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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一切靈魂都有安居的家

  ◎ 知北遊

  聽,風水流轉,草木舒展,蟲鳴唧唧,有人哭泣,還有你的聲音。

  看,晨曦青光,坦蕩月光,烈烈日光,有燈泛黃,都是你的目光。

  與我一起飛翔,同我一起安眠。

  做我不能是的我,幾乎就是自己。

  願所有的你都知道每個你的存在。

  願一切靈魂都有讓自己安居的家。

  “要聆聽,必先靜默。” /《地海巫師》

  “看我們,看我們,要倒了,要倒了,要倒了,要倒了,我們大家要倒了,倒在一起!”/阿蘇努人的童謠,《變化的位麵·靜默》

  “導者友善意,引我深幽處。緊緊趨從之,步履輕無痕。我輩身後土,了無足跡印。”/阿卡星古詩,《傾訴》

  沒什麽傳奇從未發生,沒什麽故事從未講述。

  如今隻知《哈裏·波特》的孩子若碰巧翻開《地海》,一定會訝異地尖聲說:媽媽!這本書抄襲!是嗎?它裏麵也有魔法學校,主人公臉上也留有一道傷疤,他同樣一直遭遇恐怖的黑影,而我們最終會發現,那就是另一個他自己。年輕的母親走過來說:這是我少年時的《哈裏·波特》。如非經曆那麽多風雨,臉上布滿滄桑和悲憫,那位真名“格得”的少年不可能成為大法師。

  據說宮崎峻強烈反對兒子導演動畫《地海戰記》。宮崎峻當然記得,多年前為《地海》著迷的他曾寫信給比他年長十二歲的厄休拉,滿心希望獲得《地海》的動畫改編權。可惜的是,幻想文學大師厄休拉那時隻知迪斯尼動漫,而且並不喜歡,於是拒絕了。及至後來厄休拉看了《龍貓》成了“宮崎峻迷”,轉身與宮崎峻聯係,並最終授予吉卜力工作室改編權時,已成為“大師”的宮崎峻已經無力無暇導演《地海》了。這樣陰差陽錯,兩位大師終究未能相遇。不過,又有什麽關係呢?

  重要的是他們講述的理念是相通的:在這個繁複如斯的世界,該如何與自然、與他人相處?少年格得問:“師傅,這草有什麽用途?”答道:“這我一無所知。”故事的開始,世界的平衡被破壞了,迷茫的主人公攜帶著自己的黑影踏上尋真的路。然後,文字或者影像流水般地鋪陳開來,自然也好,人性也罷,美好純真也好,醜陋邪惡也罷,不停地讓我們心痛。大龍貓舉著傘喚起閃爍著月光的樹苗,小愛蟲公主的手中幼王蟲蠕動著無助的身軀,沒了頭的山獸神龐大身驅汩汩漫溢出毀滅之岩漿。刀子切開大樹,精靈落地枯萎。最後,沒有答案。

  如果有,也隻是一種靜默。若陽光繼續照耀,若時間仍然運轉,又一個百萬年,山穀會重新養育風和水,風和水會讓草木重新生長,草木將讓鳥獸重新衍生。至於人自己,則反身直麵黑影,讓黑影回到自身。

  除了深得《道德經》的精髓,厄休拉的故事還帶有典型的人類學敘事模式。在《變化的位麵》中,幾乎就是厄休拉本人的敘述者旅行於各個大千世界,寄回了一篇篇神奇的遊記或者說人類學考察報告;在《傾訴》中,一個受過良好人類學訓練的地球女子穿過漫漫光年前往阿卡星,她的任務也正是考察記錄阿卡星社會的方方麵麵。但,對外部世界的觀察絕無純粹客觀,它們最終總是要反諸自身的。回望過去,是為了知道現在;觀察外部,是為了發現自身。更何況,這些世界早已彼此交融在一起,日益成為一個世界了。而這一個世界,在厄休拉的理念中,絕對是一種災難。

  因為,如果沒有了他鄉,馬可·波羅根本就不必旅行,鐵木真也就聽不到他講述路過的諸多城市了,而當時他暗自想念的威尼斯又如何顯現它的美好。沒有他鄉,也就沒有家鄉。甚至,故事都要沒有了。阿卡星上的訴真者默念道:“二源歸一,花分兩枝。”萬物從一而來,世界之美妙卻在於萬物的參差多態。在不同世界的交往和交換中,絕不應該隻有一種磨滅另一種的結局。即使講述同一個故事,也一定要講出許多不同的版本,這才足夠有趣。

  傳說的可貴之處在於紛歧又細節不同的各種版本中,仍享有共同的基礎架構。而此一共享的基礎架構,是社會不斷地透過此一結構性的記憶來承載共同的過去。/《隱藏的祖先》

  “當你獵殺山羊時,要善待它們的屍體,因為它們是人。不要射殺母羊,它們曾是你的妻子並將為你生兒育女;不要射殺小羊,它們可能是你的後代。隻獵殺你的姻親兄弟——公羊。殺它們時不要惋惜,因為它們不會死並能安然回家。”/印第安人山羊神話中獵殺山羊的規則,《猞猁的故事》

