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每當人們的思緒停駐於中世紀時，首先躍入眼簾的是身著閃光鐵甲的勇猛騎士，曆史的遐思也總是縈繞著猶如幽靈般遊蕩的騎士，然而，騎士留給人們的不隻是刀光劍影、喋血嗜戰的武夫之壯舉，而是俠肝義膽、浩然之正氣，且散發著誘人的風雅氣息，使人們的思緒留戀和沉浸於那揮之不去的、令人神往的中世紀曆史的幻影之中，難以抽身回神。騎士不僅是充滿了神奇和浪漫色彩的中世紀西歐社會的曆史現象和文化現象，而且濃縮了整個中世紀社會的曆史和文化現象。作為中世紀的一種軍事製度的騎士，伴隨著中世紀的衰落而消亡，被湮沒於曆史的塵埃中，但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和西方社會的倫理精神，騎士的存在發展脈絡並不是以中世紀為局限，而是遠遠擺脫了中世紀曆史和文化的框架和局限，超越了中世紀的時空，隨著曆史長河的延伸而頑強地延續發展，並深深地影響到西方社會近現代的曆史和文化。因此，對這麽一個涵蓋了整個中世紀曆史和文化而且對以後西歐社會曆史文化和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騎士進行研究，不僅是具有重大曆史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意義，故此本書選定了騎士作為研究的範疇，而把騎士精神鎖定為研究論述的對象和中心。騎士精神是騎士的靈魂，是解讀騎士之謎的鑰匙，也是解讀中世紀的騎士和曆史文化以及西方近現代社會文化和曆史的楔入點。
騎士精神淵源於好榮譽好戰的古代日耳曼民族，中世紀時期，融入了基督教的宗教狂熱，並經基督教的規矩教化和典雅愛情與文學的熏陶，逐漸內化為西歐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西歐民族精神的顯著特征。好榮譽勝過生命是騎士精神的核心，好戰則是騎士精神的外部特征——戰爭最顯英雄本色。騎士精神的形成發展過程，展現了西歐中世紀社會文明進化的曆程，但是在另一方麵，在9—19世紀，騎士精神又成為西歐民族本土擴張和海外殖民的原始動力，以及西歐紛亂的肇始者。近現代的兩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爆發在西歐，也無不與這種帶有“窮兵黷武”色彩的騎士精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騎士精神不僅直接成為西歐民族開土拓疆的精神動力，而且對西歐文化和社會倫理道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騎士文學就是騎士精神對西歐文化產生影響的最直接的例證，但不限於此，騎士精神的理想主義情操，造就了西歐浪漫主義文學、藝術與音樂、巴洛克藝術、意大利歌劇、古典音樂等。因而，對西歐民族精神與文化以及曆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的騎士精神的研究，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首先，在國內，對騎士的研究總體上講，是處於草創啟蒙階段。最早涉足騎士問題的，是何炳鬆和玄珠，二者在1929年分別編譯的《中古歐洲史》和《騎士文學》小冊子中，粗略概括介紹了騎士的基本內涵，但是，從此以後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對騎士的研究幾乎是處在無人問津的荒蕪狀態。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十年浩劫的結束所進行的曆史反思和整個文化與史學的複興，有關騎士研究這一領域，才逐漸被人問津，得到開墾拓荒，如，孟憲強的《堂吉訶德不是騎士的典型形象》（《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1期），薑守明的《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曆史知識》1985年第3期），駱兆倫的《試比較中國“士”、日本“武士”和西方“騎士”》（《重慶師院學報》1988年第1期），侯建新的《英國的騎士、鄉紳和紳士都不是貴族》（《曆史教學》1988年第3期）。除了一些文章論文的發表外，有關騎士文學的書籍也相繼被翻譯出版，如鄧保中譯的《亞瑟王的故事》（中國民間出版社1984年），劉道義譯的《亞瑟王和圓桌騎士》（人民出版社1981年）。盡管20世紀80年代對騎士研究的水準是處在起步階段，但是為以後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如薑守明的《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對騎士概念的內涵作了比較全麵的介紹。
20世紀90年代後，對騎士進行了一些較為深層次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一些較高質量的論文相繼問世，如，趙立行和於偉的《中世紀西歐的典雅愛情》（《世界曆史》2001年第4期），於偉的《法蘭克騎士製度的建立》（《軍事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王德林的《試論西歐中世紀騎士的教育》（《河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任曉潤的《俠義之氣與騎士道德》（《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倪世光和許桂敏的《論騎士行為準則的基督教特征》（《河北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黃永林的《中國的武俠小說與西方的騎士文學之比較》（《外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2期），仲躋昆的《阿拉伯文學與西歐騎士文學的淵源》（《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3期）。此外，還有一些有關騎士的著作被翻譯出版，如，麗月塔的《紳士道與武士道——日英比較文化論》（王曉霞、陳守桂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古列維奇的《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總體上講，國內對騎士的研究可分為兩大塊，一個是從史學角度進行的，另一個是從文學角度進行的研究，但是無論是從史學還是從文學角度對騎士的研究，雖然90年代較80年代有了較大的進步發展，取得了一些成就和進展，但是同國外相比較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同時對於騎士這個龐大而深邃的領域來講，僅僅隻是觸及到它的邊緣，目前國內還沒有一部全麵深入研究騎士的專著出版，對騎士精神的整體性研究尚屬空白，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因此，對騎士的研究，還有許多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還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
在國外，對騎士的研究無論是從廣度上還是從深度上講，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研究的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國外對騎士的研究從中世紀就已開始，不過那時主要是編寫整理反映和讚美騎士的詩、傳奇以及有關騎士的回憶錄、傳記等，如，西班牙的史詩《熙德之歌》、法國的史詩《羅蘭之歌》、英國的史詩《貝奧武甫》、德國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喬叟故事集》、《弗羅莎特編年史》、《茹安韋爾編年史》、《馬修·帕裏斯編年史》等。
