙了他的女婿英國國王亨利三世（1216—1272），並把他出賣給了法國國王，然而，以後他為此感到懺悔，為了贖這項罪和所有其他罪過，他戴上十字架標誌去朝聖。“注釋27”1250年，英國的羅格·德蒙塔爾特（Roger de Montalt）等騎士貴族賣掉莊園，加入了法國國王路易的第七次十字軍東征行列，而這些英國的騎士參加十字軍的目的，正如他們聚集在倫敦時所聲稱的，“推遲拯救自己的靈魂或推遲服侍天堂的國王，而服侍世俗的國王，是恥辱的。”“注釋28”
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克勒芒（Clermont）布道號召騎士前往耶路撒冷解救主的墓地
十字軍東征對騎士們宗教情感的影響，不隻是體現在使騎士們普遍參加了十字軍，而且也表現在騎士們近乎是狂熱的捐贈。捐贈如同朝聖一樣，也是一種贖罪的方法，但是在十字軍東征之前，捐贈同朝聖一樣隻是作為一種個別現象存在，而正是十字軍東征使捐贈成為一種廣泛的時髦的社會運動。1114年，雷蒙·貝朗熱伯爵三世（Raymond Berenger III）將一座莊園捐獻給醫院騎士團時，就認定醫院騎士團是一個精神富有的組織，“恰如水可滅火一樣，施舍可以消滅罪孽。”“注釋29”正是出於贖罪的目的，使雷蒙家族不斷向教會或騎士團進行捐贈。1115年，雷蒙·貝朗熱伯爵四世（Raymond Berenger IV）捐獻了聖厄拉利（Saint Eulalie）莊園，並談到了捐贈的原因是：“為了赦免我的罪過和所羅門聖殿騎士團的騎士以及父親靈魂的健康。”“注釋30”的確，許多捐贈是為了祈求原諒寬恕捐贈者以及他或她親戚祖先的罪孽。
到雷蒙五世（Raymond V）（1148—1195），圖盧茲（Toulouse）伯爵時，他和他的妻子康斯坦絲（Constance），曾多次向醫院騎士團捐贈土地。1158年，他們給聖吉勒斯（Saint Gilles）的醫院騎士團捐贈了一塊土地，在1164年，又捐贈了更多的土地。在一份契約中記錄了伯爵虔誠的表白，“既然人是那麽脆弱，容易滑向罪惡，既然人的生命恰如預言家說的，‘人就像草一樣，生命就像花一樣曇花一現。’……‘如果我們的生命不像水蒸氣一樣短暫，那麽，我們的生命又究竟是什麽呢？’；因此，我的貴族告誡我：‘賣掉或贈送掉你所有的，要知道在天堂裏是不需要你的財富的。’”“注釋31”
許多騎士不僅直接參加了十字軍，而且還進行了捐贈以強化贖罪的效果。在朝聖之前，朝聖的人往往都會將自己的家產土地捐贈給教會，以求淨化心靈，這絕非是一種特殊的現象而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1147年，羅歇·卡爾卡索納伯爵一世（Roger I of Carcassonne）在前往烏特勒梅爾（Outremer）時，將財產捐贈給了杜岑斯聖殿騎士團（Temple of Douzens）；1157年，阿爾芒·波爾多（Armand of Bordeaux）啟程到比利牛斯（Pyrenees）時，進行了捐贈；在1159年，威廉·維薩恩（William of Visan）出發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對在裏謝朗謝斯（Rich-erenches）的聖殿騎士團進行了財產捐贈；1175年，龐斯·達維斯（Pons Davis）在他的兒子裏戈（Rigaud）去聖地亞哥（Santiago）朝聖時，對聖殿騎士團進行捐贈。“注釋32”
捐贈的形式不隻局限於財產，而且還包括一些政治經濟上特權的賦予。1115年，雷蒙·貝朗熱伯爵三世給予了聖殿騎士團許多免稅特權，並在1130年，成為聖殿騎士團的一員。1156年，德國皇帝弗雷德裏克一世將醫院騎士團的所有財產置於他的保護之下，並予以免除帝國稅的特權。以後，德國的皇帝弗雷德裏克二世、奧托四世、查理四世，也都如此。“注釋33”
十字軍東征，將朝聖和捐贈發展成為中世紀的社會運動，從而提升和塑造了騎士的宗教情感。當然，十字軍的概念是不隻局限於東征上，西班牙收複失地的運動也是可稱之為“十字軍運動”。西班牙收複失地的運動從8世紀開始，到15世紀結束，曆時漫長的八個世紀。這當中，得到了西歐各地貴族騎士的持久的有力的支援，倘若沒有來自西歐教友的支持，單靠西班牙基督教徒的力量，是無法在1492年將摩爾人趕出格拉納達的。在整個中世紀晚期乃至近代，天主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特權和強大“頑固”的勢力——天主教的堡壘，就足以說明了教會所鼓動組織的十字軍所起的作用，也足以說明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在這漫漫的曆史過程所起到的無法估量的作用。正是這種信仰的支撐，才致使貴族騎士，一代又一代地甘願地奉獻於失地的收複運動。曆時二百年之久的十字軍東征運動，既是騎士宗教虔誠情感的最好的展示，同時也是對騎士虔誠宗教情感的一次大規模的普遍的培育和鍛煉，而且促進了騎士榮譽觀念的培育和發展。
再次，盡管聖殿騎士團騎士被告誡，他們不是在為榮譽而戰，而是為勝利而戰，然而，十字軍運動不但沒有摧毀騎士世俗的榮譽觀，相反，強化了騎士的榮譽感。參加十字軍不再被視為是為了虛榮，而是被視為在從事偉大的冒險事業。過去，教會認為騎士冒著生命的危險進行比武和戰爭，是為了虛榮，並對騎士追求榮譽的行為進行痛斥。1130年初，聖貝爾納就曾指出，帶著憤怒與貪婪虛榮的動機導致他那個時代的騎士進行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戰爭。“注釋34”13世紀，著名的布道者雅克斯·德維特裏（Jacques de Vitry）就曾列舉了騎士參加比武的十項罪過，其中的一個罪過就是參加比武大會的騎士犯了傲慢的罪過，因為他們追求人們的讚揚與虛榮。盡管教會對騎士從戰參加比武進行了種種斥責，但是實際上教會所反對的既不是戰爭比武本身，也不是反對騎士所追尋的榮譽，而是反對騎士所進行的戰爭和比武是為了世俗的目的。托馬斯·阿奎那認為，高尚的人應該渴望榮譽與讚揚，並通過完成偉大的艱難的事業來獲取。如果這事業隻在世人眼中而不在上帝眼中，那麽它不高尚不值得。榮譽隻能夠通過巨大的戰功來服侍榮耀討好上帝來獲取，否則就是虛榮。
過去，騎士是為自己、為自己的封主或國王而戰，現在，騎士是為上帝的事業、為“正義”而戰。騎士不再是暴徒的同義語，而是變成了上帝的戰士，基督的騎士，是代表“正義”，代表善和光明，代表上帝。騎士不再是被貶斥的對象，而是成為被讚揚的偶像，晉升為人們矚目的甚至景仰的稱號和偶像。十字軍東征是騎士最大的冒險，既可以效忠服侍於上帝，又可以賺取世俗的獎勵和名譽。騎士在同異教戰鬥中，既贏得了在現實世界中的榮譽，也獲得了在下個世界的拯救。在號召騎士進行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教皇烏爾班就許諾，凡是參加十字軍的騎士，可以免除一切罪過，倘若戰死，則靈魂可以升入天堂。同樣，教皇格雷戈裏指出，騎士同貴族的親近不可能超過教皇，因為貴族給予騎士的是支離破碎的、轉眼即逝的土地與掠奪物，而教皇給予的卻是永遠的祈禱與祝福，免除他的罪惡。“注釋35”按照教會的許諾和宣傳，作為基督戰士，騎士們可以獲得寬恕罪孽的回報，贏得聖彼得在今生和來世的祈禱和祝福。
