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九卷）

《魯迅譯文全集》終於出版了

　　◎ 王得後

　　研究魯迅的人是非讀《魯迅譯文全集》不可的。因為魯迅一生致力於翻譯，直到逝世前一天，突發重病，在病床上問許廣平當天日報消息，聽說有《譯文》廣告，他翻譯的《死魂靈》登出來了。要過報紙、眼鏡，“一麵喘息一麵細看《譯文》廣告，看了好久才放下”。魯迅一生翻譯的作品約三百萬字，超過他母語寫作文字包括書信和日記在內的總和；尤其他懂的外文及其翻譯對他的思想和創作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想，可以說，沒有翻譯就沒有魯迅。

　　研究中國現代翻譯理論和翻譯史的人也是不可不讀《魯迅譯文全集》的。因為魯迅極其重視翻譯，他駁斥“創作是處女，翻譯是媒婆”的輕薄言論，平等看待創作與翻譯，“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麵”；“為翻譯辯護”，兩論“重譯”，主張“非有複譯不可”的；提出了“拿來主義”，提出了“直譯”的翻譯理論。

　　性喜挑剔排斥魯迅的人，最好也翻翻《魯迅譯文全集》，這樣可以使自己多少“言之有物”，“持之有故”，比較可讀，或有所可茲借鑒的東西，不至於淪為“輕薄為文哂未休”。

　　自然，追求不高不低，不偏不倚，對魯迅作出心儀的標準答案的人，更加不能不熟讀《魯迅譯文全集》。

　　魯迅的翻譯如此重要，卻長期受到嚴重的輕視與指摘。魯迅逝世以後，在抗戰烽火中，在“孤島”的上海，魯迅夫人許廣平先生和諸多賢哲冒險出版了二十卷《魯迅全集》，其中收錄了創作、古籍研究著作和翻譯，在總體上反映了“全集”之“全”；也創建了符合魯迅文學工作全貌的框架，為魯迅研究提供了全麵的資料。可惜這樣的好開端沒有得到繼承，更未能加以完善。

　　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魯迅全集》，隨後出版了十卷本《魯迅譯文集》。魯迅的古籍研究闕如。一九八一年為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修訂再版了十六卷本《魯迅全集》（含一卷索引）。新世紀之初，啟動小修小補《魯迅全集》的工作，於二○○五年出版了十八卷本《魯迅全集》（含一卷索引）。在啟動重修《魯迅全集》的“谘詢”會上，有人建議，也是呼籲，重新編輯出版《魯迅譯文全集》，至今杳如黃鶴。而魯迅博物館拜改革開放之賜，既開放魯迅著譯編輯，也開放魯迅著作出版的良機，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這套《魯迅譯文全集》。它至少有三大意義。

　　它的第一大意義，是彌補了半個世紀空缺。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譯文集》的斷檔，使改革開放以來的魯迅研究者，極其難以讀到魯迅的譯文，購買更有如九天攬月。特別是近幾年來，年輕一代的魯迅研究者，注意到研究魯迅翻譯。國內我見到的已經有兩種專門研究魯迅翻譯的專著了。尤其令我驚喜的是，台灣清華大學施淑教授和呂正惠教授指導彭明偉博士寫了《五四時期周氏兄弟的翻譯文學之研究》的博士論文，不僅成就可觀，更有動人的緣起。彭明偉博士在開篇的《一段感性的開場》，記述到山西旅遊，在大同火車站前一書店買到一九三八年版《魯迅全集》的事情。他寫道：“當時還想到塞外欣賞草原風光，從大同‘出關’到內蒙隻要一段不遠的路程，但有誰會抱著一套《魯迅全集》去探訪成吉思汗和王昭君的墓塚呢？想了想於是便作罷了。在這麽一個偏僻而陌生的城市買到這麽一套陌生的全集，讓我至今想起來仍感到萬分幸運，為了分享自己的喜悅，我忍不住四處向親朋好友炫耀吹噓。”這樣，成就了他對博士論文的寫作。這樣，誕生了一個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魯迅兄弟加深兩岸兄弟情誼的故事。我相信，這套《魯迅譯文全集》的出版，一定會有力推動魯迅研究的。