隨著中世紀的衰亡，騎士文學曾一度銷聲匿跡，但是到16、17、18、19世紀，歐洲再度掀起了複興中世紀的熱潮，洋溢著浪漫主義氣息的騎士文學隨之興盛，如大仲馬的《阿芒得騎士》、司各特的《最後一個吟遊詩人的歌》等。在文學上，再次栩栩如生地重塑了理想騎士的光輝形象，使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在文學中複活並得到傳承發展。伴隨著這股複古的狂飆颶風，人們對充滿神奇魅力的中世紀騎士掀起了極大的熱情，一方麵是收集整理中世紀時期有關騎士的回憶錄和傳記，如《聖德尼編年史》、古維萊厄（Cuvelier）的《貝特朗·迪蓋克蘭之歌》等，都是這一時期得到整理出版的。另一方麵，就是對騎士進行的大量研究，一批研究的成果專著紛紛出版，如，米爾（Mills，C）的《騎士的曆史》、梅尼斯特裏（Menestrier，C。F）的《騎士團》、詹姆斯·伍德豪斯（James，Woodhouse，F。C。）的《軍事宗教騎士團》等等。19世紀對騎士的研究，不僅探討了中世紀騎士的軍事和宗教生活狀況、騎士與基督教以及十字軍的關係、騎士衍生發展的脈絡，如，拉克羅伊克斯（Lacroix，P）的《中世紀的軍事和宗教生活》、斯特賓（Stebbing，H）的《騎士和十字軍的曆史》，而且對騎士精神的倫理價值進行了分析研究，如，巴蒂（Batty，J）的《騎士精神和影響》，迪格比·凱納爾姆（Digby，kenelm。H）的《榮譽的基石》。盡管19世紀對騎士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出於對騎士的懷念和讚美，隻看到了騎士光彩奪目和完美的一麵，甚至夾雜著對騎士美化誇大的成分，而忽略了它的曆史局限性和醜陋的一麵，但是這對以後對騎士的研究無不裨益。
20世紀對騎士的研究逐漸矯正了19世紀“虛誇”的傾向，趨於客觀化，無論是在研究的領域還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了質的飛躍。20世紀對騎士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二戰結束前、二戰結束後到80年代、80和90年代。二戰結束前，由於受到兩次世界大戰戰亂的幹擾和影響，對騎士的研究沒有多大進展，成果著作寥若晨星，遠不如19世紀。盡管如此，但是這一階段卻開辟了以前所沒有涉足的新領域，即對典雅愛情的研究，如安德烈亞·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的《典雅愛情的藝術》，這一點不能不令人感到欣慰。
二戰結束後，整個西方都不同程度陷入了對曆史的反思和反省之中，企圖從曆史中尋找一些對那場人類曆史上最大悲劇的啟迪，這帶動對曆史學的研究，因而對中世紀騎士的研究也相應得到快速發展，擺脫了以前那種徘徊不前的局麵。二戰結束後不僅承襲發展了戰前對典雅愛情的研究，如，20世紀60年代的，約翰·本頓（Benton，John）的《克裏奧和維納斯——中世紀典雅愛情的曆史觀》，90年代的，馬蒂爾達·托馬利恩·布魯克納（Matilda Tomaryn Bruckner）《浪漫傳奇的塑造》和喬治斯·迪比（Georges Duby）的《中世紀的婚姻和愛情》，而且越來越傾向於從文化的視角對騎士進行研究，如，50年代的，克萊因（Cline，R。H）的《浪漫主義對中世紀比武的影響》，皮特·裏弗斯（Pitt—Rivers，J）的《榮譽和社會地位——地中海社會的榮譽和羞辱以及價值觀》；加蒙斯韋（Garmonsway，G。N）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英雄觀》等。
80年代的，對騎士的研究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有關騎士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對騎士的研究方法不僅繼承發揚了以前的傳統，將騎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研究，如，佩特桑（Paterson，L）的《在12世紀抒情詩中的騎士和騎士觀念》，本森（R。L。Benson）和康斯特布爾（G。Constable）編寫的《騎士階級的文化》，諾恩（North，S）的《呈現在1090—1240年法國敘述詩中的理想騎士》，韋爾（Vale，M）的《戰爭和騎士——中世紀末期英格蘭、法國和勃艮第的戰爭和貴族文化》，而且進入細化的專題性的研究，如，對騎士的比武的研究，巴伯（Barber，R）和巴克（Barker，J。R。V）的《中世紀騎士和比武》，巴克（Barker，J。R。V）的《1100—1400年英格蘭的比武》。
90年代堪稱對騎士研究達到巔峰，不僅有關騎士研究的論著的數量超過了80年代，而且研究的水平更勝一籌。在將騎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研究方麵，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批相當有分量的專著問世，如奧爾多·斯卡格萊昂納（Aldo Scaglione）的《宮廷騎士——典雅和典雅騎士》，馬瑟沃·斯特裏克蘭（Matthevo Strickland）的《騎士和戰爭——1066—1217年在英格蘭和諾曼底戰爭中的行為和觀念》，約阿希姆·布姆克（Joachim Bumke）的《典雅文化——中世紀晚期的社會和文學》等，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約阿希姆·布姆克的《典雅文化——中世紀晚期的社會和文學》，薈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全麵係統介紹和分析了與騎士有密切關係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城堡、服飾、武器裝備、飲食、宴會禮儀，騎士授封儀式、比武儀式、騎士文學等等，對物質和精神文化表象後麵的深層次的思想觀念，進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詮釋。
從以上可以看出，國外對騎士研究的曆史可謂源遠流長，研究的水準高，不僅宏觀上縱覽無遺，而且微觀上對騎士的研究也達到相當精細的程度，如對騎士的軍事、武器裝備、宗教觀、愛情、騎士文學、騎士的倫理價值觀等等，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總體上講，國外對騎士研究的領域範圍相當廣，但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騎士概念的界定。對騎士的界定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不僅涉及到如何確定騎士隸屬哪一個階級與階層的問題，而且也涉及到如何把握騎士的特征問題。莫裏斯·基恩（Maurice keen）認為，騎士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特定的詞語概念，盡管不同時代的人們對它有不同的解釋說明，但是騎士這一概念是有自己的特征的：“第一騎士不能夠同騎兵軍事世界相分離的；第二是不能與貴族相脫離，因為騎士總體上是有著高貴血統的；第三從12世紀起，騎士帶有倫理和宗教色彩。”“注釋1”這一觀點得到了迪比（G。Duby）和範·魯伊恩（P。van Luyn）以及赫伊津哈的共識。他們認為中世紀的貴族主要是武士貴族，而且許多出身高貴的人至少從11世紀中葉開始就自認為是“milites”，但是法國和德國學者對莫裏斯·基恩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如弗洛裏（Flori）、亨特（T。Hunt）、傑克遜（W。H。Jackson）、科斯（P。Coss）等。他們指出，就騎士的社會淵源來講，許多騎士的出身是十分卑賤的，甚至到1100年時，騎士的社會地位仍然是低微的。對此，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封建社會》中，闡述了有關騎士起源的階級理論。他認為，騎士的淵源有兩個方麵，一個是來自貴族階層，另一個是來自非貴族階層，到11世紀中葉，加洛林王朝時期原有的貴族和新崛起的非貴族職業武士階級融合，形成了一個新的貴族。馬克·布洛赫這一觀點，在道格拉斯（Douglas）的《征服者威廉》和貝茨（D。Bates）的《1066年前的諾曼底》論著中得到繼承發展。迪比（Duby）對梅肯奈斯（Maconnais）地區的研究則進一步揭示了，從10世紀晚期，詞語miles第一次取代了帶有附庸奴役性的詞語如Vassus和fidelis，並逐漸被貴族們所采納，最終甚至被最大的貴族接受。一些騎士的出身是低賤的，但是他們通過軍事技巧躋身於貴族等級，到1050年，與貴族融為一體。“注釋2”