1249年，當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和法國騎士們在塞浦路斯遭受饑餓時，迅速得到德國皇帝弗雷德裏克二世（Frederick II）的援助，他給法國騎士送來了食物和軍事援助人員。“注釋36”德國原本是同法國是兩個相對立衝突的對手，素有積怨，然而德國皇帝卻能夠拋棄前怨，給法國騎士以支持，而且還惟恐別人說他不如別人，就是因為十字軍東征被看成是整個西歐的偉大事業，是榮耀上帝的事業，是巨大的榮耀，不參加或不支持十字軍就是無異於不榮耀上帝，是不僅要受到整個社會的斥責反對，而且還要遭受上帝的懲罰，因此，麵對法國騎士的困境，德國皇帝才表現出如此大度，就是為了獲得上帝的榮耀而不是詛咒。
最後，十字軍運動，促成了騎士精神和宗教信仰完美的結合，產生了聖殿騎士團。聖殿騎士團是由兩位騎士在1119年創建的，並且得到了教會和世俗大貴族的大力支持和讚揚，香檳伯爵於格（Hugues）和安茹（Anjou）伯爵菲爾克（Fulk）就曾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而教會則委托貝爾納·克萊爾沃（Bernard of Clairvaux）（西妥修道院的創建者）為該組織起草了章程。聖殿騎士團一經建立就很快在西歐各地迅速發展起來乃至風靡，成為當時西歐僅次於教會的最為嚴密最為係統和機構最為龐大的組織，除了設立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的總部外，西歐各地都有它的分支機構，這種發展狀況遠遠超出了創建者最初的夢想。聖殿騎士團騎士是教會的理想騎士的典範，完全體現了教會對騎士的完美設計——精心挑選的、虔誠的、守紀律的、英勇的、清貧聖潔的。
第一，加入聖殿騎士團，要經過嚴格的審查，最初騎士團的條例規定候選人必須是自由人，但是隨著13世紀該組織的完善成熟，征募的對象逐漸隻局限於騎士的兒子或後裔，而且要經過嚴格的程序和儀式，以及向騎士團捐贈財富，才能有資格被接納。13世紀末，在加入聖殿騎士團時，要詢問加入者一係列問題，如“你信基督嗎？你結過婚或許諾給其他組織嗎？是騎士階級嗎？是否賄賂過其他人以求加入騎士團嗎？負債了嗎？是否有神秘的弱點”“注釋37”等。而且還要給予許多忠告，進行莊嚴的發誓許諾。
第二，作為聖殿騎士團的騎士必須遵守嚴明的紀律，在加入騎士團時，就被告誡要做騎士團的奴隸，為了它，可以把自己的意願放在一邊，服從騎士團的主持和其他監管人，遵守貞潔行善的好習慣，安貧樂道，保衛耶路撒冷王國，征服還沒有獲得的，決不允許基督男女被殺，看管好騎士團委托給的財富，沒有監管人的同意，不能擅自離開。騎士團騎士的日常生活也正如所告誡的那樣嚴謹，午夜，鍾敲響後，騎士們上床睡覺，夏天早晨4點起床，冬天6點起床；吃飯時，一般騎士先吃，然後是仆人，通常是鍾響一下，騎士們就座開始進餐，鍾響第二下，其他人才能就座用餐；食物十分豐盛，每個人享有平等的食物，吃飯時保持平靜，睡覺時要安靜，甚至行軍時也如此，不經允許不能洗澡、上街、吃藥、遛馬等。在戰鬥中沒有命令，不準進攻。
第三，聖殿騎士團騎士過著聖潔虔誠的生活，正如1180年，彼得·特魯卡斯（Peter Trucus）被接受為醫院騎士團時所發的誓言那樣：“我，彼得·特魯卡斯，將自己奉獻給高貴的上帝、神聖的瑪利亞、耶路撒冷的聖約翰、醫院騎士團的所有兄弟、創始人羅伯特。我發誓，堅守聖潔、克己服從、清貧地生活。”“注釋38”聖殿騎士團成員個人無私有財產，衣食樸實無華，注重保持精神的和諧，嚴禁虛榮和愚蠢的遊戲，如打獵、講故事、世俗的娛樂，倡導蔑視對個人外表的關注，提倡留短發，不理胡子；臨睡前，要到教堂吟13遍“我的聖父”，在上床前，再吟誦一遍“我的聖父”。早晨起床，到教堂聽彌撒。吃飯時，由一位教士高聲講道，直到進餐結束。
第四，聖殿騎士團騎士不僅要恪守聖潔生活，絕對服從紀律，還要堅韌頑強英勇。騎士熱拉爾·德科（Gerard de Caux）在加入騎士團時，就被告誡：“你不要隻認識到我們外表與別人與眾不同，……當你想睡覺時，你必須清醒；當你想吃飯時，你必須挨餓，為了上帝的榮譽和心靈的安慰，你能做到嗎？”“注釋39”作為騎士團騎士應該比獅子勇猛，比羊羔馴服溫順，機敏忠誠地捍衛聖殿。
正是因為聖殿騎士團騎士擁有這些品質，使他們在行軍與戰鬥中表現出紀律嚴明和作戰勇猛的作風，從而使聖殿騎士團一舉成為十字軍中的精銳之師，聖殿騎士團騎士和其組織形式也成為騎士們競相模仿和奮鬥的目標，一時間各種類型的騎士團在西歐各地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在第一次十字軍前，由來自阿馬爾菲（Amalfi）的商人為香客建立的，由本尼迪克蒂恩（Benedictine）教士管理的醫院——耶路撒冷聖約翰醫院，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期間（1146—1149），也開始參加戰鬥，到12世紀中葉已成為軍事組織，同時保留了慈善機構特征。1164、1170年的聖地亞哥（Santiago）騎士團和阿爾坎塔拉（Alcantara）騎士團等，紛紛在西班牙建立。“注釋40”1198年成立的條頓騎士團，主要在歐洲和波羅地海地區作戰。在卡斯提，有大量僧侶騎士團，如，約翰騎士團、聖雅各騎士團和阿爾坎塔爾騎士團以及卡拉特拉瓦（Calatravo）騎士團，在同阿拉伯人戰鬥。這些後來的形形色色的騎士團無論是在組織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或者是在存在的時間上，都未能夠超過聖殿騎士團。聖殿騎士團的成功和由此帶來的模仿，說明了它的確是騎士的楷模，是騎士精神和基督精神的最完美的融合，否則是不會有如此巨大的經久不衰的反響和回應的。聖殿騎士團在當時西歐騎士貴族的心目中，是神聖的榮耀之地，是精神信仰的寶庫，而且以能加入其中為榮耀。聖殿騎士團是騎士精神與宗教精神的結晶——“虔誠、克己、忠誠、英勇的品質和美德”。
騎士的精神品質，英勇、虔誠、榮譽觀、服從和遵守紀律的原則等，一直是教會孜孜以求的對騎士的期望，在本章的第一節中，教會就在理論上進行了界定和論述，而十字軍運動對騎士品質塑造的貢獻，就在於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實踐中提升培育改造了騎士的精神品質，騎士的黷武變成了聖戰，英勇演義為忘我的自我犧牲，騎士的個人冒險成了上帝的偉大事業，騎士對個人榮耀的追逐變成了對上帝榮耀的渴望。更為重要的是十字軍使教會在實踐中按照它的理想締造了騎士的楷模和榜樣——聖殿騎士。十字軍運動體現了教會對騎士精神品質的影響和作用，實現了從理論過渡發展到實踐階段的質的飛躍和發展。