  《隱藏的祖先》講述的是滇西那個地方的故事。作者以“知識考古學”為手段,以傳說為材料,試圖重構一個已經消失的古老社會的麵貌。在眾多的傳說中,最早最核心的主題一定是來源和祖先,這在最初是人類對自身來源的根本性探求,到後來則往往被塗抹被製造,以為某些人的現實身份尋找一種神聖來源。當部落社會時,這種神聖來源是一種神獸比如龍,及至佛國時代,則必是佛或觀音。而這種人與神的連接,一定是賴於母親的受孕。

  有關母親感於神靈而受孕的故事,滇西的版本是這樣的:“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嚐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後漢書·西南夷列傳》)其他的版本很多,茲舉兩例如下:“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新約·馬太福音》)“薑源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約期而生子。”(《史記·周本紀》)

  有關意外受孕,列維-斯特勞斯還有個很好的故事。這個故事共享於印第安人的某些族種中,它的主角是一隻猞猁(又叫野貓、狸貓)。每個族種的版本都略有不同,隨便說說,可以是這樣的:猞猁又老又醜。猞猁向睡熟的村長女兒的嘴裏吐了一口唾沫。村長女兒懷孕了。孩子生出來後,大家來想做他父親,尤其是強大又有心計的郊狼。眾人輪流抱哭泣的嬰兒,隻有猞猁抱他時,他才安靜下來。於是,猞猁有了妻子和兒子。大家嫉妒猞猁,把他暴打一頓,並且集體離開村子,隻留下猞猁和妻兒。猞猁把自己關在屋子裏用蒸氣療傷,他的皮膚變得光滑細膩,隻有眼睛周圍的皮膚還是皺巴巴的。他妻子性急太早進門了,使他來不及變好這最後的一塊皮膚。猞猁成了一個英俊年輕的小夥子,他是一個很好的獵手,因此很快富裕起來。猞猁使用濃霧法術在迫害者的村子裏製造饑荒。猞猁不計前嫌,接納了迫害者的歸來。猞猁成了村長。

  猞猁有變化的本事,這個實在有趣得很。有關狸貓變化的故事,最淋漓盡致的發揮和最富現代寓意的闡發當屬動畫《百變狸貓》。這個故事說的是:人類開發新居住區破壞了狸貓生存的山地和森林,狸貓們奮起自救,用變化的本領來裝神弄鬼,希望借人類對鬼神的敬畏使工程停止。小打小鬧不濟於事之後,狸貓們傾力而出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百鬼夜行抗議活動。在那個場景中,傳說中的種種神怪一個個地出現,真正上演了一場日本民俗的絕佳表演。但狸貓們還是失敗了,因為人類,已經不再對自然鬼神心存敬畏了。會變化的狸貓以人的樣子居住在城市中,而不能變化的狸貓則走向滅亡。

  久而久之,變化為人的狸貓會不會忘記自己是狸貓?不會。《百變狸貓》中說,狸貓必須有足夠的精力才能保持人的模樣,疲憊的狸貓人會先出現“熊貓眼”(黑眼圈,或者皺巴巴的眼部皮膚),如果再不補充能量或者休息,就會變回狸貓。那麽,疲憊地睜著雙眼的人會否記起自己曾經是隻狸貓,或者一隻山羊?好像也不會。

  在落居之地圓滿地生活,度過一生——這是身為一個人所麵臨的人生課題,社區營造運動正是其中的一部分表征。/《再造魅力故鄉》

  “在美國,一個人建一所房子在裏麵度過晚年,他要在屋頂還在時把它賣掉;他開辟一個花園,任由樹隨便長,他開墾一塊地,卻讓其他人收割稻穀;他從事一種職業,又放棄了;他在一個地方安家,之後很快又離開,帶著他渴望改變的心情去另一個地方。”/引托克維爾的話,《布爾喬亞的惡夢》

  作者西村幸夫對《再造魅力故鄉》的中文版既忐忑又自信。他先是擔心這書講述的日本的保守的曆史保護和社區營造的故事,正生活在快節奏中的中國讀者不感興趣。繼而又說自己相信它會打動中國讀者的心,因為:“對自己出生的故鄉、自己成長的地方,或者是你所選擇生活的城鎮的熱愛,無論在世界任何的地方都應該是相通的。”

  但並非所有的故鄉都山明水秀、人傑地靈。有那麽多的窮山惡水,不宜人居。如何熱愛故鄉,絕對是個問題。一九八七年,一首《我熱戀的故鄉》唱了起來,之後唱了多年:“我的故鄉並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澀的井水,一條時常幹涸的小河,依戀在小村周圍,一片貧脊的土地上,收獲著微薄的希望,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輩又一輩,故鄉故鄉,親不夠的故鄉土,戀不夠的家鄉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變成地也肥呀水也美。”這首後來被視做“西北風”經典的作品,邏輯轉換卻有點牽強。試問,難道因為住了一年又一年,便隻好這樣繼續住下去?難道隻要有真情和汗水,就能立即地肥水美?