在對騎士進行界定中，往往容易以財富的多少來確定騎士的社會地位與身份。哈維（Harvey）曾指出，盡管無可否認在11世紀貴族和非貴族武士之間的融合得到廣泛的發展，但就是到11世紀末，出身卑賤的，多半是農民出身的milites，仍然是一個在血統、等級和財富方麵區別於舊貴族或是次於或隸屬於舊貴族的。盡管在某些地區，騎士到1100年接近了小貴族，並且通過作為職業騎兵提高了地位，但是他們本質上是城堡主或其他貴族的軍事隨從，而且貴族、城堡主們也十分清楚認識到這些戰爭暴發者的社會地位的低賤。在英國，在末日審判期間，絕大多數的milites僅僅是卑賤的自由土地持有者，他們所擁有的土地幾乎無法使他們超過富裕的農民。“注釋3”如果接受哈維總體的發現，即許多騎士的確十分窮，那麽，就會導致主要以財富，特別是以土地財富評估騎士的社會地位。眾所周知，貴族家族的次子們獲得遺產繼承的希望和機會是十分渺茫的，但是他們都在王室或大貴族家中任職。英國的威廉·馬歇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他一直充當大貴族的騎士，早年很長時間沒有土地，但是他通過自己的軍事技術獲得了相當的地位和聲譽。
騎士的本質就在於它的作用和功能，而不在於相對的物質財富。大貴族采用miles稱呼，並不是指等級的標誌，而是對精銳騎兵所起的作用的認可。盡管他們在等級、血統和財富上，貴族和騎士存在區別，但是他們都是騎士，享有共同的觀念和情感，享有共同的戰鬥方法和軍事文化，並通過戰爭的社會作用而被統一起來。這樣人之間的差別要比擁有昂貴馬匹和武器的武士同農民之間的區別要小得多。因此，確定騎士的社會身份，不能完全依照所擁有的社會財富，而是主要根據他們的社會功能作用，是否擁有共同的情感和價值觀念。
對騎士進行界定還有一個容易滑入的誤區，這就是從字麵意義上，絕對地將騎士同騎兵聯係在一起，即騎馬作戰的騎士才是騎士，而不騎馬的騎士則不是騎士。詞語Cheval、chev-alier和chivalry是同源的，特別是在12世紀，chevalier是騎馬武士的集合名詞總稱。盡管12世紀的騎士大都是騎著馬的，但並非絕對是騎著馬作戰，而是習慣下馬步戰，如，在1106年的廷徹布雷（Tinchebrai）戰役、1138年的斯坦達德（Standard）戰役、1141年的林肯（Lincoln）戰役等中，騎士都是下馬步戰。同樣，在12世紀之前的騎士，無論是騎著馬的，還是沒有騎馬的，都是習慣步行作戰，而將馬匹作為一種機動工具，如，盎格魯撒克遜和維京武士，在戰鬥中，就是用馬作為快速的機動工具，一旦到了戰場，就下馬步行戰鬥，而把馬看作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因此，即使騎士不騎馬或沒有馬匹騎，仍然不失為騎士之稱號，因為騎士是軍事貴族武士的共同的榮譽稱號，與是否騎馬沒有絕對的必然聯係。
在對騎士進行界定中，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容易把基督教與騎士絕對聯係在一起，將基督教視為騎士有別於其他武士的顯著特征。盡管基督教對騎士的產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法蘭克武士在皈依基督教前並非沒有宗教情感，也並非沒有對超自然力量的祈求和渴望，而且其他宗教的武士同騎士所擁有的宗教情感是相同的，隻是表達形式上有所差別。雖然有關騎士文化的幾個特征是西歐特有的，特別是如果不同法國文化相分離的話，比武大會、徽章的發展、司紋官的角色、亞瑟王浪漫傳奇的影響和蔓延，甚至十字軍、聖殿騎士團和世俗騎士團，都是西歐所獨有的，但是，所有武士都毫無疑問享有共同的理想品質——榮譽、忠誠、膽量、慷慨。赫伊津哈指出，相似於中世紀騎士軍事生活的觀念和思想幾乎在印度和日本各地都能發現。對此，馬爾科姆·韋爾（Mal-colm Vale）曾這樣評述道：“對於是什麽促使男人從戰和采取對同伴們一定的行為準則的動機從未得知，然而，毫無疑問騎士的理想品質——榮譽、忠誠、膽量、慷慨，實現了人類的基本需要，特別是在戰鬥著的武士中間。騎士不過是在武士當中披著中世紀外衣的榮譽感的代表，它所擁有的是普遍的，也許是永恒的效力價值。”“注釋4”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研究騎士的資料的運用和分析問題，這是一個相當棘手複雜但又是相當重要不可忽略的問題。研究騎士的資料大體有：一、文學資料，構成研究材料的最重要的來源；二、圖片證據，構成第二大重要資料來源，有繪畫、各種材質的雕塑等；三、實物資料，如箱子、鏡子、棋子、杯子等，考古發現諸如城堡和宮殿等世俗建築；四、很少一部分的拉丁文曆史資料。
在運用資料上，第一個問題就是編年史絕大多數都是由教士編寫的，視覺藝術作品也大都掌握在教會成員手中，或多或少都被刻錄上教士思想的印記，而實物資料盡管十分豐富，但隻有很少一部分涉及世俗生活題材，大部分是以宗教為主題。在運用這些資料時，最大的問題就是方法論，而方法論則構成各種問題和分歧的焦點。中世紀曆史現狀決定了僧侶是唯一有知識有文化的階層，而且也是文明的使者和導師，承擔著文明教化的使命，正是因為僧侶教士所肩負的這種角色，使他們在著書立傳時，往往將他們自己的思想觀點滲入到敘述當中，而不能做到直書其事。奧德裏克·維塔利斯（Orderic Vi-talis）的《教會曆史》是研究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前半葉有關騎士和戰爭的最為重要的資料。起初看來，奧德裏克有關騎士戰爭行為的陳述是“如實直書”，從而使人們不容質疑地接受認可。然而，實際上奧德裏克對騎士習慣行為的陳述同真正反映騎士世俗行為的現實是有一定距離的，作為一位教士，他不能不宣傳教士的行為和動機，將他的思想摻雜在他的敘述中。奧德裏克不像那些唇槍舌劍的善辯論者那樣，以尖刻犀利的言語和口吻進行口誅筆伐的斥責批判乃至抨擊，而是將自己對騎士行為的觀點相當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曆史陳述當中去，與曆史事實融為一體，以致“史與論難辨”，分辨不清哪一部分是史實，哪一部分是作者的觀點。
作為亨利一世的辯護者，奧德裏克把國王軍隊描繪為奧古斯丁正義戰爭觀念的貫徹者：“作為基督戰士，他們不渴望他們兄弟的血，而為了神聖的教會和和平，……既然他們戰鬥出於捍衛，不是出於恨，而是為了基督的聖潔，因而上帝以勝利祝福他們的事業。”“注釋5”當然，這樣的陳述並不是真實反映了騎士自己的觀念，而是完全反映了奧德裏克的思想。奧德裏克十分熟知他所處世界陰暗的一麵，他那個時代的騎士是搶劫成性的無法無天之徒，甚至包括最著名的騎士和領導人。然而，他想通過發表有助於其他騎士的言論來達到感化教育的目的，即他深深想借助於他自己的思想來影響社會的行為和秩序。對於取得勝利的騎士來講，自然願意承認和接受把他們所進行的戰爭描繪為出於上帝的正義，更高興於上帝把他們所進行的戰爭確認為正義的，從而在自覺和不自覺中被引誘到奧德裏克所期望的方向去。這樣，給運用史料進行研究帶來了諸多的問題——很難辨別哪些是教士的觀點，哪些又是在陳述事實，如何看待分析這些史料，就構成眾多爭議的根源。
在運用中世紀文學和其他史料時，應當十分注意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中世紀作者和詩人傾向於讚揚過去和將過去的一切理想化，而不是讚美他們自己所處時代的成就。讚揚過去成為中世紀時期描述現存的一種流行的方法。在作品《黑爾姆布雷希特》（Helmbrecht）中，過去往昔的貴族社會的生活被描繪為：光彩照人的，充滿了歡樂的跳舞與騎士遊戲、悅耳的歌聲；而在《弗勞恩丁斯特》（Frauendienst）中，則把他們所處時代的宮廷生活描繪為汙穢的、充滿暴力、奢侈、殘酷的、可惡的。維爾恩特·馮·格拉芬貝格（Wirnt von Grafenberg）曾抱怨道：“這個世界變了，快樂不複在，正義消失，暴力充斥，忠誠遭破壞，背叛和怨恨泛亂。時代已經完全變了，一年比一年變得糟糕。”“注釋6”如果信從作者的這種對社會的抱怨，並把它當作一種事實，那麽，就會得出錯誤的推論。實際上，中世紀社會是與時並進的，而不是倒退的。中世紀所有的改革幾乎都被看成是對古老秩序與製度的光複和複興，讚美過去的貶斥現存的成為作者和詩人對現存社會表示不滿和進行批判的手段與工具。具體來講，讚揚過去是中世紀詩人借以揭示現存貴族社會的生活與新的理想與追求之間差異的一種方式，而否定地描述現實生活的目的就在於督促和引誘人們依照過去理想的亞瑟王和圓桌騎士的模式來塑造自己和社會，並且將過去所擁有的典雅美德運用到社會實際當中去。