“注釋1”《熙德之歌》（趙金平譯），第97頁。
“注釋2”《羅蘭之歌》（楊憲益譯），第44頁。
“注釋3”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53頁。
“注釋4”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20.
“注釋5”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54—355頁。
“注釋6”Sidney Painter，French chivalry，p67.
“注釋7”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釋8”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釋9”Villehardouin and De Joinvilie：Memoirs of the crusades，pⅩⅩ Ⅲ。
“注釋10”Keen Maurice，Chivalry，p48.
“注釋11”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09.
“注釋12”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54—355頁。
“注釋13”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7.
“注釋14”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下卷，第800頁），轉引自呂大吉《宗教學通論》，第628頁。
“注釋15”威廉·詹姆斯：《宗教經驗之種種》第365—366頁，轉引自呂大吉《宗教學通論》，第633頁。
“注釋16”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4.
“注釋17”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45.
“注釋18”Keen Maurice，Chivalry，p51.
“注釋19”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c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30.
“注釋20”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4.
“注釋21”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95.
“注釋22”Dominic Selwood，Knight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釋23”Dominic Selwood，Knight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釋24”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29.
“注釋25”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31.
“注釋26”Villehardouin and Joinvilie：Memoirs of the crusades，pxiii。
“注釋27”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95.
“注釋28”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205.
“注釋29”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0.
“注釋30”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6.
“注釋31”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2.
“注釋32”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釋33”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1.
“注釋34”Sidey Painter，French knight，p153.
“注釋35”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釋36”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80.
“注釋37”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22.
“注釋38”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25.
“注釋39”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21.
“注釋40”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13.
§§第四章 騎士精神與婦女
總體上講，十字軍東征是西歐基督教會和封建主聯合對東方發動的一場擴張和掠奪的戰爭，也是教會企圖將暴亂成性的騎士引向東方的“禍水東引”。當然，促成十字軍東征的原因並非是單一的政治或經濟動機，而是多方麵的，有政治經濟和信仰等方麵的綜合因素，其影響和後果也是多方麵的。有關十字軍東征的評議和爭論，眾說紛紜，這裏就不再贅述，下麵僅就十字軍東征對騎士精神品質所產生的影響這一主題進行敘述。
首先，基督教所獨創的“正義戰爭”理論是對騎士尚武精神和英勇品質的一個巨大的鼓勵培育和發展。在十字軍東征以前，對於戰爭的態度，基督教會最初是反對一切戰爭的，認為一切戰爭都是有罪的，在羅馬帝國時期，基督徒是拒絕服兵役的，但是在中世紀，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教會需要戰爭來抵禦外部的進犯捍衛自身的安全，為此，教會中就有許多教士直接參加和指揮了戰爭。在西班牙史詩《熙德之歌》中，就講述了堂赫羅尼莫主教參戰的請求，“熙德堂羅德裏戈，您在好時辰佩戴寶劍，今早我為您做了彌撒，求您賜我恩寵吧：請派我上頭陣衝殺！”“注釋1”同樣，在法國史詩《羅蘭之歌》中，當羅蘭挑選後衛部隊時，主教屠賓說，“以我的頭顱為憑，我也要去。”“注釋2”最終屠賓主教同羅蘭並肩與摩爾人作戰，英勇戰死。教士不僅參加了對異教的戰爭，而且也參與了對封建貴族叛亂的鎮壓。11世紀，羅柏特的兒子亨利一世曾對教皇說，主教和主持們不能參加出席理姆斯會議，是因為他需要他們去鎮壓一處叛亂。“注釋3”