  楊繼繩在《鄧小平時代》裏講了這麽一個故事:一九七八年夏天,有幾萬人湧向深圳,都在這裏等待外逃的機會。有關部門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隻好把劇院打開,讓大家進去休息,並且發餅幹,做工作,買車票動員大家回家。但送走一批又來了一批。在香港,那邊被抓獲的偷渡者,男人光著上身,滿身汙穢;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樣擠在卡車上,一車又一車地遣送回來。

  為什麽?因為“我們這邊整年沒日沒夜地勞動,還是沒吃沒穿;逃到那邊去的人,隻幹一年就什麽都有了”。中國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裏進行的人口大遷移是難以想像的規模宏大:從農村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大城市,從大陸到海外。如今,還有多少中國人安居於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要過更好的生活,就到更好的地方去。似乎十分簡單的邏輯,推至極端來問:我們最後去哪裏?不及最後,你就先遭遇了自己的黑影。

  《布爾喬亞的惡夢》講述了美國城市郊區如何成型的故事。中產階級渴望在城市的周圍建造起他們的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中,居住的都是像他們一樣的白人,從事一樣體麵的工作,信仰一樣的宗教,談論一樣的話題。開發商製定了詳盡無比的限製性保護條款,以確保了不被歡迎的他人不會搬進來。但恐懼並未消失,一旦有新的更好的選擇,或者有一筆足夠好的買賣,好鄰居會賣掉房子搬走,繼而那裏就會建造起煩人的商店、酒館、加油站、甚至工廠。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處在同樣的處境也會那麽做。他們恐懼的,正是自己。

  當一切可以交換和選擇之後,家鄉無複存在。我們不過寄居於這地或那地,隨時都可以離開。即便地球也可以隻是一個寄居地嗎?隻要找到一個有氧氣和太陽的新星球,我們就可以毫無顧慮地用光它,用完它。但那些古老歌謠仍在一遍遍地吟唱,簡單而重複: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一個家鄉就好像是一個真名,它未必是你出生時父母給你的那個。人必須有勇氣認定一個,全力地去熱愛它,否則人就會失卻自身的價值。

  隻有碩鼠才流竄無家,我們都要回到自己的家。

  ■《再造魅力故鄉:日本傳統街區重生故事》/[日]西村幸夫 著/王惠君 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04

  ■《布爾喬亞的惡夢:1870-1930年的美國城市郊區》/[美]羅伯特·M·福格爾森 著/朱歌姝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05

  ■《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紀實》/楊繼繩 著/中央編譯出版社

  世界上有愛者,也有被愛者,這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往往,被愛者隻是愛者心底平靜地蘊積了好久的那種愛情的觸發劑。每一個戀愛的人都多少知道這一點。/《傷心咖啡館之歌》

  我要孕育腹中的胎兒(她是那麽多對我施加強暴的人的女兒,也許是米格爾的女兒,但主要是我的女兒),等待美好的時光的來臨。/阿爾芭,《幽靈之家》

  點菜,點了一個菜泡飯,然後就是一陣沉默。小姐說,你不點點兒菜?我說,菜泡飯裏麵有菜。小姐說,你們來點米飯嗎?我說,菜泡飯裏麵有米飯。小姐說,你們點湯嗎?我說,菜泡飯有湯。/《小時候》

  《傷心咖啡館之歌》的封麵上,麥卡勒斯皺皺的眼睛從夾著煙的手上方望出來,像極了狸貓。李文俊的譯筆顯然加速了喚起某個閱讀記憶的過程,那種奇怪的悲哀又溫暖的感覺頓時就湧了上來。美國南方的小鎮突然下起了雪,怪異的老婦人藏著一個驚人的秘密,敏感而脆弱的心靈優雅地布置著自己的毀滅之路。無法同情、難以排解,因為或者你就在外麵,或者你就在裏麵。每一個戀愛過的人都或多或少知道這一點。

  在這個中篇小說中,三個主人公都在愛情裏麵,隻是那裏有三個不同的愛情,且每個愛情裏都隻有一個愛者:比男人更高大更健壯更能幹的愛密利亞小姐愛上了駝子李蒙表哥;然後,矮子精靈般的李蒙表哥迷上了強盜馬文·馬西;而在前兩個愛情之前,本地最俊美的男子馬文·馬西愛上了比他還高一英寸的愛密利亞小姐。愛者的眼睛裏“流露出溫馴、渴念和恍恍惚惚的神情”,最終卻被愛者的冷酷無情折磨成強烈的複仇欲望。馬文複仇成功了,他和矮子一起打敗了愛密利亞,搗毀了她的家,把她一個人“孤獨地撇在鎮上”。

  這句話泄露了孤獨才是真正的敵人。離去的那兩個人都是,每個人都是。在等待愛之前,我們尚可以忍受,在愛被摧毀之後,我們也就被摧毀了。在這個奇怪的三角戀愛中,是愛密利亞小姐遭受了她愛的人和原本愛她的人的聯合打擊,這很公平,因為最初的被愛者和迫害者正是她。但假設愛情發生的次序不同,就會有另外兩種結尾:

  一、愛密利亞愛上了李蒙,他們結婚,之後愛密利亞遭到李蒙的極度鄙視和厭惡,直至被趕出了家門;然後李蒙愛上了馬文,而馬文愛上了愛密利亞,最後馬文幫助愛密莉亞打擊報複了李蒙,他們一起離開,李蒙被孤獨地撇在鎮上。

  二、李蒙愛上了馬文,他們結婚(假若同性可以結婚的話)或者同居,之後李蒙卻遭到馬文的極度鄙視和厭惡,直至被趕出了家門;然後馬文愛上了愛密利亞,而愛密莉亞愛上了李蒙,最後李蒙在愛密莉亞的幫助下打擊報複了馬文,他們一起離開,馬文被孤獨地撇在鎮上。