在運用研究資料中，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中世紀文學文本的史料價值或可信度與社會作用。中世紀文學文本是研究騎士精神的最重要的資料，包括抒情詩、史詩、傳奇文學等，而拉丁文的曆史資料隻有很少的一部分，因為拉丁文編年史家大都忽略了世俗貴族的社會生活。因此，反映貴族生活的許多細節是僅存在於大量的文學文本中。運用這些“虛構”的文本作為對曆史的說明解釋與論證的最大困難就是方法論問題，而方法論的不同，則導致了觀點和認識的分歧。
18、19世紀的浪漫主義讚美者，毫不懷疑地全盤接受了中世紀文學中所描繪的貴族生活，把它們視為是貴族社會真實的展現，從而認定中世紀的貴族社會就是像文學文本所描繪的那樣潔白無瑕、完美無缺，是人類最理想最美好的社會。
與浪漫主義相對立的理性主義者則是全盤否定中世紀的曆史，把中世紀看成是人類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他們所揭示的中世紀生活是一團漆黑的，社會賣官和賄賂成風，正義是要麽通過贖金要麽通過流行的蠻力來裁決，政治謀殺決不是不尋常的事情，戰亂更是司空見慣的，騎士們不再從事戰爭，而是慣於搶劫。
然而，在中世紀文學中，中世紀典雅詩人卻構想了一個與中世紀這些生活事實完全相反的、無壓迫、無經濟和政治矛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唯一尋求的事情就是努力實現道德上的自我完美和社會正義。顯然，這種極其不現實的社會藍圖自然會被理性主義者認為是與真實生活格格不入的烏托邦，從而否認文學文本的史料價值。這樣，在對待文學文本的價值問題上，從一個全盤接受的極端走到了另一個全盤否定的極端，導致12、13世紀這段中世紀典雅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從研究者的視野中消失掉了，從而使這種唾手可得的中世紀文學文本，因為遭拒絕而處於默默無聞狀態。
20世紀，史學界逐漸糾正了浪漫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極端傾向，開始重視中世紀文學文本的價值。在運用中世紀文學文本的方法上，不再把文學文本看成是對社會現實直接反映的文本，而是當作一種對社會思想進行反映和產生影響力的文化力量。在中世紀文學文本所描繪的“烏托邦式”社會中，貴族們展示了他們所有的財富和禮儀慶典的光彩。盡管詩人展現了一個不同於日常生活的部分——宮廷物質文化和禮儀，甚至有些誇大和虛構，但是詩人這種誇大和虛構是有其現實基礎的，即追求奢華是當時的一種時尚和價值評判標準，舉辦宴會的人是經常受到這種思想的驅動，想以最為奢華的方式超越任何人和任何一次宴會。因而，貴族社會的思想在文學文本中是有所反映和折射的，騎士和典雅愛情思想也能夠從分析文學文本中獲取印證。
然而，以文學文本中的描繪去推斷或印證非文學的世界是十分困難的，也是極其危險的。雖然詩被看作是社會思想的一個方麵，我們是可以對貴族社會的真實情況進行推斷，可是隻有在極為少見時，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如，文學影響貴族社會的自我形象的具體證據是可以找到的，如兒童的名字是模仿文學特征起的，比武是依照文學的模式再度流行，但是貴族努力實現文學中思想的程度是十分不清楚的。與文學文本相關的現實不是事實對象，而是真實的思想、期望、期盼、社會意識和文化標準。
因此，對於文學文本研究和使用的視角不能隻局限於探討文學中所描繪的是否是真實的這一問題上，而是應當鎖定於文學的社會功能與作用，否則就會滑入理性主義的泥潭，重蹈理性主義的覆轍，或者墜入浪漫主義夢幻的雲霧中而不能自拔。文學並不是單純的對社會生活和思想進行直接反射的鏡子，而是具有自身的影響力的，正如皮埃爾·貝克（Pierre Bec）指出的，恰如社會結構決定文學，文學同樣可以約定社會行為。“注釋7”針對聲稱“遊俠騎士不過是想象的虛構”的觀點，堂·基霍特（Don Quixote）指出，早期的浪漫主義與曆史的風俗製度一起共謀創造了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模式，而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17世紀甚至更遠。
文化造就了文學，文學也再創了造就它的文化，塑造了造就它的幻想。雖然文化形式被看成是對社會結構的反映，但是文學並不純粹是社會現實的附帶現象，盡管它是通過解釋和想象的反映形式來影響現實的，它仍然不失為反映和促進推動現實行為變化的文化力量。文學和社會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運動過程，從現實到想象，再從想象到現實的交錯感應；社會既是藝術作品的原創點，又是藝術作品的歸宿點。在這種意義上，埃裏克·科勒（Erich Kohler）指出，探索文學的方式應該叫社會曆史文學評論，文學社會學是關注文學對社會的影響，研究文學的目標不是社會現實的曆史，而是影響行為模式和決定文學作品的文化模式的曆史。因此，隻有對中世紀文學的社會作用有一個清楚正確的認識，才能客觀地研究騎士和騎士精神。
以上是國外研究騎士的焦點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是引起所有其他問題的根源，而掌握這些問題則是研究騎士精神的關鍵所在，也是破解研究騎士其他問題的密碼。在國外，有關騎士研究的論文和專著可謂是汗牛充棟，研究騎士精神的論文和專著也是為數不少，但是從騎士精神演化和發展角度以宏觀的視野進行把握和研究的，尚未見有。因此，本書論題的選定，可以起到拾遺補闕的作用。
此本書所研究的中世紀騎士精神，其地域限定於西歐，即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荷蘭、法國、意大利、德國、英國，時間跨度從5世紀到15世紀。本書的寫作是從騎士精神的起源為著眼點，以騎士精神的演變發展為線索展開，探索研究戰爭、宗教、典雅愛情、文學在騎士精神形成演化中的作用和影響；戰爭、宗教、典雅愛情、文學既是一個依次順承上升發展的關係，又是一個並存交叉相互影響的關係，本書的落點在文學上；從戰爭到文學是騎士精神不斷發展升華的過程，文學則成為騎士精神發展的頂峰，最後騎士精神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凝固在文學中，獲得了永恒的魅力。
本書的重點是：一、研究騎士精神的形成演化；二、研究騎士精神與西歐民族擴張；三、研究騎士精神與西歐文化；四、研究騎士精神對西歐民族精神形成的影響。對騎士精神的研究是一項相當複雜的龐大工程，其困難就在於：需要在對西歐文化與曆史有一個全麵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礎上，才能把握好“騎士精神”的精髓，否則隻能浮於表麵，而落不到實處和深處；此外，對騎士精神的研究，必須從文學、藝術、曆史學、倫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麵進行全方位綜合性的研究，以求達到對這一抽象精神給予具體化和全麵化的展現和闡述。
本書是我博士三年修煉的“正果”，也是我從事中世紀曆史教學與研究十多年的一點浮淺的感悟。對騎士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相當複雜而龐大的領域，本書隻是剛剛觸及到它的邊緣，做了一些耙梳的工作，其中不乏稚拙之見，還有許多的問題需待日後進一步研究與探討。由於筆者的水平有限，必有疏漏和不妥之處，懇請專家、學者給予批評指正。
“注釋1”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19.
