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九卷）

我同《讀書》

　　◎ 陳四益

　　我同三聯書店結交的時代，是一個全民思考的時代。剛剛經曆了十年“文革”，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不能再按老樣子生活了。雖然自上而下都在提倡解放思想，但思想解放也要有足資參照的思想材料，像“文革”中那樣除了“紅寶書”什麽都不許看、什麽都不許想，還談何思想解放！

　　那時，人民出版社大體還是馬恩列斯毛，盡管大家未必真正讀懂了，但至少已經耳熟能詳，若是還按原樣詮釋，中國很難走出已有的模式。商務印書館的書，重點是漢譯名著，自然都是好書，不過一來這些書難啃，二來這些經典學術名著與當前的思想實際總覺隔了一層。三聯的書不同，它選擇的書，是那些既能傳遞新的思想信息，又讀來頗有趣味的書籍。譬如房龍的《寬容》，在經曆了思想禁錮文化專製的時代，經曆了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連家庭中也鬥來鬥去毫不寬容的時代，讀來猶如一陣清風沁人心脾。其他如《人類群星閃耀時》、《文明與野蠻》、《歐洲文化的起源》等等，都暢銷一時，對打開眼界、解放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還在“三聯書店”真正從人民出版社獨立出來之前就已創辦的《讀書》雜誌，更是因其明晰的思路、開闊的視野、清新的文風，受到一代知識分子的喜愛。“讀書無禁區”在今天聽來似乎不甚新奇，但在人類許多優秀的文化遺產都被斥為資產階級文化垃圾的時代尚未完全過去之時，這一聲呐喊，真有石破天驚的氣勢。那個時期，三聯書店真受歡迎。有人說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書架上都有三聯的書，並非誇大其詞。

　　不過，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同三聯書店也隻是一個書籍愛好者同一家出版社的關係——它印書，我買書。

　　同三聯書店較為密切的聯係，開始於一九九○年。《讀書》雜誌的趙麗雅女士突然寫信給我，問我是否可以為《讀書》寫一些稿件。我對《讀書》向有好感，承蒙邀約，就把正好寫就的幾首詩詞連同丁聰先生配好的畫一並寄給了她。幾首詩的總題是《玩具雜詠》。這類詠物詩詞大體都有弦外之音。譬如“牽線偶”：“婉轉盤旋一線牽，幾人識得個中奸。烏頭白麵曹瞞戲，幕後無人總枉然。”又如“笑彌勒”：“莫道有容乃大，休誇無欲則剛。心肝脾肺在何方？裝甚聖賢模樣！慣會推三阻四，偏能作勢裝腔。嗬嗬長笑混時光，好個滑頭和尚。”其中所刺，不難會意。剛剛經曆了一場所謂“風波”，報刊編輯都如驚弓之鳥，小心得緊。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我本以為未必能夠刊載，不料很快便刊登出來。後來，沈昌文先生告訴我，呂叔湘前輩等給予了我意料之外的讚賞。於是，接著又陸續寫了幾首“文化雜詠”。快到歲尾的時候，趙麗雅女士又來找我，希望我同丁聰先生為《讀書》連續寫一些圖文相配的文字。她已先問過丁先生，丁先生說：“你去問陳四益。”我同她素昧平生，隻是看她名字，心想大約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因為那時蘇聯小說《古麗雅的道路》正暢銷行時，那個時代出生的女孩叫麗雅的很多。趙麗雅不善言辭，但她的誠摯使你無法拒絕她的要求。她說：你的文章隻有《讀書》最適合。這句話說得似乎很平常，但很令我開心，因為《讀書》在當時知識界的影響我是知道的。說我的文章適合《讀書》，在我聽來就不是拉稿的套語，而是一種評價。於是，我們說定，把我正在寫著的“新百喻”係列搬到《讀書》上連載。

　　“新百喻”搬上《讀書》，我也就同這家雜誌結下了近二十年的不解之緣。先是封二上的“新百喻”後來又加上封三的“詩畫話”，前用文言，後用白話，於是“陳文丁畫”漸漸成為《讀書》的一個“品牌”，我也成了《讀書》的“鐵杆兒”作者。