  隻是,無論哪種結局,都沒有人幸福。《幽靈之家》中,在閱讀了外祖母克拉臘的筆記、外祖父的莊園賬本之後,阿爾芭提筆寫了一篇百年家族史。這是個不斷重演的痛苦、流血和愛情的故事,她企望結束它:“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我的仇恨也隨之煙消雲散了,對所有罪有應得的人施加報複,這實在太難了。報複隻能延續這個難以挽回的循環過程。但願我的任務是生活,我的使命不是延長仇恨。”

  桑格格的《小時候》太好了,沒法說。某人看了笑又感傷之後,疑惑於為什麽這個成都娃娃的故事和我的這麽像。但終究是桑格格的,不是我的。於是激動起來,猛想,方言誰沒有啊,故鄉誰沒有啊,小時候誰沒有啊,自己的故事誰沒有啊。當下立誌要寫一本自己的《小時候》出來。所有畫下我命運圖的那些線條,都要回憶起來描繪下來。如此,就好像阿爾芭外祖父說的:“孩子,趕哪天你要離開這兒的時候,就可以連根一起帶走了。”

  如果離開舊故鄉,要去新家鄉,我一定要把所有的自己帶上,不落下任何一個。

  ■《幽靈之家》/[智利]伊薩貝爾·阿連德 著/劉習良、筍季英 譯/譯林出版社/2007.04

  ■《傷心咖啡館之歌》/[美]卡森·麥卡勒斯 著/李文俊 譯/上海三聯書店/2007.04

  ■《小時候》/桑格格 著/新星出版社/2007.05 ■

  一九五六年二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無疑是二十世紀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所引起的衝擊波早已超出蘇聯的國界,回蕩於世界各地。其實,蘇共二十大本是一次例行的黨代表大會,也是斯大林去世後召開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赫魯曉夫代表上屆中央委員會在會上所作的工作報告,似乎並無太多的新意。就在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大會即將閉幕的時候,突然宣布舉行秘密會議,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這就是所謂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報告首次公開披露了駭人聽聞的斯大林屠戮行為,並從此開始了非斯大林化的進程。時隔四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人們對報告的興趣絲毫不減。這樣一篇堪稱“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報告,當初是如何出台的呢?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後不久,蘇聯內務部新任領導人即將國家安全機關在炮製假案方麵的所作所為公諸於世:其中提到曾經使用刑訊逼供、斯大林本人也參與其事等等。報刊上公布了與炮製“醫生案件”、“格魯吉亞政治活動家案件”、“列寧格勒案件”等假案有關的事實。內務部重大案件偵查局的工作方式也見諸報端。該部一些工作人員因此被撤職甚至被逮捕。中央主席團成員(即政治局委員)和其他領導幹部的至親好友,紛紛自監獄和流放地重返家園。恢複名譽的工作逐漸展開。獲釋者的人數與日俱增。他們講述了所受到的嚴刑拷打和勞改營中的非人生活。中央主席團委員收到的申訴信愈來愈多,人們要求對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政治清洗受害者的案件進行重新審理。

  赫魯曉夫(一說是米高揚)建議在即將舉行的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向代表們講清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他還建議成立一個權威的委員會,對內務部、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機關的全部文案進行研究。多數中央主席團委員讚成他的建議。這些人充分意識到自己參與斯大林罪行的責任。他們害怕別人會去翻他們的老賬。此外,他們既是同謀者,又是斯大林的犧牲者和人質。曾幾何時,任何一位黨內高官隻要與斯大林的意見稍有不合,就會招來殺身之禍,甚至殃及家屬親友。如今他們回憶起不久前那種恐怖和說謊的氣氛,既感到心有餘悸,又憤憤不平。與其日後讓別人去說三道四,倒不如自己主動出來說明事實真相。赫魯曉夫認為,主席團委員通過這樣的情況匯報可以向大會代表表明,有關斯大林罪行的一切,他們是直到代表大會前夕,才從委員會的專門調查結果中知道的。這樣,主席團委員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卸掉自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血腥恐怖中所負的責任。他們自己主動提出這個問題,就能使他們避開可能受到的指控。

  不可忘記,黨的領導層、各級官員中出現了一種譴責斯大林獨斷專橫、譴責針對黨和國家幹部的殘酷清洗的情緒。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清洗變本加厲、日盛一日,眼看著大清洗的曆史就要重演,所有的社會集團都陷入恐懼之中。斯大林晚年的加緊清洗,再次表明清洗已是斯大林體製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國家高級官員、中央委員、為數眾多的地方幹部,多年來隨時麵臨逮捕、監禁、處死、家屬受牽連的威脅,他們對於這種惶惶不可終日的生活早已感到厭倦。他們多麽盼望個人安全能夠得到可靠的保障。斯大林去世後,他們認為實現希望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以上隻是主觀上的因素。此外,一九五三年夏季,蘇聯社會正處於社會爆炸的前夜。黨的無比強大、無限權力,全國公民對黨無限忠誠,官方宣傳的這些陳辭濫調已經無法掩飾社會內部的深刻矛盾。千百萬人多年來經受了難以置信的困苦和犧牲。然而他們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基本群眾不再相信黨所許諾的“光輝未來”。