“注釋2”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1.
“注釋3”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1.
“注釋4”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4.
“注釋5”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14.
“注釋6”Jochim Bumke，Courtly culture：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15.
“注釋7”Aldo Scaglione，Knight at court：courtliness，chivalry，and courtesy from Ottonian Germany to Italian Renaissance，p3.
§§第一章 騎士精神的起源與產生
騎士精神淵源於好榮譽好戰的古代日耳曼民族，中世紀時期，融入了基督教的宗教狂熱，並經基督教的規矩教化和典雅愛情與文學的熏陶，逐漸內化為西歐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西歐民族精神的顯著特征。好榮譽勝過生命是騎士精神的核心，好戰則是騎士精神的外部特征——戰爭最顯英雄本色。騎士精神的形成發展過程，展現了西歐中世紀社會文明進化的曆程，但是在另一方麵，在9—19世紀，騎士精神又成為西歐民族本土擴張和海外殖民的原始動力，以及西歐紛亂的肇始者。近現代的兩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爆發在西歐，也無不與這種帶有“窮兵黷武”色彩的騎士精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騎士精神不僅直接成為西歐民族開土拓疆的精神動力，而且對西歐文化和社會倫理道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騎士文學就是騎士精神對西歐文化產生影響的最直接的例證，但不限於此，騎士精神的理想主義情操，造就了西歐浪漫主義文學、藝術與音樂、巴洛克藝術、意大利歌劇、古典音樂等。因而，對西歐民族精神與文化以及曆史產生了深遠影響的騎士精神的研究，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首先，在國內，對騎士的研究總體上講，是處於草創啟蒙階段。最早涉足騎士問題的，是何炳鬆和玄珠，二者在1929年分別編譯的《中古歐洲史》和《騎士文學》小冊子中，粗略概括介紹了騎士的基本內涵，但是，從此以後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對騎士的研究幾乎是處在無人問津的荒蕪狀態。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十年浩劫的結束所進行的曆史反思和整個文化與史學的複興，有關騎士研究這一領域，才逐漸被人問津，得到開墾拓荒，如，孟憲強的《堂吉訶德不是騎士的典型形象》（《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1期），薑守明的《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曆史知識》1985年第3期），駱兆倫的《試比較中國“士”、日本“武士”和西方“騎士”》（《重慶師院學報》1988年第1期），侯建新的《英國的騎士、鄉紳和紳士都不是貴族》（《曆史教學》1988年第3期）。除了一些文章論文的發表外，有關騎士文學的書籍也相繼被翻譯出版，如鄧保中譯的《亞瑟王的故事》（中國民間出版社1984年），劉道義譯的《亞瑟王和圓桌騎士》（人民出版社1981年）。盡管20世紀80年代對騎士研究的水準是處在起步階段，但是為以後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如薑守明的《騎士製度和騎士精神》對騎士概念的內涵作了比較全麵的介紹。
20世紀90年代後，對騎士進行了一些較為深層次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一些較高質量的論文相繼問世，如，趙立行和於偉的《中世紀西歐的典雅愛情》（《世界曆史》2001年第4期），於偉的《法蘭克騎士製度的建立》（《軍事曆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王德林的《試論西歐中世紀騎士的教育》（《河北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任曉潤的《俠義之氣與騎士道德》（《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倪世光和許桂敏的《論騎士行為準則的基督教特征》（《河北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黃永林的《中國的武俠小說與西方的騎士文學之比較》（《外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2期），仲躋昆的《阿拉伯文學與西歐騎士文學的淵源》（《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3期）。此外，還有一些有關騎士的著作被翻譯出版，如，麗月塔的《紳士道與武士道——日英比較文化論》（王曉霞、陳守桂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古列維奇的《中世紀文化範疇》（龐玉潔、李學智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總體上講，國內對騎士的研究可分為兩大塊，一個是從史學角度進行的，另一個是從文學角度進行的研究，但是無論是從史學還是從文學角度對騎士的研究，雖然90年代較80年代有了較大的進步發展，取得了一些成就和進展，但是同國外相比較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同時對於騎士這個龐大而深邃的領域來講，僅僅隻是觸及到它的邊緣，目前國內還沒有一部全麵深入研究騎士的專著出版，對騎士精神的整體性研究尚屬空白，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因此，對騎士的研究，還有許多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還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
在國外，對騎士的研究無論是從廣度上還是從深度上講，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研究的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國外對騎士的研究從中世紀就已開始，不過那時主要是編寫整理反映和讚美騎士的詩、傳奇以及有關騎士的回憶錄、傳記等，如，西班牙的史詩《熙德之歌》、法國的史詩《羅蘭之歌》、英國的史詩《貝奧武甫》、德國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喬叟故事集》、《弗羅莎特編年史》、《茹安韋爾編年史》、《馬修·帕裏斯編年史》等。
