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四卷）

說真話難

　　◎ 陸穀孫

　　巴金老人提倡說真話。他老人家逝世後，眾口嘵嘵一陣之後輿論界似複歸沉寂。我卻在這時讀到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小文《寫真話的五種困難》，想放一通馬後炮。

　　布氏陳述的第一難是勇氣。等而下之分別是：識別真偽的能力、以真話用作武器的藝術（即我們所說的“春秋筆法”？）、發揮真話效應的膽識、在公眾中散布真話的手段（亦即“話語權”吧？）。

　　毫無疑問，說真話需要勇氣，極大的道德勇氣。巴老曾自我批評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自己懦弱、膽怯。大人物尚且如此，遑論我們這些小八拉子了。我曾參與過舉拳成林，狂呼打倒；也曾不得不助紂為虐，落井下石，最後落到唾麵自幹的下賤境地而終不敢咕噥一句真話。有人說這是外部環境逼迫所致，有人說是當事人本身缺鈣。兩說都有道理，但似乎又都不能完全解釋勇氣的缺失。真正要探索話語勇氣，我看脫不了哲學思考的勇氣：人的原初、存在/存在性、曆史性、焦慮、關注、擔當，當然最後還有湮沒和死亡。一九六八年苦夏某個黃昏，我曾作為親屬去上海南市區某民辦小學認屍並見證姑母自殺現場。那是一個空間逼仄、光線晦冥的小學生廁所，裸樑低矮，姑母即投環於此。要在這麽一丁點兒的空間完成自殺動作，非有鐵定的死亡決心和勇氣乃至技巧不可。我的另一位親屬割斷動脈，鮮血噴濺，染紅隔離室牆頭而死，也夠驚心動魄。一位大學老師和師母因不堪剃“陰陽頭”的淩辱，穿戴齊整，麵對麵相距咫尺懸梁自盡，屋裏孤燈如豆，桌上翻開著一本《聖經》……死的勇氣遠遠超過了說出真話（縱然緹騎們不予采信，甚至因此會來割了你的喉管）的勇氣，這是當年大部分毅然以死抗爭者們的共性。由此看來，真正的勇氣來自對於如柏拉圖在《智者篇》（Sophist） 中所提雋永問題“存在或虛空？”的大徹大悟。在完全看透虛偽話語專政的實質之後，深諳“不要和愚盲的人空作爭論”（普希金語）之理，這些人如柏拉圖所說，從原初的偶然性存在，飛躍而抵達絕對的虛空彼岸，無視救贖，不論來世，我視此為真正的大勇 —— 盡管從古到今也有渺小無謂的自殺，盡管就在上述那個年代也有即便自殺後還留下遺書山呼“萬歲”的。

　　說真話的勇氣有時會偽裝得很巧妙，貌似激昂，實為虛勇，在擁有話語霸權者那兒更是如此。記得有位大人物曾號召廣開言路，提倡“五不怕”，我們當時聽了覺得說話人確乎把話說到了極致，言辭逼真，勇氣超群，由不得你不信。就連尋常頭腦清醒的某位滬上翻譯大家也為這言辭的真誠和勇氣所傾倒，致信海外愛子時不忘讚頌。我敢說，說話的那一刻，說話者本人也已被自己的氣魄所魅惑，口無遮攔地刹不住車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來的事實證明，那種話語勇氣隻是陣發性虛勇襲來時的信口開河，更何況“五不怕”並不適用於說話人本身，盡管高談闊論無妨。雖則如此，恐怕說話人心靈深處也不無懼怕：怕別人覬覦，怕“眾庶”聒噪，怕死後鞭屍……至於究竟怕什麽，隻有說話人自己知道了。

　　布萊希特提到識別真偽的能力，其重要性有時可能並不亞於勇氣。想當年中國的紅衛兵滿口豪言壯語，你說他意識到自己就是在說假話？未必。至少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受了蠱惑，真偽不辨；直到把他們利用夠了，一腳踢到窮鄉僻壤去接受“再教育”，“修理地球”，順便解決棘手的就業問題，這時大概才悟出當年“真話”之偽。但要他們說真話懺悔，對多數人而言，難莫大焉。當年參與打死過中學校長的什麽“要武”小姐，今天穩做美國富婆，問她當年作為，不就諱莫如深了？

　　關於“春秋筆法”和話語權兩端， 其實是有關聯的。近讀某公回憶錄對此尤有體會。因為擁有話語權，回憶錄裏那種說別人“放肆”、“輕佻”、“下賤”的謾罵，那種睨視一切的張狂，使人相信即使是過氣人物，隻要擁有話語權，何必用上“春秋筆法”？倒是在提到當年曾經以審查人身份如何霸占被審查對象老婆的本人“放肆”、“輕佻”又“下賤”的劣跡時，不敢說真話了，有點被迫“春秋”了，還拉虎皮作大旗，最好把別人的嘴也統統封住。有趣的是，把某公作品付諸棗梨的據說已被捉將官裏去，寫書的作者本人倒安然無恙，盡管繼續罵娘連帶著說假話無妨！

　　有識者稱，即便是世所公認的大家，如寫《懺悔錄》的盧梭，讀上去坦誠，實則含有不少虛假成分；歐內斯特·海明威自稱釣到大魚，卻有人看到作家其實是潛入魚肆買來的。由此是否更能證明說真話之難？

　　也許，人之初，性本“偽”吧？■

　　胡適談毛澤東

　　1959年12月26日

　　中午，留胡頌平吃午飯。先生談起《碑傳集補》裏收的“呂佩芬家傳”說：“這是我的太太的外公。”又談起楊昌濟，他是毛澤東的丈人，在北大當過教授，教倫理學的。胡頌平因問：“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工作，是他的丈人帶進去的嗎？”先生說：“不是。毛澤東在湖南師範畢業後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於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燒掉了。——當時北京有個工讀輔助會，他先在輔助會工讀，很苦。”胡頌平問：“是否先生介紹他進圖書館？”先生說：“不。當時章行嚴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當主任。章行嚴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釗兩人把他介紹進去的。他管理報紙閱覽室，每月八塊錢，那時八塊錢也可以過活的。”

　　（選自《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 編著　新星出版社）