　　蕭乾先生問我，為什麽同丁聰先生能合作這樣長的時間而不中輟？除了丁先生同我的愉快合作，與讀書的幾位編輯也大有相關。

　　趙麗雅是我同《讀書》結緣的最早一位編輯，剪著像男孩子一樣的發式，從朝內大街到我工作地點的宣武門，總是騎一輛自行車，酷暑嚴冬，都是如此。接觸多了，我知道因為趕上“文革”，酷愛讀書的她沒能進入大學。她開過卡車，賣過西瓜，然後在倒黴的“文革”終於結束之後，憑著自學的才幹考入《讀書》，當了編輯。她一麵編稿，一麵自己也寫文章。起先我不知道她用什麽筆名，過了很久，才知《讀書》上那些用詩經詩句作筆名的，大抵出自她手，文章清麗脫俗，思路細密，體會入微。這些筆名中的“揚之水”，後來成了她常用的筆名。現在她已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因為她的幾部精彩學術專著，知道揚之水的多，知道趙麗雅的反倒不多了。她好像沒有太多的嗜好，唯一不變的嗜好就是買書。她做編輯工作的細致，也像她後來做學問那樣。現在說到書刊，有一句“無錯不成書”的熟語。但我的稿件凡趙麗雅經手，幾乎沒有什麽舛錯，可見錯漏的出現，還在編輯的水準與敬業的精神。有了電腦、手機，編輯與作者的聯絡，大都是電郵與短信。這當然很便捷，但趙麗雅始終是用信件。一封短短的信，幾行工整娟秀的小楷，或是催稿，或是質疑，或是轉來一封讀者來信，信上她認為重要的話，還畫上了橫線或著重號，總讓你感到編輯的認真與周到。同這樣的編輯打交道，我也就不能不認真周到了。

　　《讀書》的主編，也是三聯的老總那時是沈昌文。他的作風又是另外一路。他的朋友遍天下，走到哪裏都能碰到熟人。這些熟人又大多是他的作者。他有時會登門拜訪，有時會邀集聚餐，無論登門還是聚餐，都十分隨意。他從不在什麽五星級酒店請客，也從不一擺幾桌，大多是五六人、七八人，找一家不起眼的飯店，但菜肴總是頗有特色。他的小本上記有許多老的、新的餐館電話，如果誰要想請朋友聚聚而又不知何處有佳肴，問問沈昌文先生總會得到滿意的答複——所費不多而又令客人滿意。吃飯的時候，沒見他正襟危坐地談論什麽要務，大多是海闊天空一頓神聊。但在這樣的神聊中，他已經捕捉到了需要的信息，結識和聯絡了許多重要的作者，辦完了該辦的“公務”。這辦法是讀書人最喜歡的。聽前輩們說，當年聶紺弩主持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的時候，也是這個作風。在他主持《讀書》的時候，每月都有一次“讀書日”活動。一封短簡，通知一下時間，然後就請君隨意，有意就來，無暇就算，有事就走，無事就留，絕對寬鬆。“讀書日”也沒什麽主題或議題，更沒有什麽“主旨報告”或“中心發言”。主辦者隻是提供一間清淨的場所，準備一些茶點，如此而已。但大家都願意去，因為到那裏可以見見多時不見的朋友，也可以結識一些久已仰慕的前輩或新知。起初，由於書荒，“讀書日”還提供一些新版的熱銷書，後來買書不難，也就連這也免了。沈昌文先生和《讀書》的幾位編輯，此時便穿梭於作者讀者之間，在閑談之中把約稿之類的事情辦妥了。

　　一家刊物要辦得好，總要經得住時間的檢驗，為此辦刊物的人有時必須冒一點風險。回顧“文革”後思想解放的曆程，有時不免失笑，但那就是我們曾經走過的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戴個墨鏡，穿條牛仔褲，就被認為是受了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八十年代初，唱歌用點氣聲就成了靡靡之音；八十年代中，披肩發、超短裙都是“自由化”的表現，有一段時間披肩發的女子進北京市委都要給一個發箍紮成馬尾才許進入。這些事今天聽來已如天方夜譚。《讀書》在思想開放方麵向來走得略略靠前，為此，沈昌文先生也承受了不小的壓力。有一次，他笑眯眯地對我講：在中宣部的一次內部會議上，有人提出，像《讀書》這樣的刊物為什麽不采取措施？一位副部長說：我們就是要保留這樣一個刊物，好讓人們知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想什麽。我聽後不由暢懷大笑。看來，在《讀書》上寫文章，就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嫌。好在這頂帽子戴了又摘，摘了又戴，已經好幾個回合。“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見的多了，也就嚇不著什麽人了。後來，胡喬木也把自己的文章交由《讀書》刊登，大概那頂“內部”核定的帽子，又可以摘掉了。看沈昌文的回憶文字，念念不忘胡喬木對《讀書》的這個支持，也足見當時壓力之大。《讀書》能堅持這許多年，沈昌文先生功不可沒。這也證明，事涉思想、理論、文化等等問題，在上者總要謹慎、寬容為好。不要以為自己什麽都懂，不要以為一聲令下就能如何如何。思想的曆程表明，隻有在寬鬆的輿論環境下，才能調動起思想的創造力，才能有思想的突破、理論的發展。任何一個社會，新理論的創造都要靠無數思想家的共同努力，而不是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所能壟斷的。社會的發展需要新的思想時，守舊勢力的壓製或可收效於一時，終究還是不能阻擋新思潮的興起。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經驗同樣證明了這個道理，隻是有的人至今不悟罷了。