隨著中世紀的衰亡，騎士文學曾一度銷聲匿跡，但是到16、17、18、19世紀，歐洲再度掀起了複興中世紀的熱潮，洋溢著浪漫主義氣息的騎士文學隨之興盛，如大仲馬的《阿芒得騎士》、司各特的《最後一個吟遊詩人的歌》等。在文學上，再次栩栩如生地重塑了理想騎士的光輝形象，使中世紀的騎士精神在文學中複活並得到傳承發展。伴隨著這股複古的狂飆颶風，人們對充滿神奇魅力的中世紀騎士掀起了極大的熱情，一方麵是收集整理中世紀時期有關騎士的回憶錄和傳記，如《聖德尼編年史》、古維萊厄（Cuvelier）的《貝特朗·迪蓋克蘭之歌》等，都是這一時期得到整理出版的。另一方麵，就是對騎士進行的大量研究，一批研究的成果專著紛紛出版，如，米爾（Mills，C）的《騎士的曆史》、梅尼斯特裏（Menestrier，C。F）的《騎士團》、詹姆斯·伍德豪斯（James，Woodhouse，F。C。）的《軍事宗教騎士團》等等。19世紀對騎士的研究，不僅探討了中世紀騎士的軍事和宗教生活狀況、騎士與基督教以及十字軍的關係、騎士衍生發展的脈絡，如，拉克羅伊克斯（Lacroix，P）的《中世紀的軍事和宗教生活》、斯特賓（Stebbing，H）的《騎士和十字軍的曆史》，而且對騎士精神的倫理價值進行了分析研究，如，巴蒂（Batty，J）的《騎士精神和影響》，迪格比·凱納爾姆（Digby，kenelm。H）的《榮譽的基石》。盡管19世紀對騎士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出於對騎士的懷念和讚美，隻看到了騎士光彩奪目和完美的一麵，甚至夾雜著對騎士美化誇大的成分，而忽略了它的曆史局限性和醜陋的一麵，但是這對以後對騎士的研究無不裨益。
20世紀對騎士的研究逐漸矯正了19世紀“虛誇”的傾向，趨於客觀化，無論是在研究的領域還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了質的飛躍。20世紀對騎士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二戰結束前、二戰結束後到80年代、80和90年代。二戰結束前，由於受到兩次世界大戰戰亂的幹擾和影響，對騎士的研究沒有多大進展，成果著作寥若晨星，遠不如19世紀。盡管如此，但是這一階段卻開辟了以前所沒有涉足的新領域，即對典雅愛情的研究，如安德烈亞·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的《典雅愛情的藝術》，這一點不能不令人感到欣慰。
二戰結束後，整個西方都不同程度陷入了對曆史的反思和反省之中，企圖從曆史中尋找一些對那場人類曆史上最大悲劇的啟迪，這帶動對曆史學的研究，因而對中世紀騎士的研究也相應得到快速發展，擺脫了以前那種徘徊不前的局麵。二戰結束後不僅承襲發展了戰前對典雅愛情的研究，如，20世紀60年代的，約翰·本頓（Benton，John）的《克裏奧和維納斯——中世紀典雅愛情的曆史觀》，90年代的，馬蒂爾達·托馬利恩·布魯克納（Matilda Tomaryn Bruckner）《浪漫傳奇的塑造》和喬治斯·迪比（Georges Duby）的《中世紀的婚姻和愛情》，而且越來越傾向於從文化的視角對騎士進行研究，如，50年代的，克萊因（Cline，R。H）的《浪漫主義對中世紀比武的影響》，皮特·裏弗斯（Pitt—Rivers，J）的《榮譽和社會地位——地中海社會的榮譽和羞辱以及價值觀》；加蒙斯韋（Garmonsway，G。N）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英雄觀》等。
80年代的，對騎士的研究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有關騎士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對騎士的研究方法不僅繼承發揚了以前的傳統，將騎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研究，如，佩特桑（Paterson，L）的《在12世紀抒情詩中的騎士和騎士觀念》，本森（R。L。Benson）和康斯特布爾（G。Constable）編寫的《騎士階級的文化》，諾恩（North，S）的《呈現在1090—1240年法國敘述詩中的理想騎士》，韋爾（Vale，M）的《戰爭和騎士——中世紀末期英格蘭、法國和勃艮第的戰爭和貴族文化》，而且進入細化的專題性的研究，如，對騎士的比武的研究，巴伯（Barber，R）和巴克（Barker，J。R。V）的《中世紀騎士和比武》，巴克（Barker，J。R。V）的《1100—1400年英格蘭的比武》。
90年代堪稱對騎士研究達到巔峰，不僅有關騎士研究的論著的數量超過了80年代，而且研究的水平更勝一籌。在將騎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研究方麵，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批相當有分量的專著問世，如奧爾多·斯卡格萊昂納（Aldo Scaglione）的《宮廷騎士——典雅和典雅騎士》，馬瑟沃·斯特裏克蘭（Matthevo Strickland）的《騎士和戰爭——1066—1217年在英格蘭和諾曼底戰爭中的行為和觀念》，約阿希姆·布姆克（Joachim Bumke）的《典雅文化——中世紀晚期的社會和文學》等，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約阿希姆·布姆克的《典雅文化——中世紀晚期的社會和文學》，薈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全麵係統介紹和分析了與騎士有密切關係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城堡、服飾、武器裝備、飲食、宴會禮儀，騎士授封儀式、比武儀式、騎士文學等等，對物質和精神文化表象後麵的深層次的思想觀念，進行了精辟的分析和詮釋。
從以上可以看出，國外對騎士研究的曆史可謂源遠流長，研究的水準高，不僅宏觀上縱覽無遺，而且微觀上對騎士的研究也達到相當精細的程度，如對騎士的軍事、武器裝備、宗教觀、愛情、騎士文學、騎士的倫理價值觀等等，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總體上講，國外對騎士研究的領域範圍相當廣，但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騎士概念的界定。對騎士的界定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不僅涉及到如何確定騎士隸屬哪一個階級與階層的問題，而且也涉及到如何把握騎士的特征問題。莫裏斯·基恩（Maurice keen）認為，騎士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特定的詞語概念，盡管不同時代的人們對它有不同的解釋說明，但是騎士這一概念是有自己的特征的：“第一騎士不能夠同騎兵軍事世界相分離的；第二是不能與貴族相脫離，因為騎士總體上是有著高貴血統的；第三從12世紀起，騎士帶有倫理和宗教色彩。”“注釋1”這一觀點得到了迪比（G。Duby）和範·魯伊恩（P。van Luyn）以及赫伊津哈的共識。他們認為中世紀的貴族主要是武士貴族，而且許多出身高貴的人至少從11世紀中葉開始就自認為是“milites”，但是法國和德國學者對莫裏斯·基恩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如弗洛裏（Flori）、亨特（T。Hunt）、傑克遜（W。H。Jackson）、科斯（P。Coss）等。他們指出，就騎士的社會淵源來講，許多騎士的出身是十分卑賤的，甚至到1100年時，騎士的社會地位仍然是低微的。對此，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封建社會》中，闡述了有關騎士起源的階級理論。他認為，騎士的淵源有兩個方麵，一個是來自貴族階層，另一個是來自非貴族階層，到11世紀中葉，加洛林王朝時期原有的貴族和新崛起的非貴族職業武士階級融合，形成了一個新的貴族。馬克·布洛赫這一觀點，在道格拉斯（Douglas）的《征服者威廉》和貝茨（D。Bates）的《1066年前的諾曼底》論著中得到繼承發展。迪比（Duby）對梅肯奈斯（Maconnais）地區的研究則進一步揭示了，從10世紀晚期，詞語miles第一次取代了帶有附庸奴役性的詞語如Vassus和fidelis，並逐漸被貴族們所采納，最終甚至被最大的貴族接受。一些騎士的出身是低賤的，但是他們通過軍事技巧躋身於貴族等級，到1050年，與貴族融為一體。“注釋2”