從此可以看出，其實教會從本質上講，是並不反對戰爭本身的。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戰運動的反戰傾向，主要是針對危害西歐社會秩序、教會和無武裝人員的戰爭，反對基督徒之間進行戰爭。在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戰運動中，1054年在納博內（Narbonne）的一次會議上，教會就號召騎士貴族宣誓：一個基督徒不應當殺死另一個基督徒，因為殺死一個基督徒毫無疑問就等於是濺基督的血。“注釋4”教會所倡導的這個宣誓暗藏著巨大潛在的寓意，即禁止基督徒之間的戰爭，而讚同反對基督的敵人和同異教的戰爭，以及旨在壓製搶劫和私戰，保護僧侶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和非戰人員，如商人、農民和婦女等利益的戰爭。換句話講，對異教和不信教者以及旨在保護非參戰者、維護捍衛法律而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而同基督徒進行的戰爭，則是“非正義”的。這樣，教會就為戰爭製定了規則，也為它自身對戰爭前後自相矛盾的做法找到了自圓其說的理論，而教會這種正義和非正義戰爭理論，其實不過是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翻版。奧古斯丁認為，世界的曆史就是光明的、善的、完美的上帝之城和罪惡的、撒旦創建的地上之城鬥爭的曆史，是善與惡鬥爭的曆史，是光明世界取代黑暗世界的曆史。因此，所謂的“正義”戰爭自然就是上帝之城的壯舉，而“非正義”戰爭則是撒旦地上之城之作惡。
這樣，教會為戰爭創建了一種規範，即“非參戰者”和“參戰者”、“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而在這之前，西歐社會是不存在關於戰爭規則的，根本無所謂“參戰者”和“非參戰者”、“武裝者”和“非武裝者”之區分，更沒有什麽“正義”與“非正義”的分野。現在，根據教會的戰爭原則，戰爭應該是：武裝者對武裝者，而不能殃及非武裝者；針對異教和暴亂的戰爭是“正義”的。
教會對戰爭所進行的這種界定的目的和意義，是由此可知的，即“使戰爭基督教化，因為需要戰爭來擴張信仰；減少戰爭的恐懼、遏止殘酷的本能並使人類的戰鬥傾向服從行為的準則，因為沒有這種準則，戰鬥隻不過是大屠殺而已。”“注釋5”教會將騎士對戰爭的嗜好即“徒逞一時之氣”的英雄主義，轉向為信仰為基督的聖戰——十字軍東征。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號召騎士進行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就講道，“過去從前是強盜的人，現在可以成為騎士了”。“注釋6”“讓從前同自己兄弟戰鬥的人，現在同野蠻人，上帝的敵人戰鬥。”“注釋7”而教皇格雷戈裏則進一步聲稱，騎士是聖彼得的附庸，為教皇而戰的人，就是基督的騎士。“注釋8”在這裏，教皇格雷戈裏理論的目的就在於將世俗貴族的附庸騎士轉變為教會的附庸、基督的騎士，效忠於教會的騎士，使他們為上帝而戰，為信仰而戰，為“正義”而戰。
教會發動十字軍東征，並不是為了對騎士戰爭職業進行遏製，更不是對騎士殺人進行禁止，而是禁止殺基督徒，禁止西歐基督徒之間進行的戰爭，鼓勵對異教進行殺戮的戰爭，弘揚騎士尚武的精神。過去，教會反對戰爭，反對殺人，認為殺人是一種罪過，那麽，騎士進行戰爭，總是帶著一種罪惡感，良心自責，惟恐死後，靈魂無法得到拯救，為此，他們經常以捐獻來贖罪。現在，殺人不再受到譴責詛咒，相反，受到讚譽和獎賞以及具有極大的榮譽。現在，騎士們在為上帝而戰，為“正義”而戰，戰爭不再是邪惡的，而是上帝的事業，是為了鏟除基督上帝的敵人，掃除世界上的邪惡，戰勝撒旦魔鬼，伸張“正義”，光複“正義”。騎士之所以佩帶十字架標誌，就是以此證明他們是代表了上帝的“正義”，體現上帝的支持和讚揚。第四次十字軍的主要政策計劃的參與者維爾阿杜安（Villehardouin）的回憶錄的編者，在緒論中這樣寫道：“十字軍的純粹宗教因素對他有影響，他被教皇巨大的寬容所感動，他相信這次遠征冒險是正義的，是上帝讚譽的事業。”“注釋9”不僅十字架成了戰爭“正義”性的標誌，而且聖旗也是“正義”的象征和代言。一位名叫比薩（Pisan）的騎士準備進行冒險，從摩爾人手中收複撒丁（Sardinia）時，得到教皇的支持，教皇贈送給了他一麵聖彼得旗子。以後，羅歇·吉斯卡爾（Roger Guiscard）準備光複阿拉伯人占據的西西裏，教皇亞力山大二世贈給他一麵聖旗。教皇格雷戈裏七世也有相同的舉動。“注釋10”聖旗的贈與，就在於要證明戰爭的合法性，是得到教會或上帝認可的“正義”的戰爭，而不是非“正義”的。
正義的戰爭，給騎士們以巨大的勇氣和鬥誌。過去，他們戰鬥受到教會的譴責和猛烈的抨擊，現在，則受到教會的獎勵和鼓舞。對此，教士聖貝爾納·克萊沃（Bernard of Clair-vaux）就曾說過，“既然他們是基督的敵人，對他們殺戮，也就不犯罪過”。“注釋11”對異教的殺戮不僅是不會犯下罪孽的，而且是“正義”的，這更加鼓勵和激發騎士原有的英雄主義，“‘正義’戰爭成為消除良心上罪惡意識的一種方法，因為在戰爭中所遭受的苦難傷害和危險，可刺激一種原來無生氣的和遲鈍的性質，恰好像戰爭有力量來鼓起熱忱，並作出忍耐、勇敢和自我犧牲的奇跡那樣。”“注釋12”同樣，讓·德比埃伊（Jean de Bueil）在《勒茹旺瑟爾》（Le Jouvencel）中描述到，“正義”是對騎士戰鬥激情的巨大的鼓勵：“這是一件快樂的事，是戰鬥，在戰鬥中你如此愛你的夥伴，當你認識到這場戰爭是正義的，你表現得十分好，不禁熱淚盈眶，當你看到你的朋友如此英勇用自己的身軀去貫徹完成上帝的命令時，你的內心不禁充滿了憐憫與巨大的對忠誠的甜蜜。”“注釋13”正是這種“正義”情感和信念的激勵，在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當中，英國國王理查一世表現出大無畏對死亡的蔑視，一次次冒著危險解救他的騎士。第七次十字軍，法國國王麵臨危險時，則表現出無所畏懼的氣概。
受難的基督耶穌