  體製開始出現故障。對於現存製度——艱苦的物質生活狀況、低下的生活水平、嚴重的住房危機,民眾開始表示不滿。斯大林去世後上台的新領導人深知,再用以前的那一套辦法已經無法保住國家,保住體製。

  對於平反昭雪,報刊幾乎從不披露,對於那些返回自己家園的人,更是絕口不提,可他們對自己的親友講了全部情況。此外,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此類案件的處理都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而是集體作出決定。一九五三年三月至一九五四年年底,蘇共中央、蘇聯檢察院、蘇聯軍事法庭以及各級安全機關,不知開了多少次會議。事情進展緩慢,然而,至一九五四年年底,受到平反昭雪的人數已在一萬以上。其中不少人是死後平反的。對於黨的領導層的壓力可說是與日俱增;各級黨和國家機關已收到數十萬份要求平反的申請書。幾乎每次平反,甚至每釋放一個犯人,都會在勞改營的犯人中引起騷動。

  所謂的蘇聯集團國家也出現危機。為了鎮壓一九五三年六月東柏林的工人暴動,動用了蘇聯軍隊。蘇聯國內勞改營犯人的暴動更是此起彼伏。一九五三年夏天,沃爾庫特和諾裏利斯克發生暴動。一九五四年夏天,肯吉爾發生了長達一個月的大規模犯人暴動。勞改營的暴動震撼了整個勞改營管理總局的體製,出現了千百萬犯人獲得自由的危險。這就可能成為引發重大社會動蕩的定時炸彈。國內局勢日益白熱化。蘇聯必須采取旨在改革並同時保住現存體製本質的根本措施。這就是促使黨的領導人批判斯大林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

  隨著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幕日期的臨近,蘇共中央主席團內部的爭論也日趨激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主席團會議上,就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清洗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主要的議題是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大會代表的命運問題。成立了以波斯佩洛夫為首的委員會,並責成該委員會研究一九三五至一九四○年針對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以及其他蘇聯公民的大清洗。二十大召開之前的日子裏,向中央主席團匯總的關於斯大林罪行的事實也愈來愈多。波斯佩洛夫委員會積極開展工作,並隨時向主席團匯報自己的工作情況。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愈來愈多地提出一個問題:如何向黨通報關於所揭露出來的斯大林罪行的事實。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的會上,赫魯曉夫直截了當地問他的同僚:“我們是否具有足夠的勇氣講出真相?”與會者在發言中舉出足以說明斯大林直接領導了大清洗的具體事實。赫魯曉夫建議將這些事實也加到報告中去。莫洛托夫在會上的發言引起激烈的爭論,他說報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為偉大領導者和列寧繼承人的作用。首先起來反駁的是米高揚,然後是薩布羅夫,他說:“既然事實俱在,難道這是共產主義?這是不能饒恕的。”馬林科夫同意他倆的意見,說關於斯大林的問題提得對,應當向全黨講。支持赫魯曉夫的還有別爾烏辛和布爾加寧,布爾加寧強調說,報告中不應頌揚斯大林。隻有伏羅希洛夫毫無保留地支持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則有所保留。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提出了更深入地研究所有事實的問題,並認為在代表大會上講波斯佩洛夫委員會的結論為時過早。會議對莫洛托夫的懷疑並未加以考慮。赫魯曉夫最後說,應當從黨的利益出發來作出決定。他強調說:“斯大林是忠於社會主義的,但一切都是以野蠻的方式來處理。他把黨毀了。他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會上首次十分肯定和尖銳地提出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問題,提到他的方式,提到他是大清洗的組織者。

  二月初,波斯佩洛夫委員會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向中央主席團提交了長達七十頁的報告。委員會援引了至關重要的文件,根據這些文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進行了大清洗。委員會作出結論:內務人民委員部所揭露的反蘇組織、集團和中心,都是在偵查員通過拷打折磨犯人所炮製的假案的基礎上出現的。委員會指出,炮製假案,對黨的幹部進行折磨、拷打,都是斯大林親自批準的,他事先就打算對黨的幹部和中央委員來一次大清洗。委員會指出:“定期向斯大林和某些政治局委員呈報對被捕者的審問記錄,由於被捕者的供詞,有些尚在工作的蘇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民族共產黨、邊疆區黨委和州黨委的書記就突然消失了。葉若夫公開在會上說,他是按照上麵的指示行事的。可見,最可恥的違反社會主義法製的事情,最野蠻的拷打,都是約·維·斯大林以聯共(布)中央的名義兩次批準的。在我黨半個世紀的曆史上,曾有過嚴重考驗的篇章,卻沒有哪一頁比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大清洗更沉重、更痛苦,這是絕對無法原諒的。”

  二月九日,中央主席團聽取了波斯佩洛夫委員會的匯報。波斯佩洛夫本人是親斯大林的,但列舉的事實太觸目驚心、駭人聽聞,以至他在講話中,尤其是講到十分沉重的地方時,也是眼含熱淚,聲音顫抖。聽完匯報後,赫魯曉夫講了自己的觀點:“既然把所有的人都除掉了,還算什麽領袖?應當有勇氣講出真相。如果不講,那就是對代表大會不誠實。”他建議在秘密會議上講。並建議印發列寧的《遺囑》和《關於民族問題的信》。莫洛托夫首先發言。他再次試圖讓主席團委員相信,報告中應當有“斯大林是列寧事業繼承人”的提法,理由是三十年來黨都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生活和工作的,黨在他的領導下實現了國家工業化,贏得了戰爭。布爾加寧總體上讚成赫魯曉夫的建議,他認為在評價斯大林的作用時,可以將其活動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一九三五年之前,斯大林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第二階段為一九三五年以後,斯大林已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這個“兩段論”,有不少人讚成,也有人表示反對。總之,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都反對在代表大會上單獨作關於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清洗和個人崇拜的報告。與會的其他主席團委員和候補委員則與他們針鋒相對,完全讚同赫魯曉夫的觀點。赫魯曉夫在最後總結時,有意淡化會上的激烈爭論,說大家在必須向代表大會講出真相這點上並無分歧。

