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九卷）

解讀醜陋的日本人

　　◎ 李兆忠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日本社會的黃金時代，知識界忙於解釋戰後廢墟之上的經濟奇跡之奧妙，沉浸在“日本文化優越”的自我讚美中。然而，一本抨擊日本人劣根性的小冊子——《醜陋的日本人》卻於此時問世，作者高橋敷，是一位地球物理學家。此書一九七○年首次出版時，曾在日本社會激起軒然大波，作者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不僅書被禁，還丟了日本駐阿根廷大使的官職。一九八五年後此書重版，作者在再版序言中這樣慨歎：批評日本人在當時是個禁區，在“身為日本人，卻說日本人壞話”、“混蛋”之類的打擾與威脅之下，他不得不屢次躲藏起來，十五年後，依然是一片批判聲。

　　與此形成某種默契的是，時過境遷，此書已被日本人忘得一幹二淨。前不久，筆者就此書在東瀛傳播的情況求教一位在共同社工作的日本老朋友，回答很令我吃驚：他不但沒有讀過這本書，而且不知道有這本書。這位朋友是共同社的資深記者，見聞廣博，他對此書的陌生很能說明問題。出於慎重，筆者又向一位在本人供職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訪學的日本明治大學的教授求教，結果也是一樣。

　　然而，這本在日本極不受歡迎的《醜陋的日本人》，在中國卻是相當走紅，重版一年之後，中國大陸即有三家出版社（它們是工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廣州文化出版社）相繼翻譯出版這本書，發行總量超過四五十萬冊。前不久柏楊辭世，迎來《醜陋的中國人》重發的熱潮，作為連鎖反應，《醜陋的日本人》再一次成為話題。這種“牆內開花牆外香”的情形很是耐人尋味。

　　關於《醜陋的日本人》的寫作動機，作者在前言裏交代得很清楚：在長達十餘年旅居南美諸國的科研和教學生涯中，在類似“地球村”的國際化的生活環境中，通過對“蝸居一偶的日本人對事物的看法和想法弊端”的不斷反省，他由一個日本主義者變成一個世界主義者，終於發現：“日本人憧憬的，卻是外國人所不屑一顧的；而日本人回避的，卻是外國人所刻意追求的。我們同他們之間的精神生活之間，有著莫大的分歧。而我認為，其主要部分，是由日本人‘人的意識’落後造成的。”作者進而認為：“明治維新百年後的日本，必須再進行一次‘發現人’的維新。”正是在這樣指導思想之下，作者現身說法，主要以海外日本人為考察對象，對日本人的種種“醜陋”予以揭發，如狹隘的愛國心、等級觀念、工作狂、死要麵子、官本位、自私、虛偽、冷漠……在作者看來，這五花八門的醜陋表現發自同一種精神疾病，即人的意識的落後。

　　這本書對於我們認識日本人精神世界的負麵無疑有相當的參考價值，作為一個日本人，能夠突破根深蒂固的島國意識，對本民族的劣根性作如此徹底、毫無保留的揭露，也很令人欽佩的。問題在於，作者做這一切的時候，是站在絕對的世界主義的立場審視日本人的，此時的日本，實際上被置於與“世界”對立的位置，前者醜陋，後者完美，涇渭分明。由這種思維方式刻畫出來的日本人，不能不是平麵的、單一的，剪影式的，日本人性格特有的兩重性，比如虛驕表象之下的根深蒂固的憂患意識，死要麵子中的自我超越動力，等級觀念中的“各安其分”的集團凝聚力，無形中也被遮蔽。

　　從“人的意識”的角度反思日本人的劣根性，可謂高屋建瓴，日本人在這方麵確實存在著深刻的問題，然而，這並不能成為日本人事事皆非的根據。由於絕對的世界主義立場和思維方式（這個“世界”，其實就是西方，《醜陋的日本人》展開的背景雖然不是歐美典型的西方國家，而是南美的“第三世界”，其精神資源無一不是來自西方的人本主義），作者處處以西方的人性尺度衡量日本，日本不能不黯然失色，“醜陋”俯拾皆是，南美則成了一個無可挑剔的人間樂園，甚至連那裏的無賴都沒有“丟麵子”的自卑感，連小偷都有生活情趣，狂歡節時分加入翩翩起舞的行列而不屑於作案犯罪。書中這樣比較：“外國人的眼淚是誇耀人性的眼淚，日本人的眼淚則是舍棄人性的眼淚”；“世界上的其他語言，都是表明意誌的手段，唯有日語是掩蓋意誌的手段”；甚至連日本人的勤勞敬業、克己奉公，都成為有違人性的證據，成為《聖經》啟示下南美人幸福和諧生活的反麵陪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日本似乎無藥可救。