　　同《讀書》的因緣一晃就是十幾年，其間也並非事事如意。有一次，我和丁先生的一篇文章，惹惱了一位我素所尊敬的大家，於是接連兩天致信沈昌文先生，指責我們無知，指責《讀書》刊登我們的文、圖。沈先生把信轉給我看，說準備刪去一些過於刺激的話後公開發表。我一向歡迎對我文字作公開的批評，無論文字多麽尖刻。我建議沈先生無須刪節，原信照登，但應當給我同樣或較少的篇幅答辯，這樣才是公平的論爭。我以為公平論爭符合學術爭鳴的常規。但沈先生似乎頗為作難，說了些不得已的苦衷，要我“理解”。說到這個份兒上，我也隻好體諒他的難處了。好在“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的兩篇答辯文字，一篇後來成了我的文集《瞎操心》的後記，另一篇則在禇鈺泉先生主編的《文匯讀書周報上》發表，可惜的是批評文字與答辯文字不在一處，給讀者帶來了許多麻煩。我至今還是希望一家報刊能夠平等地對待作者，尤其是發生學術爭鳴的時候，不要因為地位、資格等懸殊而厚此薄彼，哪怕一方是天大的官也不例外，何況學界。但我知道這在中國很難，因大人物一發怒而停掉一個欄目、一家報刊的事不是屢有發生麽！以沈昌文先生的開明和善於周旋尚有不能，他人就更難堅持了。再後來，沈昌文先生退休，《讀書》的編輯路向有了很大改變，這也是常態。自覺我的那些文字延續已久且同刊物的新麵貌頗有扞格，幾次提出是否可以打住，但吳彬、李學軍等《讀書》的老編輯一再希望繼續寫下去，盡量多保留一點老《讀書》的特色，熱心的讀者也一直關心著我同丁聰先生的專欄。去年，丁聰先生因年事已高又不慎跌了一跤，不能作畫，專欄中斷幾期，便有不少讀者來函詢問。這些都使我非常感動。編輯同讀者的關心、期望與支持，便是我同三聯、同《讀書》十幾年緣分不斷的堅韌紐帶。與丁聰先生的合作不得已中斷後，我同黃永厚先生的合作仍在《讀書》繼續。

　　一個作者，能同一家刊物、同刊物的編輯結下十幾年不斷的因緣，可謂難得。為此我十分感謝《讀書》的各位編輯。我想，這大概也是三聯書店同許多作者結緣久長的緣由。一家出版社的興旺與否，自然同主持者的出版理念有關，但再好的理念，都要由編輯來實現，體現在一本本書中，一期期刊物中。三聯書店若能始終愛惜並保有一批優秀的編輯，三聯將長盛不衰。我堅信，我期望。 ■

　　胡適去台灣

　　蔣家王朝在一九四九年倉惶敗逃時帶走了故宮大量古董字畫精品，以及國庫的金條珠寶。蔣介石盤算著日後大業，退守總還是需要一些知識分子支撐門麵，更何況將這些大科學家、大學者留給共產黨，無疑助長赤焰。他於是開始了對一些知識分子的爭取工作。這樣就出現了國民黨在敗離大陸前的“搶救大陸學人”那一幕。

　　這段時間共產黨方麵也開始爭取胡適，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明確宣布：隻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北大一些同仁聽了，饒有興趣地靜觀胡適反應，胡適卻異常平靜，隻微笑著說了句：“他們要我嗎？”胡適臨去台灣前贈給北大同仁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