  二月十三日,即代表大會開幕的前一天,中央主席團會議決定,“向全會提出建議:中央主席團認為有必要在代表大會的秘密會議上作關於個人崇拜的報告。批準赫魯曉夫同誌為報告人。”中央主席團委員擔心關於斯大林體製罪行的真相會對代表的投票產生影響。在這個問題上,伏羅希洛夫的發言尤其激動,他直截了當地警告說,代表們聽了這樣的報告,到選舉黨的領導機關時未必還會投中央主席團委員的票。於是決定將赫魯曉夫的報告安排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即選舉黨的領導機構之後,並決定不就報告展開討論。

  二月十八日,向赫魯曉夫提供了報告的初稿,即波斯佩洛夫、阿裏斯托夫提交的報告。赫魯曉夫請謝皮洛夫幫助起草報告,謝皮洛夫慨然應允。二月十九日的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米高揚提出關於農業失敗的問題。薩布羅夫提出關於斯大林在戰爭和戰後國際關係中的作用問題。在對赫魯曉夫報告文本的意見中,謝皮洛夫建議講講戰爭期間的民族清洗。報告的最終審定稿分別送給中央主席團委員和候補委員,他們在閱讀之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總體上讚同這個文本。至二月二十三日,報告已基本就緒。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和新當選的中央委員,來到克裏姆林宮大會堂參加“秘密會議”。與會者均發有特別的通行證。會場裏沒有各“兄弟黨”的來賓,也沒有新聞單位的人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宣布大會開始。他請赫魯曉夫在會上作報告。報告的題目令幾乎所有的代表感到不同尋常、出乎意料,叫做《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隻見赫魯曉夫站在台上,顯得很緊張。起初幹咳幾聲,講得不那麽自信,後來就放開了。他經常離開講稿,而且即興發揮的部分比報告本身的評價還要來得尖銳。赫魯曉夫一上來就聲明,他今天不講斯大林的功勞和成就,這方麵的言論和著作已經不少。他要講的是全黨所不知曉、中央主席團直到最近才得知的事情。他先講到列寧臨終前數月與斯大林之間的衝突以及列寧關於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建議。談到基洛夫遇刺的許多疑點以及就此案進行的偵查,明確地暗示斯大林可能與此案有牽連。講到斯大林批準的大清洗、犯人所受到的殘酷拷問,甚至原先的政治局委員也未能幸免;講到這些人臨死前致斯大林的信件,斯大林看了這些信件,卻置之不理。赫魯曉夫說,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本是聯共(布)曆史上公認的“勝利者的大會”,斯大林卻除掉了一半以上的大會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由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赫魯曉夫還指責斯大林戰前有重大失誤,除掉了陸軍和海軍的優秀指揮員。他將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紅軍的節節敗退和蘇聯大片大片領土淪陷的責任都歸到斯大林的身上。根據斯大林的要求,戰爭期間強迫卡爾梅克人、卡拉恰耶夫人、車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民族遷離自己的家園。戰後列寧格勒黨的幹部又受到了非法迫害,許多聯共(布)黨員被處決。甚至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斯大林還開始準備新的清洗,並在事實上將莫洛托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排除在黨的領導工作之外。斯大林還對蘇聯農業的深刻危機、蘇聯外交中的嚴重失誤負有責任。斯大林鼓勵對他的個人崇拜,偽造黨的曆史,將連篇累牘漫無節製地吹捧約·維·斯大林的文字塞進了吹捧他本人的《斯大林傳略》。

  赫魯曉夫報告的內容使代表們大為震驚,會場裏死一般地寂靜。聽不見一點坐椅的吱呀聲、咳嗽聲和耳語聲。沒有人相互對視,不知是因為事情來得太突然,還是因為心慌意亂,再不就是源於蘇聯人身上已經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大家在離開會場時都把頭埋得很低,精神壓抑十分嚴重。報告結束後,主持會議的布爾加寧建議不就報告進行討論,也沒有讓大家向報告人提問題。他將《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草案提交大會審議,大會一致通過這一決議。大會還通過了關於將報告全文下發各級黨組織、但不公開發表的決議。

  赫魯曉夫的報告在黨內和全國引起的反應各種各樣:從完全支持到完全不接受。在許多人看來,譴責斯大林的獨斷專橫,承認他的權力的極權主義性質,這是呼籲實行社會民主化,呼籲恢複個人自由,呼籲給予共產黨員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占大多數的普通黨員是這樣想的。他們對於黨和國家生活中的根本變革充滿希望,他們認為,可以製定出防止斯大林罪行重演的保障措施。然而黨的高層、黨的官僚卻覺得自己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對於黨和國家領導幹部的大清洗、無法預料的打擊已經宣告結束。進一步的非斯大林化,則有可能破壞黨的壟斷權力、黨的專政的基礎。