　　作者這麽做，無疑是恨鐵不成鋼，想給日本人的虛驕之氣潑點冷水，然而矯枉過正，一不小心掉入“日本劣等”的陷阱。黑格爾早就說過，“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意味著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必須整體地、辯證地加以把握，落實到文化比較上，就是以客觀冷靜之眼。審視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既要看到時代的落差，又要看到種族地域環境的不同，尤其是後者，涉及文化類型的差異性，更需作細心的體察和梳理，方能達到“理解的批判”。以此衡量《醜陋的日本人》，其不足是明顯的。由於思維方式的絕對化和價值認同上的一麵倒，難免顧此失彼，時代的差異與文化類型的差異被混為一談，複雜的問題因此而被簡單化。比如在書的“結語”裏作者試圖對日本人“醜陋”的根源給出一個說法，其中這樣寫道——

　　德川幕府三百年的鎖國時期自當別論，日本兩千年的曆史完全是聚精會神地吸取外來文明的曆史。祖先們背負著落後於世界文明的沉重包袱而開始的嘔心瀝血的努力，才是日本民族真正的曆史。

　　可是，在漫長的而激蕩的歲月裏，猶如目標前置、卻未察覺身體欠佳的長跑者，恰似與世隔絕、過著音調乏味的書齋生活的少年，忘記了人世最重要的“某種東西”。

　　這種失掉“某種東西”的缺陷，在電視日益普及、大學愈發增多、日本在形式上已躍居世界強國之林的今天，終於完全暴露出來。

　　這就是“人的意識的落後”和“民族性格的偏頗”。

　　這個解釋顯得很勉強，而且自相矛盾，將日本人的“醜陋”，歸結為忘記了“某種最重要的東西”，等於什麽也沒有說，繞了半天，還是“人的意識的落後”，此時作者陷入了自我循環的思維怪圈。在這一點上，《醜陋的日本人》比起《醜陋的中國人》要大大遜色，至少在學理上，柏楊深刻地揭示了中國人醜陋的原因——醬缸文化。而高橋筆下日本人的醜陋隻是現象的揭示，沒有來龍去脈，似乎是由某種宿命性的“東西”操控的，這顯然是一種非曆史的思考問題方式。將日本人的醜陋籠統地歸結為“人的意識落後”，而不對它的曆史文化根源給以具體的解答，其實是沒有意義的。眾所周知，東西方的人性意識存在深刻的差異性，前者來自人與自然關係，後者來自人與上帝的關係，假如對這種差異性沒有恰當的認識，僅憑借西方的價值尺度，對日本作生硬的裁剪和臧否，勢必眉毛胡子一把抓，陷於大而化之的空論。寫到這裏，令人想起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的雜種性》一文中對近代以降日本文化思想史上國粹主義與全盤西化兩種傾向的批判，加藤認為：日本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傾向於曆史主義的思路，在他們看來，所謂民主化就是現代市民社會的建設，從這個意義上推演出日本的西方化以及封建的日本與現代的西方的對比，“學者們一方麵盡量證明西方現代市民社會有多麽的合理和合乎人性，另一方麵又分析日本的‘現代’是一種遭到了多麽大的歪曲的‘非典型’的東西，日本社會還殘存著多少封建性的、或者前封建性的、或者一般說來前現代性的東西。一分析便趨於誇張，對西方過分褒揚，對日本過於貶低，至少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假如由此而認為：實行西方化是日本的當務之急、萬事唯此為大，那麽，這種看法其實不過就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主義的翻版。”這個批評同樣適合於《醜陋的日本人》。