在對騎士進行界定中，往往容易以財富的多少來確定騎士的社會地位與身份。哈維（Harvey）曾指出，盡管無可否認在11世紀貴族和非貴族武士之間的融合得到廣泛的發展，但就是到11世紀末，出身卑賤的，多半是農民出身的milites，仍然是一個在血統、等級和財富方麵區別於舊貴族或是次於或隸屬於舊貴族的。盡管在某些地區，騎士到1100年接近了小貴族，並且通過作為職業騎兵提高了地位，但是他們本質上是城堡主或其他貴族的軍事隨從，而且貴族、城堡主們也十分清楚認識到這些戰爭暴發者的社會地位的低賤。在英國，在末日審判期間，絕大多數的milites僅僅是卑賤的自由土地持有者，他們所擁有的土地幾乎無法使他們超過富裕的農民。“注釋3”如果接受哈維總體的發現，即許多騎士的確十分窮，那麽，就會導致主要以財富，特別是以土地財富評估騎士的社會地位。眾所周知，貴族家族的次子們獲得遺產繼承的希望和機會是十分渺茫的，但是他們都在王室或大貴族家中任職。英國的威廉·馬歇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他一直充當大貴族的騎士，早年很長時間沒有土地，但是他通過自己的軍事技術獲得了相當的地位和聲譽。
騎士的本質就在於它的作用和功能，而不在於相對的物質財富。大貴族采用miles稱呼，並不是指等級的標誌，而是對精銳騎兵所起的作用的認可。盡管他們在等級、血統和財富上，貴族和騎士存在區別，但是他們都是騎士，享有共同的觀念和情感，享有共同的戰鬥方法和軍事文化，並通過戰爭的社會作用而被統一起來。這樣人之間的差別要比擁有昂貴馬匹和武器的武士同農民之間的區別要小得多。因此，確定騎士的社會身份，不能完全依照所擁有的社會財富，而是主要根據他們的社會功能作用，是否擁有共同的情感和價值觀念。
對騎士進行界定還有一個容易滑入的誤區，這就是從字麵意義上，絕對地將騎士同騎兵聯係在一起，即騎馬作戰的騎士才是騎士，而不騎馬的騎士則不是騎士。詞語Cheval、chev-alier和chivalry是同源的，特別是在12世紀，chevalier是騎馬武士的集合名詞總稱。盡管12世紀的騎士大都是騎著馬的，但並非絕對是騎著馬作戰，而是習慣下馬步戰，如，在1106年的廷徹布雷（Tinchebrai）戰役、1138年的斯坦達德（Standard）戰役、1141年的林肯（Lincoln）戰役等中，騎士都是下馬步戰。同樣，在12世紀之前的騎士，無論是騎著馬的，還是沒有騎馬的，都是習慣步行作戰，而將馬匹作為一種機動工具，如，盎格魯撒克遜和維京武士，在戰鬥中，就是用馬作為快速的機動工具，一旦到了戰場，就下馬步行戰鬥，而把馬看作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因此，即使騎士不騎馬或沒有馬匹騎，仍然不失為騎士之稱號，因為騎士是軍事貴族武士的共同的榮譽稱號，與是否騎馬沒有絕對的必然聯係。
在對騎士進行界定中，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容易把基督教與騎士絕對聯係在一起，將基督教視為騎士有別於其他武士的顯著特征。盡管基督教對騎士的產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法蘭克武士在皈依基督教前並非沒有宗教情感，也並非沒有對超自然力量的祈求和渴望，而且其他宗教的武士同騎士所擁有的宗教情感是相同的，隻是表達形式上有所差別。雖然有關騎士文化的幾個特征是西歐特有的，特別是如果不同法國文化相分離的話，比武大會、徽章的發展、司紋官的角色、亞瑟王浪漫傳奇的影響和蔓延，甚至十字軍、聖殿騎士團和世俗騎士團，都是西歐所獨有的，但是，所有武士都毫無疑問享有共同的理想品質——榮譽、忠誠、膽量、慷慨。赫伊津哈指出，相似於中世紀騎士軍事生活的觀念和思想幾乎在印度和日本各地都能發現。對此，馬爾科姆·韋爾（Mal-colm Vale）曾這樣評述道：“對於是什麽促使男人從戰和采取對同伴們一定的行為準則的動機從未得知，然而，毫無疑問騎士的理想品質——榮譽、忠誠、膽量、慷慨，實現了人類的基本需要，特別是在戰鬥著的武士中間。騎士不過是在武士當中披著中世紀外衣的榮譽感的代表，它所擁有的是普遍的，也許是永恒的效力價值。”“注釋4”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研究騎士的資料的運用和分析問題，這是一個相當棘手複雜但又是相當重要不可忽略的問題。研究騎士的資料大體有：一、文學資料，構成研究材料的最重要的來源；二、圖片證據，構成第二大重要資料來源，有繪畫、各種材質的雕塑等；三、實物資料，如箱子、鏡子、棋子、杯子等，考古發現諸如城堡和宮殿等世俗建築；四、很少一部分的拉丁文曆史資料。
在運用資料上，第一個問題就是編年史絕大多數都是由教士編寫的，視覺藝術作品也大都掌握在教會成員手中，或多或少都被刻錄上教士思想的印記，而實物資料盡管十分豐富，但隻有很少一部分涉及世俗生活題材，大部分是以宗教為主題。在運用這些資料時，最大的問題就是方法論，而方法論則構成各種問題和分歧的焦點。中世紀曆史現狀決定了僧侶是唯一有知識有文化的階層，而且也是文明的使者和導師，承擔著文明教化的使命，正是因為僧侶教士所肩負的這種角色，使他們在著書立傳時，往往將他們自己的思想觀點滲入到敘述當中，而不能做到直書其事。奧德裏克·維塔利斯（Orderic Vi-talis）的《教會曆史》是研究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前半葉有關騎士和戰爭的最為重要的資料。起初看來，奧德裏克有關騎士戰爭行為的陳述是“如實直書”，從而使人們不容質疑地接受認可。然而，實際上奧德裏克對騎士習慣行為的陳述同真正反映騎士世俗行為的現實是有一定距離的，作為一位教士，他不能不宣傳教士的行為和動機，將他的思想摻雜在他的敘述中。奧德裏克不像那些唇槍舌劍的善辯論者那樣，以尖刻犀利的言語和口吻進行口誅筆伐的斥責批判乃至抨擊，而是將自己對騎士行為的觀點相當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曆史陳述當中去，與曆史事實融為一體，以致“史與論難辨”，分辨不清哪一部分是史實，哪一部分是作者的觀點。
作為亨利一世的辯護者，奧德裏克把國王軍隊描繪為奧古斯丁正義戰爭觀念的貫徹者：“作為基督戰士，他們不渴望他們兄弟的血，而為了神聖的教會和和平，……既然他們戰鬥出於捍衛，不是出於恨，而是為了基督的聖潔，因而上帝以勝利祝福他們的事業。”“注釋5”當然，這樣的陳述並不是真實反映了騎士自己的觀念，而是完全反映了奧德裏克的思想。奧德裏克十分熟知他所處世界陰暗的一麵，他那個時代的騎士是搶劫成性的無法無天之徒，甚至包括最著名的騎士和領導人。然而，他想通過發表有助於其他騎士的言論來達到感化教育的目的，即他深深想借助於他自己的思想來影響社會的行為和秩序。對於取得勝利的騎士來講，自然願意承認和接受把他們所進行的戰爭描繪為出於上帝的正義，更高興於上帝把他們所進行的戰爭確認為正義的，從而在自覺和不自覺中被引誘到奧德裏克所期望的方向去。這樣，給運用史料進行研究帶來了諸多的問題——很難辨別哪些是教士的觀點，哪些又是在陳述事實，如何看待分析這些史料，就構成眾多爭議的根源。
在運用中世紀文學和其他史料時，應當十分注意的第二個問題就是中世紀作者和詩人傾向於讚揚過去和將過去的一切理想化，而不是讚美他們自己所處時代的成就。讚揚過去成為中世紀時期描述現存的一種流行的方法。在作品《黑爾姆布雷希特》（Helmbrecht）中，過去往昔的貴族社會的生活被描繪為：光彩照人的，充滿了歡樂的跳舞與騎士遊戲、悅耳的歌聲；而在《弗勞恩丁斯特》（Frauendienst）中，則把他們所處時代的宮廷生活描繪為汙穢的、充滿暴力、奢侈、殘酷的、可惡的。維爾恩特·馮·格拉芬貝格（Wirnt von Grafenberg）曾抱怨道：“這個世界變了，快樂不複在，正義消失，暴力充斥，忠誠遭破壞，背叛和怨恨泛亂。時代已經完全變了，一年比一年變得糟糕。”“注釋6”如果信從作者的這種對社會的抱怨，並把它當作一種事實，那麽，就會得出錯誤的推論。實際上，中世紀社會是與時並進的，而不是倒退的。中世紀所有的改革幾乎都被看成是對古老秩序與製度的光複和複興，讚美過去的貶斥現存的成為作者和詩人對現存社會表示不滿和進行批判的手段與工具。具體來講，讚揚過去是中世紀詩人借以揭示現存貴族社會的生活與新的理想與追求之間差異的一種方式，而否定地描述現實生活的目的就在於督促和引誘人們依照過去理想的亞瑟王和圓桌騎士的模式來塑造自己和社會，並且將過去所擁有的典雅美德運用到社會實際當中去。
在運用研究資料中，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看待中世紀文學文本的史料價值或可信度與社會作用。中世紀文學文本是研究騎士精神的最重要的資料，包括抒情詩、史詩、傳奇文學等，而拉丁文的曆史資料隻有很少的一部分，因為拉丁文編年史家大都忽略了世俗貴族的社會生活。因此，反映貴族生活的許多細節是僅存在於大量的文學文本中。運用這些“虛構”的文本作為對曆史的說明解釋與論證的最大困難就是方法論問題，而方法論的不同，則導致了觀點和認識的分歧。