宗教的癲狂和黷武結合，騎士精神的英雄主義融入了宗教情感，便是巨大宗教狂熱。這正如費爾巴哈所說的，“是的！道德與宗教、信仰與愛，是直接相互矛盾的。誰隻要愛上了上帝，誰就不再能夠愛人，他對人間失去了興趣，可是，反之也然。誰要愛上了人，那就不再能夠愛上帝，不再能夠拿自己的熱呼呼的人血徒然地在一個無限的對象性與非現實性之虛空的空間中蒸發掉。”“注釋14”信仰虔誠的結果不僅僅是導致了對人間失去了興趣，而且會導致極端狹隘的仇視，這正如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經驗之種種》一書中指出的，對上帝的過度虔誠，會導致“信奉狂”，把虔奉上帝本身視為理想，把對神的犧牲和獻媚看成美德：“這種心境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為神的尊榮而起的妒忌。信徒表示他的忠誠，怎樣能夠有比由在這方麵的敏感表示他更好的方法呢？聖徒對極微末的對神的侮慢或輕忽憤怒，神的敵人必須受恥辱。在心思過度狹窄並意誌過度活潑的人們，這種憂慮可以變成了他唯一的事業；並且人曾經宣傳要派遣十字軍，曾經煽動大屠殺，隻是為了要消除一個他們幻想別人曾加於他們的對上帝的輕蔑”。“注釋15”
正是這種宗教的狂熱，從而導致了震撼整個西歐世界的耶路撒冷的狂暴大屠殺，但是這一切對於十字軍騎士來說，則被認為完全是為了上帝和“正義”，而對邪惡進行掃除和滌蕩的壯舉。十字軍騎士的這種認識，正如1147年，在裏謝雷謝斯（Richereches），保存的一份有關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契約上所說的：“路易，法國光榮國王，正在籌劃鎮壓基督十字架的敵人。”“注釋16”同樣，1248年，當準備進行第七次十字軍東征時，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也聲稱，“我離開法國，不是為我的父親，也不是為了我所受到的傷害報仇，而是為了我主基督耶穌報仇。”“注釋17”十字軍騎士把對異教徒的屠殺，看成是為耶穌複仇和對十字架的敵人進行滌蕩，看成是“正義”對邪惡掃除之壯舉。“正義”的戰爭，的的確確給騎士注入了戰鬥的激情和勇氣。據《紀堯姆·德奧朗熱》（Guillaume d'Orange）一書中記載，維維安（Vivien）為向聖母瑪利亞祈禱，挽救他自己生命的舉動而感到慚愧，“那是多麽愚蠢，上帝為了將我們從我們致命的敵人解救下來，而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忍受巨大的痛苦，我卻隻想到追求自我的生命。”“注釋18”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正義之形象無疑激起了騎士們巨大的戰鬥熱情和無所畏懼忘我的犧牲精神。
這種宗教癲狂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使十字東征延續了長達兩個世紀之久，前後曆經八次之多，而且使整個西歐上上下下都陷入了這種狂熱。在這種狂熱中，騎士的黷武好戰的精神，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示和發展。
其次，十字軍東征運動，不僅是對騎士英勇品質的培育和發展，而且是騎士虔誠宗教品質的外露，同時也是對騎士的虔誠宗教情感的培育和打造。在基督教中，教徒宗教虔誠情感往往是通過參加洗禮、聖餐、彌撒、懺悔、布道、朝聖等一係列宗教儀式來培養的，而在這些宗教儀禮中，朝聖被看成是對虔誠宗教情感進行表現和培育的最高形式，也是一個基督徒一生的最高追求和理想，以及贖罪的最好的方式。到遙遠的陌生的異國他鄉去朝聖，路途的艱辛和充滿著種種的危險，生死難以預測，都是對信徒的宗教信仰的巨大的考驗和磨練，沒有頑強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和信念，是根本無法進行這項聖事的。中世紀朝聖的人，在準備朝聖之前，大都為自己準備了後事，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著回來。在某種程度上，十字軍東征運動就是西歐騎士的一次集體朝聖。
從淵源上講，十字軍東征與古老流行的苦行形式朝聖有著密切的關係。1095年，烏爾班教皇在克勒芒進行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布道後的八個月裏，就有成千的騎士聚集在諸侯的旗幟下。烏爾班教皇的宣傳鼓動之所以在騎士當中引起了那麽大的反響和狂熱，就在於十字軍東征是古老的朝聖贖罪方式的延續和發展。烏爾班宣稱，凡是參加十字軍的人皆可贖罪，在同異教戰鬥中而戰死的人，可以升入天堂。
在中世紀，苦行和贖罪，贖罪和罪惡感，罪惡與上帝懲罰之間是密切相關的，罪惡感和與之相聯係的上帝懲罰，促使人們通過苦行的方式贖罪，以求免遭地獄之懲罰。1248年，著名的騎士理查德·蘇阿爾德（Richard Suard）癱瘓在床上，他懇請上帝讓他通過這種病魔的痛苦折磨，以洗刷他從前的罪過。“注釋19”苦行是中世紀人們贖罪的方式，而朝聖是一項巨大的苦行，因而被看成是贖罪的最有效的方法，騎士貴族貝爾納·格羅（Bernard Gros），1050年就曾到羅馬朝聖以贖他與克呂尼（Cluny）修道院的土地糾紛所犯下的罪過。“注釋20”12世紀，英國威廉·馬歇爾的傳記記載：年輕的王子亨利在臨終之際，說他發過十字軍誓言，但是卻從來沒有啟程到聖地去，因而請求威廉替他實踐他的諾言，到耶路撒冷去朝聖，並送給威廉繡有紅色十字架的十字軍披風。“注釋21”在這裏，年輕亨利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就是想通過威廉的朝聖苦行，來代他向上帝祈求寬恕他生前所犯的罪孽。同樣，1142年，龐斯·卡爾瓦伊拉（Pons Calvai-ra）曾聲稱，他去聖墓朝聖是為了祈求上帝寬恕他兒子所犯下的罪過。“注釋22”
全副武裝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左）與隨其參加第七次十字軍東征的騎士西蒙·德蒙福爾（Simon de Monfort）
朝聖被中世紀人們看成是贖罪的最虔誠的最有效的方式，假如說十字軍之前，朝聖隻是騎士個別的現象或行為，那麽，十字軍東征則使騎士的朝聖成為一種普遍的舉動，十字軍東征激發了騎士們的罪惡感和對贖罪的渴望甚至是狂熱，引發了騎士們大規模的普遍的贖罪行動，騎士們試圖用劍贏得上帝的寬恕，獲得靈魂的拯救。