  赫魯曉夫的報告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於世界上許多事件產生了巨大的、各不相同的影響。有些共產黨,例如意大利共產黨,對報告表示歡迎。而有些共產黨則顯然對報告感到不滿。二十大剛剛結束,當時的匈牙利領導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請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去打獵。兩人單獨在一起時,拉科西用俄語說道(他顯然指望談話內容會傳達到莫斯科):“這麽幹不行。沒有必要著急。你們在代表大會上幹的事情,那是一場災難。我還不知道它在貴國和我國會怎樣表現出來呢。”在美國、法國和其他有些國家,人們公開討論二十大的材料,不少共產黨員要求退黨。眾所周知,正是蘇共二十大成了一九五六年秋天的波蘭騷亂和同年十至十一月著名的匈牙利事件的原因之一,盡管還有不少其他的原因。

  赫魯曉夫《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是在三十三年之後的一九八九年,才在蘇聯公開發表的。而美國有關方麵早在二十大閉幕的幾周之後,就向讀者披露了這個報告。原來,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曾將七份報告送給“兄弟黨”領導人。這份紅色封皮上印有“絕密”字樣的文件,按規定隻供高級領導人閱讀。一份這樣的報告送至波蘭統一工人黨,波蘭記者維克多·格拉耶夫斯基勸說他在黨中央機關工作的女友將報告副本自中央委員會大樓中取出。格氏的一個朋友係以色列駐華沙的外交官,此人將文件全部拍照,並將膠卷送回以色列。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本·古裏安深知美國人對報告的興趣有多大(為“搞到”報告的專項行動,中央情報局曾斥資一百萬美元),便將報告交給美方。美方自然是如獲至寶。

  蘇共二十大後,我們針鋒相對地發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這是屬於正麵教育的範疇。至於那篇抨擊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或者說“反麵材料”,普通百姓根本無法看到。一九五七年那個不平凡的夏天,幾個膽大的年輕學子設法搞到“秘密報告”的英文稿,請人譯成中文,並自行印刷。他們為此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

  《喪家狗》的爭論

  北京大學教授李零在其新書《喪家狗——我讀〈論語〉》中,將“聖人”孔子解讀為一個“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喪家狗”。在作者的筆下,“孔子就是一條鬱鬱不得誌的喪家狗,奔波一生而無所得,他是讀書人的宿命的縮影,是所有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者的縮影;孔門就像大幫會,四大堂會,分設掌門人,還有十佳代表……”這種對文化經典《論語》的學術“惡搞”和對孔子近乎“輕佻”的評價,立即引發激烈爭論。在內地知名的儒家網站——儒學聯合論壇、木鐸論壇等網站上,特別開辟專集,對李零的《喪家狗》進行批評,但同時也引發李零支持者的反批評,網絡上頓時硝煙彌漫,媒體也紛紛報道,成為二○○七年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

  青年學者石勇指出:“於丹和李零之所以引起爭論,之所以熱銷,都植根於近幾年國學熱、傳統文化複興的背景,以及與這種背景相對應的當代中國人的心理結構。”“關於‘喪家狗’的爭論,基本上就是一群喪失文化認同的‘喪家狗’之間的爭論。爭得越激烈,越能暴露出重新建構文化上的自我認同的緊迫性。”李澤厚、餘敦康也指出,為什麽易中天、閻崇年等書同是暢銷書,卻沒有引起如於丹、李零這樣大的“思想地震”,就因為前者隻是說曆史故事,後者則是宣揚價值理念。

  這次“喪家狗”爭論,雙方出場的人物都具有鮮明的思想背景和價值立場,但卻並非鐵板一塊,呈現出比較複雜的態勢。李零的反對者基本上都是堅持儒家思想的學者及其同情者,如有“大陸新儒家”之稱的陳明、蔣慶、康曉光、王達三、楊立華等人,都是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李零的支持者則不一而足,有知名學者錢理群、劉夢溪、雷頤、吳思等,以及一些知名評論家如章立凡、胡文輝、魏英傑、陳永苗等。

  李零以“三古”(古文獻、古文字、考古)成名並自詡,並自稱更喜歡《老子》、《莊子》和《孫子》,戲稱自己“老裝孫子”,青年學者陳壁生由此指出:“《喪家狗》一書,是一個受道家散漫精神影響,而又對現實深感不滿的學者對孔子思想的理解。”盡管李零思想立場不明確,並一再強調“學術客觀性”,但李零對孔子的“去聖化”,對《論語》的“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如雷頤將李零批評者定性為“‘義理派’對經典訓詁工作的不屑”,立即引來儒家學者的質疑。《原道》主編陳明就認為這根本不是“義理和考據之爭”,認為錢理群、劉夢溪、雷頤等人為李零辯護是“馬屁拍到馬腿上去了”,認為李零“是要顛覆儒家文化的意義係統”。中國儒教網站長王達三認為,李零解讀《論語》,其意絕非“考據”,而“以譏諷孔子、菲薄道德為能事”,“與其說李書是考據之書,毋寧說是借考據之名兜售其‘私貨’的義理之書”。陳壁生指出:“解《論語》之書,起名為‘喪家狗’,到底是為‘喪家狗’一詞正名,還是矮化孔子,一目了然。如果解《聖經》的,因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就理直氣壯地起一個《死囚犯》的書名,解佛經的,因為佛陀四方行乞,便來一個《老乞丐》的書名,無論如何,都是解構過度,不堪入目。”