　　高橋敷以日本人無法接受的方式寫了《醜陋的日本人》，為此付出代價是意料中的事。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在這個地理封閉、風土動蕩、生態環境脆弱的島國上，任何具有離心作用的言行都是不受歡迎的，日本人可以接受種種聳人聽聞“日本沉沒”的警報，可以容納無傷大雅的另類（如寅次郎之類的江湖浪人），卻不能容忍那種顛覆性的自我批判，因為它會對大和民族的凝聚力，“以和為貴”的集團性構成威脅。另外值得補充的是，《醜陋的日本人》問世時，與當時日本的文化形勢已有很大的錯位，正如一位日本學者指出那樣，隨著日本工業化發達，經濟成長，社會發展，日本文化論也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三年的二十年間，日本的成功反映在文化論上，就是盛行對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的肯定與讚美上。這期間，日本出版了上百種自讚自誇的日本文化論著。在這種背景下，《醜陋的日本人》顯得極不合時宜，先是受到封殺，進而被遺忘，都是很正常的。

　　冷靜地看，“醜陋的？菖國人”，本來就是一種極端性的、非理性的批判方式，有將一個民族的性格宿命化、定型化的危險。從積極的意義上看，它可以當作治病的藥石；從消極的意義上看，它容易助長文化自虐的心理，含有破壞性的能量。這一點上，日本人表現得很明智，他們不輕易消耗資源，決不認同那種顛覆性的精神批判。比較一下中日兩國各自的文化論就可發現，前者重“破”，後者重“立”，背後各有複雜的曆史與現實的背景。日本沒有中國那樣悠久的曆史和根深蒂固的文化積澱，可破的東西有限，可立的東西很多，而中國的剛好相反，由於因襲的傳統過於沉重，到了西學東漸，生死關頭的近代，終於破字當頭，走上全盤西化的道路，“不破不立”從此成為一種文化信仰。因此，中國可以有無數個高橋敷，日本卻難得出一個柏楊那樣的人。知道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中日兩國對《醜陋的日本人》一熱一冷的巨大反差。

　　《醜陋的日本人》在中國的走紅並非空穴來風。一九七○年該書問世時，正值東西方冷戰，中國大陸處於封閉狀態，無從知曉。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可以說這是中日兩國關係有史以來最密切的時期，日本的資金、技術、電器、影視產品源源不斷地引入中國，中國的留學生潮水般地湧向日本。然而，在當時中國人的心目中，日本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卻是一筆糊塗賬。殺人不眨眼的鬼子，與溫文有禮的君子；唯利是圖的銅臭，與愛美的優雅奇妙地重疊在一起，令中國人如墜五裏霧中，在這種背景下，《醜陋的日本人》的出現可謂恰逢其時，它滿足了中國人了解日本的迫切需求；而更重要的是，《醜陋的日本人》的批判立場與批判方式與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水平非常契合，中國人對日本負麵的記憶和情感通過這本書得到了證實和釋放。 ■

　　作家奇怪的習慣

　　一些外國作家各有自己的寫作習慣。如巴爾紮克的習慣是在寫作前先準備好咖啡，邊寫邊喝。他的《司湯達研究》一書在他死後出版時，封麵設計者還特地在書的封麵上畫了一把咖啡壺，並有如下幾句話對這把咖啡壺作了交代：“就是這把咖啡壺，支持他一天寫十六小時的文章，心髒受傷後到五十歲死掉，骨頭都快因為喝咖啡而變成黑色。”又如德國詩人、戲劇家席勒，《歌德談話錄》載歌德與愛克曼談到席勒的寫作習慣。說他在寫作時喜歡聞爛蘋果氣味。歌德說：“有一天我去訪問他，適逢他外出。他夫人告訴我，他很快就會回來。我就在他書桌旁坐下來寫點雜記。坐了不久，我感到身體不適，愈來愈厲害，幾乎頭暈。最後發現身旁一個抽屜裏發出一種難聞的氣味。我把抽屜打開，發現裏麵裝的全是爛蘋果。席勒夫人後來告訴我，抽屜裏常裝著爛蘋果，因為席勒覺得這種氣味對他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