1148年，就有兩位騎士兄弟聲明了他們參加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目的：“我們兩位兄弟，為了赦免我們的罪惡，渴望赴耶路撒冷，渴望拋棄所有的壞的習慣。”“注釋23”1248年，英國累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 de Montfort of Leicester），戴上十字架加入了十字軍，以求免除他的罪過，使他的靈魂升入天堂。許多騎士們也出於相同的目的，加入了十字軍。“注釋24”與此同時，處在病中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1226—1270），不顧法國貴族和他母親的譴責和嚴厲的批評、主教的苦苦勸誡，以及法國麵臨著德國的覬覦和英國侵略的威脅，執意要去參加十字軍。“注釋25”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之所以在病中，萌發參加第七次十字軍東征到聖地去的念頭，就是因為所生之病使他想到死亡和死亡相關的末日審判、地獄懲罰的恐懼。許多騎士都是出於罪惡感和對末日審判的恐懼，參加了十字軍。13世紀，第四次十字軍的參加者維爾阿杜安（Villehardouin）指出：“十字軍有純粹的宗教淵源：‘許多人參加十字軍，是因為前往聖地具有巨大的贖罪功能，’”“注釋26”1249年，拉馬爾什（La Marche）伯爵於格·勒布蘭（Hugh le Brun），曾蒙騙了他的女婿英國國王亨利三世（1216—1272），並把他出賣給了法國國王，然而，以後他為此感到懺悔，為了贖這項罪和所有其他罪過，他戴上十字架標誌去朝聖。“注釋27”1250年，英國的羅格·德蒙塔爾特（Roger de Montalt）等騎士貴族賣掉莊園，加入了法國國王路易的第七次十字軍東征行列，而這些英國的騎士參加十字軍的目的，正如他們聚集在倫敦時所聲稱的，“推遲拯救自己的靈魂或推遲服侍天堂的國王，而服侍世俗的國王，是恥辱的。”“注釋28”
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克勒芒（Clermont）布道號召騎士前往耶路撒冷解救主的墓地
十字軍東征對騎士們宗教情感的影響，不隻是體現在使騎士們普遍參加了十字軍，而且也表現在騎士們近乎是狂熱的捐贈。捐贈如同朝聖一樣，也是一種贖罪的方法，但是在十字軍東征之前，捐贈同朝聖一樣隻是作為一種個別現象存在，而正是十字軍東征使捐贈成為一種廣泛的時髦的社會運動。1114年，雷蒙·貝朗熱伯爵三世（Raymond Berenger III）將一座莊園捐獻給醫院騎士團時，就認定醫院騎士團是一個精神富有的組織，“恰如水可滅火一樣，施舍可以消滅罪孽。”“注釋29”正是出於贖罪的目的，使雷蒙家族不斷向教會或騎士團進行捐贈。1115年，雷蒙·貝朗熱伯爵四世（Raymond Berenger IV）捐獻了聖厄拉利（Saint Eulalie）莊園，並談到了捐贈的原因是：“為了赦免我的罪過和所羅門聖殿騎士團的騎士以及父親靈魂的健康。”“注釋30”的確，許多捐贈是為了祈求原諒寬恕捐贈者以及他或她親戚祖先的罪孽。
到雷蒙五世（Raymond V）（1148—1195），圖盧茲（Toulouse）伯爵時，他和他的妻子康斯坦絲（Constance），曾多次向醫院騎士團捐贈土地。1158年，他們給聖吉勒斯（Saint Gilles）的醫院騎士團捐贈了一塊土地，在1164年，又捐贈了更多的土地。在一份契約中記錄了伯爵虔誠的表白，“既然人是那麽脆弱，容易滑向罪惡，既然人的生命恰如預言家說的，‘人就像草一樣，生命就像花一樣曇花一現。’……‘如果我們的生命不像水蒸氣一樣短暫，那麽，我們的生命又究竟是什麽呢？’；因此，我的貴族告誡我：‘賣掉或贈送掉你所有的，要知道在天堂裏是不需要你的財富的。’”“注釋31”
許多騎士不僅直接參加了十字軍，而且還進行了捐贈以強化贖罪的效果。在朝聖之前，朝聖的人往往都會將自己的家產土地捐贈給教會，以求淨化心靈，這絕非是一種特殊的現象而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1147年，羅歇·卡爾卡索納伯爵一世（Roger I of Carcassonne）在前往烏特勒梅爾（Outremer）時，將財產捐贈給了杜岑斯聖殿騎士團（Temple of Douzens）；1157年，阿爾芒·波爾多（Armand of Bordeaux）啟程到比利牛斯（Pyrenees）時，進行了捐贈；在1159年，威廉·維薩恩（William of Visan）出發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對在裏謝朗謝斯（Rich-erenches）的聖殿騎士團進行了財產捐贈；1175年，龐斯·達維斯（Pons Davis）在他的兒子裏戈（Rigaud）去聖地亞哥（Santiago）朝聖時，對聖殿騎士團進行捐贈。“注釋32”
捐贈的形式不隻局限於財產，而且還包括一些政治經濟上特權的賦予。1115年，雷蒙·貝朗熱伯爵三世給予了聖殿騎士團許多免稅特權，並在1130年，成為聖殿騎士團的一員。1156年，德國皇帝弗雷德裏克一世將醫院騎士團的所有財產置於他的保護之下，並予以免除帝國稅的特權。以後，德國的皇帝弗雷德裏克二世、奧托四世、查理四世，也都如此。“注釋33”
十字軍東征，將朝聖和捐贈發展成為中世紀的社會運動，從而提升和塑造了騎士的宗教情感。當然，十字軍的概念是不隻局限於東征上，西班牙收複失地的運動也是可稱之為“十字軍運動”。西班牙收複失地的運動從8世紀開始，到15世紀結束，曆時漫長的八個世紀。這當中，得到了西歐各地貴族騎士的持久的有力的支援，倘若沒有來自西歐教友的支持，單靠西班牙基督教徒的力量，是無法在1492年將摩爾人趕出格拉納達的。在整個中世紀晚期乃至近代，天主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特權和強大“頑固”的勢力——天主教的堡壘，就足以說明了教會所鼓動組織的十字軍所起的作用，也足以說明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在這漫漫的曆史過程所起到的無法估量的作用。正是這種信仰的支撐，才致使貴族騎士，一代又一代地甘願地奉獻於失地的收複運動。曆時二百年之久的十字軍東征運動，既是騎士宗教虔誠情感的最好的展示，同時也是對騎士虔誠宗教情感的一次大規模的普遍的培育和鍛煉，而且促進了騎士榮譽觀念的培育和發展。
再次，盡管聖殿騎士團騎士被告誡，他們不是在為榮譽而戰，而是為勝利而戰，然而，十字軍運動不但沒有摧毀騎士世俗的榮譽觀，相反，強化了騎士的榮譽感。參加十字軍不再被視為是為了虛榮，而是被視為在從事偉大的冒險事業。過去，教會認為騎士冒著生命的危險進行比武和戰爭，是為了虛榮，並對騎士追求榮譽的行為進行痛斥。1130年初，聖貝爾納就曾指出，帶著憤怒與貪婪虛榮的動機導致他那個時代的騎士進行毫無價值毫無意義的戰爭。“注釋34”13世紀，著名的布道者雅克斯·德維特裏（Jacques de Vitry）就曾列舉了騎士參加比武的十項罪過，其中的一個罪過就是參加比武大會的騎士犯了傲慢的罪過，因為他們追求人們的讚揚與虛榮。盡管教會對騎士從戰參加比武進行了種種斥責，但是實際上教會所反對的既不是戰爭比武本身，也不是反對騎士所追尋的榮譽，而是反對騎士所進行的戰爭和比武是為了世俗的目的。托馬斯·阿奎那認為，高尚的人應該渴望榮譽與讚揚，並通過完成偉大的艱難的事業來獲取。如果這事業隻在世人眼中而不在上帝眼中，那麽它不高尚不值得。榮譽隻能夠通過巨大的戰功來服侍榮耀討好上帝來獲取，否則就是虛榮。