　　第二大意義，是糾正了半個世紀來魯迅譯著出版指導思想的錯誤，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放的精神，昭示了魯迅譯著編輯出版方麵思想解放的成果。整整五十年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在《魯迅譯文集》中，有一個重要的《出版說明》，它說“新收入現在收集到的，以前未經結集的全部譯文”，卻又以“二十卷集《魯迅全集》原有的《藥用植物》一種，因係自然科學方麵的專書，所以本版沒有收入。”魯迅有言：“故科學者，神聖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時泰，則為人性之光；……顧猶有不可忽者，為當防社會入於偏，日趨而之一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於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於無有矣。故人群所當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詩人如狹斯丕爾（Shakespeare）；不惟波爾，亦希畫師如洛菲羅（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樂人如培得訶芬（Beethoven）；既有達爾文，亦必有文人如嘉來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於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見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實之所垂示，固如是已！”重視自然科學，把自然科學知識與精神當作人性的兩翼之一，不可或缺，正是魯迅思想的特質。不收，對於魯迅研究是不利的。更有甚者，是扣發和挖掉魯迅的譯文。還要在《出版說明》中大加指摘，說道：“這些譯文，現在看來，其中有一些已經失去了譯者介紹它們時所具有的作用和意義；或者甚至變成為有害的東西了。如廚川白村的文藝論文，鶴見佑輔的隨筆，阿爾誌跋綏夫的小說，以及收入《文藝政策》一書中的某些發言記錄等；我們隻把它們作為一種供給研究者參考的資料，收編入這部譯文集中，不另單獨出版。”要說僅供參考，什麽書籍，什麽資料不是僅供參考呢？尤其是曆史上存在的書籍。至於有沒有作用和意義，是有害的或無害的，有益的或無益的，曆史再一次證明，這是辯證的、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形而上學的。魯迅說“一切都是中間物”，魯迅說他自己的作品“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麽前途的目標，範本。”令人悲痛的是，魯迅譯著遠未到“消亡”的時代。《魯迅譯文全集》從這種《出版說明》的指導思想中解放出來，是很可貴的。

　　第三大意義，提供了一個新的版本。魯迅的譯文，現在有三種版本。一是一九三八年二十卷本《魯迅全集》中的譯文版本。二是一九五八年的《魯迅譯文集》。三是現在的新版本。這的確是新的。它的新，一，體現在重新收入《藥用植物》。二，體現在將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魯迅譯文集》扣發的托洛茨基作《亞曆山大·勃洛克》編入。三，它作了進一步校勘。不但改正了許多誤植，有的更是補上漏排的句子，如：普列漢諾夫的《車勒芮綏夫斯基的文學觀》，第一章發表於一九三○年二月十五日《文藝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二章魯迅生前未發表，手稿現藏北京魯迅博物館。第一章，一九五八年版《魯迅譯文集》第十卷第二六六頁：“誠然，‘倘使當作如此’，則創造底想象將失其去路，這事是應該同意的。Chernyshevski卻決沒有將藝術來和科學‘同視’。”而原刊《文藝研究》第一三八頁Chernyshevski前還有整整一句：“但是，這‘倘使當作如此’，是Skabichevski憑自己想出來的。”又，在根據手稿刊發第二章的時候，整理頗不細心，出現多種錯誤，如當時魯迅翻譯中特意區分“的”“底”“地”，整理者卻多處將“底”隨手改為“的”；多處將“的”丟掉。這種種方麵，顯示出《魯迅譯文全集》的版本價值。無疑是很重要的。

　　看到《魯迅譯文全集》終於出版了，有如至友自天邊來，那快慰無以言喻也。好幾天，翻閱它，摩挲它，挑剔它。是的，我看到我以為的瑕疵。我還是信服魯迅，他說：“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魯迅的譯文是這樣，編輯，注釋，也是這樣的。但是，至友終於來了，還有什麽比這更好呢！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五 ■

　　中國第一本《共產黨宣言》

　　一九二○年三四月間，陳望道將《共產黨宣言》譯完，隨即攜譯稿到上海，準備在《星期評論》刊載。但他到達上海的第二天，該刊便停刊了。恰在這時，陳獨秀的《新青年》編輯部也遷到上海不久，應陳獨秀之邀，陳望道參加了《新青年》編輯工作，當時陳獨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經常在一起討論馬克思主義和建黨問題，於是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內部也叫共產黨（即後來所說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是書記。研究會想出版陳望道譯出的《共產黨宣言》，又苦於無經費。恰在這時，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楊明齋經李大釗介紹來上海與陳獨秀聯係並商談中國建黨問題。維經斯基知道後非常重視，便資助研究會在上海拉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成裕裏十二號建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不久，《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就在這裏問世了，時間是一九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