  至於吳思、章立凡、胡文輝、魏英傑、徐來、陳永苗等人,則完全就儒學的現代價值對李零的批評者進行反批評,認為這次爭論“無非自由主義與大陸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義)之間的那點事兒”,指出儒學“已經無法與現代社會接軌”,在今天已經沒有“市場價值”,依然是自由、民主、科學的阻礙者和對立物,反對“大陸新儒家”對“五四”進行“翻案”。上述觀點,在網絡上得到了其支持者的一片歡呼,“文革”時期的口號“打倒孔老二”也再次響起。

  對批評者將此次爭論引向“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陳來、盛洪、陳明、王達三、陳壁生等人都表示不同意。陳明將李零的著作定性為“作家的文采、訓詁家的眼界、憤青的心態”,當然,批評的重點在眼界和心態。對於訓詁家的眼界,李零及其支持者以科學實證主義為法門,並不覺得有什麽高下優劣之分。至於憤青的心態,李零則將“憤青”理解為“批判者”,並認為這種評判並非不光彩而且也恰當,因為保持對社會的批判態度是知識分子的天職和應有之義。但這種對“憤青”的解讀陳明並不認可,認為“把憤青定義為批評社會,把批評社會等同於自由主義,再把我對李零的批評解讀為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這是由李零開始再由魏英傑完成的詮釋。魏英傑一竅不通,李零則是知道隻有這樣才可以作自己體麵下台的階梯。”陳明並援引了劉軍寧在李零新書研討會上的發言,認為古典自由主義者對傳統充滿敬意,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身上則充滿一種理想主義精神。王達三也指出,將此次爭論視為“主義”之爭,乃是出於想像力過於豐富,而且把問題簡單化了,“難道把《論語》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就具有自由主義的精神氣質?難道李零譏諷孔子就是自由主義者?”陳壁生則認為,自由主義的立場,可以是建立而不是解構真孔子。李零對《論語》的解釋,與其說是“自由主義”的立場,不如說是道家式加後現代式的立場。

  至於錢理群認為李零以“平視”而不是“仰視”和“俯視”的視角來解讀《論語》,還原了一個活生生的孔子,作為一種多元聲音而存在,實際上是一大貢獻。這個看法也遭到反駁。陳明認為這種說法“其實一點都不新鮮”,因為早就有人這樣做了;而且這“根本就不是平視,而是蔑視,是對整個中國文化的調侃戲弄!”所以,就李零要將孔子由“聖人”還原為“普通人”的做法(甚至認為孔子的名氣是學生們吹出來的),眾多學者從學術角度予以反駁,主要有林存光教授的《“不完全的真理”更誤人》,李存山的《“喪家狗”:隱士眼中的孔子》,米灣的《記醜而博,言偽而辯》,鄧曦澤的《顧頡剛、李零,還有一條狗——故事與解釋》,提婆的《心平氣和看孔子:試評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陳傑思的《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自序〉謬誤二十題》。尤其是楊立華的《〈喪家狗〉與“嘩眾取辱”》一文,招致李零的反駁,並暗示楊立華跟陳明是一夥的,而且寫文章批評他是受了老師陳來的指使,認為楊立華完全是受價值立場的支配,而非嚴肅的學術之爭。楊立華立即撰文反唇相譏:“這倒透出了李先生的病根兒:習慣用自己的陰暗心理揣度他人。”楊立華在對李零文章中的“硬傷”進行剖析後,最後得出結論:“李零這本書是在有意無意地迎合大眾的娛樂心態。其實,嚴謹的學術品性的缺失,才是《喪家狗》一書的最大問題。”

  這次爭論,雙方的支持者在網絡上的言辭都非常激烈,足以說明這絕非考據學上的一個小問題。雖然參與者中有從事專業研究的人士,如陳明、李存山、林存光、楊立華等學者,都很認真地在進行“學術”辯論,但其各自的支持者卻在網絡上狂熱地進行“價值”辯論,真可謂“人與人戰,馬與馬戰”。孔子是中國聖人,是中國文化的象征,“喪家狗”這頂帽子,猶如早就有的另外一頂帽子“孔老二”,玷汙和欺辱的不僅僅是孔子和儒學。真希望日後在中國,不要再出現第三頂諸如此類的帽子。■

  胡適談錢鍾書

  1959年4月29日

  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帶來一本錢鍾書的《宋詩選注》給胡適先生。先生對胡頌平說:“錢鍾書是個年輕有天才的人,我沒見過他。你知道他嗎?”胡頌平說:“十年前在南京,蔣慰堂(複璁)同他到教育部來,匆匆見過一麵。他是錢基博的兒子,英文很好。”先生說:“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據清人《宋詩鈔》選的。”先生約略翻了一翻,說:“黃山穀的詩隻選四首,王荊公、蘇東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愛讀黃山穀的詩。錢鍾書沒有用經濟史觀來解釋,聽說要清算他了。”過了一天,先生看了此書後又說:“他是故意選些有關社會問題的詩,不過他的注確實寫得不錯。還是可以看看的。”

  (選自《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 編著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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