過去，騎士是為自己、為自己的封主或國王而戰，現在，騎士是為上帝的事業、為“正義”而戰。騎士不再是暴徒的同義語，而是變成了上帝的戰士，基督的騎士，是代表“正義”，代表善和光明，代表上帝。騎士不再是被貶斥的對象，而是成為被讚揚的偶像，晉升為人們矚目的甚至景仰的稱號和偶像。十字軍東征是騎士最大的冒險，既可以效忠服侍於上帝，又可以賺取世俗的獎勵和名譽。騎士在同異教戰鬥中，既贏得了在現實世界中的榮譽，也獲得了在下個世界的拯救。在號召騎士進行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教皇烏爾班就許諾，凡是參加十字軍的騎士，可以免除一切罪過，倘若戰死，則靈魂可以升入天堂。同樣，教皇格雷戈裏指出，騎士同貴族的親近不可能超過教皇，因為貴族給予騎士的是支離破碎的、轉眼即逝的土地與掠奪物，而教皇給予的卻是永遠的祈禱與祝福，免除他的罪惡。“注釋35”按照教會的許諾和宣傳，作為基督戰士，騎士們可以獲得寬恕罪孽的回報，贏得聖彼得在今生和來世的祈禱和祝福。
1249年，當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和法國騎士們在塞浦路斯遭受饑餓時，迅速得到德國皇帝弗雷德裏克二世（Frederick II）的援助，他給法國騎士送來了食物和軍事援助人員。“注釋36”德國原本是同法國是兩個相對立衝突的對手，素有積怨，然而德國皇帝卻能夠拋棄前怨，給法國騎士以支持，而且還惟恐別人說他不如別人，就是因為十字軍東征被看成是整個西歐的偉大事業，是榮耀上帝的事業，是巨大的榮耀，不參加或不支持十字軍就是無異於不榮耀上帝，是不僅要受到整個社會的斥責反對，而且還要遭受上帝的懲罰，因此，麵對法國騎士的困境，德國皇帝才表現出如此大度，就是為了獲得上帝的榮耀而不是詛咒。
最後，十字軍運動，促成了騎士精神和宗教信仰完美的結合，產生了聖殿騎士團。聖殿騎士團是由兩位騎士在1119年創建的，並且得到了教會和世俗大貴族的大力支持和讚揚，香檳伯爵於格（Hugues）和安茹（Anjou）伯爵菲爾克（Fulk）就曾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而教會則委托貝爾納·克萊爾沃（Bernard of Clairvaux）（西妥修道院的創建者）為該組織起草了章程。聖殿騎士團一經建立就很快在西歐各地迅速發展起來乃至風靡，成為當時西歐僅次於教會的最為嚴密最為係統和機構最為龐大的組織，除了設立在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的總部外，西歐各地都有它的分支機構，這種發展狀況遠遠超出了創建者最初的夢想。聖殿騎士團騎士是教會的理想騎士的典範，完全體現了教會對騎士的完美設計——精心挑選的、虔誠的、守紀律的、英勇的、清貧聖潔的。
第一，加入聖殿騎士團，要經過嚴格的審查，最初騎士團的條例規定候選人必須是自由人，但是隨著13世紀該組織的完善成熟，征募的對象逐漸隻局限於騎士的兒子或後裔，而且要經過嚴格的程序和儀式，以及向騎士團捐贈財富，才能有資格被接納。13世紀末，在加入聖殿騎士團時，要詢問加入者一係列問題，如“你信基督嗎？你結過婚或許諾給其他組織嗎？是騎士階級嗎？是否賄賂過其他人以求加入騎士團嗎？負債了嗎？是否有神秘的弱點”“注釋37”等。而且還要給予許多忠告，進行莊嚴的發誓許諾。
第二，作為聖殿騎士團的騎士必須遵守嚴明的紀律，在加入騎士團時，就被告誡要做騎士團的奴隸，為了它，可以把自己的意願放在一邊，服從騎士團的主持和其他監管人，遵守貞潔行善的好習慣，安貧樂道，保衛耶路撒冷王國，征服還沒有獲得的，決不允許基督男女被殺，看管好騎士團委托給的財富，沒有監管人的同意，不能擅自離開。騎士團騎士的日常生活也正如所告誡的那樣嚴謹，午夜，鍾敲響後，騎士們上床睡覺，夏天早晨4點起床，冬天6點起床；吃飯時，一般騎士先吃，然後是仆人，通常是鍾響一下，騎士們就座開始進餐，鍾響第二下，其他人才能就座用餐；食物十分豐盛，每個人享有平等的食物，吃飯時保持平靜，睡覺時要安靜，甚至行軍時也如此，不經允許不能洗澡、上街、吃藥、遛馬等。在戰鬥中沒有命令，不準進攻。
第三，聖殿騎士團騎士過著聖潔虔誠的生活，正如1180年，彼得·特魯卡斯（Peter Trucus）被接受為醫院騎士團時所發的誓言那樣：“我，彼得·特魯卡斯，將自己奉獻給高貴的上帝、神聖的瑪利亞、耶路撒冷的聖約翰、醫院騎士團的所有兄弟、創始人羅伯特。我發誓，堅守聖潔、克己服從、清貧地生活。”“注釋38”聖殿騎士團成員個人無私有財產，衣食樸實無華，注重保持精神的和諧，嚴禁虛榮和愚蠢的遊戲，如打獵、講故事、世俗的娛樂，倡導蔑視對個人外表的關注，提倡留短發，不理胡子；臨睡前，要到教堂吟13遍“我的聖父”，在上床前，再吟誦一遍“我的聖父”。早晨起床，到教堂聽彌撒。吃飯時，由一位教士高聲講道，直到進餐結束。
第四，聖殿騎士團騎士不僅要恪守聖潔生活，絕對服從紀律，還要堅韌頑強英勇。騎士熱拉爾·德科（Gerard de Caux）在加入騎士團時，就被告誡：“你不要隻認識到我們外表與別人與眾不同，……當你想睡覺時，你必須清醒；當你想吃飯時，你必須挨餓，為了上帝的榮譽和心靈的安慰，你能做到嗎？”“注釋39”作為騎士團騎士應該比獅子勇猛，比羊羔馴服溫順，機敏忠誠地捍衛聖殿。
正是因為聖殿騎士團騎士擁有這些品質，使他們在行軍與戰鬥中表現出紀律嚴明和作戰勇猛的作風，從而使聖殿騎士團一舉成為十字軍中的精銳之師，聖殿騎士團騎士和其組織形式也成為騎士們競相模仿和奮鬥的目標，一時間各種類型的騎士團在西歐各地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建立。在第一次十字軍前，由來自阿馬爾菲（Amalfi）的商人為香客建立的，由本尼迪克蒂恩（Benedictine）教士管理的醫院——耶路撒冷聖約翰醫院，在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期間（1146—1149），也開始參加戰鬥，到12世紀中葉已成為軍事組織，同時保留了慈善機構特征。1164、1170年的聖地亞哥（Santiago）騎士團和阿爾坎塔拉（Alcantara）騎士團等，紛紛在西班牙建立。“注釋40”1198年成立的條頓騎士團，主要在歐洲和波羅地海地區作戰。在卡斯提，有大量僧侶騎士團，如，約翰騎士團、聖雅各騎士團和阿爾坎塔爾騎士團以及卡拉特拉瓦（Calatravo）騎士團，在同阿拉伯人戰鬥。這些後來的形形色色的騎士團無論是在組織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或者是在存在的時間上，都未能夠超過聖殿騎士團。聖殿騎士團的成功和由此帶來的模仿，說明了它的確是騎士的楷模，是騎士精神和基督精神的最完美的融合，否則是不會有如此巨大的經久不衰的反響和回應的。聖殿騎士團在當時西歐騎士貴族的心目中，是神聖的榮耀之地，是精神信仰的寶庫，而且以能加入其中為榮耀。聖殿騎士團是騎士精神與宗教精神的結晶——“虔誠、克己、忠誠、英勇的品質和美德”。