18、19世紀的浪漫主義讚美者，毫不懷疑地全盤接受了中世紀文學中所描繪的貴族生活，把它們視為是貴族社會真實的展現，從而認定中世紀的貴族社會就是像文學文本所描繪的那樣潔白無瑕、完美無缺，是人類最理想最美好的社會。
與浪漫主義相對立的理性主義者則是全盤否定中世紀的曆史，把中世紀看成是人類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他們所揭示的中世紀生活是一團漆黑的，社會賣官和賄賂成風，正義是要麽通過贖金要麽通過流行的蠻力來裁決，政治謀殺決不是不尋常的事情，戰亂更是司空見慣的，騎士們不再從事戰爭，而是慣於搶劫。
然而，在中世紀文學中，中世紀典雅詩人卻構想了一個與中世紀這些生活事實完全相反的、無壓迫、無經濟和政治矛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唯一尋求的事情就是努力實現道德上的自我完美和社會正義。顯然，這種極其不現實的社會藍圖自然會被理性主義者認為是與真實生活格格不入的烏托邦，從而否認文學文本的史料價值。這樣，在對待文學文本的價值問題上，從一個全盤接受的極端走到了另一個全盤否定的極端，導致12、13世紀這段中世紀典雅文化在很長一段時間從研究者的視野中消失掉了，從而使這種唾手可得的中世紀文學文本，因為遭拒絕而處於默默無聞狀態。
20世紀，史學界逐漸糾正了浪漫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極端傾向，開始重視中世紀文學文本的價值。在運用中世紀文學文本的方法上，不再把文學文本看成是對社會現實直接反映的文本，而是當作一種對社會思想進行反映和產生影響力的文化力量。在中世紀文學文本所描繪的“烏托邦式”社會中，貴族們展示了他們所有的財富和禮儀慶典的光彩。盡管詩人展現了一個不同於日常生活的部分——宮廷物質文化和禮儀，甚至有些誇大和虛構，但是詩人這種誇大和虛構是有其現實基礎的，即追求奢華是當時的一種時尚和價值評判標準，舉辦宴會的人是經常受到這種思想的驅動，想以最為奢華的方式超越任何人和任何一次宴會。因而，貴族社會的思想在文學文本中是有所反映和折射的，騎士和典雅愛情思想也能夠從分析文學文本中獲取印證。
然而，以文學文本中的描繪去推斷或印證非文學的世界是十分困難的，也是極其危險的。雖然詩被看作是社會思想的一個方麵，我們是可以對貴族社會的真實情況進行推斷，可是隻有在極為少見時，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如，文學影響貴族社會的自我形象的具體證據是可以找到的，如兒童的名字是模仿文學特征起的，比武是依照文學的模式再度流行，但是貴族努力實現文學中思想的程度是十分不清楚的。與文學文本相關的現實不是事實對象，而是真實的思想、期望、期盼、社會意識和文化標準。
因此，對於文學文本研究和使用的視角不能隻局限於探討文學中所描繪的是否是真實的這一問題上，而是應當鎖定於文學的社會功能與作用，否則就會滑入理性主義的泥潭，重蹈理性主義的覆轍，或者墜入浪漫主義夢幻的雲霧中而不能自拔。文學並不是單純的對社會生活和思想進行直接反射的鏡子，而是具有自身的影響力的，正如皮埃爾·貝克（Pierre Bec）指出的，恰如社會結構決定文學，文學同樣可以約定社會行為。“注釋7”針對聲稱“遊俠騎士不過是想象的虛構”的觀點，堂·基霍特（Don Quixote）指出，早期的浪漫主義與曆史的風俗製度一起共謀創造了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模式，而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17世紀甚至更遠。
文化造就了文學，文學也再創了造就它的文化，塑造了造就它的幻想。雖然文化形式被看成是對社會結構的反映，但是文學並不純粹是社會現實的附帶現象，盡管它是通過解釋和想象的反映形式來影響現實的，它仍然不失為反映和促進推動現實行為變化的文化力量。文學和社會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運動過程，從現實到想象，再從想象到現實的交錯感應；社會既是藝術作品的原創點，又是藝術作品的歸宿點。在這種意義上，埃裏克·科勒（Erich Kohler）指出，探索文學的方式應該叫社會曆史文學評論，文學社會學是關注文學對社會的影響，研究文學的目標不是社會現實的曆史，而是影響行為模式和決定文學作品的文化模式的曆史。因此，隻有對中世紀文學的社會作用有一個清楚正確的認識，才能客觀地研究騎士和騎士精神。
以上是國外研究騎士的焦點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是引起所有其他問題的根源，而掌握這些問題則是研究騎士精神的關鍵所在，也是破解研究騎士其他問題的密碼。在國外，有關騎士研究的論文和專著可謂是汗牛充棟，研究騎士精神的論文和專著也是為數不少，但是從騎士精神演化和發展角度以宏觀的視野進行把握和研究的，尚未見有。因此，本書論題的選定，可以起到拾遺補闕的作用。
此本書所研究的中世紀騎士精神，其地域限定於西歐，即今天的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荷蘭、法國、意大利、德國、英國，時間跨度從5世紀到15世紀。本書的寫作是從騎士精神的起源為著眼點，以騎士精神的演變發展為線索展開，探索研究戰爭、宗教、典雅愛情、文學在騎士精神形成演化中的作用和影響；戰爭、宗教、典雅愛情、文學既是一個依次順承上升發展的關係，又是一個並存交叉相互影響的關係，本書的落點在文學上；從戰爭到文學是騎士精神不斷發展升華的過程，文學則成為騎士精神發展的頂峰，最後騎士精神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凝固在文學中，獲得了永恒的魅力。
本書的重點是：一、研究騎士精神的形成演化；二、研究騎士精神與西歐民族擴張；三、研究騎士精神與西歐文化；四、研究騎士精神對西歐民族精神形成的影響。對騎士精神的研究是一項相當複雜的龐大工程，其困難就在於：需要在對西歐文化與曆史有一個全麵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礎上，才能把握好“騎士精神”的精髓，否則隻能浮於表麵，而落不到實處和深處；此外，對騎士精神的研究，必須從文學、藝術、曆史學、倫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方麵進行全方位綜合性的研究，以求達到對這一抽象精神給予具體化和全麵化的展現和闡述。
本書是我博士三年修煉的“正果”，也是我從事中世紀曆史教學與研究十多年的一點浮淺的感悟。對騎士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相當複雜而龐大的領域，本書隻是剛剛觸及到它的邊緣，做了一些耙梳的工作，其中不乏稚拙之見，還有許多的問題需待日後進一步研究與探討。由於筆者的水平有限，必有疏漏和不妥之處，懇請專家、學者給予批評指正。
“注釋1”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19.
“注釋2”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1.
“注釋3”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1.
“注釋4”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24.
“注釋5”Matthevo Strickland，War and Chivalry：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p14.
“注釋6”Jochim Bumke，Courtly culture：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high Mid-dle Ages，p15.
“注釋7”Aldo Scaglione，Knight at court：courtliness，chivalry，and courtesy from Ottonian Germany to Italian Renaissance，p3.
§§第一章 騎士精神的起源與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