騎士的精神品質，英勇、虔誠、榮譽觀、服從和遵守紀律的原則等，一直是教會孜孜以求的對騎士的期望，在本章的第一節中，教會就在理論上進行了界定和論述，而十字軍運動對騎士品質塑造的貢獻，就在於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實踐中提升培育改造了騎士的精神品質，騎士的黷武變成了聖戰，英勇演義為忘我的自我犧牲，騎士的個人冒險成了上帝的偉大事業，騎士對個人榮耀的追逐變成了對上帝榮耀的渴望。更為重要的是十字軍使教會在實踐中按照它的理想締造了騎士的楷模和榜樣——聖殿騎士。十字軍運動體現了教會對騎士精神品質的影響和作用，實現了從理論過渡發展到實踐階段的質的飛躍和發展。
“注釋1”《熙德之歌》（趙金平譯），第97頁。
“注釋2”《羅蘭之歌》（楊憲益譯），第44頁。
“注釋3”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53頁。
“注釋4”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20.
“注釋5”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54—355頁。
“注釋6”Sidney Painter，French chivalry，p67.
“注釋7”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釋8”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釋9”Villehardouin and De Joinvilie：Memoirs of the crusades，pⅩⅩ Ⅲ。
“注釋10”Keen Maurice，Chivalry，p48.
“注釋11”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09.
“注釋12”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耿淡如譯）下冊，第354—355頁。
“注釋13”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7.
“注釋14”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下卷，第800頁），轉引自呂大吉《宗教學通論》，第628頁。
“注釋15”威廉·詹姆斯：《宗教經驗之種種》第365—366頁，轉引自呂大吉《宗教學通論》，第633頁。
“注釋16”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4.
“注釋17”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45.
“注釋18”Keen Maurice，Chivalry，p51.
“注釋19”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c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30.
“注釋20”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4.
“注釋21”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95.
“注釋22”Dominic Selwood，Knight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釋23”Dominic Selwood，Knight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釋24”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29.
“注釋25”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31.
“注釋26”Villehardouin and Joinvilie：Memoirs of the crusades，pxiii。
“注釋27”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95.
“注釋28”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205.
“注釋29”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0.
“注釋30”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6.
“注釋31”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2.
“注釋32”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13.
“注釋33”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01.
“注釋34”Sidey Painter，French knight，p153.
“注釋35”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32.
“注釋36”Chronicles of Matthew Paris（Monastic lif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edited by Richard Vaughan，p180.
“注釋37”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22.
“注釋38”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25.
“注釋39”Dominic Selwood，knights of the Cloister：Templar and Hospitallers in Central—Southern Occiania，p121.
“注釋40”Frances Gies，The knight in history，p113.
§§第四章 騎士精神與婦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